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結論：方舟子為什麼要死死抱住達爾文的大腿？

如上所述，《達爾文的葬禮》一文只有41句話。而在其中，16句話，占總數的四成，來自抄襲。除了抄襲之外，方舟子還在這篇文章中犯下了至少三十個錯誤，平均不到一句半就有一個錯誤——，其中最奇的一句話中就含有三個錯誤。而最最讓人大惑不解的是，這些錯誤之所以出現，很多不是因為作者的無知。恰恰相反，方舟子犯下那些錯誤是因為他的“有知”——即故意編造、蓄意偽造、任意隱瞞歷史事實。而就是通過這些“有意的錯誤”，方舟子把那段陰暗、骯髒、醜惡的達教歷史打扮得乾乾淨淨，以致看上去漂漂亮亮、甚至堂堂皇皇。

問題是，一個打着“求真”【511】、“追求真理”【512】旗號，宣稱“我打擊學術腐敗，主要靠的是一種人格的力量”【513】、並且要求別人“對事實的真相要有潔癖”【514】的方舟子，為什麼要公然造假？他就不怕自己的“人格的力量”變得一錢不值、並因此導致自己的“打假生意”徹底破產嗎？實際上，即使是在我們已經知道“方舟子就是一個騙子、謊王、老偷、打手、惡棍”這個“事實的真相”的今天，想要回答上面這個問題也絕非易事。因為誰都知道，行騙就是冒險，造假終將敗露。方舟子對自己付出的一切都斤斤計較、錙銖必較，連轉發教徒的帖子都視為自己的巨大付出、因此期待對方以無條件效忠當作回報【515】，他怎麼可能毫無緣由地浪費自己的行騙資本呢？更何況，方舟子在為達爾文大肆造假之際，正是他的“求真”、“打假”事業如日中天之時。一個整天計算自己身價之人，為什麼要在畫上“高大全”的濃妝之後，奮不顧身地往糞坑中跳？

事實是，達爾文雖然在英語世界大名鼎鼎，但在中國，他卻頗像是一個遙遠的過去：除了在清朝末年興盛了一陣子之外，無論是達爾文本人還是他的理論再就沒有怎麼風光過。這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嚴復在將達爾文進化論介紹給國人之時，介紹的內容就是其正宗——“社會達爾文主義”——，即所謂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現在中國的達教徒或洋奴僕們拼命叫喊，說“中國誤讀了達爾文”，如果不是無知，那肯定就是在蓄意欺騙，因為嚴復對達爾文進化論的理解非常準確。所以，進入民國時代，孫中山多次公開抨擊達爾文進化論，將其斥為“野蠻之學問”【516】，說：

“達爾文之主張，謂世界僅有強權而無公理，後起學者隨聲附和，絕對以強權為世界唯一之真理。我人訴諸良知，自覺未敢贊同，誠以強權雖合於天演之進化，而公理實難泯於天賦之良知。故天演淘汰為野蠻物質之進化，公理良知實道德文明之進化也。”【517】

顯然與此有關，曾任民國政府部長的林宰平在1923年說，達爾文進化論“到了中國以後，卻無聲無臭毫不發生影響”。【518】同樣，魯迅在1930年也說，在當時，進化論“連名目也奄奄一息了。”【519】在“新中國”成立後、在方舟子登上中國社會大舞台之前，“達爾文”這仨字兒在于光遠主編的《學習》雜誌的標題中從未出現過、在《紅旗》雜誌的標題中從未出現過、在《人民日報》的頭版文章的標題中從未出現過。所以，于光遠的老部下李佩珊頗為遺憾地承認，“進化論在我國的研究和教學……十分薄弱。”【520】而不論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什麼，它都說明，在中國的政治生態和意識形態之中，達爾文進化論至多不過是一種與雞肋相似的東西。方舟子的政治嗅覺比小老鼠對地震的感知還要靈敏【521】，他怎麼可能對此茫然無知呢？

那麼，他到底為什麼要這麼做？

要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必須擺脫達教在過去一百年中製造的種種精神桎梏，如什麼達爾文是科學家，達爾文進化論是科學理論，等等。事實是，達爾文根本就不是一個科學家，至少不是一個合格的科學家——關於這一點，僅從他指導高爾頓進行兔子雜交試驗尋找遺傳因子“種芽”（gemmules）的整個過程中就可以看得相當清楚【522】——；而達爾文的進化論除了不是科學理論之外，它幾乎什麼都是：一種形而上學、一種意識形態、一種宗教、一門邪教。這兩個論斷，並不是筆者的一家之言，而是被達教以外——甚至包括達教內部的“開明派”如勒萬亭、古爾德、魯斯等人——普遍接受的。但在此時，讀者並不需要完全接受它們，而只需要記住“有此一說”即可。

我早就指出，方舟子就是一個從小就被寵壞了的“炕頭王”【523】，長大後因為急於成名但卻德才兩缺，所以他的成功之路只能是邪門歪道——裝神弄鬼，劍走偏鋒，除了冒充“文理兼通”、“學貫中西”之外，就是拉大旗當虎皮、狐假虎威。也就是因為如此，“美國盲流”方舟子闖蕩中國江湖的最大賭注就是“美國”和“科學”。【524】方舟子的這個選擇幾乎是本能的：在2000年，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它當時的GDP大約是中國的十倍左右。所以，當美國慘遭911襲擊之後，方舟子似乎預感到美國國運的逆轉，以及自己靠山的坍塌——他潑婦罵街般地痛罵中國人【525】，就是這個心理的外在表現。

同樣，從1995年起，中國開始實行“科教興國”戰略，“科學”的威力比民國初年時的“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526】還要高出一籌。所以，當一個其貌不揚、扭捏猥瑣的“美國博士”扛着“科學大旗”跑到貧窮落後的中國來傳遞“在美國一個實驗室點燃的火炬”【527】後，連以“世上（唯一）又美又純的女孩”自許【464】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偽）碩士研究生【528】劉菊花都“不禁忍俊不禁”——這是“（偽）語文狀元”方舟子的語文癲瘋之作【529】——地向他投懷送抱。當然現在誰都知道，方舟子雖然是美國博士，但他也是最負盛名的“學術扔貨”——這是“昏教授”肖傳國賜給他的封號【530】，該封號流傳甚廣，連著名方粉“賽神仙”都敢在新語絲上說，“你一說扔貨我就聯想到版主”【531】——，而我則稱他為“美國水博士”【532】。顯然，這樣一個人想要在學術界、科學界、知識界、文化界稱王稱霸，他的唯一勝算就是“有來頭”。前面提到，方舟子裝神弄鬼的“三部曲”分別是裝詩人、裝明史專家、裝達爾文鬥犬。前兩“裝”都以慘敗告終【1-2】，所以，冒充達爾文中國鬥犬就變成了他的唯一選項。

1、扛科學主義的大旗

實際上，方舟子在登上中國社會的大舞台之後的最初扮相是“科學主義者”，因為于光遠一夥是新中國科學主義者的大本營【533】——于光遠手下的哼哈二將何祚庥和龔育之都曾公開為科學主義辯護。【534-537】所謂“科學主義”，其基本的信條就是“科學方法”最萬能，“科學知識”最可靠。而任何一個主義的本能都是擴張、建立自己的霸權。所以科學主義者的最終目的就是要實現“科學霸權主義”：不但要在科學界、知識界、學術界、文化界稱王稱霸，而且還要成為全人類所有活動的主宰——用方舟科邪教首席理論家孫文俊（網名“太蔟”）的想法就是，建立一個“科學主義理想國”。【538】而那個“理想國”會是個什麼樣子，你只要瞄一眼方舟子那副飛揚跋扈、奸佞刻毒的嘴臉就一清二楚了。

方舟子：科學主義理想國國主

據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899-1992）的研究，科學主義之所以會出現，就是因為牛頓力學體系的建立為科學豎立了至高無上的威信，在那之後就出現了牛頓拜神教（cult of Newton）——“伏爾泰是牛頓拜神教之父，聖西門則將牛頓崇拜推向了荒謬的高度”（Voltaire is the father of that cult of Newton which later was to be carried to ridiculous heights by Saint-Simon）。【539】哈耶克說，聖西門曾倡議建立一個牛頓理事會（Council of Newton ）來代替上帝或者教皇監管世界；他的《19世紀科學著作簡介》（Introduction aux travaux scientifiques du XIX^e siècle）一書是“科學的反革命”運動的最重要文件（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document of that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是現代實證主義與現代社會主義運動之始（It is the beginning of both modern positivism and modern socialism）。同樣，德裔美國哲學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 1901-1985）也說，如果沒有科學主義給科學帶來的威望，像實證主義和達爾文進化主義這樣的“智識醜聞”就不可能發生（Without the prestige effect of scientism, such major intellectual scandals as the social success of positivism, or Darwinian evolutionism, or Marxism would be unthinkable）。【540】如上所述，希梅爾法布就說，達爾文的成功就是因為他“擁有科學的全部權威”；而那個在全世界鼓吹優生學最賣力氣的繆勒也曾不打自招，承認自己的第一志向是控制人類的進化方向（the control of evolution of man by man himself），而他之所以跟隨摩爾根學習遺傳學，除了積累知識，就是積攢威信（the necessary knowledge, as well as the authority）。【390】繆勒的自傳從未發表，所以沃格林在四十年代不可能知道它的存在。但他給出的定律，即那些別有用心之徒想要利用科學行騙，就必須藉助科學的威信，卻屢試不爽。

那麼，沃格林說的“實證主義醜聞”又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聖西門有一個門徒名叫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他不僅將聖西門的科學主義思想發揚光大，他還創建了實證主義哲學，其基本理論就是：人類的知識分為基於虛構的神學、基於玄想的哲學、基於實證的科學三個階段，而只有科學知識是最可靠。【541】聖西門和孔德都是所謂的“社會學家”而不是科學家，所以，孔德的“實證主義”就是要把“科學方法”用於社會學研究。也就是這個緣故，沃格林認為實證主義就是科學主義這個“智識病毒”的一個頑強株系。【542】

雖然今人對孔德所知不多，但在十九世紀的歐洲知識界，他的影響卻幾乎是無孔不入：他不僅影響了達爾文本人，他還影響了達爾文的兩員大將斯賓塞和赫胥黎。1838年8月12日，達爾文在自己的筆記本中寫道：因為多天苦讀一篇評論孔德哲學的文章，導致他頭疼。【543】“德斯門德、摩爾《達爾文》”對此的解讀是：

“在倫敦呆了幾天后，他對法國數學家奧古斯特·孔德的《實證哲學》的評論着迷，這使他相信他的世界觀是正確的。”（After a few days in London he was enthralled by a review of the French mathematician Auguste Comte’s Positive Philosophy, which convinced him that his view of the world was the right one.）【134, p.260】

同樣，孔德對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影響也相當大：斯賓塞的第一本書題為《社會靜力學》，該書問世後，世人幾乎一眼就從書名中看到了孔德的身影，所以斯賓塞後來抱怨說，因為那本書，孔德的門徒們幾乎眾口一詞地說他欠孔德一個道歉（Ever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Social Statics, the disciples of M. Comte have assumed and alleged my indebtedness to him）。【544】儘管斯賓塞極力否認自己在智識上從孔德那裡汲取了養分，但恰如薩頓所說，他對孔德的了解遠遠超過自己所意識到的。【545】實際上，前面提到的那位美國哲學家費斯克就在1860年把達爾文和斯賓塞同列為英國的“實證主義者”。【213, p.40】

至於赫胥黎，他雖然對孔德的科學哲學多有批評——其中最著名的論斷就是“孔德的理念就是天主教的組織減去天主教教義，或天主教主義減去基督教教義”（Comte's ideal, as stated by himself, is Catholic organization without Catholic doctrine, or, in other words, Catholicism minus Christianity）——，但他也承認，他確實從孔德的實踐社會學中有所收穫。【546】而恰恰就是在這一方面，人們看到了赫胥黎的科學主義傾向。【547】

確實，達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科學主義”團伙——赫胥黎本人就是其中最最典型的代表：九卷本《赫胥黎文集》（Collected Essays by Thomas H. Huxley）中，有三卷在書名中就有“科學”；全書不到九十萬單詞，“科學”和“科學的”出現了將近兩千次——即使與一百多年後專門倒賣“科學大力丸”的方舟子相比，也毫不遜色。實際上，早在成名之前，赫胥黎就曾覬覦“科學高僧”（the high priests of science）的位置。【212, p.3】而藉助於《物種起源》的出版，赫胥黎一步一個腳印地從“現代科學福音的偉大使徒”（great apostle of the modern gospel of science）、“科學牧師、主教、先知”（“prelate,” “priest,” and “prophet of science,”）【548】變成了“進化論高僧”（Evolution's High Priest）、“新宗教高僧”（'High Priest of the New Religion'）【229, p.580】，最終成為“科學教高僧”（the high priest of a religion of science）【549】、“（科學）教皇”（Pope Huxley）【550】。可以毫不含糊地說，“靈長犬”中國亞種的原型標本方舟子的人生目標，也不過如此而已。

其實，達教教父達爾文本人的科學主義傾向也相當明顯，所以他的妻子艾瑪在新婚不久後就給他寫了一封“美麗的信”，其中有這樣一句話：

“追求科學，習慣上是除非得到證實，否則什麼都不可信；有些事物不可以用同樣的方法證明，但如果這些事物是真實的，則會是超乎我們的理解，這追求科學的習慣是否過度影響你這方面的思維？”（May not the habit in scientific pursuits of believing nothing till it is proved, influence your mind too much in other things which cannot be proved in the same way, and which if true are likely to be above our comprehension.）【62, p.236】

據信這是對科學主義信條——科學方法是唯一可靠的認知方法——的最早批評。

其實，達爾文研究進化論所使用的根本就不是什麼“科學方法”，他的《物種起源》幾乎全部根據推理寫成，而據希梅爾法布的分析，達爾文用於推理的邏輯也不是科學上通用的歸納法和演繹法，“而是一種特別富有想象力、創造性的論證模式”：

“他的基本方法既不是觀察，也不是更為常規的科學推理模式，與傳統邏輯所認同的‘可能性的組合不會產生更大的可能性或概率’不同，《物種起源》的可能性邏輯是其可加性，即假設不大可能的概率積累到一起就變成了可能性。”【551】

同樣，布朗也說，達爾文的方法有兩個依賴：第一是依賴於類推法；第二是依賴於概率。【145, pp.55-56】所以，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哈佛大學教授沃爾德（George Wald, 1906-1997）說，“無論我們認為某一事件或其涉及的任何步驟是多麼的不可能，但只要有足夠的時間，它的發生幾乎是必然的”（However improbable we regard this event, or any of the steps which it involves, given enough time it will almost certainly happen at least once）。【552】同樣，古爾德也說，人類的出現是“偉大的偶然”，因為它是成千上萬個不可能事件的累積。【553】這實際上就是達爾文為什麼在《物種起源》中非要把地球的年齡從當時公認的幾千萬年延長到三億年【182, Chapter IX】不可的根本原因。其實，早在六十年代，數學家們就已經證明，基於偶然性的達爾文式進化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無論時間多麼長。【554】

總而言之，科學主義是達爾文主義的源頭，達爾文主義是科學主義的主流——在二十世紀末，西方科學主義的代表人物幾乎清一色地是達爾文主義信徒，尤其是達教中的那幾個“高僧”和“原教旨主義者”。【555】如上所述，科學主義必然發展成“科學霸權主義”，用野鶴的話說就是：

“正如政治上的極左思潮，歸根結底是旨在謀取政治霸權一樣，科學上的極左思潮，同樣是旨在樹立某種科學霸權。他們打着科學主義的旗號，宣揚和確立一種對於科學的迷信，力圖使科學宗教化，從而讓科學和科學家唯我獨尊地君臨一切，隨心所欲地為所欲為。這種科學霸權主義在中國不過是政治霸權主義的變奏；在世界，則是生物學霸權主義和政治霸權主義的延伸。”【556】

其實，把科學主義大旗舉得最高、把科學主義口號喊得最響的那些人，沒有一個是正兒八經的科學家，而全都是像何祚庥、方舟子那樣的“科學四子”——混子、棍子、痞子、騙子——，而他們的目的也根本就不可能是“讓科學和科學家唯我獨尊地君臨一切”。恰恰相反，他們的目的首先是讓自己在科學界“隨心所欲地為所欲為”。事實是，從扛起“科學主義”大旗之始，方舟子就嘗到了它的甜頭，因為那本被劉華傑踏破鐵鞋都沒有推銷出去的《方舟在線》，最終被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社長蘇青選中，其理由之一就是方舟子“是個理性的科學主義者”。【557】也就是因為嘗到了甜頭，所以方舟子對“科學主義者”這頂在歐美早已臭了大街並且正在散發着屍臭的破帽子——連他本人都承認，它“經常被當作貶稱來用”【558】——不但不抗拒，他反倒變着法兒地把它往自己的頭上扣，宣稱“當這樣的科學主義者又有何妨？”【559】而他所謂的“這樣的科學主義者”的第一特徵就是“堅持進化論”。【558】為什麼呢？因為根據哈佛大學博士浦嘉珉（James Reeve Pusey, 1940-2019）的研究，達爾文進化論在中國製造的一大神話就是“科學萬能”（omnipotence of science）。【560】也就是因為如此，到了2003年，方舟子就已經後來居上，成為中國科學主義者的代表人物【561】，並且被名正言順地稱為“極端的科學主義者”【562】。在那之後，方舟子改口了，開始承認“科學不是萬能的”，但他一定要馬上加上一句“沒有科學是萬萬不能的”。【563】待到逃亡美國之後，靠科學行騙那一套沒用了，他的腔調又變成了“民主不是萬能的，沒有民主是萬萬不能的”。【564】所以說，方舟子既是一個二道販子，又是一個職業騙子：啥能賺錢他就倒騰啥，啥能唬人他就打啥的旗號。

總之，科學主義就是科學納粹的源頭——如果你注意到“科學主義者”全都面露凶光的話，你就應該知道，那副表情並不是他們故意裝出來嚇唬人的，而是他們內心世界的真實反映。據哈耶克，在孔德那裡，存在着“威權社會主義”（authoritarian socialism）【565】、“二十世紀極權主義”（the totalitarianism of the twentieth）【472】的種子。而沃格林則說，由於“知識就是力量”，所以科學很快就變成了所謂的“功利主義理性”（utilitarian rationality）——它具有癌細胞的特徵，可以瘋狂地、無節制地增長【540】；“法西斯傳統”，不過就是是德國歷史主義、美-法實用主義與英國達爾文主義的雜糅。【566】所謂的“德國歷史主義”，據海耶克，就是孔德加黑格爾。【567】

2、披達爾文主義的虎皮

現在我們當然知道，方舟子是一個極端個人主義者——為了自己的利益，他既可以激情澎湃地擁抱一個主義，也可以窮凶極惡地攻擊同一個主義。但是，在他的心中，達爾文主義的核心、中心、重心地位卻永遠都不會改變。為什麼呢？因為它將方舟子的以“稱王稱霸”為主要目標的“惡霸生活方式”合法化了。

眾所周知，方舟子的最大特點就是“霸道”：對持不同意見者，他幾乎是舉手就“打”、張嘴就“罵”，抬腳就“踢”。所以，劉華傑在2000年第一次採訪他時就說，“有人說你‘霸道’”。【161】而在“九評方舟子”時，野鶴總共使用了75個“霸”字，如說他在中國搞的那一套就是推行“科學霸權主義或生物學霸權主義”。【556】

實際上，方舟子自己也承認，“我有英雄情結”【568】、“性格中有點兒英雄主義情結”【569】。而在方舟子的心中，所謂的“英雄”，就是那些“敢作敢當，不管不顧，連續向各路成名高手挑戰，幾處場子，被他踢翻；幾個好局，被他攪散”【570】的江湖惡霸——《水滸傳》中的牛二就是他們的典型。一般說來，惡霸在欺凌他人之時也會尋找、製造種種藉口，否則他們不僅會引發眾怒，而且自己也會出現“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所以，牛二想要霸占楊志的祖傳寶刀，他就非要咬定楊志說過該刀殺人不沾血不可。而達爾文進化論的出現，讓那些惡霸們不必再尋找各式各樣的藉口來作惡了，因為“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乃是“科學理論”，將之應用到人類社會它就是大名鼎鼎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我比你強”就是惡霸們作惡的最充足、最充分的理由。現在當然誰都知道，“社會達爾文主義”這根毒藤上結出的兩枚巨大惡果就是優生學運動和法西斯納粹主義。

也就是因為惡果纍纍，臭氣熏天，所以達教徒們拼命給達爾文洗白，非要把“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的帽子扣在斯賓塞的頭上不可。例如，方舟子就說，“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乃是斯賓塞在達爾文之前就已創立，達爾文本人從來就是反對的”【571】、“社會達爾文主義並不是由達爾文進化論引出的，而是由斯賓塞在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1859年）之前就已經提出了”【572】、“在《物種起源》出版之前，斯賓塞已提出‘適者生存’”【225】。“薄學”的方舟子當然不可能讀過斯賓塞——他那一大套說辭全都是從洋鬥犬那裡繼承過來的。例如，“老祖父”邁爾就說，

“斯賓塞是基於殘酷的生存鬥爭社會理論的主要發言人，這個理論被錯誤地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it was he who became the principal spokesman for a social theory based on a brutal struggle for existence, misleadingly termed social Darwinism.）【117, p.386】

老邁爾甚至建議把“社會達爾文主義”改稱為“社會斯賓塞主義”。【573】而方舟子呢？當然是鸚鵡學舌地說“被錯誤地貼上‘社會達爾文主義’標籤的斯賓塞主義並無科學的依據。”【306】

實際上，連于光遠的老部下、後來專門、專職研究科學史的李佩珊都這麼說：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創建者當推英國學者斯賓塞。他自學成才，知識廣博。他綜合了他所處時代的科學知識進入進化論的框架。……1852年，他的著作《群體的理論》出版。其中，他從馬爾薩斯人口論推導出生存鬥爭，並創造了‘適者生存’一詞，……他把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等同於天、地、生物的觀點，後來發展為社會達爾文主義。”【520】

事實是，《群體的理論》只是斯賓塞1852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其中不僅沒有“適者生存”，連“生存鬥爭”都沒有。【574】而“適者生存”則是斯賓塞在1864年才提出的，其目的，就是要解釋達爾文那個讓世人費解的“自然選擇”：

“這裡所說的適者生存，是我在這裡試圖使用機械術語來表達達爾文先生所說的‘自然選擇，或在生存鬥爭中對有利族群的保留’。”【575】

其實，即使不讀斯賓塞，一個人只要讀過《達爾文自傳及書信》【58, pp.45-46】——再不濟，他只要知道這個術語只出現在《物種起源》的第五版和第六版中——，他就應該知道這樣的事實。而達教徒們面對着如此簡單明了的事實都要公然撒謊，可見他們到底是多麼的肆無忌憚，又是多麼的窮途末路。

那麼，達爾文與社會達爾文主義到底是什麼關係？

前面提到，達爾文本人非要將自己的進化論歸功於馬爾薩斯，而實際上他的進化論與馬爾薩斯人口論根本就沒有什麼必然的聯繫，所以連馬克思都發出了這樣的疑問：“令人好奇的是達爾文到底是如何在動、植物界中發現他自己所在的英國社會及其分工、競爭、開闢新市場、‘發明’以及馬爾薩斯的‘生存鬥爭’的？”【576】而老赫胥黎到了後來連人類中的生存鬥爭都不承認，而只承認“享樂鬥爭”（struggle for the means of enjoyment）。【577】至於自然選擇，美國芝加哥大學生物學教授夏皮洛（James Alan Shapiro, 1943-）斬釘截鐵地說：“選擇從來就沒有導致過一個新物種的形成”（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selection has never led to formation of a new species） 。【578】

所以，有相當的把握斷言，達爾文作《物種起源》的目的，至少是之一，就是給馬爾薩斯的生存鬥爭理論——它才是後來所謂“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真正源頭——提供“科學”依據，即生存鬥爭存在於整個生命世界，而這也是達爾文能夠成為“達教教主”、但《遺蹟》的作者錢伯斯卻幾乎不為人知的根本原因。實際上，達教徒們之所以不敢承認馬爾薩斯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之父”、而是非要把那頂帽子扣在無辜的斯賓塞的頭上，恰恰說明他們知道這一點。事實是，早在1958年，希梅爾法布就注意到《物種起源》副標題中那個“Race”是在暗示種族主義（The subtitle of the Origin also made a convenient motto for racists）。【444, p.416】十年後，她還指出，除了“適者生存”之外，《物種起源》的完整標題，《論通過自然選擇的物種起源，或在生存鬥爭中受到眷顧種族之保存》（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就含有社會生物學的整套元素（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that theory were clearly visible at birth, and lest anyone mistake them, Darwin formally incorporated them into the patronymic）【579, p.315】、達爾文“通過一種奇怪的亂倫顛倒使馬爾薩斯和亞當·斯密合法化了”（By a curious incestuous inversion, however, Darwin was made to legitimize both Malthus and Adam Smith）【579, pp.315-316】。所以她說,從各方面看，達爾文都像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教父。【580】

如上所述，因為沒有像達教徒們那樣對達爾文恭恭敬敬，希梅爾法布曾被“老祖父”詈罵了十多年。所以，那些徒子徒孫達粉們也可以如法炮製，通過給她扣上一個“達黑”的帽子將她的觀點一筆勾銷。可惜的是，在這個世界上，除了“達教”還有“達學”。這是被方舟子認可的“德斯門德、摩爾《達爾文》”中的文字：

“達爾文是否將人類社會視為與自然界一樣，通過剔除不適者來前進？‘社會達爾文主義’通常被認為是多餘的東西，是事後添加到純粹的達爾文主義話語中的醜陋物質，它玷污了達爾文的形象。但從他的筆記本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競爭、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種族滅絕和性別不平等從一開始就被寫進了等式之中——‘達爾文主義’一直就是要用來解釋人類社會的。”【581】

十年後，連達爾文的玄外孫都說，達爾文之所以把生存鬥爭置於進化論的核心位置，就是在試圖解答“為什麼仁慈的上帝要創造一個充滿邪惡的世界”這個問題。【70, pp.94-95】又過了五年，前面提到過的那位“達學家”魯斯也說：

“……令我擔心的是，有一種將（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與（好的）‘達爾文主義’分開的趨勢，並暗示前者不是達爾文的真正想法，將它更多地歸咎於其他人，尤其是斯賓塞。作為一個在這方面罪孽深重的罪人，我現在懺悔：這些想法確實來自達爾文——他完全支持資本主義，我們看到了他對工會的看法——斯賓塞有他自己的責任，但不能讓他一個人承擔全部責任。”【582】

需要提及的是，魯斯不僅在2016年承認達爾文主義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他還在2000年承認新達爾文主義確實就是一種宗教。【583】而至少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起，就有人指出，新達爾文主義就是一種意識形態。【584-587】所以說，達爾文主義，不論新老，什麼都是，就不是“科學”。這也是“（偽）科學鬥士”方舟子死死抱住達爾文主義大腿的根本原因——所謂“物以類聚”。

3、力量的源泉是邪惡

早在2010年考察方舟子陷害肖傳國的歷史時，我就做出了一個驚人的發現：“在這個世界上，比試造假，他方舟子是天生的世界冠軍！”【588】我後來又說，方舟子是一個“天生的騙子”。【589】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方舟子乃是一個學生娃出身的“網民”，從小就生活在虛幻的“英雄夢”里，一生都不曾在現實世界的“生存鬥爭”中歷練過。但是，他的那套行騙招數和套路，即使與一輩子都在油鍋中摸爬滾打的老油條司馬南、何祚庥相比，也不遑多讓。例如，早在被科學納粹請回中國之前，方舟子就打出了“不談政治”的招牌【590】，後來他自己解釋說，不談政治的原因是“政治太無趣”【591】。而實際上，方舟子最大的興趣就是政治，所以野鶴在第一次評論方舟子時就說他的“政治抱負……躍然紙上”。【592】而在逃出中國大陸之後，方舟子知道自己再也沒有偽裝的必要了，因此他整天在推特上大談政治、只談政治、專談政治，甚至把與政治毫無關係的話題拼命往政治上扯，其內容當然以造謠為主，並且專門製造關於中國的謠言以詆毀中國、發泄對中國的仇恨。【593-594】

（1）基因決定論者

毫無疑問，在逃離中國之前，方舟子也把自己是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這個秘密掩蓋得嚴嚴實實，並且還動不動就裝模作樣地敲打社會達爾文主義幾下子——他甚至試圖把自己的私敵和死敵田松、劉兵、劉華傑等“科學文化人”打成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說他們是“像斯賓塞那樣歪曲、濫用進化論的人”。【595】但一個騙子再怎麼狡猾，再如何偽裝，只要他行騙，他就一定會露出馬腳。而根據他露出的馬腳來判斷，方舟子就是一個發自內心的極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你甚至可以說他是“原教旨社會達爾文主義者”。

按照方舟子的說法，“社會達爾文主義”乃至“種族主義”的最明顯特徵就是“遺傳決定論”。【596】而方舟子的信仰比“遺傳決定論”更進一步，是“基因決定論”。例如，早在上世紀末，方舟子就“展望”二十一世紀將是一個“基因化”的世紀，“我們將能夠通過改變受精卵中的基因，使我們的下一代變得更聰明、健康、漂亮。”【597】實際上，方舟子不僅堅信“一個基因就能決定社會行為”這樣的鬼話【598】，他還堅信“男人愛貌，女人愛財”是“自然選擇”造成的【340, p.148】【599】，而這種連“偽科學”都算不上的愚蠢、邪惡觀念，早在七十年代就已經被哈佛大學教授勒萬亭（Richard Lewontin, 1929-2021）從方法論的角度批駁過了【600】，在九十年代更是遭到古爾德的繼續批判【446】——他們兩人都是“達爾文主義者”。

最好笑的是，早在2000年，純粹出於攻擊其私敵、死敵楊煥明的目的，方舟子曾扯嗓子叫喊“天生並不都是基因決定的”。【601】可是，在2007年科唬“男人愛貌，女人愛財”時，方舟子卻說愛財、愛貌乃是“寫入基因的本能”。而就是那7個字，在2013年被一個叫“倍魄”的“前方粉”——他曾是一個極端“韓黑”，被其同夥推為“倒韓十大將”之一【602】——死死咬住，指責他宣傳“科學主義”，並搞雙重標準。【603】而方舟子在情急之際不小心把自己的真心話說了出來：“本能的東西是先天就有的，當然是寫入基因的。”【604】事實是，連達爾文都知道，即使是在非常低等的動物里，本能也摻雜着少許的判斷或理性。【605】同樣，美國早期心理學家鮑德溫（James Mark Baldwin, 1861-1934）也說，禽類的飲水本能只有一半是先天決定的，另一半來自後天的習得。【606】類似的觀點，至今仍屬主流。【607】

實際上，儘管方舟子在2002年抄襲了古爾德的名著《誤測人類》寫成《“智商”的誤區》【26】，並且鸚鵡學舌地說什麼“智商的高低並非真正反映智力的高低。智商並不是完全由遺傳因素決定”，但就像他既可以說“天生並不都是基因決定的”、也可以說“本能的東西是先天就有的，當然是寫入基因的”一樣，方舟子也堅信“智商”是基因決定的，所以他才會擔心自己的女兒可能罹患自閉症，因為其父“智商高超”。【608】

你說方舟子是不是“（極端）基因決定論”者？

也就是因為相信基因決定論，方舟子還是中國吹捧“社會生物學”最賣力氣的那個人。所謂“社會生物學”，雖然始於1975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威爾遜（Edward Osborne Wilson, 1929-2021）出版的同名著作【609】，但它實際上卻是所謂“達爾文革命”的繼續，即周志遠所說的“第三次達爾文革命”【471】的高潮，其實質就是把人類“還原”成動物甚至基因，然後將人類的那些野蠻的、邪惡的行為予以動物學、分子生物學解釋，在客觀上將之合理化、科學化，即延續其“野蠻之學問”傳統。所以，威爾遜的《社會生物學》一問世，即遭到美國左翼學者如勒萬亭、古爾德等人的激烈反對。【600】【610】而方舟子呢？他在2000年就把威爾遜的那本書“新盜”到新語絲，並且，在一篇推銷科學主義的文章中，把威爾遜說成是“‘將科學奉為解決人類一切問題的法寶，視為人類惟一合理的認識和思維活動’的‘科學主義者’。”【611】

如上所述，“新達爾文主義”之所以會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統治全球生物學界，其起因就是那幾個優生學家要讓優生學死灰復燃，而他們的第一步就是讓達爾文進化論敗部復活。這個目的在1959年前後順利達到。所以，到了六十年代，輪到社會達爾文主義重新抬頭了，它們的代表作就是德國納粹心理學家洛倫茨（Konrad Zacharias Lorenz, 1903-1989）的《邪惡：攻擊性的自然歷史》（日文譯為《攻擊：悪の自然誌》，英文譯為“On Aggression”）【612】和英國作家莫里斯（Desmond John Morris, 1928-）的《裸猿》【613】。而威爾遜的《社會生物學》的副標題是《新綜合》，據“老祖父”說，那是威爾遜嫉妒新達爾文主義的“進化綜合”的表現（I think Wilson was envious, in fact, that others had contributed to the evolutionary synthesis, so he wanted to create another great synthesis）【403】——，由此可知其前後脈絡。《社會生物學》出版的第二年，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問世，它也馬上就成為“基因決定論”之濫觴。而方舟子“新盜”道金斯的書，比新盜威爾遜還早了一個月。2000年6月，方舟子又“新盜”了《裸猿》這本書。這是一個鐵杆方粉自述他在新語絲上的“裸猿之旅”：

“一本好書，在適當的時候讀到，對人的一生可起到極其重大的作用。……後來在新語絲上找到《物種起源》，讀到《自私基因》，《伊甸之河》，看《社會生物學新綜合》《裸猿》，對進化論才終於有個較為完整的認識，而興奮和興趣，與日俱增。”【614】

也就是說，科邪教徒們之所以個個氣勢洶洶、殺氣騰騰，就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是不長毛的猿猴，是穿着衣服的野獸，是會說話的畜生，其獸性是由基因決定的。

到了2023年底，因為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戰爭爆發，絕大多數西方白人，包括道金斯，選邊站隊，支持以色列。而方舟子從2015年就暴露出了其“自干綠”秘密，即“本能”地支持穆斯林，所以，他這樣批評道金斯：

“道金斯現在主要做視頻節目，採訪芝加哥大學生物學教授Jerry Coyne（猶太人），說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就是反猶主義，說以色列想讓加沙成為新加坡，最後扯到人種有生物學基礎。相當多做科普或自以為做科普的人都是種族主義者、性歧視主義者、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中外皆然。要同時堅持科學與道義，並不容易。”【615】

“相當多做科普或自以為做科普的人都是種族主義者、性歧視主義者、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中外皆然”這句話，可以說是方舟子一生中說過的距離真理最近的一句話；只不過是，他說得還不到位：“相當多”應該改為“包括方舟科邪教全體成員在內的絕大多數”。實際上，上面這個帖子是方舟子在其五萬多個推特帖子中，提到“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屈指可數的帖子之一，由此可知它是方舟子的敏感詞，上面那套說辭，如果不是因為“毛了”——這是方舟子形容自己的行為完全不受其“理性”控制時的精神狀態【616】——，他是絕對不敢、也不肯說出口的。

不打自招

因為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白人集體支持以色列，“自干綠”方舟子悲痛欲絕，因此把埋藏心中二三十年的秘密和盤托出。

如上所述，《社會生物學》在問世後，遭到激烈的攻擊，於是，就像在1930年前後被蘇聯政府禁止的優生學馬上改名為“醫學遺傳學”——它在西方發臭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並且馬上改名為“人類遺傳學”——，社會生物學後來也改名為“進化心理學”。所以，方舟科邪教首席科學納粹理論家孫文俊才會諄諄教導別人：

“社會達爾文主義早被定性為偽科學。進化心理學（原來叫社會生物學）才是科學。”【617】

也就是因為“進化心理學”是社會達爾文主義這根毒種留下的唯一獨苗，所以方舟子在遭到“倍魄”批評後馬上就“毛了”。同樣，當饒毅對威爾遜及其社會生物學出言不恭後，方舟子也是不由自主地“毛了”，先是做視頻批駁他【618】，一個多月後，再把音頻轉成文字，繼續批駁【619】。顯然，方舟子一見到社會生物學或進化心理學被批就“毛”的本能，是已經被“寫入基因的”，就像誰如果向他索還被騙的捐款他馬上就“毛”一模一樣。

（2）物以類聚，同性相吸

其實，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最明顯的特點就是認為自己是“強者”、是“適者”，而其他人則是“弱者”、“不適者”。這個心理的外在表現就是“歧視”：從任何方面、任何角度——如智力、學歷、學位、專業、職業、年齡、性別、族裔、地域——來證明“我就是比你高”。這就是為什麼方舟子動不動就罵別人“弱智”、“白痴”、“傻妞”、“妄人”、“萬金油”【620-621】；尋找一切機會炫耀自己是“語文狀元”【622】、是“美國博士”【623】，甚至連“我在美國生活多年”【624】、“在美國生活時養成（喝原味酸奶）的習慣”【625】這些雞毛蒜皮他都要恬不知恥地拿出來得瑟的根本原因。實際上，方舟子曾公開承認，他特別喜歡“擺顯”【626】——後來發現那是閩南土話，於是改成通用的“顯擺”【627】——，其含義就是沒羞沒臊地顯示自己的小聰明、小知識、小成就，就像公孔雀一看到母孔雀就本能般地開屏一樣。所以，他對別人勸告、批評的回應一般是反問或反諷對方：

“智力比我高？見識比我廣？讀書比我多？判斷力比我強？”【628】

“想必他們書讀得比我多，腦子比我靈，歷史比我懂，對現實比我清楚，人格比我高，還了解很多內幕。”【629】

“我當然沒有這種智力比我高、讀書比我多、閱歷比我豐富、資料比我全、信息比我靈通的天才明白了。”【630】。

你一定要注意到，方舟子把“了解很多內幕”和“信息靈通”都當作自己是“天才”的佐證，而這恰恰說明，他是一個愚不可及的蠢材，因為他之所以能夠“了解很多內幕”和“信息靈通”，主要原因就是他的老婆劉菊花曾任新華社記者。實際上，恰恰就是因為要時刻擺“強者”、“適者”的譜，方舟子才會“永不羞愧，永不道歉”。【631】當然，讓方舟子認輸更是比登天還難，因為，在惡霸的潛意識中，認錯和認輸就是“示弱”。所以他說，“要讓我承認失敗或犯錯，幾乎是不可能的事。”【632-633】在這一點上，這個中國流氓鬥士與那個美國流氓總統是完全一樣的。【634-635】

實際上，恰恰就因為是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所以方舟子才會如同磁鐵一般地把一些社會達爾文主義渣滓吸附到自己的身邊。例如，前面提到的那個徐波，早在2012年就曾告誡一個叫李巍的方粉：“別做慈善，做慈善只有三種人，騙子、傻子、和上帝作對的。”【636】而那個李方粉——和那個“倍”方粉一樣，他也是一個極端“韓黑”，曾自掏腰包購買韓寒的書，送給方舟子供其“打假”【637】——馬上就承認，“從理性上我是支持老徐的說法的”。【638】但是，幾個月後，李方粉也和倍方粉一樣，變成了“前方粉”，於是他幡然悔悟，反指自己先前的同夥“現在基本已經演變成了一群科學法西斯主義者”【639】、 “方粉群體實際上是一個精英崇拜、基因崇拜的群體，他們實際上與希特勒一樣是人種論的狂熱支持者，地道的法西斯分子”【640】。對此，上面提到過的那個師爺方粉周志遠，當時出任“健康中國人網”副主編，力辯方舟子不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

“你所說的這個東西，按標籤來說，叫‘社會達爾文主義’，‘方粉’中有沒有信奉這種主義的，我不知道，但方舟子本人絕不可能信奉這個東西。因為這個主義，早被生物學界內部批駁得一塌糊塗，刻薄一點說，‘社會達爾文主義’這種東西，連個錯都算不上。方舟子是生物學本行出身，又是進化論宣傳者，豈能不知。”【641】

前面提到，“三思幫”的大姐大是新華社記者王艷紅，她也是方舟子的中科大校友。【642】顯然與此有關，她所領導的“三思幫”是最早投靠方舟子的國內團伙——在方舟子的“1999‘四人幫’”中，“三思幫”占據了半壁江山。【643】而在周志遠說出上面那番話時，他已經跟隨方舟子打打殺殺了十多年【644】，並且已經晉升為方舟子最信任的三思幫成員，因為他和他老婆（網名“十月海豚”）當時都在為方舟子效力，並且還都是極少數能夠拿到報酬的那種方粉——當時因此還曾發生內訌，方舟子的親大姐方雲秋親自出面才將之擺平【645】。可是，周志遠卻拿不出任何證據來證明自己的主子不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所以他只能根據“理性”來“推論”：“方舟子本人絕不可能信奉這個東西。”實際上，周志遠的推理依據更為可笑：他“豈能不知”社會達爾文主義臭了大街？如果這樣的推論能夠成立的話，則方舟子連“文賊”都不是了，因為他早就說過這樣的話：

“我被人稱為‘學術打假人士’，整天揭發別人抄襲，如果自己也干抄襲的勾當，這樣的‘人’是該被分到最卑劣的一群裡頭去的。”【646】

事實是，在2013年10月8日那一天，儘管方粉們在搜狐那個小圈子——當時方舟科邪教團伙幾百人全都在那裡“抱團取暖”——內為“社會達爾文主義”吵翻了天，但方舟子本人卻像沒事人一般，既不介入、也不表態。不到一年，他就從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分子徐波手中接過三百萬現大洋——沒有流露出絲毫的心理不適。【647】據徐波自供，他支持方舟子打韓寒，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韓寒曾說自己會向乞丐施捨。【648】而在看到“強者”方舟子接過自己的金錢之後，徐波心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惡潮愈發洶湧澎湃。2014年8月，也就是在方舟子被踢出中國互聯網之前兩個月，徐波叫囂道：

“若有一個按鈕，我按一下全世界就會死30億窮人，我會毫不猶豫的按。別惹我”。【649】

對此，方舟子仍舊沒有表態——按照他自己的邏輯，那相當於默許【650】甚至縱容【651】。但到了2015年3月，因為徐波與他翻臉，並且向他索還捐款，蔫蔫的方“鬥士”於是重新煥發鬥志，打響了“三百萬人民幣浴血保衛戰”，而其克敵制勝的法寶就是翻出徐波的上述言論來要挾他，把他比作希特勒【652】，甚至威脅說要“把他那些恐怖主義言論報告國土安全部，讓他這輩子別想再來美國”【653】。儘管方舟子給徐波扣了那麼多大帽子、貼了那麼多黑標籤，但他就是沒敢說徐波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為什麼呢？當然是心懷惻隱：“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3）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

如上所述，當方舟子在中國冒充“科學鬥士”、“打假英雄”時，他會時時刻刻小心翼翼地戴上“科學”的面具、披上“道義”的偽裝。但在逃離中國之後，尤其是在其“東山再起”、“重上青天”的美夢徹底破滅之後，啥也不是的他就再也不需要面具和偽裝了。

2018年7月6日，由寧浩、徐崢監製的電影《我不是藥神》上映，該片的內容就是講國內白血病患者吃不起瑞士的高價專利藥，於是通過購買印度仿製藥救命的故事。這部電影幾乎受到了一致的好評，既叫好又叫座，連方舟科邪教教內那個著名的“棒槌醫生”【654】——湖北省黃石市中心醫院副主任醫師——余向東都翹着大拇指說：“這兩天，《我不是藥神》紅透半邊天，被評為中國電影現實主義回歸的良心之作。作為電影，它不愧這樣的評價。”【655】可是，在該片公映的當天，方舟子就一棒子把《我不是藥神》打成“一部宣揚盜版有理的電影”。【656】為什麼呢？這是方舟子的前“護法”杜磊的猜測：

“為什麼方舟子騙子這兩天狂咬《我不是藥神》這片？幾個可能的原因：1、韓寒誇了這片。2、這片的製片人寧浩是方舟子騙子的仇人。3、方舟子騙子以前有個所謂專利，看到這片分外眼紅。”【657】

對方舟子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的最最突出的性格特徵就是睚眥必報——滴水之仇也一定要湧泉相報。事實是，方舟子對此不僅不加掩飾，他還生怕別人不知道，所以他才會公開地威脅別人說，“我這人記仇。”【658】而在“寒戰”期間，寧浩不顧網絡惡霸方舟子下發的“禁韓令”、邀請韓寒為《黃金大劫案》助陣，他因此成為方舟子的私敵。【659-660】所以，凡是有寧浩參與的電影，方舟子連看都不用看，就會撲上去咬兩口。只不過是，方舟子咬《藥神》，不小心把自己的“毫無人性”——這四個字是方舟子最喜歡的罵人話之一，僅在推特上就被他用了三十餘次——這個特大秘密暴露了出來，結果招來了幾乎是眾口一詞的劣評和惡評，如上面杜磊的帖子。在推特上，有人問他：“所以窮人就該死麼！？”【661】這是方舟子的回答：

“窮人不該死，應該去偷去搶。那些能從印度買藥的在中國也不算窮人，還有窮得連仿製藥都買不起的，應該去藥店、醫院偷藥搶藥。”【662】

所以一個叫“奧雷里亞諾上校”的人評論道：

“方先生是標準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弱者窮者活該被淘汰，只有像他這樣的精英才配生存。”【663】

這是“方精英”的反擊：

“像這種認為弱者、窮者就可以為了生存理直氣壯地吃大戶的，才叫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拿着個帽子就亂扣。”【664】

看到方舟子重新定義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嗎？對，按照方舟子的話術，那個由“強者”、“適者”制定、主張的“弱肉強食主義”，變成了“弱者”、“不適者”的生存主張。這不就是倒打一耙嗎？而就是這樣一個專門維護巨商專利、暴利的惡棍，曾經僅僅因為武漢法院判他誹謗肖傳國而將中國的法律統統罵為“惡法”【665】，並且組織其麾下暴徒——包括在押刑事罪犯——全力抗法【666】。換句話說就是，在“腦中有科學，心中有道義”的方舟子的腦中和心中，他這個“強者”可以無法無天、隨心所欲、占盡天下的便宜；但那些“弱者、窮者”卻不可以為了生存、活命而購買廉價仿製藥，因為那侵犯了富商巨賈的“專利”。可以肯定地說，懷有這類觀念的人不僅僅是方舟子，但是，敢於把這個邪惡的念頭通過高音喇叭喊出去的人，卻僅有方舟子。而他之所以如此有恃無恐，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的信仰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弱者窮者活該被淘汰，只有像他這樣的精英才配生存。”

（4）群體免疫

事實是，方舟子不僅對“弱者、窮者”不屑一顧，他對“老者”更是視若糞土。2016年4月，英國脫歐公投得以通過。消息傳來，從未踏足英倫的方舟子這樣評論道：

“看看英國公投選擇的年齡分布，反映出公投的一個弊端就是沒有幾年可活的老人讓年輕人為自己的自私和短視買單。”【667】

這個帖子有一個附表，顯示投票者被按年齡分為四組：18-24歲，25-49歲，50-64歲，65歲以上。當時的方舟子49歲，所以，他所說的“沒有幾年可活的老人”應該是指後兩組，他們的平均“可活”時間分別為31年和16年。換句話說就是，在方舟科邪教的“科學理想國”中，選票的成色和分量不僅要根據學歷、學位、專業、性別、收入等等因素而不同，它還要根據“可活年齡”的長短而不同。

實際上，恰恰就是出於對老年人的歧視心理，當英國政府透露將通過“群體免疫”來應對新冠疫情之後，方舟子和他的狗腿子袁越才會先後跳出來為之拍手叫好。最先跳出來的是“三聯騙子”袁越。2020年3月14日，他在《三聯生活周刊》的微信公眾號上貼出《“群體免疫”之前世今生》一文，其開篇就是這樣一段話：

“在本周四召開的記者招待會上，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宣布了英國政府的防疫政策，迅速把‘群體免疫’這個概念送上了熱搜。這個詞到底是什麼意思？它和我們的防疫政策有何不同？這就要從傳染病的一些基本特徵開始說起。” 【668】

“本周四”是2020年3月12日；而在英國《衛報》上，“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這個詞組的首次出現也是在3月14日。【669】由於北京時間比格林威治時間早八小時，可知袁越推銷“群體免疫”的緊迫感比英國媒體還要強烈。實際上，袁越早就說過“英國是我最喜歡的歐洲國家……我跟英國有緣”這樣的話。【670】而我曾專文論證，他貌似是一個英國特工（A British Agent）。【671】所以，“三聯騙子”急匆匆地拋出這篇文章，目的非常明確，那就是要美化英國的“大撒把”防疫政策，把它說成是“更高級的人道主義”。考慮到當時包括方舟子、方舟科邪教在內的國內外反華勢力最最重要的議題、話題、問題就是攻擊中國的“零容忍”防疫政策，而袁越並沒有撰寫英文文章向英國人科普“更高級的人道主義”，因此他急匆匆地拋出這篇文章的目的不言自明。實際上，在文章的末尾，“英國科學家”這五個字連續出現了八次，凸顯袁越這個半真半假的英國特工那副狐假虎威的嘴臉。

就像方舟子在惡噴《藥神》之後慘遭世人辱罵一樣，袁越鼓吹“更高級的人道主義”後也馬上被眾人的口水吞沒。而在那些反對者中，他的“前同夥”饒毅——因為推銷轉基因有功，袁越是“千人巨騙潘海東”【672-673】一手操辦的“知識中國”2010年度獲獎候選人，方舟子曾號召方粉“明年大家挺他”【674】、饒毅則是該獎2012年度的獲得者——的風頭最健。饒毅的文章題為《英國首相的“群體免疫”謊言》，其中說，在沒有疫苗的情況下搞“群體免疫”，就會出現英國著名科學家達爾文提出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現象。【675】所以，當一個新浪微博用戶轉載該文時，將標題改為《“群體免疫”是謊言，是達爾文主義》。【676】而新浪財經則以《群體免疫是輪盤賭？饒毅直斥為英國首相的謊言！》為題予以報道。【677】

在當時，方舟子與袁越早已翻臉——方舟子此前最後一次提到“土摩托”，是在2019年6月，嘲笑他“最近成了文藝青年”。【678】而面對兩個“前方粉”在“群體免疫”這個問題上的截然對立，方舟子毫不猶豫地站到了袁越的一邊：

“饒毅這篇文章傳播很廣，但他對‘群體免疫’的理解是錯的，寫之前應該先諮詢其搞免疫學的山上朋友。並不是只有少數人對新冠病毒天然有抵抗力。現在已知確診病例中80%都對其有抵抗力（輕症），還有大量的無症狀或輕微症狀感染者沒確診。所以有抵抗力的人超過80%，是可能由他們形成群體免疫保護老年人的。”【679】

上面這個帖子的關鍵之處，就是把“免疫力”這個概念偷換成“抵抗力”。實際上，就在那之前不到四十天，方舟子還在以“輕症患者或者是感染的毒株毒性低，或者是毒株毒性高但患者抵抗力強”為由，反對“把幾百、上千個輕症患者放在一起睡通鋪、密切接觸”，以免“互相交流不同毒株的病毒”。【680】而在那之後一個多月，方舟子又說抵抗力只能來自“人得了這種傳染病以後”。【681】由此可知，方舟子的那個帖子表面上是在批駁饒毅，但實際上是在抽自己的臉。實際上，一個人對某種病菌“抵抗力強”，並不能排除他是帶菌者，即使自己不發病，但仍舊可以把病菌傳給其他人，因此這樣的人對“群體免疫”做不出任何貢獻。所以說，方舟子上面那個帖子就是在胡攪蠻纏，而他當時的目的現在看來也非常明顯，那就是要讓新冠病毒肆虐中國，把中國人殺得屍橫遍野——33個月後，也就是當中國政府決定實施“群體免疫”政策之後，方舟子馬上舉雙手、跺雙腳反對，並且以中國將因之死去八百萬人相威脅，由此可知他鼓吹群體免疫之惡毒居心。

也就是因為邪惡灌頂而信口雌黃，所以方舟子在為“更高級的人道主義”站台之後整整5天，才寫出一篇完整的文章自圓其說，先將之發表在“貓頭鷹書屋”的微信公眾號上【682】；四天之後才把它放在新語絲上【683】。顯然，即使是在他口口聲聲的“人命關天”的緊急時刻，方舟子仍舊在精打細算地撥弄自己的小算盤，要讓自己的“美文”為自己先撈利，然後再為自己撈名。而就是在這篇以“發死人財”為目的的文章中，方舟子這樣批駁饒毅的“群體免疫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觀點：

“如果某種傳染病能通過普遍感染獲得群體免疫，是不是像饒校長說的可以‘全民取消醫療’呢？是不是就要搞社會達爾文主義呢？當然不是。大部分的疾病不是病原體引起的，人體不會對其產生免疫力。即使是病原體導致的疾病，其中有一部分人體也沒法對其產生免疫力。即使是能產生免疫力的疾病，也需要用藥物和支持療法救治重症感染者。所以醫療還是很有必要的。”【683】

方舟子這段話相當於承認，饒毅所說是完全正確的，他根本反駁不了，所以他才會扯什麼“大部分的疾病”以偷換概念。換句話說就是，方舟子是贊成“搞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因為他知道新冠病毒“傷害的主要是老弱病殘，對年輕人、健康人幾乎無影響”。【684】“老弱病殘”不就是那些方舟子認為即使病死也不許觸碰巨商專利的“沒有幾年可活”的人嗎？

好笑的是，就在方舟子扯嗓子力挺“群體免疫”之際，英國衛生大臣出面“闢謠”了，說群體免疫並不是政府防疫計劃的一部分。【685】這相當於兩條亞洲土狗在為自己的洋主子狂吠之際，被主子當眾踢了兩腳。七個月後，《紐約時報》中文網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那些“群體免疫”支持者沒有告訴你的事》，其中有這樣一句話：

“這些學者[指主張實行“群體免疫”的那些人——引者注]顯然屬於一個不同於主流的少數派。他們在公共衛生領域的大多數同事譴責他們的提議不可行、不道德——甚至如哈佛醫學院教授、現在領導着一個全球健康基金會的威廉·哈茲爾廷（William Haseltine）上周對CNN所說的那樣，這等於‘大屠殺’。”【686】

從2019年起，方舟子在每次更新新語絲的“新到資料”時，都會從《紐約時報》中文網“新盜”一篇文章。而像上面這樣的文章，方舟子不僅不會主動地“新盜”，就算是人家白白地送給他，他都不會接受。實際上，到了2021年5月，《紐約時報》又發表了一篇關於“群體免疫”的文章，題為《我們群體免疫的失敗》。【687】而實際上，那篇文章的原標題是《我們可悲的群體免疫的失敗》“Our Pathetic Herd Immunity Failure”——紐時中文網將之譯為《美國難以實現的群體免疫》。【688】毫無疑問，在新語絲上，你永遠都不可能找到這樣的文章。事實是，不僅中國人認為群體免疫是在實行社會達爾文主義【689-692】，連西方人士也是那麼認為的【693-696】。可是，在方舟子控制話語權的地界之內，不要說“社會達爾文主義”，即使是“達爾文主義”，也與疫情話題完全絕緣——除了方舟子批饒毅的那篇文章。【683】

事實是，從登上中國社會的大舞台時起，方舟子就一直在冒充“美國主流科學界”在中國乃至整個華語世界的獨家、全權總代理。可是，在新冠疫情這個問題上，他卻專門和“美國主流科學界”對着幹——從“口罩防疫”到“群體免疫”，無不如此。這是為什麼？當然是因為他以為那場瘟疫是他在出國前就發出的“最後的預言”【131】的兌現，“一次奇蹟的毀滅”正在“一點也不可愛”的中國隆重上演，讓惡魔也似的方舟子心中充滿“不可告人的無上歡樂”。讓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遭到“毀滅”的那個國度並不是他痛恨至極的“厲害國”【697】、“罩國”【698】，而是那個讓他得以“強者”面目示人的“高官高管，人人都嚮往”【699】的“美麗的國家”【700】——巨大的現實與心理落差，導致他徹底“毛了”。

實際上，到了2022年底，方舟子何止是“徹底毛了”，他是“完全瘋了”：因為中國政府開始實行“群體免疫”政策——當時中國新冠疫苗的“全程接種率”早已遠遠超過了60%的“群體免疫”門檻，達到九成以上【701】——，方舟子馬上擺出一副“我是預言帝”的架勢宣布，中國將有八百萬死於新冠肺炎。【702】這與他五個月前宣布疫情在西方國家已經結束，同時詛咒它在中國卻“永遠結束不了”【703】完全就是一脈相承。可惜的是，“腦中有科邪、心中有盜義”的“科邪教主”又失算了：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從方舟子宣布西方國家疫情已經結束的2022年7月4日，到方舟子預計中國將因“群體免疫”再死去八百萬人的2022年12月10日，僅僅五個多月，美國又因新冠死去六萬四千多人，超過中國當時因新冠死亡人數總和的二倍。【704】

邪惡透頂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方舟子就盼望着中國發生一場“奇蹟的毀滅”，所以在新冠瘟疫爆發之後，方舟子興奮得狂歌縱酒，涕泗橫流，先是污衊中國是“罩國”，接着攻擊中國的零容忍防疫政策，繼之以推銷西方國家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制定的“群體免疫”策略。在所有這些企圖全部以失敗告終之後，方舟子又早早地替自己的主子宣布疫情結束，同時預告疫情在中國永遠都結束不了。待到中國實行“群體免疫”方針之後，方舟子預感到疫情即將消失，他於是喪心病狂般地為中國下達了海量死亡指標，妄圖阻止中國落實既定方針。

不過，最讓方舟子發瘋的事情是，中國政府不僅搞“群體免疫”，而且還施行了一個“儘早達峰、快速過峰”策略，這讓方舟子瘋上加瘋，所以他一邊誣衊中國的政策是“完全躺平”、“徹底躺平”、是“抄西方國家疫情初期的作業”、“抄人家早就拋棄的兩三年前的作業”，一邊給中國“支招兒”，說中國要走出疫情，靠群體免疫是不行的，“應該抄[西方國家的]新作業”——即“普遍接種信使RNA疫苗，再輔以輝瑞治療新冠的藥物Paxlovid來減少高危人群的重症率”。【705】也就是說，那個曾經被他吹得神乎其神的“群體免疫”，在被中國政府採納之後，突然間啥用都沒有了——新的靈丹妙藥變成了“輝瑞”。在當時，美國和西歐都已經歷過大大小小十餘波疫情的洗禮，“免疫”程度幾乎飽和。所以，輝瑞能夠從疫情中再大賺一筆的地方只有中國。如果疫情在中國“快速過峰”，在短時間內達到“全民免疫”，方舟子叫賣的“信使RNA疫苗和輝瑞治療新冠的藥物Paxlovid”就會變成廢物——這就是方舟子當時如此歇斯底里、喪心病狂的根本原因。

事實是，方舟子當時向中國推銷洋藥的那副表情，與他十年前在中國推銷轉基因的那副表情完全一樣。只不過是，在逃亡美國之後，方舟子根本就不再販賣轉基因了——在疫情那三年，方舟子總共發了兩萬三千多個帖子，其中含有“轉基因”這仨字兒的帖子連千分之一都不到；並且，那些“轉基因”帖子全都是“掐架帖”，與推銷販賣無關。與之相比，“輝瑞”則被方舟子提到七百多次，“疫苗”則幾乎是他的口頭禪——詆毀中國疫苗、吹捧西方疫苗，是他當時發帖子的主旋律。也就是因為急於兜售洋藥，方舟子當時對那些“沒有幾年可活的老人”的態度也來了一個180度大轉彎，對他們比對自己的親爹親娘還要親，好像希望他們的“可活年齡”越長越好似的。【706-707】顯然，方舟子肚子裡的那個小九九是這麼撥弄的：那些“老弱病殘”就是我的目標客戶，如果他們都被新冠病毒消滅了，我手中的貨物賣給誰呀？所以說，方舟子在2018年攻擊《藥神》，不大可能純粹是為了報私仇——極可能在那之前他就已經攬上了推銷洋藥的生意，所以他才會選擇那麼刁鑽的角度狂咬《藥神》。

方舟子當時喪心病狂的程度，還可以從他痛罵司馬南這件事情上看得一清二楚。本來，因為是“老頭反偽幫”中最年輕的成員，司馬南理所當然地成為他們之中與方舟子接觸最密切的那個人：兩人曾受某些勢力的資助，手拉着手、肩並着肩地竄訪了大半個地球，從越南、韓國、以色列，到美利堅合眾國——這樣的經歷，連方舟子的大奶劉菊花、二奶高小紅都不曾享受過。2013年，因為廣東衛視主持人王牧笛發帖子詢問“為什麼方慫大師曾經的夥伴、戰友和同路人，幾乎都與他反目成仇？”方舟子挑出20個仍被自己視為友人的名字予以反擊，司馬南就是那二十方粉之一。【708】2014年10月前，方舟子曾在騰訊微博搞了58期《方舟子和他的網友們》聊天節目，與他共同出台次數最多的那個人就是司馬南。逃離中國之後，方舟子每次提到司馬南，都是為他辯護，那勁頭，遠遠超過他為劉菊花抄襲案、高小紅淫亂案辯護的熱情和力度。實際上，方舟子還曾貼出司馬南與自己的同框照片，以顯示兩人之間的關係之鐵。

“方氏友誼萬年長”

由於翻臉比翻書還快，方舟子極少晾曬自己與他人的合影。但在2015年，因為與國內的土鱉方粉打得不可開交，方舟子於是曬出了幾張照片，以顯示自己尚且不是孤家寡人。上圖分別顯示方舟子與司馬南的合影【709】，以及與彭劍、方玄昌的合影【710】。儘管方舟子宣稱自己與彭劍和方玄昌之間的友誼是“鮮血凝成的”【711】，但很快，方舟子與彭劍因為分贓不均而反目成仇【712】。

可是，在中國開放新冠管制之後，由于堅決反對進口洋苗洋藥，司馬南馬上變成了方舟子眼中的頭號死敵，在一個多月內，他被方舟子在推特上點名辱罵了十五、六次——外加三個Youtube視頻【713-715】——，如罵他“造謠、抹黑救命的疫苗，就是反科學、反人類”【714】、“司馬南一面造謠抹黑救命的藥，一面不停地為騙人害人的中醫中藥打廣告，是反科學、反人類”【716】——實際上，直到疫情在中國已經消失的2023年6月，方舟子還在繼續罵他：“司馬南一再轉這類弱智的反科學、反人類、反智、陰謀論文章，到現在還在鼓吹新冠病毒是美國實驗室製造的生化武器，還在質疑輝瑞特效藥”。【717】

在實行“方舟科邪教專政”的“科邪理想國”中，“反科學”相當於中國文革時期的“反革命”罪，“反人類”相當於西方普世價值中的“種族滅絕”罪，都是應該禍滅九族的十惡不赦滔天大罪。相應地，在方舟子推特上的總共五萬七千多個帖子中，“反科學、反人類”這個六字組合只出現過十次，其中一次送給綠色和平組織、一次送給“川粉和小粉紅”，一次送給中科院院士丁仲禮、四次送給特朗普所在的共和黨，剩餘的三次，全都送給了司馬南。

你說向中國推銷洋苗洋藥對方舟子到底有多重要？

（5）邪惡之幫

大致說來，方粉既可以分為土鱉方粉和海龜方粉，又可以分為草根走卒方粉和師爺門客方粉。而不論怎麼分，袁越都是高層次。實際上，因為來頭頗大，連方舟子本人都曾對他流露出過畢恭畢敬的表情。【222-224】儘管兩人在2019年前後就已經分手，但並未公開翻臉；並且，在2020年的“群體免疫”大戰中，兩人仍舊站在同一戰壕。可是，到了2023年底，因為以色列與哈馬斯的戰爭，方舟子與袁越終於撕破了臉

原來，方舟子在逃亡美國之後不到一年就被前方粉們一致認定是“自干綠”【718-719】——杜磊曾舉出九大證據證明“方舟子騙子是一個自干綠”【720】、曾親赴雲霄給方舟子老娘送終的“北京張胖子”甚至稱他為“恨華大阿訇自干綠方舟子”【721】——，因此他支持哈馬斯是註定的；而袁越則是盎格魯-撒克遜的“自乾兒”，自然要跟隨其洋主子支持以色列。

“方舟子騙子是一個自干綠”

方舟科邪教以“無神論”為宗旨，對宗教懷有本能般的仇恨。而方舟子雖然仇視基督教，但他對伊斯蘭教的態度卻相當曖昧。在2015年以後，方舟科邪教發生內訌，絕大多數教徒變成“前方粉”，他們對“前教主”的仇恨遠甚於方舟子口中的“方黑”。因為方舟子屢次對穆斯林持偏袒的態度，所以“前方粉”開始公開指認前主子是“自干綠”，意即“自帶乾糧的綠教徒”。熟悉方舟子的人都知道，他是絕對不可能“自帶乾糧”干任何事情的——他幹的事情，百分之一百涉及個人利益。

2023年11月8日，因為袁越一日前曾發帖子否認以色列“有任何違背國際戰爭法的行為”【723】，方舟子發帖子說“土摩托……是徹底瘋了”【724】。這是方舟子在27個月內第一次提到“土摩托”。袁越雖然僅僅是一個“美國水碩士”，但他走南闖北的經歷以及在英、美、中三國的人脈，遠非中年猥瑣老宅男方舟子所能企及。可以有十二萬分的把握說，“美國水碩士”袁越從心底看不起“美國水博士”方舟子。只不過是，一是因為懷揣“輔佐方舟子推銷轉基因”的任務書，二是需要藉助方舟子在國內站穩腳跟，所以眼珠子一直朝上翻的袁越——方舟子說他是“沒人性的自戀狂”【725】——在最初還能強忍教主對他擺主子的譜。但在內心，他對方舟子的蔑視和仇視只能是與日俱增。所以，在慘遭“XX教主”——這是他幾天后對方舟子的稱呼【726】——的點名批評之後，他發了這樣一個帖子：

“那些小清新人道主義愛好者們根本沒有意識到，這是一場哈馬斯可以輸，以色列不能輸的戰爭，因為哈馬斯可以藉助各方勢力的援助而捲土重來，以色列輸了就會亡國。所以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徹底消滅哈馬斯，否則這地方永遠不會太平，這才是更高級的人道主義。”【727】

當時袁越已經把方舟子拉黑【725】，所以方舟子沒能及時看到這個帖子。而在看到它之後，方舟子發飆了：

“為了徹底消滅哈馬斯，可以無視國際人道主義法，可以殺光巴勒斯坦人，土摩托把這叫做‘不惜一切代價”的“更高級的人道主義’，只要他本人不是‘代價’即可。這種宣揚不惜一切代價的，都是沒有人性的當代納粹。”【728】

“土摩托是‘強權即真理’的信徒，認為‘文明人’可以肆意欺壓‘野蠻人’，因為‘文明人’文明程度高、人們更願意去‘文明國家’生活，所以‘文明人’做什麼都是對的。難怪他支持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反民主、反人權，是對弱者沒有共情心的當代納粹。土摩托是不是也認為中國活該被比其更發達的國家侵略、欺壓、屠殺？”【729】

兩天后，方舟子做了一個視頻，專門罵袁越，除了重複兩天前的老調之外，就是再給他插上“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標籤。【730】可是，儘管他嗚嗚嚕嚕地嘮叨了十多分鐘，他也沒敢給袁越扣上“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這頂與其腦型吻合得分毫不爽的大帽子，就像他寧死不肯給徐波扣上這頂大帽子一樣。

事實是，在以色列—哈馬斯之間的戰爭爆發後，方舟子眼中的頭號敵人就是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曾說“內塔尼亞胡犯下種族滅絕罪，罪行比普京嚴重得多，更應該被通緝”【731】、“內塔尼亞胡宣布入侵加沙，聲稱要像《聖經》所說以色列人打擊亞瑪力人那樣打擊加沙人，也就是種族滅絕”【732】。不僅如此，方舟子還從《聖經》中找出七條經文，證明內塔尼亞胡搞種族滅絕“只是在遵循《聖經》教誨。”【733】其實，早在2018年，內塔尼亞胡就曾在推特上發了這樣一個帖子：

“弱者崩潰，被屠殺，被從歷史中抹去，而強者，無論好壞，都生存下來。強者受到尊重，與強者結盟，最終與強者實現和平。”【734】

還有比這更赤裸裸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嗎？事實是，在推特上，人們對內塔尼亞胡那個帖子的鑑定幾乎是眾口一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或者是“納粹主義”。【735-738】也就是說，內塔尼亞胡明明高舉着“社會達爾文主義”大旗，但方舟子卻非要說他是“極毒教”。這就像是一個人明明犯下了殺人搶劫罪，方舟子卻非要說他的罪行是入室強姦。為什麼呢？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和內塔尼亞胡一樣，方舟子也是一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所以，在看到自己的同黨落實他們的共同信仰來傷及自己的同類時，方舟子既不能說那個罪犯與自己是一夥的，也不能說出他本人和那個罪犯信奉同樣的宗教，所以他必須給那個人製造其它罪名。

總而言之，方舟科邪教就是中國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聚集地、大本營。實際上，該邪教的首席理論家孫文俊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早在2007年，孫文俊就對德國法西斯納粹專門殺害百無一用的文科人士、但卻給理科人士留下一線生機而嘖嘖讚嘆。【739】到了後來，孫文俊根本無法抑制自己對納粹的仰慕之情，所以他才會把“法西斯、納粹”當作“可愛褒義的字眼”。【740】不僅如此，孫文俊還公開宣傳“人權並非天賦，而是[強]人賦”【741】這樣的達爾文主義大盜理、公開承認“我是科學文化沙文主義者——用科學文化壓制各路宗教和各路有民族特色的傳統醫學（比如中醫）”【742】。實際上，當有人說“科學沙文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應該不太遙遠了，祝你繼續前進”後，孫文俊的回答是：“借你吉言，納粹主義在不遠處等着我。”【743】

你說方舟科邪教到底都吸附了一些什麼樣的惡棍？或者，那些惡棍為什麼會集體抱團投靠方舟子？而不論你的答案是什麼，它們都會指向“方舟子的力量源泉是邪惡”這樣的結論。【744】

附錄：方舟子論“研究歷史”

註：早在1993年，方舟子曾以“文抄公”的架勢，通過“東抄西湊”的手段在網上“亂侃明史”，但因遭到史學專家“都人”的批評，他不得不放棄其“‘偷’出來的歷史學家”【2】生涯。可是，到了2013年，因為與崔永元掐架，方舟子就又擺出一副“歷史學家”的面孔，教訓對方應該如何“研究歷史”。又過了八年，2021年以後，因為要徹底搞臭已經脫離方舟科邪教的“前方粉”饒毅，方舟子更是連續發帖子攻擊他，說他不適於、沒資格“研究歷史”，好像他方舟子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歷史大家”似的。下面展示方舟子的七條相關言論，讀者根據本文正文，應該能夠輕易看出此人之鮮廉寡恥，因為他要求別人做到的事情，他本人不僅根本不做，而且與之背道而馳。事實是，方舟子在2000年曾為“科普”立下了三條規矩，必須是相關領域的專家、必須閱讀原始論文、必須根據第一手材料寫作。【745】但是，在那之後的二十多年間，方舟子本人從來就不曾遵守過那個規矩。需要指出的是，方舟子所說的“唐劉知幾”、“清章學誠”極可能就是從我的《文史畸才方舟子》第十章《方舟子史學研究概述》第四節《史學理論簡述》【2】抄來的，因為他根本就不具備相應的古代漢語閱讀能力。

1、“崔永元既沒有受過歷史專業訓練，也不具有研究歷史所必需的客觀、嚴謹學風，幾個月來他表現出來的信口開河、造謠傳謠，正是研究歷史的大忌，請這種人當歷史教師，是浪費國家經費，誤人子弟。”【746】

2、“我猜饒毅還會繼續裝聾作啞，擺山大王不屑與山下人商榷的譜。我昨天節目說了，饒毅自詡華人研究生物學史第一人，其實不具有研究歷史必需的學、識、才和求真精神，對別人指出的錯誤從不正面回應也從不更正。”【747】

3、“饒毅寫了一篇文章評價美國著名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暴露出他不適合研究歷史。雖然他自詡是華人研究生物學歷史第一人，但不具有研究歷史必需的學、識、才和求真精神。”【618】

4、“饒毅說的研究科學史‘不需要高深的學問，不需要天才，也不需要文學功底’是針對我批評他不具有研究歷史所必需的學（閱讀能力）、識（識別能力）、才（寫作能力）及求真精神說的，只是以其一貫的胡攪蠻纏做了歪曲。”【748】

5、“治史要有才、學、識，這最早是唐劉知幾提出來的，我給重新做了解釋。清章學誠認為治史還要有德，我認為求真更重要。研究歷史的首要目的是為了尋求歷史真相，不能容忍錯誤，既不能容忍別人的錯誤，也不能容忍自己的錯誤。如果對別人指出自己的史實錯誤視而不見，那不配研究歷史。”【749】

6、“饒毅鍥而不捨地力推學術騙子張亭棟，你越說他搞錯了，他置之不理，越要推。研究歷史於他只是沽名釣譽的工具，哪怕是在混淆視聽，謬種流傳。看來我還得找個時間寫一篇說說這事。”【750】

7、“我們在研究歷史時要當心。中國古人沒有學術規範、學術道德的意識，會有意無意地造假。他們在抄錄史料時喜歡塞進私貨，在編撰家譜時更喜歡胡編亂造。我們在研究歷史時，對‘史料’‘鐵證’，一定不能輕信。不僅要有歷史常識、文化常識，更要有質疑的精神，要有批判性思維。”【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