九、结论：方舟子为什么要死死抱住达尔文的大腿？

如上所述，《达尔文的葬礼》一文只有41句话。而在其中，16句话，占总数的四成，来自抄袭。除了抄袭之外，方舟子还在这篇文章中犯下了至少三十个错误，平均不到一句半就有一个错误——，其中最奇的一句话中就含有三个错误。而最最让人大惑不解的是，这些错误之所以出现，很多不是因为作者的无知。恰恰相反，方舟子犯下那些错误是因为他的“有知”——即故意编造、蓄意伪造、任意隐瞒历史事实。而就是通过这些“有意的错误”，方舟子把那段阴暗、肮脏、丑恶的达教历史打扮得干干净净，以致看上去漂漂亮亮、甚至堂堂皇皇。

问题是，一个打着“求真”【511】、“追求真理”【512】旗号，宣称“我打击学术腐败，主要靠的是一种人格的力量”【513】、并且要求别人“对事实的真相要有洁癖”【514】的方舟子，为什么要公然造假？他就不怕自己的“人格的力量”变得一钱不值、并因此导致自己的“打假生意”彻底破产吗？实际上，即使是在我们已经知道“方舟子就是一个骗子、谎王、老偷、打手、恶棍”这个“事实的真相”的今天，想要回答上面这个问题也绝非易事。因为谁都知道，行骗就是冒险，造假终将败露。方舟子对自己付出的一切都斤斤计较、锱铢必较，连转发教徒的帖子都视为自己的巨大付出、因此期待对方以无条件效忠当作回报【515】，他怎么可能毫无缘由地浪费自己的行骗资本呢？更何况，方舟子在为达尔文大肆造假之际，正是他的“求真”、“打假”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一个整天计算自己身价之人，为什么要在画上“高大全”的浓妆之后，奋不顾身地往粪坑中跳？

事实是，达尔文虽然在英语世界大名鼎鼎，但在中国，他却颇像是一个遥远的过去：除了在清朝末年兴盛了一阵子之外，无论是达尔文本人还是他的理论再就没有怎么风光过。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严复在将达尔文进化论介绍给国人之时，介绍的内容就是其正宗——“社会达尔文主义”——，即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现在中国的达教徒或洋奴仆们拼命叫喊，说“中国误读了达尔文”，如果不是无知，那肯定就是在蓄意欺骗，因为严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解非常准确。所以，进入民国时代，孙中山多次公开抨击达尔文进化论，将其斥为“野蛮之学问”【516】，说：

“达尔文之主张，谓世界仅有强权而无公理，后起学者随声附和，绝对以强权为世界唯一之真理。我人诉诸良知，自觉未敢赞同，诚以强权虽合于天演之进化，而公理实难泯于天赋之良知。故天演淘汰为野蛮物质之进化，公理良知实道德文明之进化也。”【517】

显然与此有关，曾任民国政府部长的林宰平在1923年说，达尔文进化论“到了中国以后，却无声无臭毫不发生影响”。【518】同样，鲁迅在1930年也说，在当时，进化论“连名目也奄奄一息了。”【519】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方舟子登上中国社会大舞台之前，“达尔文”这仨字儿在于光远主编的《学习》杂志的标题中从未出现过、在《红旗》杂志的标题中从未出现过、在《人民日报》的头版文章的标题中从未出现过。所以，于光远的老部下李佩珊颇为遗憾地承认，“进化论在我国的研究和教学……十分薄弱。”【520】而不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它都说明，在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意识形态之中，达尔文进化论至多不过是一种与鸡肋相似的东西。方舟子的政治嗅觉比小老鼠对地震的感知还要灵敏【521】，他怎么可能对此茫然无知呢？

那么，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摆脱达教在过去一百年中制造的种种精神桎梏，如什么达尔文是科学家，达尔文进化论是科学理论，等等。事实是，达尔文根本就不是一个科学家，至少不是一个合格的科学家——关于这一点，仅从他指导高尔顿进行兔子杂交试验寻找遗传因子“种芽”（gemmules）的整个过程中就可以看得相当清楚【522】——；而达尔文的进化论除了不是科学理论之外，它几乎什么都是：一种形而上学、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宗教、一门邪教。这两个论断，并不是笔者的一家之言，而是被达教以外——甚至包括达教内部的“开明派”如勒万亭、古尔德、鲁斯等人——普遍接受的。但在此时，读者并不需要完全接受它们，而只需要记住“有此一说”即可。

我早就指出，方舟子就是一个从小就被宠坏了的“炕头王”【523】，长大后因为急于成名但却德才两缺，所以他的成功之路只能是邪门歪道——装神弄鬼，剑走偏锋，除了冒充“文理兼通”、“学贯中西”之外，就是拉大旗当虎皮、狐假虎威。也就是因为如此，“美国盲流”方舟子闯荡中国江湖的最大赌注就是“美国”和“科学”。【524】方舟子的这个选择几乎是本能的：在2000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当时的GDP大约是中国的十倍左右。所以，当美国惨遭911袭击之后，方舟子似乎预感到美国国运的逆转，以及自己靠山的坍塌——他泼妇骂街般地痛骂中国人【525】，就是这个心理的外在表现。

同样，从1995年起，中国开始实行“科教兴国”战略，“科学”的威力比民国初年时的“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526】还要高出一筹。所以，当一个其貌不扬、扭捏猥琐的“美国博士”扛着“科学大旗”跑到贫穷落后的中国来传递“在美国一个实验室点燃的火炬”【527】后，连以“世上（唯一）又美又纯的女孩”自许【464】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伪）硕士研究生【528】刘菊花都“不禁忍俊不禁”——这是“（伪）语文状元”方舟子的语文癫疯之作【529】——地向他投怀送抱。当然现在谁都知道，方舟子虽然是美国博士，但他也是最负盛名的“学术扔货”——这是“昏教授”肖传国赐给他的封号【530】，该封号流传甚广，连著名方粉“赛神仙”都敢在新语丝上说，“你一说扔货我就联想到版主”【531】——，而我则称他为“美国水博士”【532】。显然，这样一个人想要在学术界、科学界、知识界、文化界称王称霸，他的唯一胜算就是“有来头”。前面提到，方舟子装神弄鬼的“三部曲”分别是装诗人、装明史专家、装达尔文斗犬。前两“装”都以惨败告终【1-2】，所以，冒充达尔文中国斗犬就变成了他的唯一选项。

1、扛科学主义的大旗

实际上，方舟子在登上中国社会的大舞台之后的最初扮相是“科学主义者”，因为于光远一伙是新中国科学主义者的大本营【533】——于光远手下的哼哈二将何祚庥和龚育之都曾公开为科学主义辩护。【534-537】所谓“科学主义”，其基本的信条就是“科学方法”最万能，“科学知识”最可靠。而任何一个主义的本能都是扩张、建立自己的霸权。所以科学主义者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科学霸权主义”：不但要在科学界、知识界、学术界、文化界称王称霸，而且还要成为全人类所有活动的主宰——用方舟科邪教首席理论家孙文俊（网名“太蔟”）的想法就是，建立一个“科学主义理想国”。【538】而那个“理想国”会是个什么样子，你只要瞄一眼方舟子那副飞扬跋扈、奸佞刻毒的嘴脸就一清二楚了。

方舟子：科学主义理想国国主

据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的研究，科学主义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因为牛顿力学体系的建立为科学竖立了至高无上的威信，在那之后就出现了牛顿拜神教（cult of Newton）——“伏尔泰是牛顿拜神教之父，圣西门则将牛顿崇拜推向了荒谬的高度”（Voltaire is the father of that cult of Newton which later was to be carried to ridiculous heights by Saint-Simon）。【539】哈耶克说，圣西门曾倡议建立一个牛顿理事会（Council of Newton ）来代替上帝或者教皇监管世界；他的《19世纪科学著作简介》（Introduction aux travaux scientifiques du XIX^e siècle）一书是“科学的反革命”运动的最重要文件（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document of that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是现代实证主义与现代社会主义运动之始（It is the beginning of both modern positivism and modern socialism）。同样，德裔美国哲学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 1901-1985）也说，如果没有科学主义给科学带来的威望，像实证主义和达尔文进化主义这样的“智识丑闻”就不可能发生（Without the prestige effect of scientism, such major intellectual scandals as the social success of positivism, or Darwinian evolutionism, or Marxism would be unthinkable）。【540】如上所述，希梅尔法布就说，达尔文的成功就是因为他“拥有科学的全部权威”；而那个在全世界鼓吹优生学最卖力气的缪勒也曾不打自招，承认自己的第一志向是控制人类的进化方向（the control of evolution of man by man himself），而他之所以跟随摩尔根学习遗传学，除了积累知识，就是积攒威信（the necessary knowledge, as well as the authority）。【390】缪勒的自传从未发表，所以沃格林在四十年代不可能知道它的存在。但他给出的定律，即那些别有用心之徒想要利用科学行骗，就必须借助科学的威信，却屡试不爽。

那么，沃格林说的“实证主义丑闻”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圣西门有一个门徒名叫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他不仅将圣西门的科学主义思想发扬光大，他还创建了实证主义哲学，其基本理论就是：人类的知识分为基于虚构的神学、基于玄想的哲学、基于实证的科学三个阶段，而只有科学知识是最可靠。【541】圣西门和孔德都是所谓的“社会学家”而不是科学家，所以，孔德的“实证主义”就是要把“科学方法”用于社会学研究。也就是这个缘故，沃格林认为实证主义就是科学主义这个“智识病毒”的一个顽强株系。【542】

虽然今人对孔德所知不多，但在十九世纪的欧洲知识界，他的影响却几乎是无孔不入：他不仅影响了达尔文本人，他还影响了达尔文的两员大将斯宾塞和赫胥黎。1838年8月12日，达尔文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道：因为多天苦读一篇评论孔德哲学的文章，导致他头疼。【543】“德斯门德、摩尔《达尔文》”对此的解读是：

“在伦敦呆了几天后，他对法国数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哲学》的评论着迷，这使他相信他的世界观是正确的。”（After a few days in London he was enthralled by a review of the French mathematician Auguste Comte’s Positive Philosophy, which convinced him that his view of the world was the right one.）【134, p.260】

同样，孔德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影响也相当大：斯宾塞的第一本书题为《社会静力学》，该书问世后，世人几乎一眼就从书名中看到了孔德的身影，所以斯宾塞后来抱怨说，因为那本书，孔德的门徒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说他欠孔德一个道歉（Ever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Social Statics, the disciples of M. Comte have assumed and alleged my indebtedness to him）。【544】尽管斯宾塞极力否认自己在智识上从孔德那里汲取了养分，但恰如萨顿所说，他对孔德的了解远远超过自己所意识到的。【545】实际上，前面提到的那位美国哲学家费斯克就在1860年把达尔文和斯宾塞同列为英国的“实证主义者”。【213, p.40】

至于赫胥黎，他虽然对孔德的科学哲学多有批评——其中最著名的论断就是“孔德的理念就是天主教的组织减去天主教教义，或天主教主义减去基督教教义”（Comte's ideal, as stated by himself, is Catholic organization without Catholic doctrine, or, in other words, Catholicism minus Christianity）——，但他也承认，他确实从孔德的实践社会学中有所收获。【546】而恰恰就是在这一方面，人们看到了赫胥黎的科学主义倾向。【547】

确实，达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学主义”团伙——赫胥黎本人就是其中最最典型的代表：九卷本《赫胥黎文集》（Collected Essays by Thomas H. Huxley）中，有三卷在书名中就有“科学”；全书不到九十万单词，“科学”和“科学的”出现了将近两千次——即使与一百多年后专门倒卖“科学大力丸”的方舟子相比，也毫不逊色。实际上，早在成名之前，赫胥黎就曾觊觎“科学高僧”（the high priests of science）的位置。【212, p.3】而借助于《物种起源》的出版，赫胥黎一步一个脚印地从“现代科学福音的伟大使徒”（great apostle of the modern gospel of science）、“科学牧师、主教、先知”（“prelate,” “priest,” and “prophet of science,”）【548】变成了“进化论高僧”（Evolution's High Priest）、“新宗教高僧”（'High Priest of the New Religion'）【229, p.580】，最终成为“科学教高僧”（the high priest of a religion of science）【549】、“（科学）教皇”（Pope Huxley）【550】。可以毫不含糊地说，“灵长犬”中国亚种的原型标本方舟子的人生目标，也不过如此而已。

其实，达教教父达尔文本人的科学主义倾向也相当明显，所以他的妻子艾玛在新婚不久后就给他写了一封“美丽的信”，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追求科学，习惯上是除非得到证实，否则什么都不可信；有些事物不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证明，但如果这些事物是真实的，则会是超乎我们的理解，这追求科学的习惯是否过度影响你这方面的思维？”（May not the habit in scientific pursuits of believing nothing till it is proved, influence your mind too much in other things which cannot be proved in the same way, and which if true are likely to be above our comprehension.）【62, p.236】

据信这是对科学主义信条——科学方法是唯一可靠的认知方法——的最早批评。

其实，达尔文研究进化论所使用的根本就不是什么“科学方法”，他的《物种起源》几乎全部根据推理写成，而据希梅尔法布的分析，达尔文用于推理的逻辑也不是科学上通用的归纳法和演绎法，“而是一种特别富有想象力、创造性的论证模式”：

“他的基本方法既不是观察，也不是更为常规的科学推理模式，与传统逻辑所认同的‘可能性的组合不会产生更大的可能性或概率’不同，《物种起源》的可能性逻辑是其可加性，即假设不大可能的概率积累到一起就变成了可能性。”【551】

同样，布朗也说，达尔文的方法有两个依赖：第一是依赖于类推法；第二是依赖于概率。【145, pp.55-56】所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哈佛大学教授沃尔德（George Wald, 1906-1997）说，“无论我们认为某一事件或其涉及的任何步骤是多么的不可能，但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它的发生几乎是必然的”（However improbable we regard this event, or any of the steps which it involves, given enough time it will almost certainly happen at least once）。【552】同样，古尔德也说，人类的出现是“伟大的偶然”，因为它是成千上万个不可能事件的累积。【553】这实际上就是达尔文为什么在《物种起源》中非要把地球的年龄从当时公认的几千万年延长到三亿年【182, Chapter IX】不可的根本原因。其实，早在六十年代，数学家们就已经证明，基于偶然性的达尔文式进化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无论时间多么长。【554】

总而言之，科学主义是达尔文主义的源头，达尔文主义是科学主义的主流——在二十世纪末，西方科学主义的代表人物几乎清一色地是达尔文主义信徒，尤其是达教中的那几个“高僧”和“原教旨主义者”。【555】如上所述，科学主义必然发展成“科学霸权主义”，用野鹤的话说就是：

“正如政治上的极左思潮，归根结底是旨在谋取政治霸权一样，科学上的极左思潮，同样是旨在树立某种科学霸权。他们打着科学主义的旗号，宣扬和确立一种对于科学的迷信，力图使科学宗教化，从而让科学和科学家唯我独尊地君临一切，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这种科学霸权主义在中国不过是政治霸权主义的变奏；在世界，则是生物学霸权主义和政治霸权主义的延伸。”【556】

其实，把科学主义大旗举得最高、把科学主义口号喊得最响的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正儿八经的科学家，而全都是像何祚庥、方舟子那样的“科学四子”——混子、棍子、痞子、骗子——，而他们的目的也根本就不可能是“让科学和科学家唯我独尊地君临一切”。恰恰相反，他们的目的首先是让自己在科学界“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事实是，从扛起“科学主义”大旗之始，方舟子就尝到了它的甜头，因为那本被刘华杰踏破铁鞋都没有推销出去的《方舟在线》，最终被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社长苏青选中，其理由之一就是方舟子“是个理性的科学主义者”。【557】也就是因为尝到了甜头，所以方舟子对“科学主义者”这顶在欧美早已臭了大街并且正在散发着尸臭的破帽子——连他本人都承认，它“经常被当作贬称来用”【558】——不但不抗拒，他反倒变着法儿地把它往自己的头上扣，宣称“当这样的科学主义者又有何妨？”【559】而他所谓的“这样的科学主义者”的第一特征就是“坚持进化论”。【558】为什么呢？因为根据哈佛大学博士浦嘉珉（James Reeve Pusey, 1940-2019）的研究，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制造的一大神话就是“科学万能”（omnipotence of science）。【560】也就是因为如此，到了2003年，方舟子就已经后来居上，成为中国科学主义者的代表人物【561】，并且被名正言顺地称为“极端的科学主义者”【562】。在那之后，方舟子改口了，开始承认“科学不是万能的”，但他一定要马上加上一句“没有科学是万万不能的”。【563】待到逃亡美国之后，靠科学行骗那一套没用了，他的腔调又变成了“民主不是万能的，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564】所以说，方舟子既是一个二道贩子，又是一个职业骗子：啥能赚钱他就倒腾啥，啥能唬人他就打啥的旗号。

总之，科学主义就是科学纳粹的源头——如果你注意到“科学主义者”全都面露凶光的话，你就应该知道，那副表情并不是他们故意装出来吓唬人的，而是他们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据哈耶克，在孔德那里，存在着“威权社会主义”（authoritarian socialism）【565】、“二十世纪极权主义”（the totalitarianism of the twentieth）【472】的种子。而沃格林则说，由于“知识就是力量”，所以科学很快就变成了所谓的“功利主义理性”（utilitarian rationality）——它具有癌细胞的特征，可以疯狂地、无节制地增长【540】；“法西斯传统”，不过就是是德国历史主义、美-法实用主义与英国达尔文主义的杂糅。【566】所谓的“德国历史主义”，据海耶克，就是孔德加黑格尔。【567】

2、披达尔文主义的虎皮

现在我们当然知道，方舟子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既可以激情澎湃地拥抱一个主义，也可以穷凶极恶地攻击同一个主义。但是，在他的心中，达尔文主义的核心、中心、重心地位却永远都不会改变。为什么呢？因为它将方舟子的以“称王称霸”为主要目标的“恶霸生活方式”合法化了。

众所周知，方舟子的最大特点就是“霸道”：对持不同意见者，他几乎是举手就“打”、张嘴就“骂”，抬脚就“踢”。所以，刘华杰在2000年第一次采访他时就说，“有人说你‘霸道’”。【161】而在“九评方舟子”时，野鹤总共使用了75个“霸”字，如说他在中国搞的那一套就是推行“科学霸权主义或生物学霸权主义”。【556】

实际上，方舟子自己也承认，“我有英雄情结”【568】、“性格中有点儿英雄主义情结”【569】。而在方舟子的心中，所谓的“英雄”，就是那些“敢作敢当，不管不顾，连续向各路成名高手挑战，几处场子，被他踢翻；几个好局，被他搅散”【570】的江湖恶霸——《水浒传》中的牛二就是他们的典型。一般说来，恶霸在欺凌他人之时也会寻找、制造种种借口，否则他们不仅会引发众怒，而且自己也会出现“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所以，牛二想要霸占杨志的祖传宝刀，他就非要咬定杨志说过该刀杀人不沾血不可。而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让那些恶霸们不必再寻找各式各样的借口来作恶了，因为“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乃是“科学理论”，将之应用到人类社会它就是大名鼎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我比你强”就是恶霸们作恶的最充足、最充分的理由。现在当然谁都知道，“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根毒藤上结出的两枚巨大恶果就是优生学运动和法西斯纳粹主义。

也就是因为恶果累累，臭气熏天，所以达教徒们拼命给达尔文洗白，非要把“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的帽子扣在斯宾塞的头上不可。例如，方舟子就说，“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乃是斯宾塞在达尔文之前就已创立，达尔文本人从来就是反对的”【571】、“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是由达尔文进化论引出的，而是由斯宾塞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1859年）之前就已经提出了”【572】、“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前，斯宾塞已提出‘适者生存’”【225】。“薄学”的方舟子当然不可能读过斯宾塞——他那一大套说辞全都是从洋斗犬那里继承过来的。例如，“老祖父”迈尔就说，

“斯宾塞是基于残酷的生存斗争社会理论的主要发言人，这个理论被错误地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it was he who became the principal spokesman for a social theory based on a brutal struggle for existence, misleadingly termed social Darwinism.）【117, p.386】

老迈尔甚至建议把“社会达尔文主义”改称为“社会斯宾塞主义”。【573】而方舟子呢？当然是鹦鹉学舌地说“被错误地贴上‘社会达尔文主义’标签的斯宾塞主义并无科学的依据。”【306】

实际上，连于光远的老部下、后来专门、专职研究科学史的李佩珊都这么说：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建者当推英国学者斯宾塞。他自学成才，知识广博。他综合了他所处时代的科学知识进入进化论的框架。……1852年，他的著作《群体的理论》出版。其中，他从马尔萨斯人口论推导出生存斗争，并创造了‘适者生存’一词，……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等同于天、地、生物的观点，后来发展为社会达尔文主义。”【520】

事实是，《群体的理论》只是斯宾塞185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不仅没有“适者生存”，连“生存斗争”都没有。【574】而“适者生存”则是斯宾塞在1864年才提出的，其目的，就是要解释达尔文那个让世人费解的“自然选择”：

“这里所说的适者生存，是我在这里试图使用机械术语来表达达尔文先生所说的‘自然选择，或在生存斗争中对有利族群的保留’。”【575】

其实，即使不读斯宾塞，一个人只要读过《达尔文自传及书信》【58, pp.45-46】——再不济，他只要知道这个术语只出现在《物种起源》的第五版和第六版中——，他就应该知道这样的事实。而达教徒们面对着如此简单明了的事实都要公然撒谎，可见他们到底是多么的肆无忌惮，又是多么的穷途末路。

那么，达尔文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

前面提到，达尔文本人非要将自己的进化论归功于马尔萨斯，而实际上他的进化论与马尔萨斯人口论根本就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所以连马克思都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令人好奇的是达尔文到底是如何在动、植物界中发现他自己所在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的？”【576】而老赫胥黎到了后来连人类中的生存斗争都不承认，而只承认“享乐斗争”（struggle for the means of enjoyment）。【577】至于自然选择，美国芝加哥大学生物学教授夏皮洛（James Alan Shapiro, 1943-）斩钉截铁地说：“选择从来就没有导致过一个新物种的形成”（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selection has never led to formation of a new species） 。【578】

所以，有相当的把握断言，达尔文作《物种起源》的目的，至少是之一，就是给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理论——它才是后来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真正源头——提供“科学”依据，即生存斗争存在于整个生命世界，而这也是达尔文能够成为“达教教主”、但《遗迹》的作者钱伯斯却几乎不为人知的根本原因。实际上，达教徒们之所以不敢承认马尔萨斯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而是非要把那顶帽子扣在无辜的斯宾塞的头上，恰恰说明他们知道这一点。事实是，早在1958年，希梅尔法布就注意到《物种起源》副标题中那个“Race”是在暗示种族主义（The subtitle of the Origin also made a convenient motto for racists）。【444, p.416】十年后，她还指出，除了“适者生存”之外，《物种起源》的完整标题，《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在生存斗争中受到眷顾种族之保存》（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就含有社会生物学的整套元素（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that theory were clearly visible at birth, and lest anyone mistake them, Darwin formally incorporated them into the patronymic）【579, p.315】、达尔文“通过一种奇怪的乱伦颠倒使马尔萨斯和亚当·斯密合法化了”（By a curious incestuous inversion, however, Darwin was made to legitimize both Malthus and Adam Smith）【579, pp.315-316】。所以她说,从各方面看，达尔文都像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教父。【580】

如上所述，因为没有像达教徒们那样对达尔文恭恭敬敬，希梅尔法布曾被“老祖父”詈骂了十多年。所以，那些徒子徒孙达粉们也可以如法炮制，通过给她扣上一个“达黑”的帽子将她的观点一笔勾销。可惜的是，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达教”还有“达学”。这是被方舟子认可的“德斯门德、摩尔《达尔文》”中的文字：

“达尔文是否将人类社会视为与自然界一样，通过剔除不适者来前进？‘社会达尔文主义’通常被认为是多余的东西，是事后添加到纯粹的达尔文主义话语中的丑陋物质，它玷污了达尔文的形象。但从他的笔记本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竞争、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种族灭绝和性别不平等从一开始就被写进了等式之中——‘达尔文主义’一直就是要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581】

十年后，连达尔文的玄外孙都说，达尔文之所以把生存斗争置于进化论的核心位置，就是在试图解答“为什么仁慈的上帝要创造一个充满邪恶的世界”这个问题。【70, pp.94-95】又过了五年，前面提到过的那位“达学家”鲁斯也说：

“……令我担心的是，有一种将（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好的）‘达尔文主义’分开的趋势，并暗示前者不是达尔文的真正想法，将它更多地归咎于其他人，尤其是斯宾塞。作为一个在这方面罪孽深重的罪人，我现在忏悔：这些想法确实来自达尔文——他完全支持资本主义，我们看到了他对工会的看法——斯宾塞有他自己的责任，但不能让他一个人承担全部责任。”【582】

需要提及的是，鲁斯不仅在2016年承认达尔文主义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他还在2000年承认新达尔文主义确实就是一种宗教。【583】而至少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就有人指出，新达尔文主义就是一种意识形态。【584-587】所以说，达尔文主义，不论新老，什么都是，就不是“科学”。这也是“（伪）科学斗士”方舟子死死抱住达尔文主义大腿的根本原因——所谓“物以类聚”。

3、力量的源泉是邪恶

早在2010年考察方舟子陷害肖传国的历史时，我就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比试造假，他方舟子是天生的世界冠军！”【588】我后来又说，方舟子是一个“天生的骗子”。【589】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方舟子乃是一个学生娃出身的“网民”，从小就生活在虚幻的“英雄梦”里，一生都不曾在现实世界的“生存斗争”中历练过。但是，他的那套行骗招数和套路，即使与一辈子都在油锅中摸爬滚打的老油条司马南、何祚庥相比，也不遑多让。例如，早在被科学纳粹请回中国之前，方舟子就打出了“不谈政治”的招牌【590】，后来他自己解释说，不谈政治的原因是“政治太无趣”【591】。而实际上，方舟子最大的兴趣就是政治，所以野鹤在第一次评论方舟子时就说他的“政治抱负……跃然纸上”。【592】而在逃出中国大陆之后，方舟子知道自己再也没有伪装的必要了，因此他整天在推特上大谈政治、只谈政治、专谈政治，甚至把与政治毫无关系的话题拼命往政治上扯，其内容当然以造谣为主，并且专门制造关于中国的谣言以诋毁中国、发泄对中国的仇恨。【593-594】

（1）基因决定论者

毫无疑问，在逃离中国之前，方舟子也把自己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这个秘密掩盖得严严实实，并且还动不动就装模作样地敲打社会达尔文主义几下子——他甚至试图把自己的私敌和死敌田松、刘兵、刘华杰等“科学文化人”打成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说他们是“像斯宾塞那样歪曲、滥用进化论的人”。【595】但一个骗子再怎么狡猾，再如何伪装，只要他行骗，他就一定会露出马脚。而根据他露出的马脚来判断，方舟子就是一个发自内心的极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你甚至可以说他是“原教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按照方舟子的说法，“社会达尔文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的最明显特征就是“遗传决定论”。【596】而方舟子的信仰比“遗传决定论”更进一步，是“基因决定论”。例如，早在上世纪末，方舟子就“展望”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基因化”的世纪，“我们将能够通过改变受精卵中的基因，使我们的下一代变得更聪明、健康、漂亮。”【597】实际上，方舟子不仅坚信“一个基因就能决定社会行为”这样的鬼话【598】，他还坚信“男人爱貌，女人爱财”是“自然选择”造成的【340, p.148】【599】，而这种连“伪科学”都算不上的愚蠢、邪恶观念，早在七十年代就已经被哈佛大学教授勒万亭（Richard Lewontin, 1929-2021）从方法论的角度批驳过了【600】，在九十年代更是遭到古尔德的继续批判【446】——他们两人都是“达尔文主义者”。

最好笑的是，早在2000年，纯粹出于攻击其私敌、死敌杨焕明的目的，方舟子曾扯嗓子叫喊“天生并不都是基因决定的”。【601】可是，在2007年科唬“男人爱貌，女人爱财”时，方舟子却说爱财、爱貌乃是“写入基因的本能”。而就是那7个字，在2013年被一个叫“倍魄”的“前方粉”——他曾是一个极端“韩黑”，被其同伙推为“倒韩十大将”之一【602】——死死咬住，指责他宣传“科学主义”，并搞双重标准。【603】而方舟子在情急之际不小心把自己的真心话说了出来：“本能的东西是先天就有的，当然是写入基因的。”【604】事实是，连达尔文都知道，即使是在非常低等的动物里，本能也掺杂着少许的判断或理性。【605】同样，美国早期心理学家鲍德温（James Mark Baldwin, 1861-1934）也说，禽类的饮水本能只有一半是先天决定的，另一半来自后天的习得。【606】类似的观点，至今仍属主流。【607】

实际上，尽管方舟子在2002年抄袭了古尔德的名著《误测人类》写成《“智商”的误区》【26】，并且鹦鹉学舌地说什么“智商的高低并非真正反映智力的高低。智商并不是完全由遗传因素决定”，但就像他既可以说“天生并不都是基因决定的”、也可以说“本能的东西是先天就有的，当然是写入基因的”一样，方舟子也坚信“智商”是基因决定的，所以他才会担心自己的女儿可能罹患自闭症，因为其父“智商高超”。【608】

你说方舟子是不是“（极端）基因决定论”者？

也就是因为相信基因决定论，方舟子还是中国吹捧“社会生物学”最卖力气的那个人。所谓“社会生物学”，虽然始于1975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 1929-2021）出版的同名著作【609】，但它实际上却是所谓“达尔文革命”的继续，即周志远所说的“第三次达尔文革命”【471】的高潮，其实质就是把人类“还原”成动物甚至基因，然后将人类的那些野蛮的、邪恶的行为予以动物学、分子生物学解释，在客观上将之合理化、科学化，即延续其“野蛮之学问”传统。所以，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一问世，即遭到美国左翼学者如勒万亭、古尔德等人的激烈反对。【600】【610】而方舟子呢？他在2000年就把威尔逊的那本书“新盗”到新语丝，并且，在一篇推销科学主义的文章中，把威尔逊说成是“‘将科学奉为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法宝，视为人类惟一合理的认识和思维活动’的‘科学主义者’。”【611】

如上所述，“新达尔文主义”之所以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统治全球生物学界，其起因就是那几个优生学家要让优生学死灰复燃，而他们的第一步就是让达尔文进化论败部复活。这个目的在1959年前后顺利达到。所以，到了六十年代，轮到社会达尔文主义重新抬头了，它们的代表作就是德国纳粹心理学家洛伦茨（Konrad Zacharias Lorenz, 1903-1989）的《邪恶：攻击性的自然历史》（日文译为《攻擊：悪の自然誌》，英文译为“On Aggression”）【612】和英国作家莫里斯（Desmond John Morris, 1928-）的《裸猿》【613】。而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的副标题是《新综合》，据“老祖父”说，那是威尔逊嫉妒新达尔文主义的“进化综合”的表现（I think Wilson was envious, in fact, that others had contributed to the evolutionary synthesis, so he wanted to create another great synthesis）【403】——，由此可知其前后脉络。《社会生物学》出版的第二年，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问世，它也马上就成为“基因决定论”之滥觞。而方舟子“新盗”道金斯的书，比新盗威尔逊还早了一个月。2000年6月，方舟子又“新盗”了《裸猿》这本书。这是一个铁杆方粉自述他在新语丝上的“裸猿之旅”：

“一本好书，在适当的时候读到，对人的一生可起到极其重大的作用。……后来在新语丝上找到《物种起源》，读到《自私基因》，《伊甸之河》，看《社会生物学新综合》《裸猿》，对进化论才终于有个较为完整的认识，而兴奋和兴趣，与日俱增。”【614】

也就是说，科邪教徒们之所以个个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不长毛的猿猴，是穿着衣服的野兽，是会说话的畜生，其兽性是由基因决定的。

到了2023年底，因为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爆发，绝大多数西方白人，包括道金斯，选边站队，支持以色列。而方舟子从2015年就暴露出了其“自干绿”秘密，即“本能”地支持穆斯林，所以，他这样批评道金斯：

“道金斯现在主要做视频节目，采访芝加哥大学生物学教授Jerry Coyne（犹太人），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反犹主义，说以色列想让加沙成为新加坡，最后扯到人种有生物学基础。相当多做科普或自以为做科普的人都是种族主义者、性歧视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中外皆然。要同时坚持科学与道义，并不容易。”【615】

“相当多做科普或自以为做科普的人都是种族主义者、性歧视主义者、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中外皆然”这句话，可以说是方舟子一生中说过的距离真理最近的一句话；只不过是，他说得还不到位：“相当多”应该改为“包括方舟科邪教全体成员在内的绝大多数”。实际上，上面这个帖子是方舟子在其五万多个推特帖子中，提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屈指可数的帖子之一，由此可知它是方舟子的敏感词，上面那套说辞，如果不是因为“毛了”——这是方舟子形容自己的行为完全不受其“理性”控制时的精神状态【616】——，他是绝对不敢、也不肯说出口的。

不打自招

因为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白人集体支持以色列，“自干绿”方舟子悲痛欲绝，因此把埋藏心中二三十年的秘密和盘托出。

如上所述，《社会生物学》在问世后，遭到激烈的攻击，于是，就像在1930年前后被苏联政府禁止的优生学马上改名为“医学遗传学”——它在西方发臭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且马上改名为“人类遗传学”——，社会生物学后来也改名为“进化心理学”。所以，方舟科邪教首席科学纳粹理论家孙文俊才会谆谆教导别人：

“社会达尔文主义早被定性为伪科学。进化心理学（原来叫社会生物学）才是科学。”【617】

也就是因为“进化心理学”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根毒种留下的唯一独苗，所以方舟子在遭到“倍魄”批评后马上就“毛了”。同样，当饶毅对威尔逊及其社会生物学出言不恭后，方舟子也是不由自主地“毛了”，先是做视频批驳他【618】，一个多月后，再把音频转成文字，继续批驳【619】。显然，方舟子一见到社会生物学或进化心理学被批就“毛”的本能，是已经被“写入基因的”，就像谁如果向他索还被骗的捐款他马上就“毛”一模一样。

（2）物以类聚，同性相吸

其实，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认为自己是“强者”、是“适者”，而其他人则是“弱者”、“不适者”。这个心理的外在表现就是“歧视”：从任何方面、任何角度——如智力、学历、学位、专业、职业、年龄、性别、族裔、地域——来证明“我就是比你高”。这就是为什么方舟子动不动就骂别人“弱智”、“白痴”、“傻妞”、“妄人”、“万金油”【620-621】；寻找一切机会炫耀自己是“语文状元”【622】、是“美国博士”【623】，甚至连“我在美国生活多年”【624】、“在美国生活时养成（喝原味酸奶）的习惯”【625】这些鸡毛蒜皮他都要恬不知耻地拿出来得瑟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方舟子曾公开承认，他特别喜欢“摆显”【626】——后来发现那是闽南土话，于是改成通用的“显摆”【627】——，其含义就是没羞没臊地显示自己的小聪明、小知识、小成就，就像公孔雀一看到母孔雀就本能般地开屏一样。所以，他对别人劝告、批评的回应一般是反问或反讽对方：

“智力比我高？见识比我广？读书比我多？判断力比我强？”【628】

“想必他们书读得比我多，脑子比我灵，历史比我懂，对现实比我清楚，人格比我高，还了解很多内幕。”【629】

“我当然没有这种智力比我高、读书比我多、阅历比我丰富、资料比我全、信息比我灵通的天才明白了。”【630】。

你一定要注意到，方舟子把“了解很多内幕”和“信息灵通”都当作自己是“天才”的佐证，而这恰恰说明，他是一个愚不可及的蠢材，因为他之所以能够“了解很多内幕”和“信息灵通”，主要原因就是他的老婆刘菊花曾任新华社记者。实际上，恰恰就是因为要时刻摆“强者”、“适者”的谱，方舟子才会“永不羞愧，永不道歉”。【631】当然，让方舟子认输更是比登天还难，因为，在恶霸的潜意识中，认错和认输就是“示弱”。所以他说，“要让我承认失败或犯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632-633】在这一点上，这个中国流氓斗士与那个美国流氓总统是完全一样的。【634-635】

实际上，恰恰就因为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以方舟子才会如同磁铁一般地把一些社会达尔文主义渣滓吸附到自己的身边。例如，前面提到的那个徐波，早在2012年就曾告诫一个叫李巍的方粉：“别做慈善，做慈善只有三种人，骗子、傻子、和上帝作对的。”【636】而那个李方粉——和那个“倍”方粉一样，他也是一个极端“韩黑”，曾自掏腰包购买韩寒的书，送给方舟子供其“打假”【637】——马上就承认，“从理性上我是支持老徐的说法的”。【638】但是，几个月后，李方粉也和倍方粉一样，变成了“前方粉”，于是他幡然悔悟，反指自己先前的同伙“现在基本已经演变成了一群科学法西斯主义者”【639】、 “方粉群体实际上是一个精英崇拜、基因崇拜的群体，他们实际上与希特勒一样是人种论的狂热支持者，地道的法西斯分子”【640】。对此，上面提到过的那个师爷方粉周志远，当时出任“健康中国人网”副主编，力辩方舟子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你所说的这个东西，按标签来说，叫‘社会达尔文主义’，‘方粉’中有没有信奉这种主义的，我不知道，但方舟子本人绝不可能信奉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主义，早被生物学界内部批驳得一塌糊涂，刻薄一点说，‘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东西，连个错都算不上。方舟子是生物学本行出身，又是进化论宣传者，岂能不知。”【641】

前面提到，“三思帮”的大姐大是新华社记者王艳红，她也是方舟子的中科大校友。【642】显然与此有关，她所领导的“三思帮”是最早投靠方舟子的国内团伙——在方舟子的“1999‘四人帮’”中，“三思帮”占据了半壁江山。【643】而在周志远说出上面那番话时，他已经跟随方舟子打打杀杀了十多年【644】，并且已经晋升为方舟子最信任的三思帮成员，因为他和他老婆（网名“十月海豚”）当时都在为方舟子效力，并且还都是极少数能够拿到报酬的那种方粉——当时因此还曾发生内讧，方舟子的亲大姐方云秋亲自出面才将之摆平【645】。可是，周志远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自己的主子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以他只能根据“理性”来“推论”：“方舟子本人绝不可能信奉这个东西。”实际上，周志远的推理依据更为可笑：他“岂能不知”社会达尔文主义臭了大街？如果这样的推论能够成立的话，则方舟子连“文贼”都不是了，因为他早就说过这样的话：

“我被人称为‘学术打假人士’，整天揭发别人抄袭，如果自己也干抄袭的勾当，这样的‘人’是该被分到最卑劣的一群里头去的。”【646】

事实是，在2013年10月8日那一天，尽管方粉们在搜狐那个小圈子——当时方舟科邪教团伙几百人全都在那里“抱团取暖”——内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吵翻了天，但方舟子本人却像没事人一般，既不介入、也不表态。不到一年，他就从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分子徐波手中接过三百万现大洋——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心理不适。【647】据徐波自供，他支持方舟子打韩寒，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韩寒曾说自己会向乞丐施舍。【648】而在看到“强者”方舟子接过自己的金钱之后，徐波心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恶潮愈发汹涌澎湃。2014年8月，也就是在方舟子被踢出中国互联网之前两个月，徐波叫嚣道：

“若有一个按钮，我按一下全世界就会死30亿穷人，我会毫不犹豫的按。别惹我”。【649】

对此，方舟子仍旧没有表态——按照他自己的逻辑，那相当于默许【650】甚至纵容【651】。但到了2015年3月，因为徐波与他翻脸，并且向他索还捐款，蔫蔫的方“斗士”于是重新焕发斗志，打响了“三百万人民币浴血保卫战”，而其克敌制胜的法宝就是翻出徐波的上述言论来要挟他，把他比作希特勒【652】，甚至威胁说要“把他那些恐怖主义言论报告国土安全部，让他这辈子别想再来美国”【653】。尽管方舟子给徐波扣了那么多大帽子、贴了那么多黑标签，但他就是没敢说徐波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为什么呢？当然是心怀恻隐：“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3）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

如上所述，当方舟子在中国冒充“科学斗士”、“打假英雄”时，他会时时刻刻小心翼翼地戴上“科学”的面具、披上“道义”的伪装。但在逃离中国之后，尤其是在其“东山再起”、“重上青天”的美梦彻底破灭之后，啥也不是的他就再也不需要面具和伪装了。

2018年7月6日，由宁浩、徐峥监制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该片的内容就是讲国内白血病患者吃不起瑞士的高价专利药，于是通过购买印度仿制药救命的故事。这部电影几乎受到了一致的好评，既叫好又叫座，连方舟科邪教教内那个著名的“棒槌医生”【654】——湖北省黄石市中心医院副主任医师——余向东都翘着大拇指说：“这两天，《我不是药神》红透半边天，被评为中国电影现实主义回归的良心之作。作为电影，它不愧这样的评价。”【655】可是，在该片公映的当天，方舟子就一棒子把《我不是药神》打成“一部宣扬盗版有理的电影”。【656】为什么呢？这是方舟子的前“护法”杜磊的猜测：

“为什么方舟子骗子这两天狂咬《我不是药神》这片？几个可能的原因：1、韩寒夸了这片。2、这片的制片人宁浩是方舟子骗子的仇人。3、方舟子骗子以前有个所谓专利，看到这片分外眼红。”【657】

对方舟子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的最最突出的性格特征就是睚眦必报——滴水之仇也一定要涌泉相报。事实是，方舟子对此不仅不加掩饰，他还生怕别人不知道，所以他才会公开地威胁别人说，“我这人记仇。”【658】而在“寒战”期间，宁浩不顾网络恶霸方舟子下发的“禁韩令”、邀请韩寒为《黄金大劫案》助阵，他因此成为方舟子的私敌。【659-660】所以，凡是有宁浩参与的电影，方舟子连看都不用看，就会扑上去咬两口。只不过是，方舟子咬《药神》，不小心把自己的“毫无人性”——这四个字是方舟子最喜欢的骂人话之一，仅在推特上就被他用了三十余次——这个特大秘密暴露了出来，结果招来了几乎是众口一词的劣评和恶评，如上面杜磊的帖子。在推特上，有人问他：“所以穷人就该死么！？”【661】这是方舟子的回答：

“穷人不该死，应该去偷去抢。那些能从印度买药的在中国也不算穷人，还有穷得连仿制药都买不起的，应该去药店、医院偷药抢药。”【662】

所以一个叫“奥雷里亚诺上校”的人评论道：

“方先生是标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弱者穷者活该被淘汰，只有像他这样的精英才配生存。”【663】

这是“方精英”的反击：

“像这种认为弱者、穷者就可以为了生存理直气壮地吃大户的，才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拿着个帽子就乱扣。”【664】

看到方舟子重新定义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吗？对，按照方舟子的话术，那个由“强者”、“适者”制定、主张的“弱肉强食主义”，变成了“弱者”、“不适者”的生存主张。这不就是倒打一耙吗？而就是这样一个专门维护巨商专利、暴利的恶棍，曾经仅仅因为武汉法院判他诽谤肖传国而将中国的法律统统骂为“恶法”【665】，并且组织其麾下暴徒——包括在押刑事罪犯——全力抗法【666】。换句话说就是，在“脑中有科学，心中有道义”的方舟子的脑中和心中，他这个“强者”可以无法无天、随心所欲、占尽天下的便宜；但那些“弱者、穷者”却不可以为了生存、活命而购买廉价仿制药，因为那侵犯了富商巨贾的“专利”。可以肯定地说，怀有这类观念的人不仅仅是方舟子，但是，敢于把这个邪恶的念头通过高音喇叭喊出去的人，却仅有方舟子。而他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信仰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者穷者活该被淘汰，只有像他这样的精英才配生存。”

（4）群体免疫

事实是，方舟子不仅对“弱者、穷者”不屑一顾，他对“老者”更是视若粪土。2016年4月，英国脱欧公投得以通过。消息传来，从未踏足英伦的方舟子这样评论道：

“看看英国公投选择的年龄分布，反映出公投的一个弊端就是没有几年可活的老人让年轻人为自己的自私和短视买单。”【667】

这个帖子有一个附表，显示投票者被按年龄分为四组：18-24岁，25-49岁，50-64岁，65岁以上。当时的方舟子49岁，所以，他所说的“没有几年可活的老人”应该是指后两组，他们的平均“可活”时间分别为31年和16年。换句话说就是，在方舟科邪教的“科学理想国”中，选票的成色和分量不仅要根据学历、学位、专业、性别、收入等等因素而不同，它还要根据“可活年龄”的长短而不同。

实际上，恰恰就是出于对老年人的歧视心理，当英国政府透露将通过“群体免疫”来应对新冠疫情之后，方舟子和他的狗腿子袁越才会先后跳出来为之拍手叫好。最先跳出来的是“三联骗子”袁越。2020年3月14日，他在《三联生活周刊》的微信公众号上贴出《“群体免疫”之前世今生》一文，其开篇就是这样一段话：

“在本周四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了英国政府的防疫政策，迅速把‘群体免疫’这个概念送上了热搜。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和我们的防疫政策有何不同？这就要从传染病的一些基本特征开始说起。” 【668】

“本周四”是2020年3月12日；而在英国《卫报》上，“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这个词组的首次出现也是在3月14日。【669】由于北京时间比格林威治时间早八小时，可知袁越推销“群体免疫”的紧迫感比英国媒体还要强烈。实际上，袁越早就说过“英国是我最喜欢的欧洲国家……我跟英国有缘”这样的话。【670】而我曾专文论证，他貌似是一个英国特工（A British Agent）。【671】所以，“三联骗子”急匆匆地抛出这篇文章，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要美化英国的“大撒把”防疫政策，把它说成是“更高级的人道主义”。考虑到当时包括方舟子、方舟科邪教在内的国内外反华势力最最重要的议题、话题、问题就是攻击中国的“零容忍”防疫政策，而袁越并没有撰写英文文章向英国人科普“更高级的人道主义”，因此他急匆匆地抛出这篇文章的目的不言自明。实际上，在文章的末尾，“英国科学家”这五个字连续出现了八次，凸显袁越这个半真半假的英国特工那副狐假虎威的嘴脸。

就像方舟子在恶喷《药神》之后惨遭世人辱骂一样，袁越鼓吹“更高级的人道主义”后也马上被众人的口水吞没。而在那些反对者中，他的“前同伙”饶毅——因为推销转基因有功，袁越是“千人巨骗潘海东”【672-673】一手操办的“知识中国”2010年度获奖候选人，方舟子曾号召方粉“明年大家挺他”【674】、饶毅则是该奖2012年度的获得者——的风头最健。饶毅的文章题为《英国首相的“群体免疫”谎言》，其中说，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搞“群体免疫”，就会出现英国著名科学家达尔文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现象。【675】所以，当一个新浪微博用户转载该文时，将标题改为《“群体免疫”是谎言，是达尔文主义》。【676】而新浪财经则以《群体免疫是轮盘赌？饶毅直斥为英国首相的谎言！》为题予以报道。【677】

在当时，方舟子与袁越早已翻脸——方舟子此前最后一次提到“土摩托”，是在2019年6月，嘲笑他“最近成了文艺青年”。【678】而面对两个“前方粉”在“群体免疫”这个问题上的截然对立，方舟子毫不犹豫地站到了袁越的一边：

“饶毅这篇文章传播很广，但他对‘群体免疫’的理解是错的，写之前应该先咨询其搞免疫学的山上朋友。并不是只有少数人对新冠病毒天然有抵抗力。现在已知确诊病例中80%都对其有抵抗力（轻症），还有大量的无症状或轻微症状感染者没确诊。所以有抵抗力的人超过80%，是可能由他们形成群体免疫保护老年人的。”【679】

上面这个帖子的关键之处，就是把“免疫力”这个概念偷换成“抵抗力”。实际上，就在那之前不到四十天，方舟子还在以“轻症患者或者是感染的毒株毒性低，或者是毒株毒性高但患者抵抗力强”为由，反对“把几百、上千个轻症患者放在一起睡通铺、密切接触”，以免“互相交流不同毒株的病毒”。【680】而在那之后一个多月，方舟子又说抵抗力只能来自“人得了这种传染病以后”。【681】由此可知，方舟子的那个帖子表面上是在批驳饶毅，但实际上是在抽自己的脸。实际上，一个人对某种病菌“抵抗力强”，并不能排除他是带菌者，即使自己不发病，但仍旧可以把病菌传给其他人，因此这样的人对“群体免疫”做不出任何贡献。所以说，方舟子上面那个帖子就是在胡搅蛮缠，而他当时的目的现在看来也非常明显，那就是要让新冠病毒肆虐中国，把中国人杀得尸横遍野——33个月后，也就是当中国政府决定实施“群体免疫”政策之后，方舟子马上举双手、跺双脚反对，并且以中国将因之死去八百万人相威胁，由此可知他鼓吹群体免疫之恶毒居心。

也就是因为邪恶灌顶而信口雌黄，所以方舟子在为“更高级的人道主义”站台之后整整5天，才写出一篇完整的文章自圆其说，先将之发表在“猫头鹰书屋”的微信公众号上【682】；四天之后才把它放在新语丝上【683】。显然，即使是在他口口声声的“人命关天”的紧急时刻，方舟子仍旧在精打细算地拨弄自己的小算盘，要让自己的“美文”为自己先捞利，然后再为自己捞名。而就是在这篇以“发死人财”为目的的文章中，方舟子这样批驳饶毅的“群体免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

“如果某种传染病能通过普遍感染获得群体免疫，是不是像饶校长说的可以‘全民取消医疗’呢？是不是就要搞社会达尔文主义呢？当然不是。大部分的疾病不是病原体引起的，人体不会对其产生免疫力。即使是病原体导致的疾病，其中有一部分人体也没法对其产生免疫力。即使是能产生免疫力的疾病，也需要用药物和支持疗法救治重症感染者。所以医疗还是很有必要的。”【683】

方舟子这段话相当于承认，饶毅所说是完全正确的，他根本反驳不了，所以他才会扯什么“大部分的疾病”以偷换概念。换句话说就是，方舟子是赞成“搞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因为他知道新冠病毒“伤害的主要是老弱病残，对年轻人、健康人几乎无影响”。【684】“老弱病残”不就是那些方舟子认为即使病死也不许触碰巨商专利的“没有几年可活”的人吗？

好笑的是，就在方舟子扯嗓子力挺“群体免疫”之际，英国卫生大臣出面“辟谣”了，说群体免疫并不是政府防疫计划的一部分。【685】这相当于两条亚洲土狗在为自己的洋主子狂吠之际，被主子当众踢了两脚。七个月后，《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那些“群体免疫”支持者没有告诉你的事》，其中有这样一句话：

“这些学者[指主张实行“群体免疫”的那些人——引者注]显然属于一个不同于主流的少数派。他们在公共卫生领域的大多数同事谴责他们的提议不可行、不道德——甚至如哈佛医学院教授、现在领导着一个全球健康基金会的威廉·哈兹尔廷（William Haseltine）上周对CNN所说的那样，这等于‘大屠杀’。”【686】

从2019年起，方舟子在每次更新新语丝的“新到资料”时，都会从《纽约时报》中文网“新盗”一篇文章。而像上面这样的文章，方舟子不仅不会主动地“新盗”，就算是人家白白地送给他，他都不会接受。实际上，到了2021年5月，《纽约时报》又发表了一篇关于“群体免疫”的文章，题为《我们群体免疫的失败》。【687】而实际上，那篇文章的原标题是《我们可悲的群体免疫的失败》“Our Pathetic Herd Immunity Failure”——纽时中文网将之译为《美国难以实现的群体免疫》。【688】毫无疑问，在新语丝上，你永远都不可能找到这样的文章。事实是，不仅中国人认为群体免疫是在实行社会达尔文主义【689-692】，连西方人士也是那么认为的【693-696】。可是，在方舟子控制话语权的地界之内，不要说“社会达尔文主义”，即使是“达尔文主义”，也与疫情话题完全绝缘——除了方舟子批饶毅的那篇文章。【683】

事实是，从登上中国社会的大舞台时起，方舟子就一直在冒充“美国主流科学界”在中国乃至整个华语世界的独家、全权总代理。可是，在新冠疫情这个问题上，他却专门和“美国主流科学界”对着干——从“口罩防疫”到“群体免疫”，无不如此。这是为什么？当然是因为他以为那场瘟疫是他在出国前就发出的“最后的预言”【131】的兑现，“一次奇迹的毁灭”正在“一点也不可爱”的中国隆重上演，让恶魔也似的方舟子心中充满“不可告人的无上欢乐”。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遭到“毁灭”的那个国度并不是他痛恨至极的“厉害国”【697】、“罩国”【698】，而是那个让他得以“强者”面目示人的“高官高管，人人都向往”【699】的“美丽的国家”【700】——巨大的现实与心理落差，导致他彻底“毛了”。

实际上，到了2022年底，方舟子何止是“彻底毛了”，他是“完全疯了”：因为中国政府开始实行“群体免疫”政策——当时中国新冠疫苗的“全程接种率”早已远远超过了60%的“群体免疫”门槛，达到九成以上【701】——，方舟子马上摆出一副“我是预言帝”的架势宣布，中国将有八百万死于新冠肺炎。【702】这与他五个月前宣布疫情在西方国家已经结束，同时诅咒它在中国却“永远结束不了”【703】完全就是一脉相承。可惜的是，“脑中有科邪、心中有盗义”的“科邪教主”又失算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从方舟子宣布西方国家疫情已经结束的2022年7月4日，到方舟子预计中国将因“群体免疫”再死去八百万人的2022年12月10日，仅仅五个多月，美国又因新冠死去六万四千多人，超过中国当时因新冠死亡人数总和的二倍。【704】

邪恶透顶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方舟子就盼望着中国发生一场“奇迹的毁灭”，所以在新冠瘟疫爆发之后，方舟子兴奋得狂歌纵酒，涕泗横流，先是污蔑中国是“罩国”，接着攻击中国的零容忍防疫政策，继之以推销西方国家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制定的“群体免疫”策略。在所有这些企图全部以失败告终之后，方舟子又早早地替自己的主子宣布疫情结束，同时预告疫情在中国永远都结束不了。待到中国实行“群体免疫”方针之后，方舟子预感到疫情即将消失，他于是丧心病狂般地为中国下达了海量死亡指标，妄图阻止中国落实既定方针。

不过，最让方舟子发疯的事情是，中国政府不仅搞“群体免疫”，而且还施行了一个“尽早达峰、快速过峰”策略，这让方舟子疯上加疯，所以他一边诬蔑中国的政策是“完全躺平”、“彻底躺平”、是“抄西方国家疫情初期的作业”、“抄人家早就抛弃的两三年前的作业”，一边给中国“支招儿”，说中国要走出疫情，靠群体免疫是不行的，“应该抄[西方国家的]新作业”——即“普遍接种信使RNA疫苗，再辅以辉瑞治疗新冠的药物Paxlovid来减少高危人群的重症率”。【705】也就是说，那个曾经被他吹得神乎其神的“群体免疫”，在被中国政府采纳之后，突然间啥用都没有了——新的灵丹妙药变成了“辉瑞”。在当时，美国和西欧都已经历过大大小小十余波疫情的洗礼，“免疫”程度几乎饱和。所以，辉瑞能够从疫情中再大赚一笔的地方只有中国。如果疫情在中国“快速过峰”，在短时间内达到“全民免疫”，方舟子叫卖的“信使RNA疫苗和辉瑞治疗新冠的药物Paxlovid”就会变成废物——这就是方舟子当时如此歇斯底里、丧心病狂的根本原因。

事实是，方舟子当时向中国推销洋药的那副表情，与他十年前在中国推销转基因的那副表情完全一样。只不过是，在逃亡美国之后，方舟子根本就不再贩卖转基因了——在疫情那三年，方舟子总共发了两万三千多个帖子，其中含有“转基因”这仨字儿的帖子连千分之一都不到；并且，那些“转基因”帖子全都是“掐架帖”，与推销贩卖无关。与之相比，“辉瑞”则被方舟子提到七百多次，“疫苗”则几乎是他的口头禅——诋毁中国疫苗、吹捧西方疫苗，是他当时发帖子的主旋律。也就是因为急于兜售洋药，方舟子当时对那些“没有几年可活的老人”的态度也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对他们比对自己的亲爹亲娘还要亲，好像希望他们的“可活年龄”越长越好似的。【706-707】显然，方舟子肚子里的那个小九九是这么拨弄的：那些“老弱病残”就是我的目标客户，如果他们都被新冠病毒消灭了，我手中的货物卖给谁呀？所以说，方舟子在2018年攻击《药神》，不大可能纯粹是为了报私仇——极可能在那之前他就已经揽上了推销洋药的生意，所以他才会选择那么刁钻的角度狂咬《药神》。

方舟子当时丧心病狂的程度，还可以从他痛骂司马南这件事情上看得一清二楚。本来，因为是“老头反伪帮”中最年轻的成员，司马南理所当然地成为他们之中与方舟子接触最密切的那个人：两人曾受某些势力的资助，手拉着手、肩并着肩地窜访了大半个地球，从越南、韩国、以色列，到美利坚合众国——这样的经历，连方舟子的大奶刘菊花、二奶高小红都不曾享受过。2013年，因为广东卫视主持人王牧笛发帖子询问“为什么方怂大师曾经的伙伴、战友和同路人，几乎都与他反目成仇？”方舟子挑出20个仍被自己视为友人的名字予以反击，司马南就是那二十方粉之一。【708】2014年10月前，方舟子曾在腾讯微博搞了58期《方舟子和他的网友们》聊天节目，与他共同出台次数最多的那个人就是司马南。逃离中国之后，方舟子每次提到司马南，都是为他辩护，那劲头，远远超过他为刘菊花抄袭案、高小红淫乱案辩护的热情和力度。实际上，方舟子还曾贴出司马南与自己的同框照片，以显示两人之间的关系之铁。

“方氏友谊万年长”

由于翻脸比翻书还快，方舟子极少晾晒自己与他人的合影。但在2015年，因为与国内的土鳖方粉打得不可开交，方舟子于是晒出了几张照片，以显示自己尚且不是孤家寡人。上图分别显示方舟子与司马南的合影【709】，以及与彭剑、方玄昌的合影【710】。尽管方舟子宣称自己与彭剑和方玄昌之间的友谊是“鲜血凝成的”【711】，但很快，方舟子与彭剑因为分赃不均而反目成仇【712】。

可是，在中国开放新冠管制之后，由于坚决反对进口洋苗洋药，司马南马上变成了方舟子眼中的头号死敌，在一个多月内，他被方舟子在推特上点名辱骂了十五、六次——外加三个Youtube视频【713-715】——，如骂他“造谣、抹黑救命的疫苗，就是反科学、反人类”【714】、“司马南一面造谣抹黑救命的药，一面不停地为骗人害人的中医中药打广告，是反科学、反人类”【716】——实际上，直到疫情在中国已经消失的2023年6月，方舟子还在继续骂他：“司马南一再转这类弱智的反科学、反人类、反智、阴谋论文章，到现在还在鼓吹新冠病毒是美国实验室制造的生化武器，还在质疑辉瑞特效药”。【717】

在实行“方舟科邪教专政”的“科邪理想国”中，“反科学”相当于中国文革时期的“反革命”罪，“反人类”相当于西方普世价值中的“种族灭绝”罪，都是应该祸灭九族的十恶不赦滔天大罪。相应地，在方舟子推特上的总共五万七千多个帖子中，“反科学、反人类”这个六字组合只出现过十次，其中一次送给绿色和平组织、一次送给“川粉和小粉红”，一次送给中科院院士丁仲礼、四次送给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剩余的三次，全都送给了司马南。

你说向中国推销洋苗洋药对方舟子到底有多重要？

（5）邪恶之帮

大致说来，方粉既可以分为土鳖方粉和海龟方粉，又可以分为草根走卒方粉和师爷门客方粉。而不论怎么分，袁越都是高层次。实际上，因为来头颇大，连方舟子本人都曾对他流露出过毕恭毕敬的表情。【222-224】尽管两人在2019年前后就已经分手，但并未公开翻脸；并且，在2020年的“群体免疫”大战中，两人仍旧站在同一战壕。可是，到了2023年底，因为以色列与哈马斯的战争，方舟子与袁越终于撕破了脸

原来，方舟子在逃亡美国之后不到一年就被前方粉们一致认定是“自干绿”【718-719】——杜磊曾举出九大证据证明“方舟子骗子是一个自干绿”【720】、曾亲赴云霄给方舟子老娘送终的“北京张胖子”甚至称他为“恨华大阿訇自干绿方舟子”【721】——，因此他支持哈马斯是注定的；而袁越则是盎格鲁-撒克逊的“自干儿”，自然要跟随其洋主子支持以色列。

“方舟子骗子是一个自干绿”

方舟科邪教以“无神论”为宗旨，对宗教怀有本能般的仇恨。而方舟子虽然仇视基督教，但他对伊斯兰教的态度却相当暧昧。在2015年以后，方舟科邪教发生内讧，绝大多数教徒变成“前方粉”，他们对“前教主”的仇恨远甚于方舟子口中的“方黑”。因为方舟子屡次对穆斯林持偏袒的态度，所以“前方粉”开始公开指认前主子是“自干绿”，意即“自带干粮的绿教徒”。熟悉方舟子的人都知道，他是绝对不可能“自带干粮”干任何事情的——他干的事情，百分之一百涉及个人利益。

2023年11月8日，因为袁越一日前曾发帖子否认以色列“有任何违背国际战争法的行为”【723】，方舟子发帖子说“土摩托……是彻底疯了”【724】。这是方舟子在27个月内第一次提到“土摩托”。袁越虽然仅仅是一个“美国水硕士”，但他走南闯北的经历以及在英、美、中三国的人脉，远非中年猥琐老宅男方舟子所能企及。可以有十二万分的把握说，“美国水硕士”袁越从心底看不起“美国水博士”方舟子。只不过是，一是因为怀揣“辅佐方舟子推销转基因”的任务书，二是需要借助方舟子在国内站稳脚跟，所以眼珠子一直朝上翻的袁越——方舟子说他是“没人性的自恋狂”【725】——在最初还能强忍教主对他摆主子的谱。但在内心，他对方舟子的蔑视和仇视只能是与日俱增。所以，在惨遭“XX教主”——这是他几天后对方舟子的称呼【726】——的点名批评之后，他发了这样一个帖子：

“那些小清新人道主义爱好者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哈马斯可以输，以色列不能输的战争，因为哈马斯可以借助各方势力的援助而卷土重来，以色列输了就会亡国。所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彻底消灭哈马斯，否则这地方永远不会太平，这才是更高级的人道主义。”【727】

当时袁越已经把方舟子拉黑【725】，所以方舟子没能及时看到这个帖子。而在看到它之后，方舟子发飙了：

“为了彻底消灭哈马斯，可以无视国际人道主义法，可以杀光巴勒斯坦人，土摩托把这叫做‘不惜一切代价”的“更高级的人道主义’，只要他本人不是‘代价’即可。这种宣扬不惜一切代价的，都是没有人性的当代纳粹。”【728】

“土摩托是‘强权即真理’的信徒，认为‘文明人’可以肆意欺压‘野蛮人’，因为‘文明人’文明程度高、人们更愿意去‘文明国家’生活，所以‘文明人’做什么都是对的。难怪他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反民主、反人权，是对弱者没有共情心的当代纳粹。土摩托是不是也认为中国活该被比其更发达的国家侵略、欺压、屠杀？”【729】

两天后，方舟子做了一个视频，专门骂袁越，除了重复两天前的老调之外，就是再给他插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标签。【730】可是，尽管他呜呜噜噜地唠叨了十多分钟，他也没敢给袁越扣上“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这顶与其脑型吻合得分毫不爽的大帽子，就像他宁死不肯给徐波扣上这顶大帽子一样。

事实是，在以色列—哈马斯之间的战争爆发后，方舟子眼中的头号敌人就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说“内塔尼亚胡犯下种族灭绝罪，罪行比普京严重得多，更应该被通缉”【731】、“内塔尼亚胡宣布入侵加沙，声称要像《圣经》所说以色列人打击亚玛力人那样打击加沙人，也就是种族灭绝”【732】。不仅如此，方舟子还从《圣经》中找出七条经文，证明内塔尼亚胡搞种族灭绝“只是在遵循《圣经》教诲。”【733】其实，早在2018年，内塔尼亚胡就曾在推特上发了这样一个帖子：

“弱者崩溃，被屠杀，被从历史中抹去，而强者，无论好坏，都生存下来。强者受到尊重，与强者结盟，最终与强者实现和平。”【734】

还有比这更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吗？事实是，在推特上，人们对内塔尼亚胡那个帖子的鉴定几乎是众口一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是“纳粹主义”。【735-738】也就是说，内塔尼亚胡明明高举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大旗，但方舟子却非要说他是“极毒教”。这就像是一个人明明犯下了杀人抢劫罪，方舟子却非要说他的罪行是入室强奸。为什么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和内塔尼亚胡一样，方舟子也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所以，在看到自己的同党落实他们的共同信仰来伤及自己的同类时，方舟子既不能说那个罪犯与自己是一伙的，也不能说出他本人和那个罪犯信奉同样的宗教，所以他必须给那个人制造其它罪名。

总而言之，方舟科邪教就是中国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聚集地、大本营。实际上，该邪教的首席理论家孙文俊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早在2007年，孙文俊就对德国法西斯纳粹专门杀害百无一用的文科人士、但却给理科人士留下一线生机而啧啧赞叹。【739】到了后来，孙文俊根本无法抑制自己对纳粹的仰慕之情，所以他才会把“法西斯、纳粹”当作“可爱褒义的字眼”。【740】不仅如此，孙文俊还公开宣传“人权并非天赋，而是[强]人赋”【741】这样的达尔文主义大盗理、公开承认“我是科学文化沙文主义者——用科学文化压制各路宗教和各路有民族特色的传统医学（比如中医）”【742】。实际上，当有人说“科学沙文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应该不太遥远了，祝你继续前进”后，孙文俊的回答是：“借你吉言，纳粹主义在不远处等着我。”【743】

你说方舟科邪教到底都吸附了一些什么样的恶棍？或者，那些恶棍为什么会集体抱团投靠方舟子？而不论你的答案是什么，它们都会指向“方舟子的力量源泉是邪恶”这样的结论。【744】

附录：方舟子论“研究历史”

注：早在1993年，方舟子曾以“文抄公”的架势，通过“东抄西凑”的手段在网上“乱侃明史”，但因遭到史学专家“都人”的批评，他不得不放弃其“‘偷’出来的历史学家”【2】生涯。可是，到了2013年，因为与崔永元掐架，方舟子就又摆出一副“历史学家”的面孔，教训对方应该如何“研究历史”。又过了八年，2021年以后，因为要彻底搞臭已经脱离方舟科邪教的“前方粉”饶毅，方舟子更是连续发帖子攻击他，说他不适于、没资格“研究历史”，好像他方舟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大家”似的。下面展示方舟子的七条相关言论，读者根据本文正文，应该能够轻易看出此人之鲜廉寡耻，因为他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他本人不仅根本不做，而且与之背道而驰。事实是，方舟子在2000年曾为“科普”立下了三条规矩，必须是相关领域的专家、必须阅读原始论文、必须根据第一手材料写作。【745】但是，在那之后的二十多年间，方舟子本人从来就不曾遵守过那个规矩。需要指出的是，方舟子所说的“唐刘知几”、“清章学诚”极可能就是从我的《文史畸才方舟子》第十章《方舟子史学研究概述》第四节《史学理论简述》【2】抄来的，因为他根本就不具备相应的古代汉语阅读能力。

1、“崔永元既没有受过历史专业训练，也不具有研究历史所必需的客观、严谨学风，几个月来他表现出来的信口开河、造谣传谣，正是研究历史的大忌，请这种人当历史教师，是浪费国家经费，误人子弟。”【746】

2、“我猜饶毅还会继续装聋作哑，摆山大王不屑与山下人商榷的谱。我昨天节目说了，饶毅自诩华人研究生物学史第一人，其实不具有研究历史必需的学、识、才和求真精神，对别人指出的错误从不正面回应也从不更正。”【747】

3、“饶毅写了一篇文章评价美国著名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暴露出他不适合研究历史。虽然他自诩是华人研究生物学历史第一人，但不具有研究历史必需的学、识、才和求真精神。”【618】

4、“饶毅说的研究科学史‘不需要高深的学问，不需要天才，也不需要文学功底’是针对我批评他不具有研究历史所必需的学（阅读能力）、识（识别能力）、才（写作能力）及求真精神说的，只是以其一贯的胡搅蛮缠做了歪曲。”【748】

5、“治史要有才、学、识，这最早是唐刘知几提出来的，我给重新做了解释。清章学诚认为治史还要有德，我认为求真更重要。研究历史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寻求历史真相，不能容忍错误，既不能容忍别人的错误，也不能容忍自己的错误。如果对别人指出自己的史实错误视而不见，那不配研究历史。”【749】

6、“饶毅锲而不舍地力推学术骗子张亭栋，你越说他搞错了，他置之不理，越要推。研究历史于他只是沽名钓誉的工具，哪怕是在混淆视听，谬种流传。看来我还得找个时间写一篇说说这事。”【750】

7、“我们在研究历史时要当心。中国古人没有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意识，会有意无意地造假。他们在抄录史料时喜欢塞进私货，在编撰家谱时更喜欢胡编乱造。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对‘史料’‘铁证’，一定不能轻信。不仅要有历史常识、文化常识，更要有质疑的精神，要有批判性思维。”【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