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黨委書記、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顧海良

　　顧海良教授出任中國高校書記一職時，有3所著名大學可供他選擇，他毅然選擇了武漢大學。

　　顧海良，1951年生，上海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思想史碩士研究生畢業。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教育思想家，兼為副部級官員。因為《與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對話》一書，他被譽為中國“第四代經濟學人”的傑出代表。他主編的《世界市場全書》（獲中國圖書獎）被譽為展示世界市場的“清明上河圖”。由他任總撰稿人的《畫說〈資本論〉》、主編的《畫說〈共產黨宣言〉》，在海內外亦引起極大反響。

　　顧海良教授的主要學術著作有：《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鄧小平的經濟思想》（主編，獲普通高校第二屆人文社會科學科研成果二等獎）、《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命運》（主編）、《世界市場全書》（總編，獲 1996年中國圖書獎）、《西方市場經濟模式》、《畫說〈資本論〉》（總撰稿，獲1996年“五個一工程”獎）、《畫說〈共產黨宣言〉》（主編）、《在馬克思經濟學道路上》、《世紀中國——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21世紀》（合著）、《從馬克思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張雷聲合著）、《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歷史與現實》（與張雷聲合著）、《新時期的旗幟—鄧小平理論教學片》（總策劃、總撰稿，獲國家首屆音像製品優秀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主編，全國“兩課”教學示範教材）。他發表論文200餘篇。近年來顧海良教授還主持多個國家和教育部重大科研項目：“斯大林社會主義建設理論與實踐研究”、 “20世紀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史研究”、“從十四大到十六大：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新發展”等。

　　顧海良教授現任武漢大學黨委書記，是十屆全國人大代表。他還是武漢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理論經濟學組成員、全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史學會會長、中國《資本論》研究會副會長、全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副會長、湖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北京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副主席、湖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會會長。

首先，是資源緊缺問題。我們為什麼要由資源緊缺型大學向資源合理配置型大學轉變？我

們一直認為，武漢大學面積很大，有5000多畝，有的還回顧歷史，講磨山、植物園等原來

都是武漢大學的，有一種“泱泱大國”的自我感覺良好的心態，但是實際上我們的生均校

園面積少得可憐，與中大、清華、浙大、廈大、南大、復旦、北大、南開等學校相比，武

漢大學排在倒數第二位。先看中山大學，生均校園面積達到185平方米，居第一位；清華生

均校園面積達到138平方米；浙江大學123.2平方米；廈門大學、南京大學沒有開發新校區

，但是它們的面積也分別達到116.6和106.8平方米。復旦大學在上海這個寸土寸金的地區

，其生均面積也達到了87.4平方米，因為這幾年它不僅沒有擴招，而且還在進行結構調整

。武漢大學是69.1，我們只比南開大學生均校園面積多5個平方米。我們還沒有算另一筆賬

，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南開大學校園都是一馬平川，而我們卻有山地，山上不能蓋房子

，這樣一算，我們的生均面積就更可憐了，有效面積和兄弟院校比可能還要少，所以我們

是在生均校園面積十分緊缺的情況下辦學的，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

再看生均圖書館面積。北京大學生均面積達2.27平方米，居第一位，這裡進行計算的是全

日制的在校生數。浙大是1.69平方米，南開也是1.69平方米，中大是1.67平方米，這三所

學校相差不多，清華是1.45平方米，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也都在1平方米以上，而武漢大學

只有0.89平方米。圖書館的生均面積代表了一個學校最基本的資源，我們總是講“文革”

以前的大學生是“三點一線”：宿舍、教室、圖書館，這說明宿舍、教室、圖書館是我們

最基本的教學資源，但是，我們在這些學校里的排位是遠遠地落後了。

再看看我們的實驗室。2003年的統計數據，實驗室實習場所生均面積清華大學是15.84平方

米，南京大學是11.49平方米，浙江大學是10.2平方米，這三所學校超過了10平方米。我們

假如找理由，講清華是工科學校，它的面積自然要大一些，但是南大你很難說它是以工科

為主的大學，它怎麼也那麼大？現在中山大學的學科結構和我們差不多，它也是文理並重

的，還有一個醫科，中山大學達到9.12平方米。武漢大學的生均實驗室實習場所面積只有

6.31平方米，這個差距是很明顯的。所以，武漢大學絕對不能走那種擴張型的辦學道路，

必須走結構優化、內涵發展的辦學道路。

生均圖書資料，南大每人142冊，北大每人128冊，中大每人110冊，復旦每人107冊，浙大

每人107冊，上述五所學校生均圖書資料超過100冊，南開每人98冊、清華每人97冊，武漢

大學每人89冊，僅比廈門大學多一點。這也說明我們在這方面的資源也是緊缺的。

第二，我們為什麼要提出從中國中西部最好的大學向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學轉變？就綜合實

力而言，我們在中西部排名居前，甚至說就是最好的，但是和東部一些大學相比，我們的

差距是相當大的：看看教師的平均科研經費，所有的文理科學校都加在一起，最多的是清

華，每個老師平均科研經費是50萬，浙大和北大都在20萬左右，南開和南大都是11萬，中

大是9萬，武漢大學是6萬，假如按照百分比的算法，我們只是清華的12.5％，是這幾所學

校中排得最後的一個。浙大和清華的距離就比較大了，清華遙遙領先，浙大只是清華的40

％，但是我們只是浙大的三分之一。我們可以算一算，在這種情況下，要趕上南大、復旦

、浙大等高校，我們要花多大的力氣！對於這一點，我們一直講一句不大好聽的話：把我

們的老師都趕向社會，去向社會爭取科研經費。我們一直想將學校的經費進行配套使用，

你在外面爭取的越多，在學校配套的就越多。這種局面不改變，我們就只能停留在中西部

好一點的大學這個層次上，搞得不好還要往下掉。科研經費的不足，是目前我校發展遇到

的瓶頸，也是我校不和諧發展一個重要方面。

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截至今年，最多是北大，51篇，其次是清華50篇，復旦33篇，浙

大23篇，南大21篇，南開11篇，中大11篇，武大10篇，廈大2篇。我們武漢大學從1999年以

來每年都有那麼1篇或2篇，今年好一點，有3篇。假如這七年每年都有3篇，那麼我們就和

南大一樣，和浙大差不多了。但是我們在一個時期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的確是偏少了，

一方面可能是我們不太重視，另一方面我們沒看到這已經成為衡量一個學校研究生教育水

平和質量的重要數據，不管你認可不認可，不管你怎樣看待，這都是一個重要的衡量指標

。我們如果能夠以今年的發展為轉折，每年有3篇左右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我們就能夠

慢慢地趕上去。當然，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是，我們每年儘管不多，但每年都有。我們10篇

優秀博士論文中有4篇是李德仁院士一個人拿的，李院士對我校的貢獻是很大的。我曾經在

學位辦講了一個觀點，我們武漢大學優秀博士論文是少了一點，但是在全國評上優秀博士

論文最多的指導老師卻在我們這裡。團體差了一點，單打還是拿了冠軍。當然，這是自我

鼓勵的話，現在，我們一定要看到裡面存在的困難和問題，一定要認真地加以解決。

對於SCI論文，我們自己看上去還可以，但與別的學校一比就有差距。看看清華、北大、浙

大、南大等學校，我們與它們有成倍的差距。我們不得不服氣。在列舉的幾所學校中，我

們只排在中大前面，而且幾乎沒有什麼差別。

EI論文，我們相對也少。清華遙遙領先，而後是浙大、北大、南大、復旦。需要我們特別

注意的是，復旦和我們的學科結構是差不多的，它在工科方面甚至還不如我們，但它的EI

論文數量還是比較高的。

國際論文被引用的篇數，我們和清華、北大、南大、浙大、復旦比，差距也比較大，我們

是清華的三分之一，是復旦的二分之一。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差距，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我校生均國家及地方投入與前面的學校相比

有很大差距。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說明武漢大學確實在艱苦奮鬥。生均國家及地

方投入，大家可以看到這樣一個數字，在2003年，中大是2.97萬元，我們是1.12萬元。上

次俞正聲同志到武漢大學來，我對他講，廣東省給中山大學和華南理工大學17個億的投入

，中山大學可能要拿10個億，加上教育部給的3個億，就是13個億，而武漢大學只有教育部

給的4個億，其它的就沒有了，省里過去對武漢大學給錢的承諾還沒有兌現。所以，一方面

我們要爭取國家和地方更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要艱苦奮鬥、勤儉辦學。武漢大

學是不能奢侈和浪費的。

我們要爭創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學，還必須使學生來源具有廣泛性。目前，我校本科生生源

主要分布在中部地區，分布面還不夠大；一個學校要產生更大的社會影響，其畢業生的就

業覆蓋面也必須擴大。目前，我校畢業生有一半還是在湖北省等中部地區就業。我校學生

進入發達地區就業的比例，比招生要好一點。今年我們港澳學生招得比較好，錄取了200人

，達到全國第一，質量也不錯。記得2003年我們第一次到香港作招生宣傳，搭出租車，司

機很熱情，當他得知我們來自武漢大學，就對我們說：“你們比湖北大學要差一點。”讓

我們哭笑不得。他認為，武漢市歸湖北省管，武漢大學自然要比湖北大學差一點。當時我

就覺得我校的知名度不行，要擴大。今年我們在港澳招生比較好，說明我們在聲譽上有所

扭轉。我們的生源要來自五湖四海，畢業生就業也要面向全國，甚至面向全世界，這樣學

校的影響力就會明顯增強。

第三，就是從校園最美的大學向核心競爭力最強的大學轉變。核心競爭力主要是指學者、

學科、學術、學風和學生。目前，我校有10名院士，在我國幾所著名的高校中處於中等水

平。2003年，我們一下上了2位院士，改變了幾年院士增長止步不前的狀況。現在學校領導

都認識到要把武漢大學上院士作為一個工程來做。這個工程並不是跑關係，而是要有一個

長遠的人才培養規劃，為我校真正能夠衝刺院士的學者提供更好的教學科研條件，使他們

成為有更高水平、更大影響力的學術大師。否則，我們的核心競爭力就難以進一步增強。

長江學者，截至到2004年，我們有19個，比南開、中大、廈大多一點，但與北大、清華、

復旦、南大、浙大等學校相比差距還是比較大。現在申報國家級的課題，如果是長江學者

領銜，課題的命中率就比較高了。

國家級重點學科，我們與前面幾所著名大學相比差距還是很大。北大81個，清華49個，復

旦40個，南開28個，人民大學25個，浙大24個，我們和中大都是20個。我們的數量只是復

旦的二分之一。復旦的國家級重點學科總不至於超過我們一倍，怎麼想都想不通這個差距

。所以，如果你喪失一次機會，學校的綜合實力就會退讓下來，你的核心競爭力在一個時

期就不行了。“985”二期要求國家級重點學科才可以進入“985”項目，你不是國家級重

點學科，你就沒有重點發展的機會。所以，每一次獲取國家各種資源的機會都是不能喪失

的。

國家重點實驗室，清華、北大、浙大都是比較多的，我們是4個，另加2個國家工程技術中

心，在總數上是6個，與中大一樣，比南大少一點。這還是這兩年靠學院和科技部的努力，

在去年和前年共增加了2個國家重點實驗室，否則，我們這個狀況也是很不容樂觀的。

反映核心競爭力的基礎學科，是數、理、化、生。數學，武大沒有排進前10名，物理學，

武大排名16位，化學排名11位，生物學排名第9位。基礎學科是學校核心競爭力最重要的方

面。如果我校基礎學科排名能往前移，我校綜合實力將得到顯著增強。

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全國高校一共有97個，武漢大學由於文科地位較強，擁有7位委

員，在全國居於第4位。但是我們和北大、人大的差距還是比較大的。我們只有他們的一半

。教育部科技委員會委員全國是99個，武漢大學有2個，和南開平齊，比復旦、南大少一個

。教育部教學指導委員會是教育部討論重大資源分配和分布的一個決策諮詢部門，也是相

當重要的，特別是現在進入評估的重要時期，教學指導委員會就尤顯重要，進入各教學指

導委員會的總人數，我們是29個，比中山大學少1個，我想這是不應該的。我們在教學委員

會擔任主任委員的1個都沒有，以前有，但現在丟了。清華最多，有9個，北大7個，浙大、

南大各4個，南開1個。

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這是傳統留下來的，這個結構大體是當年大家對各個學校分布的

一個認同。現在我們共有16個，是合校後相加而成的，相對比較平衡。

上述情況說明，我們在教學資源等方面還面臨着很多困難和問題，需要我們加以協調和解

決。

　　從讀懂武漢大學開始百年高校掌門生涯

　　據傳，顧海良教授出任中國高校書記一職時，有3所著名大學可供他選擇，他毅然選擇了武漢大學。有人說武漢大學深厚的人文歷史是吸引這個研究哲學、經濟學學者的一個重要原因。顧海良走馬上任後做的第一樁事，是利用業餘時間對武漢大學的歷史進行了梳理。他要讀懂武漢大學，就必須思考一些問題。正如一位西方哲人所說，歷史總是現實的影子。歷史的影子總是在現實生活中顯現，並影響現實的發展。顧海良教授對此體會極深。

　　回顧武漢大學110年的歷史，身為書記的顧海良把它分為六大階段：第一階段，從 1893年由張之洞創立的自強學堂開始，這是武漢大學的開端。自強學堂設有文科、理科和語言類的學科，具有近代大學的基本雛型。第二個階段是從1928年國立武漢大學的正式成立開始。但從校址的選定到校舍的建立，大概在1930年左右。抗戰開始後，學校遷到四川樂山，學校實質性的發展被中斷。第三階段是抗戰勝利後又搬回珞珈山，那時候學校採取果斷的措施，有遠見地從國外引進了一批高層次的學者。1946年以後，雖然只有兩三年的時間，但武漢大學在國內國外的影響很大。第四階段是建國後到50年代中期，當時國家進行院系調整，武漢大學由綜合性比較強的院校，改為以文理為主的學校。文化大革命中，學校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受到衝擊。第五階段是改革開放以後，特別是80年代中期，教育改革成為學校發展的主題，武漢大學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第六階段是2000年8月至今，原武漢大學、武漢水利電力大學、武漢測繪科技大學、湖北醫科大學四校合併，使武漢大學開始了嶄新的階段。顧海良書記就是在這個階段初期開始執掌武漢大學的。

　　顧海良書記說：“2000年8月合校以後，第一個大的舉動，還是歷史的回顧，強調以教學為本。2001年，我們召開了合校以後的第一次大的會議，就是一個有關教學的會議。武漢大學的歷史在現實中不斷得到折射和回顧，人們有意無意地在武漢大學這個歷史舞台上走我們現實的道路。 2002年，我們召開了學科建設會議。這個學科的理解是比較寬泛的，包括教學、科研、人才培養等等。2003年年初，武漢大學走出了自己歷史上極其重要的一步，就是召開了武漢大學有史以來第一次產業工作會議。也就是說，武漢大學從教學出發，以教學為本，以科研為重，同時服務於社會。服務於社會就是靠我們的科研和我們培養的人才服務於社會，學校從過去培養人才間接服務於社會，轉到以我們的科研成果、教學成果、知識資源與社會資源、資本資源進行結合，直接服務於社會。原來是把我們的知識資源轉化為人力資源，用人力資源服務於社會。而現在，我們直接用我們的知識資源服務於社會。2003年產業工作會議的召開，更新了武漢大學直接服務於社會的理念。”

　　關於大學，顧海良書記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說：“在大學的發展歷史上，幾百年來，大學大部分時間都是以教學為主體的培養模式。如果把人類大學發展的歷史刻成一張光盤，我想50分鐘都是以教學為主的，只用了不到百分之二十的時間，來兼顧其他。”

　　T字啟發了顧海良因地制宜的戰略

　　顧海良書記向記者介紹，武漢大學是根據自己在中國高等教育中所處的方位，確定因地制宜戰略的。前不久，國家教育部通過全國各種門類的專家評選了全國高校的重點學科，評了900至930多個重點學科，然後按重點學科獲得的多少來排位。900多個重點學科相當部分集中在少數學校。在重點學科排名上，武漢大學名列第七，排在前面的分別是北大、清華、復旦、浙大、人大、南京大學。名列第七的還有西安交通大學和中山大學。這9所學校，是全國獲得重點學科20個以上的學校。從這20個學校地理位置的分布來看，其他7所學校都分布在沿海地區，只有2所學校分布在中部和西部，即武漢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所以整個中國高等教育的格局和布局，形成了一個T字型，它莊重的一橫，橫在中國沿海。沿海還可以舉出很多著名高校，而中部和西部卻舉不出再多的重點高校。這裡講的高校還不包括像南開大學、天津大學等很有實力的高校，也不包括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這樣一些著名的高校，也不包括廈門大學等學校。而中部和西部只有武漢大學和西安交通大學，T字的一橫相當的粗，而T字的一豎很瘦弱，沿着長江，經過南京到武漢，再往西部到西安，不僅很細，而且是間斷的。

　　這個T 字給了顧海良很有效的啟發，高等學校的布局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布局，基本上是相似的。而經濟結構、經濟發展的變化，帶來同樣是教育結構和布局的變化。所以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武漢大學不僅要尋求自己的發展道路，而且還要把自己的發展納入整個國家高等教育結構合理化和布局優化的大局中。

　　顧海良書記說：“根據這個情況，我們調整了學校發展的目標。當初合校的時候我們提出，要辦成中國的一流大學，世界知名大學，現在我們又加上一條，要辦成中國中西部最好的大學。我想這三個目標有它內在的統一性，講中西部最好的大學並不是降低標準，因為一流大學的一流，可以是10，可以是20，也可以是25，而中西部最好的大學卻是唯一的。中西部可能有七、八個大學都是一流的，西交大、川大、武漢大學都是一流大學。但最好的大學卻只有一所。所以中西部最好的大學不是降低了要求，而是提高了，這個也表現了武大的一個決心和理念，就是今後我們要把學校為社會服務的功能提得更高，才能使武漢大學真正成為中西部最好的大學。那麼這樣一種從歷史發展中產生的一種理念，我想我們今後會在發展中付諸實踐。”

　　提出教育源頭創新和培養跨學科人才的新思想

　　顧海良書記講了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他說，在WTO談判桌前，WTO的代表通常是一個人，坐在桌子的那一邊，而這一邊則是我國的代表，總共有七八個人，有學國際法的，有學國際貿易的，有學國際政治的，等等。在談判時，涉及到國際法的問題由學國際法的那位代表來回答，涉及到國際貿易的問題則由學習國際貿易的代表來回答，涉及到國際政治的問題則由學習國際政治的代表來回答。由此可以看出，我們高等學校的學科單一性很強，這雖然有利於比較深入的研究，但有時單一性的知識不能回答綜合性的問題。所以，WTO只派出一個代表來，而我們卻要派很多的代表才能應付。相比較而言，掌握多學科的一個代表的優勢，顯然要比我們多個代表的優勢多一點。因為我們的代表每講一個問題都要商量一下才能回答，因為WTO所涉及的大多數問題往往不是按學科來劃分的，而是綜合性的問題，需要掌握多學科的人才來解決。學科是把一個問題進行人為的分解，這樣經過人為分解的各個學科要想解決綜合性問題就非常困難。這就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刺激，就是我們在培養人才時，是走單一的按學科專業培養之路，還是走綜合化的按照社會需要培養之路。是社會需要我們各個院系培養什麼樣的人，還是純粹按我們院系的學科需要來培養人。很顯然，教育必須為社會的需要和發展提供人才。這就需要我們高等學校培養跨學科的人才。

　　顧海良書記提出了跨學科人才培養需要高等教育創新，特別是教育的源頭創新的新觀念。他認為，真正能引起教育創新的應該是教育的源頭創新。所謂教育的源頭創新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創新：一個是招生制度的創新；第二是教師隊伍建設的創新，錄取了學生以後，教師就是教學中的主導力量，教師隊伍的創新是三個方面創新中的關鍵創新；第三就是教材和教學方法的創新。

　　顧海良書記認為：教育創新主要是要進行五個方面的創新。首先是教育的理論創新，也就是我們通常講的教育觀念創新。第二是必須要進行教育制度的創新。包括教育體制的創新。儘管1998年高等教育法規定，高校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但這隻規定了高等教育的根本制度，但具體到每一所學校應該實行什麼樣的教育體制，把高等教育法的制度落實到具體學校的體制和機制，並沒有一個創新性的舉措。第三是培養過程的創新。從目標到環節，這一系列的過程創新我們現在研究的最多。過程的創新首先是目標創新，其次是環節創新，最後才是過程創新。第四是教學方法的改革。為什麼要在高新科學技術基礎上進行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的革命呢？因為現在科學技術已經為教育教學革命性的變革，為教學手段的創新提供了現存的基礎。所以我們應當利用高新科學技術的現成成果，改變我們傳統的教育教學方法，實行我們教學方法手段的革命。最後是教育的開放性。因為高等教育也有它的兩重性，一方面任何社會制度下的創新都是為統治階級、統治者培養接班人，但是另一方面又是為整個經濟、社會、人類文明的共同進步培養優秀人才，以推動自然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這一點不管社會制度如何，都有它的共同性，有它的兼容性，有它的相通性。所以就此而言，如何學習國外高等教育中對我們有用的東西，既包括制度上的某些因素和體制上好的東西，也包括機制上有價值的東西，都應該大膽地吸收和引進。

　　據有關資料表明，在顧海良書記的支持和倡導下，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近年來在這方面已經進行了有益的實踐。這個國內少見的高級研究中心開辦經濟學、國學、哲學和歷史等實驗班，從生源、師資、教材和教學方法上重點把關，比如經濟學科的師資隊伍幾乎清一色地聘請國際一流大學的教授來授課，武漢大學被公認為有世界最好的經濟學課堂。武漢大學高級研究中心培養了一大批高質量、知識面寬的碩士和博士。近年來，他們中的上百名學生陸續被世界一流大學選中，其中已經有不少學生成為自己領域的後起之秀。

　　大膽提出走跨越式發展新路的超前思想

　　顧海良書記說，我們提出跨越式發展，並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而是來自對國際、國內和學校發展現狀的分析。假如我們沒有這種認識，我們就要對武漢大學未來的發展承擔歷史性的責任。我們極不希望這樣一個百年老校在我們這一代人手中衰落下去，而國家經濟發展，國家高層次人才培養，也非常需要武漢大學有更大的發展。基於這樣一些原因，我們提出了跨越式發展。

　　所謂跨越式發展，就是要超越常規，不走老路，不坐舊車，要實行大膽逾越。顧海良書記說：“在不少國外一流大學發展的歷程中，都經歷過一段快速發展的時期，在美國一流大學中就有一些建校歷史不足50年的後起之秀，他們的經歷也恰恰說明，通過跨越式發展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是可能的。我們提出了武漢大學跨越式發展的目標。跨越式發展不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發展，而是追求規模、質量，及結構、效益相統一的發展。我們是在一個規模比較合理，結構優化，質量和效益都是上層次的基礎上的跨越式發展。武漢大學的跨越式發展也是一個創新的思路。跨越式發展是中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戰略選擇。當前，我國大學正面臨着難得的發展機遇，擁有國內外的環境優勢、制度優勢和後發優勢。武漢大學在2000年8月合校以後，很快就從教學轉向科研，從科研轉向為社會服務，三年走完了高校幾百年三大功能醞釀和轉化的過程。所以到現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充滿信心地說，武漢大學已經開始按現代大學的辦學理念和功能思考自己的發展，我們把這種發展稱作跨越式發展。這種跨越是一種理念的跨越，也是一種辦學思路的跨越。”

(顧海良2002年在深圳高教會上)

　　武漢大學是一個綜合性大學，是全國為數很少的規模比較大的學校。所以由此看來，在中國高等教育的布局中，武漢大學有極其特殊的地位。這種特殊地位決定武漢大學必須實行跨越式發展。實現跨越式發展不僅關繫到武漢大學本身，也是優化中國高等教育格局和布局的一項戰略性任務。從這個角度來講，武漢大學的跨越式發展不僅關繫到武漢大學的未來，也是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布局和格局進行進一步優化，對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和中國經濟的發展進行進一步推進的一個戰略性的，具有重大意義的步驟。

　　顧海良書記認為，黨的十六大精神為我們的發展提供了新思路。我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實現跨越式發展，我們一定能在世界高等教育舞台上豎起中國大學的旗幟。

　　樸素而深刻的“三大”“五學”新觀念

　　武漢大學，這所中國最美麗的大學，是顧海良書記產生教育新思想的溫床。前不久，他提出的“三大”、“五學”新觀念已經引起國內教育界人士的注意。

　　所謂“三大”：即大師、大樓、大愛。顧海良書記認為，建設一流大學，就必須要有一流的學科。而建設一流的學科，就必須要有一流的人才，即有大師級的學科帶頭人。武漢大學在這方面有寶貴的經驗。

　　顧海良書記曾拜訪一位武漢大學中文系的老師。這位老師1951年到武漢大學工作。現在已經退休。但仍然在做研究工作。他告訴顧海良，武漢大學要出大師，但是出大師的地方首先要尊重大師。不僅要尊重現在還活着的大師，還要有勇氣尊重已經離開我們的，武漢大學歷史上大師。顧海良書記很贊同他的觀點，他說： “要出大師首先要尊重人才，尊重學術。對於那些在學術上有重大建樹的大師，儘管離開了我們，但我們還是要給予高度的評價和應有的崇敬，對於現在戰鬥在教學第一線的老師，或退離工作崗位的老師，但仍然在進行研究和工作的這些人，我們也要尊重和愛護。”

　　顧海良書記說，清華大學老校長梅貽琦先生有一句名言：“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但是進入21世紀，大樓（硬件設施）的建設也很重要，沒有現代化的教學設施，要培養高水平的人才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築巢引鳳”也是吸引大師的一個條件。

　　“大愛”是指一種以人為本的愛心，一種寬鬆、寬容的環境，一種大學的氣度，鼓勵追求真理和不斷創新的精神。有了大愛，也能請得來、留得住大師，更能培養出高質量的學生。高校真正做到了以人為本，離一流大學也就不遠了。

　　所謂“五學”，是指學者、學科、學術、學風和學生。顧海良書記認為，創建一流的大學必須緊緊抓住“五學”。顧海良書記說：“高等學校悠悠萬事，學者為大，沒有一批優秀學者的學校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學校，沒有優秀學者的學校也是一個沒有地位的學校，所以對於學校來講，悠悠萬事，學者為大。尊重學者的勞動，尊重學者的創造，尊重學者的知識、人格、人品，將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根本所在，所以“五學”中，學者為大，學者為先。”

　　其次就是學科。學者的威望，學者的影響總是體現在一定的學科上。任何一個學校，不管是大校、名校，或現在暫時還不是名校，肯定都有自己的優勢學科，沒有優勢學科，也有學科優勢。所謂優勢學科，我講的是整體的學科是優勢的。我們武漢大學的文、史、哲整體就是優勢學科，我們的遙感測繪，我們的生命科學，這些學科就是優勢學科。當然沒有優勢學科也要有學科優勢。某一個學科，比如中文，至少古典文學這一學科中有優勢，古典文學中哪怕在宋詞或者元曲有點優勢，所以優勢學科和學科優勢這兩者儘管含量不一樣，但是只要有閃光點，就是這個學校的資本，就是學校的基礎，就是學校繼續發展的新的能量。所以培育優勢學科，培育學科優勢，我想是發展必須考慮的。

　　顧海良書記說：“對於武漢大學跨越式發展來講，學科建設要瞄準一流學科去建。我經常講的是在學科建設上要有中國乒乓球隊的意識。那就是，冠軍應該拿的，亞軍就是失敗。中國乒乓球隊拿的如果是亞軍大家會很失望，拿到冠軍，最好是把全部冠軍都拿回來，那樣大家也不會吃驚。不要有那種男子足球隊的意識。好不容易參加了世界盃就飄飄然了，認為自己衝出亞洲參加世界盃了。武漢大學的學科建設應該有中國乒乓球隊的精神，而不應該有中國男足的意識。”

　　第三個就是學術。要尊重學術。學術包括我們老師的著作、論文，包括我們的科研報告、科研發明，也包括我們建立各種各樣的學術研究基地、學術刊物等等，凡是能反映學校學術水平的都納入學術範圍。尊重學術就是尊重知識，尊重學術就是尊重學者，任何對學術的限制將從根本上毀掉這個學校，而任何對學術的尊重，都將樹立起學校的光輝形象。

　　第四，就是學風。一個學校有沒有良好的學風，有沒有歷史沉澱下來的值得人們讚賞的學風，富有特色的學風，是一個學校致力於名校——中國名校或世界名校的根本。同樣學風也反映了學者的風範，反映了學科的水平，反映了學術中的水平。

　　第五是學生。學生是學校的產品和綜合實力的體現。大學不僅要教給學生學習的方法，培養他們的探索精神，更要培養他們理解複雜世界的能力，要重視知識、能力、責任感相統一的素質教育，培養學生人格與心智的完善。

　　顧海良書記還認為，在學校發展的核心競爭力上，學校的綜合實力和學校的凝聚力也十分重要，這兩股“力”應該做到與“五學”的統一。

　　關於中國高等教育，關於武漢大學，顧海良書記確實有更多的內容可談。他的關於沒有強大的經濟就沒有世界一流大學的理論，他的關於高校引進兩種人的理論，即引進一流的學科帥才（院長）和能代表該學科水平能成為該學科的創新團隊，他的關於高校服務社會的理論，他的關於搶占學科制高點的理論等等都是值得好好寫一寫的。由於篇幅的限制，這些內容只有留待今後再寫了。作為我個人，我不願僅僅把他當作一個經濟學家或者教育家看待，我更願意把他當着一個有着不竭源泉的教育思想家來看待。與他交談確實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我期待着還有這樣的機會。我想，一個有了自己理論和思想的教育家一定更有可能把一個學校辦得比別人更好。事實上，據有關權威人士介紹，在顧海良書記的領導，武漢大學近幾年正悄悄地發生着變化，有些變化是明顯的，有些變化甚至是革命性的。武漢大學這所中國最美麗的百年名校已經成功地走出了多年來的停滯期，迎來了一個全新的健康的發展期，它的某些方面的影響力正在逐步向世界範圍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