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人，不是神。

孔子倡導的儒家學說；是理性濟世學說，不是神性救贖宗教。

八十年代中期，孔子誕生地山東曲阜重現“民間”和半官方的“祭孔”活動，近年擴展到了全國許多地方。2004年起，發展成為政府主導的大規模公祭；2005年9月28日，孔子第2556屆誕辰，在曲阜舉行號稱第一次全球祭孔大典，聲勢浩大，奢華糜費，愈演愈烈。

宗教巫魅色彩濃郁的“祭孔”活動，本與孔子儒家學說不相為謀。溯根問源，“祭孔”其實是專制王朝與“偽儒”聯手，神化孔子、封神立教、“政教合一”，愚弄百姓的大戲。

孔子真版儒家學說講的是“為人之道”，旨在“肯定人慾，引上正道”。

這個“正道”，是在肯定“人之所欲”――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 Personal Desire）的正當性的前提下，善用人類特秉“靈性”思維功能，感悟、傳承、培植、弘揚利他的愛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藉以反饋調控利己私心，實現“兩心調諧”化，防範、克制“貪慾”――損人利己的自私傾向（Selfishness），樹立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良性共處行為規範，進而形成一個利於天賦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的大環境，驅動人類社會“其命維新”，發展進步不止，經由比較合理、富裕的“小康”階段，臻至“盛世大和平”、“大道之行也”的理想化“大同”世界。

可惜的是，孔子以後兩千餘年，真儒蒙塵，偽儒當道。神州大地所謂“儒家思想統治”，應該正名為“偽儒思想統治”。

偽儒講的也是“為人之道”，但與真儒大異其趣。偽儒壓抑、否定人慾，造就了一種中國特色的愚忠唯上、空談心性，實則“陽為道學，陰為富貴”，以至“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虛偽矯情生存方式，幾乎扼殺了萬物之靈至可寶貴的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的一切通途，陷中國社會於長期滯進、落後的悲慘境地。

上世紀五四運動反對舊禮教、“打倒孔家店”，以至文革“破四舊”和批孔鬥爭，都是連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不分真假是非，全盤否定孔子儒家學說，直至炸翻中華“第一馬鬣封”（指曲阜孔子巨墓），挖盡孔林八十代墳丘。從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國大陸轉而重新評價孔子，不少人寄望儒學歷久彌新，重放光芒，以利糾治“信仰真空”，解救道德危機，支持先進文化建設。

重新評價孔子，應從去偽存真，撥亂反正着手，但事實上至今依然“假作真時真亦假”， “黑房子裡捉黑貓” ，不得其要領，一筆糊塗帳；除了幾句老生常談道德教條，百分之九十九的普通老百姓對於孔子思想、學說、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惘然無知。與此同時，借尊崇、恢復傳統優秀文化之名，一股不勝虛矯的“孔子熱”則已如火如荼蜂擁而起。“祭孔”就是其中一項非常搶眼的大手筆形象工程。

讓我們回眸歷史，看看那“祭孔” 與偽儒的共生關係如何。

西漢武帝採納今文經學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作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影響後世兩千餘年的重大決策，實則根本纂改儒學，借儒家令名美譽為外殼，揉合刑名法術，“霸王道雜之”，重新塑造了一種自上而下的“政教合一”型社會控制論，一種特別有利於專制君主體制超穩定運行的愚民治國方略。借近世中國社會慣用的一句政治術語，就叫做“打着紅旗反紅旗”的偉大表演了。

董仲舒把原來儒家思想中君王和臣民之間的上下合作、制約關係，變成了唯上的主子和奴才關係。曲解引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說為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以確立君權、族權及夫權神聖的不可侵犯性；另外還請來了孔子一貫期期以為不可的神權，於是形成了牢牢束縛神州眾生的四大套枷鎖。

董氏學說重新宣揚商周時代的崇天神學，認為人間一切都由天意決定。吹捧皇帝為天之長子，奉天順運君臨人間；以“唯天子自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春秋繁露》）之說確立君權的永恆合法性；並像巫師一樣求雨、止雨，倡祥瑞災異、五行循環、黑白赤三統和赤統代白統等迷信虛妄邪說，把清正的儒學攪和得妖氣十足。從那時起孔丘被說成先知教主、君主政權天然合法性的守護神；理性儒學被蒙上了濃重的神學目的論色彩，以藉助宗教化神威魔力推銷其反人性的假儒學。後世比照神道設教，設立誡約，使人崇拜信仰的宗教，稱儒學（實為偽儒）為“儒教”或“孔教”。

如果說董仲舒是偽儒開山祖師，那麼以朱熹和王陽明為代表的宋明理學，將偽儒推向了一個標榜“存天理，滅人慾”的“以理殺人”高峰，因此明清兩代偽儒為害尤烈，幾乎就此斷送了中央天朝之國的國運。

西漢以還，“儒教”成了“政教合一”體制下的“國教”。按諸正史《禮志》，從東漢開始把孔子列入國家正式祀典，享受和社稷神同等待遇，以後不斷提升規格，到清朝升為大祀，和最高級神祗天公地母同級。與此相應，由孔子誕生地曲阜為始，在全國各州縣造起了數以千計的文廟（孔廟）以“歲時奉祀”。為此建立了祭孔大典，制訂了複雜的祭孔禮儀，在各地文廟和主要學堂定期舉行隆重的祭孔活動。按明清定製，每年春秋兩次祭孔，主祭場由皇帝親臨或指定大臣率領文武百官和儒生學子行禮如儀；每逢祭日，子夜過後，參祭人員聚集孔廟門前，丑時儀式開始，鐘鼓齊鳴，香火繚繞，在樂聲中舉行一系列迎神、跳八佾舞、跪拜、進俎，獻牛羊豬三牲祭品、送神、焚祝版、祝帛等繁縟禮節，直至拂曉方告成禮。

祭孔不惜勞民傷財，樂此不疲的目的，就是神化孔子為偽儒張本，彰顯偽儒至高無上不可動搖的精神統治地位，支持專制王朝特權統治體制千秋萬代永世其昌。

滿清進關後，開國統帥多爾袞在揚州大屠殺、“留髮不留頭”之餘，深知利用偽儒愚民手段的重要性，很快恢復了“祭孔”大典。有清一代，以及蒙元時期，都和漢族王朝一樣十分重視利用偽儒作為一抓就靈的奴化治國法寶。日本侵華期間，偽政府也在一些地方舉辦祭孔活動，用心昭然若揭。

當年袁世凱就任民國總統，謀劃稱帝之際，為確立帝位道統，發布“祭孔令”，恢復了帝制時代的祭孔大典。隨着袁氏皇帝夢迅速破碎，那倒轉歷史的“祭孔令”也成了笑柄。

儒教，是偽儒附庸皇權，篡改孔子理性信仰體系之餘，後天補行神化的特殊產物。儒教有封建王朝的絕對權力為強勢政治後台，有傳統的天地崇拜觀念為神性信仰基礎，雖奉孔子為教主，確立了頂禮膜拜、立廟祭祀等神性宗教特徵，但沒有必要另起爐灶謀建一套教主名下專用的神學體系，也用不着在包羅萬象的行政體制之外設置獨立的宗教組織；因此就現代通用的宗教定義而言，儒教的宗教結構要素很不完整，可說是一種不倫不類的“准宗教”。在西方的世界性宗教論著中，通常列有中國儒教條目，但大都指出，這是不同於常規宗教概念的另類宗教、“不是宗教的宗教”，或稱之為“中國特色宗教”。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儒教作為“政教合一”君主體制下“國教”地位的根據徹底消失。皮之不存，毛也焉附？往日的祭孔大典，自然成為塵封的歷史陳跡了。

現在中國官方認可全國性宗教團體共有八個：即中國佛教協會、中國道教協會、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教務委員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委員會和中國基督教協會；分別代表佛教、道教、天主教、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五大宗教。在黑龍江省和新疆自治區也承認東正教的合法地位。過去存在的散布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和具有組織性的民間宗教教派，均已非法化處理或被視為反動會道門予以取締。從來沒有過什麼儒教的合法名分。

根據2004年的《取締非法民間組織辦法》，非宗教團體不得組織、舉行宗教活動（《條例》第二十條），否則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並應予取締。

“儒教”在中國已成歷史名詞，一個學術研究課題。學者們盡可為了“儒教是不是宗教”，甚至該不該復興“儒教”這樣的題目爭得不可開交，但不存在開展“儒教”宗教活動的法理依據。

現在有人借重新評價孔子的機會，再興“祭孔”之風，其宗教儀式之隆重繁瑣超過了一切合法宗教，規模宏大，場面奢侈，可稱空前絕後，而且涉及政府行為，地方行政長官甚至親自充當主祭。大家知道，現代憲政共和國家即使具有深厚的宗教傳統，也都講究“政教分離”；中國執政黨人，唯物主義的無神論者，政府領導人如此大張旗鼓支持非宗教團體的宗教活動，並大肆宣傳、電視直播之下，執法、紀檢、審計部門居然視若無睹，豈非咄咄怪現狀？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徐友漁批評“目前條件下高聲喧譁的祭孔活動”違反了儒家關於“正心誠意”的教誨。他說：“半個多世紀以來，儒家學說衰敗不彰，國人對儒學的了解幾乎等於零。不把功夫用在基本知識的補救和普及，以及出版、研究工作的推進方面，搞規格高、場面大的祭孔活動，不免讓人感到華而不實，試問，那些出席盛大慶典的袞袞諸公中有幾人真正尊重和懂得孔學？”而且“如果我們把祭孔活動搞成國祭，從憲政的角度看是不對的。”（引自《別把祭孔活動變成“國祭”》，新京報2005-09-27）

孔子原已成為許多地方和部門的“搖錢樹”。所有針對上述現代“祭孔”的批評，多指出“醉翁之意”不在於什麼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增強民族凝聚力之類虛文俗套，其實完全着眼商業目的，變着法兒開財路，可稱“孔子搭台，經濟唱戲” ，為了“促進旅遊觀光事業”、“搞活經濟，招商引資”，進而樹立可以大肆誇耀的政績工程。

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子畢生不涉迷信活動；但不反對民俗祭祀祖先之禮，夫“慎終追遠”（慎重悼念死者，追憶死者事跡），利於“民德歸厚”，教化人心也。（見《論語．學而》）孔子主張祭祀要合於禮，反對僭越禮儀的祭祀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而且“禮，與其奢也，寧儉。”今天的所謂“祭孔”，不是“家祭”，而是“公祭”；不是“寧儉”，而是“豪奢”；不僅把孔子當成子不語的神，或非其鬼之鬼，還當成了“孔方兄”、“財神菩薩”。如此偽禮，夫子有知，能不大呼：“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這種虛情假意的演出，儘管力求逼真，但無法掩蓋“假、大、空”的實質。裝模作樣的祭文總是一派氣吞山河的大話，“時空錯位”的祭禮充斥滑稽突涕的笑話，批評者貶之為群魔亂舞、廟會雜耍，“黃鐘毀棄，瓦釜雷鳴”，還要讓全球華人、各國賓客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來湊熱鬧。據說自去年四月起，曲阜旅遊旺季將祭孔大典改成了周祭，有些地方的孔廟索性每天有好幾場祭孔樂舞表演，真是“越鬧越歡”了。

今年6月13日﹐山東（國際）文化產業博覽會和中國孔子基金會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9月在孔子誕辰2557年的祭孔大典上，將正式向全球發布孔子標準像系列；並宣稱該孔子標準像版權歸於中國孔子基金會所有。意味着一項匪夷所思的教主偶像標準化和壟斷化生意經將為這場超大型宗教活動增光添彩？

祭孔最大的危害所在，其實遠不止於胡鬧斂財。正如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趙士林指出：“問題的嚴重性在於，祭孔所隱藏的傾向並非一般的學理不通、文化悖謬乃至政治荒唐，甚至也不是商業動機。祭孔不是文化學術活動，不是儒學研討會，甚至也不是和世俗沒有什麼直接關係的宗教儀式（如寺廟裡拜佛，教堂里做禮拜），它是試圖將某種早已退出歷史舞台的發了霉的意識形態模式再以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塞給國人，造成新的統治思想、禁錮精神的信仰體系。它是在復活我們曾經特有的政教合一，將文化資源化為愚民的利器。”（引自《“祭孔”的憂思》，粵海風2006年第6期）

南方都市報評論員、旅美華人學者薛涌對此驚呼，“一場以文化保守主義為旗幟的愚民運動似乎正在開始。”警告：“‘文化保守主義’如果得勢，我們就會有回到蒙昧之虞。” （《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義》，《南方周末》2004-07-08）

“文化保守主義”者把祭孔看成推行“政教合一”的“投石問路”，不僅出席祭孔活動，還身着儒服親致祭辭，發表演說。其代表人物儼然以當代董仲舒自居，倡議“儒化中國”，主張“把儒教（孔教）確立為國教”，相信“儒學取代了馬列主義，共產黨變成了儒士共同體，仁政也就實現了”。其中人民被定義為無可救藥的愚民，人民根本沒有選擇政府的權利；所謂“仁政”就是“人治”加“奴化”，等於王權、御用官僚和偽儒體系相結合的專制政治翻版，鼓吹的“儒化”實質上就是古往今來行之有效的“偽儒化”。批評者認為其乃“復古倒退”、“痴人說夢”，言詞激烈者直斥之為“妖言惑眾”、“陽光下的殭屍亂舞”。

偽儒是一種扼殺自我意識的誅心術，抑制以至消滅人的天賦靈性創造能力，把活生生的人變成匐伏於專制統治集團腳下聽憑使喚和宰割的奴才，藉以確立政權的合法性、絕對性和永久性。因此偽儒思想體系無法導致人類天賦靈性創造能力循正道順暢發揮，不可能推動科學技術發展進步，不可能產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權，以及公平競爭、市場經濟這樣的進步文明觀念，而且同它們勢同冰炭，水火不容。

儘管中國深化改革面臨很多不定因素，當代董仲舒們的“偽儒”復活出奇制勝之想，與民心、黨心、執政黨指導綱領，改革開放前進方向，以及人類大家庭浩浩蕩蕩進步潮流背道而馳，估計其可行性不大於零；但會像滾滾烏雲，一時遮蔽真版孔子學說的真理光芒，像一切蒙昧的復古主義，干擾現代中國的信仰體系重整和先進文化建設大計。當下“祭孔”之風不期而然為之提供了一個氣味相投的天然大舞台。

證偽至此，基於學理、法制，良知，建議上述“祭孔”發起單位和有關政府領導人及時踩剎車，有所檢討，有所不為，有所作為，把紀念孔子的活動轉轍導向健康的正確的軌道上來。

今天紀念偉大思想家孔子，建議善用後工業化和訊息時代的理性精神、科學方法和簡樸務實形式，從區分真偽、去偽存真、撥亂反正入手，重在認識、開掘真版儒學學說“不可毀也”、歷久彌新的固有價值，與時俱進，重新詮釋，普及大眾，並借鑑、融合人類一切具有真理內涵的文明成果，服務社會、經世致用。

建議政府大力引導、鼓勵和資助民間力量，把紀念孔子和重新評價儒家學說的活動，作為重整道德倫理，貫徹“三個代表”，構建和諧社會，開創中華文明新紀元的重要環節，視同一項中華“文藝復興”系統工程，推向“返本開新”、大見成效的歷史新階段。

至於各地化了不少本錢搞起來的“祭孔”節目，可經精選、加工，提煉，嚴肅的嚴肅，插科打渾的插科打渾，名正言順地作為紀念孔子活動的餘興，或是旅遊觀光地
的文娛演出內容，也可製成影片、光碟和紀念品一起銷售中國和世界各地。生財有道，夫子怎不撫掌嘉許？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論語．子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