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在2008年抄袭英国学者詹姆斯·摩尔并蓄意伪造达尔文葬礼历史

Fang Zhouzi Plagiarized Dr. James Moore of the British Open University in 2008 and He Deliberately Falsified the History of Darwin’s Funeral

【提要】

2008年4月，方舟子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达尔文的葬礼》一文，讲述达尔文去世后，英国最著名的教堂西敏寺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被迫为无神论者达尔文举行葬礼并且提供墓地的故事。本文证明，方舟子这篇文章中的史料主要来自英国学者詹姆斯·摩尔的一篇文章：方文全文41句话，其中16句话来自抄袭。在这篇文章中，方舟子还犯下了至少30个错误。不仅如此，方舟子还故意隐瞒了摩尔发掘出来的大量史料，即对“科学黑手党”通过操纵政界、学术界、舆论界和宗教界，强行把达尔文塞进英国皇家教堂的阴谋和行动绝口不提。本文对方舟子的这篇文章进行了逐段、逐句的分析考证，详细剖析了方舟子抄袭、造假、欺骗读者的整个过程，同时揭示了“达尔文主义”的邪教本质及其谎言鬼话。本文在最后考察了方舟子为达尔文蓄意造假、刻意造谣的真实原因——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这是目前已被证明的第127起方舟子抄袭案。

【Abstract】

In April 2008, Fang Zhouzi published an article titled "Darwin's Funeral" in China Youth Daily, describing how the most prestigious royal church in the UK, Westminster Abbey, had to hold a funeral and burial for the atheist Darwin under the public pressure. In this article, I demonstrate that Fang’s historical data are mainly stolen from an article by the British scholar James Moore: Fang’s article has a total of 41 sentences, 16 of which are plagiarized. I also proved that Fang Zhouzi made at least 30 mistakes in his article, and that he also deliberately concealed the valuable historical facts unearthed by Moore, that is, he never mentioned anything about the conspiracy of the "scientific mafia" who manipulated the political, academic, media, and religious circles to force Darwin into the Royal Church.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Fang’s entire process of plagiarism and deception, I also exposed the cultism and Nazism nature of “Darwinism.”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I excavated the real reason for Fang’s decades-long history of spreading rumors and fabricating lies to “defend” Darwin - he is a genuine social Darwinist. This is the 127th documented plagiarism case committed by Fang Zhouzi.

【目录】

一、前言

二、《达尔文的葬礼》剽窃案缘起

1、开篇即错

2、谎话连篇

（1）墓地

（2）水疗

（3）原罪

三、捉贼捉赃

1、顺藤摸瓜

2、顺手牵羊

3、顺水推舟

四、达教秘史

1、方谣子造谣

（1）“国葬”

（2）“先贤祠”

2、方骗子行骗

（1）科学黑手党

（2）双簧戏

3、方文贼盗文

五、方舟野史

1、断章取义

2、掐头蔵义

3、舍身曲义

六、鬼话连篇

1、“达尔文秘密研究进化论”

2、“达尔文准备死后才发表进化论”

3、“达尔文与华莱士共同发现自然选择理论”

4、“达尔文主义是华莱士首先使用的”

5、“轩然大波”

6、“赫胥黎捍卫达尔文进化论”

7、 “达尔文斗犬”

七、方抄子继续抄袭

1、“动摇了基督教世界的学说”

2、“《时报》”

3、“高教会派的报纸《晨报》”

八、将行骗进行到底

1、语文伪状元

2、达教伪信徒

3、达翁伪斗犬

4、达学伪革命

九、结论：方舟子为什么要死死抱住达尔文的大腿？

1、扛科学主义的大旗

2、披达尔文主义的虎皮

3、力量的源泉是邪恶

（1）基因决定论者

（2）物以类聚，同性相吸

（3）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

（4）群体免疫

（5）邪恶之帮

附录：方舟子论“研究历史”

一、前言

众所周知，方舟子的第一人设就是“成名”——为了成名，他先是冒充“反叛诗人”【1】，接着冒充“明史专家”【2】，而在这两条“文史之舟”接踵翻船之后，他在1994年——后来被他前推到1993年【3】——爬上了“冒充达尔文斗犬”这条贼船；并且，尽管风雨飘摇，但却一路走到了今天，前前后后，整整三十年。

据方舟子自己说，“中文网上的进化论与神创论之争，则是在1994年开始的。有人贴了传教士微言所写的《进化论之虚妄》，我加以驳斥，由此拉开了序幕。”【4】而据他的不打自招，“本人就是个文抄公，象《大明小史》、《进化论虚妄吗》就都是东抄西凑”【5】，可以推知，他在那段时间冒充达尔文斗犬，恶补了不少与达尔文及其进化论相关的知识。但就像他恶补其他知识一样，方舟子恶补进化论的主要手段也不是通过选修相关课程，或者系统地阅读相关书籍文献，而是东张西望、东鳞西爪，具体地说就是到一个专门讨论、辩论进化论的英文新闻组（“talk.origin”）凑热闹。方舟子后来吹牛说：“我也曾在那里活动过一段时间”。【4】以他至今仍旧写不出一条完整的英文帖子这个事实来判断，他所谓的“活动”就是光看人家如何掐架，根本就不可能插上嘴——他也不敢插嘴。但在中文世界，方舟子却一直以“进化论专家”自居，如他在1998年就摆出达尔文专家的架势告诉一个“新语丝之友”：“要挑战进化论的人，都应该先去读读《物种起源》，再看看自己的问题是不是还成问题。”【6】这与他在四年前与“华夏文摘”上的都人辩论明史时教训人家“把[主流史书和实录]都通读一遍再来发此高论不迟”【7】，完全就是一副德行。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方舟子干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抄袭美国学者丹尼特（Daniel Clement Dennett, 1942-）在其《达尔文的危险观念》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即达尔文比牛顿和爱因斯坦更伟大，进而把达尔文捧为“千年第一人”。【8】而他在中国科学纳粹控制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上发表的第二篇文章就是“为达尔文辩护”【9】，因为该刊发表了一篇抬高孟德尔、贬低达尔文的文章。也就是凭借着这类本钱，他被湖南《书屋》杂志捧为“中国的赫胥黎，第二头‘达尔文的斗犬’。”【10】在那之后，方舟子本人也大模大样地宣称“由于专业和个人兴趣的缘故，我对达尔文的生平和思想相当熟悉”【11】、达尔文“属于我的‘专业’”【12】。

其实，不论是方舟子的自吹自擂还是方粉们的捧场鼓噪，都与事实距离甚远。在新语丝网站，方舟子总共发表了四十余篇标题中就含有“达尔文”这三个字的正式文章，仅看标题，即可知道它们几乎全都是中小学生课外读物，如《达尔文岂是“小学生”》、《达尔文的子女》、《达尔文的初恋》之类，稍微与“学问”沾点边儿的就是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达尔文的兰花》一文，它因为是方舟子第25桩被发现的抄袭案而在方舟子人生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3】实际上，那桩抄袭案还因为作案方式奇特——方舟子把原文中的三个惊叹号也点滴不漏地抄了过来——而启发了明尼苏达大学物理学博士岳东晓，让他发现了方舟子的另一起与达尔文有关的抄袭案，而那个发现又导致中国学术评价网决定组织评议团公开审理对方舟子的抄袭剽窃指控【14】——这在人类历史上很可能是首创。更让人拍案称奇的是，《达尔文的兰花》抄袭案在事发五年之后波澜再起：2015年，因为一个“前方粉”旧事重提，指称这篇文章“涉嫌抄袭”，方舟子于是趁势反扑，妄图翻案，结果遭到我劈头盖脸的又一顿暴打。【15】在那之后，方舟子对那桩铁案再也没敢吭声。

除了《达尔文的兰花》之外，方舟子的《达尔文得了什么病》一文也是抄袭之作，它抄自英国一家医学院的研究生刊物，其主旨就是胡诌什么“最新的研究表明达尔文得的其实是一种当时不知道的疾病——全身性乳糖不耐症” （systemic lactose intolerance）。【16】事实是，不仅在达尔文时代没人知道什么“全身性乳糖不耐症”，即使是在今天，知道它的人也没有几个，因为它是一对英国夫妇在二十一世纪做出的“新发现”。【17】而就是这对夫妇马上让达尔文成了这个“新发现”的疾病的最著名患者。【18】至今，除了这对夫妇和方舟子之外，再没有谁相信这个诊断是可信的。【19-21】换句话说就是，方舟子不仅仅是一个贪贼，他还是一个蠢贼，其主要特征就是见东西就偷，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自己偷来的东西到底是珍品还是赝品，因为即使是赝品，他也有本事将之在其掌控的“贼窟黑店”【22】、“匪窟贼窝”【23】中卖出个好价钱。

事实是，虽然方舟子早在1995年就以“文抄公”自许【5】；并且，早在2001年他就被人发现是一个文贼——那个发现还被时任美国纽约大学医学院副教授的肖传国举报到美国《科学》杂志【24】，而这家杂志刚刚发表了新华社特稿社负责人熊蕾介绍方舟子“打假”业绩的专稿【25】——，但其文贼身份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可，却是在那十年之后。

2011年1月，光明网发表了我揭露方舟子在2002年抄袭哈佛大学教授古尔德的文章【26】，这是中国中央级官网首次发表揭露方舟子劣迹的文章。一个月后，《深圳商报》报道了这个消息【27】，这也是方舟子的丑闻首次登陆中国平面媒体。又过了一个月，《法治周末》利用四个整版的篇幅发表《方舟子涉嫌抄袭总调查》一文。【28】至此，十年前燃起的“全民打假方舟子”这个星星之火，才呈现出燎原之势——除了反伪帮的帮闲报纸《南方周末》和《北京青年报》之外，全国几乎所有的“小报”都发表了“方斗士再陷抄袭门”的相关消息，连《广州日报》这样的“党报”都在头版发表消息，次版发表“社评”。【29】事实是，到了四月底，《法治周末》发表揭露“方舟子妻抄袭案”时，使用的标题就是《方舟子后院起火》。【30】也就是因为火势冲天、火烧连营，所以方舟子的老东家《中国青年报》都像是被火燎屁股一般，在这年十月将盘踞该报“一言堂”专栏长达七年之久的方舟子从“堂主”的宝座一脚踢出门外。【31】所以我在系列长文《方舟子与〈中国青年报〉邪恶同盟的终结》中写下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2011年，方舟子一家流年不利。”【32】

进入2012年以后，连方粉们都对“方舟子是一个大文贼”这个论断予以默认。这年1月14日，也就是在轰轰烈烈的“寒战”爆发前两天，刚刚从方粉蜕变成“方灰”的罗永浩终于字斟句酌般地说出了“方舟子的科普都是‘编译’美国人的文章”这样的话。【33】而方舟子对这句话的解读就是“罗永浩这段时间大概正在刻苦攻读亦明几百万字的方学研究著作”。【34】而在“亦明几百万字的方学研究著作”中，影响最大的那本著作，就是2011年3月3日问世的《方舟子抄袭剽窃年谱》【35】——在当时，它已被点击、下载了超过三万次；但很快，借助“寒战”的东风，这个数字就超过了十万。对于这本书，方舟子及其全部粉丝至今都不敢做出一字评论，就好像它根本不存在似的。因此，按照方舟子总结出的“装聋作哑其实是一切造假者在事情败露后的最后一招”【36】这个“科学原理”来推理，方舟子及其麾下的邪教徒们就是在通过装聋作哑这个方式来承认“方舟子是天字第一号大文贼”这个事实。

不过，应该承认，在方舟子的四十余篇“达尔文文章”中，目前只有两篇被发现是赃物、赝品，即还不到这类文章总数的百分之五，说明“方学家”在这一领域还没有把学问做深、做透、做到家。所以，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弥补这一缺陷，给“方舟子抄袭英国学者摩尔案”建立正式档案——它也是在过去二十余年中被发现、鉴定的第127桩方舟子抄袭剽窃案。本文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证明这样一个事实：与其科唬任何其他科目一样，方舟子在科唬达尔文、进化论时，也会蓄意造假，尤其是通过选择性使用史料来伪造“事实的真相”——这是自诩的“语文状元”的惯用语——，以达到他那不可告人的邪恶目的。本文的最后一个目的，就是要探究这样一个问题：方舟子为什么要心甘情愿地给达尔文——一个智商平庸、病病歪歪的英国老宅男——当狗？

二、《达尔文的葬礼》剽窃案缘起

2008年4月23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在其“一言堂”栏目发表了堂主方舟子的文章，题为《达尔文的葬礼》；它也是次日新语丝“新到资料”的头条。【37】15个月后，方舟子在新语丝读书论坛发了一个帖子，宣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的《大学语文》一书“不告而取”了他的这篇文章，因此证明“国内出版业还未形成[对作者知识产权的尊重]风气。”【38】这个帖子问世还不到一小时，方舟子的老姘头兼网络打手、推手【39】、时任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会计【40】的高小红（网名“Aza”、“黎柳蝉”等）就跳了出来给老姘夫助拳：

“当有人告诉我《薛布》在国内网站上卖，给我打击是很大的。都提不起兴趣写小说了。因为写那么长的东东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真是蛮辛苦的。我觉得您不如在国内找一个机要秘书帮您处理这类事情，打电话联系等等，我想很多粉丝都愿意做的。”【41】

在当时，方舟子正在从“小众名人”走向“大众名人”。【42】所以，任何个人或机构遭到他的“打假”，都是一件相当严重的事情。八年后，2017年，早已跌下神坛的方舟子遥想当年，说华东师大出版社在被他“打假”之后，乖乖地“跟我联系给了一笔稿酬”。【43】而方舟子这个帖子招来的第一个“点赞”就来自他的老婆刘菊花：

“多年后重读，还是感慨，强大的理性总是不惮于挑战俗见。好文！”【44】

实际上，早在2010年，方舟子就把这篇文章收进《大象为什么不长毛》这本书中，并且顺手从网上盗取了三张图片，以收割方舟科邪教徒的第二茬韭菜。【45】2018年，《达尔文的葬礼》又出现在专门为方舟子敛财洗钱的“科学猫头鹰”网站上面【46】，当然需要付费阅读。总而言之，方舟子“科普”的目的，不外“名利”二字。不过，应该承认，按照方舟子的“倒卖地沟油文章常规”，即每篇文章都要被他收入书中少则三、四次，多则五、六次，而这篇文章却仅被收入书中一次，可以推知其中必有蹊跷。

方舟子的敛财术

按照方舟子自己的说法，他的唯一正当收入来源就是爬格子写文章；并且，依靠这个收入，他才能够一掷千金在美国加州全款购置豪宅。【47】事实是，尽管方舟子的绝大多数“科普文章”都是抄来的赝品，因此制作成本极低；并且他也确实把它们当作地沟油反复倒卖，割韭菜、剪羊毛；但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发家致富仍属痴心妄想。换句话说就是，“文贼”乃是方舟子掩盖其非法敛财行径、途径的“正当职业”。2014年10月22日之后，方舟子在中国大陆非法敛财的门路被陆续堵死，他于是通过建立洗钱网站如“科学猫头鹰”搞收费阅读。上图为该网页截图。

1、开篇即错

不计标点符号，《达尔文的葬礼》全文共有11个自然段、41句话、1613个字。2008年8月，河北省宽城县第一中学语文教师肖利军在《新高考》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阅读训练一：〈达尔文的葬礼〉》。他根据方文总共拟出了五个试题，这是第一题：

“文章题目为《达尔文的葬礼》，但作者在文中并没有详细的描写葬礼的场面，而是一笔带过。请结合全文概括作者到底是从哪三个方面来写达尔文的葬礼的？并分析其用意。”【48】

这是他给出的“参考答案”：

“①写媒体呼吁，众多名人请求为达尔文举行国葬，埋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②较为详细的介绍了10名抬棺者的身份。③与进化论的冲突已成为历史的基督教的领袖们也表现了他们对达尔文的宽容。其用意是从侧面烘托了达尔文是一个成绩斐然，对社会有着非凡的意义，深受社会敬仰的科学家。”（同上。）

确实，在这篇文章中，方舟子用了八个自然段、一千余字叙述英国的“先贤祠”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被迫给“无神论者”达尔文举行“国葬”；而在剩下的三段话中，方舟子力图论证无神论者达尔文在死后走入英国基督教堂的墓地，不仅无损于他本人的光辉，反倒还为英国的“先贤祠”增添了无上的荣光。这是该文的第一段话：

“1882年4月19日下午4点，达尔文在夫人爱玛的怀里停止了呼吸。爱玛和子女们一边向亲友发出讣告，一边着手准备葬礼。达尔文的遗愿是埋葬在唐恩村的家庭墓地中，与哥哥伊拉兹马斯和夭折的大女儿安妮埋在一起。他的家人和村民们也都希望他能长眠在他已生活了40多年的土地上。”（注：本文中的《达尔文的葬礼》引文，均来自新语丝网站，不再注明。）

在仔细分析这段话之前，有必要指出以下事实：就像中国有“红学”和“鲁学”这样的“国学”一样，英国也有一门“国学”，我们姑称之为“达学”，即专门研究达尔文的学问。只不过是，由于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过去二百年间一直执世界之牛耳，所以，英国“达学”之项背远非中国的“红学”和“鲁学”所能企及——因为声势浩大，从业人员众多，产品层出不穷，所以“达学”虽然貌似一门学科，但“达学家”们却将之称为“达尔文工业”或“达尔文产业”（Darwin Industry）。【49】

实际上，虽然“达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达尔文去世五年后出版的《达尔文自传及书信》【50】，但它的发扬光大却是在七十多年之后，即在《物种起源》出版一百周年之际。原来，在当时，美、英两国的“达教”信徒，其正式名称是“新达尔文主义者”（Neo-Darwinists），出于种种目的，其中最主要但也最隐秘的目的就是复活因为德国纳粹犯下的滔天罪行而声名狼藉的“优生学”——当时英、美两国最最狂热的达尔文主义者，如英国的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Sorell Huxley, 1887-1975）和美国的赫曼·缪勒（Hermann Joseph Muller, 1890-1967），同时也是最最狂热的优生学家兼“李黑”，即专门攻击诽谤苏联农学家李森科的人——，借着美、苏冷战这个大背景而大肆炒作达尔文，结果导致“达尔文进化论”成为主流生物学界中的唯一正统观念、指导思想、意识形态，“达尔文产业”于是正式开张，挂牌营业。据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美国新达尔文主义领军人物迈尔（Ernst Mayr, 1904-2005）——他被其拥趸称为“达尔文的当代斗犬”【51】、“20世纪的达尔文”【52】、方舟子认其为“老祖父”【53】—— 估计，在1959年之后的25年里，出版、发表的与达尔文有关的著作总数超过了那之前一个世纪的总和（I rather suspect that more books and papers dealing with Darwin and his work were published in the 25 years after 1959 than in the 100 years before that date）。【54, p.161】

事实是，在迈尔做出那个估计时，“达尔文产业革命”才刚刚开始：2000年，英国著名社会学学者罗斯夫妇（Hilary Rose and Steven Rose）这样写道：

“在过去的十年里，达尔文的名字在书籍的标题中出现的数量急剧增加。‘达尔文的’和‘进化的’已被当作形容词粘到几乎所有的东西上面。”【55】

又过了十年，达尔文传记作家、哈佛大学讲座教授简奈特·布朗（Elizabeth Janet Browne, 1950-）说，仅英文的达尔文正式传记就有30部，至于与达尔文生平相关的英文文章，则多达两千余篇。【56】

总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辛勤劳作，达尔文的生平事迹几乎到了纤毫毕见的程度；因此，用这些产品来核对方舟子上面那四句话，就像用探照灯照射秃子的光头，上面的虱子根本无处逃遁。

首先，达尔文去世之时，身边只有四位家人：夫人艾玛（Emma Darwin, 1808-1896）、三女艾娣（“Etty,” Henrietta Emma Litchfield, 1843-1929）、四女贝茜（”Bessy,” Elizabeth Darwin,1847-1926）、三子弗兰克（“Frank,” Francis Darwin, 1848-1925）。【57, p.52】这四个人之中，除了贝茜之外，其余三人都曾撰文，或繁或简地回忆达尔文去世时的情形，但却没有一人曾说过“达尔文在夫人爱玛的怀里停止了呼吸”这样的话，或者讲述过能够引起相关联想的情节。【58,  pp.358-359】【59, pp.328-335】【60】

第二，所谓“遗愿”，是指死者生前明确表达出来的未竟愿望。而达尔文虽然确实留有遗嘱【61】、作有《自传》【62】，但其遗嘱专门谈论财产分配；在其《自传》中，达尔文也没有对自己的身后之事做出过任何明确的指示。实际上，即使是在口头上，达尔文也不曾留下任何相关言论。

第三，几乎所有的达尔文传记都会告诉读者，达尔文夫妇1839年结婚，婚后头三年住在伦敦，1842年9月搬进唐恩村（Downe）的唐宅（Down House）——实际上，达尔文自传中的一个小标题就是《在唐恩定居，从1842年9月14日至今，1876年》（Residence at Down, from Sep. 14, 1842, to the present time, 1876）。【62, p.114】因此，到达尔文1882年4月份去世，达尔文只在唐恩村生活了39年零7个月。按照方舟子在六年后驳斥崔永元对他的“操行评定”【63】时使用的“方氏数学大法”——“399万也是300多万”【64】——，方舟子岂不应该说达尔文在唐宅居住了“30多年”吗？怎么会是“40多年”？“多”在哪儿呀？

实际上，一本1981年出版的达尔文传记——方舟子从中偷了至少一条信息（下详）——就说，达尔文在唐宅居住了将近四十年（Down House…… was Darwin’s home and refuge for nearly forty years）。【65, Plate 25】不仅如此，曾亲访唐宅的王艳红——就是那位把方舟子捧为“一等一的全才”【66】的新华社记者、方舟科邪教三思科学帮的大姐大——也说，达尔文从“1842年初夏”开始决定离开伦敦，“开始找房子”，“于1842年9月搬了进去”，“直到达尔文1882年辞世，这幢房子容纳了他40年的生活与工作。”【67】由此可知，方舟子在撰写这篇文章时，连最基本的功课都没有做。

当然，惯于嘲笑谁谁“小学数学没有学好？”、谁谁“应该重修小学数学”【68】的方舟子在“小学数学”上出丑，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那就是：他确实是在运用“方氏数学大法”来进行计算，因为根据这个大法，从1972到1990等于“28年”、从1960到1990等于“40年”、从四月份到八月份等于“不到三个月”。【69】

2、谎话连篇

其实，方舟子在那个只有113个字的段落中闹出来的最大笑话，就是他说“达尔文的遗愿是埋葬在唐恩村的家庭墓地中，与……夭折的大女儿安妮埋在一起。”之所以说它是大笑话，是因为，第一，“唐恩村的家庭墓地中”根本就没有安妮的坟墓；第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达尔文曾经怀有与安妮葬在一起的“遗愿”——恰恰相反，所有的信息都显示，他想要与死去的安妮离得越远越好。

（1）墓地

2001年，达尔文的玄外孙凯尼斯（Randal Keynes, 1948-）的一本书在英美同时出版，书名略有不同，英国版的书名是《安妮的盒子：达尔文，他的女儿，以及人类进化》（Annie's Box: Charles Darwin, His Daughter and Human Evolution），美国版则将“安妮的盒子”去掉，以副题为书名《达尔文、他的女儿和人类进化》。而不论哪个版本，该书第一页上都明晃晃地写着这样一句话：

“从皮夹上撕下的一页纸上有一张教堂墓地的地图：‘安妮·达尔文在马尔文的坟墓。’” （And on a leaf torn from a pocketbook is a map of a churchyard: “Annie Darwin’s grave at Malvern.”）【70, p.1】

根据这本书，安妮从1850年6月开始感觉不适，到了10月左右，达尔文送安妮到海边接受海水治疗；接着，在自家，达尔文对安妮施行所谓的“水疗”（water cure 或 hydropathy），因为达尔文相信“水疗”曾在两年前治愈了自己，而安妮的疾病乃是他本人疾病的延续。可惜的是，在海水疗和井水疗之后，安妮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倒继续恶化。于是，在1851年3月，达尔文把安妮送到距离唐恩村大约150英里的马尔文镇（Malvern），接受专业“水疗医师”顾里（James Manby Gully, 1808-1883）的专业治疗。不幸的是，在接受顾里的“水疗”之后还不到一个月，安妮就去世了。【70, chapters 8-9】达尔文虽然陪伴安妮至死，但他却将料理安妮后事的责任交给自己的表姐兼大舅嫂，自己则在安妮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安妮下葬的前一天，匆匆离开马尔文。【70, p.218】所以，12年后，当达尔文再次到马尔文接受水疗时，他才需要给一位表兄写信，询问墓地的准确位置，因为艾玛根本就找不到安妮的坟墓。【70, p.299】尽管凯尼斯含含糊糊地说，达尔文和艾玛看到了安妮的坟墓（he and Emma returned at last to Malvern and saw Annie’s grave）【70, p.298】、他们最终找到了安妮的墓碑（they found the headstone）【70, p.299】，但根据专门研究维多利亚时代丧葬习俗的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嘉兰德（Patricia Jalland, 1940-），达尔文一生都不曾到过安妮的墓地。【71】

2009年，凯尼斯的那本书被改编成了一部名为“创世纪”（Creation）的电影。电影中有一幕戏：水疗医生顾里觉得达尔文患的是“心病”——但给出的正式诊断却是“神经性消化不良”（nervous indigestion）【72】——，所以他问达尔文：你是否曾到过安妮的墓地？（Have you yet visited the grave?）达尔文先是拒绝回答这个问题（I really do not wish to discuss this），然后起身逃走。接下来的场景就是达尔文被安妮的鬼魂牵引，来到当年住过的旅馆大哭了一场。虽然影片没有交代，但该故事却只能发生在1863年，也就是达尔文与妻子最后一次到马尔文接受水疗之时。尽管那个情节是虚构的，但它却是基于大量的史实，即达尔文对安妮的去世怀有极其复杂、难以言表的“情结”——凯尼斯说那是“恐惧和紧张”（fears and stress）。【70, p.298】同样，达尔文的传记作家简奈特·布朗也说，尽管在安妮死后，达尔文仍旧相信水疗十多年，但他却一直不敢去马尔文找顾里，而是求助于其他水疗医师。【72】

问题是，达尔文为什么要躲避安妮？

（2）水疗

在“经典达学”中，有一个所谓的“安妮假说”（Annie Hypothesis），即认为达尔文之所以最终抛弃基督教信仰，是因为安妮的夭折。例如，王艳红就说：“安妮的夭折摧毁了他对基督教最后的信仰”。【67】而方舟子则从2002年起就开始絮叨类似的话，在七八年间絮叨了五六次，如“一直到40岁时（主要因为女儿安妮的夭折）才彻底抛弃了基督教”【11】，“他是直到大女儿安妮夭折才彻底地否定了基督教”【73】、“安妮的夭折是达尔文思想发展上的一个转折点，达尔文因此彻底否定了基督教信仰”【74】。

事实是，就像“达尔文的遗愿是……和夭折的大女儿安妮埋在一起”一样，“安妮假说”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谣言、鬼话。

“安妮假说”的基本逻辑就是，达尔文钟爱安妮，但上帝不仅没有对她施以援手，把她从死神的手中拯救出来，反倒让安妮在去世前饱受折磨——由此导致达尔文对上帝怀恨在心。而事实是，对于安妮之死，达尔文本人应负的责任要比上帝大得多，即达尔文有充足的理由将爱女之死归咎于自己，而不是上帝。

首先，达尔文让一个染病的幼女接受长达半年的“水疗”——主要方法就是用冷水刺激皮肤——，不仅在今天看来十分愚昧，即使是在当时，那也不聪明。而方舟子显然是要给自己的偶像遮羞，所以他在发表《达尔文的葬礼》之前几个月说了下面这段话：

“在安妮患病后，达尔文根据一位名医的建议，每天对安妮进行‘水疗’，例如用湿布包裹患者全身，猛烈揉搓5分钟。在家中治疗无效后，达尔文把安妮送到了那位名医的疗养院，在其指导下进行水疗。一个月后安妮就死在了那里。在安妮生命的最后几天，达尔文日夜陪伴在她身边，每天写信向因怀孕留在家中的爱玛汇报情况，留下了详细的记录，读之令人心酸。”【75】

毫无疑问，方舟子所说的那位“名医”就是前面提到的顾里。而事实是，顾里虽然有“名”，但却不是什么“医”（physician），因为“水疗”不仅在今天被视为“伪科学”、“伪医术”，它在当时就被正规医学界所排斥。【76-79】。例如，著名的《柳叶刀》杂志在水疗刚刚被引进英国之际，1842年，就称它为“江湖骗术”（quackery）。【80】四年后，因为“水疗”发生了医疗事故，1846年6月13日出版的那期《柳叶刀》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是给‘水疗’换个新名字的时候了，我们认为最合适的新名字是‘水死’。”【81】在当时，连美国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当时称为《波士顿医学与外科杂志》）都发布了“伦敦的《柳叶刀》将流行的用水治疗疾病的方法称为‘水死’，而不是其倡导者所说的‘水疗’”这个消息【82】。

除了在医学圈内名声不好之外——英国伦敦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就题为《维多利亚时代替代医学争取合法性的斗争：以水疗法和催眠术为例》【83】——，在医学圈外，水疗也没啥信誉。1848年，有“维多利亚时代文化的镜子”【84】之称的《雅典神庙》——一份涵盖“文学、科学、艺术”的杂志（The Athenaeum, a journal of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he arts）——，发表了一篇书评，评论当时风靡一时的水疗书籍，其中就包括“名医”顾里的一本书。据该书评，水疗法与催眠术、颅相学和顺势疗法一样，都是江湖骗术。【85】不仅如此，这篇书评认为顾里的书虽然写得冠冕堂皇，看上去很“科学”，但其中几乎每一页都表明作者的先入为主，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作者对水疗法进行过认真的研究。【86】显然是这个缘故，达尔文在1849年给其密友胡克写信说：“我确信水疗不是江湖骗术”（I feel certain that the water-cure is no quackery）。【87, p.373】这在今天听来，颇像是在自我辩解，就像几十年后“胡适博士”打着“科学”的旗号回到中国，找中医看病必须偷偷摸摸【88】，是“异曲同工”。

实际上，曾经治疗过达尔文和安妮的医生霍兰德（Henry Holland, 1788-1873）——他不仅是达尔文的表亲，而且还是一位真正的“名医”：皇家学会会员、女王御医，曾为六位英国首相治病【89】——就曾拒绝向达尔文推荐水疗【90, p.209】，并且当面告诉达尔文，他所体验到的“水疗疗效”乃是来自休息、远足、放松，与水完全无关【91, p.510】，断言“在你的生命结束之前，水疗将会像现在的催眠术一样名誉扫地”（Before the end of your lifetime hydropathy will be as discredited as mesmerism is today）【91, p.511】。在达尔文过六十岁生日之际，霍兰德对达尔文说：“谁能想到你能活到今天？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你一直在找死！”（Whoever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possible? You’ve been expecting an imminent death for several decades!）。【91, p.685】

事实是，水疗法是西里西亚一个名叫普里斯尼茨（Vincenz Priessnitz, 1799-1851）的贫穷农夫（peasant-farmer）发明的一个民间治病“偏方”。这个发明的起因是他在13岁时扭伤了手腕，于是本能般地把那只手放进冷水中，结果发现伤痛得到缓解。四年后，他的肋骨骨折，因为无法泡进冷水之中，他于是就用湿布缠身，结果也取得了与冷水浸泡相同的效果。在那之后，这种止痛的土法逐渐发展成能够包治百病的“水疗”。【92】最让人啧啧称奇的是，普里斯尼茨几乎是个文盲（Priessnitz was almost illiterate），而在他看来，水疗否定了正规疗法，使医学变得多余。【93】按照中国反伪帮的帮规和方舟科邪教的教义，这个农夫是一个典型的“反智”、“反科学”。

如上所述，水疗就是冷水浴的变种，所以《不列颠百科全书》说它的名称有缺陷甚至误导。【94】相应地，这种疗法也从来就没有通过方舟子口中的那个“能够确定药物疗效的最可靠的方法”——即双盲试验【95】——的检验。而根据后来的双盲试验，冷水浴对预防某些疾病或许有些许作用，但对治病却啥用都没有。【96】实际上，按照“名医”顾里本人的说法，水疗的原理就在于驱邪。【97】而在从何祚庥到方舟子的整个反伪帮看来，“驱邪”就是封建迷信。【98-102】实际上，据达尔文的次子乔治（George Howard Darwin, 1845-1912）说，顾里不仅是一个唯灵论者，他还相信千里眼。【90, p.355】所谓“千里眼”（clairvoyant），就是那些宣称自己的肉眼具有透视功能的“特异功能人”。而顾里竟然说服达尔文自己掏钱接受了千里眼的透视诊断。（同上。）因此无论怎么看，水疗都是反伪帮、科邪教口中的“伪科学”、“骗术”。

事实是，安妮死前的主要症状就是呕吐绿色液体（Annie vomited green fluid, bile from her liver）【70, p.206】，顾里认定的安妮死因是“伤寒性胆汁热”（bilious fever with typhoid character）。【70, p.241】但是，按照老中医方舟子的“穿越时空科学诊断大法”——他有能耐在仅仅通过电话“问了症状”之后就断定自己老母罹患的疾病“不像是鼻癌”，结果“就这么拖着”，任凭“最凶猛的恶性淋巴瘤——鼻型NKT细胞淋巴瘤”折磨她直到“晚期”【103】——，认定安妮罹患的是肺结核。【75】【104】而不论安妮罹患的是什么病，一个十岁幼女都不大可能承受得了频繁的冷水刺激——它对病人体内的病原菌也不可能产生什么效果。实际上，达尔文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名医、达尔文本人也曾在当时英国最著名的医学院，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受过两年医学教育。因此，达尔文的愚昧和偏执就显得更加不可思议。而就是这样一个人，被方舟子捧为过去一千年中最伟大的科学家，即“千年第一人”【7】——后来变成“第一等的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105】。

总而言之，按照方舟子的老靠山、中国科学纳粹元老何祚庥仅仅根据中医没能治好罹患晚期癌症的陈晓旭就断言“陈晓旭就是被中医害死的！”这个混账、邪恶逻辑【106】——方舟子本人对之完全赞同【107-108】——，方舟子完全应该断言“安妮就是被水疗害死的！”实际上，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凯德尔（Susan Alison Kinder）在其博士论文中几乎就是那么说的（It is undoubtedly a supreme irony that the water cure may have killed Annie）。【83, p.69】可是，方舟子却把那个施虐的顾里说成是“名医”，把助纣为虐的达尔文说成是全人类过去一千年中最最伟大的科学家。你能搞懂这伙科学纳粹口中的“科学”到底是什么东西吗？

水疗

英国电影Creation中达尔文和安妮接受水疗时的场景，显示大量冷水从高处泼向患者。

（3）原罪

除了强迫安妮接受水疗之外，达尔文对安妮的夭折还有其他责任。和优生学的创建人、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Francis Galton, 1822-1911）一样，达尔文也相信人的很多性状都是来自遗传或可以遗传。所以，从一开始，达尔文就怀疑安妮体质虚弱甚至病患的根源是他本人。就在安妮去世之前五天，达尔文在给艾玛的信中写道：“她的状况似乎是我的马尔病的加强版”。【109】七年后，达尔文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现在有六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因为他们都不够强健，这对我的幸福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他们之中有人似乎继承了我的可恶体质。”【110】

而在进入六十年代以后，随着亲手从事植物杂交试验，达尔文逐渐意识到了近亲繁殖的危害性，并因此怀疑自己孩子的虚弱体质可能来自他与艾玛的近亲婚姻——他们二人是所谓的“第一表亲”（first cousin），即除了同父同母的兄弟姊妹之外，血缘关系最近的那种关系。1870年，达尔文给自己在议会中的朋友写信，建议在即将开始的人口普查中，增添对近亲婚姻情况的调查。【111, pp.215-216】这个建议遭到了议会的否绝，达尔文于是转而鼓励自己从事数学研究的次子乔治继续探讨这个问题。【112】

换句话说就是，尽管中国人早在春秋时代就注意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这种现象【113】——实际上，世界上其他民族也都有类似的知识【114】——，但在当时现代科学最为昌盛的英国，被方舟子捧为“现代生物学之父”【115】的达尔文却直到建立了“现代生物学”之后才对之产生怀疑——这岂不就是所谓的“咄咄怪事”吗？更为咄咄可怪的是，达尔文的中国斗犬竟然极力为达尔文的近亲婚姻辩护，宣称它不仅没有对其子女产生不良影响，恰恰相反，它促进了其后代的“成功”，因为其子孙之中出了几个院士甚至爵士。【75】【104】【116】

事实是，根据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所谓的“适”就是既能活下来又能生下去——“老祖父”迈尔就说，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就是个体间的繁殖竞争（Darwin's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s a reproductive competition among individuals）。【117, p.881】而“老祖父”的“三孙子”方舟子对之当然只能点头称是：“按进化论定义，遗下最多后代的生物最能适应。”【53】可是，在达尔文的成年子女中，有六人享有长期婚姻，但其中三人却没有留下后代——据分析这与其父母的近亲血缘高度相关。【118-121】但老中医方舟子——他具有穿越时空断定“华盛顿患有男性不孕症”的特异功能【122】——，却对达尔文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不育的现象绝口不提。实际上，在不涉及达尔文的时候，方舟子一直承认近亲繁殖对后代具有不良影响。【123-125】并且，按照他的说法，连动物都“知道”避免近亲交配这个道理。【126-127】所以说，方舟子口中的“科学”是地地道道的“科邪”，不仅专门为他本人的邪恶目的服务，而且能够证明任何歪理邪说。

其实，上面这些事实还说明，尽管方舟子把达尔文捧上了天，但在他的内心，他肯定将达尔文视为一个愚不可及的老愚公，因为他既搞不清楚自己子女的体质虚弱与其近亲婚姻无关，又没能发现那个纠缠了自己一辈子的神秘病患乃是因为进食乳糖所致。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方舟子真的相信自己的说法，则仅凭这些“事实的真相”，再加上其“万年第一人”的“方式逻辑”——他不止一次说“能教我逻辑的人还没生出来”【128】——，方舟子就能够推导出“达尔文的‘智商’连我这个云霄县城里的小衙内都不如”的结论。既然如此，他为什么非要把达尔文捧为人类有史以来的第一伟大科学家呢？因为这个中国科邪教教主心里非常明白，他要在“一点也不可爱”【129-130】、甚至应该发生“一次奇迹的毁灭”【131】的中国建立一个能够呼风唤雨的邪教组织，他就必须给自己找一个洋主子，然后把他捧上天。实际上，达尔文的伟大即使只有方舟子所说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只要他有一点点良知，他都没有丝毫可能把安妮的死归咎于上帝，而不是他本人。

伪科学的受害者：安妮·达尔文

达尔文的长女安妮在十岁时因病被达尔文送到离家大约150英里的马尔文接受所谓的“水疗”，不到一个月就不治身亡。安妮死后被就地安葬。虽然达尔文为安妮的墓碑撰写了碑文（A dear and good child），但他可能一生都不曾见过那块墓碑。（图片来源：findagrave.com.）

三、捉贼捉赃

如上所述，安妮之死牵涉到达尔文与基督教的关系，这对于“达教”信徒来说，是一个与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具有同等重大意义的事情。因此，任何一部篇幅够大、严肃性够强的达尔文传记都会对之予以叙述，即使不明说“安妮的墓地不在唐村，而是在马尔文”，它们也会间接地透露这样的信息。实际上，在20世纪初出版的《艾玛家书》中，就有安妮在马尔文下葬及艾玛在十二年后到那里寻找安妮墓碑的详细记载【132】——它也是后来相关叙述的唯一正源。显然，“达尔文中国斗犬”又是傻乎乎地被误导了，竟然把安妮的墓地迁移到了“唐恩村”。不仅如此，他还编造了一个瞎话，让生前都不愿意与死去的女儿待上一会儿的达尔文，想要在死后与其在地下“长眠”。

问题是，方舟子在第一段话中的这个失误，以及其他三个失误，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1、顺藤摸瓜

早在2000年，也就是被于光远团伙请回中国，担任专职“反伪英雄”的那一年，方舟子就曾摆出“全球达教总部中国专区首席特派员”的面孔，开列了一个《进化论推荐书目》，其中推荐了三十多本达教正统书籍，而在他看来，“目前最好的达尔文传记”只有一种，即“德斯门德、摩尔《达尔文》（1992）”。【133】而《达尔文的葬礼》一文，就是根据这本书——其全名为《达尔文：一个饱受折磨的进化论者的一生》【134】的最后两章（第43、44章），尤其是最后一章，题为《修道院里的不可知论者》（An Agnostic in the Abbey），写成的。方舟子显然不知道，第44章的文字几乎全部来自该书第二作者“摩尔”（James Moore, 1947-）在1982年独自署名发表的史学论文，题为《达尔文安息在西敏寺》。【135】换句话说就是，《达尔文的葬礼》的主要抄袭对象就是摩尔，他一直在英国开放大学任教，目前是该校的荣誉退休教授。

苦主摩尔

在世界“达学界”，英国人詹姆斯·摩尔虽然算不上是领军人物，但也可以算得上是第一方阵成员，他对达尔文的生平了解甚详，并且率先提出“安妮假说”——它被几乎所有的达教信徒信以为真。上图截自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PBS）2001年播出的电视片《达尔文的危险观念》（Darwin's Dangerous idea）。

按照常识，要从几十种达尔文传记中评选出“目前最好的达尔文传记”，一个人至少需要阅读其中的几种或十几种才有资格说这样的话。而方舟子自己承认，他虽然被人认为是博览群书，但实际上他不过就是“乱翻群书”而已：“从中学的时候起，我就常常被误会为读过许多书，其实我最多不过只能算翻过许多书罢了。”【136】实际上，即使是“翻书”，方舟子翻的也都是一些二手货。所以，他之所以敢于断言那本《达尔文》是“目前最好的”，并不是因为他真的将之与其他同类著作做过比较，而是在学舌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 1941-2002）——对，就是那个被他在2002年抄袭的哈佛大学古生物学教授【26】——，因为古尔德在1992年就说德斯门德、摩尔是“达尔文产业”的标杆，他们合著的《达尔文传》是迄今最好的。【137】这也是方舟子把那本1991年出版的书写成“（1992）”的根本原因。

说方舟子在推荐“德斯门德、摩尔《达尔文》（1992）”时根本就没有读过那本书，还有一个证据。2000年4月5日，也就是在发表《进化论推荐书目》之前一周，方舟子写了一篇《〈进化新篇章〉序言》，这是开篇第一段话：

“1882年4月19日，73岁的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在家中安祥地逝世。一周后，在英国国会的要求下，达尔文被安葬在伦敦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他的身边安息着另一位科学巨人、物理学之父伊萨克·牛顿。”【115】

在上面这两句话、80个字中，存在三个明显的错误：第一，达尔文逝世时根本就不“安详”，而是“饱受病痛折磨”；第二，西敏寺决定接收达尔文根本就不是在“在英国国会的要求下”——“英国国会”根本就不曾提出过这个“要求”，它也没有那个权力——；第三，那位在“他的身边安息着”人物根本就不是牛顿，而是另一位对达尔文进化论嗤之以鼻的天文学家。假如方舟子当时真的读过“德斯门德、摩尔《达尔文》（1992）”的话，除非他故意让自己出丑，否则他没有任何理由如此信口雌黄。

方舟子的不幸不仅仅在于他的好偷、懒惰、智商有限，更在于他的浅学薄识。原来，就在“目前最好的达尔文传记”出版四年之后，1995年，前面提到的那位简奈特·布朗就出版了自己的《达尔文传》第一卷。对于这本书，古尔德也是赞不绝口，说它对达尔文的成就做出了比以往任何作家都要好的解释。【138】虽然古尔德没有将之与“德斯门德、摩尔《达尔文》”进行直接比较，因此我们无从得知他觉得到底哪本传记真的是“最好”，但我们明确地知道，布朗的《达尔文传》第二卷在2002年出版，随即获得世界科学史学会（The 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的“辉瑞大奖”（Pfizer Prize）；2006年，已经接近退休年龄的布朗被哈佛大学从英国挖来，聘为该校科学历史系的讲座教授（Aramont Professor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139】目前，布朗的《达尔文传》与“德斯门德、摩尔《达尔文》”被公推为最好的两部达尔文传记。【140-142】

方舟子虽然在开列“推荐书目”之际无法预知后来的一切，但是，在撰写《达尔文的葬礼》之时，他却没有对此茫然无知的任何理由。而如上所述，他的这篇文章完全是抄袭“德斯门德、摩尔《达尔文》（1992）”，尤其是其最后一章。

2、顺手牵羊

其实，方文的第一句话——“1882年4月19日下午4点，达尔文在夫人爱玛的怀里停止了呼吸”——就是抄自“德斯门德、摩尔《达尔文》”第43章最后一段的这两句话：

“Emma cradled his head on her breast, swaying gently, her eyes closed. His life ended at four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Wednesday 19 April, 1882.”【134, p.663】

如上所述，在艾玛的家书及其子女的回忆中，都没有“达尔文在夫人爱玛的怀里停止了呼吸”这样的记载，而上面那两句话虽然可以做出那样的解读——澳大利亚一位从工商咨询师转行的达尔文传记作家就和方舟子一样，也是那么理解的【143】；另一本达尔文通俗传记描绘得更是栩栩如生：“……接着，他的头就垂到艾玛的怀里。艾玛轻轻地摇着他的头，他死了”（It revived him for a moment but then his head dropped to Emma’s breast; she cradled his head and he died.）。【144, p.278】（注：这两本达传都将“德斯门德、摩尔《达尔文》”列为自己的参考文献）——，但也可以理解成艾玛在达尔文死前曾那样抱过达尔文，但并非一直抱到达尔文咽下最后一口气。实际上，布朗的《达尔文传》就没有那么说。【145, p.495】同样，艾玛的传记，《艾玛·达尔文》，也没有那么说。【146】如果方舟子所说的是史实，如此感人至深的画面，“德斯门德、摩尔”干嘛要写得如此不明不白、布朗干嘛要不置一词？

方舟子闹出的另一个笑话，即“达尔文的遗愿是埋葬在唐恩村的家庭墓地中，与哥哥伊拉兹马斯和夭折的大女儿安妮埋在一起”，显然来自他对“德斯门德、摩尔《达尔文》”最后一章第一段话中下面这两句话的误读：

“He would lie under the great yew that had stood sentinel for six centuries at the lychgate – next to his infant children and beside Erasmus. Darwin had expected to be placed here, glimpsing his death the previous summer, and it was clearly the wish of the family and village folk.”【134, p.664】

原来，1881年6月15日，也就是在去世前十个月，达尔文在给密友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 1817-1911）——如果说赫胥黎是“达尔文斗犬”的话，那么胡克就是“达尔文战狼”，因为是他把“华莱士进化论”的优先权从华莱士的手中一把抢下，送给了达尔文【147】——的一封信中，写下了“所以我必须将唐村墓地视为地球上最甜蜜的地方”（So I must look forward to Down graveyard as the sweetest place on earth）这句话。【148】由于这是在一封私信中的闪烁其词；并且，在达尔文去世前，其家人很可能对它一无所知——它并没有出现在1887年首次问世的三卷本《达尔文自传及书信》中，而是出现在1903年出版的《达尔文书信集补遗》第二卷中——，所以它根本就构不成达尔文的“遗愿”。最为荒谬的是，由于达尔文的哥哥“伊拉斯谟斯”（Erasmus Alvey Darwin, 1804-1881；注：“Erasmus”通译“伊拉斯谟”）在1818年8月26日去世，并被葬在唐村墓地，所以达尔文的那段话竟然被摩尔拿来当作达尔文想要与其哥哥同葬一处的证据。【57, p.50】

其实，就在“伊拉斯谟斯”去世的第三天，达尔文在一封私信中写道，“我将再也见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I shall never see such a man again）。【149】如果达尔文的“遗愿”是与哥哥同葬一地、并且他确实相信死后重逢的话，他会这么说吗？

事实是，在去世前七年，即当达尔文的导师兼密友、地质学家莱尔（Charles Lyell, 1797-1875）——达尔文构建进化论的知识，来自莱尔的最多【150】；“德斯门德、摩尔”甚至说达尔文当初是戴着莱尔的眼镜看世界的（The world – through Darwin’s Lyellian spectacles – was an accumulation of tiny changes）【134, p.190】——被安葬在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又译“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时，达尔文曾对胡克表达了自己相当复杂——既有喜悦，又有艳羡——的心情：

“我对[莱尔被葬于]西敏寺感到深切的喜悦，我以前从未想到过这种可能性。我确实认为他的作品是对他的所有评价中最持久的，正如你所说；但后来我不喜欢他去世时没有任何外在迹象表明科学界人士对他的成就的看法。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没有什么比西敏寺更好的了。” 【151】

也就是说，在达尔文看来，一个人死后能够被葬在西敏寺，不仅仅是其社会地位的体现，而且还相当于得到了科学界的肯定。所以，他在1881年6月流露出的那个隐隐约约的“遗愿”，只能说是一个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实际上，上引的摩尔那两句话在1982年曾是个疑问句：

“这难道不是死者的预期吗？去年夏天，他曾对自己必须在唐恩教堂墓地寻找自己的位置而感到绝望？”（Had this not been the expectation of the deceased, who despaired the previous summer that he must look forward to his place in Downe churchyard?）【135】

但在1991年出版的“德斯门德、摩尔《达尔文》”中，疑问句被改成了陈述句。同样，布朗也说，艾玛知道达尔文“expected”自己会被埋葬在唐村墓地。（Emma knew that Darwin expected to be buried in Downe churchyard, alongside Erasmus and the Darwins’ two dead babies,……）。【145, p.495】

“expect”这个单词虽然一般译为“预期”或者“期望”，但它的另一个含义却是“regard (something) as likely to happen”【152】，即将某件事的发生视为必然。例如，“he expected his father’s death”这句话，并不是说这个人希望自己的父亲死去，而是说他知道父亲的死亡即将来临、不可避免。换句话说，摩尔和布朗都使用expect这个单词来表达达尔文对自己墓地的预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除了这个单词，就无法形容达尔文那种隐隐约约的“遗愿”——既盼望自己能够像莱尔那样葬于西敏寺，却又无法把这个意思明确地说给他人：一个躲避教堂三十多年的人，想要死后进入英国皇家教堂，即使不被世人耻笑为痴心妄想，也会被后人视为前倨后恭。而方舟子呢？他显然对所有这一切都茫然无知，所以他才会傻头傻脑地闹出第二个笑话。

3、顺水推舟

至于方舟子闹出的第三个笑话，则完全怨不到摩尔，更怨不到德斯门德，而只能怨他自己。原来，早在十多年前，我就发现了这样一个秘密：方舟子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典型（畸形）产品，具有“知识贫乏、语言贫乏、爱好贫乏、想象力贫乏、思想僵化、定向思维”这些特点。【153】而所谓“定向思维”，就是对于模糊、含混、可以做多种不同解读的信息，方舟子会专门做出与自己的固定观念和信仰有利的解读，而他的拿手绝活儿就是“短路线性思维”。【154】而在发表《达尔文的葬礼》之前一年，他还曾发表过《达尔文的子女》一文，其中有这样两句话：

“在安妮死后，达尔文彻底地告别了基督教，不再参加礼拜仪式，星期天把家人送到教堂，自己则留在外面等他们。安慰他的，只有安妮留下的美好回忆——在安妮死后一周，他写下了一篇安妮回忆录。”【75】

2001年，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播出了丹尼特的《达尔文的危险观念》【155】制作的同名电视片，其中，第一个出场的画外评论家就是丹尼特，而他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

“如果我给任何人曾经有过的最佳想法颁奖的话，我会把它颁给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先于牛顿，领先于爱因斯坦——因为他的想法结合了我们宇宙的两个最不同的特征：一方面是无目的、无意义的物质和运动、粒子的世界，另一方面是意义和目的、设计的世界。”【156】

这句话与丹尼特在书中的话几乎完全一样。【157】而方舟子在新世纪挑起的第一个话题，“谁是千年第一人”，并且趁势把达尔文推举为“千年第一人”，就是在鹦鹉学舌丹尼特。

无独有偶。在这个电视片中，还有达尔文“星期天把家人送到教堂，自己则留在外面等他们”这样的场景，而且紧接其后，就是摩尔的断言“安妮的夭折摧毁了达尔文对基督教的信仰”（what Annie's death did to Darwin's faith was mainly to destroy Christianity），以及达尔文到安妮的墓地给她献花的画面。【158】

据方舟子自己承认，PBS是他获得“美国主流学术界观点”的重要渠道【159】、“是我看得最多的一个台”【160】；而将《达尔文的危险观念》译成中文，是方舟子在“毅然回国”之初立志要干的四件大事之一【161】。而早在那之前三年，1997年，丹尼特就被古尔德骂为“原教旨达尔文主义者”道金斯的“哈巴狗”（Dawkins's lapdog）。【162】搞明白为什么方舟子对丹尼特情有独钟了吗？对，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原教旨达尔文主义者”。

达尔文神话之西风东渐

就像佛经、《古兰经》、《圣经》一样，“达经”中也存在着不计其数的“神话”，其中之一就是“达尔文女儿安妮的去世导致达尔文最终放弃其基督教信仰”。据剑桥大学科学史博士、号称全球最大的达尔文资源网站（The world's largest resource on Darwin）“达尔文在线”的主编范怀赫（John van Wyhe, 1971-）考证【163】，这个神话始于不列颠广播公司（BBC）在1978年制作的一个电视片，但它第一次见诸文字，却是在方舟子的苦主摩尔198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在当时它仅仅只是一个猜测。【164】但是，就像达教教徒有能耐把达尔文根据“推理”建立的自然选择学说捧为“已被证实的科学理论”一样，他们也有能耐把所有与达尔文有关的神话叙述得像是千锤百炼的史实一般。所以，很快，这个始于猜想的神话就变成了一个铁一般的“事实”，被几乎所有的达教徒采信并且广泛传播。但是，据范怀赫的研究，这个始于“猜想”的神话几乎没有任何证据的支持（there is little or no supporting evidence）。2001年，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制作的电视片《达尔文的危险观念》播出，其中所讲的故事之一就是这个神话，其手段就是运用虚构的画面、场景，如显示达尔文在把家人送进教堂之后，他独自一人去安妮的墓地给安妮献花。这些编造的画面直接误导了善于“短路直线思维”的“达尔文中国斗犬”方舟子，让他以为安妮的墓地就在达尔文的居住地唐村。而实际上，安妮的坟墓所在地马尔文距离唐村大约150英里，坐马车需要走两天。

2010年11月，方舟子透露说，他“最近”刚刚读过凯尼斯的那本《达尔文、他的女儿和人类进化》。【74】他很可能在那时发现了自己的失误。可惜的是，收录《达尔文的葬礼》的《大象为什么不长毛》当时已经出版，这导致他无法继续倒卖这篇地沟油文章：如果他对原文做出更改，则必将引起方粉们的注意，进而动摇其“教主全知万能、永远正确”信念；而如果不做改动继续发表，则必将引起“方学家”的注意，不仅会发现其失误，而且还会找到他的抄袭来源。其实，在“德斯门德、摩尔《达尔文》”一书中，就有安妮被埋葬在马尔文的相关信息（The next morning at nine o’clock Annie was buried in the Priory Churchyard）。【134, p.385】而方舟子的脑袋如果不是那么封闭、僵化、定式的话，他就应该对上面那段引文中的“婴儿”（infant）这个单词——葬在该墓地的两个孩子都死于幼年，一个只活了23天，另一个只活了18个月——产生警觉，因为十岁的安妮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婴儿。

同样，导致方舟子犯下第四个错误的元凶也是他自己那颗极度无知、极度懒惰，又极度自恋的脑袋：他以为安妮是达尔文的爱女，所以达尔文就一定会把她安葬在家庭墓地，并且一定会希望自己死后与之相逢九泉。以“智商高超”自许【165】的方舟子就是没有想到，那样的想法既与达尔文的“无神论者”身份不符，也与达尔文一直怀有的“安妮死在我的手里”这个念头不兼容。实际上，在“德斯门德、摩尔《达尔文》”中，就有“家族内近亲繁殖一直令他担忧”（Family inbreeding had long worried him）这样的话。【134, p.447】同样，布朗也说，“近亲繁殖的话题一再浮现。他对动植物的研究中流淌着一种自我忧虑的潜流，因为他永远都无法确定近亲之间的繁殖是否会在无意中遗传给后代一系列先天的弱点，如不育或易于患病”。【166】只不过是，方舟子自信比鲁迅的儿子还要了解鲁迅【167-168】，因此一定也认为自己比达尔文的儿子还要了解达尔文。所以，那三个英国佬在他的眼中就是“何足挂齿”！

四、达教秘史

毫无疑问，一个人要撰写关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文章，他首先必须掌握一定的史料。而无一例外地，方舟子在撰写这类文章时所使用的史料，全部盗自第二手甚至第三手来源。就《达尔文的葬礼》而言，方舟子的“料”就是摩尔的文章。这是《达尔文的葬礼》的第二段话：

“但是其他人则认为以达尔文的成就应该为他举行国葬，埋到英国的先贤祠——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第二天英国的报纸纷纷发表评论，呼吁把这位‘自牛顿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与牛顿等人埋在一起供后人凭吊。有一家报纸还指出，早在15年前普鲁士国王已授予达尔文爵位，英国女王却没有这么做，以至达尔文死时还是一介平民，不能以‘爵士’的头衔下葬，难道不该以入祠祀奉来弥补对‘英国第一儿子’的不公平待遇吗？（后来达尔文有三个儿子被陆续授予爵士头衔）也有报纸评论说，达尔文要比已埋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许多政治家更属于那里，因为‘与这位震撼世界的思想家的成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相比，日常政治的喧嚣大部分不过是尘土一般的贫乏’。”

如果说方文的第一段话暴露出了“方舟子是一个冒牌达尔文斗犬”这个秘密的话，那么，它的第二段话则暴露出了“方舟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谣棍、文贼、骗子”这个早已被公开了的秘密。

1、方谣子造谣

现在说方舟子是一个谣棍，已经没有人为他辩护了。实际上，对于这个标签，方舟子连“自辩”都不屑于去做，因为他每天的“工作”，即在推特上发帖子，其实质就是故意制造、散布谣言。但是，在逃离中国之前，尤其是在冒充“打假斗士”期间，如果谁敢指控方舟子是个谣棍，不仅会遭到方粉们的疯狂围攻，而且还可能遭到方舟子本人利用国家机器对他进行人肉搜索【40】、动用中央级官方媒体对他进行恶毒诽谤【169】，甚至被方舟子在网上指挥中国警方将他“抓起来”【170-172】。那么，方舟子在上面这段引文中到底造了什么谣呢？

（1）“国葬”

众所周知，所谓“国葬”（State Funeral），是指那些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批准、授权、并且支付费用的葬礼。在英国，国葬一般由王室授权，如果使用公款，还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173】2018年3月14日，霍金去世，有人当天就向议会请愿，要求给予国葬。而议会的答复是：他们没有这个权力。【174】虽然霍金的骨灰后来被埋在西敏寺，但没人说那是“国葬”。

实际上，国葬分为不同的等级，每个等级都有各自严格的礼仪程序，诸如士兵拖棺、仪仗致敬、鸣炮致哀，等等。而达尔文的葬礼连最基本的“瞻仰遗容”或“向遗体告别”（Lying in state）这一环节都没有。与之相比，道尔顿（John Dalton, 1766-1844）的私人葬礼（civic funeral）的“向遗体告别”仪式持续了四天，有四万余人参加。【175】

确实，查遍当时的所有相关报道——“达尔文在线”网站将它们收集得相当齐全——，包括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英国的《泰晤士报》、《自然》杂志在内，没有一篇称“达尔文的葬礼”为“国葬”。而根据《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关于惠灵顿公爵（Arthur Wellesley, 1st Duke of Wellington, 1769-1852）【176】【177】和尼尔森子爵（Horatio Nelson, 1st Viscount Nelson, 1758-1805）【178】的葬礼，“国葬”字样全都出现在标题之中；而在报道达尔文的葬礼时，不要说“国葬”不曾在标题中出现，它在正文中也不见踪影——实际上，那篇文章连“国”（State）这个词都不曾用过。【179】也就是因为如此，在布朗的《达尔文传》中，没有“国葬”这个词组；而在“德斯门德、摩尔《达尔文》”中，“国葬”只出现了一次，它出于一个精明的殡葬商人（a smart Piccadilly undertaker）之口。【134, p.670】

国葬与民葬

上图中，上面两幅显示1852年英国为惠灵顿公爵举行的国葬，下面一幅显示达尔文亲友为达尔文举行的“民葬”。（图片来源：【177】【180】【181】。）

实际上，在达尔文之前，科学家约翰·赫歇尔（John Herschel, 1792-1871）——《物种起源》的第一段话就引用了他的一句名言，并且达尔文把他称为“我们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one of our greatest philosophers）【182, p.1】；达尔文在西敏寺的墓地就与他的墓地相毗邻——、查尔斯·莱尔全都葬在西敏寺，他们都有爵士头衔，莱尔的灵车后面还曾有女王的座驾跟随【183】，但即使那样的葬礼都没人称之为“国葬”。【184-186】事实是，达尔文葬礼的第二天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利奥波德王子（Prince Leopold, Duke of Albany, 1853-1884）的婚礼。【187】你能想象当时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女王会把自己儿子的婚礼安排在“国葬”的次日吗？

其实，如果能够将尸体埋在西敏寺就相当于享受到了“国葬”的待遇的话，方舟子就应该吹嘘自己的老恩公于光远的葬礼也是“国葬”，因为他确实住进了八宝山。【188】

（2）“先贤祠”

本来，祭祀先贤乃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周代就立有“祀先贤于西学，所以教诸侯之德也”这样的规矩。【189】到了唐代，还有“五岳四渎及名山大川并灵迹之处、先贤祠庙、各委郡县长官致祭”【190】、“应有先贤坟墓碑记为人所知，被贼毁废者，即与掩藏，仍量致祭”【191】这样的诏令。而在西方，给“先贤”立祠的传统始于十八世纪，其中最有名的“先贤祠”就是位于法国巴黎的“万神殿”（Panthéon），它源自罗马的万神殿（Pantheum）。【192】法国大革命后，制宪会议将之改做纪念法国伟人的殿堂。【193】也就是因为如此，罗马的Pantheum一直被译为“万神殿”，但法国的Panthéon却被译为“先贤祠”。

与之相比，英国根本就没有由国家指定的专门纪念“先贤”的庙宇或建筑。可笑方舟子在刚刚登上中国社会的大舞台之际，就板着面孔告诉世人说，达尔文之所以被安葬在西敏寺，“这是因为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的先贤祠，专门埋葬英国的伟人。”【194】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的话，则那些王公贵族包括他们未成年的子女也都成为方舟子认可的“伟人”了。实际上，英国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惠灵顿公爵——其葬礼据称是十九世纪英国举行的规模最宏大的葬礼之一【195】——，与西敏寺边儿都不沾，他被葬在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同样，在英国广播公司（BBC）2002年公布的“英国先贤一百人”（100 Greatest Britons）【196】中排名第一和第十二丘吉尔、撒切尔夫人，他们的墓地也都不在西敏寺。按照方舟子的逻辑，他们也都不算是“英国先贤”。

事实是，西敏寺不仅不是什么“英国的先贤祠”，恰恰相反，它是一个皇家基督教教堂，其墓地主要埋葬皇族成员。只不过因为王朝更迭世道兴衰，一些平民后来也因为种种原因得以厕身其间，如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0—1400）死时既非名人亦非贵人，但却得以入葬——只是在他死后一百五十年，才得以立碑。【197】所以，在1880年底，也就是达尔文去世前不到16个月，赫胥黎明确地说：

“西敏寺是基督教教堂，而不是先贤祠”（Westminster Abbey is a Christian Church and not a Pantheon）。【198】

这位“达尔文始祖犬”做梦都不会想到，一百多年后，他的这个断言被一个“达尔文远东野生犬”一票否决了。

事实是，不仅被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培根在西敏寺没有一席之地，连大名鼎鼎的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 1881-1955）、法拉第（Michael Faraday, 1791-1867）和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 1831-1879）——他们全都名列《大英百科全书》编撰的《从古至今全球百名科学伟人》【199】之中；在上面提到“英国先贤一百人”排名中位列英国科学家的第三、第五、第七——也都没能进入西敏寺。显然是为了补偿这一缺憾，西敏寺在1931年给法拉第和麦克斯韦各“增补”了一块墓牌。与之相比，埋葬在西敏寺“科学家角落”（Scientists’ Corner）的那些人之中，有的人在今天的英国连名人都算不上，遑论伟人。由此可知把西敏寺称为“英国先贤祠”之荒谬。而方舟子之所以要义正词严地撒下如此弥天大谎，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出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伪科学心理。

2、方骗子行骗

那么，为什么说方舟子的第二段话暴露出了他是一个“骗子”呢？原来，方舟子所说的那三条“报纸”评论，没有一条出现在达尔文去世的“第二天”，而是在“第三天”甚至以后。而就是这一天之差，暗藏着达教历史上一件最肮脏也是最隐秘的丑闻——一个著名的“无神论者”的尸体被硬生生、活剌剌地塞进了基督教堂。

原来，最早揭穿这个秘密之人，就是方舟子的苦主詹姆斯·摩尔，他在1982年发表了《达尔文安息在西敏寺》一文【135】，其中爆出的最大的料就是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与赫胥黎联手操纵政界、学界、舆论界、宗教界，迫使西敏寺允许在其生命最后三十多年从未踏入教堂大门的达尔文安葬在这座英国最有名的教堂之中。这是英国1995年出版的一本达尔文传记中的话：

“达尔文的表弟兼朋友高尔顿与赫胥黎联手，率先启动了将这位伟大科学家埋葬在西敏寺的计划。高尔顿和赫胥黎坐在幕后，操纵皇家学会，并在法雷尔和拉伯克等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团队的支持下，成功地获得了国会议员的足够支持，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发送给西敏寺院长。于此同时，法雷尔还将了院长一军，他亲自并且与X 俱乐部的媒体内线联手，在报纸上大肆渲染这样一个事实：如果这个国家没能在其生前尊崇这位伟大的人物，那么在他的死后，它就不可以再这么做。”【201】

2006年，也就是在方舟子的《达尔文的葬礼》发表之前两年，美国科学纳粹——正式名称叫“科学警察”（CSICOP）——的机关刊物《怀疑的探索者》（Skeptical Inquirer）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他们为什么把达尔文埋葬在西敏寺？》，其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死亡是达尔文一生中所能做到的最具政治意义的事情。正如赫胥黎和其他人所知，将达尔文埋葬在西敏寺，将是达尔文本人以及他和他的圈子内每个成员都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建立的自然主义、受规律所支配的科学取得成功的庆典’（布朗， 2002）。该计划主要是由他的表弟高尔顿和他的朋友兼同事赫胥黎策划，他们利用自己的关系让一些议员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并说服了相关的教会官员批准了这一活动。”【202】

上面“布朗，2002”就是2002年出版的布朗著《达尔文传》第二卷。根据该书，达尔文的儿子在其父去世的当天就将消息传递给了高尔顿、赫胥黎、胡克等人，而高尔顿在第二天就匆匆找到皇家学会会长，要求将达尔文葬在西敏寺。所以，布朗说，达尔文本来是要葬在唐村墓地的，“但科学将他夺走”（But science claimed him）。【145, p.495】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科学纳粹是世界科学纳粹的源头和总部，也是以于光远为首的中国科学纳粹的上级机关；因此，《怀疑的探索者》是他们的必读刊物——反伪帮在1998年出版的反伪文集《虚妄的智慧》一书中，专门有一个彩页介绍这份刊物。【203】但所有这些黑幕，在方舟子的文章中——不仅仅是《达尔文的葬礼》这篇文章，而且还包括他的全部“达学”文章——，你连影子都看不到。这不就是蓄意行骗吗？

实际上，几乎与方舟子行骗的同时，前面提到的那本《从古至今全球百名科学伟人》也曾如此介绍达尔文进入西敏寺的经过：

“1882 年 3 月，他中风了，并于 4 月 19 日死于心脏病。有影响力的团体希望举行比唐恩村葬礼更盛大的纪念活动，高尔顿让皇家学会请求家人许可举行国葬。赫胥黎说服西敏寺的官员将这位怯懦的不可知论者埋在那里。就这样，达尔文于 1882 年 4 月 26 日被以隆重的教会礼仪安葬在那里，科学界和政界的新贵们出席了葬礼。”【204】

好笑的是，尽管牛顿是这本书的传主之一，而牛顿的墓碑是西敏寺内标志性建筑物之一，但上面这段话却是该书提到西敏寺的唯一一次。

下面，我们就仔细看一看这个被方舟子用黑幕死死遮住的秘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科学黑手党

原来，达尔文去世之日，1882年4月19日，是周三，第二天是周四。根据“达尔文在线”收集的资料，在周四，至少有三家报纸登出了达尔文逝世的消息，但这三篇报道全都是客观地叙述达尔文的生平和成就，没有一家报纸拼命吹捧达尔文，更不要提鼓噪让他葬于西敏寺了。实际上，这三篇报道中，有两篇说《物种起源》一书引起很大的争议（gave rise to much controversy 或has given rise to much controversy）【205】【206】、另一篇说它引起了“广泛讨论”（has given rise to so much discussion）【207】。在讣告中说这种话，就相当于说死者是个“争议人物”。

可是，到了第三天，舆论的风向变了，即出现了方舟子所说的那些声音。这是为什么呢？

据摩尔说，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和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在从达尔文的儿子那里得知达尔文辞世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分头行动：赫胥黎一边通知雅典俱乐部（Athenaeum Club）——它是当时的一个公开的、学术、知识界团体，成员多为名人和要人，即《英轺私记》中所说的“阿德弥庵”文会馆，“自丞相以下，凡文职贵官皆署名其间”【208】——，一边匆忙为《自然》杂志赶写讣告。这是与之同时发生的事情：

“高尔顿找到了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威廉·斯波蒂斯伍德，并安排他给达尔文家人发电报，询问他们是否同意将达尔文安葬在西敏寺。这个来自科学界头把交椅的请求显得更为正式，也更为妥帖，因为它来自一个与达尔文家族无关的科学家。”【209】

事实是，威廉·斯波蒂斯伍德（William H. Spottiswoode, 1825-1883）并非“与达尔文家族无关”。在当时的伦敦，有一个所谓的“X俱乐部”（X Club），它实际上是一个早就存在、但于1864年正式成立的固定饭局。由于那伙人全都是英国科学界的头面人物，他们定期聚会的目的既是要联络感情，又是要商议如何操纵、控制英国的科学界。也就是因为如此，这个俱乐部在成立伊始就被外人称为小集团（clique），指责它将英国当时最大的科学家组织“不列颠科学促进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办成了一个“家党”（family party）【210-211】，连赫胥黎本人都在雅典俱乐部听人私下议论，说它是“科学领导小组，或团伙”（scientific caucus, or ring）。【212, p.280】1873年，也就是达尔文去世前九年，美国哲学家费斯克（John Fiske, 1842-1901）因为受邀与X俱乐部成员共进晚餐而大喜过望，“不禁情不自禁”地向其夫人炫耀，说这是“英国最有权势、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小圈子”（This X club that I dined with last Thursday is the most powerful and influential scientific coterie in England）。【213, p.283】而到了二十世纪，斯坦福大学教授欧文（William Irvine, 1906-1964）将之称为“科学阴谋内阁”（conspiratorial cabinet of science）。【214】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学者麦克劳德（Roy Malcolm MacLeod, 1941-）则以该俱乐部成立的地点为名，称之为 “阿尔比马尔大街阴谋团伙”（Albemarle Street Conspiracy）。【215】

总而言之，X俱乐部就是一个“英国科学黑手党”，而它的发起人就是达尔文斗犬赫胥黎，其成员有达尔文战狼胡克，以及上面提到的那个斯波蒂斯伍德，他们的使命之一就是鼓吹“达尔文进化论”——所以摩尔又称那个黑手党为“达尔文帮派”（The Darwinian Clique）。【216】毫无疑问，那个黑帮集团的精神领袖就是达尔文。事实是，1868年，胡克成为不列颠科学促进会主席，他也是出任此职的第一位“达尔文主义者”。而为了撰写其年会的“主席讲演”——其主旨之一就是兜售、推销达尔文进化论——，胡克煞费了苦心，因此得到了达尔文的悉心指点。这是“德斯门德、摩尔《达尔文》”中的话：

“对于 X俱乐部来说，胡克的演讲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是在达尔文大锅中烹制的热门话题大炖菜：兰花、卷须、起源和‘汤姆·提德勒的领地’，这是一个史前立体模型，他在其上观察了古代人类的崛起和远古神学的消亡。他赞美了莱尔的英雄主义，但赞扬达尔文的成分却更多，并且谴责了‘所有双刃武器中最危险的那个：自然神学。’变异受到了欢呼，雅典学园遭到滥用，自然选择被认为是每个有哲学头脑的自然主义者的精神装备的组成部分。”【217】

实际上，为了给这道“达尔文大炖菜”造势，这个黑手党还精心设计了这样一幕戏：

“X俱乐部抓住了这个机会，党总部安排赫胥黎提出动议，投票感谢[胡克的讲演]，廷德尔附议。”（The X Clubbers seized the opportunity, and it was arranged at party headquarters that Huxley would move the vote of thanks and Tyndall second it.）【134, p.558】

难怪方舟子的“老祖父”迈尔会说：在《物种起源》出版十年内，几乎没有一个合格的生物学家不接受进化事实（within ten years after 1859 hardly a competent biologist was left who did not accept the fact of evolution.）。【117, p.427】黑手党如此猖狂，谁愿意没事找事惹他们啊？如上所述，在方舟子最最疯狂、最最猖獗的那段时间，他有胆量在网上公开给中国的警察发指令，要他们把谁谁“抓起来”。而英国科学黑手党当时虽然还没有狂妄到那个程度，但在“科学”这个职业正在形成之际，他们绝对有能力决定任何一位科学家的事业走向。事实是，X俱乐部虽然是在1864年成立的，但在那之前两年，那伙人就策划让达尔文获得皇家学会最高奖卡波利奖章（Copley Medal），并且在1864年终于取得成功。【218-219】想一想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一个“中宣部科学处残部”就可以把一个文贼、恶棍兼打手捧为“打假英雄”、“反伪斗士”【220-221】，一个“老男人饭局”就能够把一个科学混子、三联骗子捧为“著名科普作家”【222-224】，你就会明白，饭局上的阴谋足以改变历史的轨迹。

（2）双簧戏

高尔顿与达尔文是“同爷异奶”表兄弟，即所谓的半表弟（half-cousin）——方舟子虽然自诩对达尔文相当了解，但他对高尔顿却所知甚少，所以他在冒充“著名达学家”批改袁越的《达尔文的局限》一文时，对袁越把高尔顿说成是“达尔文的一个侄子”这个低级错误视若无睹。【225】不过，高尔顿比达尔文小13岁，他也确实将达尔文视为父辈，“对他的品格的热爱超过所有人”（I love his character more than that of any man）。【226, p.421】显然与家世有关，高尔顿早就在不列颠科学促进会当差，在1863-1867年间更是该会的“总书记”（General Secretary）。【227】虽然那个头衔听上去颇为吓人，但据高尔顿自己说，他当时不过就是一个直接听命于X俱乐部的小伙计。【228】所以，在1882年4月19日，高尔顿找斯波蒂斯伍德致信达尔文家人，询问其意见，显然就是黑手党总部早已谋划好了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德斯门德在其独自撰写的《赫胥黎传》中说，那是“黑夜策划者发动的政变”（The night-time plotters brought off a coup to deposit the agnostic in the Abbey）【229, p.520】——，也是那个计划中故意要做给外人看的那部分。其余的一切，如打通教堂关节、制造社会舆论、组织政客请愿，大都是在人们的视线之外进行的。所以，摩尔写道：

“作为雅典俱乐部和 X 俱乐部的成员，斯波蒂斯伍德因此是赫胥黎—高尔顿集团的一员，完全有能力加快该计划的实施。”【230】

实际上，就在达尔文去世的次日，高尔顿就提前放风给达尔文的儿子，告诉他即将收到皇家学会会长发来的征求意见电报，并希望达尔文家人同意将达尔文“与其他已故的英国伟人安葬在一起。”【231】

不仅如此，在达尔文去世的第二个周四，4月27日，也就是在达尔文下葬西敏寺的第二天，鼓吹达尔文最卖力气的《鲍尔商场报》（The Pall Mall Gazette）——有人说它是一家自由派晚报，一直支持达尔文（the Liberal evening newspaper which had long supported him）【65, p.518】——发表了一篇署名“F. G.”的文章，题为《关于达尔文：一个建议》。【232】这个“F. G.”建议什么呢？他首先建议在周日那一天，牧师们应该选用“Benedicite”而不是通常的“Te Deum”，以纪念达尔文，因为前者反复吟唱“赞美他，尊崇他，直到永远。”其次，他建议，西敏寺的彩色玻璃中，含有上述诗句的玻璃应该成为达尔文的纪念碑，以激励其他国家联手或者各自独立为达尔文立碑。【233】虽然摩尔没有挑明，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F. G.”就是高尔顿——那篇文章后来也确实被收入《高尔顿生平及书信集》。【234】

就在高尔顿半遮半掩地在《鲍尔商场报》上提“建议”那天，赫胥黎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标题就是《达尔文》。其中，赫胥黎反复地把达尔文比作苏格拉底，为他鸣冤叫屈： “他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却被偏执狂们踩在脚下尽情辱骂，被整个世界所嘲笑”。【235】

由于当时的报纸发表的文章多数不属作者姓名，所以没有人知道在那些推波助澜、摇旗呐喊的鼓噪文章中到底有多少是“赫胥黎—高尔顿集团”在暗中组织策划的，甚至亲自操刀炮制的。但摩尔很含蓄地透露了这样一个情节：达尔文的家人担心把达尔文安葬在西敏寺会引起争议，于是他们宣布接受吁请的条件就是没有任何反对意见、或任何讨论，否则他们就拒绝那个方案。【236】于是，下面这幕戏如期上演了：

“周六，《旗帜报》提出了一个充满感情的呼吁——可以说是普通人向艾玛和孩子们发出的请求。达尔文去世时，正如他生前一样，是在他所热爱的乡间别墅里安静地度过的。他在森林中发现了简单的植物和动物，使他能够解决物种起源的伟大谜团，也许对他的许多朋友来说，这似乎是他最后安息之地的最合适环境。但是，一位为英国的名字带来如此荣耀、整个文明世界都为他的去世而哀悼、暂时忽视了当今许多紧迫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人，不应该被安葬在一个相对不起眼的坟墓里。”【237】

如果不是达教信徒，他很难相信这个“呼吁”来自一位与“科学黑手党”毫无关系的“普通人”。据当代著名科学史家鲍勒（Peter J. Bowler, 1944-）说，X俱乐部在早期曾故意操纵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宣传。【238】而布朗也说：

“当达尔文躲在阴影之中忙于写信之时，这个四人帮招募了一支常备军，霸占了期刊，入侵了学界，监视了大学，控制了晚宴，并渗透进了大英帝国的大街小巷。”【239】

布朗所说的那四个人分别是达尔文的导师莱尔、达尔文的战狼胡克、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以及达尔文的美国斗犬格雷，他们是英语世界中捍卫达尔文的主要人物，其中，莱尔和胡克就是通过一个“精心安排”迫使华莱士放弃发现“自然选择”优先权的那两个人【147】，胡克和赫胥黎则是“X俱乐部”的灵魂人物。实际上，这个“午夜政变”不过就是科学黑手党提升自己社会地位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摩尔说，唯一从达尔文躺在西敏寺这个事件中获益的是“职业科学家、政治家、进步教士的新兴霸权”（an emerging hegemony of professional scientists, politicians, and progressive churchmen）。【135】

显然，方舟子既然照抄摩尔的文章，他对上述的一切都必然心知肚明——即使他带有特殊的滤光眼镜，他也滤不掉那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可是，如上所述，在《达尔文的葬礼》一文中，你找不到上述信息的丝毫痕迹。你能够看到的，都是他从摩尔的文章中精挑细选出来的信息，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证明西敏寺接纳达尔文是受“民意”所迫。你看方舟子到底像是一个“追求真理，容不得半点虚假”【240】、“眼里容不下沙子，见到虚伪的东西我真的会‘出离愤怒’”【241】的“打假英雄”，还是一个以“造假”、“作恶”为生的职业骗子？

3、方文贼盗文

毫无疑问，相对于蓄意造谣和公然行骗来说，行窃乃是一个相当轻微的罪行。所以，我把论证方舟子在第二段话中的行窃内容，放在本节的最后进行分析。

首先，方舟子放在第一对引号中的那12个字，“自牛顿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是对摩尔下面这句话的翻译：

“Was he not ‘the greatest Englishman since Newton’?”【134, p.668】

据查，引号中的那五个单词来自《圣詹姆斯公报》（St. James's Gazette）在4月21日——也就是达尔文去世的“第三天”——发表的达尔文讣告。【242】

我曾把方舟子称为“老偷”。【15】【122】所谓“老偷”，其含义有二，一是指他属于“高龄小偷”，是小偷界里的“长者”；二是指他生命不息，偷窃不止的劲头——“老是偷”。【243】所以，他从摩尔那里偷来一句话，根本就算不上啥事儿——能够算得上是个“事儿”的，是他接下来的那14个字，“与牛顿等人埋在一起供后人凭吊”：它们是怎么来的？

原来，摩尔在讲述了皇家学会会长给达尔文家人写信征求意见之后，接着讲述了媒体向达尔文家人施压，要求他们同意将死者葬在西敏寺。而摩尔的主要证据就是《旗帜报》在周六发表的一篇社论。摩尔从那篇社论中摘录了三句话，前两句话的译文已经在上面给出【237】，而方舟子的“与牛顿等人埋在一起供后人凭吊”就抄自其中的第三句话：

“他的适当位置是在那些在人民历史上享有盛誉的伟人之中，因此，如果不与他自己明确表达的愿望或家庭的虔诚感情相冲突，为子孙后代着想，我们有责任将他的遗体安放在西敏寺，在那些杰出的死者之中，是他们使这座高贵的殿堂在世界上无与伦比。”【244】

且不说这句话出现在达尔文死后的“第四天”而不是“第二天”，仅说这篇社论中所说的那个前提，“如果不与他自己明确表达的愿望或家庭的虔诚感情相冲突”，就把方舟子所说的“达尔文的遗愿是埋葬在唐恩村的家庭墓地中……”这句谎言戳破，因为如果达尔文真的有那个“遗愿”的话，他的家人完全可以据之将高尔顿煽动起来的这个阴谋——摩尔明说高尔顿是“煽动者”（the instigator had indeed been a relative, Galton）【134, p.669】——一举击破。实际上，艾玛早就表达过要与达尔文葬在一起的愿望（I should be most unhappy if I thought we did not belong to each other for ever）。【59, p.189】

同样，方舟子说“有一家报纸还指出，早在15年前普鲁士国王已授予达尔文爵位，英国女王却没有这么做，以至达尔文死时还是一介平民，不能以‘爵士’的头衔下葬，难道不该以入祠祀奉来弥补对‘英国第一儿子’的不公平待遇吗”这句话，译自摩尔的这句话：

“The Prussian king – the Telegraph pointed out – had honoured Darwin with a knighthood of the Order ‘Pour le Mérite’ a full fifteen years earlier, yet England had shabbily ignored her first son. She had failed to ‘honour herself by conferring a title. Unlike the Lyells, Herschels, and Newtons, Darwin had gone to his grave, like the muddy engineers, a plain ‘Mr.’”【134, p.668】

需要指出的是，“the Order ‘Pour le Mérite’”并不是一个“爵位”，而只是普鲁士国王颁发的一个勋章。而那个十九世纪的匿名“达粉”之所以会把它说成是爵位，很可能是在向维多利亚女王施压，逼她向达尔文追赐一个爵位头衔。

好笑的是，方舟子上面这句话抄袭摩尔的最有力证据，并不在于“有一家报纸还指出”后面的那些文字，而恰恰就在于“有一家”这三个字。原来，在当时，并非“（只）有一家”报纸提到普鲁士国王给达尔文授勋这码事儿：据“达尔文在线”收集的资料，在4月21日之前，至少有五家英国媒体在达尔文讣告中提到此事。【245-249】摩尔仅仅引述了其中一家，而方舟子就以为仅此一家，结果铸成了做贼的铁证。

应该承认，我没能找到方舟子所说的“达尔文要比已埋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许多政治家更属于那里，因为‘与这位震撼世界的思想家的成果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相比，日常政治的喧嚣大部分不过是尘土一般的贫乏’”这句话的来源。考虑到方舟子的英文阅读理解能力和痴心妄想心理特征，不排除这是他胡编乱造的可能——用方舟子打假司马南时使用的逻辑就是：

“我没找到英文原文，怀疑是捏造的。”【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