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所謂“夾陰傷寒”，是指患“傷寒”者因房事導致的病情加劇。余雲岫
說，徐靈胎、吳又可和陸九芝早已對此提出過批評，根本不存在這種症候。他說：
現在不管什麼病，如流感、霍亂、眼疾、病胃，如果病情加重或發生合併症，都
可以稱為夾陰傷寒之毒入腸、攻眼、入胃，因而，凡百病證都可以用“夾陰傷寒”
來一網打盡（《夾陰傷寒辨》）。中醫“此種陋習，由來已久”，如吳又可論瘟，
幾乎百病皆瘟；劉松峰說疫，幾乎百病皆疫；郭右陶言痧，幾乎百病皆痧，現在
把熱病皆說成“溫”，都是一網打盡的方法。由於中醫沒有疾病實體的概念，醫
生可以根據病人的表面現象，按照附會的醫理，辨證用藥。
余雲岫對“產後血暈”的批評，具有重要的公共衛生意義。產後血暈是指產
後出血造成的急性腦貧血和昏厥，中醫卻認為由於“血之上攻”，因而害怕產後
“血液逆流”，故有產婦宜坐、不許平臥的陋習，結果加重血暈，鑄成大錯。中
醫“產後惡露，以多為順”的不經之論，導致“若惡露稀少，則舉家惶懼，謂為
將致血暈。於是飲以酒類，投以生化湯，以增益其子宮之出血”，危害更大，因
此造成產婦死亡者無以計數（《血暈說》）。分娩是那時婦女的一劫，而產後出
血居諸劫之首。他對血暈的批評無疑有助於減少產婦的死亡。
脈診是中醫望、聞、問、切四大診病方法之一，可是多虛玄不實。余雲岫在
《與中醫學會論脈書》、《寸口診脈的討論》和《論孕脈的妄誕》等三篇文章中，
根據解剖學和生理學知識，詳細批駁了寸口脈診臟腑分配和孕脈辨別男女等荒誕
的脈學。他說：舊醫把了病人的兩腕，拚命地搖頭抖腳來研究，裝出一副凝神壹
志的神氣，似乎可以洞知癥結，知道病在何髒何腑。其實還不如一般流行醫生，
嘴裡說第一人的藥方，手裡摸第二人的脈，耳朵里聽第三人的告訴，像煞表示切
脈是一種形式，實在沒有研究價值的意思，倒是爽快。這些虛偽欺詐的事卻沒有
人去揭露，說明“國人的腦筋里，完全沒有實事求是的思想、徹底研究的能力，
都是模模糊糊，且過今日，那管明朝的態度”（《寸口診脈的討論》）。可是，
憑脈斷病、按脈辨孕至今仍然十分流行，還得到大眾的相信。
古人對於疾病的原因缺乏了解，目光所及只能是日常所見的自然現象，把風、
寒、暑、濕、燥、火當成疾病的主要原因，尚無足怪，但今人仍堅守舊說，則屬
泥古不化和無知。《六氣論》一文批評說，六氣變化決非一般的致病原因，而六
氣中又“偏重風寒，一旦患病，必密閉窗戶，不稍透風”，更屬有害。余雲岫說：
那年夏天酷熱難當，病家仍泥於舊習，緊閉門窗，床旁有時還圍着一大幫親朋好
友，這真是不知天時、毫無常識的舉動。他常被邀去這種病室會診，深感如赴湯
火、入鼎鑊，少住片刻，即汗下如雨；病人也常有因此昏厥，病勢加重者。他不
無調侃地說：“六氣不獨風寒，何公等畏風寒如虎，獨不畏暑火致病耶？或曰，
此即‘風為百病之長’一言誤之也。”現在病房裡這種情形已很少見，但“風為
百病之長”卻依舊深入人心，年紀稍長者“畏風寒如虎”，一點也不誇張。他又
引《左傳》秦和之說，證明所謂“淫生六疾”，原意是“六氣之太過”，並非別
有“淫”物（《論六氣六淫》）。
余雲岫敏感地把握到國人中流行的一個騎牆式的論調或思維方式，從“古書
不可不信，不可盡信”，“脈象不可盡憑，不得謂盡無憑”，“舊醫不可不廢，
然亦不可盡廢”等，概括出一個“不可不……，不可盡……”的論式。他舉王肯
堂之痘疹胎毒說和陳修園之寸口脈診臟腑分配說為例，以“不可不……，不可
盡……”為題專文加以批評。他說：這是由於“對於一種事物的美醜、是非、取
舍和褒貶，不能有個準確的認識點，不能洞察它的本態。要是說它好呢，自己心
里實在有點不很佩服，但是因環境或時代的關係，不能不恭維一下；要是說它不
好呢，心裡實在很想回護他，但是因真理或事實的關係，不能不放鬆一下，弄得
進退兩難，所以造出這種乘兩條船的矛盾妙論，來維持一時”。“發這個論調的
根本原因，只是知識不充足（《“不可不……，不可盡……”》）。”正如胡適
批評的國人是“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不要求“太精明”，不求甚解的
“差不多先生”或“圓通大師”（《差不多先生傳》），傳統上有“懶惰籠統的
思想習慣”（《今日思想界的一個大弊病》）。因此，這種不求甚解、奉中庸的
態度，造成這個模稜兩可和兩面討好的“不可不……，但不可盡……”的騎牆式
論調至今仍然十分盛行。
余雲岫對中醫古籍中的精華則讚賞有加。他稱讚《靈樞》中關於“風水膚脹”
的描述“極工”：“‘視人之目窠上微臃，如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咳，按其
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風水膚脹也。’此數語狀心臟性水腫極工（《百之齋隨
筆》）。①”所以他說：彰顯我們的先人、發揚國輝的最佳方式是實事求是，用
科學的方法加以研究，而不是誇大妄想。
① 意思是：“‘病人的眼泡微腫，像剛睡醒的樣子；頸動脈有明顯搏動，
時而咳嗽，手足呈凹陷性水腫。這就是風水膚脹。’短短數語把心臟性水腫的臨
床特徵表述得簡明準確。”
“我國醫學已歷數千餘年，人口繁殖為世界魁，未始非此項醫學所維持
（《致全國各省教育會書》）。”這是近80年前一個中醫教育議案讚揚中醫的論
點，至今仍有許多人作如是說。余批評說：“此舊醫誇大之言，以欺庸俗。諸君
子奈何信之采之乎？”從“有病不治，常得中醫”，和孫思邈所說“晉宋以來，
雖復名醫間出，然治十不能愈五六”（《千金方?序》），可見“漢代之醫幼稚
實甚，強半罣誤，久為世人所惕懼”（《致全國各省教育會書》），而晉宋以來，
有“名醫”虛名者不少，其實連“下醫”都算不上，完全是貪“自愈”之功，哪
里有什麼治病的成績？人口研究證明：人口的消長與自然生境中的動物種群相似，
受食物和環境的支配，數量消長有其自然的規律。在18世紀以前，高出生率的人
口大大超過生存資源所能維持的數量，藉高密度下死亡率的升高加以限制，使人
口呈現周期性增長和減少[15]。在我國，歷代人口變遷的影響因素不盡相同，一
般來說，人口總是在生活資料所允許的範圍內不斷增長，及至規模超過社會生活
資料的負載力時，人口就會受到戰爭、饑荒和瘟疫等因素的消極影響，得到限制
[16]。在影響人類健康的環境（包括食物）、行為、遺傳和醫療衛生諸要素中，
醫療的作用最小。醫學措施對人口死亡率只有邊際效應，而且其影響也主要在死
亡率已經出現大幅度的明顯下降以後。因此，不僅不能把人口繁衍昌盛歸功於古
代的醫療，就是現代醫療對人口的增長也不起主要的作用 [17,18]。
早在1920年，青年學者吳宓就說：“原夫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變，東西皆
同……然其根本定律，則固若一。[19]”科學是一元的，本無中西之分。哲學家
馮友蘭說：“所謂中醫西醫之分，其主要處不是中西之分，而是古今之異。中醫
西醫，應該稱為舊醫、新醫。[20]”所以，余雲岫說：我國的《黃帝內經》、印
度的《金光明最勝王經》和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的“四液說”，是同一個時代的
產物，內容大體類似，有共同之處。如果這一時代的中西醫學要會通，那還有可
能（《國產藥物芻議》）。但在文藝復興以後，“西方醫學”走上科學發展的道
路，脫胎換骨，成為嶄新的醫學，如今已經成為現代科學的一個分支，是生命科
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中醫則故步自封，仍是前科學時代的古代醫術，與醫學相
比有天壤之別、本質之殊，如果再講中西醫學的會通，就是倒行逆施了。
二、關於廢止舊醫案與對國醫館的批評
受西學東漸和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清末民初開始大量引入新的醫學，國人
思想為之一變。當時不僅醫家倡導醫學革命，即一般學者也在提倡新醫學的發展。
他們都說醫學沒有中西的分別，只有玄學的醫學和科學的醫學的分別[21]。提倡
新醫學已成為當時學者和上層官員的共識和新政的重要內容。積極倡導醫學革命
和《廢止舊醫案》的歷史背景。
1912年7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召開第一屆臨時教育會議。當年公布學校系統
和頒布教育新法令，翌年公布的大學規程，中醫中藥均漏列作為醫藥的課程或學
科。1913年9月，汪大燮就任教育總長，力主廢除中醫。在（上海）神州醫藥總
會余伯陶等人鼓動下，11月23日各地中醫團體和中藥業組織醫藥救亡請願團前往
國務院、教育部，呈請保存中醫中藥。《神州醫藥總會請願書》中稱：“醫學課
程獨取西法，不及中學，此雖迫於世界進化之大勢，別具苦心。然會員等愚以為
醫藥為衛生強種之要素，與國計民生有絕大關係。速舉中醫中藥切實整頓則可，
遽加淘汰則不可。” “懇請提倡中醫中藥，准予另設中學醫藥專門學校，以重
民命而順輿情。[22]”在會見請願中醫代表時，汪大燮仍然“表示要決心禁止中
醫，取消樹皮草根” [23]。1914年1月，為了緩解矛盾，教育部和國務院的批示
均否認歧視中醫。國務院的批示說，“查中國醫學……在學術固已蔚為專科，即
民生亦資其利賴。前此（教育）部定醫學課程，專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
無功，先其所急，致難兼采，初非有廢棄中醫之意也。[24]”教育部函復神州醫
藥總會則說：“現在世界大同，科學日精，凡講授專門科學，須以最新學說為
衡……本部對於醫學，只期學術完備，求合於世界進化之大勢，然後檢疫、衛生
諸政，冀可推行無礙，並非於中醫、西醫有所歧視也。所請另頒中醫醫藥專門學
校規程之處，應勿庸議。[21]”
1917年，余岩發表了《〈靈素〉商兌》，對中醫進行系統的批判。1925年，
中醫界再次向國民政府請願，要求教育部把中醫學校加入至學校系統中。余雲岫
撰《舊醫學校系統案駁議》一文加以批評，認為這是“背進化之公例，違自然之
法則，昧學術之沿革，逆世界之潮流”。最後中醫請願未能成功，議案沒有得到
批准。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國民政府衛生部召開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議。
當時衛生部長是薛篤弼，常務次長是劉瑞恆。薛篤弼是山西人，早年投身辛亥革
命，入馮玉祥麾下，曾在國民政府中擔任要職。劉瑞恆在美國哈佛大學獲得醫學
博士學位，任前是協和醫院外科教授和院長。余雲岫作為中央衛生委員會的委員，
提出了《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其理由：一是“今舊醫所用者，
陰陽、五行、六氣、臟腑、經脈皆憑空結撰，全非事實”。二是“其臨證獨持橈
動脈，妄分一部分之血管為寸、關、尺三部，以支配臟腑。穿鑿附會，自欺欺
人”。三是疾病的“根本不明，診斷無法，舉凡調查死因，勘定病類，預防疫癘，
無一能勝其任。是其對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計，完全不能為行政上之利用”。四是
“人類文化之演進，以絕地天通為最大關鍵……而舊醫乃日持其巫祝讖緯之道以
惑民眾，政府方以清潔消毒訓導社會，使人知微蟲細菌為疾病之原，而舊醫乃日
持其‘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夏傷於暑，秋為痎瘧’等說，以教病家，提倡地天
通阻遏科學化”。結論是：“舊醫一日不除，民眾思想一日不變，新醫事業一日
不向上，衛生行政一日不能進展。為民族進化計，為民生改善計，不可不取斷然
手段。此乃國家大計，非區區主奴之見也。”會上合併了四個與廢止中醫有關的
提案，最後通過了《規定舊醫登記案原則》議案，通稱為“廢止中醫案”，由衛
生部實行。其內容主要來自余的提案：一，舊醫需要登記，領取執照。登記限至
1930年底止。二，禁止開辦舊醫學校。三，其餘如取締新聞雜誌等非科學之宣傳
品及登記介紹舊醫等事由，衛生部盡力相機進行。
廢止中醫案立即遭到中醫界的強烈反對。3月16日，中醫界在全國發起了聲
勢浩大的請願運動，向正在召開的國民黨三大、中央黨部和行政院等五院等處請
願，要求撤銷“廢止中醫案”。其策略是把中醫充分政治化，口號是“擁護中醫
藥就是保持我國的國粹”，“取締中醫藥就是致病民的死命”，“提倡中醫以防
文化侵略”，“提倡中藥以防經濟侵略”。[23]把中醫藥說成“國粹”，把“西
醫”隱喻為文化侵略，鼓動大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動員社會輿論向政府施加壓力。
同時利用官僚政客派系之間的矛盾，爭取和拉攏國民黨元老的支持[25]。
這次衛生會議的組織者是薛篤弼和褚民誼，國民黨元老汪精衛是褚的支持者。
汪早年曾赴日留學，受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主張廢止中醫①。汪和馮是國民黨
左派，而譚延闓、胡漢民、李石曾、于右任、林森、戴季陶、陳果夫和焦易堂等
右派元老，對汪、馮兩派都沒有好感；加上這些元老都相信中醫，對汪精衛、褚
民誼主張廢除中醫更是不滿。薛篤弼部長對上海中醫藥團體集會反對中央衛生委
員會之中醫登記案事，向記者發表談話的要點如下：中醫藥存廢問題全賴社會是
否需要與中醫藥業者能否努力而定，決非政治上短時間可以解決。“處置舊醫之
提案”只是委員們的一種主張，但能否採行要看現實有無可能。當時全國大約有
二千個縣，其中有西醫的占不到十分之一二，其餘皆受中醫藥之支配。全國從事
中醫中藥業者及其依附業者人數甚眾，若不亟圖改進，任其窳敗衰亡，可能嚴重
影響國民經濟。他同時說：中醫藥在我國雖有悠久的歷史與應用，但空言理論多，
而現時中醫藥業者，大多數故步自封，不能為精進之改良。因此，應即引導中醫
藥者，分別研究解剖學、生理學、化學病理學、藥物學等科目，將中國舊有之醫
藥典籍作一系統的整理，以期適合現代國人之需要。如果不急起直追，由於知識
落後終難逃天然淘汰之公例。政治上的獎護也無能為力，而人民的需要亦將日趨
淡漠。與已經推行的《醫師暫行條例》一樣，擬訂中的《中醫師暫行條例》的是
衛生行政的要求，目的在適應民眾需要、促進民眾健康，並無歧視意思。由於蔣
中正主席領導的南京國民政府剛成立半年，急需樹立政治權威，維持社會穩定。
最後，國民政府“蔣主席批准請願呈文，諭令行政院分飭各該部，將前所布告與
法令，一律撤銷，以資維護” [27] ②。
① 1933年6月7日，中央306次政治會議上，討論《中醫條例》（草案）時，
汪精衛說：“國醫言陰陽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學上實無證據；國藥全無分析，
治病效能殊為渺茫。”“本人患病經驗深受國醫國藥之誤，故主張採用西醫西
藥。” “本人主張根本廢除國醫國藥，凡屬中醫應一律不許執業，全國中藥店
也應限令歇業。以現在提倡國醫，等於用刀劍去擋坦克車。[23,26]”
② 國府文官處公函
徑啟者奉主席交下來呈，為請願撤消禁錮中國醫藥之法令，摒絕消滅中國醫
藥之策略，以維民族民生一案。奉諭，據呈教育部將中醫學校改為傳習所，衛生
部將中醫醫院改為醫室，又禁止中醫參用西械西藥，使中國醫藥事業無由進展，
殊違總理保持固有智能，發揚光大之遺訓，應交行政院分飭各該部，將前項布告
與命令撤銷，以資維護，並交立法院參考等因。除函交外，相應錄諭函達查照。
此致
全國醫藥團體總聯合會請願代表張君梅庵等。
國民政府文官處啟 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其實，發展中國家在推進現代化的同時，強調保留和發揚傳統文化是一種政
治現象。研究中國醫療文化的學者、美國歷史學家克羅伊齊埃認為：“所有非西
方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傳統文化的消解會產生文化危機，因而導致新的民族主
義意識的興起，這種民族主義以民族自尊心的名義，使得傳統文化的各個部分都
變得更加寶貴，甚至當作民族特點的標誌，神聖不可侵犯。在中國和印度，這種
難以抗拒的衝動或許比任何其他國家更加強烈，但只有在這兩個國家，民族主義
在醫學上強烈地表現出來。”而且，中醫與印度的吠陀醫學一樣，“至20世紀20
年代，在各自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中，在領導政黨內找到了家園。”在進入近代
以後，諸多的科學分支幾無例外地融合成為一種人類共同的科學。為什麼獨有像
中醫和吠陀醫學等古代醫術成為另類醫療系統，自別於科學，在各自的國家保存
下來呢？克羅伊齊埃說：一是由於這兩個歷史悠久的大國，向來是以文化輸出者
自居，近代科學技術的大規模引入導致文化震盪和民族主義的興起，大眾和政府
在保護民族文化的旗幟下統一起來。二是這兩種醫療源遠流長，自成體系，其理
論均與其本國的哲學密切關聯，成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28]。此外，與醫
療本身的特點有關。醫學雖然是科學，但醫療則兼有技藝的成分，醫藥的效果常
可受心理和文化因素的影響。由於疾病有自愈傾向和易受暗示的特點，任何一種
無效的藥物或醫術都可能被誤認為有效，醫生可以貪天之功。
1930年5月7日，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政治會議上，通過了以譚延闓、胡漢民、
陳立夫、焦易堂等七委員提出的設立“中央國醫館”提案。翌年4月7日，中央國
醫館在南京成立，焦易堂任館長，陳立夫任理事長。為了消除“中醫不科學”的
詬病，新成立的國醫館設定了“以科學的方法，整理中醫學學術及開展學術研究”
的宗旨。此外還要在海外及各省設立分館，各縣設立支館。1933年5月，在中央
政治會議上，石瑛等29位委員提出了《國醫條例原則》草案，後來由立法院法制
委員會改成《中醫條例草案》。余雲岫針對這些事件先後發表如下文章：《中華
民國醫藥學會上五院長論國醫館書》（1931年2月）、《舊醫上五院長書駁議》
（1931年4月）、《對於焦易堂〈為採行國醫條例告國人書〉之商榷》（1932）
和《對於制定〈國醫條例〉責成中央國醫館管理國醫案之意見》（1933），揭露
中央國醫館管理國醫案的用意，在於把國醫館這個學術機構變成行政機關，一是
可以奪取主管機關之管理權，擴大自己的勢力；二是藉中醫登記斂財供他們活動。
1936年1月，《中醫條例草案》由政府作為《中醫條例》公布，不到一個月，他
們就以中央國醫館的名義，“檢舉”衛生署“擅改《中醫條例》”，並向國民黨
請願，認為中醫受到歧視，要與西醫爭平等。中醫大獲全勝，在黨國元老中找到
了堅定有力的支持，其核心人物是國民黨CC派首領陳果夫①。他極力倡導“國
粹”，畢生為發展中醫而努力。
① 國民黨CC派是指曾任國民黨中央常委兼組織部長、監察院副院長等職的
陳果夫與其弟陳立夫組成的中央俱樂部，即CC，由他們控制國民黨中統局。他們
是德日派的主要靠山，在衛生署安插特務分子，伺機奪取英美派西醫的政權[23]。
儘管余雲岫提出《廢止舊醫案》，對國醫館進行激烈的批評，但著名中醫陸
淵雷仍然代表國醫館上海分館的主事諸君，兩次致函聘請他任研究委員，要為他
設立研究室。認為他“淹貫中西醫學”，“並世無出其右”，且“此非面諛溢美，
學術上良心上固推崇久矣”（《陸淵雷致余雲岫函，1933年2月18日》）。信中
說：“竊念先生望中醫之改革已數十年，今日中醫界肯用科學整理中醫學，肯延
攬非中醫負荷整理工作，一反向日閉關政策者，未始非先生平日渙汗大號之力。”
並將自己代擬的《國醫藥學術整理大綱草案》寄給他，徵求意見。他對陸淵雷的
誠摯懇切雖合心願，而且報紙還刊有署名的文章希望他去領導，但他仍不能就聘，
因為“時機未熟”（《對於焦易堂〈為採行國醫條例告國人書〉之商榷》）。他
對國醫館的三點希望是：第一，把國醫館當作研究機關，不要用《黃帝內經》教
育青年。第二，延請懂得科學的學問、素養和方法的人去做合理的工作。第三，
若要布新先要除舊，把陰陽、五行、六氣、十二經等沒有價值的東西去掉。他說：
“舊醫所可研究者，獨一小部分之藥物經驗而已。然欲定藥效，必以認識疾病為
先決之事。數日發熱動曰‘溫邪’，煩擾失眠總稱‘肝氣’，病之不知，藥效安
從而言乎？（《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上五院長論國醫館書》）”
1950年，周作人著文說：“余雲岫先生是中醫的諍友，多少年來他揭發中醫
學理之錯誤，不合於生理病理，希望他們改變過來，知新而後再溫故，這是很好
的意思。古語云，良藥苦口。又雲，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中醫們忘了古訓，
以余先生為大敵，曾力加抗拒，這是錯的，有點不識好歹。但余先生的方法在現
今看來也有缺點，他只顧到破壞一面，沒有做好爭取的工作，對方以為要他們無
條件投降，起了恐慌也是難怪的。[29]”其實，余雲岫深知廢除中醫案事關重大，
涉及數以萬計中醫的切身利益，因而他的提案第一條就說：“現有舊醫為數甚多，
個人生計、社會習慣均宜顧慮，廢止政策不可過驟。”同時也考慮到“變易習俗，
改革思想操之不能過激”（《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
儘管余雲岫對中醫提出了激烈的批評，但他在中醫界有不少朋友，得到許多
有見識中醫的尊崇。名醫章次公、葉勁秋、李慶坪和宋大仁等都是他的朋友，有
的成為他的同道和學生。與他信件往來和求教的中醫更多，他們對他十分敬佩。
中醫學會還曾邀請他共同發起編輯中醫教科書的倡議與寫作。湖南一位著名中醫
李聰甫，曾著文批判他的“中醫處理問題”，後來出席全國第一屆衛生會議，聽
了余雲岫的大會發言，很受感動，特地奉函，表示自己寫的文章“雖偶有鋒利之
詞為學理之爭論，不特無損於先生，且播大名於海內”，可見他的人格魅力。
有些人說他批評中醫是有道理的，但語氣太過尖刻。他回答說：“至於筆意
苛刻，恐喻嘉言、程郊倩之罵王叔和，葉香岩之罵張景岳，徐靈胎之罵趙養葵，
陸九芝之罵喻、程，有過之而無不及。舊醫載籍，此類甚多，而獨以吾《商兌》
為苛刻者，測其用意，則以喻、程輩之交訌，視為蕭牆之爭，於舊醫前途無大障
礙；《商兌》之指摘，視為外侮，於舊醫之立腳點，大有根本覆亡之懼，故獨恨
之切骨也！（《駁俞鑒泉經脈血管不同說》）”
其實，當時的著名中醫與余雲岫一起批評中醫者頗不乏人。1949年9月，在
上海自發組織“改造中醫座談會”的就有好幾位著名中醫，其中姜春華先生後來
擔任過上海第一醫學院附屬華山醫院和中山醫院的中醫科主任，曾經給我們講授
中醫課程。另一位著名中醫師葉勁秋先生①的自我批判更加勇敢，下面一段文字
說是出自一位中醫筆下，恐怕很多人難以置信。
① 葉勁秋（1900-1955），浙江嘉善人。上海著名中醫。畢業於上海中醫專
門學校。曾任上海中國醫學院教授。參與創辦《嘉善醫藥月刊》；著有《中醫基
礎學》、《傷寒論啟秘》、《仲景學說之分析》、《中藥問題》、《灸法自療
學》、《針灸述要》、《現代名醫驗案》、《不藥療法驗案》等。
整個中醫的理論，完全從中古時代封建中產生出來的，從未革過一次命，各
有各的說法，各有各的依據；一定的基礎理論，可說一些也沒有。或者有之，那
是隨心所欲，滿紙荒唐。唯心的，迷信的，歪曲的，反科學的，簡直舉不勝舉。
不但現時的中醫開明分子起了反感，即是歷來的賢哲們，隨在有辨正的文字，不
難復按。只可惜眾多的職業中醫，把狗矢當黃金看待，拿死人骨頭來啃嘗。這種
不學無術幼稚得可笑的行為，竟然操着生死之權以司民命，能不令人痛心疾首？
這種沒根基的理論，和執行業務者的無能，反對派全力進攻，正是仁者之用心，
佛腸的流露，應該十分尊視着的[30]。
余雲岫和當時一些學者提出的“廢止中醫案”，確實是受日本明治維新廢止
漢方醫的影響，在建議的政策、做法上也多有仿效。這項中國的議案是在日本實
行廢止漢方醫50年之後，但結果卻完全不同，其中原因值得深思。後來，陳方之
批評說：“吾以為欲解答我國之醫問題固不若是之簡單也，務宜平其意氣，去其
主奴，廣其思益，綜合政情、民情、財情而兼顧之，互學術、立法、行政而徹論
之……以舊醫學劣敗為理由謂即足以淘汰舊醫者，此局視學術而不顧其他一切政
情、財情之盲目者也。[31]”當年事件的一位見證者、公共衛生學家陳志潛，在
五十年之後說：要是當年的科學醫學的推動者採取一種較為溫和的方式，中醫很
可能沒有今天這樣壯大，而且環境或許更有利於科學的醫學滲透到我們的社會中
來[32]。歷史不能假設，而且這話也沒有考慮後來的政治因素。不管怎樣，中醫
和吠陀醫學在我國和印度能夠存在下來，自有其內在的根源，應當從這兩個國家
的政治、經濟，特別是從文化中去尋找。
三、本草研究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日本和歐洲一些國家曾經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進行中
藥或植物藥的研究。日本在中藥的主成分提取上成績不小，可是，應用主成分進
行藥理實驗，除了麻黃鹼以外，實際收穫極少。因此多數學者對中藥逐漸喪失了
熱情，甚至認為不值得再去研究。但余雲岫認為我國是中藥的主要產地，仍然值
得研究，特別是當時處於特殊的情況下；但由於中藥的種類太多，其中許多是沒
有用的，在研究之前，必須先下一番選擇的工夫。
余雲岫認為研究中藥有兩種方式：一個是先做生藥鑑定，然後做化學分析，
提出主成分，再進行藥理實驗。這是正規的科學大道，日本和歐美人走過，中國
人也走過，但從最後得到的藥效結果來看，得不償失。另一個是利用中醫用藥的
經驗直接用於臨床，用臨床實驗的方法去證實它的藥效。他說：“如欲發揚舊醫
國粹，非痛革浮誇之空論，實事求是從藥物之效能上着手不可。欲研究藥物之效
能，非參考數千年之經驗則勞而少功，泛而無垠；非用最新最密之科學方法，則
浮而不實，疑而不確。（《致全國各省教育會書》）”這就是他的中醫藥研究策
略。他認為選擇中藥要利用中醫的經驗，除了諮詢當代名醫的經驗之外，第一步
就是把我國有價值的舊醫書中的古方匯集一起，尋找線索。為什麼一定要古方呢？
他解釋說：“因為古人質樸，所講的比較可以信用它。後來人心澆薄、機詐百出，
更加有金元派的空想摻雜在內，所以比較的靠不住。（《科學的國產藥物研究之
第一步》）”證實藥效後再研究它的化學成分、藥理和臨床效用，以至於人工合
成。他特別重視唐以前醫方，選取其中重要者加以比較歸納，總結出一些中藥，
如附子、半夏等的治療效果，見於他的《國產藥物的文獻研究》[33]。他知道中
醫的用藥經驗並不完全可靠，但他認為這樣做所花的代價，要比從化學分析着手
小得多。例如，日本早就提取出了麻黃鹼，但他們沒有看過中醫本草，不知道麻
黃有止喘作用，藥理實驗也錯過了，後來讓國人陳克恢①發現了。他說有人認為
不了解中藥的成分和藥理作用就直接進行臨床試驗是開倒車，但如果應用中醫習
慣用的中藥劑量，不大可能出現嚴重的毒副作用，所以先上臨床不會有什麼危險。
① 陳克恢（1898–1988），藥理學家。中藥藥理學研究的先驅，麻黃鹼的
止喘作用是他首先發現的。
本草原是來自民間，是“雜嘗草木”所獲得的經驗或偶然發現。醫師方家利
用這些經驗，在病人中應用，逐步認識這些藥物的作用和毒性，所以本草、醫方
只是民間驗方的積累。他認為，我國古來的治病方藥可分為兩個時期：自張仲景
《傷寒論》以後，直到北宋，皆方多論少；其言藥之性能，則雲某藥主某病、某
證用某藥，述其當然，而不強鑿其所以然。其注重在於實用，其方法在於觀察，
故本草之學朴而不華，《神農本經》和隱居《別錄》所述者，藥之功用，絕少五
行生克之說。但是，自宋元以後，論藥遂以寒熱溫涼為藥之性，更加之以升降浮
沉之說，謂某藥入肺、某藥入肝、某藥屬金、某藥屬木，華而不實，已失客觀，
好以主觀空想顛倒之，舉實事求是之本草學，陷諸當時空想哲學之旋渦。今所謂
的“易水學派”的張元素及其弟子李杲和王海藏，開始用《素問·髒氣法時論》
中“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以及“肝欲散，急食
辛以散之，用辛補之，酸瀉之。心欲耎，急食咸以耎之，用咸補之，甘瀉
之……”，以及《宣明論·五氣篇》中的“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腎，
甘入脾”等語，作為用藥的根本法則[34]。 “用以說明藥效者，先求之於氣味，
見有可以附會者，則牽而合之。不得，則求之於形色；又不得，則求之於根莖、
花實、苗葉發生收采之時令及生產之土宜。多方詭遇，以冀有所弋獲，此齊人乞
食，不足則顧而之他之術也。安往而不得饜足乎哉？”王海藏撰《湯液本草》，
“專以形色臭味，及所生之土地燥濕、方城南北，與夫苗秀花實根莖採取之時節，
以牽合其屬金、屬木、入肺、入肝等說。如羅謙甫論牽牛謂是感南方熱火之化，
其所以為此言者，以其味辛辣，久嚼猛烈雄壯也” （《宋元以後本草藥理論概
要》）。把本草搞得越來越玄奧繁複，但治病開方仍不離褚氏所謂“屢用達藥”
四字（《百之齋隨筆》）。原來本草的應用並沒有什麼理論，其“玄言高論”是
按藥物的用途穿鑿附會的。1729年，日本香川德修的《一本堂藥選》評論說：
“凡採藥分六氣歲物，或四時、五運、六淫有用藥式等，並本於《素問·陰陽大
論》引經報使及五臟六腑、補瀉氣味用藥，張元素為之俑；升降浮沉陰陽始於李
杲。此皆近世醫家之所尊信奉事，日用首務，而究之俱是空論，無益治事，勿泥
此等區區之言。”
古人認為，凡藥大都是有毒的，而毒藥就是藥之“辛苦”者。余雲岫說：凡
辛苦之藥味，必厚烈而不適口，故謂之毒藥。根據這些原則和經驗，本草書中將
中藥分為上、中、下三類。上藥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中藥為臣，主養性
以應人，無毒、有毒。而下藥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而真正對治病有用
的藥，大多數是有毒性的。所以，孟子說：“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後人對此
不解，仍然喜歡用普通和緩的藥，還振振有辭地說，“但求無過，不求有功”。
他批評說，如果這樣那又何必用藥呢？近世醫家只有陳修園懂得這個道理。陳的
《本草經讀》說：“凡上品俱是尋常服食之物，非治病之藥。”又說：“今人每
服上品之藥……以治大病，誤人無算。”顧亭林《日知錄》說：“古之時，庸醫
殺人。今之時，庸醫不殺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間，其病日深，而
卒至於死。”（《毒藥辨》）余雲岫認為：從藥理學原理來看，凡是入藥的草木，
大多含有植物鹼；而藥材中有明顯的所謂神經毒、原生質毒、肌肉毒、心臟毒或
腎臟毒性者，都有可能成為治病的藥物，也因為大多含有植物鹼。現在有些科學
家企圖從熱帶雨林深處或海洋生物中發現新藥，其着眼點也大多在植物鹼或生物
毒素。
余雲岫對中醫藥的批評，得到胡適的支持。1929年12月15日，胡適在日記中
說：“晚上與陳方之博士、余雲岫博士同飯。我們大談中醫問題，甚有益處。余
先生批評中醫最有力，他亦承認舊時驗方中有研究之價值，‘此中有礦可開，但
開礦者必須（是）新科學家，決非舊醫所能為’。此意與我合。[35]”那個時代
醫學雖然在細菌學、病理學和臨床診斷學諸方面已經建立了堅實的科學基礎，但
有效治療仍然十分貧乏，因而我國學者寄希望於中藥，大都主張所謂的“廢醫存
藥”。當前分子生物學和量子化學突飛猛進，可以有目的地進行新型有機藥物的
設計和化學合成，開發出高效、低毒的特效藥物，遠比從天然物質中尋找新藥更
有效率。這是余岩那個時代的學者所難以預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