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之夏高考後，和以往不同的是，各大媒體都在熱議一個話題──香港高校擴大內地招生，北大清華遭受嚴峻考驗。北大清華會成為二流大學嗎？見仁見智者多也。本刊現發表立方的文章，歡迎各方意見進行討論。

　　2006年夏天，一年一度的高考如火如荼地進行。和以往關注北大清華如何出高招吸引各地新科狀元等等不同的是，各大媒體都在熱議一個話題──香港高校擴大內地招生，北大清華遭受嚴峻考驗。　　自稱“反智書生”的旅美學者薛涌博士甚至拋出了“香港的大學將把北大清華掃為二流”的觀點，由此引發輿論普遍讚譽香港高校，批評北大清華：香港的一流大學擁有更自由的學術氣氛、更優秀的教授陣容、更先進的全英語授課、更開闊的國際視野、更廣闊的就業前景、更現代的領袖人才培養理念和更優厚的獎學金，北大清華被行政所主導，缺乏自由學術空間，教授水平良莠不齊，急功近利……最終，香港幾所大學共錄得高考狀元十五名。而北大、清華分布錄得四十八名和三十一名狀元，各省文科前十名中有百分之九十選擇北大、理科前十名中有百分之七十選擇清華，狀元們並沒有媒體所想像地那般青睞香港高校。

　　為什麼香港高校擴大內地招生沒有引發媒體所想像的雪崩效應？這場北大清華與香港名校之間的PK如何繼續？面對香港高校強大競爭，北大清華會成為二流嗎？

大學育人的理念之爭

　　着名社會學家帕森斯講過，大學已成為社會的中心結構。但是，大學如何發揮這一中心作用？何謂一流大學？社會各界觀點不一，莫衷一是。尤其對於一流大學的標準，不少學者和機構提出了不少貌似科學合理、基於國際知名一流大學的實踐而建立的整套量化標準和排名榜等等。但是，這些“科學體系”都無一例外忽視了一個核心所在──大學之所以成為社會的中心結構，在於大學所獨具的文化魅力、科學引領和精神力量，通過教授學生來培養人，尤其是培養“全人”。那麼，大學育人的理念究竟是什麼？

　　香港中文大學前任校長金耀基先生曾寫過一本頗具影響的小書，名叫《大學之理念》。書中，金先生微言大義，闡發了過去幾個世紀大學之理念的轉變。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創始人錢穆先生認為大學所教授學問無外乎人、事、學三統。“人統”教你如何做人，“事統”教你如何做事，“學統”教你如何做學問，也即品性、技能與知識三方面的學問。有關大學理念的分歧點就在於如何給三統排序，各自應該占到什麼份額，以及如何教授？

　　在中國傳統教育中，人統是最重要的，而學統則排在最末的位置。而現代大學往往強調自己具有世界性，其實主要就是針對學統與事統而言的。在對客觀世界的求真道路上，不同地域、不同種族的人們找到了越來越多的共同話語，也即學統日益共同化。隨着全球化的推進，事統也具有越來越多的共同規範。因此，大學在學統、事統的區別主要在教與研的效能上。唯有“人統”依然存在眾多爭議。

　　人統是與大學所處的歷史和社會環境最緊密聯繫，因而也最難具有共同性和可比較性的因素。而在現代大學中，人統之教育往往只有融合在學統、事統之中，依靠潛移默化才能讓學生學習如何做人。在這種境況下，在大學生活中的經驗體驗成為人統之核心。這使得教師的言傳身教與表率作用、大學的歷史積澱、文化傳統、校園氛圍與校友榜樣都成為人統教育所能依賴的主要資源。這也是金先生十分強調“大學之理念”的原因所在。大學能否培養出學術大師，培養出興業之士與治國之才，除了知識與技能的傳授，更重要的就是大學傳統與文化對學生一生的激勵與滋養了。

　　可見，比較北大清華與香港一流高校，如若囿於學統與事統而漠視人統，局限太大！

兩地大學的兩種文化

曾擔任哈佛大學校長四十年之久的查理斯·艾略特說：“一所名副其實的大學必須是發源於本土的種子，而不能在枝繁葉茂、發育成熟之際，從英格蘭或德國移植而來。它不同於棉紡廠，運營六個月就可以滿足一種迫切需要。一所大學不是靠多在報紙發表一些社論，大量發布廣告，或多拍幾封電報就能建立起來的。”脫離了具體的歷史環境去談論一流大學，實際上也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北大清華所具有的獨特的傳統精神與文化魅力被“薛涌們”不無偏見地漠視，或一概而論地認為傳統精神早已被北大清華所遺忘，事實如此嗎？

　　當前，中國在國際舞台發揮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植根於中國幾千年文化傳統而建立的北大清華“攬半國精英而育之”，成為向中國社會輸送頂尖精英的重要渠道。過去的一個世紀裡，中國的政治、科學、文化等等的發展總是與這兩個學校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可以說，世界上很少有幾所大學能夠和北大清華一樣對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產生如此舉足輕重的影響，這與北大清華的傳統與文化不無關係。五四之後，北大就一直堅持了“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傳統，追求真理、崇尚學術。清華雖為美國人用庚子賠款所建，但在“恥不如人”的激勵下，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行勝於言。百年來，兩個學校的校園文化吸引了眾多大師名家，成為激起學子理想、開拓學子胸懷、激勵學子鬥志的重要精神資源。而兩所大學的精神深邃厚重，使得學生們有更高理想、更強能力和更多機會成為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的中堅力量。一大批學子脫穎而出，或站到了學術的最前沿（兩校培養的院士人數可為一例），或引領了經濟發展（眾多知名企業領袖為兩校畢業生），或成長為治國之才（中國高層領導人相當部分出自兩校）。

　　但是，隨着全球大學教育的不斷革新和國際化競爭趨勢，內地現行的高等管理體制顯得過於僵死落後，桎梏着這兩所大學更快更好的發展。兩校在學術氣氛、教授水平、管理體制等方面亟待大步提高，才能培養出更多適應中國發展需要的優秀人才。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一流大學也是香港本地精英的主要來源，基於香港這個國際化商業大都市的特點和要求，為本地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然而在港英的長期統治下，香港的大學的主要功能是要將有潛力成為社會精英的華人青年吸納到精英層，讓你過上優越的生活。遵守規則、聽話、敬業被標榜為成為社會精英最主要準則。於是，香港高校的精英文化變得非常現實而單一。念大學是為了什麼？簡單地說，就是為了找工作“?食”，找到一份好工作，拿到高薪水，就可以過上好生活，進入中產行列，成為城市的精雖然近年來香港各高校一心追求卓越，在如何加強通識教育、培養全人上費盡心思，做了很多有益嘗試。但是，商業社會的功利浮躁，短時期難於改變的單一精英文化氛圍，使得絕大部分大學生的理想和唯一的目標還是找一份好工作，學習只是這一目標的附屬。這種大學精英文化很大程度上局限了大學作為社會中心結構的作用。也就不難理解為何香港一流高校擁有更多資源、更多元與優秀的教授隊伍，但對於知識與社會的貢獻並沒有超越北大清華，人才培養更不及北大清華。　　

兩地大學實力比較　　在上文討論了兩地大學文化與精神的比較之後，不妨對“薛涌們”的觀點進行商榷。在媒體建構的兩地高校比拼中，對香港高校歸納出種種優勢，而北大清華被宣傳為內地落後教育體制的代表，情緒性因素勝過理性比較。在這場比較中，輿論以假設香港高校蒸蒸日上，而北大清華江河日下為前提，做了很多並不客觀的比較。媒體所突出的香港一流大學的優勢是否就必然是北大清華的劣勢呢？略舉數例就可以看到其中的偏見。

　　以被媒體突出宣傳的國際視野為例，不可否認處在國際化商業大都市當中的香港高校的確擁有獨特優勢，尤其是英語授課和與西方接軌的教材教學體系。但若做些細緻比較，很容易發現過去幾年中北大清華的國際化步伐非常快。在港大中大提高交換生比例同時，清華也啟動了以培養“具有國際意識的世界公民”為目標的“學生國際培養計劃”。而且，由於北大清華坐落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兩所大學的學生可以聆聽各國元首政要的精彩演講，與更多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國際大師、全球知名企業領導人面對面交流，有更多機會參加各種國際學術會議，認識更多來自於五湖四海的他國留學生，也有越來越多機會去國外訪問、交流、學習。可見，北大清華的學生所具有的國際視野更為廣泛深入。

　　勿庸置疑，香港高校擁有更優秀的教授陣容和先進的管理體制。但是，是否如同媒體所強調的那樣只有優點而無缺憾？香港高校耗費鉅資吸引全球優秀師資，尤其不少內地學子在北美等地一流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紛紛到香港高校擔任教職。深入考察香港高校內部，各所大學的最高管治機構──校董會基本上清一色由本地教授、商人與官員組成，其中只有個別學校吸納了微乎其微的外國教授和內地教授。這實際上也限制了大學持一種更加開放的心態去吸納來自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元素，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非本地教授缺乏對大學的認同。

　　這兩年，美國教授職位增多和收入增加，許多教授開始從香港回流到美國。清華大學前校長梅貽琦先生有句名言：“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表層意義上他突出了大師的學問人格對於學生的言傳身教，以及對於大學文化與氛圍的貢獻。但更深層的是，雖有大師，但若缺乏一以貫之的大學理念和文化將大師凝聚為學校的有機部分，那麼也無法成為一所優秀的大學。

　　至於就業，媒體強調香港高校就業率高，就業去向集中於國際投資銀行、管理顧問公司及跨國企業，收入高云云。熟悉情況的人都知道絕大部分北大清華的學生面臨的並不是找不到工作的煩惱，而是如何在幾份工作中做出最適合自己的選擇。而隨着內地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和國際機構將亞洲地區的總部和發展重心轉移到內地，北大清華在這些企業機構就職甚至擔任要職的畢業生不在少數。更重要的是，北大清華相當比重的畢業生到中國政府、大型央企、金融機構、科研院所、國際組織等工作。可以說，北大清華的畢業生就業面更寬並且發展潛力非常大。

　　而領袖人才培養理念屬於大學文化的範疇，可以說實踐證明兩地大學都培養出了也正在培養符合各自理念的領袖人才，用“更現代化”的標準着實難於區分伯仲。香港高校誠然提供了更優厚的獎學金，但是宣傳所大力吹捧的高額獎學金的受獎人數卻非常有限，對於絕大多數考生，都是可望而不可及。北大清華近年來也在不斷完善自己的獎助學金體系，就像清華所承諾的“決不讓一個勤奮而有才華的學生因為家庭經濟困難而輟學。”

　　可見，在這場討論中，情緒性判斷，或者對內地高等教育體制的長期不滿的宣泄，一定程度上掩蓋了事實真相。

　　綜合以上，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高考狀元用腳投票的結果並不同於媒體的高聲疾呼。香港高校擴大內地招生不會導致什麼“北大清華被掃為二流”，反而對於兩地高等教育發展是一件雙贏的事情。北大清華與香港一流高校更近距離的接觸一方面有助於北大清華吸取香港高校作為中西文化交匯點在學統、事統等方面的先進之處，也為兩校提供了更大的競爭動力。另一方面，對於香港高校的確也是一次非常好發展機會。如何為香港和內地持續發展吸引和培養更多優秀人才，如何引領香港擺脫殖民文化在中國發展當中發揮更大作用？這些也值得香港高校反思。

原載香港《廣角鏡》2006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