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挑戰行政權力 誰是科學界的主人

中國新聞周刊2004年12月27日出版 48/2004　總第210期

　　“一般行政人員應該退出科技的決策和影響”，這同時意味着，科學家要成為科學界的主人。在逐步擺脫對行政權力完全依附的過程中，知識分子持續對科教領域內的傳統權力發出挑戰，是前所未有的

　　本刊記者/劉彥

　　法國哲學家薩特有云：當一位原子能科學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時，他還不是個知識分子；但當他在反對核武器的抗議信上簽名時，就是個知識分子了。

　　科學家向科技部要權

　　2004年11月18日，當23位海內外科學家針對中國的科學管理體制問題，在全世界最權威的科學雜誌《自然》上集體發言時，他們的身份也發生了變化。他們從各自單一的研究領域走了出來，成為中國科技界的知識分子代表。

　　上述文章受邀的主撰者，多為本土科學家。其中，既有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陳竺、原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主任張存浩等國家科技機構管理人員，也有中科院院士鄒承魯、研究員何士剛、周專等一線科研人員。

　　這組文章顯示，科學家們在謀求對於科學管理的主動權。

　　正如《中國科技需要根本的轉變：從傳統人治到競爭優勝體制》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科學家們希望，“一般行政人員應該退出科技的決策和影響”。

　　“科技發達國家，都沒有一個像中國這麼大權力的科技部……迄今，它已經演化成一個控制大量科技經費的部門。”

　　從2003年北大改革爭論,到2004年科學家發難科技體制，知識分子們持續對政府管理部門在科教領域內的傳統權力發出挑戰，是前所未有的。

　　誰來領導科學

　　建國以來，中國在科技管理體制上，一直借鑑前蘇聯的管理模式，以舉國之力規劃和指揮科學研究。科技領域的資源和權力大多掌握在以科技部為代表的政府部門手中。作為科學家的個體知識分子，不過是計劃經濟下的一個個棋子，其個人地位、社會榮譽、權力大小、資金資源也完全受制於政府管理部門——事實上，科學家甚至不得不聽命於掌控科研資金分配權的各級官員們。

　　1978年以後，鄧小平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論斷，提出要在全社會形成“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風氣，造就一支宏大的科技專家隊伍。與此同時，由於改革開放和一系列市場化改革，使得管理部門(如科技部)對於科學家的完全控制逐步削弱。

　　削弱的開端，是1985年3月《中共中央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的發布，科學體制改革正式啟動。

　　進入90年代後，隨着“腦體倒掛”現象的消失，知識分子的經濟和社會地位顯著提高,由“臭老九”一躍而進入社會的中上層——在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研究”課題組的劃分中，專業技術人員被排在了十大階層的第四位。

　　更為重要的是，知識分子正在逐漸擺脫對政府資源和政府權力的完全依附。從市場和社會中，他們也能獲得聲望、利益和資源。比如，我國科技資金已有60%來源於企業。

　　然而，在轉軌過程中，計劃經濟體制餘威猶在，官員們仍然擁有對國家資源的控制權和支配權。由財政部直接劃撥的中國科技經費(每年約150個億)的絕大部分，仍然掌握在科技部手中。此次科學家發難的緣由，也正源於科技部在新的20年中長期科技規劃中對大規模資金(可能總額達千億之巨)的支配權。

　　由此，“由科學家來管理科學事務”被科學家尖銳地提上了桌面，他們認為，科學家才是科學界的主人，應該由科學家，而不是手握行政權力的官員們，來決定科學研究的目標、路徑和資源分配。“爭錢”的背後，某種意義上是“爭權”——即錢偉長等人在1957年就提出的由“科學家來領導科學”。

　　與此意義相類，是更早前北大教師對北大教改方案的集體發難，他們認為，教授而不是官員，對學術和學校事務有更大發言權，正如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杜鋼建所評論的，現代大學“獨立”、“自治”的原則，要求改革由權力性利益壟斷向知識性利益分化轉移，也就是說，實現“教授治校”。

　　這樣的道路，總歸要走，無非遲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