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辦好大學

——給母校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青年同學的一封公開信

作者：范良藻

前 言
我是1951年清華大學物理系的學生。1952年院系調整，轉入北京大學。

在校四年，雖說有過三反、五反，知識份子思想改造——向黨交心，和肅反等政治運動，然為時不長，基本沒有影響教學，渡過了四年還算是平靜的校園生活。

1956 年考研來中國科學院，回顧50年即將過去的科技生涯，銘刻在心，無法忘懷的是聶榮臻、江隆基、張勁夫、胡耀邦、方毅……黨政領導曾給我們知識份子的保護與關愛，還有老師葉企蓀、周培源、王竹溪、褚聖麟、彭桓武、胡寧、黃昆和導師錢學森給予我的啟蒙教育。“一日為師，終身父母”，這樣的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仍然流淌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血液里。人應懂得感恩。

對比80年代去美國留學的大學生和研究生，由於文革對傳統的破壞，他們大多不懂得什麼叫感恩，他們似乎沒有想過他們自己，包括他們的父輩都是國家栽培，由人民供養，接受精英教育的。和廣大的農村子弟相比，我們享有的是法權事實上的不平等，難道我們不應該知恩圖報，回饋祖國嗎？只有在海外飄泊生活長久了，在它國異鄉，長期得不到民族的認同，才使葉落歸根，思鄉之情的愛國主義的意識漸漸甦醒而強烈！所以八十年代出國的和我們這些三十年代、五十年代留學歸來的前輩的愛國主義情操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他們為國家作出了巨大貢獻，同時也為民族作出了不得已的犧牲並無怨無悔。

公平、公正地回顧五十年的過去，不要把極左思潮和57-76年文化專制主義與在這一歷史時期廣大優秀的共產黨員奮鬥犧牲，建設新中國的貢獻等同起來；不要把當今部分官員腐敗和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官僚體制與共產黨領導的開放改革勵精圖治等同起來，不要把社會主義進程的歷史挫折和馬克思主義學說和人類對社會主義的理想等同起來，我們應該本着一個向前看的心態，來迎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前景。

回觀這四代人（包括現在在學的大學生）的歷史變遷，深感只有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使人民脫離愚昧和無助，才能解厄中華民族的百年苦難。如果只興辦精英教育，培養出來的“知識精英”杯水車薪，他們將會脫離平民，脫離社會，高高在上，自以為是，最終也將自己淪為工具理性的奴隸，而不是價值理性的主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社會也像一個彈簧的阻尼振動那樣，最終回歸平衡，社會也必將回歸理性，應在預期之中。

一、今日中國能否自主辦好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

最近媒體有如下報道：
一是丘成桐點穴中國學術，認為“學術界種種不良風氣歸於‘文化大革命’，它摧毀了中國優良的文化傳統，人們價值觀念完全改變，名牌大學也變得唯利是圖。許多老師只懂科討論第三流問題，學生不會作第一流的學問。在中國提拔人才的機制，已成了提拔自己親信的工具”。最近留美學生的水平無法與改革開放頭十年留美學生水平相比，信仰變了，清貧學生才知發奮圖強，歷來如此。

2005年7月30日，溫家寶總理在解放軍總醫院探望錢學森先生時，錢學森先生說：“一個有科學創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學知識，還要有文化藝術修養，它能開拓科學創新思維”；“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新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這是很大問題”。那麼，這究竟是一所什麼樣的大學呢？

2005年10月8日，北京日報報導錢學森又談人才培養的問題，“我們一定要培養會動腦筋，具有非凡創造能力的人才”；“回國以後，我覺得國家對我很重視，但是社會主義建設需要很多的錢學森，國家才會有大發展”。

看來辦好大學：一是要恢復中國優良文化傳統；二是勵行教育的體制改革，糾正不良學風和學術不端行為；三是探尋培養發明創造傑出人才的模式。我看，還應該加上一條，育人以德。培養出的人才，要能深明大義，學成了，要用之於民，歸之於民。

讀書不是為了作官，國家出錢辦學不允許把教育辦成產業，讓擁有權力的人去升官發財。雖說：“居朝堂之高則憂天下，歸山林之隱，則憂社稷，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要求高了一點，如果我們培養出來的人才依然是爭名於朝，爭利於市，甚至利用高科技犯罪，這樣的人才‘冒’出來又有何用？所以，不是有知識、有學問、有本領的人都能稱自己是知識份子的，‘知識份子’這一稱號，它代表的是社會的良心，其重要的特徵是關心人民的疾苦，針貶時弊，說真話，不說假話，不趨炎附勢，敢於仗義執言。

談起清華、北大，能否辦成世界一流名校，國家要下軍令狀，要下委任狀，同時也要放權，而又不失監督。50 年來，究竟是高教部在辦清華、北大——長官辦學，還是同仁辦學？1952年院系調整，全面學蘇聯，破壞了大學原有的各自的優良傳統和應有的民族自信，用行政管理的辦法去管大學教育，是大學辦不好的根本原因，如果至今我們對歷史採取淡忘的態度，該捨棄的捨棄不了，必將被歷史擱淺。說穿了，辦好大學，只需四個字，那就是寬容和信任。那麼國家想要什麼，中國有覺悟的知識份子就能作到什麼。雖說：“士為知已者”死，有忠君之嫌，但歷史已經證明，誰也比不上中國的知識份子經久耐用，棒打不散。

二、中國世界一流大學的歷史先聲

1938年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千里遷徒，在昆明辦了一所享譽中外的西南聯大。抗戰前，中國的高等學府大多是丁方大學在中國的翻版，因此，脫離社會，脫離民眾是舊中國知識精英的普遍特徵。

是什麼樣的社會原因，使西南聯大的師生們成就為中華民族當代的脊梁骨呢？正如王中宇先生說得那樣1），“在國難當頭之際，當時的知識精英就在這樣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走進了社會底層，社會各階層也藉此認識了他們，原本經渭分明的精英和平民兩個集團，在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匯聚走到一起了”。看來，苦難與挫折是使民族清醒而奮起的一劑良藥。國之不存，安有家乎。國家興旺之際也必須有居安思危的全民教育。要用國歌的精神來教育人民。

同樣的道理，我們這批五六十年代的大學生，若不是參加了勞動鍛煉，四清社教運動，進入過社會最艱苦的底層，我們也不可能激發起為勞苦大眾服務的願望，安心過着一月五六十元人民幣清貧的生活，看到我們當今知識精英階層，月領工資五六千元甚至上萬元還嫌不夠，真有必要定期到堅苦的農村去看看，看看我們農民兄弟是怎樣生活的！是抗日烽火改變了一代知識份子的精神面貌，西南聯大的師生，在上有日寇的飛機轟炸，下在極其堅苦的條件下，從事教學，從事科研，全校一半同學都在校外勤工儉學，使他們體驗了生活，了解了社會，磨練了意志，與人民群眾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我們這四代人究竟是那一代人更幸福呢？

“這種與平民休戚與共的經歷”，造就了歷史上罕見的一代知識精英，在這裡我們能看到的是一座座精神豐碑，一個個人格的典範，一門門學科的基石，他們至今仍讓我們景仰，敬佩，深思反省。和當今物慾橫流，一切向錢看（美其名曰經濟效益）的社會現實相比，真令人疾首痛心。對比當今清華、北大國家經費投入多多，真是應該三思和三省。

辦好西南聯大另外一個歷史契機是當時知識精英，由於國民政府的腐敗，整體上左傾，國民黨政權在國難當頭之際，對校園意識形態的控制一定程度上的放鬆，從而在西南聯大的校園裡，處處洋溢着學術自由、學術民主，百家爭鳴的風氣，這又似乎是解放後新中國將如何民主辦學的一次預演！這也回答了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怎麼辦，才具有中國理念世界一流大學的模式。正是這種民主，自由，百家爭鳴和尊重人格尊嚴的力量乃是辦好大學的人文條件。正如梅貽琦所說的那樣：“大學者非大樓之謂，乃大師之謂也”，正是這一代大師為國家造就了一代人傑。七十年前，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能作到的事，能作成的事，七十年後的今天我們有什麼理由如此自卑、自謙呢！西南聯大不就是母校的前身嗎？

三、中國本土能否培養出世界一流的大學教授

何謂一流，應有標高。錢學森先生最近說：“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有很多錢學森國家才會大發展”，錢學森先生能這麼公開鼓勵後進，真是天大的喜事。那我們就以錢學森和楊振寧兩位前輩作為世界一流的標高吧。早在1957年楊振寧、李政道榮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時，錢學森先生就說過：“世界上任何發明製造都是可及的，不是不可及的”，不認為在中國本土，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三十年代錢先生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四十年代楊先生畢業於西南聯大，到了美國各自得到馮、卡門和奧本海邁的指點，處在一個能曉知何為科學前沿，有利人才成長的學術氛圍中。其實，師父領進門，修行靠自己——成者自成。導師能給出一個好題目就算萬幸了。無疑，錢、楊兩位前輩的大師潛質是在中國形成，決非在美國誕生，這一點應大昭天下！1977年，恢復高考後，得到美國高校資助的中國留學生，在十年文革摧殘之後，仍然出類拔萃，得到世界公認，中國的留學生，已成了美國科學家的搖籃，能說在中國本土培養不出世界一流的人才嗎？

不是培養不出，而是在中國本土這樣一個官本位的人文環境，“冒”不出傑出人才。學術資源被壟斷，學術民主被壓制，學術評價缺失公正，人才大量流失，這是中華民族的歷史悲劇。

我們這批五十年代畢業的中國大學生，為新生的共和國服務已超過五十年，立下了不世之功。尤其在清華、北大、中科院這一三角地帶生活和工作的學者，什麼是世界一流水平，早已耳熟能詳，我們從出校門那天起，就勇敢、自信地面對生活，面對工作，面對困難，我們絲毫也不覺得自己比世界任何一個名校歸國留學的同行差。可是我們得到的卻是人為的完全不同的待遇，卻能終生無怨無悔地為國家效力，這種棒打不散，子不嫌母醜的愛國主義精神難道不值得表揚嗎？

五十五年來北京大學物理系培養出來的大學生，晉入院十行列的有22位，以51屆入學我班為例，四名院士中三名是部長（其中兩名是工程院士），在22位院士中不帶官職的只有4名，這樣的院士評選，不是官本位又是什麼呢？

解放至今，北京大學物理系有最優秀的生源，從母校畢業的何止3000人馬，其中卓有貢獻，甚至世界知名的不下300人，牆內開花牆外香，得不到認可，聽而不聞，視而不見，怎麼能說在中國本土培養不出人才呢？遠的不說，50屆入學的曹昌其教授講電動力學，講的比胡寧老師好；51屆入學曾謹言教授講量子力學，講得比楊利銘老師好，52屆入學顧雁教授，講統計力學決不比王竹溪老師差，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理應如此，這些都是被歷屆同學公認的事實，但是從不宣傳，只能自嘲自己至今還是“三尺微名，一介書生”。話說至此，我深信，誰還會認為我們這些年過七十，辦了退休，三界之外的人，還在此自我自秀呢？所以道來，是希望這一段已過去的歷史不被遺忘，不再重演。從今以後，中央能重視在本土生長的人才，一視同仁，共同對待。

四、如何辦好大學

1、在近代教育史上，有一所絕無僅有世界名校，它就是1938年在抗日烽火中創辦的西南聯大。全校不到1000人，創辦七八年卻培養出了118名中科院院士（1955年自然科學的學部委員），占當時全國學部委員的25%！辦學的硬件條件最差，培養人才的業績卻最好，世界上有哪一座名校能望其項背呢？好大學自有好大學的辦學理念，西南聯大的辦學理念就是：保證學術研究的充分自由；崇尚學術民主，反對學術壟斷，鼓勵百家爭鳴和尊重人格尊嚴。

辦學不僅僅是授業，更為重要的是使學子能聞道於天下。西南聯大的師生在抗日烽火中醒覺了民族意識，置身平民，面向社會。學生受教益，不僅僅是要學好數理化的工具理性，而是要獲得修身、齊家、治國、為人民服務的價值理性，價值理性高於工具理性的辦學理念，大學才有可能是培養民族脊梁骨的搖籃。西南聯大的辦學模式，也應是中國培養傑出人才的辦學模式。這就是我們應該恢復的優良傳統，創新不是抄新，更不是標新。

2、要不拘一格選拔人才。

中國是一個人才大國，人口多是一個負擔，人多素質好則是寶貴資源。最近十年高考狀元經常出自農村，因此選拔人才，決不可忽視農村。2000年高中畢業生約上千萬，考上大學的約百萬，其中聰明而又勤奮者約10萬，出類拔萃極具天賦可成大師之才的最多上千人，也就是說中國每年可能出100名錢學森，100名楊振寧，100名愛迪生式的傑出人才。所以說，要尊重知識，尊重勞動、尊重人才，才可能讓大師之才“冒”出來，而不被毀於襁褓之中，千里馬是賽出來的，不是欽定出來的現代化翰林院的大學士。保證大師人才被發掘應有國策保證，雖說大師之才無一不是成者自成，也決非可以由誰能引領而出，但是，人才強國，要有發掘人才的體制。

13億人口的中國，每年畢業的大學生能有謀生技能的一二百萬，每年有一技之長的中專生應有四五百萬。將來可能成長為各類專家的約10萬人，沒有這樣一個人才梯隊，大師“冒”不出來，“冒”出來也無後勁。決不能把平民教育成為選拔精英教育的後備軍。參天大樹必隱沒於森林之中，一木獨秀，風必摧之。僥僥者易折，皎皎者易染。

要承認，世上有天才，13億人口，大師級人才，就是每年招考一千萬大學生，每年也不可能過千。這是大數定律統計平均的上限——萬綠葉中一點紅。科教興國，教育是基礎，成才率要高，漏過率要小，因此在統一高考的前提下，要有不拘一格人才的補充方案。否則像錢鍾書那樣數學考零分，語文考100分的國學大師就會被漏掉，而不被清華大學錄取，中國就不會有華羅庚、曹禺、錢鍾書。要允許毛遂自薦，國家應成立考試院來選拔大師，選拔天才學生。

3、要不拘一格地培養人才

並不是考取清華、北大的學生，將來一定成才，非名牌大學也會出科技大師。對能成為大師的人才，只要有一定環境配合，一般講來，都是成者自成，誰是孔夫子，馬克思、愛因斯坦的老師，從未見其詳。人們應該深信，錢學森遇不到馮、卡門，楊振寧遇不到費米和奧本海邁，是大師，最終還是大師。但是其把丁肇中和楊振寧換位，擅長作理論的卻去作實驗，擅長作科學實驗的，卻去作理論，那麼這個世界上將少兩位諾貝爾獎的得主，興趣寬泛的人要知道自己最適合作什麼，有難度，一個好的學生首要給自己定位，知道自己最不適合學什麼，又最適合學什麼，好的大學，好的老師應該因材施教。初值條件定得不合理，這個微分方程怎麼能解呢？所以才有師父領進門，修行靠自己一說。

解放前學生允許轉系，允許換導師。楊振寧在芝加哥大學師從費米，不擅長作物理實驗，轉到普林斯頓大學，師從奧本海邁，作理論物理，這才叫不拘一格培養人才。今後，也要允許轉系，要允許換導師，大學培養的是通才。還應允許學生從興趣出發選修課程，由學生自己來構築自己的知識體系，這樣學到的知識，才是活體，才會學易致用。才有利於學懂、學通，統一高考十分必要，基礎課不得不學。但要給學生自由，大學生寬進嚴出，學不好不讓畢業。研究生要學會作基礎研究，不會作基礎研究，將來開發必然作不好。這些要求，解放後的清華、北大統統沒有作到，一刀切，只授業、不解惑、不傳道（不告訴學生，知識的來龍去脈，不告訴學生，發明創造的客觀規律），所以才說，大學大師之謂也。北大、清華有大師，也培養出了大師，但是大師無權自行發揮，要聽為官的，所以北大、清華成才率也不高，畢業後，要在實際工作中自行摸索好多年，才略知之無，這一切是由官本位的體製造成的，此風不改，清華、北大永遠成不了世界排序最前的學府。

4、道德文章、天人合一。

凡是略具悟性的人，興趣必較廣泛，人間學問一是對自然，一是對社會，前者是自然科學，後者是人文科學，兩者都是科學，都有不可違背的客觀規律，違反規律，迷信權力，一旦權在手，便把令來行。必遭懲罰。所以必須講和諧，一是講人與自然的和諧，二是講人與人之間社會的和諧。其間，實踐是認識真理的唯一標準，所以科學的上面是哲學，哲學的上面是信仰，是宗教。文理相通，只是在同一層面上的交流。

馬克思最信奉的格言是“懷疑一切”，所以說，一切真理都是相對的，有條件的。寫文章也一樣，要講道德，一篇小文章，分三次寫，還要三人同時署名，更別提天下文章一大抄了。除了騙自己，騙長官，又能騙誰呢？文章發表了，白天彈冠相慶，夜間必然多夢而不得自安。其實瓢竊抄襲的行為，在大學裡必須作為使此人斯文掃地的天條。道德文章，人品第一，沒有人品，去說什麼學術自由，那不天下大亂了。

古語常說，觸類旁通，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指的是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自有其內在的聯繫。美國有位經濟學者，用愛因斯坦《布朗運動》的模式來解釋，股市的漲落即為一例，但是人們精力是有限的，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物理學家能精通數學、已是不易，像物理學家費米那樣又善工藝，更是難得。文理交融，多元並舉，是科學家又是政治家，又會演奏鋼琴，又是文學家，令人難以想象，非常人所能為也。

作學問，不論作的是什麼學問，首先應當從現象出發，從事實出發，通過歸納和演譯，通過假設和實踐，從中得到一般性的規律。這比從體系出發，從概念出發。從邏輯推理出發，要強100倍。所以大學教育，無論是學政經，學文史哲，還是學自然科學，都必須通曉思維哲學的一般規律，否則成不了大器。

辦大學最終目的是培養具備價值理性的人才，而不是培養只懂得工具理性的凡人。什麼是人才，人才要有專長，要有為人造福的本領，要面向社會，要面向弱勢群體，要能被問責，要有自省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