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痞篇

如上所述，《海瑞二三事》实际上是“海瑞十三事”，也是方舟子为了丑化、抹黑、诋毁、构陷海瑞所能够搜集到的“所有事”，用来把海瑞打造成一个为了博取名望而甘冒生命危险、不断地给自己加戏、插戏、造戏的戏精和影帝。而在“方舟子明史新三篇”的三个主角中，张居正的声誉至多不过是“毁誉参半”，严嵩早已臭名远扬，只有海瑞，是一位堂堂正正、身上没有一点疤痕的“清官”、“青天”。所以，我们不禁要问：方舟子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通过偷鸡摸狗的手段来撰写《海瑞二三事》一文，难道就是要证明自己有本事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干？而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首先分析方舟子构陷海瑞的方法。因为当一个人专心致志地干一件事情时，最能暴露其本性和目的的，就是他的手段。因为一个人无法使用正当的手段达到邪恶的目的——马丁·路德·金说：“手段是种子，目的是树。”【147】

读者将会看到，“三文男”方舟子构陷海瑞的方法和手段，与“打假斗士”方舟子构陷肖传国、韩寒以及所有其他人的方法和手段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在程度和力度上略有差异而已。而这种差异的存在非常容易理解，因为1997年的方舟子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侠’”，尚未“艺成下山”。【148】但到了构陷肖传国的2005年和构陷韩寒的2012年，方舟子早已成为名震全国的“网霸”，其霸道程度，用奸商许志强的话说就是，“一言九鼎，一槌定音”。【149】换句话说就是，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纪，恶霸方舟子足以把任何一个人凭空打成“假”、“伪”、“骗”。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南方周末》在构陷清华大学教授汪晖时，必须首先要捐弃自己与方舟子的前嫌，向他献上重礼——即利用自己的全部影响力来构陷方舟子的私敌、死敌肖传国——以拉他加盟的根本原因。【150】所以，在构陷海瑞之时，尚无藉藉之名的方舟子使用更多的手段是曲笔和影射——即所谓的“方氏话术”【151】——来“制疑”，即故意在读者头脑中制造疑团，以颠覆他们对海瑞的传统认知。他那么做的原因也非常简单：既要掩盖自己的恶毒居心，又要诱导读者得出他想要给出、但却没敢直接给出的结论。方舟子的这个“作恶”演化模式，与实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吻合得严丝合缝：即恶人作恶的强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权威的积累而日益增强、愈演愈烈。【152-153】

需要指出的是，分析、挖掘一个人构陷行为的心理动机，一般称为“诛心”——由于直接证据较难获得，得出结论的主要手段就是逻辑推理，因此较难取信众人。所以，在解释方舟子的乖常行为和言论时，如果没有其他证据，我一般都将之归咎于无知，因为那是最简单、最善意的解释。但是，在研究了方舟子在中国鼓吹达尔文的一个案例【154】之后，我的观点发生了重大改变。因为我发现，即使是在抄袭那些专门揭露“达邪教”黑幕的文章时，方舟子也有本事利用其中的某些材料把达尔文及其邪教团伙打扮得金光闪闪、漂漂亮亮。而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会选择性装瞎，即对那些与自己既定观点和立场不利的证据视若无睹。如果不了解方舟子的这个邪恶特征，人们很可能会被他的“无知”假象所欺骗。现在，既然“方舟子乃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邪恶标本”这一命题已经被大量事实所证明【154-164】，所以我们必须对他的“貌似无知”做更进一步的思考：他到底是真无知，还是真无赖、真无耻？实际上，这样的问题，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被人提出。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傅杰在分析方舟子的一篇史学翻案文章时就发出了“正所谓故作迂痴， 匪夷之思，我就不知道他是真不懂还是在装不懂了”这样的疑问。【165】因此，在梳理方舟子构陷海瑞的动机和手法时，我们一定要牢牢地记住这样一个事实：为了达到自己的邪恶目的，方舟子会不惜“故作迂痴”，尽管这与他的另一个更为显著的本能性行为——“冒充‘学者’，以文武昆乱不挡的超级权威自居”【166】、冒充“他什么都懂”、“文理兼通，中西贯通，是罕见的通才”【167】——相悖。换句话说就是，作恶很可能是方舟子更深层次的本能和心理需求（后详）。

1、局子设局

“构陷”的含义就是在暗中搭建出一个虚假的罪名框架，然后将目标框入其中，以达到陷害的目的——《辞源》的解释就是“设谋陷害，使人获罪”【51, p.873】；《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定计陷害，使别人落下罪名” 【108, p.461】。而《海瑞二三事》的第一段话所起的作用就是构陷的第一步，设局，为了把海瑞构陷成“演员”挖坑。

前面提到，关于海瑞致吕调阳书的年代，几乎是众口一词的“万历元年”。但是，方舟子却偏偏选中了蒋星煜近乎独树一帜的“万历五年”。问题是，方舟子的这个选择，到底是出于纯粹的无知，还是在玩弄“故作迂痴”、装疯卖傻的把戏？现在看来，最合理的答案就是，他是蓄意的，因为只有采用“万历五年”这个说法，他才能彰显自己引以为傲的“（史）才”与“（史）识”【168】，即翻云覆雨、颠倒黑白。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不是“万历五年”的话，方舟子就失去了“把海瑞考证成为一个因时造势的虚伪人物”的第一证据。

原来，所谓的“海瑞罢官”发生在隆庆四年（1570年），而张居正出任首辅则是在隆庆六年（1572）六月发生的“大政变”之后。【48, p.136】按照方舟子的逻辑，如果海瑞在万历元年搅张居正的局，则他与张居正尚未产生任何矛盾；但如果到了万历五年，则因为受到张居正的长期压制，海瑞就会对张居正产生怨恨，进而产生“要让嗣修落第”的报复动机。

实际上，在成为“打假斗士”之后，方舟子为自己辩护的最常用招数就是把所有对自己的批评和揭露都说成是出于“私仇”和“私怨”。例如，早在2003年，也就是在与曾经帮他在中国大陆立稳脚跟的“科学文化人”彻底翻脸之后，方舟子这样写道：

“有人说方舟子有公敌无私仇，并不准确。私仇当然是有的，只不过往往是从公敌演化而来，而且毫无例外全都是对方先有了恶意，起了歹心，在背后搞小动作诬陷我。”【169】

同样，为了化解我本人自2007年开始的“方学研究”——即对他的“假打假、伪反伪、胡科唬”的全面、系统、深入的分析、揭发和批判——，方舟子就在2012年编造了一个他打我的假在先、我揭他的假在后的谣言，完全不顾我从2007年9月21日开始正式发表“方学研究”成果，而方舟子首次公开我的真实身份是在2010年10月16日——也就是在我宣布将在两天后向他的美国母校正式举报他抄袭剽窃的当天【170】——这个最最基本的事实【171-172】。难怪方舟子的“田兄”会说“方舟子是一个敢于说假话的人”【75】，而方舟子的最大金主徐波则称他为“方谎王”【163】。

前面提到，张居正乃是中国历史上最受方舟子膜拜的政治人物。而张居正和海瑞都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但在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的那十年间，却是海瑞一生中最落寞的十年。所以《明史·海瑞传》曰：

“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鸡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十二年冬，居正已卒，吏部拟用左通政。”【65, p.5932】

实际上，按照蒋星煜的《海瑞》，张居正与海瑞早就结下了梁子：海瑞出任应天巡抚后，曾逼迫张居正的大恩人徐阶退田还民，而张居正则给海瑞写信，为徐阶求情，但海瑞没有搭理他——“张居正觉得不仅徐阶的体面未能保存，连自己也讨了一场没趣，因此对海瑞怀恨在心。”【13, p.72】所以，张居正不仅阻止了“海瑞复官”，他实际上还参与了“海瑞罢官”。【173】实际上，在《海瑞》一书中，蒋星煜对张居正颇多不恭之辞，并将海瑞致吕调阳的那封信当作张居正阻止海瑞复出的原因之一。其实，方舟子照抄蒋书——该书总共不到八万字，而方舟子早就宣称，“按我的读史法，三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读完二十四史”【174】，因此他花个半天功夫，即可将蒋书倒背如流——对于这些言论难免会耿耿于怀，所以，他在《海瑞二三事》的第十四段写了这样两句话：

“而有的更说张居正之不用海瑞，乃是海瑞写给吕调阳的那封信引起了他的忌恨。其实海瑞写那封信时，张居正已当国五年，不用海瑞也已五年，还不如说海瑞正是因此忌恨而写了那封信的呢。”【27】

而这恰恰说明，方舟子装疯卖傻般地盗用蒋星煜“万历五年”这个说法，就是要给张居正洗白，同时假装不知道海瑞其实早就得罪了张居正这个事实。

事实是，为了给张居正洗白，方舟子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例如，为了批驳“张居正死于纵欲”这个传闻，方舟子就凭空编造出了“张居正死于中医手术”这个歪理邪说。【1】所以，自称“我写文章、写微博很少用感叹号”【175】——因为患有“洁癖”的他觉得感叹号像是“炸弹”【176-177】——的方舟子在“惟公亮之”四字后面突兀地加上一个感叹号，其中也必有缘故。而这个缘故就是，它使那封信更像是对吕调阳的“旁敲侧击”、是“让当朝大学士听退休官僚的忠告”。事实是，在正文之后，海瑞还写下了“豫所吕老先生海瑞载顿首余慎”这十三个字【37, 叶四十五】，以表达自己谦卑恭敬之意。如果以感叹号结束正文，那就迹近威胁了，而不是莫绍德所说的“讽”、蒋星煜所说的“讽刺”。实际上，蒋星煜后来还说海瑞信中的“语气很委婉”。【138, p.39】你说方舟子这个伪状元，为了那个贪财好色的张居正，他枉费了多少心机？

实际上，方舟子把“朕答不尽”这四个字塞进万历帝的嘴里，也可能是蓄意的。如上所述，方舟子的《张居正二三事》发表于1997年6月，该文几乎全抄樊树志的《万历传》【1】。而就在《万历传》中，就有这样的文字：

“父荣子亦随之而贵。万历五年（1577年）二月，张居正次子嗣修会试中式。三月，张居正因其子将预殿试，请求迴避读卷。神宗不允：‘读卷重要，卿为元辅，秉公进贤，不必迴避。’次辅吕调阳也有儿子（吕兴周）与试，同样上疏乞求引避，也不准④。这场殿试不过是形式而已，结果当然是在意料之中的：张嗣修进士及第，张居正少不得谢恩一番。适逢神宗讲读毕，张居正便向皇上说：‘臣男嗣修，钦蒙圣恩，赐进士及第。’神宗回答得很直爽：‘先生大功, 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⑤很明显，神宗是以如此‘看顾先生的子孙’作为报答的。如果说有什么科场舞弊的话，这算得上最大的舞弊。”【178, p.101】

同样，在方舟子抄袭的另一个对象、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中，那句话也一再被写成“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子、孙便了”【48, p.339】、“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48, p.388】。而方舟子的“对先生的子孙是这么看顾的”这12个字，就是从朱东润的“是这样地看顾也许没有料到！”【48, p.390】这12个字脱胎而成的。既然如此，方舟子怎么可能在紧接其后撰写的《海瑞二三事》中，把“说”抄成“答”呢？所以说，“朕答不尽”大概率是方舟子故意捏造的，因为他就是要给人以“万历帝要报答张居正大功”的印象，然后他才能名正言顺地说万历帝是“徇私舞弊”的“正主”，而海瑞不给“正主”写信，却给张居正手下的吕调阳写信，其真实目的“是写给众人看的，更是写给後人看的。”

实际上，为了给“万历皇帝才是徇私舞弊的正主”这个论断找论据，方舟子几乎费尽了心机。首先，方舟子故意无视这样的事实：会试总裁掌管的是会试；一个人会试过不了关，就不会参加殿试，因此皇帝想要通过“作弊”来提拔谁，他都伸不上手。其次，方舟子将皇帝授予功名的权力与剥夺功名的权力混为一谈，说什么“张居正尸骨未寒，神宗即剥夺张的儿子们的功名”。事实是，万历帝剥夺张居正儿子的功名，全都是因为有人上疏弹劾他们，并且疏中列举的事实，也都无可辩驳。例如，万历十一年正月，南京刑科给事中阮子孝上疏，详述张居正三子登科黑幕，以及张居正徒党、吏部侍郎王篆两个儿子的类似情节。【179】这是《明实录》中的相关记载：

“癸酉南京刑科给事中阮子孝论故辅臣张居正、原任吏部侍郎今闲住王篆各子滥登科第，乞行罢斥。上令内阁拟旨革黜。大学士张四维具疏言，居正诸子所习举业，委俱可进。惟其两科连中三人，又皆占取高第，故为士论所嫉，以致谤议失实。至于王篆二子，不知所学如何。若一加覆试，则堪中与否可以立见。伏望圣慈矜察。居正二子在翰林者调别衙门，用一子在部属者容其照旧。王篆二子令吏部都察院于午门前出题覆试。上不从，自批子孝疏，张懋修等都著革了职为民。”【120, pp.2459-2460】

对此，樊树志这样评论道：

“平心而论，张居正的三个儿子连连进士及第，并非全仗自己的真才实学，主持其事的官僚们为了阿谀张居正，做了些小动作，使他们跃登龙门。不过最后都由神宗裁定，他心中最明白，这是他对元辅的一种报答。现在既然元辅已死，而且罪状已经揭发，这种报答当然应该取消，这完全是功利主义的处理方式。”【178, pp.183-184】

而对方舟子来说，在张居正淫威之下长大的万历帝通过“徇私舞弊”来提拔张居正的儿子来报答张居正的“大功”是合理的、正当的；但当张居正篡权乱国的黑幕被揭开后，万历帝却不可以拨乱反正、严厉处罚张居正篡权的受益者，即他的儿子。

实际上，“奉旨行事的主考官”张四维当时不仅未受追究，万历帝对他仍旧言听计从。这年四月，张四维父亲去世，万历帝“命礼部从优拟恤”并降旨抚慰。【120, p.2531】所以，《明史》以下面这些文字终结《张四维传》：“云南贡金后期，帝欲罪守土官，又诏取云南旧贮矿银二十万，皆以四维言而止。寻以父丧归。服将阕，卒。赠太师，谥文毅。”【65, p.5771】同样，东道监察御史丁此吕也曾在万历十二年上疏，指控万历七年应天乡试主考高启愚所出的试题是在为张居正篡位造势。【180】不仅如此，丁此吕还揭露说，礼部左侍郎何洛文“自舘选时卽为居正所昵，向以乾儿畜之。凡属意群奸，必藉洛文为介绍，嗣修、懋修及第制策皆洛文代为之。”而其结局，用朱东润的话说就是，“经过几度的争持，此吕、启愚同时去职”、“考官免罪，但是雒文还是解职。”【48, p.391】所以，方舟子说万历帝“连奉旨行事的主考官都要追究责任”，就是信口雌黄。

其实，方舟子如果真的相信自己的结论，即那封信“是写给众人看的，更是写给後人看的”，他就应该首先回答由这个结论而产生的疑问：既然海瑞有意作秀以博取“众人”乃至“后人”的喝彩，他岂不应该将那封信抄录下来，并且将之收进自己编辑刻印的文集之中？如果海瑞真的那么做了，莫绍德就完全没有必要在海瑞死后二百多年才发现其真迹了，而除了方舟子及其同类之外，绝大多数人对海瑞的评价也不会因之而产生任何丝毫的不同。

2、谣子造谣

如上所述，“万历五年”只不过是方舟子构陷海瑞的一道开胃菜，而“海瑞骂皇帝”才是方舟子为构陷海瑞而烹制的“满汉全席”。这套全席共有五道菜，第一道菜就是极尽诋毁海瑞之能事：开篇就说海瑞不是进士——“举人”这个词，在全文中出现了四次——；接着造谣说，为了尽快当官，海瑞只参加了一次会试就放弃了科举正途；但海瑞虽然在科场无能，但在官场却如鱼得水，所以他才能够一直做到一个举人能够达到的“绝无仅有”的高位。问题是：学历不高、智商平庸的海瑞到底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方舟子给出的答案就是“骂皇帝”。而为了营造“海瑞骂皇帝”是演员海瑞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场大戏，方舟子先是造谣说海瑞在户部“无所事事”了两年，然后造谣说海瑞在那份“空前绝后”的骂疏中“只字未谈本职工作，从头到尾只是在攻击世宗”；并且，为了给人一种“戏精海瑞不断给自己加戏”的印象，方舟子接着造谣说，在那份骂疏中，“还有更激烈的话，为《明史》所不敢录”。换句话说就是，方舟子在《海瑞二三事》的第二段话中，至少造了四个谣——所以他的真名应该是“方谣子”。

首先，方舟子说，海瑞“会试落第，就未再参加会试”，不大可能是出于无知，而是要给读者一个海瑞不走正途、急于当官的印象。事实是，海瑞中举之后，曾在嘉靖二十九年和三十二年两次参加会试，均不第【38, p.304, 309】【40, p.18】【41, p.65】，而不是如方舟子所暗示的那样，仅仅一次。实际上，张德信《海瑞》一书第二章的标题就是《两试不第》。【39, p.11】

其实，方舟子在海瑞科举问题上煞费苦心，完全是因为他本人以及他的那几个大牌狗腿子如科学纳粹孙文俊【181】和“三联骗子”袁越【133】都信奉“考试决定论”或“智商决定论”，即他们全都认为，一个人的高考成绩反映了他的智商，而一个人的智商应该决定他的社会地位。按照这个理论，他们这些得以进入名校的高智商，其财富和地位应该远远高于普通人，而不是连高中辍学生罗永浩和韩寒都不如——这也是他们仇华、反华的一个主要因素。实际上，直到今天，流亡美国的方舟子还在扯嗓子高喊“盛行反智主义的中国需要‘学历崇拜’”【182】——好像他真的关心“中国需要什么”这个问题似的。

也就是因为把高考成绩、最高学历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要重要，所以方舟子至今仍旧恬不知耻地炫耀自己是一个“语文状元”【183】，并且动不动就把自己的那个“美国博士”招牌亮出来。其实，早在成为“打假斗士”之前，方舟子就曾说过这样的话：

“在生物科学的领域，没有相关博士学位的人是没有任何资格从事科研的，那些只有硕士学位的人尚且只能干干技术活，更不要说其他人了。那些‘自学成才’的，都只能研究伪科学。”【184】

而在当上“打假斗士”之后，他的那个“美国博士”招牌不仅马上就变成了他包打天下的资格认证证书，而且还是他抵挡枪林弹雨的金钟罩和铁布衫：

“温记者如果没有判断评论可靠与否的基本常识，如果不知道用真实身份发表的言论的可信度要高过匿名评论，如果会去相信一位留美十三年的美国博士对简单的英文也会‘全部理解和翻译错误’，英文阅读理解能力甚至比不上只到美国转过一圈的‘土’博士，如果自己对译文的对错没有判断力，难道不会去采访一下英语翻译专家，请他用真实身份发表一下看法？还有没有做为记者的起码的新闻素质了？”【185】

“我不知道刘县书如此自称是什么意思，是说自己本科读过生物或曾经自学过生物，所以就可以训斥一位分子遗传学方向的生物学博士在遗传学问题上不专业？”【186】

实际上，当方舟子在2012年兴冲冲地跑到上海电视台批中医时，惨遭一名老中医的质问：“你搞过几年中医？”而方舟子的回答就是这句反问：“你读过博士没有？”【187】

所以，方舟子一再强调海瑞只是一个举人，就是在暗示他的资历不过就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硕士”，因此其才学和智力都远不如张居正，所以他的升迁需要“一步步往上爬”，或者自己给自己加戏，而不是凭借真本事、真功夫。

其次，方舟子反复强调海瑞上疏距离他到户部任职是“两年”，就是根据他从蒋星煜那里抄来的错误，即海瑞上疏发生在“嘉靖四十五年二月”。而蒋星煜在《海瑞》第四章写下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五六四年十一月（嘉靖四十三年十月）海瑞进京，出任户部云南司主事”。【13, p.38】且不说从嘉靖四十三年十月进京到嘉靖四十四年十月上疏，正好是一年，就算上疏时间真的是“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满打满算那不也只是一年零四个月吗？按照方舟子的“399万也是300多万”这个“方氏算术大法”【188】，方舟子岂不应该说是“一年多”？而恰恰就是因为要构陷海瑞，所以他不惜把话往大了说，其目的，就是让人产生海瑞坐不住冷板凳，急于“往上爬”的印象。

事实是，通过玩弄数字游戏来构陷他人，乃是方舟子的一大利器。例如，为了构陷四川大学医学院教授魏于全“造假”，方舟子及其走狗就一再宣称魏教授的实验研究需要使用“几万只小白鼠”，以暗示其“不可能”，因此是“造假”。【189】同样，为了构陷韩寒“造假”，方舟子及其狗腿子就一口咬定韩寒的身高不到一米七，而不是韩寒本人说的1.71以上。【190】而为了诋毁我的“方学研究”，方舟子就一再造谣说，我写了“几千万字”，既是暗示我粗制滥造，又明示其徒众，不要去读，因为你们根本读不完。【191-192】所以，他貌似漫不经意地把海瑞“无所事事”的时间夸大了一倍，出于纯粹无知的可能性要远低于出于蓄意构陷的可能性。

第三， 方舟子将海瑞的“盖天下不直陛下久矣”译成“天下人早就认为你不配当皇帝”，就是在冒充文盲，故意曲解“不直”这个词。实际上，《汉书》中就有“上由是不直延寿”这样的话，而其译文就是“皇上因此不信任韩延寿”。【193】而在朱东润主编的《通用大学语文》中，“不直陛下”的释义就是“不以您为然。”【194】事实是，在方舟子当时所能够看到的所有相关文献中，没有一本书将之译为“不配”。例如，蒋星煜就说：

“本来这样就已经充分说明了人民对朱厚熜的不满，但是海瑞还觉得有把问题进一步明确的必要，因此他毫不讳饰地在奏疏中说：‘盖天下不直陛下久矣！’一个五品的臣僚用这种严厉指责的口吻向皇帝进谏，说天下人早就对你这个皇帝不满了，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事情。”【13, p.43】

同样，黄仁宇对那句话的解释也是：“就是说普天下的官员百姓，很久以来就认为你是不正确的了。” 【64, pp.138】

事实是，曲解词义乃是方舟子后来“假打假、伪反伪、胡科唬”的惯用伎俩。例如，为了证实他造的谣言，即美国政府不承认中医，他就故意把美国卫生研究院替代医学研究所的“替代”（alternative）一词译为“另类”。【195】方舟子诸如此类的邪恶行径，用“擢发难数”、“罄竹难书”来形容，一点儿都不过分。

第四，方舟子说，举人出身做到正二品高官“绝无仅有”也是信口胡诌，其目的明显是要说，海瑞在科场拼真本事不行，但混官场却相当在行。事实是，早海瑞约一个世纪，就有一个名叫贾俊的举人做到了工部尚书的职位。《明史》曰：“时专重进士，举人无至六卿者，俊独以重望得之。”【65, p.4896】而晚海瑞半个世纪，还有一个名叫陈新甲的举人，官至兵部尚书。《明史》云：“自弘治初贾俊后，乙榜无至尚书者。”【65, p.6637】据《明史·职官》，六部尚书都是正二品。实际上，连黄仁宇也只说海瑞的高升“罕见”【64, p.140】，但方舟子却大笔一挥，将之拔高到“仅见”的极端程度，突显其文痞恶棍之嘴脸。

3、恶棍作恶

如上所述，《海瑞二三事》的第三段话就是说，在明朝的皇帝中，嘉靖帝本来不错，但因为曾被海瑞痛骂，他竟然变成了明朝的头号昏君——由此可知演员海瑞把那出戏演得极好。这是那段话的全文：

“比之武宗之胡闹，神宗之贪婪，熹宗之昏庸，世宗还算不上大明最糟的皇帝，但我们一谈到明朝的昏君，想起来的首先就是这位家家皆净的嘉靖帝，在一定程度上还得归功于海瑞这一骂。我们读这样的骂文，确实如听人骂街一样的痛快，但不要忘了，骂的乃是当朝皇上。即使换上以纳谏出名的唐太宗，恐怕也无法容忍如此进谏。据说世宗读了这封奏疏后，气得全身发抖，把奏疏摔在地上，大喊快去把他抓来，不要让他逃跑了。旁边的一位宦官劝他说：这人是个出名的书呆子，上奏疏之前已告别了家眷，遣散了仆人，连棺材都准备好了，不象会逃跑的样子。实际上在两年前海瑞进京前就把家眷都送回了琼州故乡，不可能在这时候又来告别家眷，这或者是这位宦官编造了一番话为海瑞求情，或者这整个戏剧性的一幕，根本就是编造出来的，虽然被一本正经写进了正史，但中国的史书，本来就是史实和小说不分。”【27】

就像第一段、第二段话一样，这段话也充满了恶意。让我们按照其先后顺序来慢慢分析。

首先，方舟子的第一句话就是在使用其惯用的方氏构陷逻辑，即颠倒黑白，倒因为果：嘉靖帝被视为明朝的著名昏君，不是因为他“糟”，而是因为他“被海瑞骂”。实际上，早在开始“乱侃明史”之际，方舟子就曾断言，“明朝的皇帝中非昏君即是暴君。”【196】并且，他还说，“中国的帝王可以根据两个标准分为四类：能君与昏君，仁君与暴君。”【197】换句话说就是，胡闹的武宗、贪婪的神宗，昏庸的熹宗充其量也不过是“昏君”而已；但是，被方舟子誉为“算不上大明最糟的皇帝”的嘉靖帝却是明朝唯一一个既昏庸且残暴的皇帝。这是被方舟子几乎翻烂了的《严嵩传》中的话：

“皇上盛怒，命令重杖一百，‘一杖痛一杖，毋脱之’。锦衣卫遵命，刑杖至五十左右，杨最即毙命阙下。狠毒的皇上仍令杖满一百始罢。其时百官班朝，跪伏震惧。”【67, p.91】

杨最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能把嘉靖帝气得当堂杀人？原来他不过就是批评了皇帝“误信方士”而已。所以，连方舟子都知道，海瑞“攻击世宗屠戮大臣不是个好皇帝”这码事儿。既然是“屠戮”，被杀者自然不会仅仅一人。看看这段记载：

“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皇帝命礼部照旨立即更改尊号，朝臣抗争，群情激昂。七月十五日，借百官散朝之机，吏部侍郎何梦春、修撰杨慎（杨廷和之子）等倡言：‘使节死义，正在今日’，‘万世瞻仰，在此一举’，号召群臣伏阙请愿。于是朝臣二百二十余人跪伏左顺门下，高呼：‘高皇帝（明太祖）’！‘孝宗皇帝’！并且一齐哭号，声震阙廷。嘉靖皇帝决心粉碎臣下的对抗行为，命令锦衣卫将参加请愿的官员姓名全部登记在册，然后按名册大逮捕。先将为首者八名逮捕入狱，接着又将一百三十四名五品以下官员逮捕入狱。其他待罪遣散。几天以后，作出判处：为首者戍边，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一百八十余人廷杖，其中编修王相等十七人惨死杖下。”【67, p.30】

实际上，嘉靖帝不仅仅以“屠戮大臣”臭名昭著，他还是整个中国历史中唯一一位惨遭宫女集体谋杀的皇帝——这是《朝鲜李朝实录》中的记载：

“臣等九月二十二日，到北京，见东西角头将，宫女十六人，剉尸枭首。问之，则宫婢扬金英等十六人共谋，二十一日夜，乘皇帝醉卧，以黄绒绳，同力缢项，事甚危急，宫人张芙蓉，觇知其谋，往告方皇后，皇后奔救，则气息垂絶，良久复苏。命召六部尙书，会议定罪。盖以皇帝虽宠宫人，若有微过，少不容恕，辄加捶楚，因此殒命者，多至二百余人，蓄怨积苦，发此凶谋。”【198】

方舟子对朱元璋杀戮百官恨得咬牙切齿，但洪武帝杀百官的罪名大多是贪腐、谋反；而嘉靖帝杀百官的原因，则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向皇上效忠、进谏。所以张显清说：

“左顺门事件是明代规模最大的一次朝臣请愿活动。参加者中虽然也有勉强附和之辈、尚气好名之徒，但大多数人对他们所坚持的信念是真诚的，‘唯恐陷主于非礼’，‘忧国如家，视死若饴’，如痴如憨，以死诤谏。”【67, p.30】

而就是这样一个恶魔般的昏暴之君——蒋星煜就说他是“昏暴的皇帝”【13, p.48】——，竟然被以“明史专家”自许的方舟子评为比“武宗之胡闹，神宗之贪婪，熹宗之昏庸”要好得多的皇帝。实际上，仅凭嘉靖帝豢养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奸臣”严嵩这一件事，方舟子就应该将他的“糟”排在那三个人之前——，而他做出如此既昏庸又奸佞更邪恶的评价的唯一目的，只是为了构陷海瑞——就像他把万历帝说成是明朝第一昏君【199-200】，只是因为他清算了张居正一样。

其次，方舟子说海瑞上疏如同“骂街”，就是在说海瑞故意制造事端，以便能把戏演大、演火、演到“炸街”。需要指出的是，方舟子一再宣称“我就是对真相有洁癖”【201】、“我从来不说脏话”【202】，但他却以“骂人”为生——他自己承认，“我一贯认为骂人骂不好，骂的人比被骂的难看”【203】，意即他自认为“我骂人骂得好”——，而在其词典和“话术”中，“骂街”乃是一个分量极重的罪名，因为“骂街是个人修养问题”【204】。所以，一篇文章，一旦被他骂为“骂街文章”【205】，那就相当于被他宣判为“不值一读、不值一驳”；一个人，一旦被他封为“骂街党党代表”【206】、“骂街记者”【207】、“骂街皇帝”【208】、“骂街科主任医师”【209】、“首席骂街员”【210】，那就相当于“打假斗士”方舟子宣判对方人格彻底破产、职业生涯彻底完蛋——可以媲美福建省云霄县低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方溪芳“以铿锵有力的闽南话宣布：‘判处现行反革命犯张××有期徒刑十五年’”【211】。所以，方舟子说海瑞的《治安疏》是“骂文”、“确实如听人骂街”，就是在故意侮辱海瑞。只不过是，当时的方舟子还没有胆量给海瑞扣上“骂街主事”的大帽子而已。

第三，方舟子仅仅根据《明史·海瑞传》中一个宦官的可能口误就一举否定“中国的史书”，凸显其对中华民族的刻骨仇恨。实际上，我早就证明，至少在赴美留学之前，方舟子就已经对中国发出了毒咒，让中国发生“一次奇迹的毁灭”、让熔岩“淹没所有没有人证的历史”。【212】而方舟子灭华计划的第一步根本就不是他的狗腿子、美国老中医兼中医黑王澄（1957-2021）所设想的那样，“中医垮则政府亡”【213】，而是彻底否定“中华文化”——他发动“新语丝政变”之际将新语丝社注册为“新语丝中国文化社”肯定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而在所谓的“中华文化”之中，他最熟悉的莫过于中国的史书，因为到了1997年，他已经“读完”二十四史至少N遍。【174】

事实是，早在1993年，方舟子就这样写道：

“中国向来极其重视历史，其重视程度无任何其他国度可比；中国的史料也非常丰富，其丰富程度也是无以伦比。但中国史家的治史态度却谈不上严谨，以现代史学标准来衡量，至少有两个缺陷，第一是人神不分，神话、鬼话、历史混杂，上古史是如此，中古、近古也同样如此，堂堂二十四史，也充斥了妖魔鬼怪，朱元璋出身的时候，据《明史》说，红光满室，邻居以为失火了，跑来救火，整个一神话。第二，是有太多的忌讳，玩春秋笔法，公然标榜为尊者讳，为仁者讳，若到了极端，便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客观的历史。”【214】

而他后来之所以会把他花了七、八个月时间攒成的《大明小史》藏得无影无踪，除了因为惨遭都人的“打假”【15】之外，与他意识到自己的“乱侃”几乎全都基于“中国的史书”这一事实有相当大的关系。

事实是，方舟子消灭中国史书的妄想从未消失。2006年，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其中就有“《史记》算不上严谨的史书，充斥了神话、鬼话、传闻和小说家言”这样的话。【215】实际上，直到2019年，逃亡美国的方舟子仍旧隔着太平洋向他的徒众灌输“中国史书不可信”的观念，以致他的一个听众这样问他：

“既然史记、左传、春秋、二十四史……等等都不是好的学习历史的书籍，能否请方先生推荐可供小学生、中学生或者成人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书籍？”

这是文史畸才方舟子的回答：

“我实际上并不提倡大家去读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一般来说没必要去读。除了语言上的障碍——一般的人看文言文是比较头疼的——还要分辨史料的真假，是比较难的，需要比较专业的。所以我并不提倡大家去看那些二十四史、看什么《资治通鉴》。甚至《史记》，其中几篇名篇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看，不要作为历史来看。至于要看什么样的历史，当然就看当代人写的是最好的。但谁，我没法推荐，因为我就没有关注过。”【216】

也就是说，宣扬民族虚无主义是方舟子灭华战略的根基，而他之所以在从事“分子生物学的前沿研究”【217】、“分子遗传学前沿研究”【218】、“分子遗传学方面的前沿研究”【219】之际，不惜通过做贼来撰写既没有一分钱报酬、也没有几个读者、而且还极可能损害自己声誉的《海瑞二三事》，只能有一个既科学又道义的解释，那就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4、狱子治狱

《海瑞二三事》第四段话的目的仍旧是要把《治安疏》定性为“骂”、是“讪上”，并且继续暗示海瑞之所以非要“干这种无成效的蠢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仕途和名声，要“一骂成名”，所以他才能“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举人出身的小官僚，一夜之间成为妇孺皆知的大名人。”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海瑞在上疏之际，并不曾认为自己是在干“无成效的蠢事”；而根据嘉靖帝在被骂之后的反应，海瑞的奏疏也绝非“无成效”——这是《明史》的记载：

“帝默然。少顷复取读之，日再三，为感动太息，留中者数月。尝曰：‘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会帝有疾，烦懑不乐，召阁臣徐阶议内禅，因曰：‘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视事。’又曰：‘朕不自谨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岂受此人诟詈耶？’”【65, p.5930】

一个皇帝因为挨“骂”而考虑“内禅”，这还不算是“成效”吗？实际上，连李贽的《续藏书》——方舟子曾说“我怀疑《明史》的许多列传都改自《续藏书》”【220】——都说：“上震怒，投其章于地。已徐阅之，意若为动者，留逾月不下。”【221】难怪有学者会这样说：

“是啊，海瑞奏疏中的言词，犀利异常，所依据的事实，所阐发的道理，无一不击中要害。它象雷霆，轰毁了嘉靖皇帝赖以支撑的精神支柱，它又象飓风，吹散了嘉靖皇帝孜孜以求的迷妄梦幻。他的心抽搐得更紧了，血液也象要凝固起来似的，空虚的心灵显得更加空虚，以至完全丧失了力量，丧失了一切。他紧闭着双眼，咬着牙齿，有气无力地瘫软在椅子上，喘着忽长忽短的粗气。”【39, pp.109-110】

“海瑞的疏文是对嘉靖帝中年以后失政的一次全面的、深刻的揭露和鞭挞。其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不能不引起嘉靖帝心灵的极大震撼。疏文说理透彻，事实确然有据，连一向掩饰己过，好虚荣的嘉靖帝也承认‘海瑞言俱是’。这说明晚年的嘉靖帝对自己崇道事玄, 苛责臣工等失政，是有一定的认识的，内心深处的悔恨是显而易见的。”【222, pp.320-321】

确实，虽然现代史家几乎众口一词地将嘉靖的死因归咎于丹药中毒【222, pp.321-327】【223】，但他死在海瑞上疏之后十四个月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治安疏》对他精神上的打击肯定超过丹药对其肉体的摧残。

其次，方舟子以海瑞“自己也明白上这样的奏疏，只能招来杀身之祸，并不能让皇帝幡然改悔”为由，推断海瑞上疏纯粹是为了自己出名，也未免太过滑稽。因为中国士人自古就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传统。实际上，连方舟子本人都在1989年说：“我正是崇尚‘知其不可而为之’”。【174】二十九年后，他仍旧这么说：

“今年我五十岁了。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世上本无天命，也就无所谓知不知道。使命则是有的，那是自我的选择，自己当然知道。二十七年前，我第一次‘乘桴浮于海’时，已知道自己的使命何在，现在当然更加清楚了。几经风雨，来回折腾，依然做着不抱希望的奋斗，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224】

实际上，方舟子反反复复地公开唠叨“虽万千人吾往矣！”这句话，就是在炫耀自己勇于“舍生取义”。并且，针对耗费了自己大半辈子的“打假”，方舟子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说的：

“看到了中国学术界这么多黑暗，我感不感到绝望呢？我从来不抱有希望，所以也不感到绝望。”【225】

既然如此，为什么海瑞干同样“不抱有希望”的事情，却是出于私心呢？对于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最合理的解答就是：方舟子当时就是在将心比心、以己度人。实际上，我早就发现，“方舟子的想象能力极差——如果他真地有想象力的话——，所以他揣测别人的心理，一般都是根据自己的‘亲心’体验为依据”这个著名的“方氏心理”。【226】

第三，方舟子说海瑞干蠢事的原因，“用后来神宗评言官们的话说，这是‘讪上卖直’，以诽谤皇上来卖弄自己的正直”，再次凸显他构陷海瑞的恶意。

原来，在撰写《张居正二三事》时，方舟子从樊树志的《万历传》中知道了“讪上卖直”——实际上是“讪君卖直”【178, p.263】——这个说法，于是曾义正词严地为他早就恨之入骨的万历帝如此辩护道：

“对这种身在九重之外却自以为对皇帝的性生活知道得一清二楚，把手伸到了大内衽席之间的近于诽谤的言辞，神宗最初是怒不可厄，必加严惩，到后来悟出了这些人不过是要‘沽名讪上’、‘讪上卖直’，欲博得犯颜死谏的美名，简直就是为了被惩罚而上疏，惩罚他们，惩罚得越重，越满足了他们的心愿。”【26】

显然，方状元以为他放在引号中的那两个词组是万历帝的发明。而实际上，早在《论语》中，就有“恶居下流而讪上者”这样的话。【51, p.1564】至于“卖直”，至晚到唐朝也已经出现，因为唐德宗就曾指责姜公辅“卖直取名”。【227】事实是，嘉靖帝本人就曾多次斥责臣下“讪君毁道”、“欺讪朕躬”、“讪主专横”、“讪上无礼”、“要名卖直”、“沽忠卖直”、“卖直沽名”【57】，并且在嘉靖九年以“非诋先儒、讥讪朕躬、嫉正怀邪、要名卖直”的罪名将一名言官下狱【57, p.2625】。可是，对于“海瑞骂皇帝”这件事，嘉靖帝却从来就没有使用过“讪上”或“卖直”这俩词儿。恰恰相反，他坦然承认“海瑞言俱是”；即使后来将海瑞下狱，他给出的罪名也不过“詈主毁君”而已。【38, p.352】

所以，方舟子穿越时空，越俎代庖，指控海瑞“诽谤皇上”，不大可能仅仅因为他有信口雌黄这个天性，更可能的原因是，在经过精打细算之后，他非要给海瑞扣上一顶他能够想得出来的最大号的帽子。原来，在“方氏词典”中，“诽谤”乃是一个比“骂街”要严重得多的罪名，他本人就曾以遭到“诽谤”为由，发表过至少七个“声明”【228】——其实质就是敲诈勒索加威胁恫吓——；并且，他还把自己在中国打的第一场官司定性为“〈探索与争鸣〉诽谤案”【229】或“野鹤诽谤一案”【230】。事实是，在新语丝的客厅中，方舟子曾指控别人“诽谤我”至少五十次。所以他指控海瑞“诽谤皇上”，颇像是对海瑞没有被皇上处以极刑感到万分的失望、遗憾、和惋惜，就像他和他老婆对肖传国没能被以“杀人未遂”的罪名打入死牢而咬牙切齿、痛心疾首一样。【231-232】

5、泼夫发泼

《海瑞二三事》的第五段话虽然主要用于叙述“史实”——当然是方舟子偷来的片面“史实”——，但从方舟子的遣词造句中，任何没有偏见的读者都能够感受到他对海瑞的强烈恶意。事实是，在这篇文章中，方舟子总共使用“骂”字十九次，而在这一段中，“骂”字出现了七次。换句话说就是，方舟子就是要把“海瑞上疏”定性为“海瑞骂皇帝”。

事实是，最早在平面媒体上把“海瑞上疏”称为“海瑞骂皇帝”的那个人就是吴晗。【89】而吴晗自己承认，他在1959年突然间对海瑞产生空前的兴趣，完全是因为要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相呼应。【233】而他当初撰写《朱元璋传》的初衷也不过就是“由于当时对反动统治蒋介石集团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而已。【234】所以，吴晗把海瑞的“谏”说成是“骂”，即使是在今天来看，也颇像是别有用心，因为他的本意就是要把海瑞说成是劳动人民的代言人——“人民想骂皇帝而不可得……真正骂过皇帝，而又骂得非常之痛快的是海瑞。”【89】也就是要为这个立论制造证据，吴晗提出了那个“吴晗猜想”，即《明史》中之所以没有收录海瑞的“家家皆净”这句话，是因为“修史的人要替皇帝回护”。而这个“猜想”的深层意思就是把海瑞放到“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尽管吴晗后来放弃了这个“猜想”，但“海瑞骂皇帝”仍旧是吴晗的致命伤。文学理论家霍松林在1965年如此评论道：

“海瑞提到‘民不聊生’、‘家家皆净’，其实并不是什么‘骂皇帝’，而是爱皇帝、向皇帝敲警钟，献计策，进统治术。”【235】

同样，戚本禹在1966年也这样质问道：

“为什么吴晗同志在一九五九年，突然对‘骂皇帝’的题目，这样热烈地感到兴趣起来？文章写得那么尖酸、热辣，通篇皆是骂、骂、骂。……人家海瑞本来是劝皇帝、爱皇帝，吴晗同志为了鼓吹那种抽象的、骂之一快的‘勇敢’精神，便顾不得事实，改‘劝’为‘骂’、改‘爱’为‘骂’了。”【236】

实际上，在“文革”后，连专门研究海瑞的专家也这样说：

“而海瑞却出自忠君忧国之情，于嘉靖四十四年十月独自上疏。……海瑞所以上这封奏疏，他的用意和立场仍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其目的是在警醒皇帝，使从迷信方士求长生不死的梦幻中觉悟过来，这是他忠于皇帝、忠于封建朝廷的思想表现。”【41, p.80】

“对海瑞上《治安疏》历来评价很高，他自此亦直声遂闻天下。这篇奏疏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间疾苦和臣民对皇帝的怨恨，措辞又相当激愤，称之为‘骂’也未尝不可。但通观全篇，海瑞的根本立场和出发点，仍然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其目的是为了‘正君道，明臣帜，求万世治安’，这正是他忠于皇帝的思想表现。他所以不怕死，大概是准备实践‘文死谏’这一信条，可是他这种精神表现却反而使皇帝感到意外，终于没有杀他，还说：‘此人可方比干，第朕非纣耳。’对海瑞的忠心，似乎感动了皇帝而得到承认。”【41, pp.229-230】

而为了给吴晗洗白，蒋星煜连“嫁祸于人”的手法都使了出来：

“这种谏劝在封建时代，每个朝代都有，那些忠心的臣僚，当然也会反映民间疾苦，但绝不是推翻封建统治，也无意更换封建统治者，而是希望统治者能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希望能出现国泰民安的局面。这种进谏，至多只能是逆耳忠言，和发泄仇恨私愤的‘骂’是有根本区别的。”【47, p.187】

“因此，我认为《海瑞骂皇帝》这一短文果真出之于吴晗手笔的话，也不代表他本人的看法，不能排除是他人授意，或他人指使所写。也有可能是别有用心的人，早就在实施后来张春桥之流公开承认的‘引蛇出洞’的计谋了。否则的话，无论如何解释不通的。”【47, p.189】

吴晗利用明史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虽然尝到过甜头，但他最终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即方舟子所说的“害死了一位明史学家的一家三口”。而无论个人得失如何，吴晗把海瑞的“谏”说成是“骂”，确实贻害无穷——西北师范大学史学教授田澍这样评论道：

“事实上，批评世宗只是海瑞上疏中的一层涵义，而不是全部。此疏公开后，当时‘中外士人’都在看热闹，而将自己置身于外，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向嘉靖皇帝一人。后来的学者沿袭此风，不做理性分析，把海瑞的《治安疏》片面地看成是‘海瑞骂皇帝’，并任情发挥，一味地突出和放大海瑞对嘉靖皇帝的攻击，成为海瑞研究中的一大通病。”【237】

而方舟子就是那个染上“海瑞研究中的一大通病”的病人之一，并且还是装病装得发疯甚至要死的那个人。对于方舟子来说，如果没有了那个“骂”字，他就会像是一条面对着刺猬的恶狗，无从下口。而吴晗的神来之笔，相当于把这只刺猬的软肋暴露了出来，因此他可以对之撒欢般地撕咬。确实，在方舟子的笔下，海瑞活像是一个专门依赖“骂字诀”横行于官场的“骂人精”、“骂人狂”：

“他的仕途的转折点，是嘉靖四十五年的‘骂皇帝’事件。”

“我们读这样的骂文，确实如听人骂街一样的痛快，但不要忘了，骂的乃是当朝皇上。”

“真可谓一骂成名天下知了。”

“《大明律》虽有‘骂人’一条，对各种各样的骂人的处罚规定得非常详细，但制定《大明律》的人做梦也没想到还有人居然敢骂皇帝，最高只定到骂公侯，对此只是处以枷号一个月的惩罚，而世宗的意思，当然是要定成死罪。”

“但不这么一哭一晕，又如何能显出其先前的骂乃是忠心耿耿？”

“这时担任大理寺丞的海瑞也跟着起哄，上了一封《乞治党邪言官疏》，谩骂高拱是小人，齐康是受高拱指使的鹰犬，这二人乃是奸党，……以其骂皇帝的天才来骂大臣，不过是小菜一碟。”

“京城天子脚下，高官多如牛毛，中不溜秋的四品官除了跟着起哄骂街，也没什么用武之地，我们的英雄仍然感到寂寞。”

“临走前上疏把朝中大臣骂了个遍，‘今举朝之士皆妇人也’”【27】

显然，这个语文伪状元实在找不到更狠、更恶毒的字眼儿来发泄自己对海瑞的仇恨了，所以他才会把吴晗的那个“骂”字使用得如此淋漓尽致，从头“骂”到尾——十九段话中，有八段话含有“骂”字；从第二段到第八段，段段不落。

方舟子另一次如此密集地使用“骂”字，是七年后为其“鲁爷”辩护之时：在两段、七句、四百个字中，他连续不停地使用了十四个“骂”字，其中包括“泼妇骂街”、“叫春式的谩骂”这样的短语。【238】宣称“我在批评人时，无不尽量做到摆事实讲道理”【239】的方舟子，当然有他独特的“方氏事实”和“方氏盗理”，更有其闻名遐迩的“方氏大法”——简称“方法”。【240】

6、毒蛇射毒

既然海瑞是“演员”、他的所作所为都是表演，那么他的“骂”属于什么性质？而方舟子第六段话就是要解答这个问题，即把海瑞的“骂”与“表演”紧紧地纠缠到一起：

“海瑞既然已直声震天下，若被处死，就会青史留名，如果大难不死，就有了升官的资本。他很幸运，世宗还来不及处死他就自己先走一步了，连牢中的主管都知道这下子海瑞该高升了，办了一桌酒席来讨好他。海瑞还以为这是死前的最后一餐呢，从从容容吃喝完毕，才知道原来世宗驾崩了，于是哭得死去活来，把吃下去的酒菜都吐了出来，晕倒在地。我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不是说世宗早就不配做皇帝了吗，现在换了别人来当皇帝了，怎么又如此难过呢？但不这么一哭一晕，又如何能显出其先前的骂乃是忠心耿耿？”【27】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拿生命来赌名气之人，不在少数，其中之一就是福建省假烟之乡的伪状元方舟子——他曾妄想效法海子，通过自杀的方式成为“著名诗人”。【241】实际上，方舟子至今求名若渴，爱财如命——曾因为武汉法院从他老婆的银行账号中划走四万元罚款而痛不欲生，因此与肖传国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拼死血战，它直接导致震惊世界的“羊角锤击案”【242】——，因此用“争名夺利”这四个字来解释他的那些让人完全无法理解的乖佞行为，不仅是合理的，而且还是必须的。

其次，大量事实证明，海瑞一生简朴，“言行如一”——这是对海瑞颇有不屑之意的黄仁宇说的【64, p.137】——，他“骂皇帝”的动机，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出于义愤、为国为民；即使他真的怀有些许私心杂念，那也是查无实证。也就是说，只有极端卑鄙、龌龊、猥琐、狡诈、奸佞的邪恶之徒，才会将心比心、以己度人，毫无根据地猜测一个没有任何前科的年逾半百之人，会拿自己的性命当作更改自己命运的孤注。

第三，方舟子对海瑞的恶意，在其遣词造句之中如同鬼火一般，虽然时隐时现，但永远都不曾消失。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海瑞在上疏之前就已经算计好了自己“赌一把”的两种可能结果。再如，他说海瑞“哭得死去活来”，就是在暗示海瑞演得很认真、很逼真、很“入戏”。而他在段落末尾提出的那两个“问题”，就像是他用饱含毒汁之笔书写出来的一般。如上所述，方舟子把海瑞所说的“不直”翻译成“不配”是蓄意的，其目的就是要为“不是说世宗早就不配做皇帝了吗，现在换了别人来当皇帝了，怎么又如此难过呢？”做铺垫，以证明不论是“海瑞骂皇帝”还是“海瑞哭皇帝”都是在表演、做戏。由此可知，为了构陷海瑞，方舟子到底煞费了多少苦心。

7、扒手扒粪

《海瑞二三事》第七段话的大意是说，海瑞出狱后之所以能够“连升四级”，除了“骂皇帝”这个资本外，更关键的一步棋就是“投靠首辅徐阶排挤次辅高拱”，“跟着起哄，上了一封《乞治党邪言官疏》”。

其实，在《海瑞》一书中，蒋星煜用了整整一节的篇幅对海瑞参与徐、高两派的内斗做了详细的交待，标题就是《卷进宗派集团的纷争》。按照蒋星煜，海瑞“投靠首辅徐阶”的原因是这样的：

“严嵩被惩办后，徐阶继任首辅，清除了政府中的严党， 法办了许多献丹药、造天书的方士，减免了盐税四十万两。这些设施当然都是对人民有益的。因此在海瑞心目中，徐阶成了一个无瑕可击的正人君子。而且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和提携之恩，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日渐向徐阶接近。这样，海瑞在大理寺丞任上参加了徐阶和高拱之间的一场政治纠葛。”【13, p.51】

同样，吴晗也说：

“徐阶是严嵩的政敌，是他指使一批中级官员把严家父子参倒的，是他取严嵩地位而代之的。因为搞垮严嵩，很得人心。嘉靖帝死后，他又代草遗诏（遗嘱），革去嘉靖帝在位时一些敝政，名誉很好。”【243】

很可能是因为蒋星煜叙述得太过详细，让方舟子以为这是海瑞一生中最大的污点，所以他才会将之死死咬住不放，当作《海瑞二三事》的“第三事”。而他蓄意放毒的证据，就是其中的这句话：

“隆庆元年（公元一五六七年），广东道监察御史齐康弹劾徐阶的家人在乡里横行不法，这本是当时尽人皆知的事实，以后海瑞巡抚应天十府时也对该如何处置徐阶的儿子而伤透了脑筋；但当时的言官都是徐阶的亲信，他们一口咬定齐康是受高拱指使，乘机对高拱群起而攻之。”【27】

显然，方舟子是在说，海瑞明知齐康弹劾有理，但他却罔顾事实，坚决站到自己的恩公徐阶一边。而事实却是，隆庆元年乃是海瑞出狱的那一年。在那之前，他先是在户部出任一个比“中不溜秋的四品官”还要低四级的“区区主事”，接着被关入大狱将近一年，所以他对“当时尽人皆知的事实”极可能是茫然无知。方舟子对此当然明白，所以他才会把海瑞“以后”斗徐阶的历史搬了出来，当作海瑞“以前”应该知道徐阶内幕的证据。这是吴晗说的：

“公元1567年有个御史弹劾徐阶的弟弟和儿子都是大恶霸，有凭有据，海瑞没有搞清楚，以为是高拱指使，故意陷害，便和其他朝臣一样，给皇帝写信大骂高拱，要求把他罢斥。不久，高拱就免职了。以后又回来作首相，对海瑞当然痛恨。徐阶年纪太老，又得罪了当权的太监，1568年7月告老还乡。上一年冬天海瑞到南京，1569年6月任应天巡抚。经过近两年的调查研究，他明白自己偏听偏信，徐阶被弹劾的罪状是确实的。”【243】

你以为方舟子会无知到连上面这些最基本的事实都不知道吗？而他如果不“故作迂痴”、不装疯卖傻，他怎么能够利用这块“灰不溜秋”的料来黑海瑞呢？

其实，世人之所以知道海瑞的这段不那么光彩的历史，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海瑞本人将那篇《乞治党邪言官疏》收入自编的《备忘集》中，并且还撰写了一篇长达六百多字的附录，开篇即表达其忏悔之情：“一时误听人言，说二公心事俱未的确。中玄是个安贫守清介宰相，是个用血气不能为委曲循人之人，一时保留存翁攻中玄者颇多。”【66, p.227】“中玄”就是高拱，“存翁”就是徐阶。

其实，当时朝中党争极其激烈，每个官员都面临着选边站队的抉择。因此河边湿鞋、马失前蹄，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海瑞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够、并且敢于反省自己，亮自己的疮疤、揭自己的丑。与之相比，一介无业游民方舟子所犯下的罪行说是罄竹难书也不为过，但谁见过他哪怕是认过一个错、道过一次歉？实际上，方舟子从一个网络混子、网络骗子能够爬到“一言九鼎”的高位，靠的就是“卖身投靠”这四个字。【244-245】所以，他嘲笑、攻击海瑞“投靠首辅徐阶”，就是恬不知耻——就像他本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最大文贼，但他却至今仍旧整天摆“打假斗士”的谱，骂这人是“抄袭大王”【246】、骂那人是“剽窃惯犯”【247】，所以我早就说他招摇撞骗的最大本钱就是“没羞没臊”【77】。其实，方舟子如果真的对“卖身投靠”有“洁癖”的话，他早就应该对张居正投靠大太监冯保、并且两人联手陷害高拱一事大肆张扬——就像他张扬海瑞“投靠首辅徐阶排挤次辅高拱”一样——，而不是装聋作哑、不置一词。【1】

其实，虽然在《海瑞二三事》中，方舟子对高拱好像颇为同情，对徐阶则颇为蔑视甚至痛恨，但实际上，在《张居正二三事》中，方舟子曾要把张居正迫害辽王的罪行转嫁到高拱头上——“当时张居正还只在内阁中排名第四，要追究责任，也该追到当时的首辅高拱身上”。【26】而在《严嵩的末日》一文中，方舟子对徐阶的“雄才大略”佩服得五体投地，连徐阶设毒计陷害严嵩的全家，他都啧啧赞叹——“徐阶不以‘奸党’之名处置严世蕃，却捏造出一个通倭谋反的罪名出来，其用心，乃是要把严家一网打尽。”【28】实际上，方舟子还曾对徐家那“并不怎么美妙”的结局表达了颇为罕见的怜悯和同情。【28】可是，在构陷海瑞之时，这一切都被方舟子颠倒了过来。换句话说就是，为了构陷海瑞，方舟子完全可以做到不顾一切、在所不惜。而他对海瑞的仇恨和嫉妒——对，方舟子对每一位以低学历“爬”上高位的人都嫉妒得要死——，也在其行文之际，“不禁忍俊不禁”地汩汩涌出：“起哄”、“谩骂”、“骂皇帝的天才”。

实际上，方舟子自认是个“天才”，但却几乎从来就没有什么人称他为“天才”，尽管方粉们都知道自己的主子喜欢被吹捧。所以，方舟子对“天才”这个词极为敏感，就像他一直觊觎“鲁迅转世灵童”这个名号，但却无人将之送给他，结果导致他对获得那个名号的韩寒产生了杀心一样。【248】事实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天才”这个词被方舟子用来讽刺、打击自己的敌人，尤其是那些被他嫉妒得要死的死敌，如“天才韩寒”这四个字，就被他六次用于文章的标题来“制疑韩寒”。【249】据查证，海瑞不仅是方舟子认定的唯一一个“骂皇帝的天才”，他还是方舟子笔下、口中唯一一位“骂人的天才”——连那个被他称为“曾创下一夜400骂记录、前几天还在谩骂我是‘骗子流氓’的农大朱毅”【250】、“超级天才朱毅”【251】，他都没舍得封她为“骂人的天才”。由此可知方舟子对海瑞确实“情有独钟”。

8、贼喊捉贼

《海瑞二三事》第八段的意思是说，虽然海瑞当时“身披红袍”，但他高不成低不就，不过就是京城中的一名“中不溜秋的四品官”。于是，耐不住“寂寞”的海瑞再一次给自己加戏：他利用“京察”的机会，玩了一个“以退为进的把戏”，即通过要求被革职反倒得以晋升，终于成为“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完成了“一个举人担任钦差大臣”这一“前所未有的”伟业。在这段话中，方舟子构陷海瑞意图最明显的地方，就是第一句话的最后两个字，“寂寞”：

“京城天子脚下，高官多如牛毛，中不溜秋的四品官除了跟着起哄骂街，也没什么用武之地，我们的英雄仍然感到寂寞。”【27】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方舟子说嘉靖、隆庆年间的北京“高官多如牛毛”、说四品官是“中不溜秋”，如果不是出于纯粹无知的信口开河，那就是在蓄意借机宣泄对海瑞的嫉恨——他说自己的父亲虽然“读书比我厉害”、曾是“四个县的第一名”，但他至死也不过是个“副科”【252】——大约相当于明代的司狱，从九品。其实，在海瑞那个年代，全国文官总数也就是两万人左右【253】，其中京官只占十分之一【64, p.53】。而四品官员虽然位居“上三品”之下，但从整体上看，他们却位于食物链的顶端：以六部为例，部长（尚书）二品，副部长（侍郎）三品，司长（郎中）五品。【65, 卷七十二】也就是说，四品官比司长还高两级——四品以上京官，加到一起，也就百名左右。

其次，方舟子把海瑞上疏称为“起哄骂街”，再清楚不过地证明，随着文章的发展, 他对海瑞的恨意也愈发难以掩饰。在方舟子的语汇中，“骂街”一般由有名有姓的个体所为，而“起哄”则是乌合之众的群体行为。所以，每当在外面遭到“群殴”之后，方舟子都会回到自家菜园子哭诉，并且用“起哄”这个词来“反震”那些“愚民”——看看这个例子：

“他们的目的是搅局，反方一发言就鼓掌，正方发言就起哄，在现场不停地喊‘汉奸’、‘卖国贼’、‘骗子’、‘撒谎’、‘我们不听’……。我讲话时坐在我背后的一个‘乌有之乡’的人不停地用指头戳我的背部，要往我背上贴美元标志。”【254】

第三，海瑞通过“京察”的机会申请革职，到底是不是在玩弄“以退为进的把戏”，没有一个人知道确切的答案。但所有的人，包括方舟子，都知道，海瑞不愿意“无所事事”——方舟子把它构陷成“耐不住寂寞”。也就是说，如果海瑞甘于平庸，耐得住寂寞，方舟子肯定会黑他说，海瑞就是想当官，尤其是想当只拿薪水不用干活的闲官；而如果海瑞勇于进取，争挑重担，方舟子仍旧可以黑他说，海瑞权欲熏天、贪得无厌。换句话说就是，方舟子后来之所以决定投身“打假”，乃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已经掌握了一根不倒金枪：只要我想搞你，我就一定能搞死你；只要我打你的假，你就非得是假不可。所以，他后来曾恬不知耻地宣称自己“十年打假几乎无失手”、“一打一个准。”【255】而他的这个全方位、无死角的“打假”招数，就是源于他构陷海瑞的实践。

方氏“选择性打假”的闭环套路

方舟子“打假”的第一步就是根据自己的私利为原则，锁定攻击的目标，然后以“打假”的名义对之展开群攻死咬、狂轰滥炸。对手一旦保持沉默，方舟子就可以宣布胜利；而对手一旦反击，方舟子则马上将自己的打击力度升级，逼迫对方沉默，以便自己宣布胜利。而其徒众则一边高呼“方舟子打假一打一个准”，一边根据这个“原理”当作受害者肯定有假的依据。

9、吹毛求疵

《海瑞二三事》第九段话的中心思想就是“朝天喷粪”，即方舟子非要无中生有地从海瑞的言行之中寻找瑕疵，以便他可以对之胡喷。而他“找到”的那个瑕疵，就是海瑞到应天府上任伊始颁布的《督抚条约》，而他能够喷出的秽物，也不过就是说海瑞“未免也太婆婆妈妈”。

方舟子后来把这种“吹毛求疵”的伎俩用于黑中医。如上所述，方舟子曾企图通过自己的“汉林书城”在北美贩卖中医书籍——尤其是其中的“不朽色情经典”——来养活自己，甚至发家致富。【118】但是，到了2006年，他的非法书店——其非法性在于方舟子把它挂、靠在骗取了美国联邦政府免税资格【266】的新语丝上——因为遭到举报而被迫关门，所以打中医就变成了方舟子谋生的另一条渠道。确实，通过打中医，方舟子把大批网络暴徒敛聚在了自己的麾下。【181】【213】【257】那么，对中医理论一窍不通的方舟子，到底是如何黑中医的呢？答曰：就是没话找话、不懂装懂、吹毛求疵、胡搅蛮缠。【258-260】

10、隔山打炮

《海瑞二三事》第十段话的核心就是要把海瑞在巡抚应天十府时的业绩说得一无是处，其“惜纸成癖”是作秀——“要提倡节俭，就从每一张纸抓起，而且惟恐人不知”——；其疏浚吴淞江是劳民伤财、徒劳无功——“而这花费了几万银两的疏浚工程，没过三年就又堵塞了”。

首先，我们要问：“要提倡节俭，就从每一张纸抓起”有什么错吗？实际上，方舟子后来也一再叫嚣“中国要改变这种‘天下文章一大抄’、抄得理直气壮的状况，就该先从著名高校的学生抓起”【261】、“科学思维也要‘从娃娃抓起’”【262】、净化中国的学术空气要“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具体地做下去”【263】、为上百名受到肖氏手术残害的病人维权，“必须一个一个地起诉”【264】，即坚决不去全面地、彻底地解决问题，而是要放长线、钓大鱼。显然，就像所有的恶霸一样，网络恶霸方舟子也以为自己干什么都行，而其他人，尤其是自己的仇人、敌人、靶子，则干什么都不行，都需要被他“打假”、“制疑”。

其次，方舟子从海瑞“惜纸成癖”讲到“疏浚工程”，显然是在说，海瑞拣了几粒芝麻，却丢了成千上万个西瓜。事实是，疏浚吴淞江乃是海瑞一生中干下的最大利民工程，得到了他同时代人和后人的一致称赞。例如，蒋星煜《海瑞》的第五章题为《任应天巡抚时的辉煌政绩》，而其第一节就是《以工代赈疏浚吴淞江和白茆》。看看这两段话：

“应天十府是富饶的鱼米之乡，海瑞上任之前也真以为江南是富饶的，到任以后才发觉江南粮差的繁重不仅全国之冠，而且是从古所未有的，平民百姓穷苦得无以复加。因此，他曾说：‘其间可为百姓痛哭、可为百姓太息者，难以一言尽也。’那一年江南刚巧又发生了严重的水灾，夏天雨水既多，秋天又阴雨连绵，到霜降以后水还不退，一直到冬至，还有十分之五六的麦地淹在水里，无法补种，因此不仅冬天的粮食成问题，来年春夏两季的粮食也没有着落。市场上的粮价则天天飞涨，为生活迫得透不过气来的农民纷纷走上逃亡或抢劫的道路。海瑞想从附近各地区调运粮食来调剂，但是这一次受水灾的面积很广，浙东、浙西、淮扬、太平各地的水灾都相当严重，因此这办法行不通。”【13, p.58】

“严重的水灾给海瑞带来了治水和救灾两项迫切的工作。为了能一举两得起见，他采取了以工代赈的办法，把两项工作结合在一起。他研究了水灾发生的原因，多年来负责水利的官员的失职是主要原因之一，使得太湖的水不容易宣泄，太湖通海的主流吴淞江淤塞得很厉害，太湖和吴淞江之间许多沟渠和坝也都失去了调节的作用，只有娄江和东江这二条太湖入海的河道还比较通畅，但流量有限，因此每遇雨水过多，太湖便泛滥成灾，一五六一年和一五六九年的两次大水灾使苏、松、常三府和浙江的杭、嘉、湖三府的粮食收成损失浩大。海瑞认为太湖滨岸粮食的收成不仅影响太湖滨岸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同时对整个国计民生也起极大的作用，因此决定对太湖通海的主流吴淞江加以疏浚，以本来需要救济的饥民为劳动力来源，按工发给他们银两和米。”【13, p.59】

简言之，在海瑞的亲自领导下，疏浚吴淞江的工程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连海瑞的政敌都哀嚎道：“万世功被他成了！”【66, p.541】连对海瑞恨之入骨的大地主何良俊都说：

“前年海刚峰来巡抚，遂一力开吴淞江。隆庆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担当，安能了此一大事哉!”【265, p.121】

那么，几乎全文照抄蒋星煜的方舟子，为何对上面这些事实不置一词，却反倒批评起那个工程“没过三年就又堵塞了”了呢？原来，《海瑞》的第五章的最后一节题为《被政敌们群起攻击，解职回乡》，其中，蒋星煜写道：

“也有人对海瑞的开吴淞江评价很低，如耿橘说：‘海公之役，计费四万有奇，不三年而旋淤，说者谓稽查无法，委任欠当之故，是非卑县之所敢知。’④认为是得不偿失的。这主要是因为后来官员不注意疏浚，不久即致淤塞之故。” 【13, p.89】

这是蒋星煜找到的唯一一条对海瑞治水的负面评价，它也因此被方舟子死死盯住，死死咬住，专门用来否定海瑞一生中最大的政绩。

那么，这个耿橘又是谁呢？答曰：他的生卒年不详，但却是万历二十九年的进士，三年后任常熟县知县。【266, p.84】也就是说，耿橘步入仕途时，海瑞已经去世十多年了。耿橘固然在今天被尊为“水利名贤”【266, pp.84-85】，但同样，海瑞也是。这是“江苏水文化丛书”编辑的《水利名贤》一书中对海瑞治水贡献的总结：

“吴淞江和白茆河的成功整治，解除了当地的水患，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当时有民谣：‘要开吴淞江，须等海龙王。’民谣极言工程之难，但这项艰难的工程被海瑞成功地完成了，人们将海瑞看作是‘海龙王’再世，于是‘海龙王’的名字便远近传开了。太湖平原的人们用这个称谓表达他们对海瑞的感激和尊崇。此后两三年,太湖平原又遭大水袭击，但因湖水排泄通畅，并未造成水患。一直到清朝，吴淞江、白茆河水利工程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几百年来，吴中人民称颂‘海巡抚之功不衰’。”【266, p.76】

其实，三吴水患早已有之，所以“国朝永乐二年，尚书夏原吉来浚之。正统六年，工部侍郎周忱浚之。隆庆四年，都御史海瑞浚之”。【267】而海瑞采用归有光“召募饥民，浚导松江”的方法，结果毕其功于一役。【268】连《明史》都说：

“瑞锐意兴革，请濬吴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赖其利。”【65, p.5931】

直到康熙年间，还有大臣如此称颂海瑞治水：

“臣稽考成书，明嘉、隆年间，吴淞道复淤，太湖四溢，渰没田庐，水患频仍，民生困苦。时有巡抚海瑞条奏疏治，因役大费繁，请留漕米二十万石，又动江、浙六府无碍官银，具充工费，令各处被灾饥民上工就食。修复水利，兼行赈济，水灾宁息，事功告成。刊载典章，斑斑可考也。”【269】

王国宪则说：

“由是旱涝有备，年谷丰登；吴民永赖，乐利无穷。公之开河之功，创三吴所未有矣。”【38, p.368】

那么，为什么常熟县令耿橘要对海瑞立下的不世之功发出微词呢？

原来，耿橘治水，仅限于常熟；而常熟的水患，源自白茆塘。海瑞在疏浚吴淞江之际，又开启了疏浚白茆塘的工程，所需工程款，一部分来自吴淞江工程的结余，其余部分另筹，总共四万余两——这就是耿橘所说“计费四万有奇”、而不是蒋星煜和方舟子所说的“七六一零二两二钱九分”的原因。但白茆塘工程尚未完工，海瑞就被罢官，所以蒋星煜说：“白茆的工程进行得也很快，但是由于海瑞忽然被解除应天巡抚之职，因此没有能全部完工。”【13, p.65】这是《常熟县志》的记载：

“（隆庆）三年，巡抚都御史海瑞按行白茆，相度疏请，开治污塞者五千七丈七尺。搜括赎锾，酌留漕粮合四万一千二百金。属都令通判姜国华董其役。瑞迁去而暴雨灌河，功不克究。”【270】

所以，吴晗说，“白茆塘虽也修了，但没有修成”。【233】海瑞本人也说：

“百凡区画，止幸吴淞江成功之速而成耳。余垂成中止，奈之何！奈之何！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66, p.441】

看明白了吗？方舟子就是故意要拿那个烂尾的白茆塘工程来否定海瑞疏通吴淞江——一个有十多万人参加、但不到两个月就胜利完工的巨大工程——连姚文元都不敢相信那是事实：

“只要想一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难道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一条江整治好吗？”【114】

实际上，你只要注意到方舟子在文章中，突然把海瑞的那个预算达七万多两白银的吴淞江工程说成是“几万银两的疏浚工程”，你就会明白他当时是多么的纠结了：他显然已经知道——至少是意识到——耿橘所说的白茆塘工程不是蒋星煜所说的吴淞江工程，但他不是借机澄清“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他的本能反应就是要将错就错、故意混淆视听，将二者混为一谈，以利用耿橘的片言只语来将海瑞的不世之功一笔抹煞。你说他的病患到底是“洁癖”还是“脏痞”？所以我说，方舟子的“打假原则”中，有个“一要一不要”：

“要坚决把水搅浑，坚决不要搞清‘事实真相’。”【10】

事实是，万历四年，南京广东道试监察御史林应训说：“前都御史海瑞力破群议，挑自上海江口宋家桥至嘉定艾祁八十里，幸尚通流。”【65, p.2168】万历四十三年，工部在回复一份奏疏时写道：“隆庆中，巡抚海瑞开浚，至三十余年旱潦有赖。”【120, p.10070】实际上，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就收有一篇署名张应武的《水利论》，其中明说海瑞开凿的吴淞江至万历十五年仍“尚流通”。【60, p.142】方舟子不是读过《天下郡国利病书》吗？他怎么专门看不到这仨字儿呢？

其实，谁都知道，几乎所有的水利工程都需要常年的维护保养，而根本就没有一劳永逸之说。钢筋水泥建造的江河大坝还得定期排淤呢，更何况人工开挖的泥土沟渠？也就是说，白茆塘工程能够保持两三年的通畅，就足以令人称道了。实际上，据何良俊说，嘉靖初年，巡抚李充嗣曾疏浚白茆塘，花费是海瑞疏浚吴淞江的三、四倍，即二、三十万两白银，但它也在不到二十年间“即已湮塞”：

“盖海中皆浑水，潮来时浑水涌入，潮平后停一时始落，浑泥皆淀在河底，河焉得不湮塞哉？”【265, p.121】

但所有这些，都不能塞不住方衙内那张专门用于喷粪之口——假如海瑞地下有知，他也只能徒呼“奈之何！奈之何！”谁让他被一个丧尽天良的文痞给盯上了呢？

其实，方舟子专门在这个问题上挑刺，完全就是在步姚文元的后尘，因为姚文元也曾试图否定海瑞治水的功绩，说什么“修吴淞江确有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也是值得怀疑的。”【114】而姚文元“怀疑”的结果，也不过就是把吴晗所说的“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打成了“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修成”。【233】而牛皮哄哄的方文痞则连姚文元的这点三脚猫功夫都没有，他打假海瑞的结果，就是把自己的文痞嘴脸打得青筋勃起，而已。

11、刁民撒刁

《海瑞二三事》第十一段的主旨就是要扒下海瑞的“青天”画皮，说他“鼓励告状”，而因为案子太多，海瑞“绝无法一一都能公正地处理”；并且，因为海瑞“遵循的是伦理、道德高于事实、法律的原则”，所以他肯定让“不知有多少弟、侄、富民、刁顽、乡宦乃至小民遭受其冤屈”。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方舟子这段话完全就是他后来名为“打假”、实为构陷行为的“模板”，即立论在先，然后辅之以“推理”，但绝无半点事实依据。而方舟子推理的方式也极为简单，那就是通过断章取义、东拼西凑的方式来构建“文本”，然后对之进行蓄意曲解——他后来称之为“文本分析”。如上所述，方舟子构陷海瑞“鼓励告状”的那两条引文，在《督抚条约》中完全互不相干，前一条警告刁民不要轻易兴讼，后一条则是在鼓励下级官员严格执法，不要畏惧土豪劣绅的诬告。

其次，方舟子在撰写这段话时，除了抄袭黄仁宇之外，他肯定还“参考”了姚文元那篇打响文革第一枪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因为该文第一节的标题就是《〈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其内容就是讨论“海青天”这个问题——这是其中的一段话：

“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为保护‘贵贱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专政反动本质的表现。现在硬说海瑞如何民主，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政治立场给颠倒过来了！”【114】

而方舟子批“海青天”的那些言论，不过就是顺着姚文元的“阶级分析”这根“杆”往上爬，将之扩大化、全面化、绝对化，即对海瑞的整个“原则”做出姚文元式的曲解；但其目的与姚文元不同：姚文元是要全面否定吴晗，方舟子却是要全面彻底地否定海瑞。

好笑的是，蒋星煜和黄仁宇都说海瑞每天要收到三、四千件状子，但他俩却都略去了海瑞在自辩状《被论自陈不职疏》中接下来的话——这是其上下文：

“江南民风刁伪，每放告日状动以三四千计，臣所准行二十分中之一而已。循旧规月以初二、十六二日放告，非无日期也。惟人命、强盗、贪官，不拘日抱牌诉，然三五日约止准一二状。尽批府县，情重觧审，非臣自问。自十一月以后，则告人减前，所准极少。惟廵历所至县分，准多如前。谓越诉不笞有之，诬告未尝不加重刑。驳允招卷，历可查考。”【66, p.237】

换句话说就是，海瑞每月受理的案子只有三百左右，大约每天十案，并且还是“尽批府县”。方舟子根本不看海瑞原著，所以他只能根据别人的引文来“推理”，因此得出“没有神仙的本事，绝无法一一都能公正地处理”这个愚蠢的结论。方舟子小时就亲眼目睹自己的老爹在家中审案【211】，一个人一天能审几个案子，他难道心里没有数？所以说他就是在装傻使坏。

事实是，蒋星煜在《海瑞》一书中有一节专门讲述海瑞“屡次明断疑案，深得民心”。【13, pp.23-27】同样，在张德信的《海瑞》一书中，也有一章专门讲述海瑞“平反冤狱”。【39, pp.119】而在文革前的“批吴批海”运动中，为了把“海青天”打成“海黑天”，那些“拿起笔做刀枪”的运动小将、健将、老将们，包括姚文元本人，几乎把所有的“海公案”全都翻了个遍，连小说都不放过，但却没能找到海瑞制造的一起冤案，所以他们只能以抽象的结论如“海瑞断案站在地主一边”【271】、“海瑞执行‘三尺皇家法’，在镇压农民、制造冤狱方面是行家”【272】收场。实际上，方舟子的“不知有多少”云云，就是一个典型的“方氏话术”，与他在蓄意造谣时，一定要加上一个问句，如“是真的吗？”【273】或“不知是否属实？”【274】来为自己“免责”完全就是异曲同工。事实是，在�中医时，方舟子就曾说过这样的话：

“事实上中医可能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反而有负面影响，本来可以自愈却因不当治疗或为了养生服用有毒的补药而过早死亡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275】

你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事实：即方舟子在已经承认是“不知”的条件下，他仍旧还会把自己的恶毒论断称为“事实”。

其实，在人力物力都极为有限的中国封建社会，海瑞的断案原则不仅仅是切实可行，而且相当合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苏力就将它称为“海瑞定理”，并且肯定它的合理性，说它是“不仅符合正义也始终符合经济学的效率考量的司法原则”。【276】苏力将“海瑞定理”分为I和II两部分，前者是“公平定理”，后者是“差别定理”。有法律史专家指出，“海瑞定理I更适合在现代法治环境下发挥其效用，因此毋宁说海瑞定理是一条现代法治下的定理。”【277】而一位职业法官则说，“特别是在今天，在信访、上访频繁，诉讼案件爆棚的形势下，海瑞定理II极具实用价值。”【278】海瑞在法律上的是非功过，岂容一个法盲恶霸、讼棍老赖【279】狺狺哓哓？

方舟子是全中国挂号的“老赖”

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提供的信息，直到2015年10月，方舟子仍旧没有支付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八年前对他的处罚，总计四万多人民币。（截图时间：2015年10月13日。）

事实是，作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唯一一家“私法法庭”的唯一一个集公检法三权于一身的“首席大法官”，方舟子本人在其十余年作恶生涯中制造了不计其数的冤假错案：按照他本人承认的“在打假的十年中，基本上一年一百起左右”【255】——即每三、四天就判定一例“假”案，据他的房东兼徒党王玮说，方舟子有本事在一夜之间揭露一起惊天大案【280】——来判断，是名副其实的“数以千计”。也就是说，由这个妄人出面来妄断海瑞的“青天”高帽是由冤案编织而成，乃是一个比天还要大的笑话。实际上，在新语丝上，仅由方舟子本人署名的文章就有《且慢为伪科学鸣冤叫屈》【281】、《当心有人借张颖清之死为伪科学喊冤》【282】、《“社会能见度”为张颖清伪科学鸣冤叫屈？》【283】、《肖传国枪手如此为残害儿童的手术鸣冤叫屈》【284】等。而不论是那些惨遭这个“三文男”、“四科子”（科学混子、棍子、骗子、痞子）【285】毒打之人是否“鸣冤叫屈”，我们至今都不曾看到其中任何一人被方舟子“打”得心服口服——公知李大眼的装疯卖傻除外【286】——，因此在理论上都是冤假错案。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方舟子就是中国历史上，甚至可以说是全人类历史上，制造冤假错案最多的职业流氓专业户，他的个人博客新语丝，就是世界上制造冤假错案的最大黑窝，就像他的老家福建云霄是制造假烟的最大窝点一样。

12、以假打假

《海瑞二三事》第十二段话讲述“海瑞罢官”的经过：先是一个名叫舒化的给事中弹劾海瑞不通人情世故，接着是一个叫戴凤翔的给事中弹劾海瑞“庇奸民，鱼肉缙绅”，导致“种肥田不如告瘦状”的民风，加上高拱复职，“海瑞终于因‘志大才疏’被免去应天巡抚而专督粮储，愤而告老还乡。”在讲完上述故事后，方舟子还不忘提到海瑞“临走前上疏把朝中大臣骂了个遍”。

如上所述，方舟子的这段话，全部都是从蒋星煜的《海瑞》那里抄来的。只不过是，就像他的“打假”是“选择性打假”一样【287-290】，他的抄袭也是“选择性抄袭”，即专门抄袭那些能够用来构陷海瑞的文字，而对那些能够将他的构陷之辞证伪的文字，他全都视若无睹。例如，蒋星煜引《明实录》叙述舒化对海瑞的批评和建议，那些文字被方舟子简化成“给事中舒化弹劾海瑞不通人情世故”。实际上，《明实录》的记载既没有“弹劾”也没有“不通人情世故”——其全文如下：

“刑科都给事中舒化言，‘巡抚应天、右佥都御史海瑞，著节先朝，诚一代直臣。然迂滞不谙事体。闻其在应天，科条约束，切切于片纸尺帛间以难过客，恐非人情。夫道在日用，当官者不必出寻常之外而别为调停；政贵宜民，善治者岂在创新奇之法以抗夫时俗？如瑞，第宜与两京清秩，以风激天下之士，盖所以全地方，亦所以全瑞也。’得旨：‘海瑞节用爱人，勤事任怨，留抚地方如故。’”【144, p.1023】

所以，《明史》用这样一句话概括其事：“都给事中舒化论瑞，滞不达政体，宜以南京清秩处之，帝犹优诏奖瑞。”【65, p.5931】也就是说，方舟子确实不看《明史》。而《明实录》中的“言”字、《明史》中的“论”字，就像两把利刃，把这个口口声声“弹劾”的三文男割得皮开肉绽。

同样，关于戴凤翔的“弹劾”，蒋星煜说“海瑞所勒令退还民田的乡官富豪之中很多和戴凤翔有亲戚朋友关系”、“戴凤翔捏造了被遣散的士兵曾闯入巡抚衙门捣乱的事件”，并且明说，海瑞在答辩书中说，“至于‘种肥田不如告瘦状’则是本来流行的谚语，不是他到任以后才有，而严治诬告，也就是为了彻底制止好讼的风气的”。【13, p.84】但所有这些信息，都被方舟子捂得严严实实，以致你在《海瑞二三事》中不但看不到它们的踪迹，你连它们的可能存在都感觉不到。

实际上，关于戴凤翔弹劾海瑞之事，张德信说得更具体：

“作为松江乡官代表的徐价来了个釜底抽薪之计，买通言官戴凤翔，诬蔑构陷，罗织罪状，弹劾海瑞。其罪状之一就是沽名乱政，渔肉乡官，‘谓民为虎，乡官为肉。’”【60, p.16】

张德信根据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被方舟子屡次引为史学权威的谈迁在其“震烁千古的主流史书”《国榷》中写下的文字：

“初，吏科给事中戴凤翔劾瑞迂狂颠倒，滥受词讼，田产分赎，通路公差。吏部覆其志大才疏，调之。瑞一意拊单赤，抑贵势，墨吏望风解绶去。徐阶家居，诸子故不束其下，圉夺田舍，瑞痛裁之。讦讼猬起，诸子下请室，阶大不堪。凤翔之劾所自来也。瑞虽去，吴人家祀之。徐阶子太常卿璠语人曰：‘不肖兄弟合千金贿给事中去之，为松人安堵。’噫！痛裁巨室，瑞不免贤者之过。然千金能去一抚臣，则钱亦神矣。”【60, pp.173-174】

这是谈迁在《枣林杂俎》中写下的话：

“海忠介巡抚江南，华亭徐文贞阶家居，子仆积横，讼牒山积。谋于珥笔，并不称意。昆山某，年十九，最后至，见各案，俱不视，第曰：‘扬汤止沸, 不如釜底抽薪。’文贞闻而善之。询其策，对曰：‘相公柄国久，愿假一尺之书走长安故人，足矣。勿与此曹子角胜也。’即如其言，致书冯保，又贿给事嘉兴戴凤翔等，劾罢中丞。徐氏之讼熄。操缦既熟，其后凡异彼者，俱以孔方挠之。”【60, p.173】

换句话说就是，按照方舟子的“治史”和“打假”的双重标准来衡量，戴凤翔因受徐阶之贿而构陷、弹劾海瑞都是铁板钉钉之事。但是，方舟子却摆出一副患有祖传性七窍不通绝症的面孔，对这样铁一般的事实装作茫然无知，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利用戴凤翔的构陷之词来抹黑海瑞。

实际上，在方舟子后来的“斗士”生涯中，利用明明知道的伪证来“打假”自己的私敌，成为“方氏打假”的最大特色。例如，他在2012年构陷韩寒之时，因为亟需证据，结果惨遭“钓鱼”——这是钓鱼翁“朽木之一”在方舟子咬钩之后发的帖子：

“1月21日，上午俺发一条内容纯属虚构的微博；下午删除；晚上方老师主动向俺索要已删除的微博，并不过问该条微博真实性；次日方老师在其文章中利用该条微博。现特澄清：那条微博为俺向壁虚造的。详见以下长微博。”【291】

这条微博被转发了五千多次，评论者的唾沫差点儿没把方舟子呛死。例如，深圳大学教授孙海峰就以“【围观：造谣专业户@方舟子 被钓鱼 利用假证据抹黑韩寒】”为题转发了钓鱼翁的长微博。【292】而方粉媒体“腾讯新闻”则把这个例子拿来当作方舟子打韩寒“打错了”的证据。【293】实际上，连大牌方粉、腾讯评论主编刘彦伟——据方舟子说，他曾表白自己是方舟子的“铁粉”【294】、“忠实粉丝”【295】——都从中悟出了“方舟子惯用的手段是，只要是对他有利的说法，他都拿来用，而不辨其真伪”这个当时几乎尽人皆知的“事实的真相”。【296】可是，在十四年后的今天，方舟子的那篇构陷文章仍旧原封不动地挂在新语丝上。【297-298】所以，那位钓鱼翁后来作了一首《鹧鸪天·次方老师韵》【299】，嘲骂方舟子：

纵有高才万事空，泼皮斗士祸无穷。菊花谢去还称美，铁证寻来又捕风。    

油嘴硬，黑烟浓，自家疑窦一重重。秃头小丑连台戏，扰扰纷纷口水中。

你说一个人蓄意作恶，到底是在图什么？如果不是那不可抑制的本能在作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举世罕见的邪恶之徒

为了验证“方舟子是个构陷狂”这个假说，网友“朽木之一”做了一项科学实验：他先发了一条可以用来构陷韩寒代笔的“证据”，但见方舟子迟迟不肯咬钩，就把它们删掉了。到了当天晚上，方舟子不请自来，发私信向钓鱼翁索要鱼饵，全然不问其真假，并且果真把它拿来构陷韩寒。三天后，钓鱼翁公布真相；又过了四天，深圳大学教授孙海峰宣布造谣专业户方舟子被钓鱼。注意截图中方舟子与钓鱼翁的对话截图。

13、谤子诽谤

《海瑞二三事》的第十三段话主要讲述海瑞被罢官之后，回海南岛“闲居”不闲，通过对“本来名声并不好，甚至乃是贪官污吏”的人“歌功颂德”来捞钱以刻书，“好让自己的政绩流传下去”。按照方舟子，撰写“赠序”是海瑞闲居家乡十五、六年所干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事情——“文集中所收的‘赠序’一类的文章之多，真让人怀疑他是否把这当成了一项生意来作，来者不拒。”

如上所述，方舟子那段话中的关键信息，如三对引号内的文字，全都是他从蒋星煜的《海瑞》中抄来的，而和其他段落一样，方舟子的抄袭从本质上说就是“选择性抄袭”，即专抄能够用来抹黑、构陷海瑞的信息和文字。实际上，根据中华书局1962年版《海瑞集》，海瑞的文章总共278篇、全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官文”，按海瑞出仕的阶段分为八类；下编是“私文”，按文章性质分为九类，“赠序”是下编第三类，总共54篇——据蒋星煜统计是52篇【47, pp.101-102】。也就是说，论篇数，“赠序”不到总数的五分之一；论篇幅，“赠序”只占总页数的七分之一。而海瑞“闲居”的时间比其当官的时间还要长一年。所以，仅看这几个数字，任何人都应该明白，方舟子说海瑞把撰写“赠序”“当成了一项生意来作”，不仅是在蓄意造谣，而且还是恶毒至极地造谣。

其实，方舟子如果真的看过《海瑞集》，他就应该注意到，该书上编的第七类是“琼山闲居时期”，其中只有一篇文章，即《拟丈田则例》。而在下编第四类，“书牍类”，有七篇给琼州分巡道唐敬亭的信函，它们都是对在琼州开展清丈问题的讲解。清丈工作结束后，海瑞发现自己的田地少了近两亩，原来是一个县吏暗中替海瑞的田少算一亩八分，以为讨好。但海瑞把县吏找来，当面纠正了他。【13, p.91】【39, pp.185-186】而按照方舟子，为了贪图蝇头小利，海瑞会出卖良心，通过为贪官污吏“歌功颂德”来赚钱——好像海举人也和方状元一样，也没脸没皮、没羞没臊，也搞不懂“文章千古事”这个道理似的。

事实是，海瑞在其作“赠序”之初就曾说道：“士习以赠文市利，予方病之。”【66, p.354】而在那些接受海瑞“赠序”的人之中，没有一个人曾被证实是“贪官污吏”，唯一例外是一个叫陈后溪的人，蒋星煜说他“胆小如鼠，每逢海盗倭寇登陆，都吓得不敢出战。”【13, p.94】问题是，蒋星煜根据什么这么说呢？答曰：他是从海瑞的那篇“赠序”中的一句话“推导”出来的：

“‘侯兼理海防事，有主之，至今迄无成绩，然即其不已于行之心，小有警闻，兴言出宿，而民已信其为御灾捍患之大矣，何也，民之信于侯者深也。’这是指责陈梦雷用装腔作势的办法来欺骗人民的卑劣行为。”【13, p.94】

其实，蒋星煜的引文显然有误，“有主之”三字，中华书局1962年版《海瑞集》【66, p.356】、台湾1973年版《海忠介公全集》【72, p.370】、和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海瑞集》【73, p.524】都作“有尼之者”。而这两字只差，导致那句话的含意有天壤之别。“有尼之者”者，有人从中作梗也，意即陈后溪“至今迄无成绩”乃是其他人造成的。至于蒋星煜把“小有警闻，兴言出宿”理解成“用装腔作势的办法来欺骗人民”更是让人莫名其妙。将蒋氏摘录的那句引文译成现代汉语就是：

“陈侯兼管海防事务，可是总有人作梗，所以至今还没有做出什么显赫的成绩。然而，单看他那颗时刻挂念、永不停息的践行之心，哪怕只是听到一点警报，他也立刻起身出城宿营部署，百姓就已经完全相信他是能够抵御灾难、捍卫地方的伟大依靠了。为什么呢？因为百姓对陈侯的信任实在是太深厚了。”

事实是，海瑞与陈后溪——蒋星煜说他“一名陈南川， 也就是琼州府同知陈梦雷”——似乎颇熟。在《海瑞集》中，就有《奉二守陈南川书》和《再奉二守陈南川书》，虽然有人说它们作于嘉靖三十三年【300】，但显然有误。据《琼州府志》，陈梦雷在隆庆年间任琼州府同知。【301, 卷二十三叶二十九】这是与其相关的记载：

“（隆庆元年）十二月，贼许瑞猝至郡城外，同知陈梦雷躬至敎场抚之，贼乃降。置酒款待，兵民稍定。”【301, 卷十九叶七至八】

“五年正月，贼犯文昌木栏头，掠百余人。时郡中官皆赴雷州考察。报至，直指趙焞命同知陈梦雷率兵讨之。”【301, 卷十九叶八】

显然，海瑞说陈后溪“小有警闻，兴言出宿，而民已信其为御灾捍患之大矣”就是在指此类事件。

实际上，海瑞那篇序文——题为《贺二守陈后溪荣奖序》——通篇都是对陈后溪的赞誉，根本读不出什么言外之意。只是在文章末尾，海瑞讲述了作文缘起：

“代巡燕山杨公复命有日，大计粤东群吏之治，驰檄奖侯。其语曰：‘器宇冲和，才猷练达，海上堤防惟谨，郡中惠爱尤多。历仕已经六年，操持有如一日。’视士民舆议，予所闻知无异。一时州县属教范于侯，循例乞言以张其美。予恳辞不得，次第言之。诸君曰：‘惟廉惟明，惟公惟断，勤慎兼之，居官之道，无越于此矣。’侯课应得章荐，不然而人无憾焉，公道尚有明也。诸君信予不为佞，予亦信诸君不我欺，遂书以贺。”【66, p.356】

译成白话，大意是：

“监察御史杨燕山回京复命的日期近了，他在主持考核广东各级官吏的工作时，专门派人传送公文来褒奖陈侯。杨公的评语是：‘气度谦和，才华达练。海上防务极其谨慎，郡中对百姓的恩惠极多。做官已经六年，操守始终如一。’士人百姓的评价，和我所了解的一模一样。一时间，各州县的同僚和下属都把陈侯视为模范，按惯例来向我求取一篇文章，以张扬他的美名。我恳辞不过，只能按顺序把这些话记录下来。诸位同僚说：‘只有廉洁、明智、公正、果断，再加上勤勉和谨慎，做官的道理没有能超过这些的了。’ 陈侯应当得到推荐，不然人们哪能无憾，公道自在人心。诸位相信我不会阿谀奉承，我也相信诸位不会诓骗我，于是写下这篇文章以示祝贺。”

也就是说，“诸君信予不为佞，予亦信诸君不我欺”本来就是一句套话——就像今人会说“本人才疏学浅，谬误舛讹在所难免，万望方家不吝赐教”之类——，后半句话尤其是针对那些请海瑞赠序的人说的。而就是这半句话竟然让蒋星煜浮想联翩，结果诱导陈后溪的福建老乡方舟子血脉喷张、毒汁四射：

“这些赠序的对象，大约有的本来名声并不好，甚至乃是贪官污吏，所以海瑞一面应酬为他们歌功颂德，一面又用点春秋笔法，羞羞答答地作些‘如前所云，大抵多出一时耳闻’‘诸君信予不为佞，予亦信诸君不我欺’之类的声明，未免有点自欺欺人了。”【27】

读者一定要注意其中的六个字：“大约”和“羞羞答答”。所谓 “大约”，乃是方舟子构陷他人的惯用话术，与“不知有多少”、“是真的吗”、“不知是否属实”的功能一模一样，那就是“制疑”——在读者脑中制造疑问、疑团、疑云。例如，他在斩钉截铁般地断言“韩寒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是内定的”时，就使用了五次“大约”。【302】而“羞羞答答”更是方舟子钟爱的一种修辞方式，其含义一般是：此人虽然不敢明目张胆地做坏事，但却一定要把坏事做完——例如这句话：

“虽然羞羞答答，而其内心的阴暗、险恶，与多维新闻网的人马则毫无二致。”【303】

其实，退一万步说，就算蒋星煜对海瑞的那句话理解无误，在“胆小如鼠”和“贪官污吏”之间也画不上等号。如上所述，海瑞的“赠序”几乎全篇都是盛赞陈后溪之辞。而在《再奉二守陈南川书》中，海瑞开篇就说：

“窃惟执事，清白之守，爱民之政，任事之能，琼民歌颂有素，行将镌之金石，纪之史志。自昔二琼政者所未有也。第为民父母，亦大艰难。毒刻者民无望焉尔矣。执事爱民之心素孚，民之倚赖于执事亦重且急。陈爷回我辈得安生之言，既闻耳矣。”【66, p.413】

这不是“赠序”，只是“书牍”，无润笔可拿，二品退休干部海瑞干嘛要如此恭维一个低他六级的五品同知？实际上，明朝名人李元阳就曾称赞陈后溪说：

“闻君昔握婺阳印，赫赫声名天宇震。揭来建水守边州，笃敬为邦百姓讴。”【304】

这与海瑞在那篇“赠序”中所说的“侯昔与予官浙同为令，继晋建水，州太守侍御刘紫山至今以年例不及章荐为恨，建水廉平之声，视永康无异”【66, p.355】符契若合。所以有人说：

“文坛历来以赠序市利，以致溢美虚美成风。海瑞的赠序从无这种市侩气，一如其为人。”【42, p.63】

如上所述，方舟子的最大心理特征之一就是将心比心、以小人、恶人之心度他人之腹。所以，他一再暗示中国第一清官——连海瑞的老冤家何良俊都说“海刚峰不怕死，不要钱，不吐刚茹柔，真是铮铮一汉子”【265, p.108】；连姚文元都不敢在海瑞的清廉这个问题上撒野【114】；而黄仁宇则说海瑞“清廉正直”【64, p.137】——海瑞会贪财，也“情有可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方舟子本人就是一个能把一分钱攥出油汗的铁公鸡，他曾得意洋洋地自爆，为了吃半价鸡翅，就冒充学生身份。【305】至于他为了区区四万块钱就与肖传国拼血命【242】、为了从土豪徐波那里骗到三百万、并且保住骗到手的钱不被土豪要回去，他不仅可以做到完全不顾及自己的脸面、而且还对自己恨不得把徐波打入死牢的狠毒也不加掩饰【163】，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

除了“为了金钱，不仅可以不要脸、而且可以不要命”这个秉性之外，方舟子还可以做到为了傍上大款，包括“贪官污吏”，不惜为之“歌功颂德”。例如，为了捍卫科邪教父于光远，方舟子在自家的菜园子能与人激战到后半夜。【306】为了给党棍科痞何祚庥洗白，方舟子一年内在报纸上连发了三篇署名文章。【307】而当得知自己的主子周永康、薄熙来倒台后，方舟子哪里是什么“如丧考妣”，他的表情比“真丧考妣”还要悲痛欲绝强烈千百倍。【244】

14、狂犬吠天

《海瑞二三事》第十四段话是为张居正拒绝起用海瑞辩护。其中，方舟子对海瑞的恶意表现在如下字句中：“海瑞对官场的是非并未忘怀”、“他不通人情世俗，轻率冒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如说海瑞正是因此忌恨而写了那封信的呢”。

显然，方舟子说“海瑞对官场的是非并未忘怀”，就是在说海瑞贪恋官场的权势，不甘“寂寞”。其实，如果一个人惯于以权谋私，则他贪恋官场对于国家合人民来说，无疑是坏事。但是，对于一个进亦忧、退亦忧，时刻想着如何尽忠报国的人来说，他希冀掌握权力来实施自己的理念，不但无可厚非，而且还应该得到赞颂和支持。当然，这样的道理，对于“三文男”方舟子来说是不能成立的。

其实，所谓的“海瑞罢官”，是海瑞公案中含义最模糊的四个字，因为一般以为，它意味着“海瑞被罢官”。但事实是，海瑞只是被调职，但他不愿妥协，“日与群小较论是非……不免逆心动气”【66, p.426】，于是自己辞去官职。《明史》曰：

“瑞抚吴甫半岁。小民闻当去，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将履新任，会高拱掌吏部，素衔瑞，并其职于南京户部，瑞遂谢病归。”【65, pp.5931-5932】

换句话说就是，海瑞如果真的像方舟子所说得那么恋栈，他完全可以委曲求全，在南京衙门一直混到死，而不至于靠“祖传的十亩薄田”度日、靠卖文来捞钱。

至于方舟子说海瑞“不通人情世俗”，那就像是那只落在猪身上的老鸹，它嫌猪黑，却不知道自己更黑。实际上，早在2007年，方粉罗永浩就公开说，“很多人因为方舟子在人情世故方面的弱智和低能而极度讨厌他。”【308】而方舟子也马上承认，他之所以能够与罗永浩狗扯羊皮，“是我由于‘人情世故的弱智和低能’而上的一个大当。”【309】实际上，很多与方舟子有过直接接触的人都说，在人多的场合，方舟子的言行举止就是一个典型的“弱智加低能”——这是他在1996年抛出的自画像：

“这几年来我见过的网人也算不少，大凡在网上滔滔不绝的，在网下往往木讷寡言；在网上不可一世的，在网下往往谦卑谨慎；在网上对女网客说话不三不四自称要吃尽天下女人的豆腐的，在网下说不定比黄花闺女还要腼腆羞涩，未开口先脸红。”【305】

所以我说他是一个“中年猥琐男”。【248】

最好笑的是，在《张居正二三事》一文中，方舟子曾赞颂张居正“本是不拘常格的人，封建礼教不会被他放在眼里”。【26】连蔑视“封建礼教”都成了优点，怎么到了海瑞这里，“不通人情世俗”竟然成了缺点了呢？

至于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方舟子更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千年第一人”，因为他从一个名震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打假斗士”，到蜕变成一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只用了短短的十余年时间。这相当于一个人摸到一手“王炸”好牌，但却最终输得连底裤都不剩。确实，方舟子“艺成下山”之际，其背后不仅有以于光远为头子的中宣部科学处残部为他鸣锣开道——他“打假”四川大学副校长魏于全，于光远的哼哈二将龚育之和何祚庥联手出面为他站台，并且鼓动《人民日报》和人民网参战【310-311】——，还有以周永康为首的整个中国司法系统给他撑腰打气。不仅如此，因为动不动就口含天宪般地把“美国”挂在嘴上，方舟子还曾得到全国公知和媒体的保护和支持，所以关于他抄袭剽窃的丑闻，需要熬过十年的时间才能登上平面媒体。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换做别人，即使他故意要“败事”，他都会有“难于登天”之叹，但方舟子却有能耐把它搞得易如反掌一般。

与之相比，海瑞巡抚应天十府之际，相当于是在徐阶和高拱两个势同水火的派别之间讨生活，相当于与土豪劣绅官僚地主面对面拼刺刀，“一事无成”本该是他注定的命运。可是，海瑞却在那短短的八个月间，既赈济了灾民，又疏通了吴淞江，使其治下数以十万、甚至百万计的民众——蒋星煜说是“千百万”【13, p.57, p.61】——躲过未来的无数次水灾。仅此一“事”，就足够任何人炫耀一辈子的了。但海瑞干成的“事”何止这一件。据蒋星煜，海瑞在“任应天巡抚时的辉煌政绩”共有三条：一、以工代赈疏浚吴淞江和白茆；二、清理狱讼、均田均税和遣散募兵；三、克服各种障碍推行一条鞭法。而吴晗则说：

“他反对贪污，反对奢侈浪费，主张节俭，搏击豪强，卵翼穷民，主持清丈田亩，贯彻一条鞭法，裁革常例，兴修水利，这些作为对农民，特别对贫农、中农是有利的，农民爱戴他，歌颂他是很自然的。”【243】

方舟子能够找出他的偶像张居正在其当权的任何一年内完成的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事”吗？

最奇的是，方舟子说，海瑞“正是”因为忌恨张居正拒不起用自己而给吕调阳“写了那封信”，意即海瑞是一个像他那样心胸狭窄、睚眦必报——滴水之仇，涌泉相报——之人。而他再次证明，自己不过又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事实是，在发表《海瑞二三事》之前几个月，方舟子刚刚说过这样的话：

“海瑞号称本朝第一清官，薪俸之外的钱财一概不取，却也只好业余当农民，率领衙役在衙门的后院种菜自给。为老母亲做寿，破例买了两斤猪肉，竟被当成重大新闻传播。则其名为朝廷命官，实与贫民无异。……海瑞评说：‘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26】

毫无疑问，方舟子当时之所以要把海瑞生拉硬扯进《张居正二三事》中，就是要利用这位“本朝第一清官”给“本朝罕见权臣”——曾任工部尚书、参修《明史》的傅维鳞（1608-1667）就在其《明书》中，将张居正与严嵩并列为明朝仅有的两大“权臣”【312】——张居正洗白。可是，仅仅几个月之后，方舟子就翻云覆雨，试图把海瑞打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伪人”。问题是，张居正压了海瑞整整十年，但海瑞在他死后却仍旧不肯落井下石，那他对张居正的“忌恨”到底表现在哪里啊？

最好笑的是，方舟子以为张居正看不起海瑞，“乃是嫌他不通人情世俗，轻率冒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而事实是，张居正对海瑞的评价颇高——这是他对海瑞的继任说的话：

“至于海刚峰之在吴，其施为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霜雪之后，稍加和煦，人即怀春，亦不必尽变其法以徇人也。惟公虚心剂量之，地方幸甚。”【313】

而高拱对海瑞的评价更高：

“夫海君所行谓其尽善，非也；而遂谓其尽不善，亦非也。若于其过激不近人情处不加调停，固不可；若并其痛惩积弊为民作主处悉去之，则尤不可矣。天下之事，创始甚难，承终则易。海君当极弊之余，奋不顾身创为剔刷之举，此乃事之所难，其招怨而不能安，势也。若在今日，则是前人为之而公但因之耳，怨在他人而己享其成功，此天之所以资公也。如以为戒而尽反其为，则仍滋弊窟而失百姓之心，岂惟非国家之利，亦非公之利矣。”【314】

所以说，方舟子朝着海瑞狂喷，既像是桀犬吠尧，又像是蜀犬吠日，更像是一只可怜卑微的蚍蜉，自不量力地试图撼动一颗参天大树。

15、小丑出丑

《海瑞二三事》第十五段是全文最短的自然段，只有两句话、124个字。而就是在这么短的段落中，方舟子也不肯放过咬海瑞一口的机会：

“张居正死了，海瑞才有了出头之日，但新的当权者对于起用海瑞一事也是能拖就拖，一直到张居正死后两年，即万历十二年（公元一五八四年），才宣布让海瑞担任南京吏部右侍郎。这时候经过十六年的赋闲，海瑞已是七十二岁的老翁了，却欣然受命，视之为‘千载一时’的难得机会，浑然不顾那不过是一个闲职。”【27】

不难看出，方舟子对海瑞终于“有了出头之日”这件事，既耿耿于怀，又幸灾乐祸。他耿耿于怀是因为，张居正不仅死了，而且死得异常惨烈：他生前积攒下的头衔、荣誉、财产被褫夺一空，连他的儿子都惨遭株连；而比张居正年长十一岁的海瑞却不仅活得好好的，而且还要继续风光下去。方舟子之所以要幸灾乐祸，是因为，海瑞的“出头之日”被当权者“能拖就拖”地多拖了两年，所以海瑞剩下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并且，海瑞得到的还仅仅是一个“闲职”，因此无法实施自己的政治理念。方舟子对海瑞喷出的最毒的毒液，就是“浑然不顾那不过是一个闲职”这十二个字，不外是说，海瑞确实贪恋官场，耐不住寂寞。

“闲职”这个词，方舟子一生中只用了两次，1997年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在十四年后打假李开复之际：

“这事差不多是这样的：李小复1988年内定当某地市长助理，因未到换届，先去那里干两年闲职，两年后当上市长助理后从此自称‘1988年起当副市长’。有人质疑其不实，答曰：两年闲职也算工龄，故从1988年说起；称市长助理怕被误会为市长秘书，故称副市长，后来已加注英文为‘副市长(Assistant Mayor)’了嘛”。【315】

一个从中学时代起就开始当文贼、从大学时代起就开始当文痞、一辈子都摘不掉文盲帽子的“三文男”，在成年之际整天如同里巷八婆一般地谣诼诟谇，处心积虑地构陷他人，这到底是因为“我就是对真相有洁癖”【201】，还是因为“我就是耐不住寂寞”，非要通过“跳梁”和“哗众”的方式来取悦“大领导”或“万千人”，还需要猜吗？

从另一个方面讲，方舟子从三十多岁起就以“无业游民”自许。【316】而他的老恩公于光远从六十七岁起就开始“赋闲”，并且一赋就闲到九十八岁去世。而这对异姓祖孙在无业、赋闲之后，都拿“打假”、“反伪”当作自己的“天职”，究其原因，“闲得无聊”、“闲得发慌”肯定是其中之一，甚至可能就是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在成为“无业游民”的前夜，方舟子对海瑞在七十多岁时得到并且接受一份“闲职”吐着酸水说三道四，即使不是完全出于羡慕嫉妒恨，羡慕嫉妒恨也一定是那股酸水中的主要化学成分。

16、天生下流

《海瑞二三事》的第十六段继续纠缠海瑞得到“闲职”这个话题，并且还把歌德的一首诗塞进文中，不过就是要暗示远在天涯海角的“老翁”、“老干部”海瑞，对温柔富贵的江南艳都忘情不下。

前面提到，方舟子之所以会知道歌德的那首诗，乃是因为他手中有一本《秘戏图考》，而该书属于“古典色情文学”。实际上，方舟子对“色情”二字怀有双重情结：他本人不仅沉迷其中难以自拔，他还曾打算靠出卖“色情”为生。实际上，他之所以能够与南京艳妇黎柳蝉保持长达十余年的通奸关系，原因之一就是后者乃是一位色情小说“作家”——自称“中国淫民大学性学系系主任”。【317】

也就是因为对沉迷“色情”怀有负罪感，所以方舟子打击敌人的手段之一就是给他们打上下流、色情、淫秽的印记。例如，早在2000年，就有人揭露方舟子说，“他痛击女性文学杂志《花招》是‘女─性文学’刊物，及一群色情女作家”。【318】同样，为了搞垮一个新语丝的附庸网站“读者网”，方舟子在2008年就连续发表题为“读者网出了个色情妄想狂”【319】、“从色情妄想狂到阴谋妄想狂”【320】的帖子或者文章。2012年初，因为方舟子构陷韩寒几乎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所以有人通过一幅题为《无法自证的男人》的漫画揭露其“质疑”的本质就是构陷。方舟子马上就将转发那幅漫画的财经网骂为“淫秽网站”【321-322】、“淫经网”【323】，将那幅漫画说成是“淫秽漫画”、“淫画”【324-325】。进入那年八月，方舟子与其韩黑女战友李丽（网名：木子美、不加V）反目成仇，方舟子马上就给对方打上“卖淫”【326】、“三脏”【327】等等“色情”标签。进入2013年，因为与前战友王志安反目成仇，方舟子就反复利用王志安曾上传日本同性恋视频这件事暗示、明示他是“同志”【328-331】、并且一再指示北京市公安局调查“王志安在微博散播传播色情视频”，并且还要求他们株连王志安的同伙，“应该一起查”【332】、“搜王志安的电脑硬盘”【333】。显然，在方舟子的潜意识中，一定有这样的信念：只要老子抓住了你的“色情”这根小辫子，我就抓住了克敌制胜、弄死敌人的法宝。实际上，在美国的推特上，方舟子使用“淫秽”二字将近二百次，而每次都用于攻击自己的私敌和死敌，包括特朗普。难怪崔永元会骂他“公开无耻，天生下流。”【334】

总之，方舟子在拼凑《海瑞二三事》之际，无厘头般地把歌德的“淫诗”——至少方舟子当时是这么认为的——插入其中，只有一个既科学又道义的解释，那就是他在暗中使坏，极力诱导读者往“淫秽”方面联想。

17、衙内幽怨

如上所述，《海瑞二三事》的第十七段是全文字数第二多的段落，主要讲海瑞重返南京后的事情。这段话的开篇第一句就是继续强调海瑞的不甘“寂寞”，说他“既非厌倦官场，且又热衷朝政”，因此把“这一个老干部之家”搅得不得安宁。按照方舟子的说法，既然南京中央机构是“老干部之家”，则这帮“老干部”整天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就是名正言顺、理所应当的。因此，海瑞的“大为不满”就是无事生非；而他“竟然想到要援用两百年前明太祖禁止官员游乐的陈规，对这些官员施加廷杖”就是在倒行逆施。

事实是，除了《海瑞二三事》之外，方舟子在其正式文章中绝口不提“老干部”这仨字儿。即使是在网络帖子中，他也仅是在2020年以后才开始多次提及，在那之前，他提到这仨字儿的帖子只有三个。【335-337】也许有人会问：这有什么可疑的吗？答曰：当然！这是因为，方舟子一直以“六四运动”的参加者、过来人自许，如说什么他成年后第一次流泪是在“六四之夜”【338】、并且对所谓的“六四血卡”【339】垂涎欲滴、眼红得冒火，以致他试图通过频繁向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投怀送抱来弄到它。实际上，当得知“我最好的作品”被收入“台湾民主基金会”出版的《六四诗集》后，方舟子“不禁忍俊不禁”地如此炫耀道：

“顺便说一下，去年7月海外出了一本《陆肆诗集》（蒋品超主编），收入我的三首诗《最后的预言》、《会有这样的时候》、《我只是站在这里静静地看着你》，事先没有征得我的许可倒也罢了，《会有这样的时候》居然还给改了一句，把‘这样的时候还能再等多久/年复一年’改成‘一年复一年，不会太久’，改得莫名其妙。蒋主编如果觉得诗写得比我好，自己写就是了，何必自告奋勇要当我的一句师？”【340】

而在那场“陆肆”运动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老干部”（老人），以及包括他们在内的“贪官污吏”。【341-342】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免对方舟子在1997年对南京政府腐败的“老干部”所表达出来的无限宽容与袒护、对反贪腐的海瑞采取苛刻的“零容忍”态度感到大惑不解：为什么一个以“民主自由”为诉求、并且确实生活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自由国家”的方舟子——当时他刚刚三十岁出头——，要穿越时空，一屁股坐到中国四、五百年前贪官污吏的炕头上？实际上，早在二十年前我就发现，“乱侃明史”之际的方舟子虽然“只有二十六、七岁，并且已经在民主国家生活了将近三年，但他的头脑却像是一具封闭了两千余年的专制牢笼，其中关押着两个精灵，一个叫愚昧，另一个叫黑暗。”【15】确实，在方舟子看来，海瑞要用“朱元璋的那套严刑峻法”来惩治贪官污吏简直就是罪大恶极，而其理由也相当吊诡：

“当时的官员手上都有点不干不净，那是没办法的事，谁叫大明的官俸那么微薄，只够糊口呢？”【27】

这不就是在明目张胆地宣扬“贪污有理”、“作恶无罪”吗？与之相比，方舟子后来提出的“科普必须抄袭，不抄袭无法科普”【343-344】的“方氏大法”简直太过小儿科。难怪前面提到过的那个肖武就这样质问方舟子：“至于老同志疗养院事件，看了之后不浑身热血沸腾的生物，请教舟子生物学博士该如何定义？”【30】显然，肖武没有说出的答案就是“畜生”二字。

事实是，方舟子不仅明着为贪官污吏辩护，他在暗中也是这么做的——看看这句话：

“海瑞正是对南京中央机构的这帮人整天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大为不满，竟然想到要援用两百年前明太祖禁止官员游乐的陈规，对这些官员施加廷杖。”【27】

“竟然”一词，凸显方舟子对海瑞的极度痛恨。如上所述，方舟子的这句话是抄自蒋星煜的《海瑞》，而蒋星煜并没有像方舟子那样，说完这句话之后，马上戛然而止、立即转换话题；他接着还讲了许多，其第六章第六节就以《房寰事件引起轩然大波》为标题，详细介绍海瑞要“对这些官员施加廷杖”这码事儿的前因后果——这是其开篇：

“这事件发生在一五八六年（万历十四年），海瑞看见南京的御史们都不顾自己的职守，整天尽是歌舞声色地鬼混，很是不满，主张援用朱元璋时陈规，用廷杖重责这些御史们。御史们稍微得知一些风声以后，急得象热石上蚂蚁般直转，他们知道海瑞这个人既然说得出，便很可能做得出的②。其中提学御史房寰的劣迹最多，担心由此全部败露，打算采取‘先下手为强’的办法，先攻击海瑞。给事中钟宇淳从旁鼓动，房寰便真的上疏奏劾海瑞。”【13, p.110】

蒋星煜接着讲了房寰的许多劣迹。实际上，连谈迁都对“房寰无后”拍手叫好：

“德清房寰。万历初。以监察御史提督南畿学校。多通苞苴。与操江都御史琼山海瑞不相下。互讦奏。各去位。时人大为瑞不平。今传三世而绝。偶燕中客房生言。余豁然有省。昔人云。天道有记性。无急性。观于房寰侍御。天之记性。固未爽也。”【345】

但方舟子显然不愿意让人知道海瑞“对这些官员施加廷杖”的原因，所以他只抄袭了蒋星煜上面那段话的第一句。所以，我早就说，“扬善就是行善，隐恶就是作恶。”【155】而方舟子的毒特之处就在于：他不仅隐恶人之恶、隐善人之善，他还故意给善人罗织恶名。真是邪恶到了骨子里。

同样，方舟子接下来的那句话也是语焉不详，并且草草收场：

“这时候他似乎对朱元璋的那套严刑峻法着了迷，给神宗上疏要求严惩贪官污吏，‘举太祖法，剥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贯论绞’（剥皮囊草，指的是朱元璋剥贪官的皮制成草人放在公堂上警告继任官员），此论一出，朝野大哗。”【27】

问题是，“朝（官）大哗”可以理解，“野（夫）”们也跟着贪官污吏们“大哗”是为了什么？方舟子到此又是戛然而止。这是蒋星煜叙述的“野大哗”：

“朝野对房寰的行为很愤慨，朱翊钧把这事件交给吏部调查处理，房寰所列举的海瑞的罪状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吏部当然查不出来，主张海瑞留任，朱翊钧也表示同意。对于诬告的房寰，则没有加以任何惩办。大臣们也不乏有正义感的，但是都怕卷入是非的漩涡，不肯出来讲话，年轻的学生们却忍无可忍了，投入了这一场复杂的斗争。为首的是无锡人顾允成，他是一个进士，是东林党领袖人物顾宪成的弟弟。他从小便听说过海瑞的为人，认为是当代的英雄，后来知道了海瑞冒死向朱厚熜进谏，格外钦佩。他不能容忍这一种颠倒是非黑白的论调，更不能容忍房寰的行为，便联合同年进士湖广麻城人彭遵古、苏州昆山人诸寿贤于一五八八年七月上疏，对房寰进行了一些揭发，力为海瑞辩白。在顾允成来说，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参加政治斗争，早在殿试对策时，便曾对朱翊钧表示，反对他这样宠信张居正。现在已经是第二次直接参加政治斗争了，他看到古代也有太学生击鼓上书的前例，所以就和同年进士们采取了这一正义的行动。”【13, p.112】

换句话说就是，方舟子构陷海瑞的主要招数就是专抄能够用于构陷的文字，同时极力掩盖所有对其构陷不利的内容。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断言，方舟子屁股的位置，是他蓄意抹黑、恶意构陷海瑞的决定性力量，更是他痛恨朱元璋的主要原因，因为福建云霄“高干子弟”方衙内早就恨恨地说过“在朱元璋的心目中，官吏的地位简直还不如平民百姓”这样的话【346】，好像在他看来，官吏的地位就是应该远远高过平民百姓。再看看他对朱元璋的痛恨：

“关于朱元璋对官吏大开杀戒的动机，除了以前提到的由自卑到变态的自尊到虐待狂倾向的下意识的动机之外，还有一个显现的、意识层次上的、堂而皇之的理由：为民作主，为民除害。朱元璋大概真诚地相信自己是为天下百姓谋利益（与他对官吏的态度相比而言，对百姓可谓宽厚得多），而官吏却都与百姓为难，只会剥削百姓，无一人不贪赃枉法，因此统统该杀，杀个精光而后快。贪官污吏多如牛毛，自己无法遍察，便发动群众，号召百姓到京师告状，甚至鼓励百姓把贪官污吏直接绑赴京师（他的著作《大诰》中说：‘许城市乡村贤民方正豪杰之士，有能为民除害者，合议城市乡村，将老奸巨滑及在役之吏在闲之吏，绑缚赴京，罪除民患，已安良民，敢有邀截阻当者枭令。赴京之时，关津渡口毋得阻当。’）。”【346】

其实，方衙内痛恨平民百姓，并不仅仅是阶级意识，而且还有亲身经历——这是他在1993年说的话：

“我小时候我家住在一家大院里。这座大院是原来当地首富的住宅，三层的楼房，非常的气派，当街的墙上有守卫用的枪眼，护家的大门则足足有三寸厚。一九四九年当地首富全家乘自己的汽船逃到台湾，房子便充了公，分给三户干部，每户一层，我家住二楼。”【211】

这是方舟子在2015年透露出来的信息：

“我家以前一直住公房，父亲没想过要自己盖房。但住的公房是土改时没收的地主房，80年代后落实政策要还给台胞，才逼得父亲在退休后近郊农村盖房。他和母亲工作到退休的积蓄在农村还盖不起房，靠我哥哥工作后的积蓄和我去美国留学后每个月从奖学金分出一部分，这样过了两年才把现在这个房子建了起来。”【252】

难怪方舟子会冒充学生去餐馆吃半价鸡翅，原来他是在省钱给老爹老娘建房。

总之，方舟子可以接受“平民百姓”打土豪、分田地，如果他们把县城中最大的豪宅分给他的话。但是，如果那笔飞来的横财最后又被人夺走——那不仅让他失财，而且肯定会让他感到颜面扫地——的话，他对“平民百姓”那本来的蔑视和仇恨就会益发不可控制。难怪公知们那么喜欢方舟子，因为他们也和方舟子一样，痛恨平民百姓，称他们为“可怕的‘群众’”。【347】实际上，痛恨平民百姓，恰恰就是《南方周末》抢在中国科学纳粹前面“反伪”、陷害胡万林的唯一原因。【348】

换句话说就是，方舟子之所以会从一名“骄傲的少年”变成一名恨天怨地怼空气的“云霄怨夫”，极可能就是因为八、九十年代发生的那场家庭变故——他丧失了从小就拥有的高高在上的资本——，他对朱元璋、对“老毛”、对海瑞的莫名其妙的仇恨，全部都可以从那场变故中得到解答。可笑的是，为了掩盖这个心理创伤的真实原因，方舟子还曾精心编造了一个因为作朦胧诗遭到老师批评而从此立志当反叛诗人的瞎话。【338】【349】

所以说，“心术不正”乃是方舟子“治史”的致命伤，与他“打假”的初衷就是要发泄心中的羡慕嫉妒恨一模一样。

18、独夫民贼

《海瑞二三事》第十八段话只有151个字，却是全文中最最恶毒的段落，其核心思想就是把海瑞说成是一个“热衷”于当官的小丑，其生前就受到神宗的“蔑视”、被神宗当作“花瓶”玩弄、到死还被神宗“贬”了一句。而他之所以在死后被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穿白衣送葬”，那是因为这个没脸没皮的戏精、影帝表演功夫确实了得，所以台下观众给他“喝彩”叫好。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一个人如果不是对海瑞怀有刻骨的仇恨，是绝对不可能喷出如此恶毒的语言的。实际上，连姚文元曲解“穿白衣送葬的人群百里不绝”这个明载史书的史实【65, p.5932】，都要通过“阶级分析”这个手段，把那些人打成“地富反坏”：

“至于出丧的描述，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114】

而方舟子这个“三文男”，他哪里需要什么工具来曲解历史，他需要的只是一坨坐在贪官污吏炕头上的两瓣大屁股，其中夹着的一颗黑心，上面有一张专门用于放毒的毒口——有人说他是“科方文元”【318】，实在是太高看他了。这是海瑞的同时代人李贽记叙海瑞去世后的情形：

“卒之日，贫无可给棺椁，上大夫醵金以殓。士民哭公至罢市者数日，祭于途，累数百里不绝。讣闻，上震悼久之。赠太子少保，谥忠介。”【221】

据蒋星煜说，“这是李卓吾亲身的见闻。”【350】但实际上，海瑞去世时，李贽正在湖北，不在南京。【351】但不论李贽所写是否基于亲眼所见，下面这个问题都能够成立：为什么这位被方舟子视为《明史》的老祖宗的人，竟然没能看出或没能想到，那些“哭公至罢市者数日”的“士民”是在“对这位演员谢幕时的喝彩”？显然，唯一合理的答案就是：他不像方舟子，一眼就能看出那些给自己父母哭丧的人都是在为他们的谢世而“喝彩”：

“去年四月科骗公园组织去漳州参加我母亲追悼会，我知道后坚决要求他们取消，但他们却不听劝阻，自己跑去，张胖子也做忠心耿耿状从北京赶去。我不让他们参加追悼会，由朋友安排他们去饭店就餐，付的餐费作为给安保资金的捐款。科骗公园现在居然拿这事给王志安造谣中伤，你能想象世上有这么无耻的人渣吗？”【352】

而蒋星煜当年驳斥姚文元的话，更像是在提前抽了方文痞一记耳光：

“姚文元认为农民穿不起白衣冠，因此路祭的人群只能是地主和富农，根据他的文痞逻辑,贫穷的农民家里也永远不会死人了。”【350】

你看，与“科方文元”的蓄意构陷相比，姚文元的“阶级分析”是不是太“逊”了？

19、文痞收官

《海瑞二三事》最后一段话主要就是讲，虽然“演员”海瑞已经死了，但他的鬼魂却一直在舞台上徘徊，而这正是海瑞通过不断演戏、不断“骂街”想要达到的真正目的。

应该承认，《海瑞二三事》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因此对于那些不了解海瑞或了解不多的人来说，它颇具有欺骗性。所以，新浪博客编辑的《大史记之食古不化》一书就收录了这篇文章，并且还是方舟子唯一入选的明史文章。【82】但逻辑自洽并不等于“合理”，更不等于“事实”，否则的话，这个世界岂不成了谣棍、讼棍们的天下？事实是，在吴晗以前，中国的舞台上从来就不曾有过“海瑞骂皇帝”这出戏——早已失传的《海瑞市棺》大概以之为主题，但更可能是讽刺海瑞。【353-354】实际上，长达三十万字的《海公案》对那件事连一个字都不曾提及。而按照方舟子，海瑞骂皇帝乃是决定演员海瑞人生轨迹的转折点、是海瑞精心策划的一台大戏。既然如此，请问方舟子：难道海瑞的那出大戏是专门给四百年后的吴晗上演的吗？如果海瑞真的有如此先见之明，他咋就没有预见到吴晗一家三口会因为演戏而命丧黄泉？

实际上，恰如吴晗所说，舞台上的海瑞掩盖了“海瑞在政治上的作为”。【243】确实，在舞台上，海瑞的扮相主要是一个“青天”，而“海瑞在政治上的作为”和抱负却远不止于此。如果海瑞只是“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审理民间诉讼——就像方舟子当初为了敛财不许肖氏手术的“受害者”们提起集体诉讼而非要他们“一个一个地起诉”那样【264】——，则其“政治上的作为”几乎丧失殆尽。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海瑞真的像方舟子所构陷的那样，一切都是表演，一切都是做“给后人看的”，则他不仅是一个最大的蠢才，而且还是一个最大的失败者——只有像方舟子这样的升斗、宵小之徒，才会羡慕“舞台上的海瑞”——连谈迁都知道那是愚不可及。海瑞的真正价值，在于他能够用自己的一生践行自己的政治理念——李贽所谓“悯世”和“扶世”【355】——，而这个理念不仅在当时就已经达到了最高的道德层次，即使在今天，它也比所谓的“普世价值”高出整整一头。而这，或许就是方舟子痛恨海瑞的另一个原因，因为他的最大理想，也不过就是“出人头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就是比你们高”【356】——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