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在2008年抄襲英國學者詹姆斯·摩爾並蓄意偽造達爾文葬禮歷史

Fang Zhouzi Plagiarized Dr. James Moore of the British Open University in 2008 and He Deliberately Falsified the History of Darwin’s Funeral

【提要】

2008年4月，方舟子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了《達爾文的葬禮》一文，講述達爾文去世後，英國最著名的教堂西敏寺在強大的社會壓力下，被迫為無神論者達爾文舉行葬禮並且提供墓地的故事。本文證明，方舟子這篇文章中的史料主要來自英國學者詹姆斯·摩爾的一篇文章：方文全文41句話，其中16句話來自抄襲。在這篇文章中，方舟子還犯下了至少30個錯誤。不僅如此，方舟子還故意隱瞞了摩爾發掘出來的大量史料，即對“科學黑手黨”通過操縱政界、學術界、輿論界和宗教界，強行把達爾文塞進英國皇家教堂的陰謀和行動絕口不提。本文對方舟子的這篇文章進行了逐段、逐句的分析考證，詳細剖析了方舟子抄襲、造假、欺騙讀者的整個過程，同時揭示了“達爾文主義”的邪教本質及其謊言鬼話。本文在最後考察了方舟子為達爾文蓄意造假、刻意造謠的真實原因——他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這是目前已被證明的第127起方舟子抄襲案。

【Abstract】

In April 2008, Fang Zhouzi published an article titled "Darwin's Funeral" in China Youth Daily, describing how the most prestigious royal church in the UK, Westminster Abbey, had to hold a funeral and burial for the atheist Darwin under the public pressure. In this article, I demonstrate that Fang’s historical data are mainly stolen from an article by the British scholar James Moore: Fang’s article has a total of 41 sentences, 16 of which are plagiarized. I also proved that Fang Zhouzi made at least 30 mistakes in his article, and that he also deliberately concealed the valuable historical facts unearthed by Moore, that is, he never mentioned anything about the conspiracy of the "scientific mafia" who manipulated the political, academic, media, and religious circles to force Darwin into the Royal Church.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Fang’s entire process of plagiarism and deception, I also exposed the cultism and Nazism nature of “Darwinism.” At the end of this article, I excavated the real reason for Fang’s decades-long history of spreading rumors and fabricating lies to “defend” Darwin - he is a genuine social Darwinist. This is the 127th documented plagiarism case committed by Fang Zhouzi.

【目錄】

一、前言

二、《達爾文的葬禮》剽竊案緣起

1、開篇即錯

2、謊話連篇

（1）墓地

（2）水療

（3）原罪

三、捉賊捉贓

1、順藤摸瓜

2、順手牽羊

3、順水推舟

四、達教秘史

1、方謠子造謠

（1）“國葬”

（2）“先賢祠”

2、方騙子行騙

（1）科學黑手黨

（2）雙簧戲

3、方文賊盜文

五、方舟野史

1、斷章取義

2、掐頭蔵義

3、捨身曲義

六、鬼話連篇

1、“達爾文秘密研究進化論”

2、“達爾文準備死後才發表進化論”

3、“達爾文與華萊士共同發現自然選擇理論”

4、“達爾文主義是華萊士首先使用的”

5、“軒然大波”

6、“赫胥黎捍衛達爾文進化論”

7、 “達爾文鬥犬”

七、方抄子繼續抄襲

1、“動搖了基督教世界的學說”

2、“《時報》”

3、“高教會派的報紙《晨報》”

八、將行騙進行到底

1、語文偽狀元

2、達教偽信徒

3、達翁偽鬥犬

4、達學偽革命

九、結論：方舟子為什麼要死死抱住達爾文的大腿？

1、扛科學主義的大旗

2、披達爾文主義的虎皮

3、力量的源泉是邪惡

（1）基因決定論者

（2）物以類聚，同性相吸

（3）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

（4）群體免疫

（5）邪惡之幫

附錄：方舟子論“研究歷史”

一、前言

眾所周知，方舟子的第一人設就是“成名”——為了成名，他先是冒充“反叛詩人”【1】，接着冒充“明史專家”【2】，而在這兩條“文史之舟”接踵翻船之後，他在1994年——後來被他前推到1993年【3】——爬上了“冒充達爾文鬥犬”這條賊船；並且，儘管風雨飄搖，但卻一路走到了今天，前前後後，整整三十年。

據方舟子自己說，“中文網上的進化論與神創論之爭，則是在1994年開始的。有人貼了傳教士微言所寫的《進化論之虛妄》，我加以駁斥，由此拉開了序幕。”【4】而據他的不打自招，“本人就是個文抄公，象《大明小史》、《進化論虛妄嗎》就都是東抄西湊”【5】，可以推知，他在那段時間冒充達爾文鬥犬，惡補了不少與達爾文及其進化論相關的知識。但就像他惡補其他知識一樣，方舟子惡補進化論的主要手段也不是通過選修相關課程，或者系統地閱讀相關書籍文獻，而是東張西望、東鱗西爪，具體地說就是到一個專門討論、辯論進化論的英文新聞組（“talk.origin”）湊熱鬧。方舟子後來吹牛說：“我也曾在那裡活動過一段時間”。【4】以他至今仍舊寫不出一條完整的英文帖子這個事實來判斷，他所謂的“活動”就是光看人家如何掐架，根本就不可能插上嘴——他也不敢插嘴。但在中文世界，方舟子卻一直以“進化論專家”自居，如他在1998年就擺出達爾文專家的架勢告訴一個“新語絲之友”：“要挑戰進化論的人，都應該先去讀讀《物種起源》，再看看自己的問題是不是還成問題。”【6】這與他在四年前與“華夏文摘”上的都人辯論明史時教訓人家“把[主流史書和實錄]都通讀一遍再來發此高論不遲”【7】，完全就是一副德行。

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方舟子干下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抄襲美國學者丹尼特（Daniel Clement Dennett, 1942-）在其《達爾文的危險觀念》一書中提出的觀點，即達爾文比牛頓和愛因斯坦更偉大，進而把達爾文捧為“千年第一人”。【8】而他在中國科學納粹控制的《自然辯證法研究》上發表的第二篇文章就是“為達爾文辯護”【9】，因為該刊發表了一篇抬高孟德爾、貶低達爾文的文章。也就是憑藉着這類本錢，他被湖南《書屋》雜誌捧為“中國的赫胥黎，第二頭‘達爾文的鬥犬’。”【10】在那之後，方舟子本人也大模大樣地宣稱“由於專業和個人興趣的緣故，我對達爾文的生平和思想相當熟悉”【11】、達爾文“屬於我的‘專業’”【12】。

其實，不論是方舟子的自吹自擂還是方粉們的捧場鼓譟，都與事實距離甚遠。在新語絲網站，方舟子總共發表了四十餘篇標題中就含有“達爾文”這三個字的正式文章，僅看標題，即可知道它們幾乎全都是中小學生課外讀物，如《達爾文豈是“小學生”》、《達爾文的子女》、《達爾文的初戀》之類，稍微與“學問”沾點邊兒的就是他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的《達爾文的蘭花》一文，它因為是方舟子第25樁被發現的抄襲案而在方舟子人生歷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13】實際上，那樁抄襲案還因為作案方式奇特——方舟子把原文中的三個驚嘆號也點滴不漏地抄了過來——而啟發了明尼蘇達大學物理學博士岳東曉，讓他發現了方舟子的另一起與達爾文有關的抄襲案，而那個發現又導致中國學術評價網決定組織評議團公開審理對方舟子的抄襲剽竊指控【14】——這在人類歷史上很可能是首創。更讓人拍案稱奇的是，《達爾文的蘭花》抄襲案在事發五年之後波瀾再起：2015年，因為一個“前方粉”舊事重提，指稱這篇文章“涉嫌抄襲”，方舟子於是趁勢反撲，妄圖翻案，結果遭到我劈頭蓋臉的又一頓暴打。【15】在那之後，方舟子對那樁鐵案再也沒敢吭聲。

除了《達爾文的蘭花》之外，方舟子的《達爾文得了什麼病》一文也是抄襲之作，它抄自英國一家醫學院的研究生刊物，其主旨就是胡謅什麼“最新的研究表明達爾文得的其實是一種當時不知道的疾病——全身性乳糖不耐症” （systemic lactose intolerance）。【16】事實是，不僅在達爾文時代沒人知道什麼“全身性乳糖不耐症”，即使是在今天，知道它的人也沒有幾個，因為它是一對英國夫婦在二十一世紀做出的“新發現”。【17】而就是這對夫婦馬上讓達爾文成了這個“新發現”的疾病的最著名患者。【18】至今，除了這對夫婦和方舟子之外，再沒有誰相信這個診斷是可信的。【19-21】換句話說就是，方舟子不僅僅是一個貪賊，他還是一個蠢賊，其主要特徵就是見東西就偷，根本不知道——也不在乎——自己偷來的東西到底是珍品還是贗品，因為即使是贗品，他也有本事將之在其掌控的“賊窟黑店”【22】、“匪窟賊窩”【23】中賣出個好價錢。

事實是，雖然方舟子早在1995年就以“文抄公”自許【5】；並且，早在2001年他就被人發現是一個文賊——那個發現還被時任美國紐約大學醫學院副教授的肖傳國舉報到美國《科學》雜誌【24】，而這家雜誌剛剛發表了新華社特稿社負責人熊蕾介紹方舟子“打假”業績的專稿【25】——，但其文賊身份得到世人的普遍認可，卻是在那十年之後。

2011年1月，光明網發表了我揭露方舟子在2002年抄襲哈佛大學教授古爾德的文章【26】，這是中國中央級官網首次發表揭露方舟子劣跡的文章。一個月後，《深圳商報》報道了這個消息【27】，這也是方舟子的醜聞首次登陸中國平面媒體。又過了一個月，《法治周末》利用四個整版的篇幅發表《方舟子涉嫌抄襲總調查》一文。【28】至此，十年前燃起的“全民打假方舟子”這個星星之火，才呈現出燎原之勢——除了反偽幫的幫閒報紙《南方周末》和《北京青年報》之外，全國幾乎所有的“小報”都發表了“方鬥士再陷抄襲門”的相關消息，連《廣州日報》這樣的“黨報”都在頭版發表消息，次版發表“社評”。【29】事實是，到了四月底，《法治周末》發表揭露“方舟子妻抄襲案”時，使用的標題就是《方舟子後院起火》。【30】也就是因為火勢沖天、火燒連營，所以方舟子的老東家《中國青年報》都像是被火燎屁股一般，在這年十月將盤踞該報“一言堂”專欄長達七年之久的方舟子從“堂主”的寶座一腳踢出門外。【31】所以我在系列長文《方舟子與〈中國青年報〉邪惡同盟的終結》中寫下的開篇第一句話就是：“2011年，方舟子一家流年不利。”【32】

進入2012年以後，連方粉們都對“方舟子是一個大文賊”這個論斷予以默認。這年1月14日，也就是在轟轟烈烈的“寒戰”爆發前兩天，剛剛從方粉蛻變成“方灰”的羅永浩終於字斟句酌般地說出了“方舟子的科普都是‘編譯’美國人的文章”這樣的話。【33】而方舟子對這句話的解讀就是“羅永浩這段時間大概正在刻苦攻讀亦明幾百萬字的方學研究著作”。【34】而在“亦明幾百萬字的方學研究著作”中，影響最大的那本著作，就是2011年3月3日問世的《方舟子抄襲剽竊年譜》【35】——在當時，它已被點擊、下載了超過三萬次；但很快，藉助“寒戰”的東風，這個數字就超過了十萬。對於這本書，方舟子及其全部粉絲至今都不敢做出一字評論，就好像它根本不存在似的。因此，按照方舟子總結出的“裝聾作啞其實是一切造假者在事情敗露後的最後一招”【36】這個“科學原理”來推理，方舟子及其麾下的邪教徒們就是在通過裝聾作啞這個方式來承認“方舟子是天字第一號大文賊”這個事實。

不過，應該承認，在方舟子的四十餘篇“達爾文文章”中，目前只有兩篇被發現是贓物、贗品，即還不到這類文章總數的百分之五，說明“方學家”在這一領域還沒有把學問做深、做透、做到家。所以，本文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彌補這一缺陷，給“方舟子抄襲英國學者摩爾案”建立正式檔案——它也是在過去二十餘年中被發現、鑑定的第127樁方舟子抄襲剽竊案。本文的另一個目的就是要證明這樣一個事實：與其科唬任何其他科目一樣，方舟子在科唬達爾文、進化論時，也會蓄意造假，尤其是通過選擇性使用史料來偽造“事實的真相”——這是自詡的“語文狀元”的慣用語——，以達到他那不可告人的邪惡目的。本文的最後一個目的，就是要探究這樣一個問題：方舟子為什麼要心甘情願地給達爾文——一個智商平庸、病病歪歪的英國老宅男——當狗？

二、《達爾文的葬禮》剽竊案緣起

2008年4月23日，《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在其“一言堂”欄目發表了堂主方舟子的文章，題為《達爾文的葬禮》；它也是次日新語絲“新到資料”的頭條。【37】15個月後，方舟子在新語絲讀書論壇發了一個帖子，宣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的《大學語文》一書“不告而取”了他的這篇文章，因此證明“國內出版業還未形成[對作者知識產權的尊重]風氣。”【38】這個帖子問世還不到一小時，方舟子的老姘頭兼網絡打手、推手【39】、時任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會計【40】的高小紅（網名“Aza”、“黎柳蟬”等）就跳了出來給老姘夫助拳：

“當有人告訴我《薛布》在國內網站上賣，給我打擊是很大的。都提不起興趣寫小說了。因為寫那麼長的東東花了一年多的時間，真是蠻辛苦的。我覺得您不如在國內找一個機要秘書幫您處理這類事情，打電話聯繫等等，我想很多粉絲都願意做的。”【41】

在當時，方舟子正在從“小眾名人”走向“大眾名人”。【42】所以，任何個人或機構遭到他的“打假”，都是一件相當嚴重的事情。八年後，2017年，早已跌下神壇的方舟子遙想當年，說華東師大出版社在被他“打假”之後，乖乖地“跟我聯繫給了一筆稿酬”。【43】而方舟子這個帖子招來的第一個“點讚”就來自他的老婆劉菊花：

“多年後重讀，還是感慨，強大的理性總是不憚於挑戰俗見。好文！”【44】

實際上，早在2010年，方舟子就把這篇文章收進《大象為什麼不長毛》這本書中，並且順手從網上盜取了三張圖片，以收割方舟科邪教徒的第二茬韭菜。【45】2018年，《達爾文的葬禮》又出現在專門為方舟子斂財洗錢的“科學貓頭鷹”網站上面【46】，當然需要付費閱讀。總而言之，方舟子“科普”的目的，不外“名利”二字。不過，應該承認，按照方舟子的“倒賣地溝油文章常規”，即每篇文章都要被他收入書中少則三、四次，多則五、六次，而這篇文章卻僅被收入書中一次，可以推知其中必有蹊蹺。

方舟子的斂財術

按照方舟子自己的說法，他的唯一正當收入來源就是爬格子寫文章；並且，依靠這個收入，他才能夠一擲千金在美國加州全款購置豪宅。【47】事實是，儘管方舟子的絕大多數“科普文章”都是抄來的贗品，因此製作成本極低；並且他也確實把它們當作地溝油反覆倒賣，割韭菜、剪羊毛；但想要通過這種方式來發家致富仍屬痴心妄想。換句話說就是，“文賊”乃是方舟子掩蓋其非法斂財行徑、途徑的“正當職業”。2014年10月22日之後，方舟子在中國大陸非法斂財的門路被陸續堵死，他於是通過建立洗錢網站如“科學貓頭鷹”搞收費閱讀。上圖為該網頁截圖。

1、開篇即錯

不計標點符號，《達爾文的葬禮》全文共有11個自然段、41句話、1613個字。2008年8月，河北省寬城縣第一中學語文教師肖利軍在《新高考》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閱讀訓練一：〈達爾文的葬禮〉》。他根據方文總共擬出了五個試題，這是第一題：

“文章題目為《達爾文的葬禮》，但作者在文中並沒有詳細的描寫葬禮的場面，而是一筆帶過。請結合全文概括作者到底是從哪三個方面來寫達爾文的葬禮的？並分析其用意。”【48】

這是他給出的“參考答案”：

“①寫媒體呼籲，眾多名人請求為達爾文舉行國葬，埋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②較為詳細的介紹了10名抬棺者的身份。③與進化論的衝突已成為歷史的基督教的領袖們也表現了他們對達爾文的寬容。其用意是從側面烘託了達爾文是一個成績斐然，對社會有着非凡的意義，深受社會敬仰的科學家。”（同上。）

確實，在這篇文章中，方舟子用了八個自然段、一千餘字敘述英國的“先賢祠”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被迫給“無神論者”達爾文舉行“國葬”；而在剩下的三段話中，方舟子力圖論證無神論者達爾文在死後走入英國基督教堂的墓地，不僅無損於他本人的光輝，反倒還為英國的“先賢祠”增添了無上的榮光。這是該文的第一段話：

“1882年4月19日下午4點，達爾文在夫人愛瑪的懷裡停止了呼吸。愛瑪和子女們一邊向親友發出訃告，一邊着手準備葬禮。達爾文的遺願是埋葬在唐恩村的家庭墓地中，與哥哥伊拉茲馬斯和夭折的大女兒安妮埋在一起。他的家人和村民們也都希望他能長眠在他已生活了40多年的土地上。”（註：本文中的《達爾文的葬禮》引文，均來自新語絲網站，不再註明。）

在仔細分析這段話之前，有必要指出以下事實：就像中國有“紅學”和“魯學”這樣的“國學”一樣，英國也有一門“國學”，我們姑稱之為“達學”，即專門研究達爾文的學問。只不過是，由於盎格魯—撒克遜人在過去二百年間一直執世界之牛耳，所以，英國“達學”之項背遠非中國的“紅學”和“魯學”所能企及——因為聲勢浩大，從業人員眾多，產品層出不窮，所以“達學”雖然貌似一門學科，但“達學家”們卻將之稱為“達爾文工業”或“達爾文產業”（Darwin Industry）。【49】

實際上，雖然“達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達爾文去世五年後出版的《達爾文自傳及書信》【50】，但它的發揚光大卻是在七十多年之後，即在《物種起源》出版一百周年之際。原來，在當時，美、英兩國的“達教”信徒，其正式名稱是“新達爾文主義者”（Neo-Darwinists），出於種種目的，其中最主要但也最隱秘的目的就是復活因為德國納粹犯下的滔天罪行而聲名狼藉的“優生學”——當時英、美兩國最最狂熱的達爾文主義者，如英國的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Sorell Huxley, 1887-1975）和美國的赫曼·繆勒（Hermann Joseph Muller, 1890-1967），同時也是最最狂熱的優生學家兼“李黑”，即專門攻擊誹謗蘇聯農學家李森科的人——，借着美、蘇冷戰這個大背景而大肆炒作達爾文，結果導致“達爾文進化論”成為主流生物學界中的唯一正統觀念、指導思想、意識形態，“達爾文產業”於是正式開張，掛牌營業。據哈佛大學生物學教授、美國新達爾文主義領軍人物邁爾（Ernst Mayr, 1904-2005）——他被其擁躉稱為“達爾文的當代鬥犬”【51】、“20世紀的達爾文”【52】、方舟子認其為“老祖父”【53】—— 估計，在1959年之後的25年裡，出版、發表的與達爾文有關的著作總數超過了那之前一個世紀的總和（I rather suspect that more books and papers dealing with Darwin and his work were published in the 25 years after 1959 than in the 100 years before that date）。【54, p.161】

事實是，在邁爾做出那個估計時，“達爾文產業革命”才剛剛開始：2000年，英國著名社會學學者羅斯夫婦（Hilary Rose and Steven Rose）這樣寫道：

“在過去的十年裡，達爾文的名字在書籍的標題中出現的數量急劇增加。‘達爾文的’和‘進化的’已被當作形容詞粘到幾乎所有的東西上面。”【55】

又過了十年，達爾文傳記作家、哈佛大學講座教授簡奈特·布朗（Elizabeth Janet Browne, 1950-）說，僅英文的達爾文正式傳記就有30部，至於與達爾文生平相關的英文文章，則多達兩千餘篇。【56】

總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辛勤勞作，達爾文的生平事跡幾乎到了纖毫畢見的程度；因此，用這些產品來核對方舟子上面那四句話，就像用探照燈照射禿子的光頭，上面的虱子根本無處逃遁。

首先，達爾文去世之時，身邊只有四位家人：夫人艾瑪（Emma Darwin, 1808-1896）、三女艾娣（“Etty,” Henrietta Emma Litchfield, 1843-1929）、四女貝茜（”Bessy,” Elizabeth Darwin,1847-1926）、三子弗蘭克（“Frank,” Francis Darwin, 1848-1925）。【57, p.52】這四個人之中，除了貝茜之外，其餘三人都曾撰文，或繁或簡地回憶達爾文去世時的情形，但卻沒有一人曾說過“達爾文在夫人愛瑪的懷裡停止了呼吸”這樣的話，或者講述過能夠引起相關聯想的情節。【58,  pp.358-359】【59, pp.328-335】【60】

第二，所謂“遺願”，是指死者生前明確表達出來的未竟願望。而達爾文雖然確實留有遺囑【61】、作有《自傳》【62】，但其遺囑專門談論財產分配；在其《自傳》中，達爾文也沒有對自己的身後之事做出過任何明確的指示。實際上，即使是在口頭上，達爾文也不曾留下任何相關言論。

第三，幾乎所有的達爾文傳記都會告訴讀者，達爾文夫婦1839年結婚，婚後頭三年住在倫敦，1842年9月搬進唐恩村（Downe）的唐宅（Down House）——實際上，達爾文自傳中的一個小標題就是《在唐恩定居，從1842年9月14日至今，1876年》（Residence at Down, from Sep. 14, 1842, to the present time, 1876）。【62, p.114】因此，到達爾文1882年4月份去世，達爾文只在唐恩村生活了39年零7個月。按照方舟子在六年後駁斥崔永元對他的“操行評定”【63】時使用的“方氏數學大法”——“399萬也是300多萬”【64】——，方舟子豈不應該說達爾文在唐宅居住了“30多年”嗎？怎麼會是“40多年”？“多”在哪兒呀？

實際上，一本1981年出版的達爾文傳記——方舟子從中偷了至少一條信息（下詳）——就說，達爾文在唐宅居住了將近四十年（Down House…… was Darwin’s home and refuge for nearly forty years）。【65, Plate 25】不僅如此，曾親訪唐宅的王艷紅——就是那位把方舟子捧為“一等一的全才”【66】的新華社記者、方舟科邪教三思科學幫的大姐大——也說，達爾文從“1842年初夏”開始決定離開倫敦，“開始找房子”，“於1842年9月搬了進去”，“直到達爾文1882年辭世，這幢房子容納了他40年的生活與工作。”【67】由此可知，方舟子在撰寫這篇文章時，連最基本的功課都沒有做。

當然，慣於嘲笑誰誰“小學數學沒有學好？”、誰誰“應該重修小學數學”【68】的方舟子在“小學數學”上出醜，還有一個可能的原因，那就是：他確實是在運用“方氏數學大法”來進行計算，因為根據這個大法，從1972到1990等於“28年”、從1960到1990等於“40年”、從四月份到八月份等於“不到三個月”。【69】

2、謊話連篇

其實，方舟子在那個只有113個字的段落中鬧出來的最大笑話，就是他說“達爾文的遺願是埋葬在唐恩村的家庭墓地中，與……夭折的大女兒安妮埋在一起。”之所以說它是大笑話，是因為，第一，“唐恩村的家庭墓地中”根本就沒有安妮的墳墓；第二，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達爾文曾經懷有與安妮葬在一起的“遺願”——恰恰相反，所有的信息都顯示，他想要與死去的安妮離得越遠越好。

（1）墓地

2001年，達爾文的玄外孫凱尼斯（Randal Keynes, 1948-）的一本書在英美同時出版，書名略有不同，英國版的書名是《安妮的盒子：達爾文，他的女兒，以及人類進化》（Annie's Box: Charles Darwin, His Daughter and Human Evolution），美國版則將“安妮的盒子”去掉，以副題為書名《達爾文、他的女兒和人類進化》。而不論哪個版本，該書第一頁上都明晃晃地寫着這樣一句話：

“從皮夾上撕下的一頁紙上有一張教堂墓地的地圖：‘安妮·達爾文在馬爾文的墳墓。’” （And on a leaf torn from a pocketbook is a map of a churchyard: “Annie Darwin’s grave at Malvern.”）【70, p.1】

根據這本書，安妮從1850年6月開始感覺不適，到了10月左右，達爾文送安妮到海邊接受海水治療；接着，在自家，達爾文對安妮施行所謂的“水療”（water cure 或 hydropathy），因為達爾文相信“水療”曾在兩年前治癒了自己，而安妮的疾病乃是他本人疾病的延續。可惜的是，在海水療和井水療之後，安妮的病情不但沒有好轉，反倒繼續惡化。於是，在1851年3月，達爾文把安妮送到距離唐恩村大約150英里的馬爾文鎮（Malvern），接受專業“水療醫師”顧里（James Manby Gully, 1808-1883）的專業治療。不幸的是，在接受顧里的“水療”之後還不到一個月，安妮就去世了。【70, chapters 8-9】達爾文雖然陪伴安妮至死，但他卻將料理安妮後事的責任交給自己的表姐兼大舅嫂，自己則在安妮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安妮下葬的前一天，匆匆離開馬爾文。【70, p.218】所以，12年後，當達爾文再次到馬爾文接受水療時，他才需要給一位表兄寫信，詢問墓地的準確位置，因為艾瑪根本就找不到安妮的墳墓。【70, p.299】儘管凱尼斯含含糊糊地說，達爾文和艾瑪看到了安妮的墳墓（he and Emma returned at last to Malvern and saw Annie’s grave）【70, p.298】、他們最終找到了安妮的墓碑（they found the headstone）【70, p.299】，但根據專門研究維多利亞時代喪葬習俗的澳大利亞歷史學家嘉蘭德（Patricia Jalland, 1940-），達爾文一生都不曾到過安妮的墓地。【71】

2009年，凱尼斯的那本書被改編成了一部名為“創世紀”（Creation）的電影。電影中有一幕戲：水療醫生顧里覺得達爾文患的是“心病”——但給出的正式診斷卻是“神經性消化不良”（nervous indigestion）【72】——，所以他問達爾文：你是否曾到過安妮的墓地？（Have you yet visited the grave?）達爾文先是拒絕回答這個問題（I really do not wish to discuss this），然後起身逃走。接下來的場景就是達爾文被安妮的鬼魂牽引，來到當年住過的旅館大哭了一場。雖然影片沒有交代，但該故事卻只能發生在1863年，也就是達爾文與妻子最後一次到馬爾文接受水療之時。儘管那個情節是虛構的，但它卻是基於大量的史實，即達爾文對安妮的去世懷有極其複雜、難以言表的“情結”——凱尼斯說那是“恐懼和緊張”（fears and stress）。【70, p.298】同樣，達爾文的傳記作家簡奈特·布朗也說，儘管在安妮死後，達爾文仍舊相信水療十多年，但他卻一直不敢去馬爾文找顧里，而是求助於其他水療醫師。【72】

問題是，達爾文為什麼要躲避安妮？

（2）水療

在“經典達學”中，有一個所謂的“安妮假說”（Annie Hypothesis），即認為達爾文之所以最終拋棄基督教信仰，是因為安妮的夭折。例如，王艷紅就說：“安妮的夭折摧毀了他對基督教最後的信仰”。【67】而方舟子則從2002年起就開始絮叨類似的話，在七八年間絮叨了五六次，如“一直到40歲時（主要因為女兒安妮的夭折）才徹底拋棄了基督教”【11】，“他是直到大女兒安妮夭折才徹底地否定了基督教”【73】、“安妮的夭折是達爾文思想發展上的一個轉折點，達爾文因此徹底否定了基督教信仰”【74】。

事實是，就像“達爾文的遺願是……和夭折的大女兒安妮埋在一起”一樣，“安妮假說”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謠言、鬼話。

“安妮假說”的基本邏輯就是，達爾文鍾愛安妮，但上帝不僅沒有對她施以援手，把她從死神的手中拯救出來，反倒讓安妮在去世前飽受折磨——由此導致達爾文對上帝懷恨在心。而事實是，對於安妮之死，達爾文本人應負的責任要比上帝大得多，即達爾文有充足的理由將愛女之死歸咎於自己，而不是上帝。

首先，達爾文讓一個染病的幼女接受長達半年的“水療”——主要方法就是用冷水刺激皮膚——，不僅在今天看來十分愚昧，即使是在當時，那也不聰明。而方舟子顯然是要給自己的偶像遮羞，所以他在發表《達爾文的葬禮》之前幾個月說了下面這段話：

“在安妮患病後，達爾文根據一位名醫的建議，每天對安妮進行‘水療’，例如用濕布包裹患者全身，猛烈揉搓5分鐘。在家中治療無效後，達爾文把安妮送到了那位名醫的療養院，在其指導下進行水療。一個月後安妮就死在了那裡。在安妮生命的最後幾天，達爾文日夜陪伴在她身邊，每天寫信向因懷孕留在家中的愛瑪匯報情況，留下了詳細的記錄，讀之令人心酸。”【75】

毫無疑問，方舟子所說的那位“名醫”就是前面提到的顧里。而事實是，顧里雖然有“名”，但卻不是什麼“醫”（physician），因為“水療”不僅在今天被視為“偽科學”、“偽醫術”，它在當時就被正規醫學界所排斥。【76-79】。例如，著名的《柳葉刀》雜誌在水療剛剛被引進英國之際，1842年，就稱它為“江湖騙術”（quackery）。【80】四年後，因為“水療”發生了醫療事故，1846年6月13日出版的那期《柳葉刀》開篇第一句話就是：“是給‘水療’換個新名字的時候了，我們認為最合適的新名字是‘水死’。”【81】在當時，連美國的《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當時稱為《波士頓醫學與外科雜誌》）都發布了“倫敦的《柳葉刀》將流行的用水治療疾病的方法稱為‘水死’，而不是其倡導者所說的‘水療’”這個消息【82】。

除了在醫學圈內名聲不好之外——英國倫敦大學的一篇博士論文就題為《維多利亞時代替代醫學爭取合法性的鬥爭：以水療法和催眠術為例》【83】——，在醫學圈外，水療也沒啥信譽。1848年，有“維多利亞時代文化的鏡子”【84】之稱的《雅典神廟》——一份涵蓋“文學、科學、藝術”的雜誌（The Athenaeum, a journal of literature, science, and the arts）——，發表了一篇書評，評論當時風靡一時的水療書籍，其中就包括“名醫”顧里的一本書。據該書評，水療法與催眠術、顱相學和順勢療法一樣，都是江湖騙術。【85】不僅如此，這篇書評認為顧里的書雖然寫得冠冕堂皇，看上去很“科學”，但其中幾乎每一頁都表明作者的先入為主，幾乎沒有證據表明作者對水療法進行過認真的研究。【86】顯然是這個緣故，達爾文在1849年給其密友胡克寫信說：“我確信水療不是江湖騙術”（I feel certain that the water-cure is no quackery）。【87, p.373】這在今天聽來，頗像是在自我辯解，就像幾十年後“胡適博士”打着“科學”的旗號回到中國，找中醫看病必須偷偷摸摸【88】，是“異曲同工”。

實際上，曾經治療過達爾文和安妮的醫生霍蘭德（Henry Holland, 1788-1873）——他不僅是達爾文的表親，而且還是一位真正的“名醫”：皇家學會會員、女王御醫，曾為六位英國首相治病【89】——就曾拒絕向達爾文推薦水療【90, p.209】，並且當面告訴達爾文，他所體驗到的“水療療效”乃是來自休息、遠足、放鬆，與水完全無關【91, p.510】，斷言“在你的生命結束之前，水療將會像現在的催眠術一樣名譽掃地”（Before the end of your lifetime hydropathy will be as discredited as mesmerism is today）【91, p.511】。在達爾文過六十歲生日之際，霍蘭德對達爾文說：“誰能想到你能活到今天？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你一直在找死！”（Whoever would have thought that possible? You’ve been expecting an imminent death for several decades!）。【91, p.685】

事實是，水療法是西里西亞一個名叫普里斯尼茨（Vincenz Priessnitz, 1799-1851）的貧窮農夫（peasant-farmer）發明的一個民間治病“偏方”。這個發明的起因是他在13歲時扭傷了手腕，於是本能般地把那隻手放進冷水中，結果發現傷痛得到緩解。四年後，他的肋骨骨折，因為無法泡進冷水之中，他於是就用濕布纏身，結果也取得了與冷水浸泡相同的效果。在那之後，這種止痛的土法逐漸發展成能夠包治百病的“水療”。【92】最讓人嘖嘖稱奇的是，普里斯尼茨幾乎是個文盲（Priessnitz was almost illiterate），而在他看來，水療否定了正規療法，使醫學變得多餘。【93】按照中國反偽幫的幫規和方舟科邪教的教義，這個農夫是一個典型的“反智”、“反科學”。

如上所述，水療就是冷水浴的變種，所以《不列顛百科全書》說它的名稱有缺陷甚至誤導。【94】相應地，這種療法也從來就沒有通過方舟子口中的那個“能夠確定藥物療效的最可靠的方法”——即雙盲試驗【95】——的檢驗。而根據後來的雙盲試驗，冷水浴對預防某些疾病或許有些許作用，但對治病卻啥用都沒有。【96】實際上，按照“名醫”顧里本人的說法，水療的原理就在於驅邪。【97】而在從何祚庥到方舟子的整個反偽幫看來，“驅邪”就是封建迷信。【98-102】實際上，據達爾文的次子喬治（George Howard Darwin, 1845-1912）說，顧里不僅是一個唯靈論者，他還相信千里眼。【90, p.355】所謂“千里眼”（clairvoyant），就是那些宣稱自己的肉眼具有透視功能的“特異功能人”。而顧里竟然說服達爾文自己掏錢接受了千里眼的透視診斷。（同上。）因此無論怎麼看，水療都是反偽幫、科邪教口中的“偽科學”、“騙術”。

事實是，安妮死前的主要症狀就是嘔吐綠色液體（Annie vomited green fluid, bile from her liver）【70, p.206】，顧里認定的安妮死因是“傷寒性膽汁熱”（bilious fever with typhoid character）。【70, p.241】但是，按照老中醫方舟子的“穿越時空科學診斷大法”——他有能耐在僅僅通過電話“問了症狀”之後就斷定自己老母罹患的疾病“不像是鼻癌”，結果“就這麼拖着”，任憑“最兇猛的惡性淋巴瘤——鼻型NKT細胞淋巴瘤”折磨她直到“晚期”【103】——，認定安妮罹患的是肺結核。【75】【104】而不論安妮罹患的是什麼病，一個十歲幼女都不大可能承受得了頻繁的冷水刺激——它對病人體內的病原菌也不可能產生什麼效果。實際上，達爾文的爺爺和父親都是名醫、達爾文本人也曾在當時英國最著名的醫學院，愛丁堡大學醫學院，受過兩年醫學教育。因此，達爾文的愚昧和偏執就顯得更加不可思議。而就是這樣一個人，被方舟子捧為過去一千年中最偉大的科學家，即“千年第一人”【7】——後來變成“第一等的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105】。

總而言之，按照方舟子的老靠山、中國科學納粹元老何祚庥僅僅根據中醫沒能治好罹患晚期癌症的陳曉旭就斷言“陳曉旭就是被中醫害死的！”這個混賬、邪惡邏輯【106】——方舟子本人對之完全贊同【107-108】——，方舟子完全應該斷言“安妮就是被水療害死的！”實際上，英國倫敦大學博士凱德爾（Susan Alison Kinder）在其博士論文中幾乎就是那麼說的（It is undoubtedly a supreme irony that the water cure may have killed Annie）。【83, p.69】可是，方舟子卻把那個施虐的顧里說成是“名醫”，把助紂為虐的達爾文說成是全人類過去一千年中最最偉大的科學家。你能搞懂這伙科學納粹口中的“科學”到底是什麼東西嗎？

水療

英國電影Creation中達爾文和安妮接受水療時的場景，顯示大量冷水從高處潑向患者。

（3）原罪

除了強迫安妮接受水療之外，達爾文對安妮的夭折還有其他責任。和優生學的創建人、達爾文的表弟高爾頓（Francis Galton, 1822-1911）一樣，達爾文也相信人的很多性狀都是來自遺傳或可以遺傳。所以，從一開始，達爾文就懷疑安妮體質虛弱甚至病患的根源是他本人。就在安妮去世之前五天，達爾文在給艾瑪的信中寫道：“她的狀況似乎是我的馬爾病的加強版”。【109】七年後，達爾文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這樣寫道：

“我現在有六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因為他們都不夠強健，這對我的幸福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缺憾；他們之中有人似乎繼承了我的可惡體質。”【110】

而在進入六十年代以後，隨着親手從事植物雜交試驗，達爾文逐漸意識到了近親繁殖的危害性，並因此懷疑自己孩子的虛弱體質可能來自他與艾瑪的近親婚姻——他們二人是所謂的“第一表親”（first cousin），即除了同父同母的兄弟姊妹之外，血緣關係最近的那種關係。1870年，達爾文給自己在議會中的朋友寫信，建議在即將開始的人口普查中，增添對近親婚姻情況的調查。【111, pp.215-216】這個建議遭到了議會的否絕，達爾文於是轉而鼓勵自己從事數學研究的次子喬治繼續探討這個問題。【112】

換句話說就是，儘管中國人早在春秋時代就注意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這種現象【113】——實際上，世界上其他民族也都有類似的知識【114】——，但在當時現代科學最為昌盛的英國，被方舟子捧為“現代生物學之父”【115】的達爾文卻直到建立了“現代生物學”之後才對之產生懷疑——這豈不就是所謂的“咄咄怪事”嗎？更為咄咄可怪的是，達爾文的中國鬥犬竟然極力為達爾文的近親婚姻辯護，宣稱它不僅沒有對其子女產生不良影響，恰恰相反，它促進了其後代的“成功”，因為其子孫之中出了幾個院士甚至爵士。【75】【104】【116】

事實是，根據達爾文的“適者生存”理論，所謂的“適”就是既能活下來又能生下去——“老祖父”邁爾就說，達爾文的生存鬥爭就是個體間的繁殖競爭（Darwin's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s a reproductive competition among individuals）。【117, p.881】而“老祖父”的“三孫子”方舟子對之當然只能點頭稱是：“按進化論定義，遺下最多後代的生物最能適應。”【53】可是，在達爾文的成年子女中，有六人享有長期婚姻，但其中三人卻沒有留下後代——據分析這與其父母的近親血緣高度相關。【118-121】但老中醫方舟子——他具有穿越時空斷定“華盛頓患有男性不孕症”的特異功能【122】——，卻對達爾文的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不育的現象絕口不提。實際上，在不涉及達爾文的時候，方舟子一直承認近親繁殖對後代具有不良影響。【123-125】並且，按照他的說法，連動物都“知道”避免近親交配這個道理。【126-127】所以說，方舟子口中的“科學”是地地道道的“科邪”，不僅專門為他本人的邪惡目的服務，而且能夠證明任何歪理邪說。

其實，上面這些事實還說明，儘管方舟子把達爾文捧上了天，但在他的內心，他肯定將達爾文視為一個愚不可及的老愚公，因為他既搞不清楚自己子女的體質虛弱與其近親婚姻無關，又沒能發現那個糾纏了自己一輩子的神秘病患乃是因為進食乳糖所致。換句話說就是，如果方舟子真的相信自己的說法，則僅憑這些“事實的真相”，再加上其“萬年第一人”的“方式邏輯”——他不止一次說“能教我邏輯的人還沒生出來”【128】——，方舟子就能夠推導出“達爾文的‘智商’連我這個雲霄縣城裡的小衙內都不如”的結論。既然如此，他為什麼非要把達爾文捧為人類有史以來的第一偉大科學家呢？因為這個中國科邪教教主心裡非常明白，他要在“一點也不可愛”【129-130】、甚至應該發生“一次奇蹟的毀滅”【131】的中國建立一個能夠呼風喚雨的邪教組織，他就必須給自己找一個洋主子，然後把他捧上天。實際上，達爾文的偉大即使只有方舟子所說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萬分之一，只要他有一點點良知，他都沒有絲毫可能把安妮的死歸咎於上帝，而不是他本人。

偽科學的受害者：安妮·達爾文

達爾文的長女安妮在十歲時因病被達爾文送到離家大約150英里的馬爾文接受所謂的“水療”，不到一個月就不治身亡。安妮死後被就地安葬。雖然達爾文為安妮的墓碑撰寫了碑文（A dear and good child），但他可能一生都不曾見過那塊墓碑。（圖片來源：findagrave.com.）

三、捉賊捉贓

如上所述，安妮之死牽涉到達爾文與基督教的關係，這對於“達教”信徒來說，是一個與達爾文提出進化論具有同等重大意義的事情。因此，任何一部篇幅夠大、嚴肅性夠強的達爾文傳記都會對之予以敘述，即使不明說“安妮的墓地不在唐村，而是在馬爾文”，它們也會間接地透露這樣的信息。實際上，在20世紀初出版的《艾瑪家書》中，就有安妮在馬爾文下葬及艾瑪在十二年後到那裡尋找安妮墓碑的詳細記載【132】——它也是後來相關敘述的唯一正源。顯然，“達爾文中國鬥犬”又是傻乎乎地被誤導了，竟然把安妮的墓地遷移到了“唐恩村”。不僅如此，他還編造了一個瞎話，讓生前都不願意與死去的女兒待上一會兒的達爾文，想要在死後與其在地下“長眠”。

問題是，方舟子在第一段話中的這個失誤，以及其他三個失誤，到底是怎麼來的呢？

1、順藤摸瓜

早在2000年，也就是被于光遠團伙請回中國，擔任專職“反偽英雄”的那一年，方舟子就曾擺出“全球達教總部中國專區首席特派員”的面孔，開列了一個《進化論推薦書目》，其中推薦了三十多本達教正統書籍，而在他看來，“目前最好的達爾文傳記”只有一種，即“德斯門德、摩爾《達爾文》（1992）”。【133】而《達爾文的葬禮》一文，就是根據這本書——其全名為《達爾文：一個飽受折磨的進化論者的一生》【134】的最後兩章（第43、44章），尤其是最後一章，題為《修道院裡的不可知論者》（An Agnostic in the Abbey），寫成的。方舟子顯然不知道，第44章的文字幾乎全部來自該書第二作者“摩爾”（James Moore, 1947-）在1982年獨自署名發表的史學論文，題為《達爾文安息在西敏寺》。【135】換句話說就是，《達爾文的葬禮》的主要抄襲對象就是摩爾，他一直在英國開放大學任教，目前是該校的榮譽退休教授。

苦主摩爾

在世界“達學界”，英國人詹姆斯·摩爾雖然算不上是領軍人物，但也可以算得上是第一方陣成員，他對達爾文的生平了解甚詳，並且率先提出“安妮假說”——它被幾乎所有的達教信徒信以為真。上圖截自美國公共廣播電視公司（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PBS）2001年播出的電視片《達爾文的危險觀念》（Darwin's Dangerous idea）。

按照常識，要從幾十種達爾文傳記中評選出“目前最好的達爾文傳記”，一個人至少需要閱讀其中的幾種或十幾種才有資格說這樣的話。而方舟子自己承認，他雖然被人認為是博覽群書，但實際上他不過就是“亂翻群書”而已：“從中學的時候起，我就常常被誤會為讀過許多書，其實我最多不過只能算翻過許多書罷了。”【136】實際上，即使是“翻書”，方舟子翻的也都是一些二手貨。所以，他之所以敢於斷言那本《達爾文》是“目前最好的”，並不是因為他真的將之與其他同類著作做過比較，而是在學舌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 1941-2002）——對，就是那個被他在2002年抄襲的哈佛大學古生物學教授【26】——，因為古爾德在1992年就說德斯門德、摩爾是“達爾文產業”的標杆，他們合著的《達爾文傳》是迄今最好的。【137】這也是方舟子把那本1991年出版的書寫成“（1992）”的根本原因。

說方舟子在推薦“德斯門德、摩爾《達爾文》（1992）”時根本就沒有讀過那本書，還有一個證據。2000年4月5日，也就是在發表《進化論推薦書目》之前一周，方舟子寫了一篇《〈進化新篇章〉序言》，這是開篇第一段話：

“1882年4月19日，73歲的查爾斯·羅伯特·達爾文在家中安祥地逝世。一周后，在英國國會的要求下，達爾文被安葬在倫敦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他的身邊安息着另一位科學巨人、物理學之父伊薩克·牛頓。”【115】

在上面這兩句話、80個字中，存在三個明顯的錯誤：第一，達爾文逝世時根本就不“安詳”，而是“飽受病痛折磨”；第二，西敏寺決定接收達爾文根本就不是在“在英國國會的要求下”——“英國國會”根本就不曾提出過這個“要求”，它也沒有那個權力——；第三，那位在“他的身邊安息着”人物根本就不是牛頓，而是另一位對達爾文進化論嗤之以鼻的天文學家。假如方舟子當時真的讀過“德斯門德、摩爾《達爾文》（1992）”的話，除非他故意讓自己出醜，否則他沒有任何理由如此信口雌黃。

方舟子的不幸不僅僅在於他的好偷、懶惰、智商有限，更在於他的淺學薄識。原來，就在“目前最好的達爾文傳記”出版四年之後，1995年，前面提到的那位簡奈特·布朗就出版了自己的《達爾文傳》第一卷。對於這本書，古爾德也是讚不絕口，說它對達爾文的成就做出了比以往任何作家都要好的解釋。【138】雖然古爾德沒有將之與“德斯門德、摩爾《達爾文》”進行直接比較，因此我們無從得知他覺得到底哪本傳記真的是“最好”，但我們明確地知道，布朗的《達爾文傳》第二卷在2002年出版，隨即獲得世界科學史學會（The 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的“輝瑞大獎”（Pfizer Prize）；2006年，已經接近退休年齡的布朗被哈佛大學從英國挖來，聘為該校科學歷史系的講座教授（Aramont Professor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139】目前，布朗的《達爾文傳》與“德斯門德、摩爾《達爾文》”被公推為最好的兩部達爾文傳記。【140-142】

方舟子雖然在開列“推薦書目”之際無法預知後來的一切，但是，在撰寫《達爾文的葬禮》之時，他卻沒有對此茫然無知的任何理由。而如上所述，他的這篇文章完全是抄襲“德斯門德、摩爾《達爾文》（1992）”，尤其是其最後一章。

2、順手牽羊

其實，方文的第一句話——“1882年4月19日下午4點，達爾文在夫人愛瑪的懷裡停止了呼吸”——就是抄自“德斯門德、摩爾《達爾文》”第43章最後一段的這兩句話：

“Emma cradled his head on her breast, swaying gently, her eyes closed. His life ended at four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Wednesday 19 April, 1882.”【134, p.663】

如上所述，在艾瑪的家書及其子女的回憶中，都沒有“達爾文在夫人愛瑪的懷裡停止了呼吸”這樣的記載，而上面那兩句話雖然可以做出那樣的解讀——澳大利亞一位從工商諮詢師轉行的達爾文傳記作家就和方舟子一樣，也是那麼理解的【143】；另一本達爾文通俗傳記描繪得更是栩栩如生：“……接着，他的頭就垂到艾瑪的懷裡。艾瑪輕輕地搖着他的頭，他死了”（It revived him for a moment but then his head dropped to Emma’s breast; she cradled his head and he died.）。【144, p.278】（註：這兩本達傳都將“德斯門德、摩爾《達爾文》”列為自己的參考文獻）——，但也可以理解成艾瑪在達爾文死前曾那樣抱過達爾文，但並非一直抱到達爾文咽下最後一口氣。實際上，布朗的《達爾文傳》就沒有那麼說。【145, p.495】同樣，艾瑪的傳記，《艾瑪·達爾文》，也沒有那麼說。【146】如果方舟子所說的是史實，如此感人至深的畫面，“德斯門德、摩爾”幹嘛要寫得如此不明不白、布朗幹嘛要不置一詞？

方舟子鬧出的另一個笑話，即“達爾文的遺願是埋葬在唐恩村的家庭墓地中，與哥哥伊拉茲馬斯和夭折的大女兒安妮埋在一起”，顯然來自他對“德斯門德、摩爾《達爾文》”最後一章第一段話中下面這兩句話的誤讀：

“He would lie under the great yew that had stood sentinel for six centuries at the lychgate – next to his infant children and beside Erasmus. Darwin had expected to be placed here, glimpsing his death the previous summer, and it was clearly the wish of the family and village folk.”【134, p.664】

原來，1881年6月15日，也就是在去世前十個月，達爾文在給密友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 1817-1911）——如果說赫胥黎是“達爾文鬥犬”的話，那麼胡克就是“達爾文戰狼”，因為是他把“華萊士進化論”的優先權從華萊士的手中一把搶下，送給了達爾文【147】——的一封信中，寫下了“所以我必須將唐村墓地視為地球上最甜蜜的地方”（So I must look forward to Down graveyard as the sweetest place on earth）這句話。【148】由於這是在一封私信中的閃爍其詞；並且，在達爾文去世前，其家人很可能對它一無所知——它並沒有出現在1887年首次問世的三卷本《達爾文自傳及書信》中，而是出現在1903年出版的《達爾文書信集補遺》第二卷中——，所以它根本就構不成達爾文的“遺願”。最為荒謬的是，由於達爾文的哥哥“伊拉斯謨斯”（Erasmus Alvey Darwin, 1804-1881；註：“Erasmus”通譯“伊拉斯謨”）在1818年8月26日去世，並被葬在唐村墓地，所以達爾文的那段話竟然被摩爾拿來當作達爾文想要與其哥哥同葬一處的證據。【57, p.50】

其實，就在“伊拉斯謨斯”去世的第三天，達爾文在一封私信中寫道，“我將再也見不到像他那樣的人了”（I shall never see such a man again）。【149】如果達爾文的“遺願”是與哥哥同葬一地、並且他確實相信死後重逢的話，他會這麼說嗎？

事實是，在去世前七年，即當達爾文的導師兼密友、地質學家萊爾（Charles Lyell, 1797-1875）——達爾文構建進化論的知識，來自萊爾的最多【150】；“德斯門德、摩爾”甚至說達爾文當初是戴着萊爾的眼鏡看世界的（The world – through Darwin’s Lyellian spectacles – was an accumulation of tiny changes）【134, p.190】——被安葬在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又譯“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時，達爾文曾對胡克表達了自己相當複雜——既有喜悅，又有艷羨——的心情：

“我對[萊爾被葬於]西敏寺感到深切的喜悅，我以前從未想到過這種可能性。我確實認為他的作品是對他的所有評價中最持久的，正如你所說；但後來我不喜歡他去世時沒有任何外在跡象表明科學界人士對他的成就的看法。現在這一切都改變了，沒有什麼比西敏寺更好的了。” 【151】

也就是說，在達爾文看來，一個人死後能夠被葬在西敏寺，不僅僅是其社會地位的體現，而且還相當於得到了科學界的肯定。所以，他在1881年6月流露出的那個隱隱約約的“遺願”，只能說是一個不得已而求其次的無奈選擇。實際上，上引的摩爾那兩句話在1982年曾是個疑問句：

“這難道不是死者的預期嗎？去年夏天，他曾對自己必須在唐恩教堂墓地尋找自己的位置而感到絕望？”（Had this not been the expectation of the deceased, who despaired the previous summer that he must look forward to his place in Downe churchyard?）【135】

但在1991年出版的“德斯門德、摩爾《達爾文》”中，疑問句被改成了陳述句。同樣，布朗也說，艾瑪知道達爾文“expected”自己會被埋葬在唐村墓地。（Emma knew that Darwin expected to be buried in Downe churchyard, alongside Erasmus and the Darwins’ two dead babies,……）。【145, p.495】

“expect”這個單詞雖然一般譯為“預期”或者“期望”，但它的另一個含義卻是“regard (something) as likely to happen”【152】，即將某件事的發生視為必然。例如，“he expected his father’s death”這句話，並不是說這個人希望自己的父親死去，而是說他知道父親的死亡即將來臨、不可避免。換句話說，摩爾和布朗都使用expect這個單詞來表達達爾文對自己墓地的預期，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因為除了這個單詞，就無法形容達爾文那種隱隱約約的“遺願”——既盼望自己能夠像萊爾那樣葬於西敏寺，卻又無法把這個意思明確地說給他人：一個躲避教堂三十多年的人，想要死後進入英國皇家教堂，即使不被世人恥笑為痴心妄想，也會被後人視為前倨後恭。而方舟子呢？他顯然對所有這一切都茫然無知，所以他才會傻頭傻腦地鬧出第二個笑話。

3、順水推舟

至於方舟子鬧出的第三個笑話，則完全怨不到摩爾，更怨不到德斯門德，而只能怨他自己。原來，早在十多年前，我就發現了這樣一個秘密：方舟子是應試教育培養出來的典型（畸形）產品，具有“知識貧乏、語言貧乏、愛好貧乏、想象力貧乏、思想僵化、定向思維”這些特點。【153】而所謂“定向思維”，就是對於模糊、含混、可以做多種不同解讀的信息，方舟子會專門做出與自己的固定觀念和信仰有利的解讀，而他的拿手絕活兒就是“短路線性思維”。【154】而在發表《達爾文的葬禮》之前一年，他還曾發表過《達爾文的子女》一文，其中有這樣兩句話：

“在安妮死後，達爾文徹底地告別了基督教，不再參加禮拜儀式，星期天把家人送到教堂，自己則留在外面等他們。安慰他的，只有安妮留下的美好回憶——在安妮死後一周，他寫下了一篇安妮回憶錄。”【75】

2001年，美國公共廣播電視公司（PBS）播出了丹尼特的《達爾文的危險觀念》【155】製作的同名電視片，其中，第一個出場的畫外評論家就是丹尼特，而他說出的第一句話就是：

“如果我給任何人曾經有過的最佳想法頒獎的話，我會把它頒給達爾文的自然選擇思想——先於牛頓，領先於愛因斯坦——因為他的想法結合了我們宇宙的兩個最不同的特徵：一方面是無目的、無意義的物質和運動、粒子的世界，另一方面是意義和目的、設計的世界。”【156】

這句話與丹尼特在書中的話幾乎完全一樣。【157】而方舟子在新世紀挑起的第一個話題，“誰是千年第一人”，並且趁勢把達爾文推舉為“千年第一人”，就是在鸚鵡學舌丹尼特。

無獨有偶。在這個電視片中，還有達爾文“星期天把家人送到教堂，自己則留在外面等他們”這樣的場景，而且緊接其後，就是摩爾的斷言“安妮的夭折摧毀了達爾文對基督教的信仰”（what Annie's death did to Darwin's faith was mainly to destroy Christianity），以及達爾文到安妮的墓地給她獻花的畫面。【158】

據方舟子自己承認，PBS是他獲得“美國主流學術界觀點”的重要渠道【159】、“是我看得最多的一個台”【160】；而將《達爾文的危險觀念》譯成中文，是方舟子在“毅然回國”之初立志要干的四件大事之一【161】。而早在那之前三年，1997年，丹尼特就被古爾德罵為“原教旨達爾文主義者”道金斯的“哈巴狗”（Dawkins's lapdog）。【162】搞明白為什麼方舟子對丹尼特情有獨鍾了嗎？對，就是因為他是一個“原教旨達爾文主義者”。

達爾文神話之西風東漸

就像佛經、《古蘭經》、《聖經》一樣，“達經”中也存在着不計其數的“神話”，其中之一就是“達爾文女兒安妮的去世導致達爾文最終放棄其基督教信仰”。據劍橋大學科學史博士、號稱全球最大的達爾文資源網站（The world's largest resource on Darwin）“達爾文在線”的主編范懷赫（John van Wyhe, 1971-）考證【163】，這個神話始於不列顛廣播公司（BBC）在1978年製作的一個電視片，但它第一次見諸文字，卻是在方舟子的苦主摩爾1982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在當時它僅僅只是一個猜測。【164】但是，就像達教教徒有能耐把達爾文根據“推理”建立的自然選擇學說捧為“已被證實的科學理論”一樣，他們也有能耐把所有與達爾文有關的神話敘述得像是千錘百鍊的史實一般。所以，很快，這個始於猜想的神話就變成了一個鐵一般的“事實”，被幾乎所有的達教徒採信並且廣泛傳播。但是，據范懷赫的研究，這個始於“猜想”的神話幾乎沒有任何證據的支持（there is little or no supporting evidence）。2001年，美國公共廣播公司製作的電視片《達爾文的危險觀念》播出，其中所講的故事之一就是這個神話，其手段就是運用虛構的畫面、場景，如顯示達爾文在把家人送進教堂之後，他獨自一人去安妮的墓地給安妮獻花。這些編造的畫面直接誤導了善於“短路直線思維”的“達爾文中國鬥犬”方舟子，讓他以為安妮的墓地就在達爾文的居住地唐村。而實際上，安妮的墳墓所在地馬爾文距離唐村大約150英里，坐馬車需要走兩天。

2010年11月，方舟子透露說，他“最近”剛剛讀過凱尼斯的那本《達爾文、他的女兒和人類進化》。【74】他很可能在那時發現了自己的失誤。可惜的是，收錄《達爾文的葬禮》的《大象為什麼不長毛》當時已經出版，這導致他無法繼續倒賣這篇地溝油文章：如果他對原文做出更改，則必將引起方粉們的注意，進而動搖其“教主全知萬能、永遠正確”信念；而如果不做改動繼續發表，則必將引起“方學家”的注意，不僅會發現其失誤，而且還會找到他的抄襲來源。其實，在“德斯門德、摩爾《達爾文》”一書中，就有安妮被埋葬在馬爾文的相關信息（The next morning at nine o’clock Annie was buried in the Priory Churchyard）。【134, p.385】而方舟子的腦袋如果不是那麼封閉、僵化、定式的話，他就應該對上面那段引文中的“嬰兒”（infant）這個單詞——葬在該墓地的兩個孩子都死於幼年，一個只活了23天，另一個只活了18個月——產生警覺，因為十歲的安妮無論如何都不能算是嬰兒。

同樣，導致方舟子犯下第四個錯誤的元兇也是他自己那顆極度無知、極度懶惰，又極度自戀的腦袋：他以為安妮是達爾文的愛女，所以達爾文就一定會把她安葬在家庭墓地，並且一定會希望自己死後與之相逢九泉。以“智商高超”自許【165】的方舟子就是沒有想到，那樣的想法既與達爾文的“無神論者”身份不符，也與達爾文一直懷有的“安妮死在我的手裡”這個念頭不兼容。實際上，在“德斯門德、摩爾《達爾文》”中，就有“家族內近親繁殖一直令他擔憂”（Family inbreeding had long worried him）這樣的話。【134, p.447】同樣，布朗也說，“近親繁殖的話題一再浮現。他對動植物的研究中流淌着一種自我憂慮的潛流，因為他永遠都無法確定近親之間的繁殖是否會在無意中遺傳給後代一系列先天的弱點，如不育或易於患病”。【166】只不過是，方舟子自信比魯迅的兒子還要了解魯迅【167-168】，因此一定也認為自己比達爾文的兒子還要了解達爾文。所以，那三個英國佬在他的眼中就是“何足掛齒”！

四、達教秘史

毫無疑問，一個人要撰寫關於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文章，他首先必須掌握一定的史料。而無一例外地，方舟子在撰寫這類文章時所使用的史料，全部盜自第二手甚至第三手來源。就《達爾文的葬禮》而言，方舟子的“料”就是摩爾的文章。這是《達爾文的葬禮》的第二段話：

“但是其他人則認為以達爾文的成就應該為他舉行國葬，埋到英國的先賢祠——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第二天英國的報紙紛紛發表評論，呼籲把這位‘自牛頓以來最偉大的英國人’與牛頓等人埋在一起供後人憑弔。有一家報紙還指出，早在15年前普魯士國王已授予達爾文爵位，英國女王卻沒有這麼做，以至達爾文死時還是一介平民，不能以‘爵士’的頭銜下葬，難道不該以入祠祀奉來彌補對‘英國第一兒子’的不公平待遇嗎？（後來達爾文有三個兒子被陸續授予爵士頭銜）也有報紙評論說，達爾文要比已埋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許多政治家更屬於那裡，因為‘與這位震撼世界的思想家的成果所產生的巨大影響相比，日常政治的喧囂大部分不過是塵土一般的貧乏’。”

如果說方文的第一段話暴露出了“方舟子是一個冒牌達爾文鬥犬”這個秘密的話，那麼，它的第二段話則暴露出了“方舟子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謠棍、文賊、騙子”這個早已被公開了的秘密。

1、方謠子造謠

現在說方舟子是一個謠棍，已經沒有人為他辯護了。實際上，對於這個標籤，方舟子連“自辯”都不屑於去做，因為他每天的“工作”，即在推特上發帖子，其實質就是故意製造、散布謠言。但是，在逃離中國之前，尤其是在冒充“打假鬥士”期間，如果誰敢指控方舟子是個謠棍，不僅會遭到方粉們的瘋狂圍攻，而且還可能遭到方舟子本人利用國家機器對他進行人肉搜索【40】、動用中央級官方媒體對他進行惡毒誹謗【169】，甚至被方舟子在網上指揮中國警方將他“抓起來”【170-172】。那麼，方舟子在上面這段引文中到底造了什麼謠呢？

（1）“國葬”

眾所周知，所謂“國葬”（State Funeral），是指那些由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批准、授權、並且支付費用的葬禮。在英國，國葬一般由王室授權，如果使用公款，還需要得到議會的批准。【173】2018年3月14日，霍金去世，有人當天就向議會請願，要求給予國葬。而議會的答覆是：他們沒有這個權力。【174】雖然霍金的骨灰後來被埋在西敏寺，但沒人說那是“國葬”。

實際上，國葬分為不同的等級，每個等級都有各自嚴格的禮儀程序，諸如士兵拖棺、儀仗致敬、鳴炮致哀，等等。而達爾文的葬禮連最基本的“瞻仰遺容”或“向遺體告別”（Lying in state）這一環節都沒有。與之相比，道爾頓（John Dalton, 1766-1844）的私人葬禮（civic funeral）的“向遺體告別”儀式持續了四天，有四萬餘人參加。【175】

確實，查遍當時的所有相關報道——“達爾文在線”網站將它們收集得相當齊全——，包括美國的《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英國的《泰晤士報》、《自然》雜誌在內，沒有一篇稱“達爾文的葬禮”為“國葬”。而根據《倫敦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關於惠靈頓公爵（Arthur Wellesley, 1st Duke of Wellington, 1769-1852）【176】【177】和尼爾森子爵（Horatio Nelson, 1st Viscount Nelson, 1758-1805）【178】的葬禮，“國葬”字樣全都出現在標題之中；而在報道達爾文的葬禮時，不要說“國葬”不曾在標題中出現，它在正文中也不見蹤影——實際上，那篇文章連“國”（State）這個詞都不曾用過。【179】也就是因為如此，在布朗的《達爾文傳》中，沒有“國葬”這個詞組；而在“德斯門德、摩爾《達爾文》”中，“國葬”只出現了一次，它出於一個精明的殯葬商人（a smart Piccadilly undertaker）之口。【134, p.670】

國葬與民葬

上圖中，上面兩幅顯示1852年英國為惠靈頓公爵舉行的國葬，下面一幅顯示達爾文親友為達爾文舉行的“民葬”。（圖片來源：【177】【180】【181】。）

實際上，在達爾文之前，科學家約翰·赫歇爾（John Herschel, 1792-1871）——《物種起源》的第一段話就引用了他的一句名言，並且達爾文把他稱為“我們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one of our greatest philosophers）【182, p.1】；達爾文在西敏寺的墓地就與他的墓地相毗鄰——、查爾斯·萊爾全都葬在西敏寺，他們都有爵士頭銜，萊爾的靈車後面還曾有女王的座駕跟隨【183】，但即使那樣的葬禮都沒人稱之為“國葬”。【184-186】事實是，達爾文葬禮的第二天就是維多利亞女王的兒子利奧波德王子（Prince Leopold, Duke of Albany, 1853-1884）的婚禮。【187】你能想象當時世界上權力最大的女王會把自己兒子的婚禮安排在“國葬”的次日嗎？

其實，如果能夠將屍體埋在西敏寺就相當於享受到了“國葬”的待遇的話，方舟子就應該吹噓自己的老恩公于光遠的葬禮也是“國葬”，因為他確實住進了八寶山。【188】

（2）“先賢祠”

本來，祭祀先賢乃是中國的文化傳統，周代就立有“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這樣的規矩。【189】到了唐代，還有“五嶽四瀆及名山大川並靈跡之處、先賢祠廟、各委郡縣長官致祭”【190】、“應有先賢墳墓碑記為人所知，被賊毀廢者，即與掩藏，仍量致祭”【191】這樣的詔令。而在西方，給“先賢”立祠的傳統始於十八世紀，其中最有名的“先賢祠”就是位於法國巴黎的“萬神殿”（Panthéon），它源自羅馬的萬神殿（Pantheum）。【192】法國大革命後，制憲會議將之改做紀念法國偉人的殿堂。【193】也就是因為如此，羅馬的Pantheum一直被譯為“萬神殿”，但法國的Panthéon卻被譯為“先賢祠”。

與之相比，英國根本就沒有由國家指定的專門紀念“先賢”的廟宇或建築。可笑方舟子在剛剛登上中國社會的大舞台之際，就板着面孔告訴世人說，達爾文之所以被安葬在西敏寺，“這是因為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國的先賢祠，專門埋葬英國的偉人。”【194】如果這個說法能夠成立的話，則那些王公貴族包括他們未成年的子女也都成為方舟子認可的“偉人”了。實際上，英國十九世紀最偉大的人物之一惠靈頓公爵——其葬禮據稱是十九世紀英國舉行的規模最宏大的葬禮之一【195】——，與西敏寺邊兒都不沾，他被葬在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同樣，在英國廣播公司（BBC）2002年公布的“英國先賢一百人”（100 Greatest Britons）【196】中排名第一和第十二丘吉爾、撒切爾夫人，他們的墓地也都不在西敏寺。按照方舟子的邏輯，他們也都不算是“英國先賢”。

事實是，西敏寺不僅不是什麼“英國的先賢祠”，恰恰相反，它是一個皇家基督教教堂，其墓地主要埋葬皇族成員。只不過因為王朝更迭世道興衰，一些平民後來也因為種種原因得以廁身其間，如喬叟（Geoffrey Chaucer，約1340—1400）死時既非名人亦非貴人，但卻得以入葬——只是在他死後一百五十年，才得以立碑。【197】所以，在1880年底，也就是達爾文去世前不到16個月，赫胥黎明確地說：

“西敏寺是基督教教堂，而不是先賢祠”（Westminster Abbey is a Christian Church and not a Pantheon）。【198】

這位“達爾文始祖犬”做夢都不會想到，一百多年後，他的這個斷言被一個“達爾文遠東野生犬”一票否決了。

事實是，不僅被馬克思譽為“英國唯物主義和整個近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的培根在西敏寺沒有一席之地，連大名鼎鼎的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 1881-1955）、法拉第（Michael Faraday, 1791-1867）和麥克斯韋（James Clerk Maxwell, 1831-1879）——他們全都名列《大英百科全書》編撰的《從古至今全球百名科學偉人》【199】之中；在上面提到“英國先賢一百人”排名中位列英國科學家的第三、第五、第七——也都沒能進入西敏寺。顯然是為了補償這一缺憾，西敏寺在1931年給法拉第和麥克斯韋各“增補”了一塊墓牌。與之相比，埋葬在西敏寺“科學家角落”（Scientists’ Corner）的那些人之中，有的人在今天的英國連名人都算不上，遑論偉人。由此可知把西敏寺稱為“英國先賢祠”之荒謬。而方舟子之所以要義正詞嚴地撒下如此彌天大謊，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出於“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偽科學心理。

2、方騙子行騙

那麼，為什麼說方舟子的第二段話暴露出了他是一個“騙子”呢？原來，方舟子所說的那三條“報紙”評論，沒有一條出現在達爾文去世的“第二天”，而是在“第三天”甚至以後。而就是這一天之差，暗藏着達教歷史上一件最骯髒也是最隱秘的醜聞——一個著名的“無神論者”的屍體被硬生生、活剌剌地塞進了基督教堂。

原來，最早揭穿這個秘密之人，就是方舟子的苦主詹姆斯·摩爾，他在1982年發表了《達爾文安息在西敏寺》一文【135】，其中爆出的最大的料就是達爾文的表弟高爾頓與赫胥黎聯手操縱政界、學界、輿論界、宗教界，迫使西敏寺允許在其生命最後三十多年從未踏入教堂大門的達爾文安葬在這座英國最有名的教堂之中。這是英國1995年出版的一本達爾文傳記中的話：

“達爾文的表弟兼朋友高爾頓與赫胥黎聯手，率先啟動了將這位偉大科學家埋葬在西敏寺的計劃。高爾頓和赫胥黎坐在幕後，操縱皇家學會，並在法雷爾和拉伯克等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團隊的支持下，成功地獲得了國會議員的足夠支持，簽署了一份請願書，發送給西敏寺院長。於此同時，法雷爾還將了院長一軍，他親自並且與X 俱樂部的媒體內線聯手，在報紙上大肆渲染這樣一個事實：如果這個國家沒能在其生前尊崇這位偉大的人物，那麼在他的死後，它就不可以再這麼做。”【201】

2006年，也就是在方舟子的《達爾文的葬禮》發表之前兩年，美國科學納粹——正式名稱叫“科學警察”（CSICOP）——的機關刊物《懷疑的探索者》（Skeptical Inquirer）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他們為什麼把達爾文埋葬在西敏寺？》，其中就有這樣一段話：

“‘死亡是達爾文一生中所能做到的最具政治意義的事情。正如赫胥黎和其他人所知，將達爾文埋葬在西敏寺，將是達爾文本人以及他和他的圈子內每個成員都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建立的自然主義、受規律所支配的科學取得成功的慶典’（布朗， 2002）。該計劃主要是由他的表弟高爾頓和他的朋友兼同事赫胥黎策劃，他們利用自己的關係讓一些議員簽署了一份請願書，並說服了相關的教會官員批准了這一活動。”【202】

上面“布朗，2002”就是2002年出版的布朗著《達爾文傳》第二卷。根據該書，達爾文的兒子在其父去世的當天就將消息傳遞給了高爾頓、赫胥黎、胡克等人，而高爾頓在第二天就匆匆找到皇家學會會長，要求將達爾文葬在西敏寺。所以，布朗說，達爾文本來是要葬在唐村墓地的，“但科學將他奪走”（But science claimed him）。【145, p.495】

需要指出的是，美國科學納粹是世界科學納粹的源頭和總部，也是以于光遠為首的中國科學納粹的上級機關；因此，《懷疑的探索者》是他們的必讀刊物——反偽幫在1998年出版的反偽文集《虛妄的智慧》一書中，專門有一個彩頁介紹這份刊物。【203】但所有這些黑幕，在方舟子的文章中——不僅僅是《達爾文的葬禮》這篇文章，而且還包括他的全部“達學”文章——，你連影子都看不到。這不就是蓄意行騙嗎？

實際上，幾乎與方舟子行騙的同時，前面提到的那本《從古至今全球百名科學偉人》也曾如此介紹達爾文進入西敏寺的經過：

“1882 年 3 月，他中風了，並於 4 月 19 日死於心臟病。有影響力的團體希望舉行比唐恩村葬禮更盛大的紀念活動，高爾頓讓皇家學會請求家人許可舉行國葬。赫胥黎說服西敏寺的官員將這位怯懦的不可知論者埋在那裡。就這樣，達爾文於 1882 年 4 月 26 日被以隆重的教會禮儀安葬在那裡，科學界和政界的新貴們出席了葬禮。”【204】

好笑的是，儘管牛頓是這本書的傳主之一，而牛頓的墓碑是西敏寺內標誌性建築物之一，但上面這段話卻是該書提到西敏寺的唯一一次。

下面，我們就仔細看一看這個被方舟子用黑幕死死遮住的秘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1）科學黑手黨

原來，達爾文去世之日，1882年4月19日，是周三，第二天是周四。根據“達爾文在線”收集的資料，在周四，至少有三家報紙登出了達爾文逝世的消息，但這三篇報道全都是客觀地敘述達爾文的生平和成就，沒有一家報紙拼命吹捧達爾文，更不要提鼓譟讓他葬於西敏寺了。實際上，這三篇報道中，有兩篇說《物種起源》一書引起很大的爭議（gave rise to much controversy 或has given rise to much controversy）【205】【206】、另一篇說它引起了“廣泛討論”（has given rise to so much discussion）【207】。在訃告中說這種話，就相當於說死者是個“爭議人物”。

可是，到了第三天，輿論的風向變了，即出現了方舟子所說的那些聲音。這是為什麼呢？

據摩爾說，達爾文的表弟高爾頓和達爾文的鬥犬赫胥黎在從達爾文的兒子那裡得知達爾文辭世這個消息之後，立即分頭行動：赫胥黎一邊通知雅典俱樂部（Athenaeum Club）——它是當時的一個公開的、學術、知識界團體，成員多為名人和要人，即《英軺私記》中所說的“阿德彌庵”文會館，“自丞相以下，凡文職貴官皆署名其間”【208】——，一邊匆忙為《自然》雜誌趕寫訃告。這是與之同時發生的事情：

“高爾頓找到了英國皇家學會主席威廉·斯波蒂斯伍德，並安排他給達爾文家人發電報，詢問他們是否同意將達爾文安葬在西敏寺。這個來自科學界頭把交椅的請求顯得更為正式，也更為妥帖，因為它來自一個與達爾文家族無關的科學家。”【209】

事實是，威廉·斯波蒂斯伍德（William H. Spottiswoode, 1825-1883）並非“與達爾文家族無關”。在當時的倫敦，有一個所謂的“X俱樂部”（X Club），它實際上是一個早就存在、但於1864年正式成立的固定飯局。由於那伙人全都是英國科學界的頭面人物，他們定期聚會的目的既是要聯絡感情，又是要商議如何操縱、控制英國的科學界。也就是因為如此，這個俱樂部在成立伊始就被外人稱為小集團（clique），指責它將英國當時最大的科學家組織“不列顛科學促進會”（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辦成了一個“家黨”（family party）【210-211】，連赫胥黎本人都在雅典俱樂部聽人私下議論，說它是“科學領導小組，或團伙”（scientific caucus, or ring）。【212, p.280】1873年，也就是達爾文去世前九年，美國哲學家費斯克（John Fiske, 1842-1901）因為受邀與X俱樂部成員共進晚餐而大喜過望，“不禁情不自禁”地向其夫人炫耀，說這是“英國最有權勢、最有影響力的科學小圈子”（This X club that I dined with last Thursday is the most powerful and influential scientific coterie in England）。【213, p.283】而到了二十世紀，斯坦福大學教授歐文（William Irvine, 1906-1964）將之稱為“科學陰謀內閣”（conspiratorial cabinet of science）。【214】英國蘇塞克斯大學學者麥克勞德（Roy Malcolm MacLeod, 1941-）則以該俱樂部成立的地點為名，稱之為 “阿爾比馬爾大街陰謀團伙”（Albemarle Street Conspiracy）。【215】

總而言之，X俱樂部就是一個“英國科學黑手黨”，而它的發起人就是達爾文鬥犬赫胥黎，其成員有達爾文戰狼胡克，以及上面提到的那個斯波蒂斯伍德，他們的使命之一就是鼓吹“達爾文進化論”——所以摩爾又稱那個黑手黨為“達爾文幫派”（The Darwinian Clique）。【216】毫無疑問，那個黑幫集團的精神領袖就是達爾文。事實是，1868年，胡克成為不列顛科學促進會主席，他也是出任此職的第一位“達爾文主義者”。而為了撰寫其年會的“主席講演”——其主旨之一就是兜售、推銷達爾文進化論——，胡克煞費了苦心，因此得到了達爾文的悉心指點。這是“德斯門德、摩爾《達爾文》”中的話：

“對於 X俱樂部來說，胡克的演講是一個巨大的成功，是在達爾文大鍋中烹製的熱門話題大燉菜：蘭花、卷鬚、起源和‘湯姆·提德勒的領地’，這是一個史前立體模型，他在其上觀察了古代人類的崛起和遠古神學的消亡。他讚美了萊爾的英雄主義，但讚揚達爾文的成分卻更多，並且譴責了‘所有雙刃武器中最危險的那個：自然神學。’變異受到了歡呼，雅典學園遭到濫用，自然選擇被認為是每個有哲學頭腦的自然主義者的精神裝備的組成部分。”【217】

實際上，為了給這道“達爾文大燉菜”造勢，這個黑手黨還精心設計了這樣一幕戲：

“X俱樂部抓住了這個機會，黨總部安排赫胥黎提出動議，投票感謝[胡克的講演]，廷德爾附議。”（The X Clubbers seized the opportunity, and it was arranged at party headquarters that Huxley would move the vote of thanks and Tyndall second it.）【134, p.558】

難怪方舟子的“老祖父”邁爾會說：在《物種起源》出版十年內，幾乎沒有一個合格的生物學家不接受進化事實（within ten years after 1859 hardly a competent biologist was left who did not accept the fact of evolution.）。【117, p.427】黑手黨如此猖狂，誰願意沒事找事惹他們啊？如上所述，在方舟子最最瘋狂、最最猖獗的那段時間，他有膽量在網上公開給中國的警察發指令，要他們把誰誰“抓起來”。而英國科學黑手黨當時雖然還沒有狂妄到那個程度，但在“科學”這個職業正在形成之際，他們絕對有能力決定任何一位科學家的事業走向。事實是，X俱樂部雖然是在1864年成立的，但在那之前兩年，那伙人就策劃讓達爾文獲得皇家學會最高獎卡波利獎章（Copley Medal），並且在1864年終於取得成功。【218-219】想一想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一個“中宣部科學處殘部”就可以把一個文賊、惡棍兼打手捧為“打假英雄”、“反偽鬥士”【220-221】，一個“老男人飯局”就能夠把一個科學混子、三聯騙子捧為“著名科普作家”【222-224】，你就會明白，飯局上的陰謀足以改變歷史的軌跡。

（2）雙簧戲

高爾頓與達爾文是“同爺異奶”表兄弟，即所謂的半表弟（half-cousin）——方舟子雖然自詡對達爾文相當了解，但他對高爾頓卻所知甚少，所以他在冒充“著名達學家”批改袁越的《達爾文的局限》一文時，對袁越把高爾頓說成是“達爾文的一個侄子”這個低級錯誤視若無睹。【225】不過，高爾頓比達爾文小13歲，他也確實將達爾文視為父輩，“對他的品格的熱愛超過所有人”（I love his character more than that of any man）。【226, p.421】顯然與家世有關，高爾頓早就在不列顛科學促進會當差，在1863-1867年間更是該會的“總書記”（General Secretary）。【227】雖然那個頭銜聽上去頗為嚇人，但據高爾頓自己說，他當時不過就是一個直接聽命於X俱樂部的小夥計。【228】所以，在1882年4月19日，高爾頓找斯波蒂斯伍德致信達爾文家人，詢問其意見，顯然就是黑手黨總部早已謀劃好了的計劃中的一部分——德斯門德在其獨自撰寫的《赫胥黎傳》中說，那是“黑夜策劃者發動的政變”（The night-time plotters brought off a coup to deposit the agnostic in the Abbey）【229, p.520】——，也是那個計劃中故意要做給外人看的那部分。其餘的一切，如打通教堂關節、製造社會輿論、組織政客請願，大都是在人們的視線之外進行的。所以，摩爾寫道：

“作為雅典俱樂部和 X 俱樂部的成員，斯波蒂斯伍德因此是赫胥黎—高爾頓集團的一員，完全有能力加快該計劃的實施。”【230】

實際上，就在達爾文去世的次日，高爾頓就提前放風給達爾文的兒子，告訴他即將收到皇家學會會長發來的徵求意見電報，並希望達爾文家人同意將達爾文“與其他已故的英國偉人安葬在一起。”【231】

不僅如此，在達爾文去世的第二個周四，4月27日，也就是在達爾文下葬西敏寺的第二天，鼓吹達爾文最賣力氣的《鮑爾商場報》（The Pall Mall Gazette）——有人說它是一家自由派晚報，一直支持達爾文（the Liberal evening newspaper which had long supported him）【65, p.518】——發表了一篇署名“F. G.”的文章，題為《關於達爾文：一個建議》。【232】這個“F. G.”建議什麼呢？他首先建議在周日那一天，牧師們應該選用“Benedicite”而不是通常的“Te Deum”，以紀念達爾文，因為前者反覆吟唱“讚美他，尊崇他，直到永遠。”其次，他建議，西敏寺的彩色玻璃中，含有上述詩句的玻璃應該成為達爾文的紀念碑，以激勵其他國家聯手或者各自獨立為達爾文立碑。【233】雖然摩爾沒有挑明，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個“F. G.”就是高爾頓——那篇文章後來也確實被收入《高爾頓生平及書信集》。【234】

就在高爾頓半遮半掩地在《鮑爾商場報》上提“建議”那天，赫胥黎在《自然》雜誌上發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標題就是《達爾文》。其中，赫胥黎反覆地把達爾文比作蘇格拉底，為他鳴冤叫屈： “他發現了一個偉大的真理，卻被偏執狂們踩在腳下盡情辱罵，被整個世界所嘲笑”。【235】

由於當時的報紙發表的文章多數不屬作者姓名，所以沒有人知道在那些推波助瀾、搖旗吶喊的鼓譟文章中到底有多少是“赫胥黎—高爾頓集團”在暗中組織策劃的，甚至親自操刀炮製的。但摩爾很含蓄地透露了這樣一個情節：達爾文的家人擔心把達爾文安葬在西敏寺會引起爭議，於是他們宣布接受籲請的條件就是沒有任何反對意見、或任何討論，否則他們就拒絕那個方案。【236】於是，下面這幕戲如期上演了：

“周六，《旗幟報》提出了一個充滿感情的呼籲——可以說是普通人向艾瑪和孩子們發出的請求。達爾文去世時，正如他生前一樣，是在他所熱愛的鄉間別墅里安靜地度過的。他在森林中發現了簡單的植物和動物，使他能夠解決物種起源的偉大謎團，也許對他的許多朋友來說，這似乎是他最後安息之地的最合適環境。但是，一位為英國的名字帶來如此榮耀、整個文明世界都為他的去世而哀悼、暫時忽視了當今許多緊迫的政治和社會問題的人，不應該被安葬在一個相對不起眼的墳墓里。”【237】

如果不是達教信徒，他很難相信這個“呼籲”來自一位與“科學黑手黨”毫無關係的“普通人”。據當代著名科學史家鮑勒（Peter J. Bowler, 1944-）說，X俱樂部在早期曾故意操縱關於達爾文進化論的宣傳。【238】而布朗也說：

“當達爾文躲在陰影之中忙於寫信之時，這個四人幫招募了一支常備軍，霸占了期刊，入侵了學界，監視了大學，控制了晚宴，並滲透進了大英帝國的大街小巷。”【239】

布朗所說的那四個人分別是達爾文的導師萊爾、達爾文的戰狼胡克、達爾文的鬥犬赫胥黎、以及達爾文的美國鬥犬格雷，他們是英語世界中捍衛達爾文的主要人物，其中，萊爾和胡克就是通過一個“精心安排”迫使華萊士放棄發現“自然選擇”優先權的那兩個人【147】，胡克和赫胥黎則是“X俱樂部”的靈魂人物。實際上，這個“午夜政變”不過就是科學黑手黨提升自己社會地位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摩爾說，唯一從達爾文躺在西敏寺這個事件中獲益的是“職業科學家、政治家、進步教士的新興霸權”（an emerging hegemony of professional scientists, politicians, and progressive churchmen）。【135】

顯然，方舟子既然照抄摩爾的文章，他對上述的一切都必然心知肚明——即使他帶有特殊的濾光眼鏡，他也濾不掉那些觸目驚心的事實。可是，如上所述，在《達爾文的葬禮》一文中，你找不到上述信息的絲毫痕跡。你能夠看到的，都是他從摩爾的文章中精挑細選出來的信息，其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證明西敏寺接納達爾文是受“民意”所迫。你看方舟子到底像是一個“追求真理，容不得半點虛假”【240】、“眼裡容不下沙子，見到虛偽的東西我真的會‘出離憤怒’”【241】的“打假英雄”，還是一個以“造假”、“作惡”為生的職業騙子？

3、方文賊盜文

毫無疑問，相對於蓄意造謠和公然行騙來說，行竊乃是一個相當輕微的罪行。所以，我把論證方舟子在第二段話中的行竊內容，放在本節的最後進行分析。

首先，方舟子放在第一對引號中的那12個字，“自牛頓以來最偉大的英國人”，是對摩爾下面這句話的翻譯：

“Was he not ‘the greatest Englishman since Newton’?”【134, p.668】

據查，引號中的那五個單詞來自《聖詹姆斯公報》（St. James's Gazette）在4月21日——也就是達爾文去世的“第三天”——發表的達爾文訃告。【242】

我曾把方舟子稱為“老偷”。【15】【122】所謂“老偷”，其含義有二，一是指他屬於“高齡小偷”，是小偷界裡的“長者”；二是指他生命不息，偷竊不止的勁頭——“老是偷”。【243】所以，他從摩爾那裡偷來一句話，根本就算不上啥事兒——能夠算得上是個“事兒”的，是他接下來的那14個字，“與牛頓等人埋在一起供後人憑弔”：它們是怎麼來的？

原來，摩爾在講述了皇家學會會長給達爾文家人寫信徵求意見之後，接着講述了媒體向達爾文家人施壓，要求他們同意將死者葬在西敏寺。而摩爾的主要證據就是《旗幟報》在周六發表的一篇社論。摩爾從那篇社論中摘錄了三句話，前兩句話的譯文已經在上面給出【237】，而方舟子的“與牛頓等人埋在一起供後人憑弔”就抄自其中的第三句話：

“他的適當位置是在那些在人民歷史上享有盛譽的偉人之中，因此，如果不與他自己明確表達的願望或家庭的虔誠感情相衝突，為子孫後代着想，我們有責任將他的遺體安放在西敏寺，在那些傑出的死者之中，是他們使這座高貴的殿堂在世界上無與倫比。”【244】

且不說這句話出現在達爾文死後的“第四天”而不是“第二天”，僅說這篇社論中所說的那個前提，“如果不與他自己明確表達的願望或家庭的虔誠感情相衝突”，就把方舟子所說的“達爾文的遺願是埋葬在唐恩村的家庭墓地中……”這句謊言戳破，因為如果達爾文真的有那個“遺願”的話，他的家人完全可以據之將高爾頓煽動起來的這個陰謀——摩爾明說高爾頓是“煽動者”（the instigator had indeed been a relative, Galton）【134, p.669】——一舉擊破。實際上，艾瑪早就表達過要與達爾文葬在一起的願望（I should be most unhappy if I thought we did not belong to each other for ever）。【59, p.189】

同樣，方舟子說“有一家報紙還指出，早在15年前普魯士國王已授予達爾文爵位，英國女王卻沒有這麼做，以至達爾文死時還是一介平民，不能以‘爵士’的頭銜下葬，難道不該以入祠祀奉來彌補對‘英國第一兒子’的不公平待遇嗎”這句話，譯自摩爾的這句話：

“The Prussian king – the Telegraph pointed out – had honoured Darwin with a knighthood of the Order ‘Pour le Mérite’ a full fifteen years earlier, yet England had shabbily ignored her first son. She had failed to ‘honour herself by conferring a title. Unlike the Lyells, Herschels, and Newtons, Darwin had gone to his grave, like the muddy engineers, a plain ‘Mr.’”【134, p.668】

需要指出的是，“the Order ‘Pour le Mérite’”並不是一個“爵位”，而只是普魯士國王頒發的一個勳章。而那個十九世紀的匿名“達粉”之所以會把它說成是爵位，很可能是在向維多利亞女王施壓，逼她向達爾文追賜一個爵位頭銜。

好笑的是，方舟子上面這句話抄襲摩爾的最有力證據，並不在於“有一家報紙還指出”後面的那些文字，而恰恰就在於“有一家”這三個字。原來，在當時，並非“（只）有一家”報紙提到普魯士國王給達爾文授勳這碼事兒：據“達爾文在線”收集的資料，在4月21日之前，至少有五家英國媒體在達爾文訃告中提到此事。【245-249】摩爾僅僅引述了其中一家，而方舟子就以為僅此一家，結果鑄成了做賊的鐵證。

應該承認，我沒能找到方舟子所說的“達爾文要比已埋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許多政治家更屬於那裡，因為‘與這位震撼世界的思想家的成果所產生的巨大影響相比，日常政治的喧囂大部分不過是塵土一般的貧乏’”這句話的來源。考慮到方舟子的英文閱讀理解能力和痴心妄想心理特徵，不排除這是他胡編亂造的可能——用方舟子打假司馬南時使用的邏輯就是：

“我沒找到英文原文，懷疑是捏造的。”【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