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痞篇

如上所述，《海瑞二三事》實際上是“海瑞十三事”，也是方舟子為了醜化、抹黑、詆毀、構陷海瑞所能夠搜集到的“所有事”，用來把海瑞打造成一個為了博取名望而甘冒生命危險、不斷地給自己加戲、插戲、造戲的戲精和影帝。而在“方舟子明史新三篇”的三個主角中，張居正的聲譽至多不過是“毀譽參半”，嚴嵩早已臭名遠揚，只有海瑞，是一位堂堂正正、身上沒有一點疤痕的“清官”、“青天”。所以，我們不禁要問：方舟子冒着身敗名裂的風險、通過偷雞摸狗的手段來撰寫《海瑞二三事》一文，難道就是要證明自己有本事指鹿為馬、顛倒黑白？他為什麼要這麼幹？而要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必須首先分析方舟子構陷海瑞的方法。因為當一個人專心致志地干一件事情時，最能暴露其本性和目的的，就是他的手段。因為一個人無法使用正當的手段達到邪惡的目的——馬丁·路德·金說：“手段是種子，目的是樹。”【147】

讀者將會看到，“三文男”方舟子構陷海瑞的方法和手段，與“打假鬥士”方舟子構陷肖傳國、韓寒以及所有其他人的方法和手段幾乎完全相同——只是在程度和力度上略有差異而已。而這種差異的存在非常容易理解，因為1997年的方舟子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少俠’”，尚未“藝成下山”。【148】但到了構陷肖傳國的2005年和構陷韓寒的2012年，方舟子早已成為名震全國的“網霸”，其霸道程度，用奸商許志強的話說就是，“一言九鼎，一槌定音”。【149】換句話說就是，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紀，惡霸方舟子足以把任何一個人憑空打成“假”、“偽”、“騙”。實際上，這也是為什麼《南方周末》在構陷清華大學教授汪暉時，必須首先要捐棄自己與方舟子的前嫌，向他獻上重禮——即利用自己的全部影響力來構陷方舟子的私敵、死敵肖傳國——以拉他加盟的根本原因。【150】所以，在構陷海瑞之時，尚無藉藉之名的方舟子使用更多的手段是曲筆和影射——即所謂的“方氏話術”【151】——來“制疑”，即故意在讀者頭腦中製造疑團，以顛覆他們對海瑞的傳統認知。他那麼做的原因也非常簡單：既要掩蓋自己的惡毒居心，又要誘導讀者得出他想要給出、但卻沒敢直接給出的結論。方舟子的這個“作惡”演化模式，與實驗心理學的研究結果吻合得嚴絲合縫：即惡人作惡的強度會隨着時間的推移和經驗、權威的積累而日益增強、愈演愈烈。【152-153】

需要指出的是，分析、挖掘一個人構陷行為的心理動機，一般稱為“誅心”——由於直接證據較難獲得，得出結論的主要手段就是邏輯推理，因此較難取信眾人。所以，在解釋方舟子的乖常行為和言論時，如果沒有其他證據，我一般都將之歸咎於無知，因為那是最簡單、最善意的解釋。但是，在研究了方舟子在中國鼓吹達爾文的一個案例【154】之後，我的觀點發生了重大改變。因為我發現，即使是在抄襲那些專門揭露“達邪教”黑幕的文章時，方舟子也有本事利用其中的某些材料把達爾文及其邪教團伙打扮得金光閃閃、漂漂亮亮。而他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成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會選擇性裝瞎，即對那些與自己既定觀點和立場不利的證據視若無睹。如果不了解方舟子的這個邪惡特徵，人們很可能會被他的“無知”假象所欺騙。現在，既然“方舟子乃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邪惡標本”這一命題已經被大量事實所證明【154-164】，所以我們必須對他的“貌似無知”做更進一步的思考：他到底是真無知，還是真無賴、真無恥？實際上，這樣的問題，早在上個世紀就已經被人提出。當時，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傅傑在分析方舟子的一篇史學翻案文章時就發出了“正所謂故作迂痴， 匪夷之思，我就不知道他是真不懂還是在裝不懂了”這樣的疑問。【165】因此，在梳理方舟子構陷海瑞的動機和手法時，我們一定要牢牢地記住這樣一個事實：為了達到自己的邪惡目的，方舟子會不惜“故作迂痴”，儘管這與他的另一個更為顯著的本能性行為——“冒充‘學者’，以文武昆亂不擋的超級權威自居”【166】、冒充“他什麼都懂”、“文理兼通，中西貫通，是罕見的通才”【167】——相悖。換句話說就是，作惡很可能是方舟子更深層次的本能和心理需求（後詳）。

1、局子設局

“構陷”的含義就是在暗中搭建出一個虛假的罪名框架，然後將目標框入其中，以達到陷害的目的——《辭源》的解釋就是“設謀陷害，使人獲罪”【51, p.873】；《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定計陷害，使別人落下罪名” 【108, p.461】。而《海瑞二三事》的第一段話所起的作用就是構陷的第一步，設局，為了把海瑞構陷成“演員”挖坑。

前面提到，關於海瑞致呂調陽書的年代，幾乎是眾口一詞的“萬曆元年”。但是，方舟子卻偏偏選中了蔣星煜近乎獨樹一幟的“萬曆五年”。問題是，方舟子的這個選擇，到底是出於純粹的無知，還是在玩弄“故作迂痴”、裝瘋賣傻的把戲？現在看來，最合理的答案就是，他是蓄意的，因為只有採用“萬曆五年”這個說法，他才能彰顯自己引以為傲的“（史）才”與“（史）識”【168】，即翻雲覆雨、顛倒黑白。換句話說就是，如果不是“萬曆五年”的話，方舟子就失去了“把海瑞考證成為一個因時造勢的虛偽人物”的第一證據。

原來，所謂的“海瑞罷官”發生在隆慶四年（1570年），而張居正出任首輔則是在隆慶六年（1572）六月發生的“大政變”之後。【48, p.136】按照方舟子的邏輯，如果海瑞在萬曆元年攪張居正的局，則他與張居正尚未產生任何矛盾；但如果到了萬曆五年，則因為受到張居正的長期壓制，海瑞就會對張居正產生怨恨，進而產生“要讓嗣修落第”的報復動機。

實際上，在成為“打假鬥士”之後，方舟子為自己辯護的最常用招數就是把所有對自己的批評和揭露都說成是出於“私仇”和“私怨”。例如，早在2003年，也就是在與曾經幫他在中國大陸立穩腳跟的“科學文化人”徹底翻臉之後，方舟子這樣寫道：

“有人說方舟子有公敵無私仇，並不準確。私仇當然是有的，只不過往往是從公敵演化而來，而且毫無例外全都是對方先有了惡意，起了歹心，在背後搞小動作誣陷我。”【169】

同樣，為了化解我本人自2007年開始的“方學研究”——即對他的“假打假、偽反偽、胡科唬”的全面、系統、深入的分析、揭發和批判——，方舟子就在2012年編造了一個他打我的假在先、我揭他的假在後的謠言，完全不顧我從2007年9月21日開始正式發表“方學研究”成果，而方舟子首次公開我的真實身份是在2010年10月16日——也就是在我宣布將在兩天后向他的美國母校正式舉報他抄襲剽竊的當天【170】——這個最最基本的事實【171-172】。難怪方舟子的“田兄”會說“方舟子是一個敢於說假話的人”【75】，而方舟子的最大金主徐波則稱他為“方謊王”【163】。

前面提到，張居正乃是中國歷史上最受方舟子膜拜的政治人物。而張居正和海瑞都經歷了嘉靖、隆慶、萬曆三朝，但在張居正出任內閣首輔的那十年間，卻是海瑞一生中最落寞的十年。所以《明史·海瑞傳》曰：

“萬曆初，張居正當國，亦不樂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視，瑞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然，御史嘆息去。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十二年冬，居正已卒，吏部擬用左通政。”【65, p.5932】

實際上，按照蔣星煜的《海瑞》，張居正與海瑞早就結下了梁子：海瑞出任應天巡撫後，曾逼迫張居正的大恩人徐階退田還民，而張居正則給海瑞寫信，為徐階求情，但海瑞沒有搭理他——“張居正覺得不僅徐階的體面未能保存，連自己也討了一場沒趣，因此對海瑞懷恨在心。”【13, p.72】所以，張居正不僅阻止了“海瑞復官”，他實際上還參與了“海瑞罷官”。【173】實際上，在《海瑞》一書中，蔣星煜對張居正頗多不恭之辭，並將海瑞致呂調陽的那封信當作張居正阻止海瑞復出的原因之一。其實，方舟子照抄蔣書——該書總共不到八萬字，而方舟子早就宣稱，“按我的讀史法，三個月的時間就可以讀完二十四史”【174】，因此他花個半天功夫，即可將蔣書倒背如流——對於這些言論難免會耿耿於懷，所以，他在《海瑞二三事》的第十四段寫了這樣兩句話：

“而有的更說張居正之不用海瑞，乃是海瑞寫給呂調陽的那封信引起了他的忌恨。其實海瑞寫那封信時，張居正已當國五年，不用海瑞也已五年，還不如說海瑞正是因此忌恨而寫了那封信的呢。”【27】

而這恰恰說明，方舟子裝瘋賣傻般地盜用蔣星煜“萬曆五年”這個說法，就是要給張居正洗白，同時假裝不知道海瑞其實早就得罪了張居正這個事實。

事實是，為了給張居正洗白，方舟子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例如，為了批駁“張居正死於縱慾”這個傳聞，方舟子就憑空編造出了“張居正死於中醫手術”這個歪理邪說。【1】所以，自稱“我寫文章、寫微博很少用感嘆號”【175】——因為患有“潔癖”的他覺得感嘆號像是“炸彈”【176-177】——的方舟子在“惟公亮之”四字後面突兀地加上一個感嘆號，其中也必有緣故。而這個緣故就是，它使那封信更像是對呂調陽的“旁敲側擊”、是“讓當朝大學士聽退休官僚的忠告”。事實是，在正文之後，海瑞還寫下了“豫所呂老先生海瑞載頓首余慎”這十三個字【37, 葉四十五】，以表達自己謙卑恭敬之意。如果以感嘆號結束正文，那就跡近威脅了，而不是莫紹德所說的“諷”、蔣星煜所說的“諷刺”。實際上，蔣星煜後來還說海瑞信中的“語氣很委婉”。【138, p.39】你說方舟子這個偽狀元，為了那個貪財好色的張居正，他枉費了多少心機？

實際上，方舟子把“朕答不盡”這四個字塞進萬曆帝的嘴裡，也可能是蓄意的。如上所述，方舟子的《張居正二三事》發表於1997年6月，該文幾乎全抄樊樹志的《萬曆傳》【1】。而就在《萬曆傳》中，就有這樣的文字：

“父榮子亦隨之而貴。萬曆五年（1577年）二月，張居正次子嗣修會試中式。三月，張居正因其子將預殿試，請求迴避讀卷。神宗不允：‘讀卷重要，卿為元輔，秉公進賢，不必迴避。’次輔呂調陽也有兒子（呂興周）與試，同樣上疏乞求引避，也不准④。這場殿試不過是形式而已，結果當然是在意料之中的：張嗣修進士及第，張居正少不得謝恩一番。適逢神宗講讀畢，張居正便向皇上說：‘臣男嗣修，欽蒙聖恩，賜進士及第。’神宗回答得很直爽：‘先生大功, 朕說不盡，只看顧先生的子孫。’⑤很明顯，神宗是以如此‘看顧先生的子孫’作為報答的。如果說有什麼科場舞弊的話，這算得上最大的舞弊。”【178, p.101】

同樣，在方舟子抄襲的另一個對象、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中，那句話也一再被寫成“先生功大，朕無可為酬，只是看顧先生子、孫便了”【48, p.339】、“先生功大，朕無可為酬，只是看顧先生的子孫便了”【48, p.388】。而方舟子的“對先生的子孫是這麼看顧的”這12個字，就是從朱東潤的“是這樣地看顧也許沒有料到！”【48, p.390】這12個字脫胎而成的。既然如此，方舟子怎麼可能在緊接其後撰寫的《海瑞二三事》中，把“說”抄成“答”呢？所以說，“朕答不盡”大概率是方舟子故意捏造的，因為他就是要給人以“萬曆帝要報答張居正大功”的印象，然後他才能名正言順地說萬曆帝是“徇私舞弊”的“正主”，而海瑞不給“正主”寫信，卻給張居正手下的呂調陽寫信，其真實目的“是寫給眾人看的，更是寫給後人看的。”

實際上，為了給“萬曆皇帝才是徇私舞弊的正主”這個論斷找論據，方舟子幾乎費盡了心機。首先，方舟子故意無視這樣的事實：會試總裁掌管的是會試；一個人會試過不了關，就不會參加殿試，因此皇帝想要通過“作弊”來提拔誰，他都伸不上手。其次，方舟子將皇帝授予功名的權力與剝奪功名的權力混為一談，說什麼“張居正屍骨未寒，神宗即剝奪張的兒子們的功名”。事實是，萬曆帝剝奪張居正兒子的功名，全都是因為有人上疏彈劾他們，並且疏中列舉的事實，也都無可辯駁。例如，萬曆十一年正月，南京刑科給事中阮子孝上疏，詳述張居正三子登科黑幕，以及張居正徒黨、吏部侍郎王篆兩個兒子的類似情節。【179】這是《明實錄》中的相關記載：

“癸酉南京刑科給事中阮子孝論故輔臣張居正、原任吏部侍郎今閒住王篆各子濫登科第，乞行罷斥。上令內閣擬旨革黜。大學士張四維具疏言，居正諸子所習舉業，委俱可進。惟其兩科連中三人，又皆占取高第，故為士論所嫉，以致謗議失實。至於王篆二子，不知所學如何。若一加覆試，則堪中與否可以立見。伏望聖慈矜察。居正二子在翰林者調別衙門，用一子在部屬者容其照舊。王篆二子令吏部都察院於午門前出題覆試。上不從，自批子孝疏，張懋修等都著革了職為民。”【120, pp.2459-2460】

對此，樊樹志這樣評論道：

“平心而論，張居正的三個兒子連連進士及第，並非全仗自己的真才實學，主持其事的官僚們為了阿諛張居正，做了些小動作，使他們躍登龍門。不過最後都由神宗裁定，他心中最明白，這是他對元輔的一種報答。現在既然元輔已死，而且罪狀已經揭發，這種報答當然應該取消，這完全是功利主義的處理方式。”【178, pp.183-184】

而對方舟子來說，在張居正淫威之下長大的萬曆帝通過“徇私舞弊”來提拔張居正的兒子來報答張居正的“大功”是合理的、正當的；但當張居正篡權亂國的黑幕被揭開後，萬曆帝卻不可以撥亂反正、嚴厲處罰張居正篡權的受益者，即他的兒子。

實際上，“奉旨行事的主考官”張四維當時不僅未受追究，萬曆帝對他仍舊言聽計從。這年四月，張四維父親去世，萬曆帝“命禮部從優擬恤”並降旨撫慰。【120, p.2531】所以，《明史》以下面這些文字終結《張四維傳》：“雲南貢金後期，帝欲罪守土官，又詔取雲南舊貯礦銀二十萬，皆以四維言而止。尋以父喪歸。服將闋，卒。贈太師，諡文毅。”【65, p.5771】同樣，東道監察御史丁此呂也曾在萬曆十二年上疏，指控萬曆七年應天鄉試主考高啟愚所出的試題是在為張居正篡位造勢。【180】不僅如此，丁此呂還揭露說，禮部左侍郎何洛文“自舘選時卽為居正所昵，向以乾兒畜之。凡屬意群奸，必藉洛文為介紹，嗣修、懋修及第制策皆洛文代為之。”而其結局，用朱東潤的話說就是，“經過幾度的爭持，此呂、啟愚同時去職”、“考官免罪，但是雒文還是解職。”【48, p.391】所以，方舟子說萬曆帝“連奉旨行事的主考官都要追究責任”，就是信口雌黃。

其實，方舟子如果真的相信自己的結論，即那封信“是寫給眾人看的，更是寫給後人看的”，他就應該首先回答由這個結論而產生的疑問：既然海瑞有意作秀以博取“眾人”乃至“後人”的喝彩，他豈不應該將那封信抄錄下來，並且將之收進自己編輯刻印的文集之中？如果海瑞真的那麼做了，莫紹德就完全沒有必要在海瑞死後二百多年才發現其真跡了，而除了方舟子及其同類之外，絕大多數人對海瑞的評價也不會因之而產生任何絲毫的不同。

2、謠子造謠

如上所述，“萬曆五年”只不過是方舟子構陷海瑞的一道開胃菜，而“海瑞罵皇帝”才是方舟子為構陷海瑞而烹製的“滿漢全席”。這套全席共有五道菜，第一道菜就是極盡詆毀海瑞之能事：開篇就說海瑞不是進士——“舉人”這個詞，在全文中出現了四次——；接着造謠說，為了儘快當官，海瑞只參加了一次會試就放棄了科舉正途；但海瑞雖然在科場無能，但在官場卻如魚得水，所以他才能夠一直做到一個舉人能夠達到的“絕無僅有”的高位。問題是：學歷不高、智商平庸的海瑞到底是怎麼做到這一點的呢？方舟子給出的答案就是“罵皇帝”。而為了營造“海瑞罵皇帝”是演員海瑞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場大戲，方舟子先是造謠說海瑞在戶部“無所事事”了兩年，然後造謠說海瑞在那份“空前絕後”的罵疏中“隻字未談本職工作，從頭到尾只是在攻擊世宗”；並且，為了給人一種“戲精海瑞不斷給自己加戲”的印象，方舟子接着造謠說，在那份罵疏中，“還有更激烈的話，為《明史》所不敢錄”。換句話說就是，方舟子在《海瑞二三事》的第二段話中，至少造了四個謠——所以他的真名應該是“方謠子”。

首先，方舟子說，海瑞“會試落第，就未再參加會試”，不大可能是出於無知，而是要給讀者一個海瑞不走正途、急於當官的印象。事實是，海瑞中舉之後，曾在嘉靖二十九年和三十二年兩次參加會試，均不第【38, p.304, 309】【40, p.18】【41, p.65】，而不是如方舟子所暗示的那樣，僅僅一次。實際上，張德信《海瑞》一書第二章的標題就是《兩試不第》。【39, p.11】

其實，方舟子在海瑞科舉問題上煞費苦心，完全是因為他本人以及他的那幾個大牌狗腿子如科學納粹孫文俊【181】和“三聯騙子”袁越【133】都信奉“考試決定論”或“智商決定論”，即他們全都認為，一個人的高考成績反映了他的智商，而一個人的智商應該決定他的社會地位。按照這個理論，他們這些得以進入名校的高智商，其財富和地位應該遠遠高於普通人，而不是連高中輟學生羅永浩和韓寒都不如——這也是他們仇華、反華的一個主要因素。實際上，直到今天，流亡美國的方舟子還在扯嗓子高喊“盛行反智主義的中國需要‘學歷崇拜’”【182】——好像他真的關心“中國需要什麼”這個問題似的。

也就是因為把高考成績、最高學歷看得比自己的性命還要重要，所以方舟子至今仍舊恬不知恥地炫耀自己是一個“語文狀元”【183】，並且動不動就把自己的那個“美國博士”招牌亮出來。其實，早在成為“打假鬥士”之前，方舟子就曾說過這樣的話：

“在生物科學的領域，沒有相關博士學位的人是沒有任何資格從事科研的，那些只有碩士學位的人尚且只能乾乾技術活，更不要說其他人了。那些‘自學成才’的，都只能研究偽科學。”【184】

而在當上“打假鬥士”之後，他的那個“美國博士”招牌不僅馬上就變成了他包打天下的資格認證證書，而且還是他抵擋槍林彈雨的金鐘罩和鐵布衫：

“溫記者如果沒有判斷評論可靠與否的基本常識，如果不知道用真實身份發表的言論的可信度要高過匿名評論，如果會去相信一位留美十三年的美國博士對簡單的英文也會‘全部理解和翻譯錯誤’，英文閱讀理解能力甚至比不上只到美國轉過一圈的‘土’博士，如果自己對譯文的對錯沒有判斷力，難道不會去採訪一下英語翻譯專家，請他用真實身份發表一下看法？還有沒有做為記者的起碼的新聞素質了？”【185】

“我不知道劉縣書如此自稱是什麼意思，是說自己本科讀過生物或曾經自學過生物，所以就可以訓斥一位分子遺傳學方向的生物學博士在遺傳學問題上不專業？”【186】

實際上，當方舟子在2012年興沖沖地跑到上海電視台批中醫時，慘遭一名老中醫的質問：“你搞過幾年中醫？”而方舟子的回答就是這句反問：“你讀過博士沒有？”【187】

所以，方舟子一再強調海瑞只是一個舉人，就是在暗示他的資歷不過就是一個上不了台面的“碩士”，因此其才學和智力都遠不如張居正，所以他的升遷需要“一步步往上爬”，或者自己給自己加戲，而不是憑藉真本事、真功夫。

其次，方舟子反覆強調海瑞上疏距離他到戶部任職是“兩年”，就是根據他從蔣星煜那裡抄來的錯誤，即海瑞上疏發生在“嘉靖四十五年二月”。而蔣星煜在《海瑞》第四章寫下的開篇第一句話就是：“一五六四年十一月（嘉靖四十三年十月）海瑞進京，出任戶部雲南司主事”。【13, p.38】且不說從嘉靖四十三年十月進京到嘉靖四十四年十月上疏，正好是一年，就算上疏時間真的是“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滿打滿算那不也只是一年零四個月嗎？按照方舟子的“399萬也是300多萬”這個“方氏算術大法”【188】，方舟子豈不應該說是“一年多”？而恰恰就是因為要構陷海瑞，所以他不惜把話往大了說，其目的，就是讓人產生海瑞坐不住冷板凳，急於“往上爬”的印象。

事實是，通過玩弄數字遊戲來構陷他人，乃是方舟子的一大利器。例如，為了構陷四川大學醫學院教授魏於全“造假”，方舟子及其走狗就一再宣稱魏教授的實驗研究需要使用“幾萬隻小白鼠”，以暗示其“不可能”，因此是“造假”。【189】同樣，為了構陷韓寒“造假”，方舟子及其狗腿子就一口咬定韓寒的身高不到一米七，而不是韓寒本人說的1.71以上。【190】而為了詆毀我的“方學研究”，方舟子就一再造謠說，我寫了“幾千萬字”，既是暗示我粗製濫造，又明示其徒眾，不要去讀，因為你們根本讀不完。【191-192】所以，他貌似漫不經意地把海瑞“無所事事”的時間誇大了一倍，出於純粹無知的可能性要遠低於出於蓄意構陷的可能性。

第三， 方舟子將海瑞的“蓋天下不直陛下久矣”譯成“天下人早就認為你不配當皇帝”，就是在冒充文盲，故意曲解“不直”這個詞。實際上，《漢書》中就有“上由是不直延壽”這樣的話，而其譯文就是“皇上因此不信任韓延壽”。【193】而在朱東潤主編的《通用大學語文》中，“不直陛下”的釋義就是“不以您為然。”【194】事實是，在方舟子當時所能夠看到的所有相關文獻中，沒有一本書將之譯為“不配”。例如，蔣星煜就說：

“本來這樣就已經充分說明了人民對朱厚熜的不滿，但是海瑞還覺得有把問題進一步明確的必要，因此他毫不諱飾地在奏疏中說：‘蓋天下不直陛下久矣！’一個五品的臣僚用這種嚴厲指責的口吻向皇帝進諫，說天下人早就對你這個皇帝不滿了，這在歷史上是少有的事情。”【13, p.43】

同樣，黃仁宇對那句話的解釋也是：“就是說普天下的官員百姓，很久以來就認為你是不正確的了。” 【64, pp.138】

事實是，曲解詞義乃是方舟子後來“假打假、偽反偽、胡科唬”的慣用伎倆。例如，為了證實他造的謠言，即美國政府不承認中醫，他就故意把美國衛生研究院替代醫學研究所的“替代”（alternative）一詞譯為“另類”。【195】方舟子諸如此類的邪惡行徑，用“擢髮難數”、“罄竹難書”來形容，一點兒都不過分。

第四，方舟子說，舉人出身做到正二品高官“絕無僅有”也是信口胡謅，其目的明顯是要說，海瑞在科場拼真本事不行，但混官場卻相當在行。事實是，早海瑞約一個世紀，就有一個名叫賈俊的舉人做到了工部尚書的職位。《明史》曰：“時專重進士，舉人無至六卿者，俊獨以重望得之。”【65, p.4896】而晚海瑞半個世紀，還有一個名叫陳新甲的舉人，官至兵部尚書。《明史》云：“自弘治初賈俊後，乙榜無至尚書者。”【65, p.6637】據《明史·職官》，六部尚書都是正二品。實際上，連黃仁宇也只說海瑞的高升“罕見”【64, p.140】，但方舟子卻大筆一揮，將之拔高到“僅見”的極端程度，突顯其文痞惡棍之嘴臉。

3、惡棍作惡

如上所述，《海瑞二三事》的第三段話就是說，在明朝的皇帝中，嘉靖帝本來不錯，但因為曾被海瑞痛罵，他竟然變成了明朝的頭號昏君——由此可知演員海瑞把那出戲演得極好。這是那段話的全文：

“比之武宗之胡鬧，神宗之貪婪，熹宗之昏庸，世宗還算不上大明最糟的皇帝，但我們一談到明朝的昏君，想起來的首先就是這位家家皆淨的嘉靖帝，在一定程度上還得歸功於海瑞這一罵。我們讀這樣的罵文，確實如聽人罵街一樣的痛快，但不要忘了，罵的乃是當朝皇上。即使換上以納諫出名的唐太宗，恐怕也無法容忍如此進諫。據說世宗讀了這封奏疏後，氣得全身發抖，把奏疏摔在地上，大喊快去把他抓來，不要讓他逃跑了。旁邊的一位宦官勸他說：這人是個出名的書呆子，上奏疏之前已告別了家眷，遣散了僕人，連棺材都準備好了，不象會逃跑的樣子。實際上在兩年前海瑞進京前就把家眷都送回了瓊州故鄉，不可能在這時候又來告別家眷，這或者是這位宦官編造了一番話為海瑞求情，或者這整個戲劇性的一幕，根本就是編造出來的，雖然被一本正經寫進了正史，但中國的史書，本來就是史實和小說不分。”【27】

就像第一段、第二段話一樣，這段話也充滿了惡意。讓我們按照其先後順序來慢慢分析。

首先，方舟子的第一句話就是在使用其慣用的方氏構陷邏輯，即顛倒黑白，倒因為果：嘉靖帝被視為明朝的著名昏君，不是因為他“糟”，而是因為他“被海瑞罵”。實際上，早在開始“亂侃明史”之際，方舟子就曾斷言，“明朝的皇帝中非昏君即是暴君。”【196】並且，他還說，“中國的帝王可以根據兩個標準分為四類：能君與昏君，仁君與暴君。”【197】換句話說就是，胡鬧的武宗、貪婪的神宗，昏庸的熹宗充其量也不過是“昏君”而已；但是，被方舟子譽為“算不上大明最糟的皇帝”的嘉靖帝卻是明朝唯一一個既昏庸且殘暴的皇帝。這是被方舟子幾乎翻爛了的《嚴嵩傳》中的話：

“皇上盛怒，命令重杖一百，‘一杖痛一杖，毋脫之’。錦衣衛遵命，刑杖至五十左右，楊最即斃命闕下。狠毒的皇上仍令杖滿一百始罷。其時百官班朝，跪伏震懼。”【67, p.91】

楊最到底犯了什麼滔天大罪，能把嘉靖帝氣得當堂殺人？原來他不過就是批評了皇帝“誤信方士”而已。所以，連方舟子都知道，海瑞“攻擊世宗屠戮大臣不是個好皇帝”這碼事兒。既然是“屠戮”，被殺者自然不會僅僅一人。看看這段記載：

“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皇帝命禮部照旨立即更改尊號，朝臣抗爭，群情激昂。七月十五日，借百官散朝之機，吏部侍郎何夢春、修撰楊慎（楊廷和之子）等倡言：‘使節死義，正在今日’，‘萬世瞻仰，在此一舉’，號召群臣伏闕請願。於是朝臣二百二十餘人跪伏左順門下，高呼：‘高皇帝（明太祖）’！‘孝宗皇帝’！並且一齊哭號，聲震闕廷。嘉靖皇帝決心粉碎臣下的對抗行為，命令錦衣衛將參加請願的官員姓名全部登記在冊，然後按名冊大逮捕。先將為首者八名逮捕入獄，接着又將一百三十四名五品以下官員逮捕入獄。其他待罪遣散。幾天以後，作出判處：為首者戍邊，四品以上者奪俸，五品以下一百八十餘人廷杖，其中編修王相等十七人慘死杖下。”【67, p.30】

實際上，嘉靖帝不僅僅以“屠戮大臣”臭名昭著，他還是整個中國歷史中唯一一位慘遭宮女集體謀殺的皇帝——這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記載：

“臣等九月二十二日，到北京，見東西角頭將，宮女十六人，剉屍梟首。問之，則宮婢揚金英等十六人共謀，二十一日夜，乘皇帝醉臥，以黃絨繩，同力縊項，事甚危急，宮人張芙蓉，覘知其謀，往告方皇后，皇后奔救，則氣息垂絶，良久復甦。命召六部尙書，會議定罪。蓋以皇帝雖寵宮人，若有微過，少不容恕，輒加捶楚，因此殞命者，多至二百餘人，蓄怨積苦，發此凶謀。”【198】

方舟子對朱元璋殺戮百官恨得咬牙切齒，但洪武帝殺百官的罪名大多是貪腐、謀反；而嘉靖帝殺百官的原因，則只有一個，那就是他們向皇上效忠、進諫。所以張顯清說：

“左順門事件是明代規模最大的一次朝臣請願活動。參加者中雖然也有勉強附和之輩、尚氣好名之徒，但大多數人對他們所堅持的信念是真誠的，‘唯恐陷主於非禮’，‘憂國如家，視死若飴’，如痴如憨，以死諍諫。”【67, p.30】

而就是這樣一個惡魔般的昏暴之君——蔣星煜就說他是“昏暴的皇帝”【13, p.48】——，竟然被以“明史專家”自許的方舟子評為比“武宗之胡鬧，神宗之貪婪，熹宗之昏庸”要好得多的皇帝。實際上，僅憑嘉靖帝豢養了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奸臣”嚴嵩這一件事，方舟子就應該將他的“糟”排在那三個人之前——，而他做出如此既昏庸又奸佞更邪惡的評價的唯一目的，只是為了構陷海瑞——就像他把萬曆帝說成是明朝第一昏君【199-200】，只是因為他清算了張居正一樣。

其次，方舟子說海瑞上疏如同“罵街”，就是在說海瑞故意製造事端，以便能把戲演大、演火、演到“炸街”。需要指出的是，方舟子一再宣稱“我就是對真相有潔癖”【201】、“我從來不說髒話”【202】，但他卻以“罵人”為生——他自己承認，“我一貫認為罵人罵不好，罵的人比被罵的難看”【203】，意即他自認為“我罵人罵得好”——，而在其詞典和“話術”中，“罵街”乃是一個分量極重的罪名，因為“罵街是個人修養問題”【204】。所以，一篇文章，一旦被他罵為“罵街文章”【205】，那就相當於被他宣判為“不值一讀、不值一駁”；一個人，一旦被他封為“罵街黨黨代表”【206】、“罵街記者”【207】、“罵街皇帝”【208】、“罵街科主任醫師”【209】、“首席罵街員”【210】，那就相當於“打假鬥士”方舟子宣判對方人格徹底破產、職業生涯徹底完蛋——可以媲美福建省雲霄縣低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方溪芳“以鏗鏘有力的閩南話宣布：‘判處現行反革命犯張××有期徒刑十五年’”【211】。所以，方舟子說海瑞的《治安疏》是“罵文”、“確實如聽人罵街”，就是在故意侮辱海瑞。只不過是，當時的方舟子還沒有膽量給海瑞扣上“罵街主事”的大帽子而已。

第三，方舟子僅僅根據《明史·海瑞傳》中一個宦官的可能口誤就一舉否定“中國的史書”，凸顯其對中華民族的刻骨仇恨。實際上，我早就證明，至少在赴美留學之前，方舟子就已經對中國發出了毒咒，讓中國發生“一次奇蹟的毀滅”、讓熔岩“淹沒所有沒有人證的歷史”。【212】而方舟子滅華計劃的第一步根本就不是他的狗腿子、美國老中醫兼中醫黑王澄（1957-2021）所設想的那樣，“中醫垮則政府亡”【213】，而是徹底否定“中華文化”——他發動“新語絲政變”之際將新語絲社註冊為“新語絲中國文化社”肯定經過了一番深思熟慮。而在所謂的“中華文化”之中，他最熟悉的莫過於中國的史書，因為到了1997年，他已經“讀完”二十四史至少N遍。【174】

事實是，早在1993年，方舟子就這樣寫道：

“中國向來極其重視歷史，其重視程度無任何其他國度可比；中國的史料也非常豐富，其豐富程度也是無以倫比。但中國史家的治史態度卻談不上嚴謹，以現代史學標準來衡量，至少有兩個缺陷，第一是人神不分，神話、鬼話、歷史混雜，上古史是如此，中古、近古也同樣如此，堂堂二十四史，也充斥了妖魔鬼怪，朱元璋出身的時候，據《明史》說，紅光滿室，鄰居以為失火了，跑來救火，整個一神話。第二，是有太多的忌諱，玩春秋筆法，公然標榜為尊者諱，為仁者諱，若到了極端，便只有主觀的歷史，沒有客觀的歷史。”【214】

而他後來之所以會把他花了七、八個月時間攢成的《大明小史》藏得無影無蹤，除了因為慘遭都人的“打假”【15】之外，與他意識到自己的“亂侃”幾乎全都基於“中國的史書”這一事實有相當大的關係。

事實是，方舟子消滅中國史書的妄想從未消失。2006年，他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文章，其中就有“《史記》算不上嚴謹的史書，充斥了神話、鬼話、傳聞和小說家言”這樣的話。【215】實際上，直到2019年，逃亡美國的方舟子仍舊隔着太平洋向他的徒眾灌輸“中國史書不可信”的觀念，以致他的一個聽眾這樣問他：

“既然史記、左傳、春秋、二十四史……等等都不是好的學習歷史的書籍，能否請方先生推薦可供小學生、中學生或者成人學習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的書籍？”

這是文史畸才方舟子的回答：

“我實際上並不提倡大家去讀中國古代歷史文獻，一般來說沒必要去讀。除了語言上的障礙——一般的人看文言文是比較頭疼的——還要分辨史料的真假，是比較難的，需要比較專業的。所以我並不提倡大家去看那些二十四史、看什麼《資治通鑑》。甚至《史記》，其中幾篇名篇可以作為文學作品來看，不要作為歷史來看。至於要看什麼樣的歷史，當然就看當代人寫的是最好的。但誰，我沒法推薦，因為我就沒有關注過。”【216】

也就是說，宣揚民族虛無主義是方舟子滅華戰略的根基，而他之所以在從事“分子生物學的前沿研究”【217】、“分子遺傳學前沿研究”【218】、“分子遺傳學方面的前沿研究”【219】之際，不惜通過做賊來撰寫既沒有一分錢報酬、也沒有幾個讀者、而且還極可能損害自己聲譽的《海瑞二三事》，只能有一個既科學又道義的解釋，那就是：“悠悠萬事，惟此為大”。

4、獄子治獄

《海瑞二三事》第四段話的目的仍舊是要把《治安疏》定性為“罵”、是“訕上”，並且繼續暗示海瑞之所以非要“幹這種無成效的蠢事”的目的，就是為了自己的仕途和名聲，要“一罵成名”，所以他才能“從一個默默無聞的舉人出身的小官僚，一夜之間成為婦孺皆知的大名人。”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海瑞在上疏之際，並不曾認為自己是在干“無成效的蠢事”；而根據嘉靖帝在被罵之後的反應，海瑞的奏疏也絕非“無成效”——這是《明史》的記載：

“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日再三，為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疾，煩懣不樂，召閣臣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耶？’”【65, p.5930】

一個皇帝因為挨“罵”而考慮“內禪”，這還不算是“成效”嗎？實際上，連李贄的《續藏書》——方舟子曾說“我懷疑《明史》的許多列傳都改自《續藏書》”【220】——都說：“上震怒，投其章於地。已徐閱之，意若為動者，留逾月不下。”【221】難怪有學者會這樣說：

“是啊，海瑞奏疏中的言詞，犀利異常，所依據的事實，所闡發的道理，無一不擊中要害。它象雷霆，轟毀了嘉靖皇帝賴以支撐的精神支柱，它又象颶風，吹散了嘉靖皇帝孜孜以求的迷妄夢幻。他的心抽搐得更緊了，血液也象要凝固起來似的，空虛的心靈顯得更加空虛，以至完全喪失了力量，喪失了一切。他緊閉着雙眼，咬着牙齒，有氣無力地癱軟在椅子上，喘着忽長忽短的粗氣。”【39, pp.109-110】

“海瑞的疏文是對嘉靖帝中年以後失政的一次全面的、深刻的揭露和鞭撻。其廣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不能不引起嘉靖帝心靈的極大震撼。疏文說理透徹，事實確然有據，連一向掩飾己過，好虛榮的嘉靖帝也承認‘海瑞言俱是’。這說明晚年的嘉靖帝對自己崇道事玄, 苛責臣工等失政，是有一定的認識的，內心深處的悔恨是顯而易見的。”【222, pp.320-321】

確實，雖然現代史家幾乎眾口一詞地將嘉靖的死因歸咎於丹藥中毒【222, pp.321-327】【223】，但他死在海瑞上疏之後十四個月這一事實本身就說明，《治安疏》對他精神上的打擊肯定超過丹藥對其肉體的摧殘。

其次，方舟子以海瑞“自己也明白上這樣的奏疏，只能招來殺身之禍，並不能讓皇帝幡然改悔”為由，推斷海瑞上疏純粹是為了自己出名，也未免太過滑稽。因為中國士人自古就有“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傳統。實際上，連方舟子本人都在1989年說：“我正是崇尚‘知其不可而為之’”。【174】二十九年後，他仍舊這麼說：

“今年我五十歲了。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世上本無天命，也就無所謂知不知道。使命則是有的，那是自我的選擇，自己當然知道。二十七年前，我第一次‘乘桴浮於海’時，已知道自己的使命何在，現在當然更加清楚了。幾經風雨，來回折騰，依然做着不抱希望的奮鬥，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224】

實際上，方舟子反反覆覆地公開嘮叨“雖萬千人吾往矣！”這句話，就是在炫耀自己勇於“捨生取義”。並且，針對耗費了自己大半輩子的“打假”，方舟子從一開始就是這麼說的：

“看到了中國學術界這麼多黑暗，我感不感到絕望呢？我從來不抱有希望，所以也不感到絕望。”【225】

既然如此，為什麼海瑞干同樣“不抱有希望”的事情，卻是出於私心呢？對於這個看似無解的問題，最合理的解答就是：方舟子當時就是在將心比心、以己度人。實際上，我早就發現，“方舟子的想象能力極差——如果他真地有想象力的話——，所以他揣測別人的心理，一般都是根據自己的‘親心’體驗為依據”這個著名的“方氏心理”。【226】

第三，方舟子說海瑞干蠢事的原因，“用後來神宗評言官們的話說，這是‘訕上賣直’，以誹謗皇上來賣弄自己的正直”，再次凸顯他構陷海瑞的惡意。

原來，在撰寫《張居正二三事》時，方舟子從樊樹志的《萬曆傳》中知道了“訕上賣直”——實際上是“訕君賣直”【178, p.263】——這個說法，於是曾義正詞嚴地為他早就恨之入骨的萬曆帝如此辯護道：

“對這種身在九重之外卻自以為對皇帝的性生活知道得一清二楚，把手伸到了大內衽席之間的近於誹謗的言辭，神宗最初是怒不可厄，必加嚴懲，到後來悟出了這些人不過是要‘沽名訕上’、‘訕上賣直’，欲博得犯顏死諫的美名，簡直就是為了被懲罰而上疏，懲罰他們，懲罰得越重，越滿足了他們的心願。”【26】

顯然，方狀元以為他放在引號中的那兩個詞組是萬曆帝的發明。而實際上，早在《論語》中，就有“惡居下流而訕上者”這樣的話。【51, p.1564】至於“賣直”，至晚到唐朝也已經出現，因為唐德宗就曾指責姜公輔“賣直取名”。【227】事實是，嘉靖帝本人就曾多次斥責臣下“訕君毀道”、“欺訕朕躬”、“訕主專橫”、“訕上無禮”、“要名賣直”、“沽忠賣直”、“賣直沽名”【57】，並且在嘉靖九年以“非詆先儒、譏訕朕躬、嫉正懷邪、要名賣直”的罪名將一名言官下獄【57, p.2625】。可是，對於“海瑞罵皇帝”這件事，嘉靖帝卻從來就沒有使用過“訕上”或“賣直”這倆詞兒。恰恰相反，他坦然承認“海瑞言俱是”；即使後來將海瑞下獄，他給出的罪名也不過“詈主毀君”而已。【38, p.352】

所以，方舟子穿越時空，越俎代庖，指控海瑞“誹謗皇上”，不大可能僅僅因為他有信口雌黃這個天性，更可能的原因是，在經過精打細算之後，他非要給海瑞扣上一頂他能夠想得出來的最大號的帽子。原來，在“方氏詞典”中，“誹謗”乃是一個比“罵街”要嚴重得多的罪名，他本人就曾以遭到“誹謗”為由，發表過至少七個“聲明”【228】——其實質就是敲詐勒索加威脅恫嚇——；並且，他還把自己在中國打的第一場官司定性為“〈探索與爭鳴〉誹謗案”【229】或“野鶴誹謗一案”【230】。事實是，在新語絲的客廳中，方舟子曾指控別人“誹謗我”至少五十次。所以他指控海瑞“誹謗皇上”，頗像是對海瑞沒有被皇上處以極刑感到萬分的失望、遺憾、和惋惜，就像他和他老婆對肖傳國沒能被以“殺人未遂”的罪名打入死牢而咬牙切齒、痛心疾首一樣。【231-232】

5、潑夫發潑

《海瑞二三事》的第五段話雖然主要用於敘述“史實”——當然是方舟子偷來的片面“史實”——，但從方舟子的遣詞造句中，任何沒有偏見的讀者都能夠感受到他對海瑞的強烈惡意。事實是，在這篇文章中，方舟子總共使用“罵”字十九次，而在這一段中，“罵”字出現了七次。換句話說就是，方舟子就是要把“海瑞上疏”定性為“海瑞罵皇帝”。

事實是，最早在平面媒體上把“海瑞上疏”稱為“海瑞罵皇帝”的那個人就是吳晗。【89】而吳晗自己承認，他在1959年突然間對海瑞產生空前的興趣，完全是因為要與當時的政治形勢相呼應。【233】而他當初撰寫《朱元璋傳》的初衷也不過就是“由於當時對反動統治蔣介石集團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而已。【234】所以，吳晗把海瑞的“諫”說成是“罵”，即使是在今天來看，也頗像是別有用心，因為他的本意就是要把海瑞說成是勞動人民的代言人——“人民想罵皇帝而不可得……真正罵過皇帝，而又罵得非常之痛快的是海瑞。”【89】也就是要為這個立論製造證據，吳晗提出了那個“吳晗猜想”，即《明史》中之所以沒有收錄海瑞的“家家皆淨”這句話，是因為“修史的人要替皇帝回護”。而這個“猜想”的深層意思就是把海瑞放到“統治階級”的對立面。儘管吳晗後來放棄了這個“猜想”，但“海瑞罵皇帝”仍舊是吳晗的致命傷。文學理論家霍松林在1965年如此評論道：

“海瑞提到‘民不聊生’、‘家家皆淨’，其實並不是什麼‘罵皇帝’，而是愛皇帝、向皇帝敲警鐘，獻計策，進統治術。”【235】

同樣，戚本禹在1966年也這樣質問道：

“為什麼吳晗同志在一九五九年，突然對‘罵皇帝’的題目，這樣熱烈地感到興趣起來？文章寫得那麼尖酸、熱辣，通篇皆是罵、罵、罵。……人家海瑞本來是勸皇帝、愛皇帝，吳晗同志為了鼓吹那種抽象的、罵之一快的‘勇敢’精神，便顧不得事實，改‘勸’為‘罵’、改‘愛’為‘罵’了。”【236】

實際上，在“文革”後，連專門研究海瑞的專家也這樣說：

“而海瑞卻出自忠君憂國之情，於嘉靖四十四年十月獨自上疏。……海瑞所以上這封奏疏，他的用意和立場仍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其目的是在警醒皇帝，使從迷信方士求長生不死的夢幻中覺悟過來，這是他忠於皇帝、忠於封建朝廷的思想表現。”【41, p.80】

“對海瑞上《治安疏》歷來評價很高，他自此亦直聲遂聞天下。這篇奏疏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間疾苦和臣民對皇帝的怨恨，措辭又相當激憤，稱之為‘罵’也未嘗不可。但通觀全篇，海瑞的根本立場和出發點，仍然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其目的是為了‘正君道，明臣幟，求萬世治安’，這正是他忠於皇帝的思想表現。他所以不怕死，大概是準備實踐‘文死諫’這一信條，可是他這種精神表現卻反而使皇帝感到意外，終於沒有殺他，還說：‘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紂耳。’對海瑞的忠心，似乎感動了皇帝而得到承認。”【41, pp.229-230】

而為了給吳晗洗白，蔣星煜連“嫁禍於人”的手法都使了出來：

“這種諫勸在封建時代，每個朝代都有，那些忠心的臣僚，當然也會反映民間疾苦，但絕不是推翻封建統治，也無意更換封建統治者，而是希望統治者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希望能出現國泰民安的局面。這種進諫，至多只能是逆耳忠言，和發泄仇恨私憤的‘罵’是有根本區別的。”【47, p.187】

“因此，我認為《海瑞罵皇帝》這一短文果真出之於吳晗手筆的話，也不代表他本人的看法，不能排除是他人授意，或他人指使所寫。也有可能是別有用心的人，早就在實施後來張春橋之流公開承認的‘引蛇出洞’的計謀了。否則的話，無論如何解釋不通的。”【47, p.189】

吳晗利用明史為其政治目的服務，雖然嘗到過甜頭，但他最終為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即方舟子所說的“害死了一位明史學家的一家三口”。而無論個人得失如何，吳晗把海瑞的“諫”說成是“罵”，確實貽害無窮——西北師範大學史學教授田澍這樣評論道：

“事實上，批評世宗只是海瑞上疏中的一層涵義，而不是全部。此疏公開後，當時‘中外士人’都在看熱鬧，而將自己置身於外，把所有的髒水都潑向嘉靖皇帝一人。後來的學者沿襲此風，不做理性分析，把海瑞的《治安疏》片面地看成是‘海瑞罵皇帝’，並任情發揮，一味地突出和放大海瑞對嘉靖皇帝的攻擊，成為海瑞研究中的一大通病。”【237】

而方舟子就是那個染上“海瑞研究中的一大通病”的病人之一，並且還是裝病裝得發瘋甚至要死的那個人。對於方舟子來說，如果沒有了那個“罵”字，他就會像是一條面對着刺蝟的惡狗，無從下口。而吳晗的神來之筆，相當於把這隻刺蝟的軟肋暴露了出來，因此他可以對之撒歡般地撕咬。確實，在方舟子的筆下，海瑞活像是一個專門依賴“罵字訣”橫行於官場的“罵人精”、“罵人狂”：

“他的仕途的轉折點，是嘉靖四十五年的‘罵皇帝’事件。”

“我們讀這樣的罵文，確實如聽人罵街一樣的痛快，但不要忘了，罵的乃是當朝皇上。”

“真可謂一罵成名天下知了。”

“《大明律》雖有‘罵人’一條，對各種各樣的罵人的處罰規定得非常詳細，但制定《大明律》的人做夢也沒想到還有人居然敢罵皇帝，最高只定到罵公侯，對此只是處以枷號一個月的懲罰，而世宗的意思，當然是要定成死罪。”

“但不這麼一哭一暈，又如何能顯出其先前的罵乃是忠心耿耿？”

“這時擔任大理寺丞的海瑞也跟着起鬨，上了一封《乞治黨邪言官疏》，謾罵高拱是小人，齊康是受高拱指使的鷹犬，這二人乃是奸黨，……以其罵皇帝的天才來罵大臣，不過是小菜一碟。”

“京城天子腳下，高官多如牛毛，中不溜秋的四品官除了跟着起鬨罵街，也沒什麼用武之地，我們的英雄仍然感到寂寞。”

“臨走前上疏把朝中大臣罵了個遍，‘今舉朝之士皆婦人也’”【27】

顯然，這個語文偽狀元實在找不到更狠、更惡毒的字眼兒來發泄自己對海瑞的仇恨了，所以他才會把吳晗的那個“罵”字使用得如此淋漓盡致，從頭“罵”到尾——十九段話中，有八段話含有“罵”字；從第二段到第八段，段段不落。

方舟子另一次如此密集地使用“罵”字，是七年後為其“魯爺”辯護之時：在兩段、七句、四百個字中，他連續不停地使用了十四個“罵”字，其中包括“潑婦罵街”、“叫春式的謾罵”這樣的短語。【238】宣稱“我在批評人時，無不儘量做到擺事實講道理”【239】的方舟子，當然有他獨特的“方氏事實”和“方氏盜理”，更有其聞名遐邇的“方氏大法”——簡稱“方法”。【240】

6、毒蛇射毒

既然海瑞是“演員”、他的所作所為都是表演，那麼他的“罵”屬於什麼性質？而方舟子第六段話就是要解答這個問題，即把海瑞的“罵”與“表演”緊緊地糾纏到一起：

“海瑞既然已直聲震天下，若被處死，就會青史留名，如果大難不死，就有了升官的資本。他很幸運，世宗還來不及處死他就自己先走一步了，連牢中的主管都知道這下子海瑞該高升了，辦了一桌酒席來討好他。海瑞還以為這是死前的最後一餐呢，從從容容吃喝完畢，才知道原來世宗駕崩了，於是哭得死去活來，把吃下去的酒菜都吐了出來，暈倒在地。我們可能會覺得奇怪，不是說世宗早就不配做皇帝了嗎，現在換了別人來當皇帝了，怎麼又如此難過呢？但不這麼一哭一暈，又如何能顯出其先前的罵乃是忠心耿耿？”【27】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國的歷史上，拿生命來賭名氣之人，不在少數，其中之一就是福建省假煙之鄉的偽狀元方舟子——他曾妄想效法海子，通過自殺的方式成為“著名詩人”。【241】實際上，方舟子至今求名若渴，愛財如命——曾因為武漢法院從他老婆的銀行賬號中划走四萬元罰款而痛不欲生，因此與肖傳國展開了長達數年的拼死血戰，它直接導致震驚世界的“羊角錘擊案”【242】——，因此用“爭名奪利”這四個字來解釋他的那些讓人完全無法理解的乖佞行為，不僅是合理的，而且還是必須的。

其次，大量事實證明，海瑞一生簡樸，“言行如一”——這是對海瑞頗有不屑之意的黃仁宇說的【64, p.137】——，他“罵皇帝”的動機，最合理的解釋就是出於義憤、為國為民；即使他真的懷有些許私心雜念，那也是查無實證。也就是說，只有極端卑鄙、齷齪、猥瑣、狡詐、奸佞的邪惡之徒，才會將心比心、以己度人，毫無根據地猜測一個沒有任何前科的年逾半百之人，會拿自己的性命當作更改自己命運的孤注。

第三，方舟子對海瑞的惡意，在其遣詞造句之中如同鬼火一般，雖然時隱時現，但永遠都不曾消失。他的第一句話就是說，海瑞在上疏之前就已經算計好了自己“賭一把”的兩種可能結果。再如，他說海瑞“哭得死去活來”，就是在暗示海瑞演得很認真、很逼真、很“入戲”。而他在段落末尾提出的那兩個“問題”，就像是他用飽含毒汁之筆書寫出來的一般。如上所述，方舟子把海瑞所說的“不直”翻譯成“不配”是蓄意的，其目的就是要為“不是說世宗早就不配做皇帝了嗎，現在換了別人來當皇帝了，怎麼又如此難過呢？”做鋪墊，以證明不論是“海瑞罵皇帝”還是“海瑞哭皇帝”都是在表演、做戲。由此可知，為了構陷海瑞，方舟子到底煞費了多少苦心。

7、扒手扒糞

《海瑞二三事》第七段話的大意是說，海瑞出獄後之所以能夠“連升四級”，除了“罵皇帝”這個資本外，更關鍵的一步棋就是“投靠首輔徐階排擠次輔高拱”，“跟着起鬨，上了一封《乞治黨邪言官疏》”。

其實，在《海瑞》一書中，蔣星煜用了整整一節的篇幅對海瑞參與徐、高兩派的內鬥做了詳細的交待，標題就是《卷進宗派集團的紛爭》。按照蔣星煜，海瑞“投靠首輔徐階”的原因是這樣的：

“嚴嵩被懲辦後，徐階繼任首輔，清除了政府中的嚴黨， 法辦了許多獻丹藥、造天書的方士，減免了鹽稅四十萬兩。這些設施當然都是對人民有益的。因此在海瑞心目中，徐階成了一個無瑕可擊的正人君子。而且對自己有救命之恩和提攜之恩，於是在不知不覺中日漸向徐階接近。這樣，海瑞在大理寺丞任上參加了徐階和高拱之間的一場政治糾葛。”【13, p.51】

同樣，吳晗也說：

“徐階是嚴嵩的政敵，是他指使一批中級官員把嚴家父子參倒的，是他取嚴嵩地位而代之的。因為搞垮嚴嵩，很得人心。嘉靖帝死後，他又代草遺詔（遺囑），革去嘉靖帝在位時一些敝政，名譽很好。”【243】

很可能是因為蔣星煜敘述得太過詳細，讓方舟子以為這是海瑞一生中最大的污點，所以他才會將之死死咬住不放，當作《海瑞二三事》的“第三事”。而他蓄意放毒的證據，就是其中的這句話：

“隆慶元年（公元一五六七年），廣東道監察御史齊康彈劾徐階的家人在鄉里橫行不法，這本是當時盡人皆知的事實，以後海瑞巡撫應天十府時也對該如何處置徐階的兒子而傷透了腦筋；但當時的言官都是徐階的親信，他們一口咬定齊康是受高拱指使，乘機對高拱群起而攻之。”【27】

顯然，方舟子是在說，海瑞明知齊康彈劾有理，但他卻罔顧事實，堅決站到自己的恩公徐階一邊。而事實卻是，隆慶元年乃是海瑞出獄的那一年。在那之前，他先是在戶部出任一個比“中不溜秋的四品官”還要低四級的“區區主事”，接着被關入大獄將近一年，所以他對“當時盡人皆知的事實”極可能是茫然無知。方舟子對此當然明白，所以他才會把海瑞“以後”斗徐階的歷史搬了出來，當作海瑞“以前”應該知道徐階內幕的證據。這是吳晗說的：

“公元1567年有個御史彈劾徐階的弟弟和兒子都是大惡霸，有憑有據，海瑞沒有搞清楚，以為是高拱指使，故意陷害，便和其他朝臣一樣，給皇帝寫信大罵高拱，要求把他罷斥。不久，高拱就免職了。以後又回來作首相，對海瑞當然痛恨。徐階年紀太老，又得罪了當權的太監，1568年7月告老還鄉。上一年冬天海瑞到南京，1569年6月任應天巡撫。經過近兩年的調查研究，他明白自己偏聽偏信，徐階被彈劾的罪狀是確實的。”【243】

你以為方舟子會無知到連上面這些最基本的事實都不知道嗎？而他如果不“故作迂痴”、不裝瘋賣傻，他怎麼能夠利用這塊“灰不溜秋”的料來黑海瑞呢？

其實，世人之所以知道海瑞的這段不那麼光彩的歷史，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於海瑞本人將那篇《乞治黨邪言官疏》收入自編的《備忘集》中，並且還撰寫了一篇長達六百多字的附錄，開篇即表達其懺悔之情：“一時誤聽人言，說二公心事俱未的確。中玄是個安貧守清介宰相，是個用血氣不能為委曲循人之人，一時保留存翁攻中玄者頗多。”【66, p.227】“中玄”就是高拱，“存翁”就是徐階。

其實，當時朝中黨爭極其激烈，每個官員都面臨着選邊站隊的抉擇。因此河邊濕鞋、馬失前蹄，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海瑞的可貴之處就在於能夠、並且敢於反省自己，亮自己的瘡疤、揭自己的丑。與之相比，一介無業游民方舟子所犯下的罪行說是罄竹難書也不為過，但誰見過他哪怕是認過一個錯、道過一次歉？實際上，方舟子從一個網絡混子、網絡騙子能夠爬到“一言九鼎”的高位，靠的就是“賣身投靠”這四個字。【244-245】所以，他嘲笑、攻擊海瑞“投靠首輔徐階”，就是恬不知恥——就像他本是人類有史以來的最大文賊，但他卻至今仍舊整天擺“打假鬥士”的譜，罵這人是“抄襲大王”【246】、罵那人是“剽竊慣犯”【247】，所以我早就說他招搖撞騙的最大本錢就是“沒羞沒臊”【77】。其實，方舟子如果真的對“賣身投靠”有“潔癖”的話，他早就應該對張居正投靠大太監馮保、並且兩人聯手陷害高拱一事大肆張揚——就像他張揚海瑞“投靠首輔徐階排擠次輔高拱”一樣——，而不是裝聾作啞、不置一詞。【1】

其實，雖然在《海瑞二三事》中，方舟子對高拱好像頗為同情，對徐階則頗為蔑視甚至痛恨，但實際上，在《張居正二三事》中，方舟子曾要把張居正迫害遼王的罪行轉嫁到高拱頭上——“當時張居正還只在內閣中排名第四，要追究責任，也該追到當時的首輔高拱身上”。【26】而在《嚴嵩的末日》一文中，方舟子對徐階的“雄才大略”佩服得五體投地，連徐階設毒計陷害嚴嵩的全家，他都嘖嘖讚嘆——“徐階不以‘奸黨’之名處置嚴世蕃，卻捏造出一個通倭謀反的罪名出來，其用心，乃是要把嚴家一網打盡。”【28】實際上，方舟子還曾對徐家那“並不怎麼美妙”的結局表達了頗為罕見的憐憫和同情。【28】可是，在構陷海瑞之時，這一切都被方舟子顛倒了過來。換句話說就是，為了構陷海瑞，方舟子完全可以做到不顧一切、在所不惜。而他對海瑞的仇恨和嫉妒——對，方舟子對每一位以低學歷“爬”上高位的人都嫉妒得要死——，也在其行文之際，“不禁忍俊不禁”地汩汩湧出：“起鬨”、“謾罵”、“罵皇帝的天才”。

實際上，方舟子自認是個“天才”，但卻幾乎從來就沒有什麼人稱他為“天才”，儘管方粉們都知道自己的主子喜歡被吹捧。所以，方舟子對“天才”這個詞極為敏感，就像他一直覬覦“魯迅轉世靈童”這個名號，但卻無人將之送給他，結果導致他對獲得那個名號的韓寒產生了殺心一樣。【248】事實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天才”這個詞被方舟子用來諷刺、打擊自己的敵人，尤其是那些被他嫉妒得要死的死敵，如“天才韓寒”這四個字，就被他六次用於文章的標題來“制疑韓寒”。【249】據查證，海瑞不僅是方舟子認定的唯一一個“罵皇帝的天才”，他還是方舟子筆下、口中唯一一位“罵人的天才”——連那個被他稱為“曾創下一夜400罵記錄、前幾天還在謾罵我是‘騙子流氓’的農大朱毅”【250】、“超級天才朱毅”【251】，他都沒捨得封她為“罵人的天才”。由此可知方舟子對海瑞確實“情有獨鍾”。

8、賊喊捉賊

《海瑞二三事》第八段的意思是說，雖然海瑞當時“身披紅袍”，但他高不成低不就，不過就是京城中的一名“中不溜秋的四品官”。於是，耐不住“寂寞”的海瑞再一次給自己加戲：他利用“京察”的機會，玩了一個“以退為進的把戲”，即通過要求被革職反倒得以晉升，終於成為“欽差總督糧道巡撫應天十府”，完成了“一個舉人擔任欽差大臣”這一“前所未有的”偉業。在這段話中，方舟子構陷海瑞意圖最明顯的地方，就是第一句話的最後兩個字，“寂寞”：

“京城天子腳下，高官多如牛毛，中不溜秋的四品官除了跟着起鬨罵街，也沒什麼用武之地，我們的英雄仍然感到寂寞。”【27】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方舟子說嘉靖、隆慶年間的北京“高官多如牛毛”、說四品官是“中不溜秋”，如果不是出於純粹無知的信口開河，那就是在蓄意藉機宣泄對海瑞的嫉恨——他說自己的父親雖然“讀書比我厲害”、曾是“四個縣的第一名”，但他至死也不過是個“副科”【252】——大約相當於明代的司獄，從九品。其實，在海瑞那個年代，全國文官總數也就是兩萬人左右【253】，其中京官只占十分之一【64, p.53】。而四品官員雖然位居“上三品”之下，但從整體上看，他們卻位於食物鏈的頂端：以六部為例，部長（尚書）二品，副部長（侍郎）三品，司長（郎中）五品。【65, 卷七十二】也就是說，四品官比司長還高兩級——四品以上京官，加到一起，也就百名左右。

其次，方舟子把海瑞上疏稱為“起鬨罵街”，再清楚不過地證明，隨着文章的發展, 他對海瑞的恨意也愈發難以掩飾。在方舟子的語彙中，“罵街”一般由有名有姓的個體所為，而“起鬨”則是烏合之眾的群體行為。所以，每當在外面遭到“群毆”之後，方舟子都會回到自家菜園子哭訴，並且用“起鬨”這個詞來“反震”那些“愚民”——看看這個例子：

“他們的目的是攪局，反方一發言就鼓掌，正方發言就起鬨，在現場不停地喊‘漢奸’、‘賣國賊’、‘騙子’、‘撒謊’、‘我們不聽’……。我講話時坐在我背後的一個‘烏有之鄉’的人不停地用指頭戳我的背部，要往我背上貼美元標誌。”【254】

第三，海瑞通過“京察”的機會申請革職，到底是不是在玩弄“以退為進的把戲”，沒有一個人知道確切的答案。但所有的人，包括方舟子，都知道，海瑞不願意“無所事事”——方舟子把它構陷成“耐不住寂寞”。也就是說，如果海瑞甘於平庸，耐得住寂寞，方舟子肯定會黑他說，海瑞就是想當官，尤其是想當只拿薪水不用幹活的閒官；而如果海瑞勇於進取，爭挑重擔，方舟子仍舊可以黑他說，海瑞權欲熏天、貪得無厭。換句話說就是，方舟子後來之所以決定投身“打假”，乃是因為他發現自己已經掌握了一根不倒金槍：只要我想搞你，我就一定能搞死你；只要我打你的假，你就非得是假不可。所以，他後來曾恬不知恥地宣稱自己“十年打假幾乎無失手”、“一打一個準。”【255】而他的這個全方位、無死角的“打假”招數，就是源於他構陷海瑞的實踐。

方氏“選擇性打假”的閉環套路

方舟子“打假”的第一步就是根據自己的私利為原則，鎖定攻擊的目標，然後以“打假”的名義對之展開群攻死咬、狂轟濫炸。對手一旦保持沉默，方舟子就可以宣布勝利；而對手一旦反擊，方舟子則馬上將自己的打擊力度升級，逼迫對方沉默，以便自己宣布勝利。而其徒眾則一邊高呼“方舟子打假一打一個準”，一邊根據這個“原理”當作受害者肯定有假的依據。

9、吹毛求疵

《海瑞二三事》第九段話的中心思想就是“朝天噴糞”，即方舟子非要無中生有地從海瑞的言行之中尋找瑕疵，以便他可以對之胡噴。而他“找到”的那個瑕疵，就是海瑞到應天府上任伊始頒布的《督撫條約》，而他能夠噴出的穢物，也不過就是說海瑞“未免也太婆婆媽媽”。

方舟子後來把這種“吹毛求疵”的伎倆用於黑中醫。如上所述，方舟子曾企圖通過自己的“漢林書城”在北美販賣中醫書籍——尤其是其中的“不朽色情經典”——來養活自己，甚至發家致富。【118】但是，到了2006年，他的非法書店——其非法性在於方舟子把它掛、靠在騙取了美國聯邦政府免稅資格【266】的新語絲上——因為遭到舉報而被迫關門，所以打中醫就變成了方舟子謀生的另一條渠道。確實，通過打中醫，方舟子把大批網絡暴徒斂聚在了自己的麾下。【181】【213】【257】那麼，對中醫理論一竅不通的方舟子，到底是如何黑中醫的呢？答曰：就是沒話找話、不懂裝懂、吹毛求疵、胡攪蠻纏。【258-260】

10、隔山打炮

《海瑞二三事》第十段話的核心就是要把海瑞在巡撫應天十府時的業績說得一無是處，其“惜紙成癖”是作秀——“要提倡節儉，就從每一張紙抓起，而且惟恐人不知”——；其疏浚吳淞江是勞民傷財、徒勞無功——“而這花費了幾萬銀兩的疏浚工程，沒過三年就又堵塞了”。

首先，我們要問：“要提倡節儉，就從每一張紙抓起”有什麼錯嗎？實際上，方舟子後來也一再叫囂“中國要改變這種‘天下文章一大抄’、抄得理直氣壯的狀況，就該先從著名高校的學生抓起”【261】、“科學思維也要‘從娃娃抓起’”【262】、淨化中國的學術空氣要“一個案例一個案例具體地做下去”【263】、為上百名受到肖氏手術殘害的病人維權，“必須一個一個地起訴”【264】，即堅決不去全面地、徹底地解決問題，而是要放長線、釣大魚。顯然，就像所有的惡霸一樣，網絡惡霸方舟子也以為自己幹什麼都行，而其他人，尤其是自己的仇人、敵人、靶子，則幹什麼都不行，都需要被他“打假”、“制疑”。

其次，方舟子從海瑞“惜紙成癖”講到“疏浚工程”，顯然是在說，海瑞揀了幾粒芝麻，卻丟了成千上萬個西瓜。事實是，疏浚吳淞江乃是海瑞一生中干下的最大利民工程，得到了他同時代人和後人的一致稱讚。例如，蔣星煜《海瑞》的第五章題為《任應天巡撫時的輝煌政績》，而其第一節就是《以工代賑疏浚吳淞江和白茆》。看看這兩段話：

“應天十府是富饒的魚米之鄉，海瑞上任之前也真以為江南是富饒的，到任以後才發覺江南糧差的繁重不僅全國之冠，而且是從古所未有的，平民百姓窮苦得無以復加。因此，他曾說：‘其間可為百姓痛哭、可為百姓太息者，難以一言盡也。’那一年江南剛巧又發生了嚴重的水災，夏天雨水既多，秋天又陰雨連綿，到霜降以後水還不退，一直到冬至，還有十分之五六的麥地淹在水裡，無法補種，因此不僅冬天的糧食成問題，來年春夏兩季的糧食也沒有着落。市場上的糧價則天天飛漲，為生活迫得透不過氣來的農民紛紛走上逃亡或搶劫的道路。海瑞想從附近各地區調運糧食來調劑，但是這一次受水災的面積很廣，浙東、浙西、淮揚、太平各地的水災都相當嚴重，因此這辦法行不通。”【13, p.58】

“嚴重的水災給海瑞帶來了治水和救災兩項迫切的工作。為了能一舉兩得起見，他採取了以工代賑的辦法，把兩項工作結合在一起。他研究了水災發生的原因，多年來負責水利的官員的失職是主要原因之一，使得太湖的水不容易宣泄，太湖通海的主流吳淞江淤塞得很厲害，太湖和吳淞江之間許多溝渠和壩也都失去了調節的作用，只有婁江和東江這二條太湖入海的河道還比較通暢，但流量有限，因此每遇雨水過多，太湖便泛濫成災，一五六一年和一五六九年的兩次大水災使蘇、松、常三府和浙江的杭、嘉、湖三府的糧食收成損失浩大。海瑞認為太湖濱岸糧食的收成不僅影響太湖濱岸千百萬人民的生活，同時對整個國計民生也起極大的作用，因此決定對太湖通海的主流吳淞江加以疏浚，以本來需要救濟的饑民為勞動力來源，按工發給他們銀兩和米。”【13, p.59】

簡言之，在海瑞的親自領導下，疏浚吳淞江的工程不到兩個月就完成了——連海瑞的政敵都哀嚎道：“萬世功被他成了！”【66, p.541】連對海瑞恨之入骨的大地主何良俊都說：

“前年海剛峰來巡撫，遂一力開吳淞江。隆慶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農，即開吳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擔當，安能了此一大事哉!”【265, p.121】

那麼，幾乎全文照抄蔣星煜的方舟子，為何對上面這些事實不置一詞，卻反倒批評起那個工程“沒過三年就又堵塞了”了呢？原來，《海瑞》的第五章的最後一節題為《被政敵們群起攻擊，解職回鄉》，其中，蔣星煜寫道：

“也有人對海瑞的開吳淞江評價很低，如耿橘說：‘海公之役，計費四萬有奇，不三年而旋淤，說者謂稽查無法，委任欠當之故，是非卑縣之所敢知。’④認為是得不償失的。這主要是因為後來官員不注意疏浚，不久即致淤塞之故。” 【13, p.89】

這是蔣星煜找到的唯一一條對海瑞治水的負面評價，它也因此被方舟子死死盯住，死死咬住，專門用來否定海瑞一生中最大的政績。

那麼，這個耿橘又是誰呢？答曰：他的生卒年不詳，但卻是萬曆二十九年的進士，三年後任常熟縣知縣。【266, p.84】也就是說，耿橘步入仕途時，海瑞已經去世十多年了。耿橘固然在今天被尊為“水利名賢”【266, pp.84-85】，但同樣，海瑞也是。這是“江蘇水文化叢書”編輯的《水利名賢》一書中對海瑞治水貢獻的總結：

“吳淞江和白茆河的成功整治，解除了當地的水患，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當時有民謠：‘要開吳淞江，須等海龍王。’民謠極言工程之難，但這項艱難的工程被海瑞成功地完成了，人們將海瑞看作是‘海龍王’再世，於是‘海龍王’的名字便遠近傳開了。太湖平原的人們用這個稱謂表達他們對海瑞的感激和尊崇。此後兩三年,太湖平原又遭大水襲擊，但因湖水排泄通暢，並未造成水患。一直到清朝，吳淞江、白茆河水利工程依然發揮着重要作用，幾百年來，吳中人民稱頌‘海巡撫之功不衰’。”【266, p.76】

其實，三吳水患早已有之，所以“國朝永樂二年，尚書夏原吉來浚之。正統六年，工部侍郎周忱浚之。隆慶四年，都御史海瑞浚之”。【267】而海瑞採用歸有光“召募饑民，浚導松江”的方法，結果畢其功於一役。【268】連《明史》都說：

“瑞銳意興革，請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65, p.5931】

直到康熙年間，還有大臣如此稱頌海瑞治水：

“臣稽考成書，明嘉、隆年間，吳淞道復淤，太湖四溢，渰沒田廬，水患頻仍，民生困苦。時有巡撫海瑞條奏疏治，因役大費繁，請留漕米二十萬石，又動江、浙六府無礙官銀，具充工費，令各處被災饑民上工就食。修復水利，兼行賑濟，水災寧息，事功告成。刊載典章，斑斑可考也。”【269】

王國憲則說：

“由是旱澇有備，年穀豐登；吳民永賴，樂利無窮。公之開河之功，創三吳所未有矣。”【38, p.368】

那麼，為什麼常熟縣令耿橘要對海瑞立下的不世之功發出微詞呢？

原來，耿橘治水，僅限於常熟；而常熟的水患，源自白茆塘。海瑞在疏浚吳淞江之際，又開啟了疏浚白茆塘的工程，所需工程款，一部分來自吳淞江工程的結餘，其餘部分另籌，總共四萬餘兩——這就是耿橘所說“計費四萬有奇”、而不是蔣星煜和方舟子所說的“七六一零二兩二錢九分”的原因。但白茆塘工程尚未完工，海瑞就被罷官，所以蔣星煜說：“白茆的工程進行得也很快，但是由於海瑞忽然被解除應天巡撫之職，因此沒有能全部完工。”【13, p.65】這是《常熟縣誌》的記載：

“（隆慶）三年，巡撫都御史海瑞按行白茆，相度疏請，開治污塞者五千七丈七尺。搜括贖鍰，酌留漕糧合四萬一千二百金。屬都令通判姜國華董其役。瑞遷去而暴雨灌河，功不克究。”【270】

所以，吳晗說，“白茆塘雖也修了，但沒有修成”。【233】海瑞本人也說：

“百凡區畫，止幸吳淞江成功之速而成耳。余垂成中止，奈之何！奈之何！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業！”【66, p.441】

看明白了嗎？方舟子就是故意要拿那個爛尾的白茆塘工程來否定海瑞疏通吳淞江——一個有十多萬人參加、但不到兩個月就勝利完工的巨大工程——連姚文元都不敢相信那是事實：

“只要想一想：在現代條件下修一條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難道能在那麼短的時間內把一條江整治好嗎？”【114】

實際上，你只要注意到方舟子在文章中，突然把海瑞的那個預算達七萬多兩白銀的吳淞江工程說成是“幾萬銀兩的疏浚工程”，你就會明白他當時是多麼的糾結了：他顯然已經知道——至少是意識到——耿橘所說的白茆塘工程不是蔣星煜所說的吳淞江工程，但他不是藉機澄清“事實的真相”，恰恰相反，他的本能反應就是要將錯就錯、故意混淆視聽，將二者混為一談，以利用耿橘的片言隻語來將海瑞的不世之功一筆抹煞。你說他的病患到底是“潔癖”還是“髒痞”？所以我說，方舟子的“打假原則”中，有個“一要一不要”：

“要堅決把水攪渾，堅決不要搞清‘事實真相’。”【10】

事實是，萬曆四年，南京廣東道試監察御史林應訓說：“前都御史海瑞力破群議，挑自上海江口宋家橋至嘉定艾祁八十里，幸尚通流。”【65, p.2168】萬曆四十三年，工部在回復一份奏疏時寫道：“隆慶中，巡撫海瑞開浚，至三十餘年旱潦有賴。”【120, p.10070】實際上，在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就收有一篇署名張應武的《水利論》，其中明說海瑞開鑿的吳淞江至萬曆十五年仍“尚流通”。【60, p.142】方舟子不是讀過《天下郡國利病書》嗎？他怎麼專門看不到這仨字兒呢？

其實，誰都知道，幾乎所有的水利工程都需要常年的維護保養，而根本就沒有一勞永逸之說。鋼筋水泥建造的江河大壩還得定期排淤呢，更何況人工開挖的泥土溝渠？也就是說，白茆塘工程能夠保持兩三年的通暢，就足以令人稱道了。實際上，據何良俊說，嘉靖初年，巡撫李充嗣曾疏浚白茆塘，花費是海瑞疏浚吳淞江的三、四倍，即二、三十萬兩白銀，但它也在不到二十年間“即已湮塞”：

“蓋海中皆渾水，潮來時渾水湧入，潮平後停一時始落，渾泥皆淀在河底，河焉得不湮塞哉？”【265, p.121】

但所有這些，都不能塞不住方衙內那張專門用於噴糞之口——假如海瑞地下有知，他也只能徒呼“奈之何！奈之何！”誰讓他被一個喪盡天良的文痞給盯上了呢？

其實，方舟子專門在這個問題上挑刺，完全就是在步姚文元的後塵，因為姚文元也曾試圖否定海瑞治水的功績，說什麼“修吳淞江確有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也是值得懷疑的。”【114】而姚文元“懷疑”的結果，也不過就是把吳晗所說的“不到一個月就完工了”打成了“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修成”。【233】而牛皮哄哄的方文痞則連姚文元的這點三腳貓功夫都沒有，他打假海瑞的結果，就是把自己的文痞嘴臉打得青筋勃起，而已。

11、刁民撒刁

《海瑞二三事》第十一段的主旨就是要扒下海瑞的“青天”畫皮，說他“鼓勵告狀”，而因為案子太多，海瑞“絕無法一一都能公正地處理”；並且，因為海瑞“遵循的是倫理、道德高於事實、法律的原則”，所以他肯定讓“不知有多少弟、侄、富民、刁頑、鄉宦乃至小民遭受其冤屈”。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方舟子這段話完全就是他後來名為“打假”、實為構陷行為的“模板”，即立論在先，然後輔之以“推理”，但絕無半點事實依據。而方舟子推理的方式也極為簡單，那就是通過斷章取義、東拼西湊的方式來構建“文本”，然後對之進行蓄意曲解——他後來稱之為“文本分析”。如上所述，方舟子構陷海瑞“鼓勵告狀”的那兩條引文，在《督撫條約》中完全互不相干，前一條警告刁民不要輕易興訟，後一條則是在鼓勵下級官員嚴格執法，不要畏懼土豪劣紳的誣告。

其次，方舟子在撰寫這段話時，除了抄襲黃仁宇之外，他肯定還“參考”了姚文元那篇打響文革第一槍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因為該文第一節的標題就是《〈海瑞罷官〉是怎樣塑造海瑞的？》，其內容就是討論“海青天”這個問題——這是其中的一段話：

“海瑞在《興革條例》中談到‘疑獄’時還說過：‘事在爭言貌，與其屈鄉宦，寧屈小民，以存體也。’下有小注曰：‘鄉宦小民有貴賤之別，故曰存體。’為保護‘貴賤之別’可以‘寧屈小民’，這是地主階級專政反動本質的表現。現在硬說海瑞如何民主，甚至會向農民請求‘指教’，這豈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場給顛倒過來了！”【114】

而方舟子批“海青天”的那些言論，不過就是順着姚文元的“階級分析”這根“杆”往上爬，將之擴大化、全面化、絕對化，即對海瑞的整個“原則”做出姚文元式的曲解；但其目的與姚文元不同：姚文元是要全面否定吳晗，方舟子卻是要全面徹底地否定海瑞。

好笑的是，蔣星煜和黃仁宇都說海瑞每天要收到三、四千件狀子，但他倆卻都略去了海瑞在自辯狀《被論自陳不職疏》中接下來的話——這是其上下文：

“江南民風刁偽，每放告日狀動以三四千計，臣所准行二十分中之一而已。循舊規月以初二、十六二日放告，非無日期也。惟人命、強盜、貪官，不拘日抱牌訴，然三五日約止准一二狀。盡批府縣，情重觧審，非臣自問。自十一月以後，則告人減前，所准極少。惟廵歷所至縣分，准多如前。謂越訴不笞有之，誣告未嘗不加重刑。駁允招卷，歷可查考。”【66, p.237】

換句話說就是，海瑞每月受理的案子只有三百左右，大約每天十案，並且還是“盡批府縣”。方舟子根本不看海瑞原著，所以他只能根據別人的引文來“推理”，因此得出“沒有神仙的本事，絕無法一一都能公正地處理”這個愚蠢的結論。方舟子小時就親眼目睹自己的老爹在家中審案【211】，一個人一天能審幾個案子，他難道心裡沒有數？所以說他就是在裝傻使壞。

事實是，蔣星煜在《海瑞》一書中有一節專門講述海瑞“屢次明斷疑案，深得民心”。【13, pp.23-27】同樣，在張德信的《海瑞》一書中，也有一章專門講述海瑞“平反冤獄”。【39, pp.119】而在文革前的“批吳批海”運動中，為了把“海青天”打成“海黑天”，那些“拿起筆做刀槍”的運動小將、健將、老將們，包括姚文元本人，幾乎把所有的“海公案”全都翻了個遍，連小說都不放過，但卻沒能找到海瑞製造的一起冤案，所以他們只能以抽象的結論如“海瑞斷案站在地主一邊”【271】、“海瑞執行‘三尺皇家法’，在鎮壓農民、製造冤獄方面是行家”【272】收場。實際上，方舟子的“不知有多少”云云，就是一個典型的“方氏話術”，與他在蓄意造謠時，一定要加上一個問句，如“是真的嗎？”【273】或“不知是否屬實？”【274】來為自己“免責”完全就是異曲同工。事實是，在�中医g保�方舟子抉W�说过这样的话９�/p>

“事實上中醫可能對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反而有負面影響，本來可以自愈卻因不當治療或為了養生服用有毒的補藥而過早死亡的中國人不知有多少。”【275】

你一定要注意這樣的事實：即方舟子在已經承認是“不知”的條件下，他仍舊還會把自己的惡毒論斷稱為“事實”。

其實，在人力物力都極為有限的中國封建社會，海瑞的斷案原則不僅僅是切實可行，而且相當合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蘇力就將它稱為“海瑞定理”，並且肯定它的合理性，說它是“不僅符合正義也始終符合經濟學的效率考量的司法原則”。【276】蘇力將“海瑞定理”分為I和II兩部分，前者是“公平定理”，後者是“差別定理”。有法律史專家指出，“海瑞定理I更適合在現代法治環境下發揮其效用，因此毋寧說海瑞定理是一條現代法治下的定理。”【277】而一位職業法官則說，“特別是在今天，在信訪、上訪頻繁，訴訟案件爆棚的形勢下，海瑞定理II極具實用價值。”【278】海瑞在法律上的是非功過，豈容一個法盲惡霸、訟棍老賴【279】狺狺嘵嘵？

方舟子是全中國掛號的“老賴”

根據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網站提供的信息，直到2015年10月，方舟子仍舊沒有支付武漢市江漢區人民法院八年前對他的處罰，總計四萬多人民幣。（截圖時間：2015年10月13日。）

事實是，作為二十一世紀中國唯一一家“私法法庭”的唯一一個集公檢法三權於一身的“首席大法官”，方舟子本人在其十餘年作惡生涯中製造了不計其數的冤假錯案：按照他本人承認的“在打假的十年中，基本上一年一百起左右”【255】——即每三、四天就判定一例“假”案，據他的房東兼徒黨王瑋說，方舟子有本事在一夜之間揭露一起驚天大案【280】——來判斷，是名副其實的“數以千計”。也就是說，由這個妄人出面來妄斷海瑞的“青天”高帽是由冤案編織而成，乃是一個比天還要大的笑話。實際上，在新語絲上，僅由方舟子本人署名的文章就有《且慢為偽科學鳴冤叫屈》【281】、《當心有人借張穎清之死為偽科學喊冤》【282】、《“社會能見度”為張穎清偽科學鳴冤叫屈？》【283】、《肖傳國槍手如此為殘害兒童的手術鳴冤叫屈》【284】等。而不論是那些慘遭這個“三文男”、“四科子”（科學混子、棍子、騙子、痞子）【285】毒打之人是否“鳴冤叫屈”，我們至今都不曾看到其中任何一人被方舟子“打”得心服口服——公知李大眼的裝瘋賣傻除外【286】——，因此在理論上都是冤假錯案。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方舟子就是中國歷史上，甚至可以說是全人類歷史上，製造冤假錯案最多的職業流氓專業戶，他的個人博客新語絲，就是世界上製造冤假錯案的最大黑窩，就像他的老家福建雲霄是製造假煙的最大窩點一樣。

12、以假打假

《海瑞二三事》第十二段話講述“海瑞罷官”的經過：先是一個名叫舒化的給事中彈劾海瑞不通人情世故，接着是一個叫戴鳳翔的給事中彈劾海瑞“庇奸民，魚肉縉紳”，導致“種肥田不如告瘦狀”的民風，加上高拱復職，“海瑞終於因‘志大才疏’被免去應天巡撫而專督糧儲，憤而告老還鄉。”在講完上述故事後，方舟子還不忘提到海瑞“臨走前上疏把朝中大臣罵了個遍”。

如上所述，方舟子的這段話，全部都是從蔣星煜的《海瑞》那裡抄來的。只不過是，就像他的“打假”是“選擇性打假”一樣【287-290】，他的抄襲也是“選擇性抄襲”，即專門抄襲那些能夠用來構陷海瑞的文字，而對那些能夠將他的構陷之辭證偽的文字，他全都視若無睹。例如，蔣星煜引《明實錄》敘述舒化對海瑞的批評和建議，那些文字被方舟子簡化成“給事中舒化彈劾海瑞不通人情世故”。實際上，《明實錄》的記載既沒有“彈劾”也沒有“不通人情世故”——其全文如下：

“刑科都給事中舒化言，‘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海瑞，著節先朝，誠一代直臣。然迂滯不諳事體。聞其在應天，科條約束，切切於片紙尺帛間以難過客，恐非人情。夫道在日用，當官者不必出尋常之外而別為調停；政貴宜民，善治者豈在創新奇之法以抗夫時俗？如瑞，第宜與兩京清秩，以風激天下之士，蓋所以全地方，亦所以全瑞也。’得旨：‘海瑞節用愛人，勤事任怨，留撫地方如故。’”【144, p.1023】

所以，《明史》用這樣一句話概括其事：“都給事中舒化論瑞，滯不達政體，宜以南京清秩處之，帝猶優詔獎瑞。”【65, p.5931】也就是說，方舟子確實不看《明史》。而《明實錄》中的“言”字、《明史》中的“論”字，就像兩把利刃，把這個口口聲聲“彈劾”的三文男割得皮開肉綻。

同樣，關於戴鳳翔的“彈劾”，蔣星煜說“海瑞所勒令退還民田的鄉官富豪之中很多和戴鳳翔有親戚朋友關係”、“戴鳳翔捏造了被遣散的士兵曾闖入巡撫衙門搗亂的事件”，並且明說，海瑞在答辯書中說，“至於‘種肥田不如告瘦狀’則是本來流行的諺語，不是他到任以後才有，而嚴治誣告，也就是為了徹底制止好訟的風氣的”。【13, p.84】但所有這些信息，都被方舟子捂得嚴嚴實實，以致你在《海瑞二三事》中不但看不到它們的蹤跡，你連它們的可能存在都感覺不到。

實際上，關於戴鳳翔彈劾海瑞之事，張德信說得更具體：

“作為松江鄉官代表的徐價來了個釜底抽薪之計，買通言官戴鳳翔，誣衊構陷，羅織罪狀，彈劾海瑞。其罪狀之一就是沽名亂政，漁肉鄉官，‘謂民為虎，鄉官為肉。’”【60, p.16】

張德信根據什麼這麼說呢？

這是被方舟子屢次引為史學權威的談遷在其“震爍千古的主流史書”《國榷》中寫下的文字：

“初，吏科給事中戴鳳翔劾瑞迂狂顛倒，濫受詞訟，田產分贖，通路公差。吏部覆其志大才疏，調之。瑞一意拊單赤，抑貴勢，墨吏望風解綬去。徐階家居，諸子故不束其下，圉奪田舍，瑞痛裁之。訐訟蝟起，諸子下請室，階大不堪。鳳翔之劾所自來也。瑞雖去，吳人家祀之。徐階子太常卿璠語人曰：‘不肖兄弟合千金賄給事中去之，為松人安堵。’噫！痛裁巨室，瑞不免賢者之過。然千金能去一撫臣，則錢亦神矣。”【60, pp.173-174】

這是談遷在《棗林雜俎》中寫下的話：

“海忠介巡撫江南，華亭徐文貞階家居，子仆積橫，訟牒山積。謀於珥筆，並不稱意。崑山某，年十九，最後至，見各案，俱不視，第曰：‘揚湯止沸, 不如釜底抽薪。’文貞聞而善之。詢其策，對曰：‘相公柄國久，願假一尺之書走長安故人，足矣。勿與此曹子角勝也。’即如其言，致書馮保，又賄給事嘉興戴鳳翔等，劾罷中丞。徐氏之訟熄。操縵既熟，其後凡異彼者，俱以孔方撓之。”【60, p.173】

換句話說就是，按照方舟子的“治史”和“打假”的雙重標準來衡量，戴鳳翔因受徐階之賄而構陷、彈劾海瑞都是鐵板釘釘之事。但是，方舟子卻擺出一副患有祖傳性七竅不通絕症的面孔，對這樣鐵一般的事實裝作茫然無知，因為只有這樣，他才能利用戴鳳翔的構陷之詞來抹黑海瑞。

實際上，在方舟子後來的“鬥士”生涯中，利用明明知道的偽證來“打假”自己的私敵，成為“方氏打假”的最大特色。例如，他在2012年構陷韓寒之時，因為亟需證據，結果慘遭“釣魚”——這是釣魚翁“朽木之一”在方舟子咬鈎之後發的帖子：

“1月21日，上午俺發一條內容純屬虛構的微博；下午刪除；晚上方老師主動向俺索要已刪除的微博，並不過問該條微博真實性；次日方老師在其文章中利用該條微博。現特澄清：那條微博為俺向壁虛造的。詳見以下長微博。”【291】

這條微博被轉發了五千多次，評論者的唾沫差點兒沒把方舟子嗆死。例如，深圳大學教授孫海峰就以“【圍觀：造謠專業戶@方舟子 被釣魚 利用假證據抹黑韓寒】”為題轉發了釣魚翁的長微博。【292】而方粉媒體“騰訊新聞”則把這個例子拿來當作方舟子打韓寒“打錯了”的證據。【293】實際上，連大牌方粉、騰訊評論主編劉彥偉——據方舟子說，他曾表白自己是方舟子的“鐵粉”【294】、“忠實粉絲”【295】——都從中悟出了“方舟子慣用的手段是，只要是對他有利的說法，他都拿來用，而不辨其真偽”這個當時幾乎盡人皆知的“事實的真相”。【296】可是，在十四年後的今天，方舟子的那篇構陷文章仍舊原封不動地掛在新語絲上。【297-298】所以，那位釣魚翁後來作了一首《鷓鴣天·次方老師韻》【299】，嘲罵方舟子：

縱有高才萬事空，潑皮鬥士禍無窮。菊花謝去還稱美，鐵證尋來又捕風。    

油嘴硬，黑煙濃，自家疑竇一重重。禿頭小丑連台戲，擾擾紛紛口水中。

你說一個人蓄意作惡，到底是在圖什麼？如果不是那不可抑制的本能在作祟，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舉世罕見的邪惡之徒

為了驗證“方舟子是個構陷狂”這個假說，網友“朽木之一”做了一項科學實驗：他先發了一條可以用來構陷韓寒代筆的“證據”，但見方舟子遲遲不肯咬鈎，就把它們刪掉了。到了當天晚上，方舟子不請自來，發私信向釣魚翁索要魚餌，全然不問其真假，並且果真把它拿來構陷韓寒。三天后，釣魚翁公布真相；又過了四天，深圳大學教授孫海峰宣布造謠專業戶方舟子被釣魚。注意截圖中方舟子與釣魚翁的對話截圖。

13、謗子誹謗

《海瑞二三事》的第十三段話主要講述海瑞被罷官之後，回海南島“閒居”不閒，通過對“本來名聲並不好，甚至乃是貪官污吏”的人“歌功頌德”來撈錢以刻書，“好讓自己的政績流傳下去”。按照方舟子，撰寫“贈序”是海瑞閒居家鄉十五、六年所干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事情——“文集中所收的‘贈序’一類的文章之多，真讓人懷疑他是否把這當成了一項生意來作，來者不拒。”

如上所述，方舟子那段話中的關鍵信息，如三對引號內的文字，全都是他從蔣星煜的《海瑞》中抄來的，而和其他段落一樣，方舟子的抄襲從本質上說就是“選擇性抄襲”，即專抄能夠用來抹黑、構陷海瑞的信息和文字。實際上，根據中華書局1962年版《海瑞集》，海瑞的文章總共278篇、全書分為上、下兩編，上編是“官文”，按海瑞出仕的階段分為八類；下編是“私文”，按文章性質分為九類，“贈序”是下編第三類，總共54篇——據蔣星煜統計是52篇【47, pp.101-102】。也就是說，論篇數，“贈序”不到總數的五分之一；論篇幅，“贈序”只占總頁數的七分之一。而海瑞“閒居”的時間比其當官的時間還要長一年。所以，僅看這幾個數字，任何人都應該明白，方舟子說海瑞把撰寫“贈序”“當成了一項生意來作”，不僅是在蓄意造謠，而且還是惡毒至極地造謠。

其實，方舟子如果真的看過《海瑞集》，他就應該注意到，該書上編的第七類是“瓊山閒居時期”，其中只有一篇文章，即《擬丈田則例》。而在下編第四類，“書牘類”，有七篇給瓊州分巡道唐敬亭的信函，它們都是對在瓊州開展清丈問題的講解。清丈工作結束後，海瑞發現自己的田地少了近兩畝，原來是一個縣吏暗中替海瑞的田少算一畝八分，以為討好。但海瑞把縣吏找來，當面糾正了他。【13, p.91】【39, pp.185-186】而按照方舟子，為了貪圖蠅頭小利，海瑞會出賣良心，通過為貪官污吏“歌功頌德”來賺錢——好像海舉人也和方狀元一樣，也沒臉沒皮、沒羞沒臊，也搞不懂“文章千古事”這個道理似的。

事實是，海瑞在其作“贈序”之初就曾說道：“士習以贈文市利，予方病之。”【66, p.354】而在那些接受海瑞“贈序”的人之中，沒有一個人曾被證實是“貪官污吏”，唯一例外是一個叫陳後溪的人，蔣星煜說他“膽小如鼠，每逢海盜倭寇登陸，都嚇得不敢出戰。”【13, p.94】問題是，蔣星煜根據什麼這麼說呢？答曰：他是從海瑞的那篇“贈序”中的一句話“推導”出來的：

“‘侯兼理海防事，有主之，至今迄無成績，然即其不已於行之心，小有警聞，興言出宿，而民已信其為御災捍患之大矣，何也，民之信於侯者深也。’這是指責陳夢雷用裝腔作勢的辦法來欺騙人民的卑劣行為。”【13, p.94】

其實，蔣星煜的引文顯然有誤，“有主之”三字，中華書局1962年版《海瑞集》【66, p.356】、台灣1973年版《海忠介公全集》【72, p.370】、和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海瑞集》【73, p.524】都作“有尼之者”。而這兩字只差，導致那句話的含意有天壤之別。“有尼之者”者，有人從中作梗也，意即陳後溪“至今迄無成績”乃是其他人造成的。至於蔣星煜把“小有警聞，興言出宿”理解成“用裝腔作勢的辦法來欺騙人民”更是讓人莫名其妙。將蔣氏摘錄的那句引文譯成現代漢語就是：

“陳侯兼管海防事務，可是總有人作梗，所以至今還沒有做出什麼顯赫的成績。然而，單看他那顆時刻掛念、永不停息的踐行之心，哪怕只是聽到一點警報，他也立刻起身出城宿營部署，百姓就已經完全相信他是能夠抵禦災難、捍衛地方的偉大依靠了。為什麼呢？因為百姓對陳侯的信任實在是太深厚了。”

事實是，海瑞與陳後溪——蔣星煜說他“一名陳南川， 也就是瓊州府同知陳夢雷”——似乎頗熟。在《海瑞集》中，就有《奉二守陳南川書》和《再奉二守陳南川書》，雖然有人說它們作於嘉靖三十三年【300】，但顯然有誤。據《瓊州府志》，陳夢雷在隆慶年間任瓊州府同知。【301, 卷二十三葉二十九】這是與其相關的記載：

“（隆慶元年）十二月，賊許瑞猝至郡城外，同知陳夢雷躬至敎場撫之，賊乃降。置酒款待，兵民稍定。”【301, 卷十九葉七至八】

“五年正月，賊犯文昌木欄頭，掠百餘人。時郡中官皆赴雷州考察。報至，直指趙焞命同知陳夢雷率兵討之。”【301, 卷十九葉八】

顯然，海瑞說陳後溪“小有警聞，興言出宿，而民已信其為御災捍患之大矣”就是在指此類事件。

實際上，海瑞那篇序文——題為《賀二守陳後溪榮獎序》——通篇都是對陳後溪的讚譽，根本讀不出什麼言外之意。只是在文章末尾，海瑞講述了作文緣起：

“代巡燕山楊公復命有日，大計粵東群吏之治，馳檄獎侯。其語曰：‘器宇沖和，才猷練達，海上堤防惟謹，郡中惠愛尤多。歷仕已經六年，操持有如一日。’視士民輿議，予所聞知無異。一時州縣屬教範於侯，循例乞言以張其美。予懇辭不得，次第言之。諸君曰：‘惟廉惟明，惟公惟斷，勤慎兼之，居官之道，無越於此矣。’侯課應得章薦，不然而人無憾焉，公道尚有明也。諸君信予不為佞，予亦信諸君不我欺，遂書以賀。”【66, p.356】

譯成白話，大意是：

“監察御史楊燕山回京復命的日期近了，他在主持考核廣東各級官吏的工作時，專門派人傳送公文來褒獎陳侯。楊公的評語是：‘氣度謙和，才華達練。海上防務極其謹慎，郡中對百姓的恩惠極多。做官已經六年，操守始終如一。’士人百姓的評價，和我所了解的一模一樣。一時間，各州縣的同僚和下屬都把陳侯視為模範，按慣例來向我求取一篇文章，以張揚他的美名。我懇辭不過，只能按順序把這些話記錄下來。諸位同僚說：‘只有廉潔、明智、公正、果斷，再加上勤勉和謹慎，做官的道理沒有能超過這些的了。’ 陳侯應當得到推薦，不然人們哪能無憾，公道自在人心。諸位相信我不會阿諛奉承，我也相信諸位不會誆騙我，於是寫下這篇文章以示祝賀。”

也就是說，“諸君信予不為佞，予亦信諸君不我欺”本來就是一句套話——就像今人會說“本人才疏學淺，謬誤舛訛在所難免，萬望方家不吝賜教”之類——，後半句話尤其是針對那些請海瑞贈序的人說的。而就是這半句話竟然讓蔣星煜浮想聯翩，結果誘導陳後溪的福建老鄉方舟子血脈噴張、毒汁四射：

“這些贈序的對象，大約有的本來名聲並不好，甚至乃是貪官污吏，所以海瑞一面應酬為他們歌功頌德，一面又用點春秋筆法，羞羞答答地作些‘如前所云，大抵多出一時耳聞’‘諸君信予不為佞，予亦信諸君不我欺’之類的聲明，未免有點自欺欺人了。”【27】

讀者一定要注意其中的六個字：“大約”和“羞羞答答”。所謂 “大約”，乃是方舟子構陷他人的慣用話術，與“不知有多少”、“是真的嗎”、“不知是否屬實”的功能一模一樣，那就是“制疑”——在讀者腦中製造疑問、疑團、疑雲。例如，他在斬釘截鐵般地斷言“韓寒獲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是內定的”時，就使用了五次“大約”。【302】而“羞羞答答”更是方舟子鍾愛的一種修辭方式，其含義一般是：此人雖然不敢明目張胆地做壞事，但卻一定要把壞事做完——例如這句話：

“雖然羞羞答答，而其內心的陰暗、險惡，與多維新聞網的人馬則毫無二致。”【303】

其實，退一萬步說，就算蔣星煜對海瑞的那句話理解無誤，在“膽小如鼠”和“貪官污吏”之間也畫不上等號。如上所述，海瑞的“贈序”幾乎全篇都是盛讚陳後溪之辭。而在《再奉二守陳南川書》中，海瑞開篇就說：

“竊惟執事，清白之守，愛民之政，任事之能，瓊民歌頌有素，行將鐫之金石，紀之史志。自昔二瓊政者所未有也。第為民父母，亦大艱難。毒刻者民無望焉爾矣。執事愛民之心素孚，民之倚賴於執事亦重且急。陳爺回我輩得安生之言，既聞耳矣。”【66, p.413】

這不是“贈序”，只是“書牘”，無潤筆可拿，二品退休幹部海瑞幹嘛要如此恭維一個低他六級的五品同知？實際上，明朝名人李元陽就曾稱讚陳後溪說：

“聞君昔握婺陽印，赫赫聲名天宇震。揭來建水守邊州，篤敬為邦百姓謳。”【304】

這與海瑞在那篇“贈序”中所說的“侯昔與予官浙同為令，繼晉建水，州太守侍御劉紫山至今以年例不及章薦為恨，建水廉平之聲，視永康無異”【66, p.355】符契若合。所以有人說：

“文壇歷來以贈序市利，以致溢美虛美成風。海瑞的贈序從無這種市儈氣，一如其為人。”【42, p.63】

如上所述，方舟子的最大心理特徵之一就是將心比心、以小人、惡人之心度他人之腹。所以，他一再暗示中國第一清官——連海瑞的老冤家何良俊都說“海剛峰不怕死，不要錢，不吐剛茹柔，真是錚錚一漢子”【265, p.108】；連姚文元都不敢在海瑞的清廉這個問題上撒野【114】；而黃仁宇則說海瑞“清廉正直”【64, p.137】——海瑞會貪財，也“情有可原”。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方舟子本人就是一個能把一分錢攥出油汗的鐵公雞，他曾得意洋洋地自爆，為了吃半價雞翅，就冒充學生身份。【305】至於他為了區區四萬塊錢就與肖傳國拼血命【242】、為了從土豪徐波那裡騙到三百萬、並且保住騙到手的錢不被土豪要回去，他不僅可以做到完全不顧及自己的臉面、而且還對自己恨不得把徐波打入死牢的狠毒也不加掩飾【163】，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了。

除了“為了金錢，不僅可以不要臉、而且可以不要命”這個秉性之外，方舟子還可以做到為了傍上大款，包括“貪官污吏”，不惜為之“歌功頌德”。例如，為了捍衛科邪教父于光遠，方舟子在自家的菜園子能與人激戰到後半夜。【306】為了給黨棍科痞何祚庥洗白，方舟子一年內在報紙上連發了三篇署名文章。【307】而當得知自己的主子周永康、薄熙來倒台後，方舟子哪裡是什麼“如喪考妣”，他的表情比“真喪考妣”還要悲痛欲絕強烈千百倍。【244】

14、狂犬吠天

《海瑞二三事》第十四段話是為張居正拒絕起用海瑞辯護。其中，方舟子對海瑞的惡意表現在如下字句中：“海瑞對官場的是非並未忘懷”、“他不通人情世俗，輕率冒進”、“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不如說海瑞正是因此忌恨而寫了那封信的呢”。

顯然，方舟子說“海瑞對官場的是非並未忘懷”，就是在說海瑞貪戀官場的權勢，不甘“寂寞”。其實，如果一個人慣於以權謀私，則他貪戀官場對於國家合人民來說，無疑是壞事。但是，對於一個進亦憂、退亦憂，時刻想着如何盡忠報國的人來說，他希冀掌握權力來實施自己的理念，不但無可厚非，而且還應該得到讚頌和支持。當然，這樣的道理，對於“三文男”方舟子來說是不能成立的。

其實，所謂的“海瑞罷官”，是海瑞公案中含義最模糊的四個字，因為一般以為，它意味着“海瑞被罷官”。但事實是，海瑞只是被調職，但他不願妥協，“日與群小較論是非……不免逆心動氣”【66, p.426】，於是自己辭去官職。《明史》曰：

“瑞撫吳甫半歲。小民聞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將履新任，會高拱掌吏部，素銜瑞，並其職於南京戶部，瑞遂謝病歸。”【65, pp.5931-5932】

換句話說就是，海瑞如果真的像方舟子所說得那麼戀棧，他完全可以委曲求全，在南京衙門一直混到死，而不至於靠“祖傳的十畝薄田”度日、靠賣文來撈錢。

至於方舟子說海瑞“不通人情世俗”，那就像是那隻落在豬身上的老鴰，它嫌豬黑，卻不知道自己更黑。實際上，早在2007年，方粉羅永浩就公開說，“很多人因為方舟子在人情世故方面的弱智和低能而極度討厭他。”【308】而方舟子也馬上承認，他之所以能夠與羅永浩狗扯羊皮，“是我由於‘人情世故的弱智和低能’而上的一個大當。”【309】實際上，很多與方舟子有過直接接觸的人都說，在人多的場合，方舟子的言行舉止就是一個典型的“弱智加低能”——這是他在1996年拋出的自畫像：

“這幾年來我見過的網人也算不少，大凡在網上滔滔不絕的，在網下往往木訥寡言；在網上不可一世的，在網下往往謙卑謹慎；在網上對女網客說話不三不四自稱要吃盡天下女人的豆腐的，在網下說不定比黃花閨女還要靦腆羞澀，未開口先臉紅。”【305】

所以我說他是一個“中年猥瑣男”。【248】

最好笑的是，在《張居正二三事》一文中，方舟子曾讚頌張居正“本是不拘常格的人，封建禮教不會被他放在眼裡”。【26】連蔑視“封建禮教”都成了優點，怎麼到了海瑞這裡，“不通人情世俗”竟然成了缺點了呢？

至於說“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方舟子更是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千年第一人”，因為他從一個名震全國乃至全世界的“打假鬥士”，到蛻變成一隻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只用了短短的十餘年時間。這相當於一個人摸到一手“王炸”好牌，但卻最終輸得連底褲都不剩。確實，方舟子“藝成下山”之際，其背後不僅有以于光遠為頭子的中宣部科學處殘部為他鳴鑼開道——他“打假”四川大學副校長魏於全，于光遠的哼哈二將龔育之和何祚庥聯手出面為他站台，並且鼓動《人民日報》和人民網參戰【310-311】——，還有以周永康為首的整個中國司法系統給他撐腰打氣。不僅如此，因為動不動就口含天憲般地把“美國”掛在嘴上，方舟子還曾得到全國公知和媒體的保護和支持，所以關於他抄襲剽竊的醜聞，需要熬過十年的時間才能登上平面媒體。換句話說就是，如果換做別人，即使他故意要“敗事”，他都會有“難於登天”之嘆，但方舟子卻有能耐把它搞得易如反掌一般。

與之相比，海瑞巡撫應天十府之際，相當於是在徐階和高拱兩個勢同水火的派別之間討生活，相當於與土豪劣紳官僚地主面對面拼刺刀，“一事無成”本該是他註定的命運。可是，海瑞卻在那短短的八個月間，既賑濟了災民，又疏通了吳淞江，使其治下數以十萬、甚至百萬計的民眾——蔣星煜說是“千百萬”【13, p.57, p.61】——躲過未來的無數次水災。僅此一“事”，就足夠任何人炫耀一輩子的了。但海瑞干成的“事”何止這一件。據蔣星煜，海瑞在“任應天巡撫時的輝煌政績”共有三條：一、以工代賑疏浚吳淞江和白茆；二、清理獄訟、均田均稅和遣散募兵；三、克服各種障礙推行一條鞭法。而吳晗則說：

“他反對貪污，反對奢侈浪費，主張節儉，搏擊豪強，卵翼窮民，主持清丈田畝，貫徹一條鞭法，裁革常例，興修水利，這些作為對農民，特別對貧農、中農是有利的，農民愛戴他，歌頌他是很自然的。”【243】

方舟子能夠找出他的偶像張居正在其當權的任何一年內完成的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事”嗎？

最奇的是，方舟子說，海瑞“正是”因為忌恨張居正拒不起用自己而給呂調陽“寫了那封信”，意即海瑞是一個像他那樣心胸狹窄、睚眥必報——滴水之仇，湧泉相報——之人。而他再次證明，自己不過又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事實是，在發表《海瑞二三事》之前幾個月，方舟子剛剛說過這樣的話：

“海瑞號稱本朝第一清官，薪俸之外的錢財一概不取，卻也只好業餘當農民，率領衙役在衙門的後院種菜自給。為老母親做壽，破例買了兩斤豬肉，竟被當成重大新聞傳播。則其名為朝廷命官，實與貧民無異。……海瑞評說：‘居正工於謀國，拙於謀身。’”【26】

毫無疑問，方舟子當時之所以要把海瑞生拉硬扯進《張居正二三事》中，就是要利用這位“本朝第一清官”給“本朝罕見權臣”——曾任工部尚書、參修《明史》的傅維鱗（1608-1667）就在其《明書》中，將張居正與嚴嵩並列為明朝僅有的兩大“權臣”【312】——張居正洗白。可是，僅僅幾個月之後，方舟子就翻雲覆雨，試圖把海瑞打成中國歷史上“第一偽人”。問題是，張居正壓了海瑞整整十年，但海瑞在他死後卻仍舊不肯落井下石，那他對張居正的“忌恨”到底表現在哪裡啊？

最好笑的是，方舟子以為張居正看不起海瑞，“乃是嫌他不通人情世俗，輕率冒進，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而事實是，張居正對海瑞的評價頗高——這是他對海瑞的繼任說的話：

“至於海剛峰之在吳，其施為雖若過當，而心則出於為民。霜雪之後，稍加和煦，人即懷春，亦不必盡變其法以徇人也。惟公虛心劑量之，地方幸甚。”【313】

而高拱對海瑞的評價更高：

“夫海君所行謂其盡善，非也；而遂謂其盡不善，亦非也。若於其過激不近人情處不加調停，固不可；若並其痛懲積弊為民作主處悉去之，則尤不可矣。天下之事，創始甚難，承終則易。海君當極弊之餘，奮不顧身創為剔刷之舉，此乃事之所難，其招怨而不能安，勢也。若在今日，則是前人為之而公但因之耳，怨在他人而己享其成功，此天之所以資公也。如以為戒而盡反其為，則仍滋弊窟而失百姓之心，豈惟非國家之利，亦非公之利矣。”【314】

所以說，方舟子朝着海瑞狂噴，既像是桀犬吠堯，又像是蜀犬吠日，更像是一隻可憐卑微的蚍蜉，自不量力地試圖撼動一顆參天大樹。

15、小丑出醜

《海瑞二三事》第十五段是全文最短的自然段，只有兩句話、124個字。而就是在這麼短的段落中，方舟子也不肯放過咬海瑞一口的機會：

“張居正死了，海瑞才有了出頭之日，但新的當權者對於起用海瑞一事也是能拖就拖，一直到張居正死後兩年，即萬曆十二年（公元一五八四年），才宣布讓海瑞擔任南京吏部右侍郎。這時候經過十六年的賦閒，海瑞已是七十二歲的老翁了，卻欣然受命，視之為‘千載一時’的難得機會，渾然不顧那不過是一個閒職。”【27】

不難看出，方舟子對海瑞終於“有了出頭之日”這件事，既耿耿於懷，又幸災樂禍。他耿耿於懷是因為，張居正不僅死了，而且死得異常慘烈：他生前積攢下的頭銜、榮譽、財產被褫奪一空，連他的兒子都慘遭株連；而比張居正年長十一歲的海瑞卻不僅活得好好的，而且還要繼續風光下去。方舟子之所以要幸災樂禍，是因為，海瑞的“出頭之日”被當權者“能拖就拖”地多拖了兩年，所以海瑞剩下的時間也就越來越少；並且，海瑞得到的還僅僅是一個“閒職”，因此無法實施自己的政治理念。方舟子對海瑞噴出的最毒的毒液，就是“渾然不顧那不過是一個閒職”這十二個字，不外是說，海瑞確實貪戀官場，耐不住寂寞。

“閒職”這個詞，方舟子一生中只用了兩次，1997年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十四年後打假李開復之際：

“這事差不多是這樣的：李小復1988年內定當某地市長助理，因未到換屆，先去那裡干兩年閒職，兩年後當上市長助理後從此自稱‘1988年起當副市長’。有人質疑其不實，答曰：兩年閒職也算工齡，故從1988年說起；稱市長助理怕被誤會為市長秘書，故稱副市長，後來已加注英文為‘副市長(Assistant Mayor)’了嘛”。【315】

一個從中學時代起就開始當文賊、從大學時代起就開始當文痞、一輩子都摘不掉文盲帽子的“三文男”，在成年之際整天如同里巷八婆一般地謠諑詬誶，處心積慮地構陷他人，這到底是因為“我就是對真相有潔癖”【201】，還是因為“我就是耐不住寂寞”，非要通過“跳梁”和“譁眾”的方式來取悅“大領導”或“萬千人”，還需要猜嗎？

從另一個方面講，方舟子從三十多歲起就以“無業游民”自許。【316】而他的老恩公于光遠從六十七歲起就開始“賦閒”，並且一賦就閒到九十八歲去世。而這對異姓祖孫在無業、賦閒之後，都拿“打假”、“反偽”當作自己的“天職”，究其原因，“閒得無聊”、“閒得發慌”肯定是其中之一，甚至可能就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在成為“無業游民”的前夜，方舟子對海瑞在七十多歲時得到並且接受一份“閒職”吐着酸水說三道四，即使不是完全出於羨慕嫉妒恨，羨慕嫉妒恨也一定是那股酸水中的主要化學成分。

16、天生下流

《海瑞二三事》的第十六段繼續糾纏海瑞得到“閒職”這個話題，並且還把歌德的一首詩塞進文中，不過就是要暗示遠在天涯海角的“老翁”、“老幹部”海瑞，對溫柔富貴的江南艷都忘情不下。

前面提到，方舟子之所以會知道歌德的那首詩，乃是因為他手中有一本《秘戲圖考》，而該書屬於“古典色情文學”。實際上，方舟子對“色情”二字懷有雙重情結：他本人不僅沉迷其中難以自拔，他還曾打算靠出賣“色情”為生。實際上，他之所以能夠與南京艷婦黎柳蟬保持長達十餘年的通姦關係，原因之一就是後者乃是一位色情小說“作家”——自稱“中國淫民大學性學系系主任”。【317】

也就是因為對沉迷“色情”懷有負罪感，所以方舟子打擊敵人的手段之一就是給他們打上下流、色情、淫穢的印記。例如，早在2000年，就有人揭露方舟子說，“他痛擊女性文學雜誌《花招》是‘女─性文學’刊物，及一群色情女作家”。【318】同樣，為了搞垮一個新語絲的附庸網站“讀者網”，方舟子在2008年就連續發表題為“讀者網出了個色情妄想狂”【319】、“從色情妄想狂到陰謀妄想狂”【320】的帖子或者文章。2012年初，因為方舟子構陷韓寒幾乎到了不擇手段的程度，所以有人通過一幅題為《無法自證的男人》的漫畫揭露其“質疑”的本質就是構陷。方舟子馬上就將轉發那幅漫畫的財經網罵為“淫穢網站”【321-322】、“淫經網”【323】，將那幅漫畫說成是“淫穢漫畫”、“淫畫”【324-325】。進入那年八月，方舟子與其韓黑女戰友李麗（網名：木子美、不加V）反目成仇，方舟子馬上就給對方打上“賣淫”【326】、“三髒”【327】等等“色情”標籤。進入2013年，因為與前戰友王志安反目成仇，方舟子就反覆利用王志安曾上傳日本同性戀視頻這件事暗示、明示他是“同志”【328-331】、並且一再指示北京市公安局調查“王志安在微博散播傳播色情視頻”，並且還要求他們株連王志安的同夥，“應該一起查”【332】、“搜王志安的電腦硬盤”【333】。顯然，在方舟子的潛意識中，一定有這樣的信念：只要老子抓住了你的“色情”這根小辮子，我就抓住了克敵制勝、弄死敵人的法寶。實際上，在美國的推特上，方舟子使用“淫穢”二字將近二百次，而每次都用於攻擊自己的私敵和死敵，包括特朗普。難怪崔永元會罵他“公開無恥，天生下流。”【334】

總之，方舟子在拼湊《海瑞二三事》之際，無厘頭般地把歌德的“淫詩”——至少方舟子當時是這麼認為的——插入其中，只有一個既科學又道義的解釋，那就是他在暗中使壞，極力誘導讀者往“淫穢”方面聯想。

17、衙內幽怨

如上所述，《海瑞二三事》的第十七段是全文字數第二多的段落，主要講海瑞重返南京後的事情。這段話的開篇第一句就是繼續強調海瑞的不甘“寂寞”，說他“既非厭倦官場，且又熱衷朝政”，因此把“這一個老幹部之家”攪得不得安寧。按照方舟子的說法，既然南京中央機構是“老幹部之家”，則這幫“老幹部”整天遊山玩水、吃喝玩樂就是名正言順、理所應當的。因此，海瑞的“大為不滿”就是無事生非；而他“竟然想到要援用兩百年前明太祖禁止官員遊樂的陳規，對這些官員施加廷杖”就是在倒行逆施。

事實是，除了《海瑞二三事》之外，方舟子在其正式文章中絕口不提“老幹部”這仨字兒。即使是在網絡帖子中，他也僅是在2020年以後才開始多次提及，在那之前，他提到這仨字兒的帖子只有三個。【335-337】也許有人會問：這有什麼可疑的嗎？答曰：當然！這是因為，方舟子一直以“六四運動”的參加者、過來人自許，如說什麼他成年後第一次流淚是在“六四之夜”【338】、並且對所謂的“六四血卡”【339】垂涎欲滴、眼紅得冒火，以致他試圖通過頻繁向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投懷送抱來弄到它。實際上，當得知“我最好的作品”被收入“台灣民主基金會”出版的《六四詩集》後，方舟子“不禁忍俊不禁”地如此炫耀道：

“順便說一下，去年7月海外出了一本《陸肆詩集》（蔣品超主編），收入我的三首詩《最後的預言》、《會有這樣的時候》、《我只是站在這裡靜靜地看着你》，事先沒有徵得我的許可倒也罷了，《會有這樣的時候》居然還給改了一句，把‘這樣的時候還能再等多久/年復一年’改成‘一年復一年，不會太久’，改得莫名其妙。蔣主編如果覺得詩寫得比我好，自己寫就是了，何必自告奮勇要當我的一句師？”【340】

而在那場“陸肆”運動中，首當其衝的就是“老幹部”（老人），以及包括他們在內的“貪官污吏”。【341-342】這樣一來，我們就不免對方舟子在1997年對南京政府腐敗的“老幹部”所表達出來的無限寬容與袒護、對反貪腐的海瑞採取苛刻的“零容忍”態度感到大惑不解：為什麼一個以“民主自由”為訴求、並且確實生活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自由國家”的方舟子——當時他剛剛三十歲出頭——，要穿越時空，一屁股坐到中國四、五百年前貪官污吏的炕頭上？實際上，早在二十年前我就發現，“亂侃明史”之際的方舟子雖然“只有二十六、七歲，並且已經在民主國家生活了將近三年，但他的頭腦卻像是一具封閉了兩千餘年的專制牢籠，其中關押着兩個精靈，一個叫愚昧，另一個叫黑暗。”【15】確實，在方舟子看來，海瑞要用“朱元璋的那套嚴刑峻法”來懲治貪官污吏簡直就是罪大惡極，而其理由也相當弔詭：

“當時的官員手上都有點不乾不淨，那是沒辦法的事，誰叫大明的官俸那麼微薄，只夠糊口呢？”【27】

這不就是在明目張胆地宣揚“貪污有理”、“作惡無罪”嗎？與之相比，方舟子後來提出的“科普必須抄襲，不抄襲無法科普”【343-344】的“方氏大法”簡直太過小兒科。難怪前面提到過的那個肖武就這樣質問方舟子：“至於老同志療養院事件，看了之後不渾身熱血沸騰的生物，請教舟子生物學博士該如何定義？”【30】顯然，肖武沒有說出的答案就是“畜生”二字。

事實是，方舟子不僅明着為貪官污吏辯護，他在暗中也是這麼做的——看看這句話：

“海瑞正是對南京中央機構的這幫人整天遊山玩水、吃喝玩樂大為不滿，竟然想到要援用兩百年前明太祖禁止官員遊樂的陳規，對這些官員施加廷杖。”【27】

“竟然”一詞，凸顯方舟子對海瑞的極度痛恨。如上所述，方舟子的這句話是抄自蔣星煜的《海瑞》，而蔣星煜並沒有像方舟子那樣，說完這句話之後，馬上戛然而止、立即轉換話題；他接着還講了許多，其第六章第六節就以《房寰事件引起軒然大波》為標題，詳細介紹海瑞要“對這些官員施加廷杖”這碼事兒的前因後果——這是其開篇：

“這事件發生在一五八六年（萬曆十四年），海瑞看見南京的御史們都不顧自己的職守，整天儘是歌舞聲色地鬼混，很是不滿，主張援用朱元璋時陳規，用廷杖重責這些御史們。御史們稍微得知一些風聲以後，急得象熱石上螞蟻般直轉，他們知道海瑞這個人既然說得出，便很可能做得出的②。其中提學御史房寰的劣跡最多，擔心由此全部敗露，打算採取‘先下手為強’的辦法，先攻擊海瑞。給事中鍾宇淳從旁鼓動，房寰便真的上疏奏劾海瑞。”【13, p.110】

蔣星煜接着講了房寰的許多劣跡。實際上，連談遷都對“房寰無後”拍手叫好：

“德清房寰。萬曆初。以監察御史提督南畿學校。多通苞苴。與操江都御史瓊山海瑞不相下。互訐奏。各去位。時人大為瑞不平。今傳三世而絕。偶燕中客房生言。余豁然有省。昔人云。天道有記性。無急性。觀於房寰侍御。天之記性。固未爽也。”【345】

但方舟子顯然不願意讓人知道海瑞“對這些官員施加廷杖”的原因，所以他只抄襲了蔣星煜上面那段話的第一句。所以，我早就說，“揚善就是行善，隱惡就是作惡。”【155】而方舟子的毒特之處就在於：他不僅隱惡人之惡、隱善人之善，他還故意給善人羅織惡名。真是邪惡到了骨子裡。

同樣，方舟子接下來的那句話也是語焉不詳，並且草草收場：

“這時候他似乎對朱元璋的那套嚴刑峻法着了迷，給神宗上疏要求嚴懲貪官污吏，‘舉太祖法，剝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剝皮囊草，指的是朱元璋剝貪官的皮製成草人放在公堂上警告繼任官員），此論一出，朝野大嘩。”【27】

問題是，“朝（官）大嘩”可以理解，“野（夫）”們也跟着貪官污吏們“大嘩”是為了什麼？方舟子到此又是戛然而止。這是蔣星煜敘述的“野大嘩”：

“朝野對房寰的行為很憤慨，朱翊鈞把這事件交給吏部調查處理，房寰所列舉的海瑞的罪狀事實上是不存在的，吏部當然查不出來，主張海瑞留任，朱翊鈞也表示同意。對於誣告的房寰，則沒有加以任何懲辦。大臣們也不乏有正義感的，但是都怕捲入是非的漩渦，不肯出來講話，年輕的學生們卻忍無可忍了，投入了這一場複雜的鬥爭。為首的是無錫人顧允成，他是一個進士，是東林黨領袖人物顧憲成的弟弟。他從小便聽說過海瑞的為人，認為是當代的英雄，後來知道了海瑞冒死向朱厚熜進諫，格外欽佩。他不能容忍這一種顛倒是非黑白的論調，更不能容忍房寰的行為，便聯合同年進士湖廣麻城人彭遵古、蘇州崑山人諸壽賢於一五八八年七月上疏，對房寰進行了一些揭發，力為海瑞辯白。在顧允成來說，這並不是他第一次參加政治鬥爭，早在殿試對策時，便曾對朱翊鈞表示，反對他這樣寵信張居正。現在已經是第二次直接參加政治鬥爭了，他看到古代也有太學生擊鼓上書的前例，所以就和同年進士們採取了這一正義的行動。”【13, p.112】

換句話說就是，方舟子構陷海瑞的主要招數就是專抄能夠用於構陷的文字，同時極力掩蓋所有對其構陷不利的內容。實際上，我們完全可以斷言，方舟子屁股的位置，是他蓄意抹黑、惡意構陷海瑞的決定性力量，更是他痛恨朱元璋的主要原因，因為福建雲霄“高乾子弟”方衙內早就恨恨地說過“在朱元璋的心目中，官吏的地位簡直還不如平民百姓”這樣的話【346】，好像在他看來，官吏的地位就是應該遠遠高過平民百姓。再看看他對朱元璋的痛恨：

“關於朱元璋對官吏大開殺戒的動機，除了以前提到的由自卑到變態的自尊到虐待狂傾向的下意識的動機之外，還有一個顯現的、意識層次上的、堂而皇之的理由：為民作主，為民除害。朱元璋大概真誠地相信自己是為天下百姓謀利益（與他對官吏的態度相比而言，對百姓可謂寬厚得多），而官吏卻都與百姓為難，只會剝削百姓，無一人不貪贓枉法，因此統統該殺，殺個精光而後快。貪官污吏多如牛毛，自己無法遍察，便發動群眾，號召百姓到京師告狀，甚至鼓勵百姓把貪官污吏直接綁赴京師（他的著作《大誥》中說：‘許城市鄉村賢民方正豪傑之士，有能為民除害者，合議城市鄉村，將老奸巨滑及在役之吏在閒之吏，綁縛赴京，罪除民患，已安良民，敢有邀截阻當者梟令。赴京之時，關津渡口毋得阻當。’）。”【346】

其實，方衙內痛恨平民百姓，並不僅僅是階級意識，而且還有親身經歷——這是他在1993年說的話：

“我小時候我家住在一家大院裡。這座大院是原來當地首富的住宅，三層的樓房，非常的氣派，當街的牆上有守衛用的槍眼，護家的大門則足足有三寸厚。一九四九年當地首富全家乘自己的汽船逃到台灣，房子便充了公，分給三戶幹部，每戶一層，我家住二樓。”【211】

這是方舟子在2015年透露出來的信息：

“我家以前一直住公房，父親沒想過要自己蓋房。但住的公房是土改時沒收的地主房，80年代後落實政策要還給台胞，才逼得父親在退休後近郊農村蓋房。他和母親工作到退休的積蓄在農村還蓋不起房，靠我哥哥工作後的積蓄和我去美國留學後每個月從獎學金分出一部分，這樣過了兩年才把現在這個房子建了起來。”【252】

難怪方舟子會冒充學生去餐館吃半價雞翅，原來他是在省錢給老爹老娘建房。

總之，方舟子可以接受“平民百姓”打土豪、分田地，如果他們把縣城中最大的豪宅分給他的話。但是，如果那筆飛來的橫財最後又被人奪走——那不僅讓他失財，而且肯定會讓他感到顏面掃地——的話，他對“平民百姓”那本來的蔑視和仇恨就會益發不可控制。難怪公知們那麼喜歡方舟子，因為他們也和方舟子一樣，痛恨平民百姓，稱他們為“可怕的‘群眾’”。【347】實際上，痛恨平民百姓，恰恰就是《南方周末》搶在中國科學納粹前面“反偽”、陷害胡萬林的唯一原因。【348】

換句話說就是，方舟子之所以會從一名“驕傲的少年”變成一名恨天怨地懟空氣的“雲霄怨夫”，極可能就是因為八、九十年代發生的那場家庭變故——他喪失了從小就擁有的高高在上的資本——，他對朱元璋、對“老毛”、對海瑞的莫名其妙的仇恨，全部都可以從那場變故中得到解答。可笑的是，為了掩蓋這個心理創傷的真實原因，方舟子還曾精心編造了一個因為作朦朧詩遭到老師批評而從此立志當反叛詩人的瞎話。【338】【349】

所以說，“心術不正”乃是方舟子“治史”的致命傷，與他“打假”的初衷就是要發泄心中的羨慕嫉妒恨一模一樣。

18、獨夫民賊

《海瑞二三事》第十八段話只有151個字，卻是全文中最最惡毒的段落，其核心思想就是把海瑞說成是一個“熱衷”於當官的小丑，其生前就受到神宗的“蔑視”、被神宗當作“花瓶”玩弄、到死還被神宗“貶”了一句。而他之所以在死後被成千上萬的平民百姓“穿白衣送葬”，那是因為這個沒臉沒皮的戲精、影帝表演功夫確實了得，所以台下觀眾給他“喝彩”叫好。

可以毫不含糊地說，一個人如果不是對海瑞懷有刻骨的仇恨，是絕對不可能噴出如此惡毒的語言的。實際上，連姚文元曲解“穿白衣送葬的人群百里不絕”這個明載史書的史實【65, p.5932】，都要通過“階級分析”這個手段，把那些人打成“地富反壞”：

“至於出喪的描述，我們只要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廣大貧苦農民在地主階級殘酷剝削下，窮得連衣服都穿不上，許多農民幾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裡死了親人都沒有喪服穿，就知道那時候能穿體體面面的‘白衣冠’來路祭的人，決不是貧農，決不是吳晗同志說的‘廣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農和商人中的某些人。”【114】

而方舟子這個“三文男”，他哪裡需要什麼工具來曲解歷史，他需要的只是一坨坐在貪官污吏炕頭上的兩瓣大屁股，其中夾着的一顆黑心，上面有一張專門用於放毒的毒口——有人說他是“科方文元”【318】，實在是太高看他了。這是海瑞的同時代人李贄記敘海瑞去世後的情形：

“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上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公至罷市者數日，祭於途，累數百里不絕。訃聞，上震悼久之。贈太子少保，諡忠介。”【221】

據蔣星煜說，“這是李卓吾親身的見聞。”【350】但實際上，海瑞去世時，李贄正在湖北，不在南京。【351】但不論李贄所寫是否基於親眼所見，下面這個問題都能夠成立：為什麼這位被方舟子視為《明史》的老祖宗的人，竟然沒能看出或沒能想到，那些“哭公至罷市者數日”的“士民”是在“對這位演員謝幕時的喝彩”？顯然，唯一合理的答案就是：他不像方舟子，一眼就能看出那些給自己父母哭喪的人都是在為他們的謝世而“喝彩”：

“去年四月科騙公園組織去漳州參加我母親追悼會，我知道後堅決要求他們取消，但他們卻不聽勸阻，自己跑去，張胖子也做忠心耿耿狀從北京趕去。我不讓他們參加追悼會，由朋友安排他們去飯店就餐，付的餐費作為給安保資金的捐款。科騙公園現在居然拿這事給王志安造謠中傷，你能想象世上有這麼無恥的人渣嗎？”【352】

而蔣星煜當年駁斥姚文元的話，更像是在提前抽了方文痞一記耳光：

“姚文元認為農民穿不起白衣冠，因此路祭的人群只能是地主和富農，根據他的文痞邏輯,貧窮的農民家裡也永遠不會死人了。”【350】

你看，與“科方文元”的蓄意構陷相比，姚文元的“階級分析”是不是太“遜”了？

19、文痞收官

《海瑞二三事》最後一段話主要就是講，雖然“演員”海瑞已經死了，但他的鬼魂卻一直在舞台上徘徊，而這正是海瑞通過不斷演戲、不斷“罵街”想要達到的真正目的。

應該承認，《海瑞二三事》在邏輯上是自洽的，因此對於那些不了解海瑞或了解不多的人來說，它頗具有欺騙性。所以，新浪博客編輯的《大史記之食古不化》一書就收錄了這篇文章，並且還是方舟子唯一入選的明史文章。【82】但邏輯自洽並不等於“合理”，更不等於“事實”，否則的話，這個世界豈不成了謠棍、訟棍們的天下？事實是，在吳晗以前，中國的舞台上從來就不曾有過“海瑞罵皇帝”這齣戲——早已失傳的《海瑞市棺》大概以之為主題，但更可能是諷刺海瑞。【353-354】實際上，長達三十萬字的《海公案》對那件事連一個字都不曾提及。而按照方舟子，海瑞罵皇帝乃是決定演員海瑞人生軌跡的轉折點、是海瑞精心策劃的一台大戲。既然如此，請問方舟子：難道海瑞的那出大戲是專門給四百年後的吳晗上演的嗎？如果海瑞真的有如此先見之明，他咋就沒有預見到吳晗一家三口會因為演戲而命喪黃泉？

實際上，恰如吳晗所說，舞台上的海瑞掩蓋了“海瑞在政治上的作為”。【243】確實，在舞台上，海瑞的扮相主要是一個“青天”，而“海瑞在政治上的作為”和抱負卻遠不止於此。如果海瑞只是“一個案例一個案例”地審理民間訴訟——就像方舟子當初為了斂財不許肖氏手術的“受害者”們提起集體訴訟而非要他們“一個一個地起訴”那樣【264】——，則其“政治上的作為”幾乎喪失殆盡。換句話說就是，如果海瑞真的像方舟子所構陷的那樣，一切都是表演，一切都是做“給後人看的”，則他不僅是一個最大的蠢才，而且還是一個最大的失敗者——只有像方舟子這樣的升斗、宵小之徒，才會羨慕“舞台上的海瑞”——連談遷都知道那是愚不可及。海瑞的真正價值，在於他能夠用自己的一生踐行自己的政治理念——李贄所謂“憫世”和“扶世”【355】——，而這個理念不僅在當時就已經達到了最高的道德層次，即使在今天，它也比所謂的“普世價值”高出整整一頭。而這，或許就是方舟子痛恨海瑞的另一個原因，因為他的最大理想，也不過就是“出人頭地”——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就是比你們高”【356】——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