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美國的對外援助80%都是在共產主義國家周邊地區。也就是說，為了從地緣政治上防止共產主義的擴張，用軍援和經援來維護反共陣線，是美國的長期政策。“東亞奇蹟”所包含的國家，都在這個範圍之內。著名學者沃勒斯坦指出，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包含了中心、邊緣與半邊緣的等級關係，要加入這個體系，很多國家屬於“應邀式發展”。申請加入的國家或地區可能不少，但未必每個都能得到中心國家的批准。為了反共而在共產主義家門口構築的同盟陣線，實際上是美國向他們發出了“發展邀請”，也就是說，允許他們進入以美國為主導的經濟共同體"。

"以中國台灣地區來說，蔣介石落腳台灣後，人口壓力劇增，缺衣少食，美國的援助很快就不提供麵粉而提供小麥，不提供衣服而提供棉花。於是，台灣的麵粉加工業和紡織業就發展起來了，當然，設備技術也是美國提供的。台灣並不產棉花，台灣後來的紡織業成為出口導向的支柱之一，棉花原料幾乎全部來自美國"

劉仰：從東亞模式到中國模式

2018年5月，馬哈蒂爾再次就任馬來西亞總理（也有翻譯為首相）。早在1981年，他就擔任馬來西亞總理，連續做了22年總理，直到2003年辭職退休。這個世界上大概很少有人會想到，退休15年後，馬哈蒂爾居然再一次出任總理。因為，今年他已經93歲了。

　　馬哈蒂爾卷土而去又捲土重來，與中國的關係會怎樣？值得觀察。近日，馬來西亞已經派特使來中國，希望儘快實現馬哈蒂爾總理訪華，並表示全力支持“一帶一路”的倡議。很多年以前，馬哈蒂爾當初任總理時就提過一個倡議，要從馬來西亞開始建鐵路，連接泰國、東南亞到中國，一直到歐洲。不過，寫這篇文章並不是想預測未來中馬關係的走向，而是想回顧一下歷史，藉此幫助認識一下當今中國和東亞的歷史地位和命運。？

　　幾十年前，馬哈蒂爾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做“亞洲價值觀”，但他並不是單槍匹馬，提出“亞洲價值觀”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新加坡的李光耀。所謂“亞洲價值觀”是什麼呢？簡單說就是不同於西方普世價值的價值觀，詳細說則包括集體主義、尊重權威，家庭觀念、重視道德等。李光耀與馬哈蒂爾強調的“亞洲價值觀”也有區別，李光耀主要是指儒家文化，馬哈蒂爾則多次強調儒家文化與回教傳統的結合。

　　“亞洲價值觀”的提出有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就是所謂“東亞奇蹟”或“東亞模式”。自從日本在二戰結束後長期保持高速經濟增長，再到亞洲四小龍，後來又有四小虎，“東亞奇蹟”一時間成為全球關注的話題。尤其是1993年世界銀行發布報告《東亞奇蹟：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後，各種各樣的討論不計其數。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如果高速增長是隨機的，那麼，東亞8個國家和地區如此集中的區域性連續高速增長是極為罕見的，大概只有萬分之一的可能性。既然如此，人們就要找原因。

　　有些肯定“東亞奇蹟”的西方學者說，東亞各國歷史上都深受儒家影響，因此，儒家文化是本質原因。這個說法在東亞某些國家得到較強的呼應。由此也引出儒家文化對於現代化究竟是有利還是有礙的爭論（我當年也一不小心參與到這場全球性的討論之中）。為此，有人進一步說，儒家文化不利於工業化原生階段，但到了趕超階段，儒家文化則是有利的。還有人指出東亞各國的經濟發展都是依靠“強政府”，都是政府干預經濟的結果，例如政府主導的產業政策，政府代替市場等。然而，肯定聲音之外，否定“東亞奇蹟”的觀點同樣強大。最為著名的是美國學者保羅·克魯格曼，他認為不存在“東亞奇蹟”，所謂“東亞奇蹟”是不可持續的。有意思的是，2008年，克魯格曼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這場全球爭論還有一個背景。隨着蘇東劇變，冷戰結束，亨廷頓的學生福山提出了著名的“歷史終結論”，即民主制度與自由市場經濟是人類社會制度的最後選擇。由此我們再來看李光耀和馬哈蒂爾等人關於“亞洲價值觀”的說法，完全就是與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唱反調。有人將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政治制度稱為“威權政治”，所以，李光耀和馬哈蒂爾的“亞洲價值觀”也被看做是為他們的“反民主”、維持獨裁而找藉口。此外，強政府干預經濟導致“東亞奇蹟”成功的觀點，也完全不符合冷戰之後興起的全球化所倡導的新自由主義原則。因此，李光耀與馬哈蒂爾當年“亞洲價值觀”的主張，用西方媒體的話說，幾乎是遭到了西方主流媒體的“公審”。

　　馬哈蒂爾當年還與日本的石原慎太郎合著了一本書《亞洲的聲音》。石原慎太郎更著名的是1989年出版了與索尼公司創始人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說不》，這本書的核心內容就是日本不必事事聽命於美國。（盛田昭夫對此有點後悔，因此《日本可以說不》這本書很多外語翻譯版本中，作者名字沒有盛田昭夫。道理也很簡單，盛田昭夫當時把索尼搬到美國尋求更大發展，如果弄得美國人不高興，還怎麼發展？）如果今天我們查閱當年中國國內對此問題的討論和評論還會發現，國內當年批評“亞洲價值觀”的言論常把《中國可以說不》連帶進來，認為都屬於不願聽美國話的壞孩子，或者是討厭的民族主義者。

　　如今，關於“東亞奇蹟”、“東亞模式”的聲音已經很少。李光耀2015年去世，晚年很少再提“亞洲價值觀”，馬哈蒂爾退休後也沒怎麼強調“亞洲價值觀”，這個觀點仿佛在歷史上匆匆走了一個過場。我們今天可以稍稍冷靜地分析一下當年的討論和結論。？

　　 學者們當年討論“東亞奇蹟”在我看來很多都缺了一個視角，即美國的作用。所謂“東亞奇蹟”的出現，與美國有多大關係？包括“東亞模式”的主要特徵，是東亞文化的必然，還是美國的影響？這個問題的答案關繫到所謂“東亞模式”究竟是美國地緣政治籠罩下的特例，還是可以給別國借鑑的慣例。20多年前，即便有人提到這個問題，在全球性轟轟烈烈的討論中，這個視角大致也是被忽略的。我認為，“東亞奇蹟”的背後，美國的因素絕對不可忽視。

　　有學者指出，上世紀60年代以前，美國的對外援助80%都是在共產主義國家周邊地區。也就是說，為了從地緣政治上防止共產主義的擴張，用軍援和經援來維護反共陣線，是美國的長期政策。“東亞奇蹟”所包含的國家，都在這個範圍之內。著名學者沃勒斯坦指出，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包含了中心、邊緣與半邊緣的等級關係，要加入這個體系，很多國家屬於“應邀式發展”。申請加入的國家或地區可能不少，但未必每個都能得到中心國家的批准。為了反共而在共產主義家門口構築的同盟陣線，實際上是美國向他們發出了“發展邀請”，也就是說，允許他們進入以美國為主導的經濟共同體。

　　於是我們看到，冷戰時期幾乎所有後來被稱為“東亞奇蹟”的東亞國家，後來被學者總結的“東亞模式”的特徵，例如從進口替代到出口導向，背後的主導都是美國。以中國台灣地區來說，蔣介石落腳台灣後，人口壓力劇增，缺衣少食，美國的援助很快就不提供麵粉而提供小麥，不提供衣服而提供棉花。於是，台灣的麵粉加工業和紡織業就發展起來了，當然，設備技術也是美國提供的。台灣並不產棉花，台灣後來的紡織業成為出口導向的支柱之一，棉花原料幾乎全部來自美國。再如東亞模式中被肯定的產業政策，即政府確定產業發展方向，仍以台灣舉例，台灣塑料大王王永慶號稱“經營之神”，事實上，這個產業、這個人選都是美國駐台機構選定的。雖然在東亞各國美國的主導、影響程度有差別，但美國的作用絕對不能忽視。

　　“東亞模式”所謂進口替代、出口導向、產業政策、政府干預等等，學者們煞有介事地把它當作學術或理論觀點，仿佛發現了新理論，或挑戰、修正了舊理論，但在美國看來，都是我主導的、我要求的、我允許的、我認可的，甚至連計劃方案都是我提供的、我制定的，或者是我共同參與的，包括一些東亞國家後來被很多學者津津樂道的土改政策，相當大程度上也是美國參與或支持的。由此我們再來看克魯格曼當初對“東亞奇蹟”的斷然否定，他只不過沒有將這個政治因素說出來，因為美國當初的很多做法與後來美國提倡的新自由主義原則不符，所以克魯格曼找了些經濟上的理由，便底氣十足地說“東亞模式”不可複製、不可延續。因為他很清楚，沒有美國的支持，“東亞奇蹟”不可能出現。比方說出口導向，如果美國不提供市場和技術，怎麼出口？出口給誰？

　　“東亞模式”中政府干預的爭論也存在這種未公開的潛台詞。肯定者認為，政府干預的成功是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原則的反例，似乎也成為新自由主義不是萬能的證明。但在美國看來，這個政府干預也是我要求的，目的就是利用威權政府迅速導向市場經濟，韓國就是典型。即便在日本，麥克阿瑟當初也支持日本政府對經濟實行有效的統制。世界銀行的報告中也肯定了政府干預，實際上是把政府干預當成階段性手段，最終目的還是要政府退出，交給市場。目的不變，手段可以通融。為了防範共產主義，美國支持獨裁、軍事政變都行，政府干預有什麼不行？反對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推行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不用政府干預能用什麼辦法？再比如說美國當初有些援助和貸款也直接進入了東亞各國的公營企業，似乎與新自由主義私有化原則不符。但美國認為，當時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私有經濟力量很弱，公有經濟想賣都難以找到私有買主，所以，先把公有經濟維護着，同時扶持私有經濟，等私有經濟發展壯大了，就有私人買主了，就能順利私有化了。後來的發展的確如此。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順便講到拉美。所謂“東亞奇蹟”之所以受人關注，一個重要的參照是拉美的相對失敗與不成功。我認為，兩者差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初的東亞國家在收到“發展邀請”、進入“應邀式發展”時，有一些面臨冷戰熱化，例如韓國、中國的台灣，其他都靠近戰爭地區，例如越南戰爭。這個局面導致的結果之一是，美國為了防止共產主義染指，對東亞地區的援助、贈款、長期低息貸款比較慷慨。而拉美地區因為離共產主義很遠，即便有，像古巴那樣也很弱，因此，美國對拉美援助少得多，更多是正常的商業貸款。拉美因為遠離共產主義而得到的實惠少，造成發展資本主義的瓶頸，實在是一個歷史的諷刺。其次，東亞因為靠近戰爭，商業風險較大，因此在冷戰結束前，跨國公司、國際資本很少進入該地區，使得東亞能迅速地發展本地財團、財閥和商業巨頭。拉美地區因為屬於美國後院，戰爭風險較低，跨國公司、國際資本進出拉美很方便，因而使得拉美的本地企業很難發展，拉美經濟在跨國公司和國際資本利益最大化的陰影下遭受嚴重盤剝而失血不止。

　　強調美國對“東亞奇蹟”的推動和主導作用，並不是完全否定東亞國家和地區自身的努力。東亞各國複雜的社會形態、傳統文化導致他們在收到美國的“發展邀請”後，發展結果並不一樣。即便是都在倡導“亞洲價值觀”的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兩者的差別也是明顯的。因此，東亞各國自身的行為方式也是所謂“東亞奇蹟”不可忽視的原因。然而，這裡想強調的是，對於“東亞奇蹟”來說，美國的地緣政治影響即便不是充分條件，也是必要條件。

　　再回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關於“東亞模式”的爭論和李光耀、馬哈蒂爾等人提出的“亞洲價值觀”，肯定的理由認為東亞有其特殊的共同原因，才導致了奇蹟的發生。而美國則認為，所有的理由、原因、特徵，都與我有關，並非全都是你們自己的能力。尤其是冷戰結束後，“歷史終結論”成為美國最強大的意識形態理論，你們那些嘰嘰歪歪地討論“東亞模式”、“亞洲價值觀”，想和我對着幹？於是我們看到中國台灣的李登輝加入了反對李光耀、馬哈蒂爾的行列，還有韓國的金大中，都指出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才是正途，“亞洲價值觀”根本不存在。甚至連福山也親自批評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於是，我們還看到，“廣場協議”發揮作用了，“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了。從此以後，“東亞模式”很少有人提了。

　　“亞洲金融危機”時，馬哈蒂爾對於西方政策還很憤怒，但此後，他也很少再對此發聲。新加坡在李光耀的兒子李顯龍掌權後，雖然延續了父親的很多政策，但“亞洲價值觀”從來不提，而且從政策上說，向美國靠的越來越近。當然，新加坡還有個別李光耀時期留下的學術“大將”，例如馬凱碩，繼續闡述當年的理論，並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國的歡迎。但由於該理論先天不足，馬凱碩的觀點除了迎合一些依然存在的情緒外，內涵價值有限。此外，新加坡一些當紅的學者，例如鄭永年，美國、中國的好話壞話都說，但本質上像李顯龍一樣，在亞洲、中國與美國之間，實際上更靠近美國。

　　曾經熱鬧的東亞模式討論不完全是學術問題，更多是一個政治問題。那麼中國模式呢？就中國模式來說，有相當多的人認為，本質上與東亞模式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所謂中國模式從形式到內容，很多都在重複東亞模式，因此，中國模式“成功”的背後，實際上也是美國主導、美國允許的結果。由此，李光耀、馬哈蒂爾“亞洲價值觀”的消退也意味着“中國自信”的根基不穩。有些人甚至明確地提出，中國應該像台灣地區和韓國等一樣，由威權政治導入市場經濟後，再導入政治體制改革，最終走向“歷史終結”。這種觀點有很多變種，借着最近中美關係的動盪，又紛紛改頭換面地出籠。

　　這種心態在美國那裡也表現的日益明顯。當初美國自認東亞模式主要是它的功勞，那些自以為是的東亞政客想把它變成自己的政治資本，美國動了點手腕就讓你們顯出了原型。當冷戰結束，美國提出“歷史終結論”時，美國國內就有人說，為了對付蘇聯，給了中國很多好處。眼看蘇聯這麼輕易就垮了，當初給中國的好處是否太多了？早知如此，根本沒必要給中國這麼多好處。如今，面對依舊生機勃勃的中國，美國的這種心態再次爆發，甚至遠遠超過當初對於東亞模式的冷眼，已經屬於急紅了眼。因此，我們應該清醒地意識到，美國對於中國模式的否定來自於意識形態的最深處，或者說是意識形態的最高動機。但有意思的是，隨着“歷史終結論”的破產，美國在意識形態領域暫時還沒有新的武器，只能化身為知識產權與經濟問題合在一起，向中國興師問罪。

　　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是：一，“東亞奇蹟”與美國當年意識形態陣線導致的地緣政治有密切關聯，那麼，在“歷史終結論”已成笑話的情況下，近期美國有沒有可能出現一個新的意識形態工具否定中國模式？二，美國有沒有可能與俄羅斯結成同盟，形成中美俄之間的複雜關係。我認為，這兩點對於美國來說都很難，不展開說了。第三，從具體操作上說，當年“廣場協議”、“亞洲金融危機”打退了“東亞模式”的喧鬧，今天的美國是否也會如法炮製？這個問題必須警惕。

　　然而，最關鍵還是中國自身。當有些人說“中國模式”的本質與“東亞模式”一樣是建立在美國恩惠的基礎上，因此也是不牢固的，那麼，這種觀點能否成立？中國模式是否真的具有不可動搖的必然性？真的具有可供別國借鑑的普遍價值？我認為，答案是肯定的。本文已經太長了，這裡對此不做展開。只簡單地再說幾句。東亞模式有一個共同弱點，他們要麼是主權不完整的國家或地區，例如日本、韓國，要麼是體量很小的國家，例如新加坡、泰國。因而，當美國主導他們的現代化就比較容易控制，例如市場、產業、技術，尤其是美國強大的金融控制能力。而中國體量巨大，量變引起質變，這是規律。

　　此外，美國的政治經濟理論和政治經濟制度當初在冷戰的意識形態對峙中，弊端被掩蓋了。如今，美國高調推進全球化多年後，深層弊端已日益明顯，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一個證明。特朗普反全球化的政策走向說明美國還沒能彌補其巨大的制度缺陷，美國自身正在醞釀和擴散新的危機。雖然我們無法準確地預測時間，但當今美國的政策走向不可能長久。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是歷史的必然。

　　所以說，“中國模式”的命運不會等同於“東亞模式”的消退。30多年前，我在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言說：西方學者討論“東亞模式”基本只局限於東方傳統文化與西方資本主義的關係，這個視角對於中國顯然狹隘了，因為中國還有一點是所有“東亞奇蹟”國家沒有的，那就是社會主義。如今，天下為公、以民為本、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混合所有制、民主制度、法治精神、自由主義、社會平等、共同富裕、為人民服務等等，在中國神奇地融合在一起，共同運轉、相互制約，相互推動，它已經超出了美國政客、美國商人的理解能力。當然，也需要我們結合自己的豐富實踐做出全新的理論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