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方舟野史

我早就指出，方舟子抄袭剽窃有两大特性，一是趋热性，一是连环性。所谓连环性，就是他见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不把它们全部搞到手，绝不罢休。【251】因此，方舟子是绝对不可能仅从“德斯门德、摩尔《达尔文》”一书中抄袭那么几条文字的。这是方文的第三段：

“在媒体的呼吁声中，王家学会会长给达尔文的家人去信，请求他们同意达尔文入葬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达尔文的邻居、林耐学会会长兼议员约翰·鲁巴克收集了28位议员的签名，向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主教请愿。正在法国访问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主教甚至还未收到议会的请愿书，就已发电报表示同意让达尔文入祠。”

上面第一句话是纯粹的谎言，因为如上所述，“王家学会会长给达尔文的家人去信”，并不是“在媒体的呼吁声中”，而是在“高尔顿的呼吁声中”——“媒体的呼吁声”是科学黑手党故意制造出来的假象。事实是，“王家学会会长给达尔文的家人去信”是在4月21日【226, p.422】，而在那之前，极可能是在4月20日，他曾给达尔文的长子威廉发去电报征求意见——摩尔在1982年说达家在周五早晨收到电报（Since Friday morning, when they had received Spottiswoode’s telegram）【135】——在当时，“媒体”根本就没有发出“呼吁声”。

1、断章取义

方舟子上面的第二句话是对摩尔文章中很长的两段话的剪裁：

“与斯波蒂斯伍德与达尔文家族接触、法勒与西敏寺院长接触的同时，鲁巴克在权力走廊中寻求支持。他是林奈学会的主席，当周四收到达尔文去世的消息时，出于尊重，他宣布休会。他本人的愿望是将达尔文与他的朋友和邻居们一起葬在当地。但职责重于一切。他向赫胥黎在《自然》悼词中宣称的‘国家智慧的意志’屈服了。作为一名银行家和自由党议员，他早已听从了专业中产阶级的意见。周五，当听说需要请愿后，他就去了议会大厦。 在下议院，爱尔兰问题一直主导着辩论。随着芬尼安暴行的继续，自由党陷入分裂，而格莱斯顿深入参与了他的爱尔兰土地法案。那个星期五，在150名成员在坐的情况下，鲁巴克在他的同事中穿梭般地收集签名，爱尔兰问题被推到一边，达尔文和英国的骄傲成为议题。鲁巴克离开众议院时带着一份请愿书，声明‘将我们杰出的同胞达尔文先生埋葬在西敏寺，符合我们不同阶级不同观点的多数人的心愿。’‘这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请愿书’，他在第二天早上将请愿书寄给西敏寺院长之后告诉弗兰克·达尔文。在这份实际上是自由派的文件中，二十八位签署者中领头的是四位皇家学会会员，其中包括教育部长和现任副议长里昂·普莱菲尔。 ……”【252】

也就是说，方舟子在首次提到鲁巴克（John Lubbock, 1834-1913）之时，他故意不告诉读者他是X俱乐部的成员，他是达尔文的朋友，他从年轻时代起就追随达尔文——他在发给达尔文的儿子的唁函中承认，他与达尔文有着长达三十多年的友谊。【253】实际上，摩尔在文章中就说鲁巴克是“X俱乐部的中坚分子”（the X Club stalwarts Spottiswoode, Lubbock, Huxley, and Hooker……）【134, p.669】，并且是赫胥黎最早与之谋划此事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位是胡克（Word was passed to Huxley, Hooker, and Lubbock, tipping off the scientific curia and members of the X.）【134, p.665】。而前面提到的达尔文在1870年建议英国人口普查加入调查近亲婚姻的项目，就是直接向鲁巴克提出的。

另外，所谓的“鲁巴克收集了28位议员的签名”也是半真半假的谎言，因为根据“达尔文在线”上面公布的原始文件，在鲁巴克发给西敏寺院长的信函中，只有20个签名；但是，在鲁巴克的传记中，却多出了8个签名——这一点，摩尔在注释中交代得很清楚：

“1882年4月21日发给布赖特里的信件拷贝显示20个签名，但鲁巴克的传记中多出8个签名。”【254】

换句话说就是，后八个人就是所谓的“附骥”，他们在当时根本就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实际上，那后来的八个人中，有四人仅签了姓而没有签名【255, p.184】，因此即使不是“冒签”【256】也是“代签”【257】——按照“打假斗士”方舟子的逻辑和标准，那就是“造假”。而他之所以面对假货不但不打，反倒以假当真，完全是因为他的“打假”是“选择性打假”。【258】

2、掐头蔵义

方文第三段的最后一句话——“正在法国访问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主教甚至还未收到议会的请愿书，就已发电报表示同意让达尔文入祠”——译自摩尔的这句话：

“Even before receiving the Parliamentary petition, the Dean, then in France, telegraphed his cordial acquiescence.”【134, p.669】

如上所述，方舟子在2000年曾说西敏寺接收达尔文是“在英国国会的要求下”；而根据摩尔的文章，所谓“国会”，不过就是“下议院”；而在下议院的150名下议员中，只有二十人签署了请愿信；并且，那份请愿信根本就没有派上用场。所以说，方舟子的“达尔文文章”就是信口雌黄般的“达唬”。

毫无疑问，方舟子在2008年写下这句话的目的与他在2000年写下那句“达唬”是一样的，那就是要抬高主子；其差别在于，在2000年，他要读者以为“达尔文入驻西敏寺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的决定” ；而在2008年，他要让读者以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主教主动）表示同意让达尔文入驻先贤祠”。也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故意略去了这句话前面的那句话：

“Canon Farrar had done his work well.”

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前后呼应的，即，皇家学会会长斯波蒂斯伍德负责“说服”达尔文家人；林奈学会会长鲁巴克负责征集议员签名；而这个“Canon Farrar”则负责搞定西敏寺——所以才会有“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主教甚至还未收到议会的请愿书，就已发电报表示同意让达尔文入祠”这样让人莫名其妙的怪诞情节。

所谓Canon，就是西敏寺牧师会的成员，大约相当于一个公司董事会的董事。据这位法勒（Frederic William Farrar, 1831–1903）后来透露，他是在听到赫胥黎与斯波蒂斯伍德谈论达尔文的葬礼时，主动提出将达尔文埋在西敏寺这个想法的。【259】这位老实巴交的基督徒很可能至死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当时是主动跳进了赫胥黎为他设下的圈套。无论如何，因为对完成整个“计划”立下了至关重要的大功，法勒成为十名达尔文抬棺者（pall-bearers）之一，他也是其中唯一的宗教界人士——方舟子在文章中称他为“一名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教士”，但就是不肯说他到底凭借何德何能享此“殊荣”。实际上，早方舟子一百多年，就有人说，看到法勒为达尔文抬棺，人们不禁要问：“达尔文与修道院有什么关系？修道院与达尔文又有什么关系？”【260】而方舟子在知道了这个“天问”的答案之后，他的本能选择就是将它藏起来，秘不示人。毫无疑问，法勒就是摩尔所说的“进步教士”，至少是其中之一，所以他后来一路高升，坐到坎特伯雷座堂的院长（Dean of Canterbury）。

所以说，裁剪史料、选择性使用史料是方舟子造假的常规手段。

3、舍身曲义

这是方文的第四段话：

“葬礼于4月26日举行。爱玛没有出席葬礼，留在了唐恩家中。10名抬棺者中除了鲁巴克、一名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教士，还包括王家学会会长代表科学界，一名伯爵和两名公爵代表政府（其中一位是达尔文的母校剑桥大学的校长），和美国大使代表外宾，以及达尔文最亲密的朋友中还健在的三位：”

这段话几乎全部抄自摩尔的这段话：

“Lord Derby and the Dukes of Devonshire and Argyll represented the State, and Devonshire was Chancellor of Darwin’s Alma Mater, Cambridge University. They were to be joined by the American ambassador, James Russell Lowell, in ‘grateful recognition of the interest taken by Americans in Mr. Darwin’s works.’ And from English science, the X Club stalwarts Spottiswoode, Lubbock, Huxley, and Hooker would help bear the coffin. Canon Farrar, who had done so much to ease the way, was to accompany them. Stupidly, Huxley forgot to ask Wallace. Wallace, that perennial afterthought in the Darwinian story, was hastily contacted and it was agreed that he would bring up the rear.”【134, p.669】

谁都知道，一个人要代表某界或某机构，一般要得到相应的授权或者指派。而根据摩尔的叙述，达尔文葬礼的全部程序都是由达尔文的家人及亲友负责制定的。实际上，在1982年，摩尔根本就没有说那三位爵爷“代表国家（政府）”，在1991年，他也没有提供任何资料证明那三个人确实受到了“国家（政府）”的授权和指派。

据查，那名伯爵（Lord Derby）名叫斯坦利（Edward Henry Stanley, 1826-1893），他本来属于保守党，只是在1880年才转为自由党，虽然曾多次出任要职，但在参加达尔文葬礼之际，他只是一名普通下院议员。【261】同样，那两位公爵之中，一位是剑桥大学校长，不是政府官员，因此没有资格“代表政府”；另一位是阿盖尔公爵（George John Douglas Campbell, 8th and 1st Duke of Argyll, 1823-1900），他虽然曾两次出任掌玺大臣（Lord Privy Seal），但在达尔文去世前一年就已经从政界退休。【262】所以说，这三位爵爷之所以能够“代表政府”出席达尔文的葬礼，并不是受到了“政府”的指派，而是受到“赫胥黎—高尔顿集团”的指派——就像方舟子后来指派科学文化人代表“北京知识界人士为我洗尘”一样。【263】

最好笑的是，虽然那位伯爵与科学毫不沾边，但阿盖尔公爵却是一位学者，在28岁就当选皇家学会会员。只不过是，他坚决反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早在1867年就非常尖锐地指出，“严格地说，达尔文先生的理论根本就不是物种起源的理论”。【264】而在达尔文去世的第二年，他更是撰文指出，达尔文比谁都清楚，他的进化论的最大弱点就是变异的随机性，以及新变种的产生是来自对这些偶然变异的“选择”。【265】这相当于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全部否定，因为达尔文必须把变异建立在偶然、随机的基础之上，否则，他心爱的“自然选择”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问题是，阿盖尔公爵凭什么说“达尔文比谁都清楚”呢？这是因为，他们二人早就相识，而在1870年，达尔文还曾称赞对方“极其聪明”（I have always thought the D. of Argyll wonderfully clever）。【111, pp.208-209】据公爵说，就在去世前一年，达尔文曾拜访了他。公爵问他，面对着如此奇妙的生命现象，一个人怎么可能不会想到这是一种意志的创造，而是坚持认为它们纯属偶然？这是达尔文的回答：

“嗯，这个念头也常常以压倒性的力量向我袭来；但在其他时候，它似乎消失了。”【266】

也就是说，到了临终前夕，达尔文终于承认，自己的理论既没有实证，也没有理性，它不过是自己出于某种目的刻意制造出来的一种“理论”。所以说，这位公爵受赫胥黎等人的指派，“代表政府”出席达尔文的葬礼，并且为达尔文抬棺，很可能是在对“不可知论者达尔文”深切致哀，而不是在向“无神论者达尔文”表达敬意。实际上，根据达尔文儿子记录的抬棺人位置，阿盖尔公爵与华莱士并列排在最后，另外两位爵爷并列排在次后。【267】莫非按照英国的礼仪，位置越靠后，地位越尊贵？当然不是。因为据摩尔的说法，赫胥黎在最初根本就没打算让华莱士抬棺，所以他才会被排在最后。【268】也就是说，位置越靠后，其重要性越低。这样一来，我们不禁要问：在什么样的“国葬”中，“代表政府”的人地位会这么低？

如果说方舟子的“一名伯爵和两名公爵代表政府”这句话虽然“言之有误”但却“言之有据”——被摩尔误导——的话，那么“美国大使代表外宾”则完全是他本人的臆想，不仅“言之无据”，而且“于理不合”。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当时，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并不高，在注重血统、传统、地位、爵位的欧洲，它最多不过是一个新近暴富的土财主。因此，它派出一个“大使”——实际上只是一个“公使”，其正式头衔是“驻圣詹姆斯朝廷特使及全权公使”【269】——根本就不会被欧洲驻伦敦的“外宾”所倚重，并且指派他“代表”自己。实际上，根据《泰晤士报》次日的报道，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驻英国的大使馆都派有代表出席葬礼【270】，因此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画蛇添足，再指派一位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公使当作自己的“代表”。

其实，这位名叫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 1819–1891）的“大使”本来是一位哈佛出身的诗人——所以当时有人指派他“代表文学圈”【271】——，1876年，他因为支持海耶斯（Rutherford B. Hayes, 1822-1893）竞选总统有功而受到奖赏，奖品就是“驻外公使”，先是出使西班牙，然后来到英国。总而言之，洛威尔从诗人到外交官的身份转变，恰如方舟子后来在黑特朗普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式卖官”交易。【272】最好笑的是，在我所能够找到的四部洛威尔传记中，没有一部提到他曾参加达尔文的葬礼，更不用提“代表外宾”参加达尔文葬礼了。【273-276】由此可知方舟子的这个“想当然”有多么可笑。

六、鬼话连篇

紧接着“达尔文最亲密的朋友中还健在的三位”这句话，方舟子分别介绍了胡克、赫胥黎、华莱士。其实，达尔文与这几个人的关系都是一些被世人复述了无数次的大众常识。但即使如此，“达尔文中国头号斗犬”也能闹出笑话，并且还是一连串儿的笑话。

1、“达尔文秘密研究进化论”

方舟子介绍的第一位达粉是“植物学家约瑟夫·胡克”：

“达尔文随贝格尔号环球航行回来后，长期秘密研究进化论，只有一些朋友知道他在研究这个将会颠覆世界的理论，胡克就是其中之一。”

早在1999年，方舟子就开始向中国公众兜售“达尔文秘密研究进化论”这个神话故事。【277】而在发表《达尔文的葬礼》之后，方舟子还说过“华莱士当时并不知道达尔文已秘密研究自然选择学说很多年”这样的瞎话。【278】更好笑的是，连“德斯门德、摩尔《达尔文》”也只敢根据艾玛赞美达尔文的一句话来推测说，“达尔文可能也向艾玛透露了进化论”【279】，但方斗犬却根据人家的揣测之词斩钉截铁地编造出了“达尔文在结婚前就向爱玛坦白了自己不信教，并透露了自己在秘密研究进化论”【73】这个鬼话。

那么，为什么说“达尔文秘密研究进化论”是神话、瞎话、鬼话呢？

原来，就在方舟子发表《达尔文的葬礼》之前一年，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剑桥大学科学史博士、“达尔文在线”主编范怀赫在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份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达尔文真的拖延发表进化论很多年吗？》。【280】据范怀赫的考证，所谓达尔文“长期秘密研究进化论”、“达尔文有意拖延发表《物种起源》”等等说法，都没有任何史实的支持，因此是关于达尔文的诸多“神话”之一，是达粉们炮制出来的，就像他们炮制出了达尔文斗犬赫胥黎舌战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导致守旧派在《物种起源》问世不到一年就一败涂地这个鬼话一样。

根据范怀赫，“达尔文秘密搞科研”这个神话最早出现在1887年出版的一本达尔文传记中。在那之后，这个神话神秘地消失了将近七十年，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半叶才开始复活。如上所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半叶恰恰就是“新达尔文主义”——翻译成中文应该是“达尔文邪教”——开始称霸全球生物学界之际。因此这个神话的复活绝不可能是偶然的：达教信徒就是要通过制造神话来给自己造神，就像所有的宗教、所有的邪教一样。事实是，那本1887年出版的达尔文传记，完全就是根据其他人的回忆及类似信息拼凑而成的，该书作者连同年出版的三卷本《达尔文自传及书信》——它是所有达尔文传记的终极源泉——都不曾提及。由此可知，该书中的那句话，“赫胥黎在屋顶上大声宣讲的东西，恰恰就是达尔文在秘密中沉思的”【281】，到底有多大分量。

好笑的是，范怀赫博士好像预知达尔文的中国斗犬会要借助胡克来兜售“达尔文秘密研究进化论”这个鬼话似的，所以他这样写道：

“达尔文与植物学家胡克通信才两个月，就告知对方自己的这个理论。达尔文几乎不认识胡克，并且像往常一样，幽默地、戏剧化地告诉他的通讯对象，他持有非传统的观点。”【282】

也就是说，在胡克成为自己的朋友之前，达尔文就已经告诉胡克自己的理论了。据范博士说，达尔文一生中确曾要求一个人为自己的进化论研究保密，那个人就是前面提到的美国哈佛大学植物学教授格雷（Asa Gray, 1810-1888），而达尔文在1857年要求他保密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害怕受到攻击或者遭到迫害，而是害怕自己的观点被别人偷去：

“当我要求你不要提及我的教义时，你也许会认为我的教义微不足道；我提出这个要求的理由是，如果有人，比如《遗迹》的作者，听说了它们，他可能会很容易地运用它们，然后我就不得不引用一部可能被博物学家们所鄙视的作品，这将极大地降低那些我看重的人接受我观点的可能。”【283】

达尔文所说的《遗迹》，其全称是《自然创造历史的遗迹》（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是英国1844年出版的一部宣传进化论的书籍，它不仅在当时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即使是在《物种起源》出版之后，其影响也不曾稍减。最好笑的是，不仅达尔文极端鄙视《遗迹》，今天所有的达粉，包括方舟子的“老祖父”迈尔，也都鄙视这本对普及进化论曾做出无与伦比的贡献的著作。【117, pp.381-385】由此可知，达教信徒根本就不在乎进化论，他们在乎的是“达尔文进化论”——所以他们才会对拉马克恨之入骨，非要把他批倒斗臭不可。

言归正传。范博士没有提到的是，早在1839年，也就是在告知胡克之前五年，达尔文还曾将自己正在研究“物种的起源和变异”（the origin & variation of species）这个“秘密”告诉了一个叫亨斯洛（John Stevens Henslow, 1796-1861）的牧师【284】，他曾是达尔文在剑桥的老师。“德斯门德”在发现这个信息时评论道：“达尔文并没有像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将自己的揣测完全保密”。【285】

实际上，达尔文后来在其自传中说得非常清楚，他非常重对那些他所看重的人的观点，但对于一般公众的意见，他根本毫不在意。【286】不仅如此，根据达尔文的自述，他在1859年之前是一个有神论者。【287】因此，在出版《物种起源》之前，除了害怕自己可能像《遗迹》的作者钱伯斯那样惨遭英国科学界的羞辱之外，达尔文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2、“达尔文准备死后才发表进化论”

这是方文的第六自然段：

“自然选择理论的共同发现者华莱士。达尔文本来做好了在死后才发表其进化论手稿的准备。做为一个生性平和的人，他不想见到这个理论的发表在社会上引起的争议。但是在1858年夏天，由于接到华莱士的来信，知道华莱士已独立发现了自然选择理论，这才迫使他在征求了胡克等人的意见后，与华莱士同时发表了关于自然选择理论的论文，并在次年出版《物种起源》。此后自然选择理论也被称为达尔文主义——这个说法是华莱士首先使用的。”

上面这五句话中，存在三个笑话，需要分三小节来认真剖析。  

所谓“达尔文本来做好了在死后才发表其进化论手稿的准备”，唯一根据就是达尔文在1844年7月5日写给夫人艾玛的一封信，以备自己的意外死亡（I therefore write this, in case of my sudden death）。【288, p.16】在当时，达尔文只完成了一份230页的草稿，他本人也承认那是“草稿”或“大纲”（my sketch），他嘱咐妻子，万一自己意外死去，她应该花钱请人将之完成并且出版。但很快，达尔文就将那份手稿废弃，所以它至今都没有一个正式的标题——它后来被达尔文的儿子以《物种起源的基础》为题出版。【289】

更好笑的是，达尔文在十五年后出版的《物种起源》并不是以那份废稿为基础的。为什么呢？因为在1844年，达尔文还在相信拉马克的“完美适应”（perfect adaptation）理论，因此“自然选择”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进化力量；但到了1859年，“自然选择”变成了进化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推动力。【290-291】

实际上，与其说达尔文的一生是一个试图摆脱基督教信仰的过程，倒不如说它是一个试图摆脱拉马克影响的过程：在成为马尔萨斯主义者之前，达尔文就是一个拉马克主义者，因为达尔文在爱丁堡大学学习期间，对他影响最大的那个人，格兰特（Robert Edmond Grant, 1793-1874），就是一位拉马克主义者，甚至可以说是一位狂热的拉马克主义者。【292-294】而在1844年前后，达尔文仍旧是拉马克主义者。实际上，即使是在达尔文通过极力摆脱拉马克的影响而写成的《物种起源》第一版中，对达尔文进化观念形成影响最大的莱尔仍旧认为那不过就是拉马克进化论的一个变种，而已。【295】而美国著名达学家鲁斯（Michael Ruse, 1940-）也说，达尔文自始至终都是拉马克主义者。【296】

其实，达尔文与拉马克的关系，是一个拥抱—背弃—再拥抱的过程，转折点就发生在1859年前后。在《物种起源》遭到广泛的批评之后，达尔文连续不断地向拉马克主义回归，所以有人说，“第一个背叛达尔文主义的人就是达尔文本人”。【297】而我则称达尔文是“新拉马克主义”的始祖。【221】但是，对于那些原教旨达教徒——从“老祖父”迈尔到“三孙子”方舟子——，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来掩盖教主的这个历史，那就是阉割教主。所以，他们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世人，《物种起源》的第一版最好。【3】【162】【298-299】这实际上相当于宣布：达教信徒不仅要禁止教主进步，他们还要禁止教主进化。

问题是，达尔文为什么在1844年之后，就把“物种起源”这个问题搁置起来、并且一搁置就是十多年呢？

原来，在写下那个“遗嘱”之后不久，前面提到的那部《自然创造历史的遗迹》就出版了，结果造成极大的轰动——其轰动效应要远大于《物种起源》的出版——该书在问世十年间销售了两万四千册，而《物种起源》在问世十年间的销量总数还不到一万册。【300】实际上，对于达尔文来说，《遗迹》的出版不仅仅消除了方舟子所说的“他不想见到这个理论的发表在社会上引起的争议”这个顾虑——如果这个顾虑真的曾经存在过的话——，而且还给达尔文发展自己的进化论铺平了道路（The book did much to pave the way for Darwin）——这是摩尔说的【301, p.143】——，因为该书相当于给达尔文趟了一遍地雷阵，刺探了敌人的火力点，社会上反对进化论的势力几乎倾巢出动，包括后来的“达尔文斗犬”赫胥黎都曾对那本书的第十版破口大骂。【302】在当时，达尔文很可能对自己的“物种工作”是否还有意义产生了严重的怀疑，所以他就将那份工作撂下，一撂就是十多年，直到1856年前后——也就是在华莱士一年前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关于物种问题的论文【303】之后，并且是在莱尔的敦促之下（Early in 1856 Lyell advised me to write out my views pretty fully, and I began at once to do so）【62, p.121】——才重新开始。

最好笑的就是，在冒充达学权威纠正袁越时，方舟子写道：“从1842年开始达尔文就一直在写一部有关自然选择的大部头著作。”【225】而事实是，达尔文在其自传中说得非常清楚，那个“大部头”是他在1856年根据莱尔的建议开始动笔的（Early in 1856 Lyell advised me to write out my views pretty fully, and I began at once to do so）。【62, p.121】不仅如此，那个“大部头”在1975年被整理出版，书名中就写着“作于1856-1858年”。【304】天知道自视甚高——甚至可以说目空一切——的袁越是如何看待这个时刻以主子自居、动辄对他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的方舟子的。

3、“达尔文与华莱士共同发现自然选择理论”

这是一个比“达尔文准备死后才发表进化论”更大的笑话。

在发表了《达尔文的葬礼》之后第五天，方舟子还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史上著名公案——达尔文－华莱士之让》【305】的文章，详细介绍华莱士与达尔文“共同发现”自然选择理论的那个近乎神话的故事，即他们两个人都是从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理论联想到物种起源问题，并且悟出物种起源的机制是自然选择。

为什么说这个故事是“神话”呢？因为不仅人类的“生存斗争”与动、植物的“物种起源”问题毫不搭界；而且还因为“人类生存斗争”与动、植物的“自然选择”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实际上，它们之间连间接的关系都没有。谁都知道，在整个生物界，只有人类才会自相残杀；并且，连方舟子都知道，人类的自相残杀法则只是在“超过自然界所能承受的极限”时才会“开始生效”【305】；连迈尔都承认，从“生存斗争”联想到“自然选择”必须经过四、五个概念转换才能够完成（Darwin had forgotten what a complex shift in four or five major concepts had been required to arrive at the new theory）。【307】也就是说，两个人各自独立地从“生存斗争”想到“自然选择”，就像两个从未到过北京城的外地人，不借助任何外力的帮助，各自独立地穿越相同的四、五条小胡同，从地点甲走到地点乙。而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神话，达教信徒们全都做出一副坚信不疑的表情，并且他们还要不厌其烦地告诉其他人：“这是真的”。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艾斯利（Loren Corey Eiseley, 1907-1977）就证明，达尔文的说法不可信：他的自然选择理论根本就无需求助于马尔萨斯（It is not necessary to have recourse to Malthus for this observation）。【308, p.53】艾斯利的这个观点得到了包括达粉在内的所有学者的一致认同，连摩尔都说：我们现在知道，达尔文不可能像他后来声称的那样“碰巧阅读”了托马斯·马尔萨斯牧师的著作，更不用说仅仅“为了娱乐”了。【309】

问题是，达尔文为什么要撒这个谎？“老祖父”的解释是，那是因为达尔文年老失忆（his memory deceived him）。【307】迈尔在说这句话时，与去世时的达尔文同岁。所以，他或者也是年老失忆，或者是在故意装出老年失忆的样子，因为早在1858年，也就是在“与华莱士同时发表了关于自然选择理论的论文”之时，达尔文就那么说了。【310】

那么，达尔文到底为什么要撒谎？使用方舟子口口声声的“奥卡姆剃刀”【311】来破解这个无头公案，最简单、最直接的解释就是他的“自然选择”观念是抄来的。【308】并且，其进化理论中至关重要的“分歧原理”（Principles of Divergence）与华莱士的理论吻合得严丝合缝。【312】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听说过达尔文及达尔文进化论，但听说过并且知道“自然选择”的人就不多了，而听说过“分歧原理”的人则少之又少。但事实是，所谓的“分歧原理”是“达尔文进化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著名达粉庚镇城就说：

“性状分歧（divergence of character）理论或称分歧原理（principle of divergence）和自然选择理论是组成达尔文学说的两根重要支柱。在长达500多页的《物种起源》（第1 版为513 页）一书中，只有一幅插图，那就是诠释性状分歧的，可见分歧原理在达尔文学说中占据着何等重要的地位！”【313, p.104】

尽管达尔文将“分歧原理”视为自己的进化论的一大支柱，但对于绝大多数达粉来说，达尔文的这个观点有些莫名其妙，连“老祖父”都说：“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达尔文认为他的性状分歧原则如此重要”（It is still not evident why Darwin thought his principle of character divergence was so important）。【54, p.164】而另一位大牌达学家则说：

“对于生物学家来说，这个原理是达尔文的一个错误。既然生物学家至少在过去宣称自己是达尔文主义者，所以他们或者对这个问题采取遮遮掩掩的态度，或者想要找出达尔文失误的根源。”【314】

实际上，那些被找出的可能根源之一就是“抄袭”。所以庚镇城的书中专门有一节题为《有科学史家怀疑分歧原理是达尔文从华莱士那里剽窃来的》。而庚镇城为达尔文辩护的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

“历史学家们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达尔文在1857年9月5日写给爱莎·葛雷的一封信。达尔文在该信中向爱莎·葛雷透露了自己发现了分歧原理的事。”【313, p.111】

事实是，早他二十多年，丹麦生物学家兼科学史家勒夫特鲁普（Søren Løvtrup, 1922-2002）——他认为，达尔文神话总有一天会被认证为科学史上的最大骗局（I believe that one day the Darwinian myth will be ranked the greatest deceit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315, p.422】——就已经指出，达尔文给葛雷的信根本就洗不掉达尔文的嫌疑：

“这段引文在经过达尔文的修订之后，成为达尔文和华莱士于 1858 年 8 月在《林奈学会杂志》上联合发表的文章的一部分，并被当作达尔文在分歧进化问题上拥有优先权的证据。 然而，这段陈述表明他当时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因为他所解释的是新形式一旦出现就通过生态隔离而生存，而没有首先解释它们的起源。事实上，如果每个新物种都消灭了亲本物种，那么分歧进化就缺乏基础了。”【316】

事实是，达尔文的代表作虽然名为《物种起源》——达粉简称其为《起源》——，但达尔文根本就不曾探讨过“起源”问题，原教旨达粉丹尼特反复说，《物种起源》是“从中间开始的”（he begins in the middle）【155, p.43】，“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从末尾开始的”（Darwin began his explanation in the middle, or even, you might say, at the end）【155, p.60】。实际上，有人就发出了这样的疑问：“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倒着写的吗？”【317】所有这些观点，并不是些什么新东西，因为在达尔文在世之时，就已经有人那么说了。【318】所以，赫胥黎在1885年讲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无论后人对达尔文先生提出的这个或那个观点的最终裁决是什么；在他的前辈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他的学说的任何暗示或预期；事实仍然是，自《物种起源》出版以来，并由于其出版，研究生物自然界的基本概念和目标已经彻底改变。”【319】

也就是说，达尔文去世还不到四年，他的斗犬就已经知道，并且公开承认，“达尔文主义”的“起源”并不是达尔文。至于“研究生物自然界的基本概念和目标已经彻底改变”到底是应该归功于达尔文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还是应该归功于钱伯斯（Robert Chambers, 1802-1871）1844年匿名出版的《自然创造历史的遗迹》，甚至拉马克1809年出版的《动物学哲学》，那就不能听信达教信徒们的话了。

至于华莱士，因为他有“功高震主”之嫌，所以达粉们就找出种种理由来贬低他，如原教旨达粉方舟子就说“华莱士的观点与达尔文的并不一致。他对自然选择的理解不那么准确，也不彻底”、“华莱士晚年皈依唯灵论，断然否认人类意识是进化而来的”、“华莱士‘蜕化’了”、“华莱士已成为唯灵论的信徒”【320】； “华莱士对自然选择的理解并不那么准确，也不彻底，并非达尔文第二”【321】。你都不用猜，就应该知道，中土方斗犬当然是在跟着西方的洋斗犬们瞎叫唤。

实际上，“达尔文的葬礼”胜利举行之后还不到一个月，达粉们就成立了一个“达尔文纪念委员会”，又叫“达尔文纪念基金会”【322】，其目的就是要集资给达尔文竖牌立碑，其初衷，极可能是不想让达尔文在西敏寺的地位与牛顿相比显得那么寒酸和不起眼——二者相比，达尔文颇像是牛顿的陪侍或陪衬。所以，该委员会的执行主任是西敏寺的院长，就是方舟子所说的那位“正在法国访问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主教”。而在那个委员会的名单中，十名抬棺者九位榜上有名，独独缺了华莱士。由此看来，华莱士在1882年能够给达尔文抬棺，虽然忝陪末座，但那仍旧是达尔文斗犬们赐给他的“天恩”。【323】

对于所有这些，“中国的达尔文第一斗犬”方舟子即使不是全部了解，他也肯定略知一二。但是，在上面那段话中，以及在那篇长约两千字的《科学史上著名公案——达尔文－华莱士之让》中，“抄袭”、“剽窃”这两个词汇也都不曾出现，就像 “达尔文涉嫌抄袭”这个传播了整整半个世纪的丑闻——从1958年艾斯利的《达尔文的世纪》一书【308】出版时算起——完全不曾存在一样。

需要指出的是，方舟子说达尔文在华莱士来信的“迫使”之下，“征求了胡克等人的意见后，与华莱士同时发表了关于自然选择理论的论文”也不准确。事实是，当时只有达尔文、胡克、莱尔三人参与此事，华莱士自始至终都被蒙在鼓里。而他们三人后来的追忆各不相同。最奇的是，他们当时的通信，包括华莱士的那封至关重要的的来信，全都不翼而飞——而至今保留下来的达尔文往来通信却多达一万五千件。由于那篇文章根本就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所以达尔文三人的紧锣密鼓暗箱操作——从华莱士来信到在林奈学会宣读论文，前前后后总共不到半个月——才更显得鬼影幢幢。【147】【324-325】

4、“达尔文主义是华莱士首先使用的”

上面提过，尽管方舟子宣称达尔文“属于我的‘专业’”，“我对达尔文的生平和思想相当熟悉”，并且动不动就摆出一副“中国首席达学家”的架势指点其他人的相关文章，但他关于达尔文的文章几乎全部都是小儿科，不要说没有任何原创性观点，即使是抄来的东西，他都能搞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而在方舟子犯下的所有“达尔文错误”中，“达尔文主义是华莱士首先使用的”应该算是最出格的、最低级的一个，因为它把方舟子对“达尔文进化论发展史”的惊人无知暴露得清清楚楚。

事实是，几乎所有的信息来源都会告诉读者，“达尔文主义”（Darwinism）是赫胥黎在1860年首先提出的，如“德斯门德、摩尔《达尔文》”就说：“Huxley, reviewing for the Westminster in April, first uttered the rallying cry ‘Darwinism.’”【134, p.491】而摩尔在同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说得更清楚了：

“在 1860 年 4 月的《威斯敏斯特评论》中，赫胥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用‘达尔文主义’一词来指代《物种起源》中表达的观点的人。”【326】

事实是，在那篇长达一万四千单词的书评中，赫胥黎只使用了一次Darwinism【327】；但它却不胫而走，第二年就被人用在文章的标题之中【328】。到了1860年代后期，“达尔文主义”这个词已经走向了市民阶层，以致在游乐场中都会出现“达尔文主义的疯狂”（Darwinism Demented）这样的节目。【329】【330】

与之相比，华莱士第一次使用“达尔文主义”这个名词，是在1868年给达尔文的信中，并且，其英文是Darwinianism，应该译为“达尔文的主义”。【331】三年后，1871年，因为有人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达尔文主义【332-333】，华莱士挺身而出与之论战【334-335】——这极可能是华莱士与“达尔文主义”（Darwinism）的首次公开握手，它虽然比赫胥黎晚了十一年，但却比华莱士《达尔文主义》【336】一书的出版早了十七年。而在那之前，封面上就含有“达尔文主义”书籍早已屡见不鲜。【337-339】

天知道方舟子是故意装傻，还是被哪个半路出家的达教写手所误导，所以他一直这么说——从1999年【277】说到2000年【340, p.44】，说到2005年【341, p.25】，说到2008年。也就是说，即使是倒卖廉价甚至免费的二手货，方斗犬都会搞到假货赝品。

5、“轩然大波”

方文的第七段话介绍“古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

“《物种起源》的发表不出所料掀起轩然大波，达尔文本人避免参与社会争论，代替他四处争斗捍卫进化论的是赫胥黎，因此获得‘达尔文的斗犬’的称号。”

就像第六段话一样，这段话虽然只有一句，但也存在三个笑话，需要分三小节来认真剖析。

首先，与“华莱士发明了‘达尔文主义’这个名词”一样，“《物种起源》掀起轩然大波”也是方舟子常年兜售的一个达教瞎话、鬼话、神话。例如，他在1999年说，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掀起了轩然大波，并征服了科学界”【277】、在2000年说《物种起源》“在1859年一出版就掀起轩然大波、引发了西方思想史上科学和宗教的最大的一次论战”【340, p.1】。而到了2005年，他总算羞羞答答地把那场莫名其妙的“轩然大波”说得具体了一些：

“1860年6月30日，《物种起源》发表后不久在牛津大学举行的那场著名的论战中，就很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牛津主教韦尔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1805-1873）问自称‘达尔文的斗犬’的托马斯·赫胥黎，究竟是他的祖父一族还是他的祖母一族从猴子传承而来的？这个讥讽引来哄堂大笑，显然在听众看来，被视为猴子的后裔是一件可耻的事。赫胥黎对此的回答有多个版本，据他后来在一封信中的回忆，是：‘如果问我，我是愿意有一个可怜的猿猴当祖父，还是愿意有一个有着很高的天赋和巨大的影响力，却利用这些才能和影响力纯粹只是为了在庄严的科学讨论中进行讥讽的人当祖父，那么我毫不犹豫地断言我宁可选择猿猴。’”【341, p.38】

事实是，“那场著名的论战”虽然曾被摩尔在1979年吹嘘为“十九世纪仅次于滑铁卢的著名大战” （No batt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ave Waterloo, is better known）【301, p.60】， 但到了1991年，在“德斯门德、摩尔《达尔文》”一书中，作者却承认，那个神话是“被天花乱坠般地吹出来的”（to be blown out of all proportion to become the best known ‘vic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134, p.492】。 为什么呢？

简言之，那场所谓的“大战”，发生在不列颠科学促进会1860年6-7月间在牛津举行的年会上。而在该年会厚达六百多页、长达三十多万单词的文集【342】中，“达尔文”总共只被提及19次，较1859年还少了9次；而《物种起源》这本书则只被提及3次。而在那个年会上正式发表的论文中，只有一篇论文在标题中点了达尔文的名【343】，该文作者就是纽约大学医学院的德拉珀（John William Draper, 1811-1882），他后来以建立“科学—宗教冲突学说”（Conflict Thesis）闻名于世【344】。可笑的是，1860年，德拉珀虽然在论文的标题中点了达尔文的名，但在其六百多个单词的论文摘要中，“达尔文”却一次都没有出现，更不要提《物种起源》了。更好笑的是，那场“仅次于滑铁卢”的“大战”就发生在他的大会发言之后的讨论阶段，可是这位“冲突学说”的始祖在其一生之中，尤其是在其名著《宗教与科学冲突史》一书中【345】，却从未提起过那场大战，好像它从未发生过一样。【346】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那场“论战”根本就不曾发生过——不论赫胥黎是否说过那番“名言”——大意不过“我不为自己有一个猴子祖先而感到羞耻，但却会为有一个油嘴滑舌试图掩盖真理的祖先感到羞耻”（He was not ashamed to have a monkey for his ancestor; but he would be ashamed to be connected with a man who used  great gifts to obscure the truth）【347】——，它在当时都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

事实是，连赫胥黎本人都不曾在自传中提及此事——这个神话之所以会变成妇孺皆知的“史实”，完全是因为他的儿子在编撰其父的《生平及书信》时，主要根据1898年——即事后38年——《麦克米兰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老祖母讲故事》的匿名文章【347】中的一段话——大肆渲染。【212, pp.193-197】在那之后，这个神话才开始越传越神。为什么呢？因为据赫胥黎的儿子说，那场辩论不仅奠定了《物种起源》的科学地位，而且它还使其父一举成名（From this moment he entered the front fighting line in the most exposed quarter of the field）。【212, pp.193】也就是因为事关家运，所以赫胥黎的长孙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Sorell Huxley, 1887–1975）在事发九十九年之后仍旧对之津津乐道。【348】可惜的是，这个神话的可信性在1970年就遭到了质疑【349, pp.10-12】，而其内幕在1979年就已被彻底揭开【350】。但达教徒们对此全然不顾，仍旧肆无忌惮地继续传播这个鬼话。例如，丹尼特就在1995年说，“牛津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于 1860 年 6 月与托马斯·赫胥黎的辩论是达尔文主义与宗教势力之间最著名的正面冲突之一”。【351】同样，美国著名达学家鲁斯在2000年也说，那场辩论是与阿基米德踏入浴缸、伽利略跪在地上喃喃自语“地球仍在转动”同等重要的历史性事件。【352】

事实是，根据威尔伯福斯的日记，他在发言之前一个多月就已经完成了一篇《物种起源》书评【353】，该文在那场辩论之后正式发表【354】。那篇文章虽然长达一万八千多个单词，但其中的一句话却足以说明全部问题：长达三千余年的动物育种历史，触目皆是的动物群落，地层中的无数化石，都没能向我们提供哪怕是一个例子来证明那个变异确曾发生或正在发生。【355】事实是，连达尔文本人都对威尔伯福斯的评论赞不绝口，说它非同一般地聪明、娴熟地找出最富猜想的那部分、把所有的难点全部摆到台面。【356】

毫无疑问，威尔伯福斯在那场辩论中的发言——显然是即兴的、非正式的发言，因为不列颠科学促进会的年报中没有任何相关记载——，大致不会超过那篇书评的范围。可是，“达粉”却有能耐用赫胥黎的一句俏皮话来扭转乾坤：这哪里是科学家在搞科学，倒活像是一伙政客在搞政治，或者一群邪教徒在搞邪教。实际上，有人就是这么说的：

“赫胥黎为达尔文辩护的方式是断言对手是非科学的，并将他们断定为神学‘偏见’。”【357】

还有人这样评论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人们接受这一神话为事实，即达尔文主义崛起的这一伟大时刻最终以赫胥黎的反驳达到顶峰，它也与自然选择毫无关系，而只是谴责了一位主教的粗鲁。”【358】

实际上，据“德斯门德、摩尔《达尔文》”，早在1860年代，达尔文的死对头欧文（Richard Owen, 1804-1892）就已经指出，达尔文信徒的常规武器就是咆哮加嘲笑。【359】13年后，1873年，英国哲学家贝恩斯（Thomas Spencer Baynes,1823-1887）——他从1875年起出任《大英百科全书》主编，是出任该职的第一个英格兰人——也说，达尔文学派的论战文章中充满了紧张的强调、急切的字眼、夸张的谴责和呼吁，这些都是低级宗教论争的特征。【360】实际上，贝恩斯更直接地指出，赫胥黎为达尔文进化论辩护时所显露出的本质，就是一个清教徒，如果不是比清教徒更狂热的加尔文主义者的话。【361】

换句话说就是，“斗犬”赫胥黎“捍卫进化论”的全部招数，就是阴谋诡计、丑化对方、纠缠枝节、避实就虚、起哄捣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它们也是中国科学纳粹后来能够横行霸道的原因之一。例如，那场发生在一百年前的“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它又被称为“科学与玄学大论战”。【362-363】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科学帮从一开始就给对方扣上了“玄学鬼”的大帽子。【364】半个多世纪后， 于光远一伙用来“反伪”、方舟子一伙用来“打假”的全部招数也不过如此：于光远给“人体科学”扣上了“灵学”的大帽子【365】，方舟子给他所“打”的对象扣上“造假”、给他所“反”的对象扣上“伪科学”大帽子——这是他对麾下邪教徒的谆谆教导：

“我觉得我们在辩论的时候，要造声势，就是要在道德上、在智力上要压倒对方，要觉得我们档次就是比你们高，……我发明了一些说法，‘文傻’啊什么的，这实际上就是从智力的角度就觉得我比你高，觉得他们这些人就是很傻……就是要批判他们，用文革的词汇来说就是要把他们搞到搞臭对吧。”【366】

如此既愚蠢又邪恶的话，十九世纪的赫胥黎是绝对不敢说出口的，但他却一直就是那么干的。可笑的是，赫胥黎后来将自己的“科学方法”总结为“跟着理性走”。【367】而这个方法后来又被胡适总结为“拿证据来！”【368】这虽然是曲解，但也道出了其中的一个门道，那就是将举证的责任转嫁给对方，即伸手向对方索取证据——这恰恰就是方舟子“打假”的绝招儿，即他只负责指控对方“造假”、是“伪科学”，而对方则需要自证清白。【369-370】所以说，科学纳粹虽然披着不同颜色的人皮，但他们的血脉和命脉却是完全相通的、是休戚与共的。【371】

6、“赫胥黎捍卫达尔文进化论”

应该承认，从字面上看，方舟子说赫胥黎“四处争斗捍卫进化论”并没有错，但实际上，方舟子的意思是说赫胥黎“四处争斗捍卫（达尔文）进化论”，而这却是大错特错的。因为与“拉马克进化论”相比，“达尔文进化论”的唯一特点就是“自然选择”——《物种起源》只不过是那本未曾完成的大部头《自然选择》的长篇摘要而已。【182, p.1】实际上，方舟子也将“自然选择”当作 “达尔文进化论”或“达尔文主义”的同义词，如说“《物种起源》确立的是关于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学说”【372】、“普通进化论和达尔文进化论（自然选择学说）在生物学界都早已是公认为已被证实的理论”【373】。可是，赫胥黎却偏偏对“自然选择”持其著名的“不可知论”态度。例如，在1860年发表的首次提出“达尔文主义”这个名词的那篇文章中，赫胥黎问道：

“是否已经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物种可能是通过选择而起源的？是否真的存在所谓的自然选择？”（Is it satisfactorily proved, in fact, that species may be originated by selection? tha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natural selection?）。【327】

赫胥黎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当然都是否定的，所以，三十多年后，他继续说道：

“在明确地证明选择性育种会产生彼此不育的品种之前，自然选择理论的逻辑基础是不完整的。”【374】

次年，《赫胥黎文集》第七卷在伦敦出版，该卷题为《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及其他人类学论文》（Man's Place in Nature and Other Anthropological Essays）。这本书共有七万多单词，而“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只出现了两次，都是出现在他186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之中。【375】再过一年，赫胥黎就去世了。所以，英国著名进化论学者波尔顿（Edward Bagnall Poulton, 1856-1943）在一篇题为《赫胥黎与自然选择理论》的文章中，开篇就说：

“我将证明……赫胥黎从来都不是他所捍卫的那个理论的坚定信徒。”【376】

事实是，赫胥黎不仅“不信自然选择”，他连进化的渐变性——按照“老祖父”的说法，它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五个组成部分之一【117, p.505】，所以方舟子才会说“传统的达尔文主义认为生物的进化一直是渐变式的”【162】——都不相信。这是他评论《物种起源》：

“我们认为，如果达尔文先生没有用“自然不会跳跃”这句经常出现在他的书页中的格言来使自己难堪的话，他的论证可能会比现在更加有力。我们相信，正如我们上面所说的，大自然确实会不时地跳跃，并且承认这一事实对于解决对嬗变学说的许多次要的反对意见具有相当的重要性。”【377】

类似的话，赫胥黎在四年后又说了一遍。【378】

最好笑的是，按照方舟子的说法，《物种起源》的出版标志着现代生物学的开端：

“进化生物学，甚至可以说整个生物科学，开始于1859年11月24日。在那一天，在经过二十年小心谨慎的准备之后，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第一版印了一千二百五十本，在一天之内销售一空。一门崭新的学科从此诞生了！”【277】

可是，根据英国达学家的研究，赫胥黎本人的科学著作在1859年以后不要说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它连激进的变化都没有发生。【379】更精细的研究证明，赫胥黎在自己的文章中首次采纳进化论发生在1868年，即《物种起源》问世九年之后。【380】也就是因为如此，英国著名科学史家鲍勒称赫胥黎为“伪达尔文主义者”（a pseudo-Darwinian）。【381, p.68】而对于这样的千古奇闻，几乎所有的达教徒都装聋作哑。为什么呢？因为直到今天，他们也没能满足赫胥黎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那个条件，即通过人工选择——它是自然选择的一部分，但其力度却要比自然选择强大无数倍——创造出新的物种。换句话说就是，赫胥黎“四处争斗捍卫（达尔文）进化论”完全是出于其他考虑，例如攻击教会势力，为新兴的“职业科学家”群体争夺话语权、争夺社会地位，等等。

总而言之，无论是旧达尔文主义者还是新达尔文主义者，他们所信奉的是一个没有被任何事实证明的形而上学教条，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无法证伪，但却可以解释万事万物。因此，按照方舟子“批判中医”的标准和逻辑——“似乎什么都能解释了，然而实际上还是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382】——，达尔文进化论或达尔文主义是最最典型的、地地道道的“伪科学”。实际上，著名科学哲学家波普尔就是这么说的。【383】

7、 “达尔文斗犬”

如上所述，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根本就不曾触及——遑论解决——“物种起源”问题。但它却确实造成了一个全新物种的“起源”，而这个全新的物种就是一伙以当“斗犬”为荣的双足直立灵长类动物，我们不妨将之称为“灵长犬”（primatoid dog），或“达犬”。

毫无疑问，那个“从人到狗”的进化关键，就是一个名叫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的“始祖灵长犬”的出现。而实际上，赫胥黎的祖孙三代都以给达尔文当斗犬闻名：如上所述，赫胥黎的长孙朱利安·赫胥黎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鼓吹优生学最卖力气的那个英国人，也是五十年代把新达尔文主义推向高峰的领袖级人物，其标志性贡献就是，在1959年参加芝加哥大学主办的《物种起源》百年庆典期间，在一个电视节目中提出了“达尔文的理论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事实”（The first point to make about Darwin’s theory is that it is no longer a theory, but a fact）的论断【384】——或曰“口号”。因为这个口号明显是一个谎言——“达尔文进化论”至今都没有被证实——，所以它后来被古尔德修改成更具欺骗性的“进化（论）既是理论，也是事实”（“Evolution as Fact and Theory” or “evolution is a theory. It is also a fact”）【385】，其关键点就是把“进化”与“进化论”相混淆，把“进化论”与“达尔文进化论”相混淆。实际上，古尔德在那篇影响颇大的文章中就承认，“达尔文本人承认其自然选择理论的非确定性本质”（Darwin acknowledged the provisional nature of natural selection）。也就是因为如此，方舟子才会画蛇添足般这样地解释道：

“在认定进化是一个科学事实的前提下，对生物是如何进化的，其过程、细节、机制是什么，还存在着非常多的争议。所以，进化论是一个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庞大体系，既包含了科学事实，也包含已被证实的科学理论和未经证实的假说。”【386】

方舟子当然不会告诉你， 在进化论这个“庞大体系”之中，“达尔文主义”就属于“未经证实的假说” ，因为如果不借助拉马克主义，它连“从猿到人”的直立过程都无法解释——对，新达尔文主义对之完全无解。

事实是，在提出“达尔文的理论已经不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事实”这句口号之前八年，朱利安·赫胥黎还曾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也就是他的老师缪勒任教的那所大学——，做了一个讲座，其中，他宣称“人类猛然发现自己处于宇宙进化过程的商业经理的位置上”（He finds himself in the unexpected position of business manager for the cosmic process of evolution）。【387】六年后，小赫胥黎把进化称为“世界上最大的产业” （the biggest business of all, the business of evolution），而人类则升格为这个产业的执行总裁（managing director）。【388】换句话说就是，达尔文进化论不仅仅事关“始祖灵长犬”家族的兴衰，它还事关全人类、全地球、全宇宙的万事万物。最奇的是“灵长犬”的最终目的：1963年，小赫胥黎给其名著《进化：一个现代综合》第二版加写了一篇引言，其中，他宣布，人类本身的进化却已经不再受自然规律——“自然选择”——的约束（The human situation is so different from the biological that it may prove best to abandon the attempt to apply concepts like natural selection to modern human affairs），而人类的改进只能依靠优生学（eugenic improvement will become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goal of evolving man）。【389】这实际上就是他的老师缪勒的一贯主张：缪勒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下志愿，要主宰人类进化的方向；而他之所以师从摩尔根学习遗传学，一是为了积累知识，二是积累权威。【390】

总而言之，虽然我们对人类进化的方向尚不确定，但是，我们对灵长犬的进化方向却知道得一清二楚：那就是从魔鬼的门徒到进化论高僧——这是德斯门德所作《赫胥黎传》【229】的副标题——，再到进化产业的董事长。

事实是，“达尔文的斗犬”这个称号并不是赫胥黎“获得”的，而是他自封的。本来，在《物种起源》问世之前一天，赫胥黎曾向达尔文表示自己正在“磨爪擦喙”（I am sharpening up my claws and beak in readiness）准备对付那些“狂吠的癞皮狗们”（the curs which will bark & yelp），意即自己是达尔文的鹰，而达尔文的敌人才是“犬”。【212, p.189】而据范怀赫博士的考证，在十九世纪的报刊书籍中，“达尔文的斗犬”这个名号根本就不曾出现过（The name occurs in no 19th-century newspapers, magazines or books.）。【391】

原来，“达尔文的斗犬”最早出自美国古生物学家奥斯本（Henry Fairfield Osborn, 1857-1935）——对，就是那个明知“皮尔当人”为假、但出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硬是把它认证为“真”的那个美国最最著名的“人类学家”。【392】原来，赫胥黎去世后，奥斯本作了一个题为《纪念赫胥黎》的讲演。其中，他回忆了自己与达尔文相见时的情形。据奥斯本说，他曾跟随赫胥黎学习比较解剖学，1879年达尔文到赫胥黎的实验室参观，两人因此相见。过后，赫胥黎这样对奥斯本说：

“你知道吗？我得照顾他。实际上，我一直是达尔文的斗犬。”（You know I have to take care of him—in fact, I have always been Darwin’s bull-dog.）

奥斯本这篇讲演的稿子曾多次发表，现在最容易找到它的地方就是美国的《科学》杂志。【393】而随之奥斯本的名气越来越大，赫胥黎的“达尔文的斗犬”这个名号也越叫越响，因此以讹传讹，让中国的“达尔文的斗犬”以为那是赫胥黎生前“获得”的。实际上，在1900年出版的《赫胥黎生平及书信集》中，赫胥黎的儿子也说那是其父亲的自称：“他有一次说：‘我是达尔文的斗犬’”（’I am Darwin's bull-dog,’ he once said）。【212, p.391】但如上所述，方舟子自信比鲁迅的儿子还要了解鲁迅，比达尔文的儿子还要了解达尔文。因此，赫胥黎的儿子能算老几！

七、方抄子继续抄袭

方文的第八段话如下：

“送葬者包括伦敦市长，王家学会、林耐学会和其他科学学会的会员们，以及各国、各界代表。在‘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的赞美诗歌声中，达尔文被埋在了牛顿墓碑的下方。”

它们全部来自摩尔的文章：

”The Lord Mayor of London took his place in the sacrarium, before the altar, with still more family members.“【134, p.672】

“Composed by the Abbey’s deputy organist, it was sensitive to the occasion. The lyrics were taken from the Book of Proverbs. The opening line, ‘Happy is the man that findeth wisdom, and getteth understanding,’ paid tribute to Darwin’s lifework.” 【134, p.673】

“In the end – fitting though it would have been – Darwin was not laid beside Lyell, but beneath the monument to Newton at the north end of the choir screen, and next to another mentor, Sir John Herschel.” 【134, p.673】

需要指出的是，“‘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的赞美诗”乃是《圣经·箴言》中的段落，而方舟子之所以不敢说出这个事实，是因为，在他的口中，基督教是“极毒教”【394】，《圣经》是“《摆布经》”【395】。显然，他明白，让自己不信神、不信教的主子在浓郁的基督教氛围中下葬，会使自己非常尴尬。而方舟子把“牛顿纪念碑”（the monument to Newton）译为“牛顿墓碑”，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事实是，西敏寺中，每个坟墓之上都铺有一块墓石（gravestone），但只有少数坟墓才立有墓碑或纪念碑。而在西敏寺的所谓“科学家角落”，只有牛顿才享有纪念碑，它俯视整个“角落”。达尔文的墓地虽然距离牛顿的纪念碑较近，但却位于整个角落的一角；并且，那位与达尔文相邻的科学家，并不是方舟子在2000年说的“科学巨人、物理学之父伊萨克·牛顿”，而是约翰·赫歇尔，也就是那个嘲笑达尔文进化论是“乱七八糟的法则”（the law of higgledy-piggledy）【288, p.241】的天文学家。方舟子当然不会告诉他的读者这些“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他要给人留下一个“俺主子在英国的地位老高了”的印象。

“牛顿墓碑”

进入西敏寺的大门，第一道屏障就是横跨正厅的“合唱班屏风墙”（Choir Screen），它由一座大门和两面墙壁组成，其中左侧墙壁之前就是 牛顿纪念碑，它俯视“科学家角落”。而达尔文的墓地，位于科学家角落的左下角。上图左侧显示牛顿纪念碑（背景为屏风墙），中间是方舟子在将《达尔文的葬礼》一文收入《大象为什么不长毛》一书时盗用的三幅图片，右侧显示那三幅图片的原始照片。（左右两侧图片来源：西敏寺官方网站。）

1、“动摇了基督教世界的学说”

方文的第九段仍旧是抄来的：

“没有人觉得把提出动摇了基督教世界的学说的人埋在大教堂里有何不妥。《时报》甚至评论说：‘该大教堂需要这个葬礼甚于该葬礼需要大教堂。’进化论与基督教的冲突似乎已成为历史。英国基督教领袖们乘机在世人面前展示他们的宽容。《旗帜报》宣称：‘真正的基督徒能够像接受天文学和地质学一样接受进化论的主要科学事实，而不会对更古老和珍贵的信仰产生任何偏见。’高教会派的报纸《晨报》声称：‘我们无法欣赏他的理论的全部，但是我们能够敬佩他的生活。’《教会时报》则干脆说达尔文是一名‘基督教绅士’。几年之后，开始出现谣言声称达尔文临终忏悔放弃了进化论，这个谣言至今还能在传教宣传品中看到。”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一个人如果敢于断言“没有人觉得如何如何”，则他的不学无术、无知狂妄形象就油然而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断定一个东西的存在很容易，因为你只要看到一只黑天鹅就可以说“世界上有黑天鹅”这样的话。与之相反，要想“断言世界上没有白乌鸦”，在逻辑上你就必须把全世界所有的乌鸦全都检查一遍。以方舟子的“薄学”，他是怎么知道“没有人觉得把提出动摇了基督教世界的学说的人埋在大教堂里有何不妥”的呢？事实是，确曾有人觉得那么做“不妥”。这是英国杂志《新科学家》在1982年说的话：

“这个葬礼应该会使达尔文十分满意。但让他不大高兴的是，就在葬礼的第二天，一家钟表公司将自己与马丁银行的长期账户关闭，因为马丁先生出席了葬礼，给人一种他认同达尔文异端邪说的印象。”【396】

其次，如上所述，达尔文的进化学说就是“自然选择”，它被用来解释“生物是如何进化的”这个问题；而“进化论”本身早在达尔文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尽管天主教会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接受了“进化论”【397】，但“自然选择”学说却只被达教徒所接受——至今如此。所以，方舟子说达尔文进化论是一个“动摇了基督教世界的学说”，未免狂妄得太没边儿没沿儿，因为达尔文美国斗犬、哈佛大学教授格雷早在1860年就在《大西洋月刊》上连载了三篇文章，它们在次年合集出版，书名就叫做《自然选择与自然神学并不冲突》。【398】19年后，也就是在去世前三年，达尔文本人在一封信中也承认，自己的进化论与信仰上帝是兼容的。【399】

最好笑的是，被方舟子捧为仅次于达尔文的“达教亚圣”杜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 1900-1975）——有人就认为他比迈尔更配得上“20世纪的达尔文”这个称号【400】——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虔诚基督教徒【401-403】——古尔德说他是俄罗斯东方正教教徒（a lifelong Russian Orthodox）【404】。而这位亚圣不仅通过自己的亲身实践来证明进化观念与基督教义能够相容，他还把这个想法明确地说了出来：

“It is wrong to hold creation and evolution as mutually exclusive alternatives. I am a creationist and an evolutionist. Evolution is God's, or Nature's method of creation. Creation is not an event that happened in 4004 BC; it is a process that began some 10 billion years ago and is still under way.”【405】

这是方舟子对它的翻译：

“把创造和进化当成互相排斥的观点，是错误的。我是一个创造论者，也是一个进化论者。进化是神的，或者说大自然的，创造方式。创造不是一个发生在公元前4004年的事件，而是一个在100亿年前开始，到现在还在进行着的过程。”【406】

最好笑的是，根据方舟子的译文，这位亚圣还曾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时代的一位大思想家泰亚尔·德·夏尔丹（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如此写道：‘进化论是一个理论，一个体系还是一个假说？它比这些都要高级－－它是一个普遍的公理，所有的理论、所有的假说、所有的体系要真实可信，都必须服从和满足这个公理。进化论是一道照耀了所有事实的光，一个所有的思路都必须遵循的轨道－－这就是进化论。’”

那么，这位“大思想家”又是谁呢？“泰亚尔是一位非常真诚和虔诚的宗教信徒，基督教乃是他的世界观的基石。”【406】

实际上，被方舟子追捧的达教大员古尔德——在被其母校教授伯恩斯坦追剿之际，方舟子曾宣称“本人能和Gould同列，真是荣幸”【407】——也承认，自己“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反对那个愚蠢的科学与宗教之间是二歧对立的观念”（I have campaigned long and hard against the same silly dichotomy of science versus religion）。【404】

你看方舟子抽方是民的脸，是不是有六亲不认的劲头？

其实，这类自扇耳光、左右互搏的把戏，方舟子在其科唬行骗生涯中不知玩过多少次，只不过是，在一般情况下，在“方舟子找抽”与“方舟子自扇”之间都有时间差，因此需要“方学家”仔细查找。而《达尔文的葬礼》的独特之处就在于，这个时间差几乎完全不存在。例如，他在前面刚刚说过达尔文的理论“将会颠覆世界”，而到了文章的末尾，他又改口说这个理论仅仅是“动摇了基督教世界”，其间还说它的发表仅仅会“在社会上引起的争议”——由此可知他根本就不知道达尔文进化论到底能把这个世界怎么样，以及它究竟把这个世界怎么样了，所以他只能信口胡喷。

2、“《时报》”

方舟子所说的“时报”，就是大名鼎鼎的《泰晤士报》（Times）。方舟子之所以要把它改译为“时报”，与他非要把“皇家”改译为“王家”是出于同样的心理，那就是要彰显自己的“智商高超”、特立独行。他所引用的那句话，“该大教堂需要这个葬礼甚于该葬礼需要大教堂”，乃是抄自摩尔的这三句话：

“Some even inverted the honour of official burial. Westminster did not bestow dignity on the naturalist from Downe – his body was hallowed already. ‘The Abbey needed it more than it needed the Abbey,’ thundered The Times.”【134, p.676】

摩尔放在引号中的那10个单词，来自《泰晤士报》在达尔文葬礼的当天发表的一篇连既无标题又无署名的文章，所以“达尔文在线”网站在收录该文时，不得不给它补上一个《论查尔斯·达尔文在西敏寺的葬礼》标题。【408】可以有相当大的把握断定，这又是“赫胥黎-高尔顿”集团的装神弄鬼。实际上，仅从摩尔的前两句评论中，任何人都会明白，他引用“时报”那句话的用意是要证明“有人甚至颠倒了正式埋葬的荣誉关系”。而方舟子呢？颠倒黑白恰恰就是他的手段和目的，所以他来了一个“将计就计”——这也是他造假的惯用伎俩。

方舟子的第三句话，“进化论与基督教的冲突似乎已成为历史”，是对摩尔如下文字的意译：

“The Times on Friday had declared the clash between Huxley and Bishop Wilberforce in 1860 a piece of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Liberal Daily News added that Darwin’s doctrine was quite consistent ‘with strong religious faith and hope.’”【134, pp.670-671】

也就是说，方舟子明明知道，在当时，舆论界已经承认，达尔文主义与基督教教义并不冲突，但他却非要造谣说达尔文主义“动摇了基督教世界”。

方舟子的第四句话，“英国基督教领袖们乘机在世人面前展示他们的宽容”，译自这句英文：

“Evidently tolerance was ‘the latest evolved and not the least satisfactory mode of clerical thought.’ The thinking public would be able to honour the memory of a man who had ‘set the stamp of his individual intellect on the age.’” 【134, pp.671-672】

“乘机”二字凸显方舟子这句话的目的：就是要“展示”极毒教的阴险、自私、极毒嘴脸，尽管他明知道那个“机”是科学黑手党蓄意制造出来的。

3、“高教会派的报纸《晨报》”

方舟子的第五句话，“《旗帜报》宣称……”，译自这句英文：

“The Standard, in proposing the honour, maintained that ‘true Christians can accept the main scientific facts of Evolution just as they do of Astronomy and Geology, without any prejudice to more ancient and cherished beliefs.’”【134, p.670】

用南京大学“打假斗士”王彬彬打假清华大学教授汪辉时的说法，方舟子这句话的抄袭属于“老老实实式”，并且，“这种老老实实的剽袭，是最不让人反感的。”【409】

方舟子的第六句话，“高教会派的报纸《晨报》声称……”，最让人莫名其妙。因为摩尔的文章只提到一次“高教会派的报纸”，但该报叫做“The Guardian”（卫报），而不是什么“晨报”。并且，摩尔从该报引用的那24个单词（‘any misgivings lest the sacred pavement of the Abbey should cover a secret enemy of the Faith.’ ‘of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Faith and Science.’【134, p.671】），与方舟子的那句译文,“我们无法欣赏他的理论的全部，但是我们能够敬佩他的生活”，毫不搭界。实际上，在摩尔的整个文章中，也没有任何与方舟子引的那句话意思相近的文字。那么，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

原来，1981年，美国出版了一本达尔文传记，作者是英国通俗传记作家布兰特（Peter Ludwig Brent, 1931-1984）。在这本题为《查尔斯·达尔文：“一个好奇心满满的人”》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晨报》正如其高教保守主义所让人们期待的那样，在其观点上并没有那么夸张，它利用自己的英雄来规范其对达尔文的赞美。‘如果像比肯斯菲尔德勋爵所说，一个伟人是一个改变时代精神的人，那么达尔文就是一个伟人，而我们虽然不能尊重他的所有理论，却可以钦佩他的一生。”【410】

看到方舟子把“we who cannot respect all his theories”（无法尊重他的所有理论的我们）翻译成“我们无法欣赏他的理论的全部”了吗？实际上，就在上面那句话之前，该报还在说“我们暂且无法承认达尔文的所有结论都能够成立”（We cannot for a moment recognise all DARWIN'S conclusions as valid）。【411】也就是说，方舟子这个造假大王——那个向他的“安保基金”捐献了三百万大洋的多益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波后来就称他为“方谎王”【412】——绝对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以造假的机会，“老老实实式的剽袭”比不剽袭还要罕见。

更好笑的是，那篇文章既没有署名又没有标题，并且是在1882年4月21日发表的，因此它与“达尔文的西敏寺葬礼”边儿都不沾——该文连“西”这个字都没有出现——，但却被方舟子抄来证明“没有人觉得把提出动摇了基督教世界的学说的人埋在大教堂里有何不妥”。应该承认，布兰特在书中没有交代那篇文章的发表日期。但是，根据上下文，读者却可以明白无误地断定它发表在葬礼之前，甚至是在西敏寺做出接纳达尔文这个决定之前。也就是说，方舟子这个打着“求真”旗号、披着“反伪”战袍的“打假斗士”，完全就是在故意造谣、蓄意造假。

方舟子的第七句话——“《教会时报》则干脆说达尔文是一名‘基督教绅士’”——最为搞笑。原来，方舟子的这句汉语来自摩尔的这两句话英文：

“The Church Times was lost for epithets – patience, ingenuity, calmness, industry, moderation. Others added the Pauline graces perseverance and faith, and depicted him as a ‘true Christian gentleman.’”【134, p.675】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教会时报》几乎把“耐心、独创、冷静、勤奋、节制”这样的好话都说尽了，而其他报纸则加上圣保罗的优美、毅力、信仰这些美誉，把他描绘成一个“真正的基督教绅士”。换句话说就是“说达尔文是一名‘基督教绅士’”的那家报纸根本就不是“《教会时报》”，而是“其他报纸”（Others）。根据摩尔的注释，那家报纸是《利物浦教区公报》。【413】

八、将行骗进行到底

方文第九段的最后一句话，“几年之后，开始出现谣言声称达尔文临终忏悔放弃了进化论，这个谣言至今还能在传教宣传品中看到”，实际上是给该文最后两段话做起兴，而后两段话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就是证明达尔文至死都没有背弃无神论；第二就是贬损基督教，说他们接受一个无神论者进入自己的墓地并非出于善意，而是被达尔文生前的“智慧”所愚弄：

“事实上达尔文死时不仅不信神，甚至对基督教极其反感。他生前不愿公开他的宗教立场，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愿参与争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认为不信神的立场只适合于有教养的人，让普通大众接受无神论的时机还不成熟。但是在私下场合，达尔文并不隐瞒他反对基督教的立场。这有他晚年写的自传为证。在自传中，他用一章专门阐述自己的信仰，批驳各种有关上帝存在的证据，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上帝存在，并介绍了自己唾弃基督教的经过。他甚至抨击基督教的教义‘真是一种可咒诅的教义’。

“达尔文自传是给其子女看的，并没有打算发表，所以写得非常坦率，以致在其死后（1887年）发表时，在爱玛（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的要求下做了大量的删节，直到1959年才得以完整地出版。如果达尔文对基督教的抨击在其生前就被公开，英国基督教领袖们对他是否还会如此宽容，他是否还能入葬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无论如何，达尔文大概是大教堂祀奉的第一个‘罪人’。”

1、语文伪状元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尽管方舟子一直恬不知耻地宣称自己是“语文状元”，但在他的知识结构中，最短的那块短板恰恰就是他的“语文”——早在十多年前，我就已经详尽地、翔实地、充分地证明，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最不要脸的“伪状元”。【153】而上面那两段话，不过就是在这位“伪状元”的棺材板子上面再钉上两根六寸钢钉而已。

按照商务印书馆2016年出版的第七版《现代汉语词典》，“争端”的含义是“引起争执的事由。”【414, p.1667】因此，方状元说达尔文“不愿参与争端”，就相当于说“达尔文不愿意参与事由。”这像是人话吗？其实，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方状元一直都在制造“一切争端的起点”【415】、“我卷入了这场争端”【416】这样的奇葩词组，显示他根本就不知道那个“端”字是“事情的开头”的意思，乃是一个点，如开端或终端，英文就是“end”。所以说，方舟子最最得意的那个“语文状元”头衔，百分之一百是他通过考场舞弊弄到手的【417】——除非福建省的中学语文教育水准低得让人无法想象。

至于方状元所说的“祀奉”，笑话就更大了：《现代汉语词典》中根本就没有这个词。顾名思义，“祀”就是“祭祀”，“奉”就是“供奉”，前者的意思是“备供品向神佛或祖先行礼，表示崇敬并求保佑”【414, p.619】，后者是“敬奉，供养”【414, p.459】。显然，按照方舟子的逻辑，既然西敏寺是“先贤祠”，所以达尔文一旦“入祠”，那就相当于得到了全体英国人民的 常年“祀奉”，因此他们也一定会像闽南人“祀奉”祖宗一样，逢年过节也向他“敬奉”猪头、点心、冥币，并且向他行三跪九叩大礼。可惜的是，不论是英国的圣公教，还是罗马的天主教，都没有这样的传统。实际上，就算“达尔文的中国斗犬”亲赴西敏寺“祀奉”其主子，他也很难完成“祀奉”大礼，因为如上所述，达尔文的墓石乃是平铺在地上的一块地砖，平时任游客践踏，旁边连摆放猪头的供桌都没有。这很可能是方舟子在2012年毅然放弃亲临英国接受“疯狗奖”（Maddox Prize）的机会，而“人工选择”到美国与老情妇高小红幽会的根本原因。【418-419】

实际上，在这篇与中学生作文也似的文章中，方状元还犯下了更低级的语文错误。例如，他说华莱士“发现”了“自然选择理论”，是该理论的“发现者”。众所周知，“发现”是看到、找到或意识到某种客观存在的事物（“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或找到的事物或规律”【414, p.352】），而“理论”乃是人类大脑的主观产物（“人们由实践概括出来的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的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414, p.799】）。什么样的“语文状元”连这么简单的知识都不具备？

祀奉无地

达尔文在西敏寺只占有一块平铺的石板，即使向他献花，也只能将之放在地上。上图显示一个演员化装为达尔文，站在达尔文墓地的旁边，供游客拍照。他身后的两块墓碑，左侧的是一位1677年去世的七岁男童（Edouard de Carteret）；右侧的是一位1711年去世的60岁将军莱文斯顿（Thomas Livingstone）。

（图片来源：Pesadilla en Westminster。）

2、达教伪信徒

其次，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方舟子在上面这两段话中都在使用偷换概念的故伎，即把信神与信教、信教与信基督教相混淆，将不信神与不信教、反宗教相混淆。实际上，《物种起源》的后五个版本均以这样一句话结尾：

“在这种生命观中存在着一种伟大，它具有多种力量，最初被造物主注入少数几种或单一的形式；随着这个星球按照固定的万有引力定律循环运转，从如此简单的形式开始，无数最美丽、最奇妙的形式已经并且正在进化。”【418】

达尔文这不就是在说造物主（上帝、神）是“物种”诞生的第一推动力吗？这岂不与阿盖尔公爵透露的信息，即达尔文在1881年承认，大千世界来自神创的念头“常常以压倒性的力量向我袭来”【266】完全一致吗？实际上，早在1975年，也就是在达尔文的那个“大部头”《自然选择》被正式出版那一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也是迈尔的长期论敌格林（John Colton Greene, 1917-2008）——他认为老祖父迈尔与小赫胥黎是一丘之貉【421】——就从中找到了证据，证明达尔文是一个自然神论者（deist）【422】。四年后，摩尔说得更为明确：

“达尔文不仅保留了他的自然神论创造观。他将其基本原理贯彻到了生命的最后。” （Darwin not only retained his deistic vision of creation. He carried through its rationale to the end of his life.）【301, p.321】

事实是，“德斯门德、摩尔《达尔文》”一书的倒数第四章，第四十四章，就题为《从来就不是无神论者》（Never an Atheist），而它的最后一章题为《修道院里的不可知论者》。但如上所述，“灵长犬”们乃是达尔文创造出来的全新物种，其主要特征就是狂妄自负、目空一切、不可一世。所以，在方斗犬的眼中，那些不肯抬高其主子的美、英国学者连个屁都不是。

实际上，不要说那些学者，即使是达尔文本人的话，在方斗犬的眼中也都一钱不值——如果它们与极端原教旨达教教义不符的话。事实是，就在去世前三年，达尔文曾这样写道，

“即使是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我都不是否定上帝存在的无神论者。”（In my most extreme fluctuations I have never been an atheist in the sense of denying the existence of a God.）【87, p.304】

而在其自传中，达尔文更是明确地说，万物的起源对人类是一个无法破解之谜，自己则满足于当一个“不可知论者”（The mystery of the beginning of all things is insoluble by us; and I for one must be content to remain an Agnostic）。【62, p.94】

据达尔文的女儿透露，达尔文在临死之前饱受折磨——艾玛说她从未见到过有谁比他更痛苦，以致他会期望速死（My Mother said she never saw any one suffer so much as he did - and she said "He was longing to die."）——，所以他连呼“啊，主上帝！”（many times he called out "Oh God" "Oh Lord God"）。【60】如果达尔文当时不信神，他岂不应该像中国人那样在痛苦之际高喊“天啊”或者“妈呀”吗？退一万步说，按照2000年的方舟子，达尔文去世时是“安详地”。既然如此，他呼唤“主上帝”干嘛啊？

其实，达尔文的自传完整版明明是在1958年出版的——该书的俄文版出版得更早，是在1957年【423】——，但它却被方舟子放到了1959年。极可能的，他至今不曾读过那本书的英文原版，而是与其他洋斗犬一样，守着该书的那几句断片残简不断地狂吠。

前面提到，《物种起源》出版后，哈佛大学植物学教授格雷马上变成了“达尔文美国斗犬”，他与当时美国最著名的生物学家、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阿格西（Jean Louis Rodolphe Agassiz, 1807-1874）一直缠斗到对方的死去。【424】这位“美国斗犬”是一位基督教徒，他在1860年就宣布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与基督教“自然神学”并不矛盾【398】，到了1874年，也就是阿格西去世那一年，他还宣布“达尔文并没有无神论意图” （Mr. Darwin has no atheistical intent）【425】。格雷的断言显然是根据达尔文自己的话，因为在给格雷的信中，达尔文写道：“我无意根据无神论写作”（I had no intention to write atheistically）。【288, pp.311-312】这类言论很可能就是高尔顿和赫胥黎非要把达尔文塞进西敏寺的主要理由，虽然他们不敢将之明确对外说出。

其实，即使达尔文真的不信神、不信教，他也远没有达到反宗教、反基督教的程度，因为作为一名从厨房到花园全都需要仆人代劳的英国绅士，他知道宗教对于约束贫困的下等人、维系社区和谐、维系家庭稳定的作用。所以，在临死前两年，他给唐村一位福音会信徒写信，称赞他说，因为他的服务，唐村已经没有醉鬼了。【426】实际上，方文第十段的前两句话是自相矛盾的：既然达尔文“认为不信神的立场只适合于有教养的人，让普通大众接受无神论的时机还不成熟”，他为什么要“对基督教极其反感”？想要鼓励下等人与自己进行“生存斗争”吗？

方舟子拿来当作达尔文反对基督教的唯一证据，就是达尔文在自传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是一个该死的教义”（And this is a damnable doctrine）。【62, p.87】这句话被方舟子死死地抓住不放，从ACT时代【427】说到新语丝时代【428】，从新浪微博【429】说到美国推特【430】，前前后后被他说了大约二十年。方舟子永远都不会告诉世人的秘密是，就在那句话的末尾，附有一条注释，其内容就是达尔文夫人艾玛对它的批注：

“如果括号中的这段话发表的话，我会非常不高兴。在我看来，它很粗鄙。对于不信者将受到永久惩罚的教义，确实太过严苛——但现在很少有人称其为‘基督教教义’（ 尽管文字就在那里。）也存在逐字默示的问题。” 【431】

事实是，达尔文在其自传中，提到《圣经》（Bible）三次，《旧约》（Old Testament）三次，《新约》（New Testament）一次，而他所说的“可咒诅的教义”全都来自《旧约》。【62, p.85, 86, 123】谁都知道，《旧约》源自犹太教的圣经（Hebrew Bible）。可是，尽管几乎所有的达教徒都相信自己有权阉割教主，即把《物种起源》的后续版本抛到一边，仅以第一版或第二版为自己的“达经”【432】，但他们同时却坚决不许把《圣经》分为《新约》和《旧约》，即一定要把它们捆绑到一起进行批判。什么样的人，会如此邪恶？

其实，关于《新约》和《旧约》，野鹤早在2003年就曾这样教训方舟子：

“方舟子……从《圣经》中所引来证明耶和华是‘杀入魔王’的‘惨无人道的上帝律法’和‘可诅咒的教义’，其实主要摘自《旧约圣经》，而《旧约圣经》则继承自犹太教经典。…….犹太教经典不仅是许多古代神话和传说的汇集，还是犹太民族的艰难历程、生存智慧、奋斗精神、斗争策略与悲愤心态的汇集。而且是不同的‘神子’或先知，在数千年的时间跨度内、不同时期的著作或言论的汇集。……《旧约圣经》中的那些所占比重甚微却充满血腥气味，看似惨无人道的律法和教义，也正是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充满悲愤之情和坚决抗争之心的反映，怎么能不加分析地用来给基督教定性呢？这样做，简直就像有人指着方舟子儿时光着屁股淘气的特写镜头指证方舟子一贯品行不端一样的荒唐。”【433】

明白为什么方舟子非要通过打官司的方式来封野鹤的嘴、而不是通过其他方式——如他要求别人那样“自证清白”——来战胜对方了吗？因为他知道，野鹤对他的揭发批判，捅到了自己的心脏。可是，三年后，也就是在遭到肖传国的起诉之后，方舟子唱起了“学术争端不能依靠法律解决”的高调，说“即便批评的言论有所过激，也应保持一定的宽容度，以保持正常的争鸣氛围”【434】——由此可知此人毫无羞耻。其实，这个所谓的“少侠”就是一个生活在虚拟世界中的“键盘侠”，在现实世界中，这个“炕头王”不敢离开自己的炕头半步。

其实，方舟子一伙后来在批中医时也是使用这套流氓手法，如根据《本草纲目》中收录的一些文字而痛骂《本草纲目》“大部分都是迷信、巫术内容”【435】、“充斥着神话鬼话”【436】。看他那张狰狞、嚣张、霸道、狂妄、奸佞的面孔，谁能猜到这是一个连“鸡子：忌同鸡”这五个字都读不懂的古代汉语半文盲？【437】但是，在推销转基因食品时，他们却使用完全相反的手法，既不让任何人质疑其安全性，也坚决不让对之进行科学验证，因为“没有这个要求”、“没有必要”。【438】这不就是所谓的“强盗逻辑”吗？

其实，仅根据达尔文“抨击基督教的教义‘真是一种可咒诅的教义’”前面那句话——“我很难明白人们怎么能够希望基督教是真实的，因为果真如此的话，其经文以明明白白的语言表示了，凡是不信仰基督的人们，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兄弟以及几乎一切我的最好的朋友，都要永世受到惩罚”——，人们即可明白，达尔文不信教，乃是“家传”，与科学与否根本就没啥关系。实际上，达尔文就是那么说的：

“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种可能性：不断地向孩子们灌输对上帝的信仰，这会对他们尚未完全发育的大脑产生如此强烈的、也许是遗传性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很难放弃对上帝的信仰，就像猴子要摆脱对蛇本能的恐惧和憎恨一样。”【439】

既然信教可能是“遗传”的，不信教岂不也同样可能是“遗传”的吗？所以说，达粉们非要利用达尔文来建立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关系，凸显其本质：无知加邪恶。

如上所述，在文章的开篇，方舟子要读者相信达尔文怀有与家人死后团聚的“遗愿”，显然是要把他塑造成既是一位“智者”，又是一位“仁者”，因此要远远高出“人品不是很好”的牛顿和“家庭关系一塌糊涂”的爱因斯坦，因此是当仁不让的“千年第一人”。【8】可是，到了文章的结尾，方舟子又要把达尔文塑造成一个完全彻底的无神论者，痛恨基督教、鄙视《圣经》，真是鱼与熊掌想要兼得，贪得无厌。实际上，达尔文如果真的像方舟子所说的那样，他就应该在生前立下遗嘱，明确表示拒绝基督教葬礼、坚决不要埋葬在基督教墓地。可他却没有那么做，明摆着是给高尔顿在自己死后搞阴谋诡计留下一扇方便之门。

3、达翁伪斗犬

本来，对于一般人来说，达尔文信不信神与达尔文进化论是否正确、是否“科学”没有丝毫的关系。因为众所周知，牛顿就是基督教信徒——方舟子甚至说他是“虔诚的信徒”【440】——，但牛顿建立的力学体系，在宏观领域却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人会因为牛顿的信仰而对其科学理论产生怀疑甚至拒绝——连不学无术的袁越都装出一副深沉的模样吼道：“牛顿到底信不信教？这事根本不重要。”【441】

但达尔文则全然不同：因为他的进化理论不仅至今没有被“证实”，而且仅从方法论而言，它也缺乏科学的特质，它完全是一个粗通科学的老宅男在病病歪歪、无所事事的一生中——他的园丁就说，如果达尔文有事可做的话，他就不会活得像个病秧子了【442】——通过“博采众长”，也就是文抄公方舟子所谓的“东抄西凑”，加上冥思苦想搞出来的形而上学理论。所以，法裔美国学者巴尔赞（Jacques Martin Barzun, 1907-2012）说，“达尔文是一个伟大的事实汇编者，一个糟糕的思想整合者”。【443】而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希梅尔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 1922-2019）则说，达尔文之所以能够平步青云、一战封神，就在于他“拥有科学的全部权威而没有别有用心的意识形态的玷污”（Coming from so unexceptional a source, with all the authority of science and without the taint of ulterior ideology, it became the receptacle of great hopes and great fears）。【444, p.427】换句话说就是，达尔文之所以能够“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打着“科学”的旗号，但他的进化论与科学本身基本上没啥关系。这也是“达学”变成“达教”的根本原因。

1925年，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物理学教授茅尔（Louis Trenchard More, 1870-1944）在普林斯顿大学举办了一个讲座，讲演稿后来以《进化论的教条》为名出版。该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至今震耳欲聋：

“人们对古生物学研究得越多，就越能确信进化论只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这与一个人在遭遇宗教的伟大奥秘时所必须拥有的信仰完全相同。”【445】

整整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美国达尔文主义的领军人物古尔德也说：

“我自己的古生物学领域强烈挑战了达尔文的前提，即生命的重大转变可以通过将自然选择一代又一代产生的连续微小变化相加来解释。”（My own field of palaeontology has strongly challenged the Darwinian premise that life’s major transformations can be explained by adding up, through the immensity of geological time, the successive tiny changes produced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by natural selection.）【446】

方舟子不是说赫胥黎是“古生物学家”吗？他能够从赫胥黎那里为达尔文进化论找到哪怕是一条古生物学证据吗？同样，古尔德也是因为从古生物化石中找不到支持达尔文的证据，因此提出了“平衡间断”（Punctuated equilibrium）理论。【447】古尔德的“修正主义”遭到了死硬达尔文主义者如道金斯、丹尼特的攻击，古尔德于是给他们贴上“极端达尔文主义”（Ultra-Darwinism）、“达尔文原教旨主义”（Darwinian Fundamentalism）的标签【162】，并且隐晦地指称他们是邪教（cult, cultism）【446】。最好笑的是，古尔德手中的标签，都是“反达尔文主义者”甚至“神创论者”早就制作好了的。【448】由此可知达教内部是如何的混乱不堪。

其实，由于“达教”的本质就是打着科学的旗号、拿着伪科学的武器来攻击基督教，所以，它的必然归宿就是邪教。而恰如方舟科邪教教主的不打自招，“邪教式传销的特点之一是神化‘教主’”。【449】换句话说就是，达教向邪教“进化”，其第一个“有利变异”就是“神化教主”。也就是因为如此，“捍卫达尔文”就变成了方舟子成为方斗犬的第一块跳板【3-4】，也是他的本能：当他看到《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发表了贬低达尔文的文章之后，他就“不管不顾”地扑上去撕咬【9】。实际上，当那位给方舟子当了半辈子狗腿子的阿歪饶毅——他参与了方舟子的第一起“打假”案【450】、曾为方舟子假打肖传国公开站台【451】，并且为掩盖方舟子学位论文造假案挺身造假【452】——“嘲笑达尔文智商太低”之后，方舟子马上撰写文章护主【453-454】，直到祭出自己的最最致命的武器来报复他，即指控他“学术造假”【455】。

其实，达尔文智商不高这个秘密是他自己透露的，因为他的爸爸和老师就是那么评价他的（I believe that I was considered by all my masters and by my Father as a very ordinary boy, rather below the common standard in intellect）。【62, p.28】其父甚至当着达尔文的面断言他将是其本人乃至其整个家族的耻辱【456】。但如上所述，达尔文主义就是优生学的渊数，其教徒全都相信遗传（基因）决定论，所以，如果教主智商平庸，则教徒们的智商必定在平均线之下。所以，他们就拼命拔高达尔文——其口号就是“超越达尔文自传”【457】——意即，达尔文的自传是“伟大的谦虚”，所以，在评价他时，一定不要受到那本自传的束缚。

实际上，就是因为曾经断言达尔文“比其许多同事更缺乏雄心壮志、更缺乏想象能力、更缺乏渊博的学识”，“智力上如此有限、文化上如此迟钝”【458】，希梅尔法布就被方舟子的“老祖父”屡次骂为“无知”。【459-460】连达教中的“自由派”古尔德也极力从达尔文的生平事迹中寻找材料，以证明达尔文是一个“另类天才”。【461-462】实际上，那位在花甲之年把“达翁”的《物种起源》“第二版”重新译成中文的苗德岁至今仍在说什么“天不生达翁 万古长如夜”这样的混话。【463】为什么达教徒会把“达翁”的智商高低视为“唯此为大”的大事呢？除了他们信奉遗传决定论、信奉优生学、相信自己是“适者”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缺乏证据，所以“天才论”就变成了达尔文进化论得以成立的主要逻辑支撑：谁如果不信达教，则说明那个人或者是知识不足，或者是智商不够。这与刘菊花说“智商不高也欣赏不了方舟子”【464】是完全相同的逻辑。

所以说，“达教”不仅是一个如假包换的邪教组织，它还是科邪教、科学纳粹的“起源”。

4、达学伪革命

在方舟子看来，达尔文的进化论既是“颠覆世界的理论”、又是“动摇了基督教世界的学说”，因此达尔文是基督教的“罪人”。实际上，前面提到的那个方粉语文教师肖利军对方文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么理解的：“再次强调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向基督教、神权的公开、致命的挑战。”【48】

其实，《物种起源》不仅构不成对基督教的“致命的挑战”，它连对基督教教义的“严重挑战”都算不上，所以牛津主教威尔伯福斯在评论它时说：“达尔文先生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来写作，我们对此没有疑问”（Mr. Darwin writes as a Christian, and we doubt not that he is one）。【354】不过，在《物种起源》出版之际，基督教确实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那个挑战来自基督教会内部，而不是来自一个隐士撰写的一本既不像是科学、又不像是哲学的“长篇论辩”——这是达尔文自己给《物种起源》的定性（this whole volume is one long argument）。【182, p.459】

原来，就在《物种起源》问世不到四个月，一本题为《论文与评论》（Essays and Reviews）的文集在伦敦出版。这部文集含有七篇文章，六篇的作者是宗教界人士，文章的内容也全都是宗教问题的探讨，其中第三篇专门论证神迹或奇迹（miracle）之不可信——《物种起源》对基督教义最大的冲击也不过如此——，作者鲍威尔（Baden Powell, 1796-1860）是皇家学会会员、牛津大学数学教授、英国圣公会牧师。【465】实际上，早在达尔文之前，鲍威尔就已经受到了莱尔和钱伯斯的影响，相信了进化论。所以达尔文才会在其《进化论小史》（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recent progress of opinio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中提到鲍威尔1855年出版的一本书。同样，“德斯门德、摩尔《达尔文》”也这样总结鲍威尔关于神迹的观点：“上帝是立法者——奇迹打破了创世时发布的合法法令，因此对奇迹的信仰是无神论的”（God is a lawgiver – miracles break the lawful edicts issued at Creation, therefore belief in miracles is atheistic）。【134, p.412】

总之，论对基督教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如果《物种起源》是“轩然大波”的话，那么《论文与评论》就是“暴风骤雨”——鲁斯就说它是“storm”。【466】据“德斯门德、摩尔《达尔文》”，《论文与评论》在两年内卖出了两万两千册，超过《物种起源》出版之后二十年的全部销量；五年之内，讨论这本书的评论超过了四百篇（部）。【467】按照著名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达学家罗伯特·杨（Robert Maxwell Young, 1935-2019）——方舟子的《从“绝不退却”到“百家争鸣” ——遗传学痛史》一文就抄袭了他的一篇文章——，不论是《物种起源》还是《论文与评论》，它们都不过是一个更大的运动中的一部分。【468】所以说，达教徒仅仅把自己的眼睛盯在《物种起源》之上，妄谈什么“轩然大波”，无异于大公鸡以为太阳出山是因为自己高声啼晓，或者花蝴蝶以为大火燎原是因为自己扇动了翅膀。

其实，方舟子口中的那一大套，就是达教洋教徒们笔下的“达尔文革命”（Darwinian Revolution）。按照“老祖父”迈尔的说法，“达尔文革命”中的“革命”一词，不应该使用单数形式，因为达尔文引发的是一系列“革命”，《物种起源》的发表只不过是这个系列的开端而已。【460】也就是因为如此，方舟子也一直鹦鹉学舌般地在中国推销“达尔文的革命”，说什么“达尔文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引发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469】、“通过创立生物进化论，达尔文领导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理性革命”【341, p.35】、“《物种起源》一发表就引发了一场科学大革命”、“自然选择……是达尔文进化论中最富有革命性、最大胆超前的观念”【321】、“达尔文进化论也给人文领域带来了一场颠覆性的革命”【470】。其实，方舟子的那些车轱辘话，远不如坐在方舟科邪教进化论第二把交椅中的泸州医学院副教授周志远（网名“三思逍遥”）在一个帖子中说得明白：

“达尔文的主要贡献1、演化是事实2、共同祖先3、渐变4、多样性的由来（物种起源）5、自然选择（包含性选择）。第一次达尔文革命，只有前两点被承认。历经大约100年，第二次达尔文革命后三条被承认。第三次达尔文革命，相关理论向纵深发展，如社会生物学、演化心理学、演化医学等。”【471】

实际上，早在五十年代初，哈耶克就已经指出，达尔文主义不过就是将现成的进化论引入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而已（Darwinism may have assisted the introduction into the Anglo-Saxon world of ready-fashioned evolutionary theories）。【472】而按照鲍勒的研究，所谓的“达尔文革命”在十九世纪根本就不曾发生过，如果非要说有一场“革命”的话，那也是“非达尔文革命”，因为人们最终接受的是进化的观念，而不是最具达尔文特色的“自然选择”学说——用鲍勒的话说就是：“达尔文的基本理论没有表达19世纪思想的中心主题”（Darwin’s basic theory does not express a central theme of nineteenth-century thought）。【381, p.21】对于鲍勒的这个观点，迈尔使出了自己惯用的“搅混水”的手法——其核心思路就是构建一个又一个“新理论”为那个早已千疮百孔的“旧理论”打补丁，就像圆谎的唯一方式就是继续编造新谎言一样【473】——来进行诡辩，即一边承认鲍勒所说不错，一边指责鲍勒忽视了“达尔文主义范式的复杂性”（complexity Darwin’s paradigm），意即除了自然选择之外，达尔文主义还包含其他内容，最主要的就是共同祖先学说。【474】

事实是，就像进化论和自然选择都不是达尔文的首创一样，共同祖先学说的优先权也不在达尔文的手中。早在中国的春秋时代，老子就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思想。而其中的“道生一”比新达尔文主义的“无中生有”观点——也就是赫胥黎在表态支持巴斯德否定“自然发生说”（spontaneous generation）的同时提出的“无生源说”（abiogenesis），即有机生命起源于无机世界【475】，而在善于左右互搏的达教徒们看来，“否定自发发生说，并不等于否定生命起源的无生源说”【476】——不知要高明多少倍。而按照胡适的理解，庄子的“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句话“总括一部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其“种有几，得水则为㡭……”一段话，“竟可作一篇‘人种由来’（Descent of Man）读”。【477】虽然胡适后来检讨了自己的观点，说那是“一个年轻人的谬妄议论”【478】，但壮年时的李约瑟却对他的妄议颇为赏识【479】。

事实是，进化思想在中国文化中一直绵延不绝。所以到了清代，一个叫郑光祖（1776-1845?）的人提出了“天地只以一动而成, 原是无中生有”【480】这个观点，它不仅包括了“物种起源”思想、而且还包括了“宇宙起源”思想——具体地说就是“宇宙大爆炸”学说之滥觞。再看看他的“共同祖先学说”：

“有天地以来，阳日照临于外，地球旋转于内，地球之面万物化生，始生虫鱼，继化鸟兽，生化既众，于是生人，各土各生其人，而成各国，迫人事既盛，定人伦，兴礼乐，语言各异，文字各异，风俗各异。”【480】

当然，对于达教信徒来说，不论“自然”替他们“选择”了什么样的肤色和毛色，东方智慧都不值一哂。那就看看洋大人、白大哥在十八世纪是怎么说的：早达尔文一百多年，法国数学家莫佩尔蒂（Pierre Louis Moreau de Maupertuis, 1698-1759）就提出了这个理论——这是《新剑桥现代历史》一书中的话：

“在写于大约1741-1751 年间的一系列文章中，莫佩尔蒂首次提出了通过共同祖先的分化形成整个生物世界的全盘进化解释。”【481】

实际上，根据著名遗传学家和生物学史家格拉斯（Hiram Bentley Glass, 1906-2005）——他是优生学家、即方舟子认证的“美国伟大的遗传学家、诱发突变的发现者穆勒”【482】、“伟大的遗传学家缪勒”【483】的门生——，莫佩尔蒂的生物进化理论是孟德尔遗传学、达尔文进化论、德弗里斯突变论的大综合。【484】尽管“老祖父”一如既往地否认莫佩尔蒂是达尔文的“先驱”——就像他否认《遗迹》的作者钱伯斯是达尔文的“先驱”一样——，但他却承认莫佩尔蒂是孟德尔的先驱，并且是“泛生论”的先驱。【485】。而谁都知道，所谓“泛生论”就是“达尔文遗传学”。方舟子不是吵吵嚷嚷地要“为达尔文辩护”吗？【486】他不是还曾大言不惭地宣称“我读过恩斯特·迈尔的所有生物哲学的著作”吗？【487】既然如此，他怎么在抬高达尔文、贬低孟德尔的时候，没有搬出“老祖父”的这个观点啊？【9】【453-454】

其实，不要说法国人莫佩尔蒂，连达尔文的爷爷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Robert Darwin, 1731-1802）都在十八世纪末提出了“所有的动物都源于一个细长的生命体”这样的猜想【488】。很可能是因为知道这个秘密，所以前面提到的那个达尔文的死敌欧文才会说“达尔文所能够达到的高度就是他爷爷的高度”（Darwin is just as good a soul as his grandfather—and just as great a goose）这样的话。【255, p.92】难怪“基督教绅士”达尔文会对欧文痛恨至极，说自己对他的态度比赫胥黎“更粗野”，甚至还要把他赶出博物学界——在当时，博物学界大致就是科学界。【489】一百多年后，中国反伪帮大员、科学混子、“三联骗子”袁越也曾提议，要把专门反对方舟子的廖俊林（网名“寻正”）赶出“中国科学记者联盟”。【490】

其实，达尔文自己就承认，他的共同祖先学说是根据“类比法”推导出来的：

“类比法引导我更前进一步，它让我相信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都是来自某一个原型。”（Analogy would lead me one step further, namely, to the belief that all animals and plants have descended from some one prototype.）【182, p.484】

而所谓“类比法”，也是中国古人建立中医理论的重要方法——那本曾被方舟子抄袭的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中医学（第五版）》”【491】就这样写道：

“援物比类，又称‘取象比类’，是运用形象思维，根据被研究对象与已知对象在某方面的相似或类同（援物、取象），从而认为两者在其他方面也有可能相似或类同（比类），并由此推导出被研究对象某些性状特点的认知方法。”【492】

显然是为了证明类比法的合理性，该书还引用了康德的一句名言：

“德国近代著名哲学家康德曾指出：‘每当理智缺乏可靠论证的思路时，类比这个方法往往能指引我们前进。’”（同上。）

换句话说就是，康德认为，人们之所以会使用类比法，就是因为“理智缺乏可靠论证的思路”。康德的那句话出自1755年问世的《自然历史通论及天体理论》一书。【493】而在它之后29年，休谟的《自然宗教对话录》出版，其中就明确地指出类比推理的危险性：二者之间的相似性越弱，推导出来的结论就可能越离谱。【494】也就是因为如此，美国著名基督教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历史学家斯坦利·雅基（Stanley L. Jaki, 1924-2009）在翻译康德的那本书时，为上面那句话加了一个注：“不幸的是，单纯依靠类比最容易被误导”（Unfortunately, mere reliance on analogy can be most misleading）。【495】其实，达尔文对于这一点也颇为清楚，因为在提出“共同祖先”学说之后，他马上加了一句话：“但类比可能是一个具有欺骗性的向导”（But analogy may be a deceitful guide）。【182, p.484】可惜的是，“达尔文主义者”一直都在选择性地吸收达尔文的观点，所以达尔文的警告对他们来说，就是耳旁风。至今，就像“自然选择”学说一样，“共同祖先”学说也仍旧没有被证实，但也同样没有被证伪。为什么呢？因为它也和“自然选择”学说一样，具有“不可证伪性”——这是著名俄裔美籍进化论学者库宁（Eugene Viktorovich Koonin, 1956-）在2010年说的话：

“对普遍的共同祖先假说的正式论证尚未实现，在原则上它的可行性也不大。”（A formal demonstration of the Universal Common Ancestry hypothesis has not been achieved and is unlikely to be feasible in principle.）【496】

而就在那之前一年，2009年1月24日，英国《新科学家》杂志的封面是达尔文的生命树，树冠上写着“达尔文错了”，树干上写着“砍倒生命树”。“封面文章”被定性为“社论”【497】，它的标题在目录中是《砍倒达尔文的树（Axing Darwin's Tree），在正文中却是《拔掉达尔文的树》（Uprooting Darwin’s Tree）——显然是在效仿《科学美国人》九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拔除生命树》（Uprooting the Tree of Life）【498】。无论标题到底为何，这篇社论的主旨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说，基于DNA序列的分析，达尔文的生命树——它实际上就是达尔文进化论“共同祖先”学说的图示——，不能成立，所以应该被废黜。

《新科学家》杂志是英、美世界屈指可数的正统科普杂志之一，王艳红说它“是唯一由老板用公费为我订的印刷版杂志”【499】；袁越把它与《科学美国人》、《发现》并列为三家“国外可靠的科普杂志”【500】；而因为曾经被它采访报道过【501-502】，方舟子更是把它与《科学》、《自然》、《纽约时报》并列【503】。但是，对于该杂志抛出的这颗重磅炸弹——它把英、美原教旨达尔文主义者道金斯、丹尼特等人炸得嗷嗷直叫【504】——这伙自认的达尔文东方嫡系，实乃黄皮黑发拖油瓶，却全都装聋作哑，一声不吭，好像生怕别人知道这码事儿似的。

实际上，尽管方舟子在2000年还在宣称达尔文生命树“总体上正确”【340, p.183】，但在2003年说出“今年75岁的伍斯为了寻找生命的源头——‘生命树’之根，孤独地探索了几十年，至此有了个皆大欢喜的结局”【505】这句话之后，方舟子就再没敢说出或者写出“生命树”这仨字儿。为啥呢？因为就在受到方舟子表扬的次年，那个“今年76岁的伍斯”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不仅批驳了“共同祖先”学说，而且还痛批了方舟子刚刚宣布“胜利”【506】、“充分”【507】的“还原主义”【508】。实际上，这个伍斯（Carl Richard Woese, 1928-2012）就是向达尔文生命树抡去第一斧头的那个人：他发现了第三种生命形式古细菌、他发明了分子分类学方法【509】——它们实际上是插向达尔文进化论的两支匕首。事实是，伍斯特别蔑视达尔文，不仅仅因为他认为达尔文进化论不能成立，而且还因为他坚信达尔文抄袭了华莱士。【510】

你说方舟子到底闹出了多大的笑话？

你说达尔文进化论到底是不是伪科学？

你说达尔文主义到底是不是科邪教？

砍倒、根除达尔文的生命树

被中国科邪教徒们奉为圭臬的英国《新科学家》杂志2009年第3期的封面，宣布“达尔文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