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認識醫學家余岩

祖述憲
安徽醫科大學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喚醒了中國人的民族危機意識，救亡圖強成為
一股強大的社會思潮，使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出現了重大的轉折。鑑於內憂外患
日益深重，清朝廷也決定效法日本，實行維新，於是興起了第一次“留日潮”。
余岩就是在這個背景下，胸懷強國壯志，負笈東渡，習濟民之術，日後成為20世
紀上半葉上海的一代名醫。他積極傳播新醫學和新文化，提倡醫學革命，在中國
近代醫學發展的歷史上激起過不小的波瀾。

　　余岩字雲岫，號百之，以字行。在本文中，按照當時的習慣，余岩和余雲岫
的名、字兼用。如今了解余岩的人已經很少，他的著作也塵封在少數幾個圖書館
里，難以尋覓①。然而，近半個世紀以來，余雲岫這個名字卻時而出現在一些有
關中醫的文字裡，被當作“反面人物”加以鞭撻，蒙冤受辱。但是，如果不存偏
見，認真閱讀他的著作，你會發現他不僅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和銳意革新的醫學
家，而且也是具有強烈民族憂患意識和愛國情懷的新文化運動開拓者。他的著作
經受了歷史的檢驗，其意義不僅沒有隨着時間的流逝稍有所失，而且至今對於我
國的醫療衛生事業仍然具有重大意義。余岩的經歷說明，在文化上超越時代、棄
舊圖新的傑出人物，往往難以見容於他所處的那個時代。

　　① 有鑑於此，本文作者編選了《余雲岫中醫研究與批判》，2006年7月由安
徽大學出版社出版。本文引用的余雲岫文章，可檢閱該書。

　　余岩生平[1] ②

　　② 除參考文獻[1]外，尚根據余岩著作如《亡室劉氏行略》（《余氏醫述》
卷七外集）；其他史料和余愾提供的資料進行核實和補充。

　　1879年10月28日，余岩出生於浙江鎮海縣澥浦鎮余嚴村的一個貧苦的家庭，
兄弟五人，先生居長。

　　1884年，余岩6歲入鄉塾。1901年就讀南潯的潯溪公學，杜亞泉時任校長，
蔡元培為名譽校長。1903年赴上海，就職澄衷學堂教員。次年返鄉，主持鎮北貴
駟橋寶善學堂。1905年由鎮海縣鯤池書院保送，赴日本公費留學。翌年，按照書
院的要求，入日本體育會學習；畢業後轉東京物理學校就讀，1908年入大阪醫科
大學預科。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余岩與留日習醫學友立即組成“赤十字隊”（即紅
十字，日文為“赤十字”）參加革命軍的救護工作。歸國前，他餞別賦詩，表達
為革命赴死的決心：“一身歸國知悲憤，萬死投艱在倔強；少別群公休悵悵，男
兒事業本沙場。”11月，他們抵達上海，旋即隨革命軍入南京。時陝西攻戰猶烈，
士卒死傷甚眾；乃西行入秦，至陝石（今三門峽市境內）遇匪，他與同行者四人
被擄；幸三天后獲釋，終抵西安，為軍民救護，五個月後返鄉。1913年春，重返
日本大阪醫科大學繼續學業，1916年畢業。回國後擔任公立上海醫院醫務長，翌
年冬辭職。此後自立診所，懸壺濟世，同時進行中醫藥的研究，倡導醫學革命，
終身不懈。

　　余岩秉性“素不好世俗之所好”，惟好學問。從青年時代起博覽群書，熱中
於著書立說。在赴日留學期間，他編撰了兩本物理學教科書，由上海開明書店出
版。1918年，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1928年，創辦了《社會醫報》周刊，為建
設和發展我國新的醫療衛生體系，向政府和社會提出建議和批評。他為文證據翔
實，邏輯縝密，言語犀利，具有無懈可擊的說服力，並且流露着強烈的愛國主義
和理想主義激情，讀之“令人迴腸盪氣，不忍釋卷”[2]。數年前，我的老師、
我國勞動衛生學科奠基者之一、前上海醫科大學顧學箕教授，向我回憶他在求學
期間和學友們在《社會醫報》出版日急切地前去購買新報的情景時，仍然興奮不
已。在余岩撰寫的大量醫學著作中，關於中醫的系統研究與批判、本草研究、中
國醫學史研究和醫療文化評論等文章，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這些文章大都編入《余氏醫述》，再版改名為《醫學革命論集》。此外，他還著
有《皇漢醫學批評》[3]和《古代疾病名候疏義》[4]。他的著作在社會大眾中也
有流傳，起到傳播新醫學的作用。例如，巴金在其小說《春》中有這樣的描述①：

　　①巴金.《春》，第2版， 第47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

　　他（覺新）忽然走到書櫥前面。把余雲岫著的《傳染病》取出來，翻開《赤
痢篇》反覆地看了兩遍。他看見書中所說跟任醫官的話一樣，才知道蕙的病勢的
確沉重。他又害怕國光不相信西醫，或者照料病人不周到，便差人把《傳染病》
給國光送去作參考。

　　余岩高瞻遠矚，一再強調醫學研究的重要意義，呼籲當局開設研究機構，發
展醫學研究事業。然而，他自己從日本學成歸國，除了短期兼職過北平研究院的
特約研究員和中國醫藥研究所所長以外，他畢生在上海開業行醫，做他所說的
“醫之最下者”，“有志學問者所不屑”的“不榮耀之事”。（《對於醫學前途
之希望》）這說明當時的社會環境不遂人意，沒有機會實現他所嚮往的“醫之上
者”——研究工作的抱負。他在致一青年醫生的信中說：“仆滬上一開業醫生……
所謂第四等之醫耳” （《答潘君驥書》），實“為饑寒所迫者不得已而為之”
（《對於醫學前途之希望》）。這種無奈與自嘲，充分表現了他壯志難酬的壓抑
心境。但是，身為開業醫生他有很高的思想境界和追求，他醫德高尚、醫術精湛，
為病人處方用藥，儘可能採用國產藥物，而不輕易使用價昂的舶來藥品，為此他
在診所里開辦一個小型研究室，結合臨床研製藥物。

　　他兼任過的專業、學術公職很多。在1925年至1934年間，余雲岫先後擔任過
上海市醫師公會首任會長、中日文化事業委員會上海分會委員、南京國民政府衛
生部中央衛生委員會委員、大學院譯名統一委員會委員、醫學校學制與課程和編
制委員會委員、大學院審查科學圖書委員會委員、內政部衛生專門委員會委員、
東南醫學院（即安徽醫科大學前身）校董會副主席、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顧問
和《中華醫學雜誌》編輯主任等職。1935年，任北平研究院特約研究員。1944年，
兼任中國醫藥研究所所長。

　　余岩是思想開放的知識分子，可是對傳統師道恪守不渝。從他留日期間追隨
章太炎起，與章家一直過從甚密，並與師母常有詩唱和。但他對中醫的觀點與章
的顯然有本質的不同，章認為中醫“誠有缺陷，遽以為可廢，則非也”，而且還
認為“中醫之勝於西醫者，大抵傷寒為獨甚” [5]， 同時積極支持舉辦中醫學
校，並擔任校長。可是他對章言必稱師，對章在中醫上的考證和醫藥上可取的意
見，都持讚賞的態度。杜亞泉任潯溪公學校長時，余雲岫就讀於該校。余發表
《商兌》和《國產藥物研究之第一步》後，杜亞泉撰文提出批評[6]，盡
管他不能同意杜的意見，但認為杜先生不懂醫學，又是他的“少時之師”，雖不
能逢迎附和其言論，但也不願加以反駁。因為，“蓋近世道德毀棄，名利所在，
骨肉操戈；師弟之分，古之所重，仆誠不欲援當仁不讓之說，而彎射羿之弓也”
（《與惲鐵樵論第一書》）。

　　作為著名的知識分子和名醫，余雲岫與上層社會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與各類
人物都有交往，但他從不攀附權貴，鑽營名利。相反，他與官場和當權者始終保
持距離，承擔知識分子批評的角色；對醫療衛生問題秉筆直書，向當局提出建議，
對社會的黑暗和腐敗進行抨擊，為社會大眾發言。褚民誼曾與余在醫界共事，抗
戰時期褚任汪偽政府要職，邀余擔任同仁醫學院的校董，但余深明大義，以過於
繁忙為由予以拒絕①。國民黨要員陳果夫是中醫和國粹的積極倡導者，深知余雲
岫對中醫的態度。1935年，陳任江蘇省政府主席兼江蘇省立醫政學院院長時，仍
然邀請他去該校演講，並親自主持演講會，余岩雖有自謙卻毫無諛辭（《醫史學
與醫學前途之關係》）。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陳果夫在上海舉行慶祝光復的
聚會，邀請社會賢達名流與會，余在會上批評了國民政府“劫收”大員的貪污腐
敗，充分顯示他剛正不阿的品格和真正的知識分子的立場。

　　①下面為褚民誼給余雲岫的覆信：
　　雲岫先生大鑒：前為同仁會擬在上海同仁醫學院事，曾請足下協助進行。旋
奉大函，敬悉公私過忙，未暇兼顧，並擬辭去籌備委員職務。茲以第二次籌會即
將舉行，先生既不克兼綜，故已改請袁局長榘范擔任。知關錦注，特此布聞，余
不一一。順頌道履 褚民誼啟，十一月廿九

　　1949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為了“迎接獨立富強的新中國的建
設高潮，為廣大人民而服務”，上海市中西醫藥研究社和新成立的中醫新教育促
進會共同組織了一次由自然科學工作者中的醫界先進參加的“中醫座談會”，由
上海市中醫師公會顧問、醫史教授宋大仁主持，余雲岫、國立同濟醫學院院長唐
哲、東南醫院院長湯蠡舟、國立上海醫學院藥理學教授張昌紹和公共衛生學教授
顧學箕、中華醫史學會會長王吉民以及著名中醫師葉勁秋和姜春華等15人出席。
這個座談會認為：“中醫依舊以不科學的醫術，占着他們廣大的人數，普遍地替
人民治病，這對於人民健康，實在是一件很危險的事，當然，對於將來公醫制度
的推行，也是一個最大的阻力！[7]”並且撰寫了《處理舊醫實施步驟草案》，
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善意的建議：改造中醫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對全國中醫辦理
一次總登記；停辦中醫學校，不准再收門徒。第二步是舉辦中醫再教育。第三步
是厲行中醫的甄別和淘汰。同時要“整理中藥”和“幫助中醫成為新中國的公共
衛生員” [8]。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衛生部對余雲岫的學術研究和醫學革命的主張
相當重視，安排他許多社會職務，先後擔任過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
會委員、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上海市土產交流大會②籌委會中
醫專門委員會委員、衛生部教材編審委員會委員、衛生部《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
編纂委員會特邀委員、中華醫學會理事、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會聯合會委員、
上海市衛生局中醫進修委員會委員和成藥審查委員會委員等職。他積極響應政府
的號召，滿腔熱情地投入醫藥衛生事業的建設工作。1950年，他擔任第一屆全國
衛生會議籌委會華東分會委員，其後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國衛生會議，並作為
主席團成員。在此期間舉行的中醫座談會上，衛生部副部長和黨組書記賀誠充分
肯定了他對中醫的批評。賀誠說：

　　② 1951年，根據政務院副總理陳雲“擴大農副土產品的購銷……是目前活
躍中國經濟的關鍵”的指示，全國各地舉辦規模盛大的城鄉土產交流大會或物資
交流會，其中包括中藥。

　　過去余雲岫先生曾批判過中醫學術，有許多是對的，即使在批評尺度方面，
對中醫問題解決方法上，有不能使中醫滿意的地方，但基本精神還是好的，中醫
也正是因為有了他的批評而引起了警惕和注意，也曾獲得了一些改進。在中醫方
面，應當歡迎別人的批評，對的接受，不對的再加以說明，決不可因為別人的批
評，引起不滿，在處理這樣的問題時，還須有偉大的胸懷和氣魄，以及客觀態度。
個別中醫認為余先生來參加衛生會議和中醫小組就難以同意，須得重新考慮。我
以為顯得中醫代表先生的進步，體會毛主席中西醫大團結的精神以及我們偉大民
族的偉大胸懷和氣魄，應當歡迎余先生來參加中醫小組，並要求他作更多的批評
與改革中醫學術的意見，這對於中醫來說是有好處的[9]。

　　在此次會議上，中央政府頒布了衛生工作的三大方針，其中包括“團結中西
醫”。此後，各省市開辦中醫進修學校，吸收開業中醫進修，系統學習醫學知識，
目的是使“中醫科學化”（其中不少學員後來成為中醫界的骨幹，有些中醫進修
學校成為中醫學院的前身）。他擁護政府的政策，作為上海市國醫訓練所學術講
座講師，參與中醫進修教育工作，在中醫進修班演講授課，勉勵學員“向科學學
習方法”，在臨床診療時要有科學的觀念、用科學的方法，去做“在科學上有根
據、對大眾有利益的事情”；希望中醫通過科學化與新醫學統一起來[10]。

　　1950年12月，東南醫學院董事會自願將學校獻給國家，改為公立，由副主席
校董余雲岫委託院長行使管理權[11]①。1953年，他受命去中醫研究所（今中國
中醫研究院）工作，並擬於翌年北上赴任，但因9月發現癌症，終未能實現他的
專事醫學研究工作的夙願。1954年1月3日，余雲岫因患結腸癌在上海逝世，終年
75歲。根據其生前留下的遺囑，對他的遺體進行了病理解剖。

　　①引自校史編寫組編寫的《安徽醫科大學校史》初稿（2006年），第39頁為
“主席”，應為“副主席”，其後定稿的《校史》刪除了這段話。根據2006年
《安徽醫科大學校史資料》（珍藏版）收錄的民國二十五年《東南醫學院要覽》，
第2頁為“副主席校董”，主席校董為褚民誼。褚民誼（1884–1946）國民黨元
老。父為當地名醫。早年曾留學日本和法國，參加同盟會，宣傳反滿革命。1924
年在法國獲醫學博士學位，回國從事教育工作，先後任廣東大學教授、代理校長、
兼任廣東醫學院院長。1926年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後遞升為執
行委員，北伐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後方軍醫處處長。1940年3月底汪偽國民
政府在南京成立，褚任行政院副院長兼外交部長。1946年褚因漢奸罪被執行死刑
後，主席校董職位一直空缺。

　　余岩的學術成就

　　余岩的主要研究和工作被收集在《余氏醫述》或《醫學革命論集》一至三集
中，根據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五個部分：一、對中醫理論的系統研究與批判；二、
關於廢止舊醫案與對國醫館的批評；三、本草研究；四、中國醫藥史研究；五、
醫療衛生工作與文化批評；和六、序類。茲扼要介紹如下：

　　－、對中醫的系統研究與批判

　　余雲岫一生的工作在於研究和批判中國的傳統醫藥，介紹當時新的科學的醫
藥知識。他的中醫批判文章都是對中醫理論和實踐進行充分研究的成果。所以，
江蘇的一位老中醫說：“大家都知道西醫前輩余雲岫先生最最反對中醫……但他
對中醫學方面的研究，是有相當深厚的基礎，一般中醫遠遠的望塵莫及。[12]”
有人稱讚他的這些文章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之巨製”，“前無古人者，昔日
舊醫既無現代知識，自不足以言今學；後無來者，則此後新醫界，尚得有人讀如
許舊醫典籍，能作如許文章，然後與謬妄邪說作知彼知己之搏戰乎？[2]”余雲
岫介紹新的醫藥成就的書文也很多，但如今大都已成為歷史。

　　他對中醫的批判絕非出於個人成見，相反，他之所以學醫原本出於“發現國
粹的狂熱”。他說：

　　當初我一意要入醫學校去學醫的時候，原是抱了一種極大的野心。我想中國
的醫學是數千年來相傳的學問，歷代名醫很不少，歷史和名人筆記裡面所載的醫
話說得很有奇效，《內經》、《傷寒論》、《千金方》、《外台秘要》等書籍也
很多。我以為中國的醫學是一定有研究的價值，一定有很好的成績可以研究出來，
並且研究這個學問一定是很有趣味的。誰想學了西醫之後，再把中國醫書翻開來
讀讀，竟是大失所望，把我十年來痴心妄想要發現國粹的狂熱，竟變成“一片冰
心在玉壺”了。（《科學的國產藥物研究之第一步》）

　　他對中醫從熱情地投入到以失望結局的這種經歷，在青年中醫師中似乎並不
鮮見。

　　余雲岫說：他是“真理的忠實信徒，反玄學的激烈分子”（《余氏醫述》第
一版自序），“灼然知舊醫之虛誑不根，不足以利用厚生，愛莫能助，不得已而
創廢棄之說”（《致〈時事新報〉滄波先生書》）。因此，他批判中醫的目的，
是為了喚醒舊醫、整理舊醫、改造舊醫，實現我國醫學的科學化，而不是與舊醫
奪飯碗、爭門戶或鬧意見。他說：如果他掛起中醫的牌子，恐怕是上海不可多得
的名醫，甚至是第一等中醫，現在他做西醫，還夠不上第一等。若是為了飯碗，
他只要做個騎牆派，兼行中西醫療，那他的門庭一定會更加興旺。

　　《黃帝內經》簡稱《內經》，包括《素問》與《靈樞經》兩大部分，被封為
中醫的經典。1917年，余雲岫發表《〈靈素〉商兌》，首先對《內經》進行徹底
批判，“痛詆陰陽五行、十二經脈、五臟六腑之妄”，旨在“墮其首都，棄其本
源”。他認為，《內經》成書於2000多年前，充滿“粗率之解剖，渺茫之空論”；
其推理之根據、演繹之綱領皆為陰陽五行、十二經脈等毫無憑據、絕對不合事實
的東西，因此“須要斬釘截鐵地把這點糊糊塗塗的空套打破”，“陰陽五行之說
破，而《靈素》全書幾無寸尺完膚”。他認為：醫學是建立在解剖學、生理學和
病理學等之上的科學，而中醫還停留在陰陽五行等空想概念的推演、完全與實際
不相符合的基礎上，既不認識疾病的實體，也不知道真實的病因，就像那無根的
草木，是不能為社會大眾的健康服務的。要樹立科學的醫學，就必需批判和摒棄
陳舊落後、實本巫祝的醫術。

　　鑑於清代學者對晉代梅頤的偽作《古文尚書》和陳摶的《先天八卦圖》的抨
擊一舉成功，遂使偽作和邪說敗落凋零，士大夫棄之如敝屣，自此學士不敢復取
陳、邵之圖，妄談易理，余雲岫原指望《〈靈素〉商兌》對《內經》的批判也會
產生這種作用，使中醫在理論上土崩瓦解。因為，偽《尚書》和《先天八卦圖》
都曾是有廣泛影響的書籍，被士大夫乃至朝廷奉為經典，比《內經》和《難經》
在中醫界的影響還大。不過，中醫與《尚書》偽作或“先天”邪說完全不同，解
決起來不可能如此簡單。因為中醫在社會大眾中有廣泛的基礎和實際需要，同時
醫生又是一個上好的謀生職業，乃至飛黃騰達的階梯，業者必定竭力加以維護。
余雲岫將此歸結為一是膚淺的“皮相之見”，由於國人有重古輕今、篤舊疑新、
避實遁虛和喜好高玄的文化心理，缺乏追根究底的科學精神，對醫術的道理和方
法根本不去尋證求據，認真考察，以致這“前古荒唐無稽之學”仍然盛行。二是
“飯碗問題”，“凡有可以保持其飯碗、延長其勢力者，無計不施，無孔不入，
真莫大之障礙也”（《我國醫學革命之破壞與建設》）。其實中醫界開明人士早
就深知中醫理論的陳舊落後。由陸淵雷、章次公等人創辦、章太炎任院長的上海
國醫學院，也要“一洗陰陽五行之說，欲以科學解釋中醫” [13]。

　　余雲岫對中醫治病的所謂“有效”，條分縷析，鞭辟入裡，至今仍不失其深
刻。他認為：第一，中醫用藥全在經驗。這種經驗是無數巧合的積累，“多言幸
中”（《對於國醫館的我見》），即由於“數千年以人命為嘗試，積之既久，幸
中偶合者日益加多，猶多言之必有中也”（《〈靈素〉商兌》）。所謂的“醫
理”，陰陽五行、十二經脈、臟腑的玄理全是牽強附會。

　　第二，許多疾病無需藥石，假以時日即可自愈，醫生實是貪天之功。《周禮》
在考核醫生時就充分考慮了“自愈”因素：“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
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次之。”鄭康成注說：
“五則半矣，或不治自愈。”孫仲容說得更明白：“明十失五者，並不得為下醫
也。以其術疏，才能得半，即其所得之五，亦或是不治自愈，非所治之功，固不
足數也。”所以班固引諺語說：“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這裡的“中醫”是指
半數以上的病人康復是由於自愈（《百之齋隨筆》）。

　　第三，有些病人的“治癒”是醫生“暗示的效果”，“完全是精神作用，和
催眠術差不多，與藥物是絲毫沒有關係的”。現代臨床實驗證明，任何無效的
“藥物”都可以成為安慰劑，醫生及其診治過程就具有良好的安慰效應。

　　第四，由“傳語之過量”誇大治療效果。年輕時他聽老人講名醫葉天士的故
事，“嘖嘖如神仙”，後來讀葉著醫書，才發現“謬誤百出，無足驚人”，完全
是虛名。皇甫謐因風痹之苦而學醫，結果卻令他大失所望。但他認為，黃帝以來
歷代名醫都有回春妙術，唯獨世醫之不可託命，恨生不逢時，憤而作《釋勸論》
①。余雲岫說人們都認為“醫道始於岐黃，視之如天神”，可是黃帝亦仰慕上古，
嘆息自己治病未必有效（《致全國各省教育會書》）。他還舉病家傳說他有“神
術”的例子，其實那本是醫生的平常事，但傳言卻神乎其神。一般說來，凡病家
對於醫生有好感或信仰者，則往往有溢實過譽之言。

　　①皇甫謐.《釋勸》：“若黃帝創製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虢而
屍起，文摯徇命於齊王，醫和顯術於秦、晉，倉公發秘於漢皇，華佗存精於獨識，
仲景垂妙於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

　　所以，他認為對中醫研究一定采要取歷史的、批判的態度，首先要實事求是，
揭破人們加給它的假面具，而後才可見舊醫的真相。著名中醫葉勁秋②也有相似
的看法。他說：

　　②葉勁秋（1900–1955年），字秋漁。上海著名中醫。畢業於上海中醫專門
學校，曾任上海中國醫學院教授、中西醫藥研究社常務理事，上海市衛生局中醫
教材編審委員。主辦過少年中醫社，被許多名中醫尊為師友。1950年8月，應邀
參加全國第一屆衛生會議和華東區衛生工作會議。著有《中醫基礎學》、《臨證
直覺診斷學》、《中藥問題》、《啟秘》、《仲景學說之分析》、《針
灸述要》、《灸法自療學》、《現代名醫驗案》和《不藥療法驗案》等書行世。
（根據中醫詞典編寫）

　　中醫理論玄虛的地方多，實效雖多卻少統計，但偶然的例子亦多，未必盡然。
中醫實效有，而經驗未必可靠，科學二字誤解亦多。我們應該實事求是，精益求
精，用批判的態度。我一生主張是批判的[14]。

　　《內經》是我國最早的醫書，其中充斥着空論玄想，去實甚遠。“自漢而後，
我國醫學漸趨實際，有方無論，專從事實上着手，頗有進步可觀。但自河間騁其
長舌，簧鼓天下，後之學者，靡然從風；斗空論以相勝，立異說以為高，割裂古
籍，顛倒成案，而醫學乃空疏窳敗而不可收拾矣。”他認為，我國晉唐醫家尚有
崇實之精神，如《千金》、《外台》，下至《聖濟》，皆方多論少，猶有質樸之
風。但是，宋代儒家學士競尚空談，道學大興，於是陰陽消長、五行生剋之說紛
然雜陳。金元四家因襲此風，極力主張重宗《內經》，如劉河間謂醫學“法之與
術，悉出《內經》之玄機”，並特別強調“運氣”②，稱“易教體乎五行八卦，
儒教存乎三綱五常，醫家要乎五運六氣”，“不知運氣而求醫無失者，鮮矣”。
朱丹溪說：“《素問》載道之書也，詞簡而義深，故非我儒不能讀。”回歸以虛
空幽渺之辭附會事實，演繹醫理。後有智者“別尋徑路，如王勛臣、吳又可之儔，
則群起而非之……流風餘毒，至今未泯（《“一變至魯”之一部舊醫界》）。”
他對中醫認識“結核病”的過程曲折倒退的評論，也說明了這一論斷。他說：

　　② “運氣”或“運氣學說”，是以五行、六氣、三陰三陽為基礎，運用天
干、地支等為工具，來推衍氣候變化與疫病發生的關係。《素問》有《天元紀大
論》等7篇專門討論“運氣”之說。

　　自《素問》、《難經》以來，至於有宋，諸家所論之結核病，代精一代，歷
然可考。河間倡復古之論，於病原式宗《內經》，於虛勞宗《難經》；既宗《難
經》又不守其說，橫插胃損，髒變而腑，五增為六，各極於三，大非《難經》本
文。而喻嘉言《醫門法律》直以是為越人之論，其誣甚矣。凡此皆宋以後醫家之
病，務為空論，不征事實。醫學之壞自河間始，與易水論藥，同為吾中華醫學界
之罪魁也。（《中華舊醫結核病觀念變遷史》）

　　醫學家陳方之也認為③：金元四家對“諸病的證候治療，都可以用《內經》
的混沌詞句，體察應用。所以診病不必定病名，只須辨其陰陽、虛實、寒熱，就
能開方用藥”。因此，“劉河間的《宣明論》，將病名門類萎縮到於十五，即諸
風、熱、傷寒、積聚、水濕、痰飲、虛勞、泄利、婦人、補養、諸痛、痔漏、眼
目、小兒、雜論④。以為不如此萎縮，即在《內經》中無根據”。於是將人體的
變化，完全歸結到陰陽、五行、六氣的窠臼之中，從根本上扼殺了中國醫學走上
實事求是的科學發展道路。

　　③ 陳方之（1884–1969），浙江鄞縣人。早期的血吸蟲病防治專家。1917
年日本帝國大學醫學院畢業，1926年獲醫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曾任國民革命軍軍
醫處處長、內政部衛生司司長和中央衛生試驗所所長等職。建國後曾任中央衛生
研究院特約研究員。文引自陳著《醫史總論?附舊醫學之回顧》，《內科病學第
一冊?傳染病學》，商務印書館，1950。
　　④ 即劉河間所撰的醫方書——《黃帝素問宣明論方》或《宣明論方》。卷
一、二諸證門，將《素問》中的61個病名逐條按照該書所述，制定處方；卷三至
卷十五將證分為引文中所說的15門，但其中的“泄利”應為“燥”，每門均按照
《素問》的說法制定處方。

　　余雲岫以博覽詳考，慎思明辨，一本經學師法、科學律令的態度和方法，對
中醫的要證細加梳理，黜非求是，集論成篇，寫下《傷寒發揮》、《溫熱發揮》、
《痰說》、《論濕》和《飲說》等文，並探討諸證與近代醫學上的臨床綜合徵的
可能聯繫，至今對於中醫和研究者仍有參考價值。他說：中醫所謂“傷寒”，即
是熱病綜合徵或傳染病，而“《傷寒論》者，時氣疫病論也，今之傳染病論也”。
他對吳又可在《溫疫論》中提出“戾氣”的概念，向《內經》提出挑戰，十分贊
賞（《傷寒發揮》）。他說：“吳氏既以溫熱病為疫，又反對中而不即發、伏氣
為病之說；復反對四時交錯之氣，變為時行之說，於時獨創別有‘戾氣’之論，
以打破古來六氣為病之範圍。非見之確，思之精，不泥古，不阿世，直抒所見，
實事求是者，誰能如此？惜乎當時病原細菌之學，尚未發達，戾氣之說，無實物
以證之耳！不然，其功豈讓德之科霍、法之巴斯德哉？”他認為：國人迷信“經
典”，不追根究底，探本求源，而是隨聲附和，輕信盲從，以致積非成是，習偽
為真。要是用吳又可那種求證的方法加以考察，就可以發現中醫經典中充斥着荒
謬，能夠得到圓滿解釋的千不得一。假如吳氏生於今日，相信他一定是醫學革命
的急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