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從羅馬的一座建築說起。居士如果去過羅馬，會發現城內大部分中世紀教堂現在已經改頭換面披上了巴洛克的外裝。據說唯一保留着哥特式風格的只有萬神殿側後臨街相望的那座似乎不那麼起眼的“女神殿遺址聖母堂”（Basilica di Santa Maria sopra Minerva），道明會宗教裁判所曾經的所在地之一。我還是先費點口舌說說這個道明會之來頭，然後再聊這個教堂中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的鎮堂之寶《信仰的勝利》和道明會的鎮邪教大神阿奎納。

基督教內山頭林立的修會，自6世紀的本篤會起，最初都是仿效使徒及初代教會的隱修會，主張返璞歸真清苦禁慾甚至共產主義的祈禱修行生活。哲學上他們傾向於斯多葛主義，並不關心他人信仰的同異以及心靈之外超自然的形而上學命題的辯論，而是希望經歷苦難的修煉來領悟超脫世俗的人生真諦和涅槃重生，而毗鄰居士您大談的“古希臘LOGOS概念”所倡導的智力和知識上的追求則被基督教視為卑鄙的異教行為。

12，13世紀，受到北非和伊比利亞（今西班牙）阿拉伯先進文明的影響，曾經凌遲過希臘女數學家，查封過雅典柏拉圖學院，嚴禁過古希臘哲學，焚燒過古希臘人文圖書，並始終視古希臘LOGOS概念為伊甸園中的蘋果的羅馬基督教也改弦更張，學着異教阿拉伯人開始開放世俗人文教育，興辦大學和圖書館。所以，真實的歷史是，現代大學的興起並非如毗鄰居士您以為的那樣，來自高瞻遠矚有LOGOS概念的教皇寶寶一道命令，而不過是歷史的滾滾車輪下基督教世界抄襲阿拉伯人已經寫了幾百年的作業而已。否則，清末那些國立學堂的興起豈不也要感謝胸懷LOGOS概念的老佛爺或者八旗遺老們“一聲令下”之功德？ 

咱還是回到基督教的修會。此時又出現了兩個新的托體派修會，道明會和方濟各會。然而教皇時代已經不同於以前的國教時代。絕對權利導致絕對腐敗，任何以清苦生活為戒律的修會會規或教義對於教會當權者們的奢華貪腐來說都是是一種難堪的諷刺。對此，教廷採取了“解決”腐敗問題的高壓措施，責令所有修會章程中去掉艱苦清貧之類的文字，並嚴禁修會談論艱苦樸素反腐倡廉，否則將按異端論處。比如後來（15世紀初）導致15年胡斯戰爭的那個胡斯，就是因為提倡教會廉潔而被教廷以異端罪處以火刑。13世紀方濟會中某些拒絕從會規中去掉貧修之類的字眼者也幾乎被判為異端。在這種高壓之下，道明會和方濟會修會逐漸脫離了斯多葛主義，轉而熱衷於在受過良好教育者中拉攏能言善辯的宣道修士（與現代 “戴三塊表”異曲同工），並以宣道和反異端為己任。 

宣道洗腦不是免費發雞蛋，肅清異端則更不是請客吃年飯。這方面身着黑裝，有着“主的獵犬”之稱的道明會最為極端，以讓人人自危的宗教恐怖，無情地從精神和肉體上剿滅異端信仰來踐行自己的使徒之行。道明會13世紀在普羅旺斯主導對異端的殘酷鎮壓，以及在法國南部阿爾比參與十字軍對異端的無差別屠城，都為後來的布爾什維克們提供了“信仰”洗腦的經典教科書。無怪乎道明會成立伊始就被教廷授命主持堪比日寇憲兵隊的異端裁判所。

如果道明會是布爾什維克的先師，那麼與其頗有芥蒂的方濟各會則相當於立場折中的改良派孟什維克。當然，不僅僅在是否對異端實行恐怖和高壓專政上形同陌路，這兩派的神學觀念更是針鋒相對，並折射了之後意大利和英國不同的文明興衰。拜道明會的異端裁判所之“福”，意大利文藝復興曇花一現功虧一簣。與其相映，諸如羅傑培根，董思高（鄧-司各脫），和奧坎姆的威廉等諸多方濟各會修士則可以說是啟蒙了啟蒙運動，是啟蒙者的啟蒙者。不知道居士您有沒有注意過或者意識到，中文網上諸多原教旨主義者們對西方神學的茫然無知與當年義和拳迷信刀槍不入的那種愚昧如出一轍，而他們對異端的憎惡（比如對達爾文進化論那種切齒的憎恨）大都接近於當年“主的獵犬” 那種布爾什維克般的極端心態，甚至時時傲慢地以布爾什維克專政者自居來裁判異己。

再給居士您往前掃盲幾百年。遠在道明會及其異端裁判所出現之前，基督教各派在神學“信仰”教義上的分歧和爭論都是以基督教大公會議的方式來商討裁決。俗話說的好，無事不起早，這些神學教義分歧的背後絕非居士您美好想象的是對信仰和真理的追求，也不是吃飽了之後的意識形態的無聊嘴炮，而是神權利益和真金白銀世俗財富的瓜分和爭奪。TO BE OR NOT TO BE，攸關富貴與貧寒，甚至生存或毀滅。被裁定為正教學說的一派，不僅僅意味着戴上了掌握天堂之門鑰匙的光環，更令人垂涎的則是能夠獲得了更多人間的權利和巨大的世俗實惠（免除稅務，瓜分土地，以及信徒的納奉）。被裁定為異教邪說的一派不但會被流放趕出教區，罰沒財產，甚至信徒們會被殺戮或販賣為奴（比如阿爾比被十字軍屠城），這些手段絕不是後來打倒彭德懷劉少奇時才有的發明，而這些基督徒對基督徒自己不擇手段的殺戮也讓之前以迫害基督徒知名的羅馬皇帝尼祿和戴克里先小巫見大巫甘拜下風。

最早的大公會議是4世紀初基督教國教時代（教皇時代之前）的第一次尼西亞公會，由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召集，裁判基督教神學的三位一體教義，即耶穌基督（聖子）與創世紀中的造物主（聖父）是否為“同一個神”（即是否同質）。用公孫龍的話語來描述就是：白馬黑馬是馬的殊相，並非實體，而只是那個唯一一個實體的共相馬的不同位格。對這種白馬非馬論，毗鄰居士顯然是一頭霧水完全沒有概念。如果居士您稍微有點西方歷史哲學神學和人文閱讀，您絕對不會連篇累牘“茴字有多少種寫法“式的談LOGOS，也不會一邊抬出阿奎納談正統神學，另一邊自己打臉拿一個反對三位一體，否認基督是神的阿里烏異端牛頓來傳教。當然，三位一體搞的確實草泥馬令人費解，特別是對於老中裡面那些除了咒罵進化論以外從不讀哲學不讀神學不讀西方歷史不讀西方人文的原教旨主義識字的文盲教徒們。其實，這也是神學家們不得已而為之，因為基督教源於猶太教，雖然不再要求信徒們人人去割皮包，但表面上還要假裝自己依然恪守十戒律，特別是只敬唯一一個造物主為神，否則末日救贖和審判的故事就沒法講下去了。如何讓造物主和耶穌基督雙雙都是神（外加聖靈也是神），卻又只能有唯一一個實實在在的神，這事前前後後讓基督教神學家們操碎了心。這有點像朝廷當年的糾結，既要聲稱自己堅持馬列主義白貓，又要放開大搞資本主義黑貓，我太難了，所以出了個“貓”論。基督教神學家們則從早期的德爾圖良開始，用柏拉圖的理型論為自己背書忽悠出這個“三位一體”論，將耶穌基督晉升成了亞當夏娃的製造者本尊的顯現。俗話說的好，一個難以自圓其說的說法要用一百個難以自圓其說的說法去自圓，所以又有後面層出不窮的諸如聖母童貞懷孕，道成肉身等等一廂情願憑空臆造的洗煤球教義。德爾圖良美其名曰 “正因其荒謬，所以我才相信”，我去，比那句“至於你們信不信，我反正信了”還要振振有詞。

堪稱基督教的廬山會議的第一次尼西亞公會上，除了些雞毛蒜皮的決議（比如復活節是哪一天等等），教徒們應該記住的是三位一體派（“同質”）獲勝。這場大公會上被裁判為異端之一的則是反對三位一體，否認耶穌基督神性，並提倡教會清廉的阿里烏派（也譯亞流派），也就是後來牛頓信的那個異端。阿里烏一邊倒地敗下陣來應該是他們所提的反對教會斂財那一條動了盆滿缽滿的與會教父們的奶酪，讓這個基督教中彭德懷式的反黨份子成為眾矢之的，最終被流放到日耳曼向蠻族們傳教去了。後來有個阿里烏派教士甚至在那裡為哥特人創造了文字。再後來，短短幾代人之後，這些日耳曼蠻族阿里烏們為躲避匈奴人入侵跑到意大利投靠基督同宗遠親避難，沒料到擦槍走火一語不合鬧成了全武行。此時羅馬八旗“信仰”瑣男們已經不堪一擊，蠻族阿里烏遠表親們輕易地攻占並血洗了整整800年未曾淪陷的永恆之城羅馬，包括搗毀了那座曾坐落於現在道明會異端裁判所的聖母堂所在地的古羅馬女神殿。

抱歉，給毗鄰居士扯遠了，因為除了零散的聖經故事之外，大部分信徒實在需要哲學歷史甚至神學掃盲才能繼續下面的對話。咱還是回到尼西亞公會，君士坦丁大帝本人並不是基督徒，所以公會之中他只是作為吃瓜群眾旁觀雙方為“信仰”撕逼，只關心這場口水戰不要撕裂自己的帝國，對裁判結果並不介意甚至事後對阿里烏網開一面。十年之後大帝領便當前受洗成為基督徒，皈依的反而是尼西亞公會上裁定為異端的阿里烏派。雖然之後幾次大公會議再次確立了“父子同質”的三位一體教義，但君士坦丁大帝和稀泥之舉以及後來同樣也皈依阿里烏派的哥特等蠻族占領羅馬讓阿里烏派捲土重來。直至法蘭克的部落首領克洛維（後來成為法蘭克開國國王）放棄阿里烏而皈依羅馬教廷，人狠話不多“留髮不留頭”才讓阿里烏派逐漸銷聲斂跡。

到了13世紀的教皇時代，教皇寶寶已經一言九鼎是神唯一的代言人，異端裁決這種與權利和財富無關的“小事”已經不必興師動眾拿上公會，而是由教宗指定的異端裁判所裁決。當道明會出現後，形而下“公務”繁忙無暇兼顧及形而上的教宗就將異端裁判所交由道明會掌管。道明會不僅參與過對法國南部普羅旺斯和阿爾比反三位一體“信仰”並主張清廉的清潔派的鎮壓和屠城，也曾裁判以異端罪判處布魯諾和伽利略。

居士您讀的中學教科書估計是告訴您布魯諾是因為宣傳哥白尼的日心說在1600年被異端裁判所判處火刑。其實布魯諾讓異端裁判所視為眼中釘之罪並非日心說，而是傳播諸多與基督教核心神學相違背的教義，包括以阿里烏邪說否定三位一體，並質疑聖母童真說等等，處處刺痛教廷的“信仰”。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被判處的是倒立捆綁的火刑。無獨有偶，在此之前另一位反對三位一體的科學家塞爾維特則曾被異端裁判所以炮烙式的火刑處死。道明會這方面別出心裁的“智慧”不要說讓布爾什維克黯然失色，連殷紂王都相形見拙。

被道明會因否定地心說裁判有罪的並非布魯諾而是其後的伽利略。否定地心說顯然不如否定三位一體等神學教條觸動教廷的神經，所以伽利略並未像布魯諾和塞爾維特那樣按敵我矛盾被處以極刑。那座“女神廟遺址聖母堂”，正是道明會異端裁判所對伽利略進行裁判的所在地。

1642年伽利略在鬱郁之中離開了這個世界，也標誌着意大利文明走入崖山之後。從此，居士您所說的LOGOS意識嫡傳的基督教的宇宙中心，天使之城所在的亞平寧半島在現代文明史中始終是二線板凳隊員，乏善可陳。洗地俠們經常想讓地理位置當背鍋俠，天使之地風水不佳未能成為大航海年代的暴發戶。但與曾經是暴發戶又回到二線板凳的西班牙和未能成為暴發戶卻能擔當現代文明得分主力的德法相比，意大利（以及“從前闊”的西班牙）也只能責怪本土的異端裁判所這個豬隊友太給力了。

因為英國王室與羅馬教廷分庭抗禮，君主不尿教皇，異端裁判所始終未能染指不列顛。伽利略在意大利離世的同年，伴隨着啟蒙運動在這個天高皇帝遠的鄉巴拉（Shambhala）悄然而起，現代科學和反三位一體“信仰”的阿里烏雙雙迎來了他們共同的轉世靈童--牛頓。

道明會弔打伽利略的那座“鎮妖之所”聖母堂中有一幅堪稱其鎮妖之寶的濕壁畫《信仰的勝利》（TRIUMPH  OF FAITH 見下圖）。該畫作者是小利皮（菲利皮諾-利皮）。他是老利皮（菲利普-利皮）之子，又是大名鼎鼎的波特切利之徒。所以這幅濕壁畫兼具老利皮和波特切利之風。畫中頭頂地中海腳踏小魔鬼端坐C位的黑衣者是道明會的鎮壇大神，托馬斯阿奎納。排列左右的四位女神（依從左至右次序）分別代表哲學，神學，修辭，和辯證，而托馬斯阿奎納無疑則代表着這幅畫的主題，“信仰”。除了頭戴皇冠有通天能力（手指天空）的神學女神之外，哲學，修辭，和辯證女神顯然都是“信仰”的陪襯婢女。

道明會教堂中這幅《信仰的勝利》藝術虛構“信仰”完勝異端。畫中的阿奎納手捧他自己的巨著《反異端大全》，穿越時空碾壓台下一眾異端邪說。畫面左側身着黃袍白髮白須者即為尼西亞公會上被裁判為異端的阿里烏。右側紅袍者則為在該次公會上也被裁判為異端的另一派三位一體的反對者薩博流。如果阿里烏異端布魯諾，塞爾維特，牛頓，甚至達爾文等出生在這幅繪畫出現之前，也無疑將出現在台下那些異端之列。

阿奎納之所以被如此追捧奉為神明甚至站上C位與馬克思在共產主義運動中被奉為神明的原因差不多，都是因為他們為“信仰”建立了集大成的理論體系。前者是抄亞里士多德，而後者（的一部分）是抄黑格爾。

威爾杜蘭（WILL DURANT）曾經說，亞里士多德哲學是古希臘文明留給基督教的特洛伊木馬。這有兩件事必須說清楚。首先居士您大概以為將特洛伊木馬領入基督教的是阿奎納。其實托馬斯阿奎納是得益於1204年十字軍第四次東征時對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同胞屠殺和搶掠而來的亞里士多德哲學原著（在其之前，基督教世界對亞里士多德哲學的了解來於1085年收復伊比利亞後獲得的阿拉伯文譯本）。所以，西方文明復興知識上的“原始積累”來自一個落後愚昧者屠殺洗劫一個先進文明者所獲的贓物。而從這幅頗具專政意識的《信仰的勝利》能看出，這種出自殺人越貨贓物的“文明”並沒有徹底擺脫其野蠻基因，更沒有得到LOGOS真正的精神。

居士也許要問為什麼我這麼說，那麼請看看居士您自己大談的古希臘LOGOS概念。在古希臘LOGOS概念中，理性思辨和學派論戰不存在正義戰勝邪惡這種角色設定。用現代的例子，LOGOS概念的文明絕對不會以天理戰勝異端來看待日心說對地心說的勝利。托勒密及其被推翻的地心說依然會被視作文明史上傑出的科學家和令人驚嘆的理性思維的科學成就。同樣，在LOGOS概念中，達爾文的進化論也因其作為理性思維的推斷，即使最終部分甚至全部被推翻，也不過是托勒密地心說第二，而絕不會被視作異端或邪惡。近代歷史中，凡是相對論遺傳學或量子力之類被政治和宗教“信仰”手撕之時，都是野蠻基因當道之日。

《信仰的勝利》所表現的那種與LOGOS概念背道而馳的意識，已經註定了之後對布魯諾和伽利略的審判，註定了意大利文明復興最終的滑鐵盧，也註定了今天仍以咒罵達爾文進化論當投名狀的那些教徒們的愚昧。所幸，道明會的“勝利”和托馬斯主義將迎頭碰上來自方濟各會的一把剃刀，這是我們後面要談到的阿奎納領進基督教神學的特洛伊木馬的第二件事。

【一個哲學家的五十度灰】那帖中我曾摟草打兔子曾經說到過這個阿奎納。阿奎納屬於中世紀經院哲學和神學的教廷御用權威，“主的獵犬”中的戰鬥機。其才智是宣教和論辯，辯護教義，駁倒異端，而並非思辨，質疑教條，否定自己。其集大成之作《神學大全》和《反異教大全》大多出於多年宣道衛道問答及筆記，而不是對宗教神學無禁區的CRITICAL THINKIN探究。阿奎納將亞里士多德哲學引入神學的目的也絕非是用理性思維剖釋神學教義，而是為神學和宗教披上理性的迷人外衣，讓被閹割的理性為之所用。正如《信仰的勝利》所表現的，理性哲學一方面成為宗教的婢女，另一方面成為吊打異端的大棒，與馬列主義們所說的“哲學是階級鬥爭的武器”異曲同工。現在居士您迷信的 “哲學的盡頭是宗教”，就屬於神學被阿奎納亞里士多德哲學化的後遺症。

以“神學是符合理性的科學”為前提的阿奎納又不得不自己畫地為牢，顧及諸如三一等等反理性反科學的神學教條。所以，哲學上托馬斯主義無法達到古希臘和東方哲學的那種洞見，科學上阿奎納則又只能依靠獨斷的未知去論證超驗的不可知，經不起推敲和追問。不久前居士您在本壇用 “世界為什麼存在而不是不存在”來證明上帝的存在。您津津樂道的國王新衣，從先有雞還是先有蛋證明先有神，其實就是照抄 “阿奎納五路”，對上帝存在的五條“兩三句話的證明”。這種以超自然的神來兩三句話地“解答”自然科學命題的神漢套路其實與理性思維背道而馳，猶如將神當成筐，什麼都往裡裝。這類充斥主觀臆斷自欺欺人的“證明”除了讓主的獵犬們賣拐時忽悠無知的信徒，或者熱衷於辯論“針尖上能站多少個天使”的經院哲學關起門來自娛自樂，對思辨哲學和人類對自然的科學認知來說不過是無聊的垃圾。

19世紀的東方忽然面對西方文明洶湧而來時統治精英們持三種不同的立場。其一是以老佛爺和清廷八旗王爺們為代表的保守派，拒絕並禁止西方文化傳播，視其為奇技淫巧。其二是以張之洞，李鴻章等為代表的洋務派，提倡並推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其三則是日本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派。

與其對應，12世紀末和13世紀初歐洲人面對忽然湧現的亞里士多德著作（從伊比利亞的阿拉伯人圖書館中及稍後不久從君士坦丁堡搶掠所獲的希臘文書籍中）時也有三種類似的態度。其一，類似老佛爺和八旗遺老們，教廷對亞里士多德思想的閱讀及傳播始終予以禁止和譴責，直至13世紀末。其二，與洋務派相仿，以道明會阿奎納為代表，倡導“神學為本，亞學為用”，企圖讓亞里士多德為神學和宗教所用，即認為理性和科學之本是宗教和神學（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科學或哲學的盡頭是宗教），而理性可以用來把握信仰（神的存在），科學可以用來論證神學（諸如三位一體）。其三，則與“洋務派”的阿奎納南轅北轍並與其互相詬病論戰的方濟會一派。該派觀點類似福澤諭吉，提倡LOGOS所代表的理性與宗教信仰分離，對諸如三位一體等神學八股予以批判，以理性思辨的態度去吸收發揚亞里士多德思想。其代表人物為羅傑-培根，董思高（鄧-司各脫），和奧坎姆的威廉，以及巴黎大學諸多世俗學者和教員們。

這裡插一句，雖然教廷對亞里士多德有禁止令，但巴黎大學受1231年《獨立憲章》庇護仍能在校內講授並討論亞學（為什麼教皇會“大發慈悲”發這個庇護令那段故事因立體太遠，只能砍了）。然而教廷與校方對學校的這種教學自由權利仍時有爭議。當時在學的道明會修士阿奎納則站在反對教學自由的教廷一方，並被教宗選為辯論代表且大獲全勝，以至後來阿奎納在獲得學位時受校方阻撓頗有麻煩。

現在咱們開始說前面留下的關於特洛伊木馬的第二個話題。如果亞里士多德哲學是古希臘留給基督教的特洛伊木馬，阿奎納將其領進了神學，那麼從特洛伊木馬中先後一躍而出的是誰？這是兩名方濟會修士，董思高（鄧-司各脫），和緊隨其後手持那把知名剃刀的方濟會修士--奧坎姆的威廉。

按照董思高的觀點，阿奎納“神學是符合理性的科學”完全是一種一廂情願的意淫。哲學和神學的形而上面對完全不同的對象，被造物VS神和信仰。前者可以靠理性來把握，而後者則超出了人類理性範圍，只能依考信仰和啟示。阿奎納5路那種用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來證明或描述上帝（比如三一論），或者以上帝的存在回答哲學命題，等於是將神學和信仰歸結於庸俗且於乾巴巴的理性邏輯，即貶低了哲學，也判了神學和信仰的死刑。

而繼董思高之後，奧坎姆的威廉則乾脆一把剃刀砍掉了神學。當然，他不是無神論者，所以並不是將神學扔進垃圾桶，而是否認了神學的絕對客觀性。他認為神學並不是超越人類意識的客觀存在實體，神學只是人類思維中的“共相”。作為唯名論者（或概念論者），他認為“共相”不是實體，只是人類心中的概念。這等於說要麼三位一體等於三神論，要麼三位一體就是垃圾，否定基督的神性。

前幾天曾提到的懷特海所言：“宗教是個人內心沉寂的深思”，其實就是奧坎姆的威廉所說，神學是人們概念中的“共相”。雖然他不否認宗教也涉及社會性（比如道德觀社會觀），但他的意思無疑是強調信仰和宗教的意義在於個人精神世界中人生觀和價值觀的修煉，而不在於信仰的對象在精神境界之外是否存在，物質世界及其法則是否是自己所信仰的那個神的創造。

有人說基督教最大的失敗就是其4世紀的勝利（成為羅馬國教），導致其迅速地腐敗，庸俗，並權力化。站在懷特海這個視角來看，阿奎納，道明會，乃至基督教信仰的勝利也同樣是其最大的失敗！因為信仰的敵人在個人的內心，而不在他人和“異端”的見解之中，更不在從精神甚至肉體上消滅那些異端。也許阿奎納最後意識到這一點，所以忽然中斷了《神學大全》的寫作，心灰意冷地悲嘆： “寫不下去了，那個啟示告訴我，我至今所寫的一切都毫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