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方舟野史

我早就指出，方舟子抄襲剽竊有兩大特性，一是趨熱性，一是連環性。所謂連環性，就是他見到自己喜歡的東西，不把它們全部搞到手，絕不罷休。【251】因此，方舟子是絕對不可能僅從“德斯門德、摩爾《達爾文》”一書中抄襲那麼幾條文字的。這是方文的第三段：

“在媒體的呼籲聲中，王家學會會長給達爾文的家人去信，請求他們同意達爾文入葬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達爾文的鄰居、林耐學會會長兼議員約翰·魯巴克收集了28位議員的簽名，向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主教請願。正在法國訪問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主教甚至還未收到議會的請願書，就已發電報表示同意讓達爾文入祠。”

上面第一句話是純粹的謊言，因為如上所述，“王家學會會長給達爾文的家人去信”，並不是“在媒體的呼籲聲中”，而是在“高爾頓的呼籲聲中”——“媒體的呼籲聲”是科學黑手黨故意製造出來的假象。事實是，“王家學會會長給達爾文的家人去信”是在4月21日【226, p.422】，而在那之前，極可能是在4月20日，他曾給達爾文的長子威廉發去電報徵求意見——摩爾在1982年說達家在周五早晨收到電報（Since Friday morning, when they had received Spottiswoode’s telegram）【135】——在當時，“媒體”根本就沒有發出“呼籲聲”。

1、斷章取義

方舟子上面的第二句話是對摩爾文章中很長的兩段話的剪裁：

“與斯波蒂斯伍德與達爾文家族接觸、法勒與西敏寺院長接觸的同時，魯巴克在權力走廊中尋求支持。他是林奈學會的主席，當周四收到達爾文去世的消息時，出於尊重，他宣布休會。他本人的願望是將達爾文與他的朋友和鄰居們一起葬在當地。但職責重於一切。他向赫胥黎在《自然》悼詞中宣稱的‘國家智慧的意志’屈服了。作為一名銀行家和自由黨議員，他早已聽從了專業中產階級的意見。周五，當聽說需要請願後，他就去了議會大廈。 在下議院，愛爾蘭問題一直主導着辯論。隨着芬尼安暴行的繼續，自由黨陷入分裂，而格萊斯頓深入參與了他的愛爾蘭土地法案。那個星期五，在150名成員在坐的情況下，魯巴克在他的同事中穿梭般地收集簽名，愛爾蘭問題被推到一邊，達爾文和英國的驕傲成為議題。魯巴克離開眾議院時帶着一份請願書，聲明‘將我們傑出的同胞達爾文先生埋葬在西敏寺，符合我們不同階級不同觀點的多數人的心願。’‘這是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請願書’，他在第二天早上將請願書寄給西敏寺院長之後告訴弗蘭克·達爾文。在這份實際上是自由派的文件中，二十八位簽署者中領頭的是四位皇家學會會員，其中包括教育部長和現任副議長里昂·普萊菲爾。 ……”【252】

也就是說，方舟子在首次提到魯巴克（John Lubbock, 1834-1913）之時，他故意不告訴讀者他是X俱樂部的成員，他是達爾文的朋友，他從年輕時代起就追隨達爾文——他在發給達爾文的兒子的唁函中承認，他與達爾文有着長達三十多年的友誼。【253】實際上，摩爾在文章中就說魯巴克是“X俱樂部的中堅分子”（the X Club stalwarts Spottiswoode, Lubbock, Huxley, and Hooker……）【134, p.669】，並且是赫胥黎最早與之謀劃此事的兩個人之一——另一位是胡克（Word was passed to Huxley, Hooker, and Lubbock, tipping off the scientific curia and members of the X.）【134, p.665】。而前面提到的達爾文在1870年建議英國人口普查加入調查近親婚姻的項目，就是直接向魯巴克提出的。

另外，所謂的“魯巴克收集了28位議員的簽名”也是半真半假的謊言，因為根據“達爾文在線”上面公布的原始文件，在魯巴克發給西敏寺院長的信函中，只有20個簽名；但是，在魯巴克的傳記中，卻多出了8個簽名——這一點，摩爾在注釋中交代得很清楚：

“1882年4月21日發給布賴特里的信件拷貝顯示20個簽名，但魯巴克的傳記中多出8個簽名。”【254】

換句話說就是，後八個人就是所謂的“附驥”，他們在當時根本就沒有起到什麼作用。實際上，那後來的八個人中，有四人僅簽了姓而沒有簽名【255, p.184】，因此即使不是“冒簽”【256】也是“代簽”【257】——按照“打假鬥士”方舟子的邏輯和標準，那就是“造假”。而他之所以面對假貨不但不打，反倒以假當真，完全是因為他的“打假”是“選擇性打假”。【258】

2、掐頭蔵義

方文第三段的最後一句話——“正在法國訪問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主教甚至還未收到議會的請願書，就已發電報表示同意讓達爾文入祠”——譯自摩爾的這句話：

“Even before receiving the Parliamentary petition, the Dean, then in France, telegraphed his cordial acquiescence.”【134, p.669】

如上所述，方舟子在2000年曾說西敏寺接收達爾文是“在英國國會的要求下”；而根據摩爾的文章，所謂“國會”，不過就是“下議院”；而在下議院的150名下議員中，只有二十人簽署了請願信；並且，那份請願信根本就沒有派上用場。所以說，方舟子的“達爾文文章”就是信口雌黃般的“達唬”。

毫無疑問，方舟子在2008年寫下這句話的目的與他在2000年寫下那句“達唬”是一樣的，那就是要抬高主子；其差別在於，在2000年，他要讀者以為“達爾文入駐西敏寺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做出的決定” ；而在2008年，他要讓讀者以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主教主動）表示同意讓達爾文入駐先賢祠”。也就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故意略去了這句話前面的那句話：

“Canon Farrar had done his work well.”

這是什麼意思呢？原來，這兩句話的意思是前後呼應的，即，皇家學會會長斯波蒂斯伍德負責“說服”達爾文家人；林奈學會會長魯巴克負責徵集議員簽名；而這個“Canon Farrar”則負責搞定西敏寺——所以才會有“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主教甚至還未收到議會的請願書，就已發電報表示同意讓達爾文入祠”這樣讓人莫名其妙的怪誕情節。

所謂Canon，就是西敏寺牧師會的成員，大約相當於一個公司董事會的董事。據這位法勒（Frederic William Farrar, 1831–1903）後來透露，他是在聽到赫胥黎與斯波蒂斯伍德談論達爾文的葬禮時，主動提出將達爾文埋在西敏寺這個想法的。【259】這位老實巴交的基督徒很可能至死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當時是主動跳進了赫胥黎為他設下的圈套。無論如何，因為對完成整個“計劃”立下了至關重要的大功，法勒成為十名達爾文抬棺者（pall-bearers）之一，他也是其中唯一的宗教界人士——方舟子在文章中稱他為“一名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教士”，但就是不肯說他到底憑藉何德何能享此“殊榮”。實際上，早方舟子一百多年，就有人說，看到法勒為達爾文抬棺，人們不禁要問：“達爾文與修道院有什麼關係？修道院與達爾文又有什麼關係？”【260】而方舟子在知道了這個“天問”的答案之後，他的本能選擇就是將它藏起來，秘不示人。毫無疑問，法勒就是摩爾所說的“進步教士”，至少是其中之一，所以他後來一路高升，坐到坎特伯雷座堂的院長（Dean of Canterbury）。

所以說，裁剪史料、選擇性使用史料是方舟子造假的常規手段。

3、捨身曲義

這是方文的第四段話：

“葬禮於4月26日舉行。愛瑪沒有出席葬禮，留在了唐恩家中。10名抬棺者中除了魯巴克、一名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教士，還包括王家學會會長代表科學界，一名伯爵和兩名公爵代表政府（其中一位是達爾文的母校劍橋大學的校長），和美國大使代表外賓，以及達爾文最親密的朋友中還健在的三位：”

這段話幾乎全部抄自摩爾的這段話：

“Lord Derby and the Dukes of Devonshire and Argyll represented the State, and Devonshire was Chancellor of Darwin’s Alma Mater, Cambridge University. They were to be joined by the American ambassador, James Russell Lowell, in ‘grateful recognition of the interest taken by Americans in Mr. Darwin’s works.’ And from English science, the X Club stalwarts Spottiswoode, Lubbock, Huxley, and Hooker would help bear the coffin. Canon Farrar, who had done so much to ease the way, was to accompany them. Stupidly, Huxley forgot to ask Wallace. Wallace, that perennial afterthought in the Darwinian story, was hastily contacted and it was agreed that he would bring up the rear.”【134, p.669】

誰都知道，一個人要代表某界或某機構，一般要得到相應的授權或者指派。而根據摩爾的敘述，達爾文葬禮的全部程序都是由達爾文的家人及親友負責制定的。實際上，在1982年，摩爾根本就沒有說那三位爵爺“代表國家（政府）”，在1991年，他也沒有提供任何資料證明那三個人確實受到了“國家（政府）”的授權和指派。

據查，那名伯爵（Lord Derby）名叫斯坦利（Edward Henry Stanley, 1826-1893），他本來屬於保守黨，只是在1880年才轉為自由黨，雖然曾多次出任要職，但在參加達爾文葬禮之際，他只是一名普通下院議員。【261】同樣，那兩位公爵之中，一位是劍橋大學校長，不是政府官員，因此沒有資格“代表政府”；另一位是阿蓋爾公爵（George John Douglas Campbell, 8th and 1st Duke of Argyll, 1823-1900），他雖然曾兩次出任掌璽大臣（Lord Privy Seal），但在達爾文去世前一年就已經從政界退休。【262】所以說，這三位爵爺之所以能夠“代表政府”出席達爾文的葬禮，並不是受到了“政府”的指派，而是受到“赫胥黎—高爾頓集團”的指派——就像方舟子後來指派科學文化人代表“北京知識界人士為我洗塵”一樣。【263】

最好笑的是，雖然那位伯爵與科學毫不沾邊，但阿蓋爾公爵卻是一位學者，在28歲就當選皇家學會會員。只不過是，他堅決反對達爾文的進化論，早在1867年就非常尖銳地指出，“嚴格地說，達爾文先生的理論根本就不是物種起源的理論”。【264】而在達爾文去世的第二年，他更是撰文指出，達爾文比誰都清楚，他的進化論的最大弱點就是變異的隨機性，以及新變種的產生是來自對這些偶然變異的“選擇”。【265】這相當於對達爾文進化論的全部否定，因為達爾文必須把變異建立在偶然、隨機的基礎之上，否則，他心愛的“自然選擇”就沒有任何意義了。問題是，阿蓋爾公爵憑什麼說“達爾文比誰都清楚”呢？這是因為，他們二人早就相識，而在1870年，達爾文還曾稱讚對方“極其聰明”（I have always thought the D. of Argyll wonderfully clever）。【111, pp.208-209】據公爵說，就在去世前一年，達爾文曾拜訪了他。公爵問他，面對着如此奇妙的生命現象，一個人怎麼可能不會想到這是一種意志的創造，而是堅持認為它們純屬偶然？這是達爾文的回答：

“嗯，這個念頭也常常以壓倒性的力量向我襲來；但在其他時候，它似乎消失了。”【266】

也就是說，到了臨終前夕，達爾文終於承認，自己的理論既沒有實證，也沒有理性，它不過是自己出於某種目的刻意製造出來的一種“理論”。所以說，這位公爵受赫胥黎等人的指派，“代表政府”出席達爾文的葬禮，並且為達爾文抬棺，很可能是在對“不可知論者達爾文”深切致哀，而不是在向“無神論者達爾文”表達敬意。實際上，根據達爾文兒子記錄的抬棺人位置，阿蓋爾公爵與華萊士並列排在最後，另外兩位爵爺並列排在次後。【267】莫非按照英國的禮儀，位置越靠後，地位越尊貴？當然不是。因為據摩爾的說法，赫胥黎在最初根本就沒打算讓華萊士抬棺，所以他才會被排在最後。【268】也就是說，位置越靠後，其重要性越低。這樣一來，我們不禁要問：在什麼樣的“國葬”中，“代表政府”的人地位會這麼低？

如果說方舟子的“一名伯爵和兩名公爵代表政府”這句話雖然“言之有誤”但卻“言之有據”——被摩爾誤導——的話，那麼“美國大使代表外賓”則完全是他本人的臆想，不僅“言之無據”，而且“於理不合”。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在當時，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並不高，在注重血統、傳統、地位、爵位的歐洲，它最多不過是一個新近暴富的土財主。因此，它派出一個“大使”——實際上只是一個“公使”，其正式頭銜是“駐聖詹姆斯朝廷特使及全權公使”【269】——根本就不會被歐洲駐倫敦的“外賓”所倚重，並且指派他“代表”自己。實際上，根據《泰晤士報》次日的報道，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駐英國的大使館都派有代表出席葬禮【270】，因此他們根本就不需要畫蛇添足，再指派一位來自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公使當作自己的“代表”。

其實，這位名叫洛威爾（James Russell Lowell, 1819–1891）的“大使”本來是一位哈佛出身的詩人——所以當時有人指派他“代表文學圈”【271】——，1876年，他因為支持海耶斯（Rutherford B. Hayes, 1822-1893）競選總統有功而受到獎賞，獎品就是“駐外公使”，先是出使西班牙，然後來到英國。總而言之，洛威爾從詩人到外交官的身份轉變，恰如方舟子後來在黑特朗普時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典型的“美國式賣官”交易。【272】最好笑的是，在我所能夠找到的四部洛威爾傳記中，沒有一部提到他曾參加達爾文的葬禮，更不用提“代表外賓”參加達爾文葬禮了。【273-276】由此可知方舟子的這個“想當然”有多麼可笑。

六、鬼話連篇

緊接着“達爾文最親密的朋友中還健在的三位”這句話，方舟子分別介紹了胡克、赫胥黎、華萊士。其實，達爾文與這幾個人的關係都是一些被世人複述了無數次的大眾常識。但即使如此，“達爾文中國頭號鬥犬”也能鬧出笑話，並且還是一連串兒的笑話。

1、“達爾文秘密研究進化論”

方舟子介紹的第一位達粉是“植物學家約瑟夫·胡克”：

“達爾文隨貝格爾號環球航行回來後，長期秘密研究進化論，只有一些朋友知道他在研究這個將會顛覆世界的理論，胡克就是其中之一。”

早在1999年，方舟子就開始向中國公眾兜售“達爾文秘密研究進化論”這個神話故事。【277】而在發表《達爾文的葬禮》之後，方舟子還說過“華萊士當時並不知道達爾文已秘密研究自然選擇學說很多年”這樣的瞎話。【278】更好笑的是，連“德斯門德、摩爾《達爾文》”也只敢根據艾瑪讚美達爾文的一句話來推測說，“達爾文可能也向艾瑪透露了進化論”【279】，但方鬥犬卻根據人家的揣測之詞斬釘截鐵地編造出了“達爾文在結婚前就向愛瑪坦白了自己不信教，並透露了自己在秘密研究進化論”【73】這個鬼話。

那麼，為什麼說“達爾文秘密研究進化論”是神話、瞎話、鬼話呢？

原來，就在方舟子發表《達爾文的葬禮》之前一年，前面提到過的那位劍橋大學科學史博士、“達爾文在線”主編范懷赫在英國皇家學會的一份刊物上發表了一篇長文，題為：《達爾文真的拖延發表進化論很多年嗎？》。【280】據范懷赫的考證，所謂達爾文“長期秘密研究進化論”、“達爾文有意拖延發表《物種起源》”等等說法，都沒有任何史實的支持，因此是關於達爾文的諸多“神話”之一，是達粉們炮製出來的，就像他們炮製出了達爾文鬥犬赫胥黎舌戰牛津主教威爾伯福斯導致守舊派在《物種起源》問世不到一年就一敗塗地這個鬼話一樣。

根據范懷赫，“達爾文秘密搞科研”這個神話最早出現在1887年出版的一本達爾文傳記中。在那之後，這個神話神秘地消失了將近七十年，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半葉才開始復活。如上所述，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半葉恰恰就是“新達爾文主義”——翻譯成中文應該是“達爾文邪教”——開始稱霸全球生物學界之際。因此這個神話的復活絕不可能是偶然的：達教信徒就是要通過製造神話來給自己造神，就像所有的宗教、所有的邪教一樣。事實是，那本1887年出版的達爾文傳記，完全就是根據其他人的回憶及類似信息拼湊而成的，該書作者連同年出版的三卷本《達爾文自傳及書信》——它是所有達爾文傳記的終極源泉——都不曾提及。由此可知，該書中的那句話，“赫胥黎在屋頂上大聲宣講的東西，恰恰就是達爾文在秘密中沉思的”【281】，到底有多大分量。

好笑的是，范懷赫博士好像預知達爾文的中國鬥犬會要藉助胡克來兜售“達爾文秘密研究進化論”這個鬼話似的，所以他這樣寫道：

“達爾文與植物學家胡克通信才兩個月，就告知對方自己的這個理論。達爾文幾乎不認識胡克，並且像往常一樣，幽默地、戲劇化地告訴他的通訊對象，他持有非傳統的觀點。”【282】

也就是說，在胡克成為自己的朋友之前，達爾文就已經告訴胡克自己的理論了。據范博士說，達爾文一生中確曾要求一個人為自己的進化論研究保密，那個人就是前面提到的美國哈佛大學植物學教授格雷（Asa Gray, 1810-1888），而達爾文在1857年要求他保密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他害怕受到攻擊或者遭到迫害，而是害怕自己的觀點被別人偷去：

“當我要求你不要提及我的教義時，你也許會認為我的教義微不足道；我提出這個要求的理由是，如果有人，比如《遺蹟》的作者，聽說了它們，他可能會很容易地運用它們，然後我就不得不引用一部可能被博物學家們所鄙視的作品，這將極大地降低那些我看重的人接受我觀點的可能。”【283】

達爾文所說的《遺蹟》，其全稱是《自然創造歷史的遺蹟》（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是英國1844年出版的一部宣傳進化論的書籍，它不僅在當時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即使是在《物種起源》出版之後，其影響也不曾稍減。最好笑的是，不僅達爾文極端鄙視《遺蹟》，今天所有的達粉，包括方舟子的“老祖父”邁爾，也都鄙視這本對普及進化論曾做出無與倫比的貢獻的著作。【117, pp.381-385】由此可知，達教信徒根本就不在乎進化論，他們在乎的是“達爾文進化論”——所以他們才會對拉馬克恨之入骨，非要把他批倒斗臭不可。

言歸正傳。范博士沒有提到的是，早在1839年，也就是在告知胡克之前五年，達爾文還曾將自己正在研究“物種的起源和變異”（the origin & variation of species）這個“秘密”告訴了一個叫亨斯洛（John Stevens Henslow, 1796-1861）的牧師【284】，他曾是達爾文在劍橋的老師。“德斯門德”在發現這個信息時評論道：“達爾文並沒有像歷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將自己的揣測完全保密”。【285】

實際上，達爾文後來在其自傳中說得非常清楚，他非常重對那些他所看重的人的觀點，但對於一般公眾的意見，他根本毫不在意。【286】不僅如此，根據達爾文的自述，他在1859年之前是一個有神論者。【287】因此，在出版《物種起源》之前，除了害怕自己可能像《遺蹟》的作者錢伯斯那樣慘遭英國科學界的羞辱之外，達爾文根本就沒有什麼可以害怕的。

2、“達爾文準備死後才發表進化論”

這是方文的第六自然段：

“自然選擇理論的共同發現者華萊士。達爾文本來做好了在死後才發表其進化論手稿的準備。做為一個生性平和的人，他不想見到這個理論的發表在社會上引起的爭議。但是在1858年夏天，由於接到華萊士的來信，知道華萊士已獨立發現了自然選擇理論，這才迫使他在徵求了胡克等人的意見後，與華萊士同時發表了關於自然選擇理論的論文，並在次年出版《物種起源》。此後自然選擇理論也被稱為達爾文主義——這個說法是華萊士首先使用的。”

上面這五句話中，存在三個笑話，需要分三小節來認真剖析。  

所謂“達爾文本來做好了在死後才發表其進化論手稿的準備”，唯一根據就是達爾文在1844年7月5日寫給夫人艾瑪的一封信，以備自己的意外死亡（I therefore write this, in case of my sudden death）。【288, p.16】在當時，達爾文只完成了一份230頁的草稿，他本人也承認那是“草稿”或“大綱”（my sketch），他囑咐妻子，萬一自己意外死去，她應該花錢請人將之完成並且出版。但很快，達爾文就將那份手稿廢棄，所以它至今都沒有一個正式的標題——它後來被達爾文的兒子以《物種起源的基礎》為題出版。【289】

更好笑的是，達爾文在十五年後出版的《物種起源》並不是以那份廢稿為基礎的。為什麼呢？因為在1844年，達爾文還在相信拉馬克的“完美適應”（perfect adaptation）理論，因此“自然選擇”只是一種可有可無的進化力量；但到了1859年，“自然選擇”變成了進化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推動力。【290-291】

實際上，與其說達爾文的一生是一個試圖擺脫基督教信仰的過程，倒不如說它是一個試圖擺脫拉馬克影響的過程：在成為馬爾薩斯主義者之前，達爾文就是一個拉馬克主義者，因為達爾文在愛丁堡大學學習期間，對他影響最大的那個人，格蘭特（Robert Edmond Grant, 1793-1874），就是一位拉馬克主義者，甚至可以說是一位狂熱的拉馬克主義者。【292-294】而在1844年前後，達爾文仍舊是拉馬克主義者。實際上，即使是在達爾文通過極力擺脫拉馬克的影響而寫成的《物種起源》第一版中，對達爾文進化觀念形成影響最大的萊爾仍舊認為那不過就是拉馬克進化論的一個變種，而已。【295】而美國著名達學家魯斯（Michael Ruse, 1940-）也說，達爾文自始至終都是拉馬克主義者。【296】

其實，達爾文與拉馬克的關係，是一個擁抱—背棄—再擁抱的過程，轉折點就發生在1859年前後。在《物種起源》遭到廣泛的批評之後，達爾文連續不斷地向拉馬克主義回歸，所以有人說，“第一個背叛達爾文主義的人就是達爾文本人”。【297】而我則稱達爾文是“新拉馬克主義”的始祖。【221】但是，對於那些原教旨達教徒——從“老祖父”邁爾到“三孫子”方舟子——，他們有一個更好的辦法來掩蓋教主的這個歷史，那就是閹割教主。所以，他們會不厭其煩地告訴世人，《物種起源》的第一版最好。【3】【162】【298-299】這實際上相當於宣布：達教信徒不僅要禁止教主進步，他們還要禁止教主進化。

問題是，達爾文為什麼在1844年之後，就把“物種起源”這個問題擱置起來、並且一擱置就是十多年呢？

原來，在寫下那個“遺囑”之後不久，前面提到的那部《自然創造歷史的遺蹟》就出版了，結果造成極大的轟動——其轟動效應要遠大於《物種起源》的出版——該書在問世十年間銷售了兩萬四千冊，而《物種起源》在問世十年間的銷量總數還不到一萬冊。【300】實際上，對於達爾文來說，《遺蹟》的出版不僅僅消除了方舟子所說的“他不想見到這個理論的發表在社會上引起的爭議”這個顧慮——如果這個顧慮真的曾經存在過的話——，而且還給達爾文發展自己的進化論鋪平了道路（The book did much to pave the way for Darwin）——這是摩爾說的【301, p.143】——，因為該書相當於給達爾文趟了一遍地雷陣，刺探了敵人的火力點，社會上反對進化論的勢力幾乎傾巢出動，包括後來的“達爾文鬥犬”赫胥黎都曾對那本書的第十版破口大罵。【302】在當時，達爾文很可能對自己的“物種工作”是否還有意義產生了嚴重的懷疑，所以他就將那份工作撂下，一撂就是十多年，直到1856年前後——也就是在華萊士一年前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關於物種問題的論文【303】之後，並且是在萊爾的敦促之下（Early in 1856 Lyell advised me to write out my views pretty fully, and I began at once to do so）【62, p.121】——才重新開始。

最好笑的就是，在冒充達學權威糾正袁越時，方舟子寫道：“從1842年開始達爾文就一直在寫一部有關自然選擇的大部頭著作。”【225】而事實是，達爾文在其自傳中說得非常清楚，那個“大部頭”是他在1856年根據萊爾的建議開始動筆的（Early in 1856 Lyell advised me to write out my views pretty fully, and I began at once to do so）。【62, p.121】不僅如此，那個“大部頭”在1975年被整理出版，書名中就寫着“作於1856-1858年”。【304】天知道自視甚高——甚至可以說目空一切——的袁越是如何看待這個時刻以主子自居、動輒對他指手畫腳、說三道四的方舟子的。

3、“達爾文與華萊士共同發現自然選擇理論”

這是一個比“達爾文準備死後才發表進化論”更大的笑話。

在發表了《達爾文的葬禮》之後第五天，方舟子還發表了一篇題為《科學史上著名公案——達爾文－華萊士之讓》【305】的文章，詳細介紹華萊士與達爾文“共同發現”自然選擇理論的那個近乎神話的故事，即他們兩個人都是從馬爾薩斯的“生存鬥爭”理論聯想到物種起源問題，並且悟出物種起源的機制是自然選擇。

為什麼說這個故事是“神話”呢？因為不僅人類的“生存鬥爭”與動、植物的“物種起源”問題毫不搭界；而且還因為“人類生存鬥爭”與動、植物的“自然選擇”也沒有直接的關係——實際上，它們之間連間接的關係都沒有。誰都知道，在整個生物界，只有人類才會自相殘殺；並且，連方舟子都知道，人類的自相殘殺法則只是在“超過自然界所能承受的極限”時才會“開始生效”【305】；連邁爾都承認，從“生存鬥爭”聯想到“自然選擇”必須經過四、五個概念轉換才能夠完成（Darwin had forgotten what a complex shift in four or five major concepts had been required to arrive at the new theory）。【307】也就是說，兩個人各自獨立地從“生存鬥爭”想到“自然選擇”，就像兩個從未到過北京城的外地人，不藉助任何外力的幫助，各自獨立地穿越相同的四、五條小胡同，從地點甲走到地點乙。而就是這樣一個不可思議的神話，達教信徒們全都做出一副堅信不疑的表情，並且他們還要不厭其煩地告訴其他人：“這是真的”。

實際上，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艾斯利（Loren Corey Eiseley, 1907-1977）就證明，達爾文的說法不可信：他的自然選擇理論根本就無需求助於馬爾薩斯（It is not necessary to have recourse to Malthus for this observation）。【308, p.53】艾斯利的這個觀點得到了包括達粉在內的所有學者的一致認同，連摩爾都說：我們現在知道，達爾文不可能像他後來聲稱的那樣“碰巧閱讀”了托馬斯·馬爾薩斯牧師的著作，更不用說僅僅“為了娛樂”了。【309】

問題是，達爾文為什麼要撒這個謊？“老祖父”的解釋是，那是因為達爾文年老失憶（his memory deceived him）。【307】邁爾在說這句話時，與去世時的達爾文同歲。所以，他或者也是年老失憶，或者是在故意裝出老年失憶的樣子，因為早在1858年，也就是在“與華萊士同時發表了關於自然選擇理論的論文”之時，達爾文就那麼說了。【310】

那麼，達爾文到底為什麼要撒謊？使用方舟子口口聲聲的“奧卡姆剃刀”【311】來破解這個無頭公案，最簡單、最直接的解釋就是他的“自然選擇”觀念是抄來的。【308】並且，其進化理論中至關重要的“分歧原理”（Principles of Divergence）與華萊士的理論吻合得嚴絲合縫。【312】

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都聽說過達爾文及達爾文進化論，但聽說過並且知道“自然選擇”的人就不多了，而聽說過“分歧原理”的人則少之又少。但事實是，所謂的“分歧原理”是“達爾文進化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著名達粉庚鎮城就說：

“性狀分歧（divergence of character）理論或稱分歧原理（principle of divergence）和自然選擇理論是組成達爾文學說的兩根重要支柱。在長達500多頁的《物種起源》（第1 版為513 頁）一書中，只有一幅插圖，那就是詮釋性狀分歧的，可見分歧原理在達爾文學說中占據着何等重要的地位！”【313, p.104】

儘管達爾文將“分歧原理”視為自己的進化論的一大支柱，但對於絕大多數達粉來說，達爾文的這個觀點有些莫名其妙，連“老祖父”都說：“目前尚不清楚為什麼達爾文認為他的性狀分歧原則如此重要”（It is still not evident why Darwin thought his principle of character divergence was so important）。【54, p.164】而另一位大牌達學家則說：

“對於生物學家來說，這個原理是達爾文的一個錯誤。既然生物學家至少在過去宣稱自己是達爾文主義者，所以他們或者對這個問題採取遮遮掩掩的態度，或者想要找出達爾文失誤的根源。”【314】

實際上，那些被找出的可能根源之一就是“抄襲”。所以庚鎮城的書中專門有一節題為《有科學史家懷疑分歧原理是達爾文從華萊士那裡剽竊來的》。而庚鎮城為達爾文辯護的最重要的一個理由就是：

“歷史學家們忽視了一個最重要的事實，那就是達爾文在1857年9月5日寫給愛莎·葛雷的一封信。達爾文在該信中向愛莎·葛雷透露了自己發現了分歧原理的事。”【313, p.111】

事實是，早他二十多年，丹麥生物學家兼科學史家勒夫特魯普（Søren Løvtrup, 1922-2002）——他認為，達爾文神話總有一天會被認證為科學史上的最大騙局（I believe that one day the Darwinian myth will be ranked the greatest deceit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315, p.422】——就已經指出，達爾文給葛雷的信根本就洗不掉達爾文的嫌疑：

“這段引文在經過達爾文的修訂之後，成為達爾文和華萊士於 1858 年 8 月在《林奈學會雜誌》上聯合發表的文章的一部分，並被當作達爾文在分歧進化問題上擁有優先權的證據。 然而，這段陳述表明他當時並沒有實現這一目標，因為他所解釋的是新形式一旦出現就通過生態隔離而生存，而沒有首先解釋它們的起源。事實上，如果每個新物種都消滅了親本物種，那麼分歧進化就缺乏基礎了。”【316】

事實是，達爾文的代表作雖然名為《物種起源》——達粉簡稱其為《起源》——，但達爾文根本就不曾探討過“起源”問題，原教旨達粉丹尼特反覆說，《物種起源》是“從中間開始的”（he begins in the middle）【155, p.43】，“你甚至可以說，他是從末尾開始的”（Darwin began his explanation in the middle, or even, you might say, at the end）【155, p.60】。實際上，有人就發出了這樣的疑問：“達爾文的物種起源是倒着寫的嗎？”【317】所有這些觀點，並不是些什麼新東西，因為在達爾文在世之時，就已經有人那麼說了。【318】所以，赫胥黎在1885年講了這樣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無論後人對達爾文先生提出的這個或那個觀點的最終裁決是什麼；在他的前輩的著作中可以找到他的學說的任何暗示或預期；事實仍然是，自《物種起源》出版以來，並由於其出版，研究生物自然界的基本概念和目標已經徹底改變。”【319】

也就是說，達爾文去世還不到四年，他的鬥犬就已經知道，並且公開承認，“達爾文主義”的“起源”並不是達爾文。至於“研究生物自然界的基本概念和目標已經徹底改變”到底是應該歸功於達爾文1859年出版的《物種起源》，還是應該歸功於錢伯斯（Robert Chambers, 1802-1871）1844年匿名出版的《自然創造歷史的遺蹟》，甚至拉馬克1809年出版的《動物學哲學》，那就不能聽信達教信徒們的話了。

至於華萊士，因為他有“功高震主”之嫌，所以達粉們就找出種種理由來貶低他，如原教旨達粉方舟子就說“華萊士的觀點與達爾文的並不一致。他對自然選擇的理解不那麼準確，也不徹底”、“華萊士晚年皈依唯靈論，斷然否認人類意識是進化而來的”、“華萊士‘蛻化’了”、“華萊士已成為唯靈論的信徒”【320】； “華萊士對自然選擇的理解並不那麼準確，也不徹底，並非達爾文第二”【321】。你都不用猜，就應該知道，中土方鬥犬當然是在跟着西方的洋鬥犬們瞎叫喚。

實際上，“達爾文的葬禮”勝利舉行之後還不到一個月，達粉們就成立了一個“達爾文紀念委員會”，又叫“達爾文紀念基金會”【322】，其目的就是要集資給達爾文豎牌立碑，其初衷，極可能是不想讓達爾文在西敏寺的地位與牛頓相比顯得那麼寒酸和不起眼——二者相比，達爾文頗像是牛頓的陪侍或陪襯。所以，該委員會的執行主任是西敏寺的院長，就是方舟子所說的那位“正在法國訪問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主教”。而在那個委員會的名單中，十名抬棺者九位榜上有名，獨獨缺了華萊士。由此看來，華萊士在1882年能夠給達爾文抬棺，雖然忝陪末座，但那仍舊是達爾文鬥犬們賜給他的“天恩”。【323】

對於所有這些，“中國的達爾文第一鬥犬”方舟子即使不是全部了解，他也肯定略知一二。但是，在上面那段話中，以及在那篇長約兩千字的《科學史上著名公案——達爾文－華萊士之讓》中，“抄襲”、“剽竊”這兩個詞彙也都不曾出現，就像 “達爾文涉嫌抄襲”這個傳播了整整半個世紀的醜聞——從1958年艾斯利的《達爾文的世紀》一書【308】出版時算起——完全不曾存在一樣。

需要指出的是，方舟子說達爾文在華萊士來信的“迫使”之下，“徵求了胡克等人的意見後，與華萊士同時發表了關於自然選擇理論的論文”也不準確。事實是，當時只有達爾文、胡克、萊爾三人參與此事，華萊士自始至終都被蒙在鼓裡。而他們三人後來的追憶各不相同。最奇的是，他們當時的通信，包括華萊士的那封至關重要的的來信，全都不翼而飛——而至今保留下來的達爾文往來通信卻多達一萬五千件。由於那篇文章根本就沒有產生什麼影響，所以達爾文三人的緊鑼密鼓暗箱操作——從華萊士來信到在林奈學會宣讀論文，前前後後總共不到半個月——才更顯得鬼影幢幢。【147】【324-325】

4、“達爾文主義是華萊士首先使用的”

上面提過，儘管方舟子宣稱達爾文“屬於我的‘專業’”，“我對達爾文的生平和思想相當熟悉”，並且動不動就擺出一副“中國首席達學家”的架勢指點其他人的相關文章，但他關於達爾文的文章幾乎全部都是小兒科，不要說沒有任何原創性觀點，即使是抄來的東西，他都能搞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錯誤。而在方舟子犯下的所有“達爾文錯誤”中，“達爾文主義是華萊士首先使用的”應該算是最出格的、最低級的一個，因為它把方舟子對“達爾文進化論發展史”的驚人無知暴露得清清楚楚。

事實是，幾乎所有的信息來源都會告訴讀者，“達爾文主義”（Darwinism）是赫胥黎在1860年首先提出的，如“德斯門德、摩爾《達爾文》”就說：“Huxley, reviewing for the Westminster in April, first uttered the rallying cry ‘Darwinism.’”【134, p.491】而摩爾在同年發表的另一篇文章中說得更清楚了：

“在 1860 年 4 月的《威斯敏斯特評論》中，赫胥黎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使用‘達爾文主義’一詞來指代《物種起源》中表達的觀點的人。”【326】

事實是，在那篇長達一萬四千單詞的書評中，赫胥黎只使用了一次Darwinism【327】；但它卻不脛而走，第二年就被人用在文章的標題之中【328】。到了1860年代後期，“達爾文主義”這個詞已經走向了市民階層，以致在遊樂場中都會出現“達爾文主義的瘋狂”（Darwinism Demented）這樣的節目。【329】【330】

與之相比，華萊士第一次使用“達爾文主義”這個名詞，是在1868年給達爾文的信中，並且，其英文是Darwinianism，應該譯為“達爾文的主義”。【331】三年後，1871年，因為有人在《自然》雜誌上發表文章批評達爾文主義【332-333】，華萊士挺身而出與之論戰【334-335】——這極可能是華萊士與“達爾文主義”（Darwinism）的首次公開握手，它雖然比赫胥黎晚了十一年，但卻比華萊士《達爾文主義》【336】一書的出版早了十七年。而在那之前，封面上就含有“達爾文主義”書籍早已屢見不鮮。【337-339】

天知道方舟子是故意裝傻，還是被哪個半路出家的達教寫手所誤導，所以他一直這麼說——從1999年【277】說到2000年【340, p.44】，說到2005年【341, p.25】，說到2008年。也就是說，即使是倒賣廉價甚至免費的二手貨，方鬥犬都會搞到假貨贗品。

5、“軒然大波”

方文的第七段話介紹“古生物學家托馬斯·赫胥黎”：

“《物種起源》的發表不出所料掀起軒然大波，達爾文本人避免參與社會爭論，代替他四處爭鬥捍衛進化論的是赫胥黎，因此獲得‘達爾文的鬥犬’的稱號。”

就像第六段話一樣，這段話雖然只有一句，但也存在三個笑話，需要分三小節來認真剖析。

首先，與“華萊士發明了‘達爾文主義’這個名詞”一樣，“《物種起源》掀起軒然大波”也是方舟子常年兜售的一個達教瞎話、鬼話、神話。例如，他在1999年說，達爾文在1859年發表《物種起源》“掀起了軒然大波，並征服了科學界”【277】、在2000年說《物種起源》“在1859年一出版就掀起軒然大波、引發了西方思想史上科學和宗教的最大的一次論戰”【340, p.1】。而到了2005年，他總算羞羞答答地把那場莫名其妙的“軒然大波”說得具體了一些：

“1860年6月30日，《物種起源》發表後不久在牛津大學舉行的那場著名的論戰中，就很典型地表明了這一點。牛津主教韋爾伯福斯（Samuel Wilberforce，1805-1873）問自稱‘達爾文的鬥犬’的托馬斯·赫胥黎，究竟是他的祖父一族還是他的祖母一族從猴子傳承而來的？這個譏諷引來哄堂大笑，顯然在聽眾看來，被視為猴子的後裔是一件可恥的事。赫胥黎對此的回答有多個版本，據他後來在一封信中的回憶，是：‘如果問我，我是願意有一個可憐的猿猴當祖父，還是願意有一個有着很高的天賦和巨大的影響力，卻利用這些才能和影響力純粹只是為了在莊嚴的科學討論中進行譏諷的人當祖父，那麼我毫不猶豫地斷言我寧可選擇猿猴。’”【341, p.38】

事實是，“那場著名的論戰”雖然曾被摩爾在1979年吹噓為“十九世紀僅次於滑鐵盧的著名大戰” （No batt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save Waterloo, is better known）【301, p.60】， 但到了1991年，在“德斯門德、摩爾《達爾文》”一書中，作者卻承認，那個神話是“被天花亂墜般地吹出來的”（to be blown out of all proportion to become the best known ‘victory’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134, p.492】。 為什麼呢？

簡言之，那場所謂的“大戰”，發生在不列顛科學促進會1860年6-7月間在牛津舉行的年會上。而在該年會厚達六百多頁、長達三十多萬單詞的文集【342】中，“達爾文”總共只被提及19次，較1859年還少了9次；而《物種起源》這本書則只被提及3次。而在那個年會上正式發表的論文中，只有一篇論文在標題中點了達爾文的名【343】，該文作者就是紐約大學醫學院的德拉珀（John William Draper, 1811-1882），他後來以建立“科學—宗教衝突學說”（Conflict Thesis）聞名於世【344】。可笑的是，1860年，德拉珀雖然在論文的標題中點了達爾文的名，但在其六百多個單詞的論文摘要中，“達爾文”卻一次都沒有出現，更不要提《物種起源》了。更好笑的是，那場“僅次於滑鐵盧”的“大戰”就發生在他的大會發言之後的討論階段，可是這位“衝突學說”的始祖在其一生之中，尤其是在其名著《宗教與科學衝突史》一書中【345】，卻從未提起過那場大戰，好像它從未發生過一樣。【346】為什麼呢？當然是因為那場“論戰”根本就不曾發生過——不論赫胥黎是否說過那番“名言”——大意不過“我不為自己有一個猴子祖先而感到羞恥，但卻會為有一個油嘴滑舌試圖掩蓋真理的祖先感到羞恥”（He was not ashamed to have a monkey for his ancestor; but he would be ashamed to be connected with a man who used  great gifts to obscure the truth）【347】——，它在當時都沒有產生任何實質性影響。

事實是，連赫胥黎本人都不曾在自傳中提及此事——這個神話之所以會變成婦孺皆知的“史實”，完全是因為他的兒子在編撰其父的《生平及書信》時，主要根據1898年——即事後38年——《麥克米蘭雜誌》上發表的一篇題為《老祖母講故事》的匿名文章【347】中的一段話——大肆渲染。【212, pp.193-197】在那之後，這個神話才開始越傳越神。為什麼呢？因為據赫胥黎的兒子說，那場辯論不僅奠定了《物種起源》的科學地位，而且它還使其父一舉成名（From this moment he entered the front fighting line in the most exposed quarter of the field）。【212, pp.193】也就是因為事關家運，所以赫胥黎的長孫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Sorell Huxley, 1887–1975）在事發九十九年之後仍舊對之津津樂道。【348】可惜的是，這個神話的可信性在1970年就遭到了質疑【349, pp.10-12】，而其內幕在1979年就已被徹底揭開【350】。但達教徒們對此全然不顧，仍舊肆無忌憚地繼續傳播這個鬼話。例如，丹尼特就在1995年說，“牛津主教塞繆爾·威爾伯福斯於 1860 年 6 月與托馬斯·赫胥黎的辯論是達爾文主義與宗教勢力之間最著名的正面衝突之一”。【351】同樣，美國著名達學家魯斯在2000年也說，那場辯論是與阿基米德踏入浴缸、伽利略跪在地上喃喃自語“地球仍在轉動”同等重要的歷史性事件。【352】

事實是，根據威爾伯福斯的日記，他在發言之前一個多月就已經完成了一篇《物種起源》書評【353】，該文在那場辯論之後正式發表【354】。那篇文章雖然長達一萬八千多個單詞，但其中的一句話卻足以說明全部問題：長達三千餘年的動物育種歷史，觸目皆是的動物群落，地層中的無數化石，都沒能向我們提供哪怕是一個例子來證明那個變異確曾發生或正在發生。【355】事實是，連達爾文本人都對威爾伯福斯的評論讚不絕口，說它非同一般地聰明、嫻熟地找出最富猜想的那部分、把所有的難點全部擺到台面。【356】

毫無疑問，威爾伯福斯在那場辯論中的發言——顯然是即興的、非正式的發言，因為不列顛科學促進會的年報中沒有任何相關記載——，大致不會超過那篇書評的範圍。可是，“達粉”卻有能耐用赫胥黎的一句俏皮話來扭轉乾坤：這哪裡是科學家在搞科學，倒活像是一夥政客在搞政治，或者一群邪教徒在搞邪教。實際上，有人就是這麼說的：

“赫胥黎為達爾文辯護的方式是斷言對手是非科學的，並將他們斷定為神學‘偏見’。”【357】

還有人這樣評論道：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即使人們接受這一神話為事實，即達爾文主義崛起的這一偉大時刻最終以赫胥黎的反駁達到頂峰，它也與自然選擇毫無關係，而只是譴責了一位主教的粗魯。”【358】

實際上，據“德斯門德、摩爾《達爾文》”，早在1860年代，達爾文的死對頭歐文（Richard Owen, 1804-1892）就已經指出，達爾文信徒的常規武器就是咆哮加嘲笑。【359】13年後，1873年，英國哲學家貝恩斯（Thomas Spencer Baynes,1823-1887）——他從1875年起出任《大英百科全書》主編，是出任該職的第一個英格蘭人——也說，達爾文學派的論戰文章中充滿了緊張的強調、急切的字眼、誇張的譴責和呼籲，這些都是低級宗教論爭的特徵。【360】實際上，貝恩斯更直接地指出，赫胥黎為達爾文進化論辯護時所顯露出的本質，就是一個清教徒，如果不是比清教徒更狂熱的加爾文主義者的話。【361】

換句話說就是，“鬥犬”赫胥黎“捍衛進化論”的全部招數，就是陰謀詭計、醜化對方、糾纏枝節、避實就虛、起鬨搗亂、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它們也是中國科學納粹後來能夠橫行霸道的原因之一。例如，那場發生在一百年前的“科學與人生觀大論戰”，它又被稱為“科學與玄學大論戰”。【362-363】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科學幫從一開始就給對方扣上了“玄學鬼”的大帽子。【364】半個多世紀後， 于光遠一夥用來“反偽”、方舟子一夥用來“打假”的全部招數也不過如此：于光遠給“人體科學”扣上了“靈學”的大帽子【365】，方舟子給他所“打”的對象扣上“造假”、給他所“反”的對象扣上“偽科學”大帽子——這是他對麾下邪教徒的諄諄教導：

“我覺得我們在辯論的時候，要造聲勢，就是要在道德上、在智力上要壓倒對方，要覺得我們檔次就是比你們高，……我發明了一些說法，‘文傻’啊什麼的，這實際上就是從智力的角度就覺得我比你高，覺得他們這些人就是很傻……就是要批判他們，用文革的詞彙來說就是要把他們搞到搞臭對吧。”【366】

如此既愚蠢又邪惡的話，十九世紀的赫胥黎是絕對不敢說出口的，但他卻一直就是那麼干的。可笑的是，赫胥黎後來將自己的“科學方法”總結為“跟着理性走”。【367】而這個方法後來又被胡適總結為“拿證據來！”【368】這雖然是曲解，但也道出了其中的一個門道，那就是將舉證的責任轉嫁給對方，即伸手向對方索取證據——這恰恰就是方舟子“打假”的絕招兒，即他只負責指控對方“造假”、是“偽科學”，而對方則需要自證清白。【369-370】所以說，科學納粹雖然披着不同顏色的人皮，但他們的血脈和命脈卻是完全相通的、是休戚與共的。【371】

6、“赫胥黎捍衛達爾文進化論”

應該承認，從字面上看，方舟子說赫胥黎“四處爭鬥捍衛進化論”並沒有錯，但實際上，方舟子的意思是說赫胥黎“四處爭鬥捍衛（達爾文）進化論”，而這卻是大錯特錯的。因為與“拉馬克進化論”相比，“達爾文進化論”的唯一特點就是“自然選擇”——《物種起源》只不過是那本未曾完成的大部頭《自然選擇》的長篇摘要而已。【182, p.1】實際上，方舟子也將“自然選擇”當作 “達爾文進化論”或“達爾文主義”的同義詞，如說“《物種起源》確立的是關於生物進化的自然選擇學說”【372】、“普通進化論和達爾文進化論（自然選擇學說）在生物學界都早已是公認為已被證實的理論”【373】。可是，赫胥黎卻偏偏對“自然選擇”持其著名的“不可知論”態度。例如，在1860年發表的首次提出“達爾文主義”這個名詞的那篇文章中，赫胥黎問道：

“是否已經能夠令人信服地證明了物種可能是通過選擇而起源的？是否真的存在所謂的自然選擇？”（Is it satisfactorily proved, in fact, that species may be originated by selection? that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natural selection?）。【327】

赫胥黎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當然都是否定的，所以，三十多年後，他繼續說道：

“在明確地證明選擇性育種會產生彼此不育的品種之前，自然選擇理論的邏輯基礎是不完整的。”【374】

次年，《赫胥黎文集》第七卷在倫敦出版，該卷題為《人類在自然中的地位及其他人類學論文》（Man's Place in Nature and Other Anthropological Essays）。這本書共有七萬多單詞，而“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只出現了兩次，都是出現在他186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之中。【375】再過一年，赫胥黎就去世了。所以，英國著名進化論學者波爾頓（Edward Bagnall Poulton, 1856-1943）在一篇題為《赫胥黎與自然選擇理論》的文章中，開篇就說：

“我將證明……赫胥黎從來都不是他所捍衛的那個理論的堅定信徒。”【376】

事實是，赫胥黎不僅“不信自然選擇”，他連進化的漸變性——按照“老祖父”的說法，它是達爾文進化論的五個組成部分之一【117, p.505】，所以方舟子才會說“傳統的達爾文主義認為生物的進化一直是漸變式的”【162】——都不相信。這是他評論《物種起源》：

“我們認為，如果達爾文先生沒有用“自然不會跳躍”這句經常出現在他的書頁中的格言來使自己難堪的話，他的論證可能會比現在更加有力。我們相信，正如我們上面所說的，大自然確實會不時地跳躍，並且承認這一事實對於解決對嬗變學說的許多次要的反對意見具有相當的重要性。”【377】

類似的話，赫胥黎在四年後又說了一遍。【378】

最好笑的是，按照方舟子的說法，《物種起源》的出版標誌着現代生物學的開端：

“進化生物學，甚至可以說整個生物科學，開始於1859年11月24日。在那一天，在經過二十年小心謹慎的準備之後，達爾文出版了《物種起源》。第一版印了一千二百五十本，在一天之內銷售一空。一門嶄新的學科從此誕生了！”【277】

可是，根據英國達學家的研究，赫胥黎本人的科學著作在1859年以後不要說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它連激進的變化都沒有發生。【379】更精細的研究證明，赫胥黎在自己的文章中首次採納進化論發生在1868年，即《物種起源》問世九年之後。【380】也就是因為如此，英國著名科學史家鮑勒稱赫胥黎為“偽達爾文主義者”（a pseudo-Darwinian）。【381, p.68】而對於這樣的千古奇聞，幾乎所有的達教徒都裝聾作啞。為什麼呢？因為直到今天，他們也沒能滿足赫胥黎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那個條件，即通過人工選擇——它是自然選擇的一部分，但其力度卻要比自然選擇強大無數倍——創造出新的物種。換句話說就是，赫胥黎“四處爭鬥捍衛（達爾文）進化論”完全是出於其他考慮，例如攻擊教會勢力，為新興的“職業科學家”群體爭奪話語權、爭奪社會地位，等等。

總而言之，無論是舊達爾文主義者還是新達爾文主義者，他們所信奉的是一個沒有被任何事實證明的形而上學教條，它的最大特點就是無法證偽，但卻可以解釋萬事萬物。因此，按照方舟子“批判中醫”的標準和邏輯——“似乎什麼都能解釋了，然而實際上還是等於什麼也沒有解釋”【382】——，達爾文進化論或達爾文主義是最最典型的、地地道道的“偽科學”。實際上，著名科學哲學家波普爾就是這麼說的。【383】

7、 “達爾文鬥犬”

如上所述，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一書中根本就不曾觸及——遑論解決——“物種起源”問題。但它卻確實造成了一個全新物種的“起源”，而這個全新的物種就是一夥以當“鬥犬”為榮的雙足直立靈長類動物，我們不妨將之稱為“靈長犬”（primatoid dog），或“達犬”。

毫無疑問，那個“從人到狗”的進化關鍵，就是一個名叫托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的“始祖靈長犬”的出現。而實際上，赫胥黎的祖孫三代都以給達爾文當鬥犬聞名：如上所述，赫胥黎的長孫朱利安·赫胥黎是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鼓吹優生學最賣力氣的那個英國人，也是五十年代把新達爾文主義推向高峰的領袖級人物，其標誌性貢獻就是，在1959年參加芝加哥大學主辦的《物種起源》百年慶典期間，在一個電視節目中提出了“達爾文的理論已經不再是一個理論，而是一個事實”（The first point to make about Darwin’s theory is that it is no longer a theory, but a fact）的論斷【384】——或曰“口號”。因為這個口號明顯是一個謊言——“達爾文進化論”至今都沒有被證實——，所以它後來被古爾德修改成更具欺騙性的“進化（論）既是理論，也是事實”（“Evolution as Fact and Theory” or “evolution is a theory. It is also a fact”）【385】，其關鍵點就是把“進化”與“進化論”相混淆，把“進化論”與“達爾文進化論”相混淆。實際上，古爾德在那篇影響頗大的文章中就承認，“達爾文本人承認其自然選擇理論的非確定性本質”（Darwin acknowledged the provisional nature of natural selection）。也就是因為如此，方舟子才會畫蛇添足般這樣地解釋道：

“在認定進化是一個科學事實的前提下，對生物是如何進化的，其過程、細節、機制是什麼，還存在着非常多的爭議。所以，進化論是一個豐富多彩、生機勃勃的龐大體系，既包含了科學事實，也包含已被證實的科學理論和未經證實的假說。”【386】

方舟子當然不會告訴你， 在進化論這個“龐大體系”之中，“達爾文主義”就屬於“未經證實的假說” ，因為如果不藉助拉馬克主義，它連“從猿到人”的直立過程都無法解釋——對，新達爾文主義對之完全無解。

事實是，在提出“達爾文的理論已經不再是一個理論，而是一個事實”這句口號之前八年，朱利安·赫胥黎還曾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也就是他的老師繆勒任教的那所大學——，做了一個講座，其中，他宣稱“人類猛然發現自己處於宇宙進化過程的商業經理的位置上”（He finds himself in the unexpected position of business manager for the cosmic process of evolution）。【387】六年後，小赫胥黎把進化稱為“世界上最大的產業” （the biggest business of all, the business of evolution），而人類則升格為這個產業的執行總裁（managing director）。【388】換句話說就是，達爾文進化論不僅僅事關“始祖靈長犬”家族的興衰，它還事關全人類、全地球、全宇宙的萬事萬物。最奇的是“靈長犬”的最終目的：1963年，小赫胥黎給其名著《進化：一個現代綜合》第二版加寫了一篇引言，其中，他宣布，人類本身的進化卻已經不再受自然規律——“自然選擇”——的約束（The human situation is so different from the biological that it may prove best to abandon the attempt to apply concepts like natural selection to modern human affairs），而人類的改進只能依靠優生學（eugenic improvement will become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goal of evolving man）。【389】這實際上就是他的老師繆勒的一貫主張：繆勒從青少年時代起就立下志願，要主宰人類進化的方向；而他之所以師從摩爾根學習遺傳學，一是為了積累知識，二是積累權威。【390】

總而言之，雖然我們對人類進化的方向尚不確定，但是，我們對靈長犬的進化方向卻知道得一清二楚：那就是從魔鬼的門徒到進化論高僧——這是德斯門德所作《赫胥黎傳》【229】的副標題——，再到進化產業的董事長。

事實是，“達爾文的鬥犬”這個稱號並不是赫胥黎“獲得”的，而是他自封的。本來，在《物種起源》問世之前一天，赫胥黎曾向達爾文表示自己正在“磨爪擦喙”（I am sharpening up my claws and beak in readiness）準備對付那些“狂吠的癩皮狗們”（the curs which will bark & yelp），意即自己是達爾文的鷹，而達爾文的敵人才是“犬”。【212, p.189】而據范懷赫博士的考證，在十九世紀的報刊書籍中，“達爾文的鬥犬”這個名號根本就不曾出現過（The name occurs in no 19th-century newspapers, magazines or books.）。【391】

原來，“達爾文的鬥犬”最早出自美國古生物學家奧斯本（Henry Fairfield Osborn, 1857-1935）——對，就是那個明知“皮爾當人”為假、但出於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硬是把它認證為“真”的那個美國最最著名的“人類學家”。【392】原來，赫胥黎去世後，奧斯本作了一個題為《紀念赫胥黎》的講演。其中，他回憶了自己與達爾文相見時的情形。據奧斯本說，他曾跟隨赫胥黎學習比較解剖學，1879年達爾文到赫胥黎的實驗室參觀，兩人因此相見。過後，赫胥黎這樣對奧斯本說：

“你知道嗎？我得照顧他。實際上，我一直是達爾文的鬥犬。”（You know I have to take care of him—in fact, I have always been Darwin’s bull-dog.）

奧斯本這篇講演的稿子曾多次發表，現在最容易找到它的地方就是美國的《科學》雜誌。【393】而隨之奧斯本的名氣越來越大，赫胥黎的“達爾文的鬥犬”這個名號也越叫越響，因此以訛傳訛，讓中國的“達爾文的鬥犬”以為那是赫胥黎生前“獲得”的。實際上，在1900年出版的《赫胥黎生平及書信集》中，赫胥黎的兒子也說那是其父親的自稱：“他有一次說：‘我是達爾文的鬥犬’”（’I am Darwin's bull-dog,’ he once said）。【212, p.391】但如上所述，方舟子自信比魯迅的兒子還要了解魯迅，比達爾文的兒子還要了解達爾文。因此，赫胥黎的兒子能算老幾！

七、方抄子繼續抄襲

方文的第八段話如下：

“送葬者包括倫敦市長，王家學會、林耐學會和其他科學學會的會員們，以及各國、各界代表。在‘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的讚美詩歌聲中，達爾文被埋在了牛頓墓碑的下方。”

它們全部來自摩爾的文章：

”The Lord Mayor of London took his place in the sacrarium, before the altar, with still more family members.“【134, p.672】

“Composed by the Abbey’s deputy organist, it was sensitive to the occasion. The lyrics were taken from the Book of Proverbs. The opening line, ‘Happy is the man that findeth wisdom, and getteth understanding,’ paid tribute to Darwin’s lifework.” 【134, p.673】

“In the end – fitting though it would have been – Darwin was not laid beside Lyell, but beneath the monument to Newton at the north end of the choir screen, and next to another mentor, Sir John Herschel.” 【134, p.673】

需要指出的是，“‘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的讚美詩”乃是《聖經·箴言》中的段落，而方舟子之所以不敢說出這個事實，是因為，在他的口中，基督教是“極毒教”【394】，《聖經》是“《擺布經》”【395】。顯然，他明白，讓自己不信神、不信教的主子在濃郁的基督教氛圍中下葬，會使自己非常尷尬。而方舟子把“牛頓紀念碑”（the monument to Newton）譯為“牛頓墓碑”，也是出於類似的原因。事實是，西敏寺中，每個墳墓之上都鋪有一塊墓石（gravestone），但只有少數墳墓才立有墓碑或紀念碑。而在西敏寺的所謂“科學家角落”，只有牛頓才享有紀念碑，它俯視整個“角落”。達爾文的墓地雖然距離牛頓的紀念碑較近，但卻位於整個角落的一角；並且，那位與達爾文相鄰的科學家，並不是方舟子在2000年說的“科學巨人、物理學之父伊薩克·牛頓”，而是約翰·赫歇爾，也就是那個嘲笑達爾文進化論是“亂七八糟的法則”（the law of higgledy-piggledy）【288, p.241】的天文學家。方舟子當然不會告訴他的讀者這些“事實的真相”。恰恰相反，他要給人留下一個“俺主子在英國的地位老高了”的印象。

“牛頓墓碑”

進入西敏寺的大門，第一道屏障就是橫跨正廳的“合唱班屏風牆”（Choir Screen），它由一座大門和兩面牆壁組成，其中左側牆壁之前就是 牛頓紀念碑，它俯視“科學家角落”。而達爾文的墓地，位於科學家角落的左下角。上圖左側顯示牛頓紀念碑（背景為屏風牆），中間是方舟子在將《達爾文的葬禮》一文收入《大象為什麼不長毛》一書時盜用的三幅圖片，右側顯示那三幅圖片的原始照片。（左右兩側圖片來源：西敏寺官方網站。）

1、“動搖了基督教世界的學說”

方文的第九段仍舊是抄來的：

“沒有人覺得把提出動搖了基督教世界的學說的人埋在大教堂里有何不妥。《時報》甚至評論說：‘該大教堂需要這個葬禮甚於該葬禮需要大教堂。’進化論與基督教的衝突似乎已成為歷史。英國基督教領袖們乘機在世人面前展示他們的寬容。《旗幟報》宣稱：‘真正的基督徒能夠像接受天文學和地質學一樣接受進化論的主要科學事實，而不會對更古老和珍貴的信仰產生任何偏見。’高教會派的報紙《晨報》聲稱：‘我們無法欣賞他的理論的全部，但是我們能夠敬佩他的生活。’《教會時報》則乾脆說達爾文是一名‘基督教紳士’。幾年之後，開始出現謠言聲稱達爾文臨終懺悔放棄了進化論，這個謠言至今還能在傳教宣傳品中看到。”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一個人如果敢於斷言“沒有人覺得如何如何”，則他的不學無術、無知狂妄形象就油然而生。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斷定一個東西的存在很容易，因為你只要看到一隻黑天鵝就可以說“世界上有黑天鵝”這樣的話。與之相反，要想“斷言世界上沒有白烏鴉”，在邏輯上你就必須把全世界所有的烏鴉全都檢查一遍。以方舟子的“薄學”，他是怎麼知道“沒有人覺得把提出動搖了基督教世界的學說的人埋在大教堂里有何不妥”的呢？事實是，確曾有人覺得那麼做“不妥”。這是英國雜誌《新科學家》在1982年說的話：

“這個葬禮應該會使達爾文十分滿意。但讓他不大高興的是，就在葬禮的第二天，一家鐘錶公司將自己與馬丁銀行的長期賬戶關閉，因為馬丁先生出席了葬禮，給人一種他認同達爾文異端邪說的印象。”【396】

其次，如上所述，達爾文的進化學說就是“自然選擇”，它被用來解釋“生物是如何進化的”這個問題；而“進化論”本身早在達爾文出生之前就已經存在。儘管天主教會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經接受了“進化論”【397】，但“自然選擇”學說卻只被達教徒所接受——至今如此。所以，方舟子說達爾文進化論是一個“動搖了基督教世界的學說”，未免狂妄得太沒邊兒沒沿兒，因為達爾文美國鬥犬、哈佛大學教授格雷早在1860年就在《大西洋月刊》上連載了三篇文章，它們在次年合集出版，書名就叫做《自然選擇與自然神學並不衝突》。【398】19年後，也就是在去世前三年，達爾文本人在一封信中也承認，自己的進化論與信仰上帝是兼容的。【399】

最好笑的是，被方舟子捧為僅次於達爾文的“達教亞聖”杜布贊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 1900-1975）——有人就認為他比邁爾更配得上“20世紀的達爾文”這個稱號【400】——就是一個眾所周知的虔誠基督教徒【401-403】——古爾德說他是俄羅斯東方正教教徒（a lifelong Russian Orthodox）【404】。而這位亞聖不僅通過自己的親身實踐來證明進化觀念與基督教義能夠相容，他還把這個想法明確地說了出來：

“It is wrong to hold creation and evolution as mutually exclusive alternatives. I am a creationist and an evolutionist. Evolution is God's, or Nature's method of creation. Creation is not an event that happened in 4004 BC; it is a process that began some 10 billion years ago and is still under way.”【405】

這是方舟子對它的翻譯：

“把創造和進化當成互相排斥的觀點，是錯誤的。我是一個創造論者，也是一個進化論者。進化是神的，或者說大自然的，創造方式。創造不是一個發生在公元前4004年的事件，而是一個在100億年前開始，到現在還在進行着的過程。”【406】

最好笑的是，根據方舟子的譯文，這位亞聖還曾說過這樣的話：

“我們時代的一位大思想家泰亞爾·德·夏爾丹（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如此寫道：‘進化論是一個理論，一個體系還是一個假說？它比這些都要高級－－它是一個普遍的公理，所有的理論、所有的假說、所有的體系要真實可信，都必須服從和滿足這個公理。進化論是一道照耀了所有事實的光，一個所有的思路都必須遵循的軌道－－這就是進化論。’”

那麼，這位“大思想家”又是誰呢？“泰亞爾是一位非常真誠和虔誠的宗教信徒，基督教乃是他的世界觀的基石。”【406】

實際上，被方舟子追捧的達教大員古爾德——在被其母校教授伯恩斯坦追剿之際，方舟子曾宣稱“本人能和Gould同列，真是榮幸”【407】——也承認，自己“長期以來一直致力於反對那個愚蠢的科學與宗教之間是二歧對立的觀念”（I have campaigned long and hard against the same silly dichotomy of science versus religion）。【404】

你看方舟子抽方是民的臉，是不是有六親不認的勁頭？

其實，這類自扇耳光、左右互搏的把戲，方舟子在其科唬行騙生涯中不知玩過多少次，只不過是，在一般情況下，在“方舟子找抽”與“方舟子自扇”之間都有時間差，因此需要“方學家”仔細查找。而《達爾文的葬禮》的獨特之處就在於，這個時間差幾乎完全不存在。例如，他在前面剛剛說過達爾文的理論“將會顛覆世界”，而到了文章的末尾，他又改口說這個理論僅僅是“動搖了基督教世界”，其間還說它的發表僅僅會“在社會上引起的爭議”——由此可知他根本就不知道達爾文進化論到底能把這個世界怎麼樣，以及它究竟把這個世界怎麼樣了，所以他只能信口胡噴。

2、“《時報》”

方舟子所說的“時報”，就是大名鼎鼎的《泰晤士報》（Times）。方舟子之所以要把它改譯為“時報”，與他非要把“皇家”改譯為“王家”是出於同樣的心理，那就是要彰顯自己的“智商高超”、特立獨行。他所引用的那句話，“該大教堂需要這個葬禮甚於該葬禮需要大教堂”，乃是抄自摩爾的這三句話：

“Some even inverted the honour of official burial. Westminster did not bestow dignity on the naturalist from Downe – his body was hallowed already. ‘The Abbey needed it more than it needed the Abbey,’ thundered The Times.”【134, p.676】

摩爾放在引號中的那10個單詞，來自《泰晤士報》在達爾文葬禮的當天發表的一篇連既無標題又無署名的文章，所以“達爾文在線”網站在收錄該文時，不得不給它補上一個《論查爾斯·達爾文在西敏寺的葬禮》標題。【408】可以有相當大的把握斷定，這又是“赫胥黎-高爾頓”集團的裝神弄鬼。實際上，僅從摩爾的前兩句評論中，任何人都會明白，他引用“時報”那句話的用意是要證明“有人甚至顛倒了正式埋葬的榮譽關係”。而方舟子呢？顛倒黑白恰恰就是他的手段和目的，所以他來了一個“將計就計”——這也是他造假的慣用伎倆。

方舟子的第三句話，“進化論與基督教的衝突似乎已成為歷史”，是對摩爾如下文字的意譯：

“The Times on Friday had declared the clash between Huxley and Bishop Wilberforce in 1860 a piece of ‘ancient history’; and the Liberal Daily News added that Darwin’s doctrine was quite consistent ‘with strong religious faith and hope.’”【134, pp.670-671】

也就是說，方舟子明明知道，在當時，輿論界已經承認，達爾文主義與基督教教義並不衝突，但他卻非要造謠說達爾文主義“動搖了基督教世界”。

方舟子的第四句話，“英國基督教領袖們乘機在世人面前展示他們的寬容”，譯自這句英文：

“Evidently tolerance was ‘the latest evolved and not the least satisfactory mode of clerical thought.’ The thinking public would be able to honour the memory of a man who had ‘set the stamp of his individual intellect on the age.’” 【134, pp.671-672】

“乘機”二字凸顯方舟子這句話的目的：就是要“展示”極毒教的陰險、自私、極毒嘴臉，儘管他明知道那個“機”是科學黑手黨蓄意製造出來的。

3、“高教會派的報紙《晨報》”

方舟子的第五句話，“《旗幟報》宣稱……”，譯自這句英文：

“The Standard, in proposing the honour, maintained that ‘true Christians can accept the main scientific facts of Evolution just as they do of Astronomy and Geology, without any prejudice to more ancient and cherished beliefs.’”【134, p.670】

用南京大學“打假鬥士”王彬彬打假清華大學教授汪輝時的說法，方舟子這句話的抄襲屬於“老老實實式”，並且，“這種老老實實的剽襲，是最不讓人反感的。”【409】

方舟子的第六句話，“高教會派的報紙《晨報》聲稱……”，最讓人莫名其妙。因為摩爾的文章只提到一次“高教會派的報紙”，但該報叫做“The Guardian”（衛報），而不是什麼“晨報”。並且，摩爾從該報引用的那24個單詞（‘any misgivings lest the sacred pavement of the Abbey should cover a secret enemy of the Faith.’ ‘of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Faith and Science.’【134, p.671】），與方舟子的那句譯文,“我們無法欣賞他的理論的全部，但是我們能夠敬佩他的生活”，毫不搭界。實際上，在摩爾的整個文章中，也沒有任何與方舟子引的那句話意思相近的文字。那麼，它到底是從哪兒來的呢？

原來，1981年，美國出版了一本達爾文傳記，作者是英國通俗傳記作家布蘭特（Peter Ludwig Brent, 1931-1984）。在這本題為《查爾斯·達爾文：“一個好奇心滿滿的人”》的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晨報》正如其高教保守主義所讓人們期待的那樣，在其觀點上並沒有那麼誇張，它利用自己的英雄來規範其對達爾文的讚美。‘如果像比肯斯菲爾德勳爵所說，一個偉人是一個改變時代精神的人，那麼達爾文就是一個偉人，而我們雖然不能尊重他的所有理論，卻可以欽佩他的一生。”【410】

看到方舟子把“we who cannot respect all his theories”（無法尊重他的所有理論的我們）翻譯成“我們無法欣賞他的理論的全部”了嗎？實際上，就在上面那句話之前，該報還在說“我們暫且無法承認達爾文的所有結論都能夠成立”（We cannot for a moment recognise all DARWIN'S conclusions as valid）。【411】也就是說，方舟子這個造假大王——那個向他的“安保基金”捐獻了三百萬大洋的多益網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徐波後來就稱他為“方謊王”【412】——絕對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可以造假的機會，“老老實實式的剽襲”比不剽襲還要罕見。

更好笑的是，那篇文章既沒有署名又沒有標題，並且是在1882年4月21日發表的，因此它與“達爾文的西敏寺葬禮”邊兒都不沾——該文連“西”這個字都沒有出現——，但卻被方舟子抄來證明“沒有人覺得把提出動搖了基督教世界的學說的人埋在大教堂里有何不妥”。應該承認，布蘭特在書中沒有交代那篇文章的發表日期。但是，根據上下文，讀者卻可以明白無誤地斷定它發表在葬禮之前，甚至是在西敏寺做出接納達爾文這個決定之前。也就是說，方舟子這個打着“求真”旗號、披着“反偽”戰袍的“打假鬥士”，完全就是在故意造謠、蓄意造假。

方舟子的第七句話——“《教會時報》則乾脆說達爾文是一名‘基督教紳士’”——最為搞笑。原來，方舟子的這句漢語來自摩爾的這兩句話英文：

“The Church Times was lost for epithets – patience, ingenuity, calmness, industry, moderation. Others added the Pauline graces perseverance and faith, and depicted him as a ‘true Christian gentleman.’”【134, p.675】

這兩句話的意思是說，《教會時報》幾乎把“耐心、獨創、冷靜、勤奮、節制”這樣的好話都說盡了，而其他報紙則加上聖保羅的優美、毅力、信仰這些美譽，把他描繪成一個“真正的基督教紳士”。換句話說就是“說達爾文是一名‘基督教紳士’”的那家報紙根本就不是“《教會時報》”，而是“其他報紙”（Others）。根據摩爾的注釋，那家報紙是《利物浦教區公報》。【413】

八、將行騙進行到底

方文第九段的最後一句話，“幾年之後，開始出現謠言聲稱達爾文臨終懺悔放棄了進化論，這個謠言至今還能在傳教宣傳品中看到”，實際上是給該文最後兩段話做起興，而後兩段話的目的主要有兩個，第一就是證明達爾文至死都沒有背棄無神論；第二就是貶損基督教，說他們接受一個無神論者進入自己的墓地並非出於善意，而是被達爾文生前的“智慧”所愚弄：

“事實上達爾文死時不僅不信神，甚至對基督教極其反感。他生前不願公開他的宗教立場，一方面是因為他不願參與爭端，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認為不信神的立場只適合於有教養的人，讓普通大眾接受無神論的時機還不成熟。但是在私下場合，達爾文並不隱瞞他反對基督教的立場。這有他晚年寫的自傳為證。在自傳中，他用一章專門闡述自己的信仰，批駁各種有關上帝存在的證據，認為沒有任何理由相信上帝存在，並介紹了自己唾棄基督教的經過。他甚至抨擊基督教的教義‘真是一種可咒詛的教義’。

“達爾文自傳是給其子女看的，並沒有打算發表，所以寫得非常坦率，以致在其死後（1887年）發表時，在愛瑪（一位虔誠的基督徒）的要求下做了大量的刪節，直到1959年才得以完整地出版。如果達爾文對基督教的抨擊在其生前就被公開，英國基督教領袖們對他是否還會如此寬容，他是否還能入葬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無論如何，達爾文大概是大教堂祀奉的第一個‘罪人’。”

1、語文偽狀元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儘管方舟子一直恬不知恥地宣稱自己是“語文狀元”，但在他的知識結構中，最短的那塊短板恰恰就是他的“語文”——早在十多年前，我就已經詳盡地、翔實地、充分地證明，他是中國歷史上最最不要臉的“偽狀元”。【153】而上面那兩段話，不過就是在這位“偽狀元”的棺材板子上面再釘上兩根六寸鋼釘而已。

按照商務印書館2016年出版的第七版《現代漢語詞典》，“爭端”的含義是“引起爭執的事由。”【414, p.1667】因此，方狀元說達爾文“不願參與爭端”，就相當於說“達爾文不願意參與事由。”這像是人話嗎？其實，在過去的二、三十年裡，方狀元一直都在製造“一切爭端的起點”【415】、“我捲入了這場爭端”【416】這樣的奇葩詞組，顯示他根本就不知道那個“端”字是“事情的開頭”的意思，乃是一個點，如開端或終端，英文就是“end”。所以說，方舟子最最得意的那個“語文狀元”頭銜，百分之一百是他通過考場舞弊弄到手的【417】——除非福建省的中學語文教育水準低得讓人無法想象。

至於方狀元所說的“祀奉”，笑話就更大了：《現代漢語詞典》中根本就沒有這個詞。顧名思義，“祀”就是“祭祀”，“奉”就是“供奉”，前者的意思是“備供品向神佛或祖先行禮，表示崇敬並求保佑”【414, p.619】，後者是“敬奉，供養”【414, p.459】。顯然，按照方舟子的邏輯，既然西敏寺是“先賢祠”，所以達爾文一旦“入祠”，那就相當於得到了全體英國人民的 常年“祀奉”，因此他們也一定會像閩南人“祀奉”祖宗一樣，逢年過節也向他“敬奉”豬頭、點心、冥幣，並且向他行三跪九叩大禮。可惜的是，不論是英國的聖公教，還是羅馬的天主教，都沒有這樣的傳統。實際上，就算“達爾文的中國鬥犬”親赴西敏寺“祀奉”其主子，他也很難完成“祀奉”大禮，因為如上所述，達爾文的墓石乃是平鋪在地上的一塊地磚，平時任遊客踐踏，旁邊連擺放豬頭的供桌都沒有。這很可能是方舟子在2012年毅然放棄親臨英國接受“瘋狗獎”（Maddox Prize）的機會，而“人工選擇”到美國與老情婦高小紅幽會的根本原因。【418-419】

實際上，在這篇與中學生作文也似的文章中，方狀元還犯下了更低級的語文錯誤。例如，他說華萊士“發現”了“自然選擇理論”，是該理論的“發現者”。眾所周知，“發現”是看到、找到或意識到某種客觀存在的事物（“經過研究、探索等，看到或找到前人沒有看到或找到的事物或規律”【414, p.352】），而“理論”乃是人類大腦的主觀產物（“人們由實踐概括出來的關於自然界和社會的知識的有系統的結論”【414, p.799】）。什麼樣的“語文狀元”連這麼簡單的知識都不具備？

祀奉無地

達爾文在西敏寺只占有一塊平鋪的石板，即使向他獻花，也只能將之放在地上。上圖顯示一個演員化裝為達爾文，站在達爾文墓地的旁邊，供遊客拍照。他身後的兩塊墓碑，左側的是一位1677年去世的七歲男童（Edouard de Carteret）；右側的是一位1711年去世的60歲將軍萊文斯頓（Thomas Livingstone）。

（圖片來源：Pesadilla en Westminster。）

2、達教偽信徒

其次，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方舟子在上面這兩段話中都在使用偷換概念的故伎，即把信神與信教、信教與信基督教相混淆，將不信神與不信教、反宗教相混淆。實際上，《物種起源》的後五個版本均以這樣一句話結尾：

“在這種生命觀中存在着一種偉大，它具有多種力量，最初被造物主注入少數幾種或單一的形式；隨着這個星球按照固定的萬有引力定律循環運轉，從如此簡單的形式開始，無數最美麗、最奇妙的形式已經並且正在進化。”【418】

達爾文這不就是在說造物主（上帝、神）是“物種”誕生的第一推動力嗎？這豈不與阿蓋爾公爵透露的信息，即達爾文在1881年承認，大千世界來自神創的念頭“常常以壓倒性的力量向我襲來”【266】完全一致嗎？實際上，早在1975年，也就是在達爾文的那個“大部頭”《自然選擇》被正式出版那一年，美國著名歷史學家、也是邁爾的長期論敵格林（John Colton Greene, 1917-2008）——他認為老祖父邁爾與小赫胥黎是一丘之貉【421】——就從中找到了證據，證明達爾文是一個自然神論者（deist）【422】。四年後，摩爾說得更為明確：

“達爾文不僅保留了他的自然神論創造觀。他將其基本原理貫徹到了生命的最後。” （Darwin not only retained his deistic vision of creation. He carried through its rationale to the end of his life.）【301, p.321】

事實是，“德斯門德、摩爾《達爾文》”一書的倒數第四章，第四十四章，就題為《從來就不是無神論者》（Never an Atheist），而它的最後一章題為《修道院裡的不可知論者》。但如上所述，“靈長犬”們乃是達爾文創造出來的全新物種，其主要特徵就是狂妄自負、目空一切、不可一世。所以，在方鬥犬的眼中，那些不肯抬高其主子的美、英國學者連個屁都不是。

實際上，不要說那些學者，即使是達爾文本人的話，在方鬥犬的眼中也都一錢不值——如果它們與極端原教旨達教教義不符的話。事實是，就在去世前三年，達爾文曾這樣寫道，

“即使是在最極端的情況下，我都不是否定上帝存在的無神論者。”（In my most extreme fluctuations I have never been an atheist in the sense of denying the existence of a God.）【87, p.304】

而在其自傳中，達爾文更是明確地說，萬物的起源對人類是一個無法破解之謎，自己則滿足於當一個“不可知論者”（The mystery of the beginning of all things is insoluble by us; and I for one must be content to remain an Agnostic）。【62, p.94】

據達爾文的女兒透露，達爾文在臨死之前飽受折磨——艾瑪說她從未見到過有誰比他更痛苦，以致他會期望速死（My Mother said she never saw any one suffer so much as he did - and she said "He was longing to die."）——，所以他連呼“啊，主上帝！”（many times he called out "Oh God" "Oh Lord God"）。【60】如果達爾文當時不信神，他豈不應該像中國人那樣在痛苦之際高喊“天啊”或者“媽呀”嗎？退一萬步說，按照2000年的方舟子，達爾文去世時是“安詳地”。既然如此，他呼喚“主上帝”幹嘛啊？

其實，達爾文的自傳完整版明明是在1958年出版的——該書的俄文版出版得更早，是在1957年【423】——，但它卻被方舟子放到了1959年。極可能的，他至今不曾讀過那本書的英文原版，而是與其他洋鬥犬一樣，守着該書的那幾句斷片殘簡不斷地狂吠。

前面提到，《物種起源》出版後，哈佛大學植物學教授格雷馬上變成了“達爾文美國鬥犬”，他與當時美國最著名的生物學家、哈佛大學生物學教授阿格西（Jean Louis Rodolphe Agassiz, 1807-1874）一直纏鬥到對方的死去。【424】這位“美國鬥犬”是一位基督教徒，他在1860年就宣布達爾文自然選擇理論與基督教“自然神學”並不矛盾【398】，到了1874年，也就是阿格西去世那一年，他還宣布“達爾文並沒有無神論意圖” （Mr. Darwin has no atheistical intent）【425】。格雷的斷言顯然是根據達爾文自己的話，因為在給格雷的信中，達爾文寫道：“我無意根據無神論寫作”（I had no intention to write atheistically）。【288, pp.311-312】這類言論很可能就是高爾頓和赫胥黎非要把達爾文塞進西敏寺的主要理由，雖然他們不敢將之明確對外說出。

其實，即使達爾文真的不信神、不信教，他也遠沒有達到反宗教、反基督教的程度，因為作為一名從廚房到花園全都需要僕人代勞的英國紳士，他知道宗教對於約束貧困的下等人、維繫社區和諧、維繫家庭穩定的作用。所以，在臨死前兩年，他給唐村一位福音會信徒寫信，稱讚他說，因為他的服務，唐村已經沒有醉鬼了。【426】實際上，方文第十段的前兩句話是自相矛盾的：既然達爾文“認為不信神的立場只適合於有教養的人，讓普通大眾接受無神論的時機還不成熟”，他為什麼要“對基督教極其反感”？想要鼓勵下等人與自己進行“生存鬥爭”嗎？

方舟子拿來當作達爾文反對基督教的唯一證據，就是達爾文在自傳中寫下了這樣一句話：“這是一個該死的教義”（And this is a damnable doctrine）。【62, p.87】這句話被方舟子死死地抓住不放，從ACT時代【427】說到新語絲時代【428】，從新浪微博【429】說到美國推特【430】，前前後後被他說了大約二十年。方舟子永遠都不會告訴世人的秘密是，就在那句話的末尾，附有一條注釋，其內容就是達爾文夫人艾瑪對它的批註：

“如果括號中的這段話發表的話，我會非常不高興。在我看來，它很粗鄙。對於不信者將受到永久懲罰的教義，確實太過嚴苛——但現在很少有人稱其為‘基督教教義’（ 儘管文字就在那裡。）也存在逐字默示的問題。” 【431】

事實是，達爾文在其自傳中，提到《聖經》（Bible）三次，《舊約》（Old Testament）三次，《新約》（New Testament）一次，而他所說的“可咒詛的教義”全都來自《舊約》。【62, p.85, 86, 123】誰都知道，《舊約》源自猶太教的聖經（Hebrew Bible）。可是，儘管幾乎所有的達教徒都相信自己有權閹割教主，即把《物種起源》的後續版本拋到一邊，僅以第一版或第二版為自己的“達經”【432】，但他們同時卻堅決不許把《聖經》分為《新約》和《舊約》，即一定要把它們捆綁到一起進行批判。什麼樣的人，會如此邪惡？

其實，關於《新約》和《舊約》，野鶴早在2003年就曾這樣教訓方舟子：

“方舟子……從《聖經》中所引來證明耶和華是‘殺入魔王’的‘慘無人道的上帝律法’和‘可詛咒的教義’，其實主要摘自《舊約聖經》，而《舊約聖經》則繼承自猶太教經典。…….猶太教經典不僅是許多古代神話和傳說的匯集，還是猶太民族的艱難歷程、生存智慧、奮鬥精神、鬥爭策略與悲憤心態的匯集。而且是不同的‘神子’或先知，在數千年的時間跨度內、不同時期的著作或言論的匯集。……《舊約聖經》中的那些所占比重甚微卻充滿血腥氣味，看似慘無人道的律法和教義，也正是這一特定歷史背景下，充滿悲憤之情和堅決抗爭之心的反映，怎麼能不加分析地用來給基督教定性呢？這樣做，簡直就像有人指着方舟子兒時光着屁股淘氣的特寫鏡頭指證方舟子一貫品行不端一樣的荒唐。”【433】

明白為什麼方舟子非要通過打官司的方式來封野鶴的嘴、而不是通過其他方式——如他要求別人那樣“自證清白”——來戰勝對方了嗎？因為他知道，野鶴對他的揭發批判，捅到了自己的心臟。可是，三年後，也就是在遭到肖傳國的起訴之後，方舟子唱起了“學術爭端不能依靠法律解決”的高調，說“即便批評的言論有所過激，也應保持一定的寬容度，以保持正常的爭鳴氛圍”【434】——由此可知此人毫無羞恥。其實，這個所謂的“少俠”就是一個生活在虛擬世界中的“鍵盤俠”，在現實世界中，這個“炕頭王”不敢離開自己的炕頭半步。

其實，方舟子一夥後來在批中醫時也是使用這套流氓手法，如根據《本草綱目》中收錄的一些文字而痛罵《本草綱目》“大部分都是迷信、巫術內容”【435】、“充斥着神話鬼話”【436】。看他那張猙獰、囂張、霸道、狂妄、奸佞的面孔，誰能猜到這是一個連“雞子：忌同雞”這五個字都讀不懂的古代漢語半文盲？【437】但是，在推銷轉基因食品時，他們卻使用完全相反的手法，既不讓任何人質疑其安全性，也堅決不讓對之進行科學驗證，因為“沒有這個要求”、“沒有必要”。【438】這不就是所謂的“強盜邏輯”嗎？

其實，僅根據達爾文“抨擊基督教的教義‘真是一種可咒詛的教義’”前面那句話——“我很難明白人們怎麼能夠希望基督教是真實的，因為果真如此的話，其經文以明明白白的語言表示了，凡是不信仰基督的人們，其中包括我的父親、兄弟以及幾乎一切我的最好的朋友，都要永世受到懲罰”——，人們即可明白，達爾文不信教，乃是“家傳”，與科學與否根本就沒啥關係。實際上，達爾文就是那麼說的：

“我們也不能忽視這樣一種可能性：不斷地向孩子們灌輸對上帝的信仰，這會對他們尚未完全發育的大腦產生如此強烈的、也許是遺傳性的影響，以至於他們很難放棄對上帝的信仰，就像猴子要擺脫對蛇本能的恐懼和憎恨一樣。”【439】

既然信教可能是“遺傳”的，不信教豈不也同樣可能是“遺傳”的嗎？所以說，達粉們非要利用達爾文來建立科學與宗教的對立關係，凸顯其本質：無知加邪惡。

如上所述，在文章的開篇，方舟子要讀者相信達爾文懷有與家人死後團聚的“遺願”，顯然是要把他塑造成既是一位“智者”，又是一位“仁者”，因此要遠遠高出“人品不是很好”的牛頓和“家庭關係一塌糊塗”的愛因斯坦，因此是當仁不讓的“千年第一人”。【8】可是，到了文章的結尾，方舟子又要把達爾文塑造成一個完全徹底的無神論者，痛恨基督教、鄙視《聖經》，真是魚與熊掌想要兼得，貪得無厭。實際上，達爾文如果真的像方舟子所說的那樣，他就應該在生前立下遺囑，明確表示拒絕基督教葬禮、堅決不要埋葬在基督教墓地。可他卻沒有那麼做，明擺着是給高爾頓在自己死後搞陰謀詭計留下一扇方便之門。

3、達翁偽鬥犬

本來，對於一般人來說，達爾文信不信神與達爾文進化論是否正確、是否“科學”沒有絲毫的關係。因為眾所周知，牛頓就是基督教信徒——方舟子甚至說他是“虔誠的信徒”【440】——，但牛頓建立的力學體系，在宏觀領域卻是完全正確的，沒有人會因為牛頓的信仰而對其科學理論產生懷疑甚至拒絕——連不學無術的袁越都裝出一副深沉的模樣吼道：“牛頓到底信不信教？這事根本不重要。”【441】

但達爾文則全然不同：因為他的進化理論不僅至今沒有被“證實”，而且僅從方法論而言，它也缺乏科學的特質，它完全是一個粗通科學的老宅男在病病歪歪、無所事事的一生中——他的園丁就說，如果達爾文有事可做的話，他就不會活得像個病秧子了【442】——通過“博採眾長”，也就是文抄公方舟子所謂的“東抄西湊”，加上冥思苦想搞出來的形而上學理論。所以，法裔美國學者巴爾贊（Jacques Martin Barzun, 1907-2012）說，“達爾文是一個偉大的事實匯編者，一個糟糕的思想整合者”。【443】而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希梅爾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 1922-2019）則說，達爾文之所以能夠平步青雲、一戰封神，就在於他“擁有科學的全部權威而沒有別有用心的意識形態的玷污”（Coming from so unexceptional a source, with all the authority of science and without the taint of ulterior ideology, it became the receptacle of great hopes and great fears）。【444, p.427】換句話說就是，達爾文之所以能夠“成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打着“科學”的旗號，但他的進化論與科學本身基本上沒啥關係。這也是“達學”變成“達教”的根本原因。

1925年，美國辛辛那提大學物理學教授茅爾（Louis Trenchard More, 1870-1944）在普林斯頓大學舉辦了一個講座，講演稿後來以《進化論的教條》為名出版。該書中有這樣一句話至今震耳欲聾：

“人們對古生物學研究得越多，就越能確信進化論只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這與一個人在遭遇宗教的偉大奧秘時所必須擁有的信仰完全相同。”【445】

整整四分之三個世紀之後，美國達爾文主義的領軍人物古爾德也說：

“我自己的古生物學領域強烈挑戰了達爾文的前提，即生命的重大轉變可以通過將自然選擇一代又一代產生的連續微小變化相加來解釋。”（My own field of palaeontology has strongly challenged the Darwinian premise that life’s major transformations can be explained by adding up, through the immensity of geological time, the successive tiny changes produced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by natural selection.）【446】

方舟子不是說赫胥黎是“古生物學家”嗎？他能夠從赫胥黎那裡為達爾文進化論找到哪怕是一條古生物學證據嗎？同樣，古爾德也是因為從古生物化石中找不到支持達爾文的證據，因此提出了“平衡間斷”（Punctuated equilibrium）理論。【447】古爾德的“修正主義”遭到了死硬達爾文主義者如道金斯、丹尼特的攻擊，古爾德於是給他們貼上“極端達爾文主義”（Ultra-Darwinism）、“達爾文原教旨主義”（Darwinian Fundamentalism）的標籤【162】，並且隱晦地指稱他們是邪教（cult, cultism）【446】。最好笑的是，古爾德手中的標籤，都是“反達爾文主義者”甚至“神創論者”早就製作好了的。【448】由此可知達教內部是如何的混亂不堪。

其實，由於“達教”的本質就是打着科學的旗號、拿着偽科學的武器來攻擊基督教，所以，它的必然歸宿就是邪教。而恰如方舟科邪教教主的不打自招，“邪教式傳銷的特點之一是神化‘教主’”。【449】換句話說就是，達教向邪教“進化”，其第一個“有利變異”就是“神化教主”。也就是因為如此，“捍衛達爾文”就變成了方舟子成為方鬥犬的第一塊跳板【3-4】，也是他的本能：當他看到《自然辯證法研究》雜誌發表了貶低達爾文的文章之後，他就“不管不顧”地撲上去撕咬【9】。實際上，當那位給方舟子當了半輩子狗腿子的阿歪饒毅——他參與了方舟子的第一起“打假”案【450】、曾為方舟子假打肖傳國公開站台【451】，並且為掩蓋方舟子學位論文造假案挺身造假【452】——“嘲笑達爾文智商太低”之後，方舟子馬上撰寫文章護主【453-454】，直到祭出自己的最最致命的武器來報復他，即指控他“學術造假”【455】。

其實，達爾文智商不高這個秘密是他自己透露的，因為他的爸爸和老師就是那麼評價他的（I believe that I was considered by all my masters and by my Father as a very ordinary boy, rather below the common standard in intellect）。【62, p.28】其父甚至當着達爾文的面斷言他將是其本人乃至其整個家族的恥辱【456】。但如上所述，達爾文主義就是優生學的淵數，其教徒全都相信遺傳（基因）決定論，所以，如果教主智商平庸，則教徒們的智商必定在平均線之下。所以，他們就拼命拔高達爾文——其口號就是“超越達爾文自傳”【457】——意即，達爾文的自傳是“偉大的謙虛”，所以，在評價他時，一定不要受到那本自傳的束縛。

實際上，就是因為曾經斷言達爾文“比其許多同事更缺乏雄心壯志、更缺乏想象能力、更缺乏淵博的學識”，“智力上如此有限、文化上如此遲鈍”【458】，希梅爾法布就被方舟子的“老祖父”屢次罵為“無知”。【459-460】連達教中的“自由派”古爾德也極力從達爾文的生平事跡中尋找材料，以證明達爾文是一個“另類天才”。【461-462】實際上，那位在花甲之年把“達翁”的《物種起源》“第二版”重新譯成中文的苗德歲至今仍在說什麼“天不生達翁 萬古長如夜”這樣的混話。【463】為什麼達教徒會把“達翁”的智商高低視為“唯此為大”的大事呢？除了他們信奉遺傳決定論、信奉優生學、相信自己是“適者”之外，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由於缺乏證據，所以“天才論”就變成了達爾文進化論得以成立的主要邏輯支撐：誰如果不信達教，則說明那個人或者是知識不足，或者是智商不夠。這與劉菊花說“智商不高也欣賞不了方舟子”【464】是完全相同的邏輯。

所以說，“達教”不僅是一個如假包換的邪教組織，它還是科邪教、科學納粹的“起源”。

4、達學偽革命

在方舟子看來，達爾文的進化論既是“顛覆世界的理論”、又是“動搖了基督教世界的學說”，因此達爾文是基督教的“罪人”。實際上，前面提到的那個方粉語文教師肖利軍對方文的最後一句話就是這麼理解的：“再次強調達爾文的‘進化論’是向基督教、神權的公開、致命的挑戰。”【48】

其實，《物種起源》不僅構不成對基督教的“致命的挑戰”，它連對基督教教義的“嚴重挑戰”都算不上，所以牛津主教威爾伯福斯在評論它時說：“達爾文先生以一個基督徒的身份來寫作，我們對此沒有疑問”（Mr. Darwin writes as a Christian, and we doubt not that he is one）。【354】不過，在《物種起源》出版之際，基督教確實面臨着嚴峻的挑戰，但那個挑戰來自基督教會內部，而不是來自一個隱士撰寫的一本既不像是科學、又不像是哲學的“長篇論辯”——這是達爾文自己給《物種起源》的定性（this whole volume is one long argument）。【182, p.459】

原來，就在《物種起源》問世不到四個月，一本題為《論文與評論》（Essays and Reviews）的文集在倫敦出版。這部文集含有七篇文章，六篇的作者是宗教界人士，文章的內容也全都是宗教問題的探討，其中第三篇專門論證神跡或奇蹟（miracle）之不可信——《物種起源》對基督教義最大的衝擊也不過如此——，作者鮑威爾（Baden Powell, 1796-1860）是皇家學會會員、牛津大學數學教授、英國聖公會牧師。【465】實際上，早在達爾文之前，鮑威爾就已經受到了萊爾和錢伯斯的影響，相信了進化論。所以達爾文才會在其《進化論小史》（An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recent progress of opinio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中提到鮑威爾1855年出版的一本書。同樣，“德斯門德、摩爾《達爾文》”也這樣總結鮑威爾關於神跡的觀點：“上帝是立法者——奇蹟打破了創世時發布的合法法令，因此對奇蹟的信仰是無神論的”（God is a lawgiver – miracles break the lawful edicts issued at Creation, therefore belief in miracles is atheistic）。【134, p.412】

總之，論對基督教社會所造成的影響，如果《物種起源》是“軒然大波”的話，那麼《論文與評論》就是“暴風驟雨”——魯斯就說它是“storm”。【466】據“德斯門德、摩爾《達爾文》”，《論文與評論》在兩年內賣出了兩萬兩千冊，超過《物種起源》出版之後二十年的全部銷量；五年之內，討論這本書的評論超過了四百篇（部）。【467】按照著名科學史家、科學哲學家、達學家羅伯特·楊（Robert Maxwell Young, 1935-2019）——方舟子的《從“絕不退卻”到“百家爭鳴” ——遺傳學痛史》一文就抄襲了他的一篇文章——，不論是《物種起源》還是《論文與評論》，它們都不過是一個更大的運動中的一部分。【468】所以說，達教徒僅僅把自己的眼睛盯在《物種起源》之上，妄談什麼“軒然大波”，無異於大公雞以為太陽出山是因為自己高聲啼曉，或者花蝴蝶以為大火燎原是因為自己扇動了翅膀。

其實，方舟子口中的那一大套，就是達教洋教徒們筆下的“達爾文革命”（Darwinian Revolution）。按照“老祖父”邁爾的說法，“達爾文革命”中的“革命”一詞，不應該使用單數形式，因為達爾文引發的是一系列“革命”，《物種起源》的發表只不過是這個系列的開端而已。【460】也就是因為如此，方舟子也一直鸚鵡學舌般地在中國推銷“達爾文的革命”，說什麼“達爾文最大的貢獻就在於……引發了一場深刻的思想革命”【469】、“通過創立生物進化論，達爾文領導了人類歷史上最為偉大、影響最為深遠的一場理性革命”【341, p.35】、“《物種起源》一發表就引發了一場科學大革命”、“自然選擇……是達爾文進化論中最富有革命性、最大膽超前的觀念”【321】、“達爾文進化論也給人文領域帶來了一場顛覆性的革命”【470】。其實，方舟子的那些車軲轆話，遠不如坐在方舟科邪教進化論第二把交椅中的瀘州醫學院副教授周志遠（網名“三思逍遙”）在一個帖子中說得明白：

“達爾文的主要貢獻1、演化是事實2、共同祖先3、漸變4、多樣性的由來（物種起源）5、自然選擇（包含性選擇）。第一次達爾文革命，只有前兩點被承認。歷經大約100年，第二次達爾文革命後三條被承認。第三次達爾文革命，相關理論向縱深發展，如社會生物學、演化心理學、演化醫學等。”【471】

實際上，早在五十年代初，哈耶克就已經指出，達爾文主義不過就是將現成的進化論引入盎格魯-撒克遜世界，而已（Darwinism may have assisted the introduction into the Anglo-Saxon world of ready-fashioned evolutionary theories）。【472】而按照鮑勒的研究，所謂的“達爾文革命”在十九世紀根本就不曾發生過，如果非要說有一場“革命”的話，那也是“非達爾文革命”，因為人們最終接受的是進化的觀念，而不是最具達爾文特色的“自然選擇”學說——用鮑勒的話說就是：“達爾文的基本理論沒有表達19世紀思想的中心主題”（Darwin’s basic theory does not express a central theme of nineteenth-century thought）。【381, p.21】對於鮑勒的這個觀點，邁爾使出了自己慣用的“攪混水”的手法——其核心思路就是構建一個又一個“新理論”為那個早已千瘡百孔的“舊理論”打補丁，就像圓謊的唯一方式就是繼續編造新謊言一樣【473】——來進行詭辯，即一邊承認鮑勒所說不錯，一邊指責鮑勒忽視了“達爾文主義範式的複雜性”（complexity Darwin’s paradigm），意即除了自然選擇之外，達爾文主義還包含其他內容，最主要的就是共同祖先學說。【474】

事實是，就像進化論和自然選擇都不是達爾文的首創一樣，共同祖先學說的優先權也不在達爾文的手中。早在中國的春秋時代，老子就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這個思想。而其中的“道生一”比新達爾文主義的“無中生有”觀點——也就是赫胥黎在表態支持巴斯德否定“自然發生說”（spontaneous generation）的同時提出的“無生源說”（abiogenesis），即有機生命起源於無機世界【475】，而在善於左右互搏的達教徒們看來，“否定自發發生說，並不等於否定生命起源的無生源說”【476】——不知要高明多少倍。而按照胡適的理解，莊子的“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這句話“總括一部達爾文的‘物種由來’”；其“種有幾，得水則為㡭……”一段話，“竟可作一篇‘人種由來’（Descent of Man）讀”。【477】雖然胡適後來檢討了自己的觀點，說那是“一個年輕人的謬妄議論”【478】，但壯年時的李約瑟卻對他的妄議頗為賞識【479】。

事實是，進化思想在中國文化中一直綿延不絕。所以到了清代，一個叫鄭光祖（1776-1845?）的人提出了“天地只以一動而成, 原是無中生有”【480】這個觀點，它不僅包括了“物種起源”思想、而且還包括了“宇宙起源”思想——具體地說就是“宇宙大爆炸”學說之濫觴。再看看他的“共同祖先學說”：

“有天地以來，陽日照臨於外，地球旋轉於內，地球之面萬物化生，始生蟲魚，繼化鳥獸，生化既眾，於是生人，各土各生其人，而成各國，迫人事既盛，定人倫，興禮樂，語言各異，文字各異，風俗各異。”【480】

當然，對於達教信徒來說，不論“自然”替他們“選擇”了什麼樣的膚色和毛色，東方智慧都不值一哂。那就看看洋大人、白大哥在十八世紀是怎麼說的：早達爾文一百多年，法國數學家莫佩爾蒂（Pierre Louis Moreau de Maupertuis, 1698-1759）就提出了這個理論——這是《新劍橋現代歷史》一書中的話：

“在寫於大約1741-1751 年間的一系列文章中，莫佩爾蒂首次提出了通過共同祖先的分化形成整個生物世界的全盤進化解釋。”【481】

實際上，根據著名遺傳學家和生物學史家格拉斯（Hiram Bentley Glass, 1906-2005）——他是優生學家、即方舟子認證的“美國偉大的遺傳學家、誘發突變的發現者穆勒”【482】、“偉大的遺傳學家繆勒”【483】的門生——，莫佩爾蒂的生物進化理論是孟德爾遺傳學、達爾文進化論、德弗里斯突變論的大綜合。【484】儘管“老祖父”一如既往地否認莫佩爾蒂是達爾文的“先驅”——就像他否認《遺蹟》的作者錢伯斯是達爾文的“先驅”一樣——，但他卻承認莫佩爾蒂是孟德爾的先驅，並且是“泛生論”的先驅。【485】。而誰都知道，所謂“泛生論”就是“達爾文遺傳學”。方舟子不是吵吵嚷嚷地要“為達爾文辯護”嗎？【486】他不是還曾大言不慚地宣稱“我讀過恩斯特·邁爾的所有生物哲學的著作”嗎？【487】既然如此，他怎麼在抬高達爾文、貶低孟德爾的時候，沒有搬出“老祖父”的這個觀點啊？【9】【453-454】

其實，不要說法國人莫佩爾蒂，連達爾文的爺爺伊拉斯謨·達爾文（Erasmus Robert Darwin, 1731-1802）都在十八世紀末提出了“所有的動物都源於一個細長的生命體”這樣的猜想【488】。很可能是因為知道這個秘密，所以前面提到的那個達爾文的死敵歐文才會說“達爾文所能夠達到的高度就是他爺爺的高度”（Darwin is just as good a soul as his grandfather—and just as great a goose）這樣的話。【255, p.92】難怪“基督教紳士”達爾文會對歐文痛恨至極，說自己對他的態度比赫胥黎“更粗野”，甚至還要把他趕出博物學界——在當時，博物學界大致就是科學界。【489】一百多年後，中國反偽幫大員、科學混子、“三聯騙子”袁越也曾提議，要把專門反對方舟子的廖俊林（網名“尋正”）趕出“中國科學記者聯盟”。【490】

其實，達爾文自己就承認，他的共同祖先學說是根據“類比法”推導出來的：

“類比法引導我更前進一步，它讓我相信所有的動物和植物都是來自某一個原型。”（Analogy would lead me one step further, namely, to the belief that all animals and plants have descended from some one prototype.）【182, p.484】

而所謂“類比法”，也是中國古人建立中醫理論的重要方法——那本曾被方舟子抄襲的 “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的《中醫學（第五版）》”【491】就這樣寫道：

“援物比類，又稱‘取象比類’，是運用形象思維，根據被研究對象與已知對象在某方面的相似或類同（援物、取象），從而認為兩者在其他方面也有可能相似或類同（比類），並由此推導出被研究對象某些性狀特點的認知方法。”【492】

顯然是為了證明類比法的合理性，該書還引用了康德的一句名言：

“德國近代著名哲學家康德曾指出：‘每當理智缺乏可靠論證的思路時，類比這個方法往往能指引我們前進。’”（同上。）

換句話說就是，康德認為，人們之所以會使用類比法，就是因為“理智缺乏可靠論證的思路”。康德的那句話出自1755年問世的《自然歷史通論及天體理論》一書。【493】而在它之後29年，休謨的《自然宗教對話錄》出版，其中就明確地指出類比推理的危險性：二者之間的相似性越弱，推導出來的結論就可能越離譜。【494】也就是因為如此，美國著名基督教科學家、科學哲學家、科學歷史學家斯坦利·雅基（Stanley L. Jaki, 1924-2009）在翻譯康德的那本書時，為上面那句話加了一個註：“不幸的是，單純依靠類比最容易被誤導”（Unfortunately, mere reliance on analogy can be most misleading）。【495】其實，達爾文對於這一點也頗為清楚，因為在提出“共同祖先”學說之後，他馬上加了一句話：“但類比可能是一個具有欺騙性的嚮導”（But analogy may be a deceitful guide）。【182, p.484】可惜的是，“達爾文主義者”一直都在選擇性地吸收達爾文的觀點，所以達爾文的警告對他們來說，就是耳旁風。至今，就像“自然選擇”學說一樣，“共同祖先”學說也仍舊沒有被證實，但也同樣沒有被證偽。為什麼呢？因為它也和“自然選擇”學說一樣，具有“不可證偽性”——這是著名俄裔美籍進化論學者庫寧（Eugene Viktorovich Koonin, 1956-）在2010年說的話：

“對普遍的共同祖先假說的正式論證尚未實現，在原則上它的可行性也不大。”（A formal demonstration of the Universal Common Ancestry hypothesis has not been achieved and is unlikely to be feasible in principle.）【496】

而就在那之前一年，2009年1月24日，英國《新科學家》雜誌的封面是達爾文的生命樹，樹冠上寫着“達爾文錯了”，樹幹上寫着“砍倒生命樹”。“封面文章”被定性為“社論”【497】，它的標題在目錄中是《砍倒達爾文的樹（Axing Darwin's Tree），在正文中卻是《拔掉達爾文的樹》（Uprooting Darwin’s Tree）——顯然是在效仿《科學美國人》九年前發表的一篇文章的標題《拔除生命樹》（Uprooting the Tree of Life）【498】。無論標題到底為何，這篇社論的主旨卻只有一個，那就是說，基於DNA序列的分析，達爾文的生命樹——它實際上就是達爾文進化論“共同祖先”學說的圖示——，不能成立，所以應該被廢黜。

《新科學家》雜誌是英、美世界屈指可數的正統科普雜誌之一，王艷紅說它“是唯一由老闆用公費為我訂的印刷版雜誌”【499】；袁越把它與《科學美國人》、《發現》並列為三家“國外可靠的科普雜誌”【500】；而因為曾經被它採訪報道過【501-502】，方舟子更是把它與《科學》、《自然》、《紐約時報》並列【503】。但是，對於該雜誌拋出的這顆重磅炸彈——它把英、美原教旨達爾文主義者道金斯、丹尼特等人炸得嗷嗷直叫【504】——這伙自認的達爾文東方嫡系，實乃黃皮黑髮拖油瓶，卻全都裝聾作啞，一聲不吭，好像生怕別人知道這碼事兒似的。

實際上，儘管方舟子在2000年還在宣稱達爾文生命樹“總體上正確”【340, p.183】，但在2003年說出“今年75歲的伍斯為了尋找生命的源頭——‘生命樹’之根，孤獨地探索了幾十年，至此有了個皆大歡喜的結局”【505】這句話之後，方舟子就再沒敢說出或者寫出“生命樹”這仨字兒。為啥呢？因為就在受到方舟子表揚的次年，那個“今年76歲的伍斯”就發表了一篇文章，其中不僅批駁了“共同祖先”學說，而且還痛批了方舟子剛剛宣布“勝利”【506】、“充分”【507】的“還原主義”【508】。實際上，這個伍斯（Carl Richard Woese, 1928-2012）就是向達爾文生命樹掄去第一斧頭的那個人：他發現了第三種生命形式古細菌、他發明了分子分類學方法【509】——它們實際上是插向達爾文進化論的兩支匕首。事實是，伍斯特別蔑視達爾文，不僅僅因為他認為達爾文進化論不能成立，而且還因為他堅信達爾文抄襲了華萊士。【510】

你說方舟子到底鬧出了多大的笑話？

你說達爾文進化論到底是不是偽科學？

你說達爾文主義到底是不是科邪教？

砍倒、根除達爾文的生命樹

被中國科邪教徒們奉為圭臬的英國《新科學家》雜誌2009年第3期的封面，宣布“達爾文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