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晚年的悲涼

——與許良英４３封通信的解讀

傅國涌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評《紅樓夢》，雖短短數語，卻至今未見有人超越：

　　“頹運方至，變故漸多；寶玉在繁華豐厚中，且亦屢與‘無常’覿面，……悲涼之霧，遍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２３１頁）

　　“悲涼之霧，遍披華林”，在曾經自認為是共產黨“孤臣孽子”的李慎之身上，特別在他生命的黃昏就一直籠罩着這樣的悲涼之霧，身歷反右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等一系列災難，雖然偌大的中國“呼吸而領會之者”並非李慎之一人，但他無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如果說１９９９年秋天那個孤獨的夜晚，他在一盞孤燈下寫下的傳世之作《風雨蒼黃五十年》的文本中，我們還能讀出他對這個少年時就嚮往不已的革命黨抱有一線幻想的話，那麼在他內心深處，其實已經完全清醒，徹底失望、進而絕望，他一而再地說“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一再向知己之交的同代人許良英透露心曲，悲觀之情畢露無遺，悲涼之霧逐漸將他的身體乃至生命淹沒，但他的思想在霧中升騰，以“精衛填海”、“夸父逐日”般的神話精神，重新開啟了一扇通向未來的門。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２日，８０歲的李慎之先生帶着無數未盡的心願撒手而去，中國思想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達了對這位老人的懷念與敬意。遠在德國的仲維光和遠在美國的曹長青則發出了不同的聲音，曹長青在《李慎之的三大貢獻與三個局限》文中特別指出李慎之的“三個局限”：“他對自己至死都是共產黨員的歷史缺乏反省和懺悔”；“他至死在潛意識中還是個‘諫士’”；“從嚴格一點的意義上說，他還不是一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由此引發了一場小小的筆墨風波，事隔一年半，風波早已過去，問題仍懸在空中。在仔細閱讀了李慎之與許良英最後五年的私人通信後，我感到對李慎之先生應該有一些新的認識，他晚年的思想在這些信中有更真實、更坦誠的流露，或許有助於我們全面公正地評價李慎之的思想。

　　兩位老人的交往始於１９９８年２月，李慎之託人給許良英送了一篇他在《中國經濟時報》發表的文章《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技術而無科學》，２月２７日，許給李寫了第一封信。３月４日，李回信，從此開始了他們五年的書信往來，各給對方寫了４３封信，其中既有科學、民主的嚴謹討論，也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更多的是對自己投身的革命道路的反省，以及對民族命運的憂慮與展望，涉及的內容相當廣泛，討論之真誠更足以讓後輩汗顏。直到生命終止前不久，李先生還寫下１０頁紙的長信，提出重寫中國近代史的志願。由於是私人通信，無話不談，袒露心跡，比公開發表的文章更能反映一個知識分子內心的真實想法。

　　透過這些書信我們能看到李先生在他生命最後五年中燃燒自己、熱切追求理想、“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情懷，看到他挺身而出“冒叫一聲”的道德勇氣，同時也能看到他心中的悲涼和他的局限。

一

　　李慎之晚年力倡民主，回到“五四”，重新舉起了啟蒙的火炬；他弘揚顧准，以自由主義為北大傳統和顧准思想定調。他深感“五四”以後的八十年，民主根本沒有在中國紮根，“２１世紀幾乎要重新來過。要中國人懂民主，實在是艱難已極，我自己就是一個例子，然而第一不是不可能，第二也只有追尊五四，因為中國只有這麼一個說得上的源頭。”（２００１年５月８日）他對全球化和全球價值更是情有獨鍾，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２日，他在信中說：“近來一直想寫一篇文章：《全球化與全球價值》。我的意思是，以我生八十年的經歷再推廣到人類近五百年的歷史，民主已是一種全球價值，而且必然要更推廣、更深化，中國的改革，只有融入全球價值才有前途，其核心的價值即是自由，即是人權。”

　　雖然他常常感嘆自己生前或許看不到民主的實現了——

　　“我反正知道我們年輕時相信的烏托邦不但不可能實現，而且是一種謬誤。民主的價值將為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然而充分的民主像我們現在西方發達國家看到的可能再過二三十年在中國還實現不了。（現在有許多人擔心中國實現民主以後，會出現‘拉美化’，我也有這種擔心。）不過公民權利有起碼保障的民主，我想是有希望的，頂多我們不能及身而見，我們的下一代是一定可以看到的。”（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７日）

　　但他依然堅定地?髡擰昂推窖荼洹保�并以此作为准s旱摹白罡吒倭臁薄Ｎ�谅柕辖K庖荒勘輳�他茹暘中国需要一批×T蕉返拿裰髦饕逭摺薄��?

　　“我過去幾年的‘工作’進度是很慢的，自己覺得雖然效率不高，但是還能‘趕趟’。不過最近以來，我突然直覺地感到中國應當有一批‘戰鬥的民主主義者’，然而全社會好象都沒有這樣的準備。我有三個小圈子，一個都是八十歲以上的人，一個是大約六十到七十歲的人，另一個是大約五十上下的人，每一兩個月聚會一次。我近來一再呼籲他們研究民主的理論和制度，但是除了年輕的一批外，反應都很冷淡，我也以你的努力與我的疲塌為例進行說服，結果也不理想，這些人差不多都想通了中國的唯一出路是憲政民主，我就勸他們研究一下憲法，萬一形勢急轉直下，這些自認為的民主主義者連部憲法都拿不出來，怎麼行呢？”（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３０日）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日，他的生命只剩下了三個月零二十天，他還在信里說：

　　“今生已無從根本上研究‘民主’的發展與歷史、理論與實踐的願望與勇氣，只是還想寫幾篇萬言長文：一是破，破秦始皇以來的專制主義和馬列毛以來的極權主義；二是立，立一些民主的規範。

　　“今年手頭還有四五個題目，希望老天爺能讓我做完這個工作。

　　“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制度已經徹底失敗了，中共實際上已放棄了它，保留它作為口號，無非是保持特權而已。當然社會主義還可以作為一種政策目標，甚至執政黨的施政綱領，但是也只有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中，一個民主的政治制度下才有可能。而且，如果得不到多數選民的認可，就該下台。馬列斯毛說的“國體是無產階級專政，政體是民主集中制”，已經試過，應當作廢了（雖然它仍是中共掌權的理論基礎）。

　　“中國要現代化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這不但是中國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

　　“進入新世紀後，我常說兩句話：１、對中國之實現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見，比較悲觀。２、對中國能在２１世紀上半期實現民主，我基本樂觀。不過，我之所謂民主，只能指廢除一黨專政，建立民主框架而言，並非指充分民主。實現充分民主，最樂觀也需要到２１世紀末。”

　　也是在這封信里，他請長期研究民主問題的許良英以５００個字回答他，什麼才是民主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

　　對科學精神，李慎之同樣不能釋懷，直他晚年他還想寫一篇《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偽問題》，雖然文章最終沒有寫成，但他從未放棄過這個念頭。１９９８年３月４日他在寫給許良英的一封信中說：

　　“科學中有技術，技術中也有科學，要硬分越來越不可能又無必要，中外一樣都把研究的人叫做‘科學家’＝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但是我還是要冒叫一句，想的是叫中國人多想一想，（這也是‘知識分子自大狂’，）實際上在一個十二億人的國家，幾乎是不會引起‘任何’反響的。

　　“我所以要冒叫一聲，是為了要讓人注意到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別，西方（以希臘為代表）從源頭上就重視求真，中國從源頭上就重視求善，這個差別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差別實在太大了。這些話其實是老生常談，不過中國現在已經成了市儈社會，已沒有多少‘老生’了。”

　　同年１０月１０日，他說：“李約瑟熱愛中國，以半生精力發掘中國古代科技成就，出了一部大書，這當然是一件好事，然而把中國人搞得神魂顛倒，則實在不是什麼好事。現在的愛國主義者，都大談中國如何領先世界二千年，東方文明如何偉大等等，我實在不敢苟同。但是我對於自然科學實在無知，對科學史更是無知。只是出於一種責任心，覺得不能讓中國人目迷神醉，忘其所以，所以才發此願心，希望你能給我指導和幫助。”

　　在１１月１１日的信里他還說到，“李約瑟以其‘巨著’已經‘推翻’了你和竺可楨、馮友蘭的結論而成為中國狹隘民族主義的一面旗幟。我學力不足，寫作艱難，但是只要不死，總是要把文章寫出來的。” （１９４１年春夏，許良英在浙江大學讀三年級時曾在學生中發起一個科學團體，討論中國為什麼科學不發達，為什麼產生不出現代科學，他們從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回答了這個問題；１９４４年，心理學家陳立發表《我國科學不發達原因之心理分析》；１９４５年，氣象學家、地理學家竺可楨發表《為什麼中國古代沒有產生自然科學？》也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當時，李慎之正在給崔衛平翻譯的《哈維爾文集》寫序，他感慨“哈維爾對極權主義的批判是十分深刻的，但是居然在考慮如何取代它的時候提出也可能轉向東方思想，雖然只有一句，但東方思想（實際上指儒家倫理與老莊思想）流毒（請恕我用這兩個字）之廣，可以想見。在國內則更是與統治者交相煽惑，對人們起了很大的麻醉作用。”

　　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２日，他在信中說：“我要駁斥李約瑟難題，今年大概是動不了筆了。只是我有一難題要請你幫助解決：ＳＣＩＥＮＣＥ一字在西方到底起源於何時。”

　　直到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１日，他還在探討這個問題：

　　“《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假命題》這篇文章我還是要寫的，但是愈想愈覺得其難，因為我的科學知識實在太差了，而且現在的謬論日見其多（從席澤宗到董光璧），要一一排擊之，尚須搜集材料與論點。今年是決不會動手了。也許明年可以擺上日程。

　　“西方古代有科學，而中國沒有，不是源於人性有什麼不同，卻正是因為文明的起源與走向有差異。

　　“真善美是西方哲學的最高價值標準，中國古典只講善美，是不怎麼講真的。美、善天生就帶有價值上的好惡，真就不一定。我把真說成是價值中立的，在內心講正是把它作為最高的價值。美、善不講真就失去了基礎。你引哈佛大學的校訓中有‘真’，我的母校燕京大學的校訓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我以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訓。”

　　他說：

　　“我心中的真理的價值中立的。‘真理’兩個字本非中國固有，而來自佛經，因此已帶上了價值色彩。共產主義就其原始的意義講（如《共產黨宣言》所說）已是一種應用真理，真理一旦應用，就有了很大的出錯的可能，這一點在我們青年狂熱時期是不了解的，到後來才懂得。‘真理’一詞因為漢語雙音化的大潮流，已無法改譯為‘真’一個字，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不過社會科學中本來就沒有自然科學中的那種真理。‘自由主義’是‘真理性’最差的一個‘主義’。（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１日）

　　這些觀點本身誠然還可以商榷，但他的思考卻不是沒有意義的。對這個世俗化、功利化深入骨髓的民族而言，倡導真理的價值中立，實際上就是希望能超越功利，超越赤裸裸的、狹隘的現實算計。他認為在重新提出“回到五四，重新啟蒙”的口號時，絕大部分人只注意民主，而忽略科學，“他們好象認為科學是‘不言自明’的東西，在中國已經生根了，官方也從來沒有‘批判過科學’，有些不正常的干預，也都是因為沒有民主造成的。但是我認為‘科學’在中國根本就沒有生根，有些科學家甚至‘院士’，有多少科學精神，我也很懷疑。”所以他希望許良英能寫一篇闡明“科學精神”的文章。

　　他之所以推許陳寅恪，乃是因為陳對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的追求，“還有陳寅恪，他是我的老師，渾身可稱浸透封建士大夫的氣味，因此連胡適也稱之為‘文化遺民’。但是‘氣味只是氣味’，細究他的生平志業，幾次大聲疾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連五四時代的陳獨秀也沒有喊出這樣簡潔明了，可以作為口號的話。……陳本人即一生不向北洋政府與國民黨低頭，尤其是不跟共產黨合作。我以為在文革結束前，他是中國最乾淨的一個人，比俞平伯、沈從文都更乾淨，更不要說巴金以下的人了。”（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２日）

　　他對“利祿之徒”瀰漫，偽學術、偽思想盛行的學界現狀憂心忡忡，從季羨林（乃至王元化）到汪暉等，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１日，讀了許良英轉給他的９９歲的心理學家陳立的文章，他感慨：“我竟不知道中國還有這樣一位９９歲的大老……官方和所謂的學術界最近都在大炒今年九十歲的季羨林先生。季也許在梵文方面有專長，但在學術思想上無非是一個庸俗的民族主義者（今稱愛國主義者），現在則給他戴上許多高帽子，甚至稱之為‘學術大師’。季本人固然好名，倒也無大害，只是學術界這樣捧一個對國學與世界史近乎無知的老人，實在是中國的恥辱。”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２日，在談到“新左”代表之一汪暉時，他說本來以為汪文字能力太差，不料恰恰是他這種艱澀不通的文字居然能俘虜大批的青年人，以為是有學問、有見解、有思想，是以為大家取法，結果造成一大批偽學者與偽思想，真是可嘆。但是迄今還很少看到有力的批判。就是我收到的這篇批判文章，固然論點很不錯，但是文字竟也有“汪”味。對此他深感憂慮。

二

　　晚年李慎之的內心深處之所以有着揮之不去的“悲涼”，我以為至少有以下三個因素：一是對現實政治制度的絕望、清醒，對民族前途的深切憂慮，他們那一代人（即“一二九”一代）和上一代（“五四”一代）身上的憂患意識往往是後世的人難以想象的；二是他對文化傳統即根深蒂固的專制主義的深刻認識；三是他對自己走過的革命道路的反省，其中不無懺悔。

　　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８日，在讀了我們的《脊梁——中國三代自由知識分子評傳》後，他曾寫信給許良英：“我的第一個感覺是我不配。第二個感覺是有些悲涼，偌大一個中國，能數得上的就這麼些人，而且還有像我這樣對民主、自由主義了解甚少之人。”這裡面固然有他自謙的成分，但這種悲涼是一貫的，他多次說及全國上下懂民主的也不過一、二百人。

　　所以，他才會說：“我其實是很悲觀的，我已不敢說什麼‘啟全國人民之蒙’的話，只敢想能刺激一下‘一小撮知識分子’，於願足矣。”（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１日）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８日，他在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採訪後寫信給許良英：

　　“中國共產黨可稱根本無學者無思想家，此外，中國又有幾個人？中國的人才實在太少了，因此我現在總傾向於‘在矮子裡面拔長子’。

　　“應法廣採訪，對我雖非第一次，但確極稀少，我現在是想爭取多一些發言機會，但是我總想多少能起一些作用。

　　“……我?�以这样叫覇拘，当然不蕪娂虑为当局鸣锣葫o潰�而矢[Ｍ�能给国人一庚l拍睿�我要向你睉咦，螛I淖罡吒倭歟�葎蚧是‘和平演变’。策��由釉懕局覛g�矚g�，我觉得染J�能先蕯撑d接謝�，也可为未来祼俐治改哥樜噥y壞閔緇嶧�础。至又q�治上当窘K�哉E歡鮮戰簦�螛I奈惱麓蟾乓鹽拊詿舐椒⒈淼目贍埽�螛I比皇喬宄�的。策��，晤U且丫�廓M耍�捂y實亟玻�晤U鞘親釕倏膳碌娜耍�现哉O先碩莢嚼叢剿ネ耍�螛I�量有限、作用更有限，能叫一声就是一声而疫x?

　　“我越來越相信‘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這句話，一個國家怎麼能完全靠謊言維持呢？”

　　在這封信後面他又加了幾句話，表示“１、啟蒙之必要，２、啟蒙之艱難，３、啟蒙還是有希望的”，並慚愧自己“沒有做什麼工作”。

　　他是悲觀的，但他的悲觀不是悲觀主義，而是展現了遠古神話中的那種悲壯的情懷，悲觀沒有使他沉默、犬儒，更沒有使他放棄，“我還是相信馬克思的話，非要大喊大叫不可，我自知已無大喊大叫的能力，一年頂多只能寫三四篇文章，頂多三萬字而已。然而‘寫罷低眉無處發’……不過一息尚存，我總是要想，也總是要寫的。”（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２日）“我一向自以為不學無術，……今後也只能就自己能感到想到的地方儘量多寫一點東西，以期有益於中國。”（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國的自由主義與民主呼聲，雖然現在還不成氣候，但是在極權高壓下，仍是有人在默默研究，竭力撐大言論空間。看到這點，還是令人高興。”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４日）這是對知己的直言，也是內心的獨白，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夸父逐日般的現象。在生命的最後五年中，他反覆申明自己所做的一切不過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完全是真誠的，對他參與建構的這個體制、他深愛的這個民族、對歷史和現實，他都有着冷靜、客觀的認識：

　　“但是中國的傳統，尤其加上近五十年的傳統，使我感到提倡民主實在是夜長夢多。這就是我所以慨嘆於中國人的‘公民意識’的原因，反正也只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了。”（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１日）

　　“今天的大陸作為全社會來說的民主覺悟，比不上戊戌，比不上辛亥，比不上五四，比不上八一三，也比不上１９４８—４９（那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甚至比１９７６—７７低，那時候，老人還沒有死光。全民對民主的常識幾乎可以說是清末以來最低落的時期，幾乎沒有精英人物。這種人物我自己知道或認識的不過二十個。我極力幻想，以為全國也許有一二百個。這樣的現實要希望中國能很快地實現民主化，至少我無此信心。

　　“我知道你在研究民主問題，民主實際上要有相互對立與相互制衡的利益集團，有敢於為自己的利益鬥爭，又能夠達成妥協的個人，這個過程大概是在孕育之中，然而什麼時候能夠破殼而出，我實在無法想象。

　　“現在的絕大多數中國人，大概都像胡適所說‘不覺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我當然也有些樂觀的想法，我所指望的全球化。但這只是一個籠統模糊的願望，並沒有什麼具體化的、現實的根據。

　　“我自以為我們這一代人幾乎是極少數在解放前、在‘國民黨的萬惡統治下’多少還受到過一些啟蒙思想，歷經劫難而又倖存下來的人。我把你也包括在這極少數之內。比我們年紀小的人，……對民主的理論就知道的更少了。再下來，到文革期間的中學生，絕大部分是紅衛兵，只有極少數可以說靠自學，靠自己反思成為啟蒙思想家的人，現在中國就是靠他們在學術界撐起一片天。然而這片天實在太小，這樣的人也太少了。

　　“我現在確實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但是我‘為’的能力是很小的，一年也不過寫三四篇文章，分量也不大，如此而已。”（２０００年７月４日）

　　“我同意中國今天的社會條件比起國民黨時代、五四時代以及晚清時代大概是大大地進步了，所謂進步指的是可以實行民主的社會因素大大增加了。但是，我總覺得有覺悟的人太少了。撇開我心目中的‘官學’和‘極左派’不說，九十年代也出來了一批‘民族主義分子’和‘新左派’，他們的嗓門很大，聽眾甚多，……而民族主義是有‘五千年文化傳統’與一百多年來的民族屈辱作背景的，極容易贏得群眾。事實上從各種民意調查中看，這批人在青年學生中的人數一直在增加。再想想我們自己小時候，就主要從愛國主義出發，才走向親共、親蘇的社會主義道路，結果上了一個大當的。其實世界在２０世紀已發生了大變化。自由主義已肯定地成為全球的主流價值，而中國卻仍然置身於這一主流價值之外（就政府行為講還很顯得有些‘中流砥柱’的味道）。如果說六四有十年反文革的思潮為背景的話，現在，這個思潮已十分淡化，而民族主義的思潮卻已大大強化了。

　　“說人類社會發展有什麼鐵的規律的話，我是不相信了。但是，由先進民族由於種種偶然因素湊合而形成的好經驗，成為大家的榜樣之後，大家必須要學習，而形成一條共同的道路（也就是毛澤東說的‘走人類必由之路’）的話，我還是相信的，然而夜長夢多，我只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２日）

三

　　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２日，李慎之從美國歸來後寫給許良英的第一封信說：“在美三個月讀五四之書，最後悟出中國雖無宗教，卻有意識形態，其強烈不下於宗教，而又沒有宗教刺激人求真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優點，這個意識形態就是專制主義、就是內儒外法，二千年來只有五四衝擊了一下，但談不上徹底，因此又以文革的名義捲土重來，變本加厲。中國至今仍在其統治下，這就是我在介紹哈維爾文章中說的‘後期極權主義社會’。”

　　９月６日在動筆寫《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前，他在信中說：“我最近的認識是，中國或許如大家認為的那樣不是一個宗教的國家，但中國絕對是一個有極強的意識形態的國家，自秦始皇至於今日全國上下無人不受這個意識形態的支配，即專制主義的支配，不論是儒是法，或表或里，都無非是專制主義，而且愈演愈烈，在２０世紀後五十年達於極致，這二十年是好了一些，然而也不過是我評ＨＡＶＥＬ著作中所說的後期極權主義而已。當然我也明白它再不能維持二三十年了，但是過了這一關（當然可以說是決定性的一關）以後，也當然同台灣一樣，有自由而無法治。中國人要走上自由又有法治的‘象樣的民主’（我只能說‘過得去的民主’，自從少年時期的烏托邦破滅以後，我再也不會說什麼‘真正的’、‘理想的’那類話了，那樣的民主大概也只能在無限遠才能接近）。以中國人素質之低，如果能在２１世紀末，或者２２世紀初達到，我就可以死而瞑目了。”“我要在剝出中國文化的精髓是意識形態，是政治－倫理哲學之後，在說明中國傳統文化非拔掉這個毒根後，還可能要評價一下實際上五四以來一批好心人竭力想把傳統文化與現代相結合的努力。”

　　所以，他才會對美國華人史學家唐德剛的“二百年峽谷說”產生濃厚的興趣——“他（唐德剛）的理論是，中國自１８４０年後即進入三峽峽谷，亦即他心目中由專制向民主的轉型期，他認為三峽需二百年，也就是從今天算起，還有四十年。我們沒有討論過對這段歷史的看法。但是我以為實際上看法差不多。中國要轉向真正現代化的民主國家，四十年不算太長。”（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６日）

　　也是在這封信里，他說：“我現在想中國其實並沒有經歷過什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更沒有經過什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整個２０世紀其實是在舊王朝崩潰——農民革命——新王朝建立的傳統惡性循環中‘團團轉’，當然社會還是有進步的，那不能不說是外來的資金、技術、榜樣與思想影響的結果，中國人自己的覺悟起的作用是很小的，只除了五四那一次的爆發。”

２０００年７月４日，他又一次提及“二百年峽谷說”：“我思考了一下中國的專制主義，得出了與我五十多年前完全相反的結論，認為毛的專制比蔣的專制更嚴重十倍，而如果沒有毛的專制，蔣的專制還要比他後來的實際好一點，也許大陸到世紀末已經可能達到台灣今天的水平。（大陸比台灣大幾十倍，要比台灣更好，在我看來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如果那樣說，再過四十年，即可走出三峽峽谷倒是有可能的。”

　　對唐德剛的歷史預言，許良英就有不同看法：“我覺得，歷史的變化，常常是難以逆料的。……對那些言之鑿鑿的預言，我只能姑妄聽之”。（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３日回信）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２日，在讀了歷史學家袁偉時論孫中山的長文之後，李慎之不無感慨地告訴老友：“孫猶如此，他人可想，這實在是因為中國專制主義傳統太根深蒂固的緣故，再想想我們自己，再看看現實，實在不勝任重道遠之感。”最晚在１９９３年，他就公開發表文章，對於把秦始皇以來的中國社會稱為“封建社會”提出質疑，認為濫用“封建”這個詞就是“政治勢力壓倒‘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結果”。他在２０００年他以“專制主義”為兩千年的中國傳統蓋棺定論並不是偶然的。可惜的是，時至今日“封建”一詞仍流行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