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國醫學史研究
余雲岫是中國醫學史研究的先驅，做過許多開創性的工作。為了研究疾病史，
他從1937年起，把我國各種古書裡的病名和證候名，以及證候的形容詞搜集起來，
加以考證，至1946年完成，先後撰寫了《釋名病釋》、《方言病詁》、《爾雅病
詁》、《說文解字病解》、《廣雅病疏》和《十三經病疏》，後來將“病釋”、
“病詁”和“病解”都改為“病疏”，集合為《中國古代疾病名候疏義》，在他
逝世前的十多天出版。4這是研究中國古代醫學史的必讀著作。
在對中醫古籍有關結核病證候的考證中，余雲岫發現，類似肺結核證候的最
早記載，是巢元方《諸病源候論》的虛勞咳和五蒸中的骨蒸。骨蒸屬虛勞門，王
燾《外台》采之，而冠以“屍注”，說明王氏已知骨蒸有傳染性。其所引諸家之
論，如《廣濟》和《骨蒸諸方》等書中所言，都非常像肺結核，而《救急》之
《論骨蒸》最為詳細：“漸漸瘦損，初著盜汗；盜汗以後，即寒熱往來；寒熱往
來以後，即漸加咳。咳後面色白，兩頰見赤，如胭脂色，團團如錢許大，左臥即
右出。唇口非常鮮赤，若至鮮赤，即極重，十則七死三活。若此以後，加吐，吐
後痢，百無一生，不過一月死。”這些是抗結核藥物問世前肺癆病人的典型臨床
表現，最後出現的“痢”，他認為可能系合併腸結核。他說：“唐人之所謂屍注，
實不專指結核病。凡一切急性、慢性傳染病及怪異罕見之證，世人以為神鬼之祟
者，皆屬之。獨其中之骨蒸，真乃今日之結核。而蘇氏又能知古之肺痿，其病與
骨痿同源，並而論之。此其所以可貴也。”
他發現，早在唐代崔知悌的《名醫別錄》裡就有瘰癧與骨蒸病（或癆瘵）為
同源的記述。《名醫別錄》早已失傳，幸在《外台秘要》中有轉述：“骨蒸病
者……無問少長，多染此疾，嬰孺之流，傳注更苦。”同時把“腹中有塊”和
“腦後近下兩邊有小結，多則乃至五六”，與骨蒸聯繫起來。“腹中有塊”代表
腸繫膜淋巴結結核的體徵，而“腦後近下兩邊有小結，多則乃至五六”，則是頸
淋巴結結核的表現。1925年10月，他出席在日本召開的第六屆遠東熱帶病學會議，
他在報告中說：現在醫界都認為，瘰癧與結核病的關係是法國醫生雷內克（T. R.
H. Laennec 1781-1826）發現的，而中國唐代醫家崔知悌比他早1200多年，至今
不僅不為外國人所知，連我國也有很少有人知道崔氏的貢獻。他的演講令“滿座
學者驚為創聞，鼓掌雷鳴”。東京帝國大學醫科部長林春雄氏，移到他的身旁就
坐，“殷殷詢問崔氏詳情”，索取講稿。後來此文刊登在日本的《結核》雜誌上
（《我國醫學革命之破壞與建設》）。其實還可以追溯到張仲景的“馬刀俠癭”，
至蘇游明確地把肺痿和骨蒸合而為一。可惜宋代以後，對結核病的認識不僅沒有
發展，反而倒退。如：“《三因方》之癆瘵，別無可取”；“有明一代空論愈盛，
對於結核病，無可記述……清代大醫，肆力溫熱，及其季年，王秉衡、陸九芝輩
盛稱《理虛元鑒》一書，然無特長可言，不足觀也。要之金元以還，論癆瘵者，
不重外來之傳染，而偏重內因；不以為一種物質之傳注，而專以為身體虛弱所致。
故劉河間以為因虛而感寒，李東垣專主脾胃，朱丹溪最重滋陰，薛立齋首明補火。
皆崇空論而無實驗之過，漢晉唐宋無是也。（《中華舊醫結核病觀念變遷史》）”
cholera這一病名引入我國，被譯為“霍亂”，亦曾音譯為“虎列拉”。其
臨床特徵為無痛性吐瀉，具有傳染性，如不及時醫治常因脫水導致死亡。《內經》
及其後的醫書上雖屢見“霍亂”一詞，但在清嘉慶以前，未見有符合cholera症
候的記載。所以，余岩說，“今之所謂‘霍亂’，非古之所謂‘霍亂’也”。霍
亂的第一次世界性大流行發生於1816-1823年，即嘉慶二十一年至道光三年；第
二次在1826-1837年。道光十八年，王孟英著《霍亂論·附案》出版，其中有
“丁酉八月間，吾杭盛行霍亂轉筋之證者”。“轉筋”即腹瀉脫水引起的小腿肌
肉痙攣，是霍亂的臨床特徵。諸葛令的序里說：“‘近行時疫，俗有呼為吊腳痧
之證，古書未載，舉世謂為奇病。’可知此證入吾國，尚未久也。”據此他以為，
霍亂弧菌引起的霍亂傳入我國，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流行之末年，即道光十七年
（丁酉年）。後來章太炎告訴他，王清任的《醫林改錯》有“道光元年辛巳，病
吐瀉、轉筋者數省，京都尤甚。傷人過多，貧不能葬埋者，國家發帑施棺，月余
之間費數十萬金。”又陳修園《醫學實在易》載：“門人問曰，庚辰、辛巳歲，
吾閩患此而死者不少，然皆起於五月，盛於六七月，至白露後，漸輕而易愈。”
可見在嘉慶二十三年（庚辰年），霍亂已在福建流行，次年即道光元年（辛巳
年），則蔓延各省，北至燕京，流行過程是自南向北。這些足以說明霍亂是在第
一次世界大流行時傳入我國的。關於臨床觀察，諸葛令已認識到“吊腳痧之證”，
“即霍亂轉筋之候也”。王孟英說，“今人一聞吊腳之說，遂茫然無措，而不知
其即是轉筋霍亂。”可惜王孟英這一代的醫生，在霍亂流行的年代，雖然經治了
很多病人，但沒有抓住霍亂的臨床特點及其與古說“霍亂”的不同，“竟不能察
其‘無痛’等特別證候，斤斤焉取《內經》、《傷寒論》之說，以立之范；張冠
李戴，且嘵嘵於寒熱之爭，以為熱多寒少……真囈語也”。（《霍亂沿革說略》、
《霍亂沿革補遺》）
《左傳·魯昭公元年》載，晉平公有疾，秦國名醫——醫和為他診視，謂
“近女室，疾如蠱”。余岩認為這是中國最早的淋病醫案記錄。他說：晉侯“好
女色，名聞列國”，必有流蕩狹邪、逾越常軌之舉動，必不止婚同姓，因此推測
其所生之病，是花柳病，即性病。醫和說“疾不可為”（即無法醫治的意思），
但晉平公的病在其後10年中雖未痊癒，但仍然繼續納妾，尋歡作樂，說明此病為
慢性，並不嚴重。根據臨床表現可以排除軟下疳和梅毒，而淋病的特點為慢性，
非致命性，時輕時重，平公疾與此相符（20世紀上半葉的“性病學”只包括梅毒、
淋病和軟下疳3種性病）。根據《素問?玉機真藏論》說：“脾傳之腎，病名曰疝
瘕，少腹冤熱而痛，出白，一名曰蠱。”假、瘕、蠱三字通借，疝瘕即疝蠱，亦
簡作蠱。由名醫診斷“疾如蠱”，其證候為“疝痛、出白”，即小解疼痛、尿液
呈白色混濁。花柳病中只淋病有此表現（《中國淋病醫案之第一例》）。
此外，他的《醫史學與醫學前途之關係》、《撰述醫學史之我見》和《答范
行准書》都是我國早期關於醫學史的論述，至今仍不失其參考價值。其他如《猩
紅熱與中國舊醫學》、《麻疹言古》和《痢疾源流考略》，都是原創性的研究，
是我國疾病史的重要資料。他對中醫的系統研究，貫穿於對中醫發展及其曲折的
過程和人物及其與哲學演變的關係，進行批判性的歷史考察，褒貶得失，昭示來
者，是重要的醫學史研究，也是其價值所在。
余雲岫對中國醫學史的研究成就，自然地奠定了他在我國醫學史界的學術地
位。1947年，《醫史雜誌》創刊，第一屆編輯委員會由余雲岫等五人組成，他任
總編。1948年，《醫史雜誌》為余先生70歲壽辰出版紀念論文專號。1950年9月，
在中華醫學會(上海)舉行醫史學會第三屆大會上，選出余雲岫、李濤、王吉民、
范行准、朱恆璧、劉永純和金寶善等七人組成醫史學會第五屆委員會，他任中華
醫史學會理事會副主席。1951年，《醫史雜誌》即將改刊，編輯部北遷，他辭去
了總編職務[36]。1950年，衛生部教材編審委員會成立，他被任為委員兼醫學史
組主任，領導醫學史教材的編寫①。後來由於政策不斷變化，編書未果。迄今也
還沒有編寫出一部滿意的、符合實際的中國醫學史來，以致近70年前陳邦賢著的
《中國醫學史》仍在重印②。自余雲岫逝世半個多世紀以來，他的名字和研究成
績雖然被當前我國醫學史界有意忽略，但他的著作《〈靈素〉商兌》、《中華舊
醫結核病觀念變遷史》和《醫學革命論集》均被列入陳著《中國醫學史》的“參
考書目錄要”之中，這是無法抹去的。
①《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衛生教材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委員、
特約編審總名冊》（1950年11月，油印本）所發布的組成人員名冊中，主任委員
為衛生部部長李德全，副主任委員為衛生部副部長賀誠和蘇井觀。醫學史列為各
學科之首，余雲岫擔任委員兼醫學史組主任，李濤為委員，王吉民為特約編審。
②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中國醫學史》的“重印說明”：《中國文化史叢
書》是我館30年代出版的，“半個世紀過去了，至今仍未見可以替代的文化史出
版。應學術界要求，酌量重印”，1998。
五、醫療衛生工作與文化批評
對醫療衛生和醫學教育政策的評論、對當政者的批評建議和對大眾文化的批
評，是余雲岫文章的重要內容之一。對社會進行批評是知識分子的天職，是社會
的矯正劑，也是當政者的苦口良藥。
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德國不僅是世界科學的中心、醫學發展的前沿，而且
首創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社會衛生改革也處於先鋒地位。以著名病理學家魏爾
嘯為首的德國醫學家和社會改革家們所提出的“政治之衛生化、醫學之社會化”，
是當時的潮流，主旨是政府應當對大眾健康的惡化和社會問題及其改善負責。魏
爾嘯（R Virchow）的名言“醫學是一門社會科學，而政治只不過是社會大眾的
醫學”和“醫生是窮人的天然代理人”，可見醫療衛生在當時社會上的重要性。
余雲岫極力提倡德日派的社會醫學主張，宣揚國家昌盛、社會進步和人民幸福的
兩大要素即是“政治之衛生化、醫學之社會化”，而首先“必須先有‘醫學之科
學化’為之根本”。強調這“兩化”是內政、外交的重要事情，“民族的繁息、
民生的改良、國際的遷善，萬萬不能離開科學醫學的真正認識點”（《〈余氏醫
述〉第一版自序》）。
余雲岫認為：衛生行政和醫療制度是可以根據國情變化的，不一定照搬他國
的模式，但醫療和衛生工作的規程必須有科學的根據，與世界各國接軌。他指出，
當政者要信任專家，在制定醫藥衛生政策時，必須廣泛諮詢專家的意見，使之切
實可行。“國之衛生行政，非徒由政府開設幾個機關，委命幾個部長、司長、處
長、科長及幾十、百個人員，就可成事”，必須發揮全國的醫務人員的作用，宣
傳教育大眾，才能使衛生工作運轉。當時我國疫癘猖獗流行，醫務人員不僅質量
低下，數量也嚴重短缺，且大都為未經培訓的“舊醫”，成為實施衛生計劃的嚴
重障礙。他按照當時醫生與人口的比例和醫學教育機構的培養能力計算，100年
還達不到所需要的醫生數量。因此，在發表《廢止舊醫案》的同時，他提出了
《急須設法增加全國醫師人數以利衛生行政之進展案》。
他認為醫學教育關係民族民生的根本，必須從社會和經濟狀況出發，規劃步
驟，逐步發展。在制定方針計劃時，腦子裡應該有一個“貧”字，從貧窮中求發
展，中國的醫學教育就有希望，“可以得到平均度的整個繼長增高了”。至於講
究衛生，也要從“貧乏”的立場，用最低限度的財力，搞“刻苦衛生”，而不是
“局部畸形的發展”（《我所希望於主張醫學教育者》）。這些思想與當今要求
的全面而公平的可持續的發展，不謀而合。他重視醫學研究的作用，向當局提出
很多加強醫學研究工作的建議，然而在醫學教育方案中，他則提出第一步應以急
需的實用型人才培養為主，因陋就簡，降低要求，以期足以勉強應付醫療衛生工
作需要。他說，醫學院本科與專科的專業課程本無甚懸殊，二者水平的差別全在
於基礎課的深淺。因此，他堅決反對教育部的停辦醫學專科校的計劃，建議開始
幾年宜多辦專科教育，十餘年後待全國的醫生人數稍增、需要減緩時，再逐步提
高醫生的教育水平，停辦醫專教育。同時要求教育部在涉及醫學教育問題時必須
與衛生部協商合作。此外，他針對當時醫學院應用外國教材和外語教學的傾向，
提出宜用國語國文，以便新醫學的中國化。他的這些建議可謂真知灼見，在共和
國成立以後，正是通過這些辦法為全國的醫療衛生系統培養大批人才的。
他的批評內容涉及醫療衛生的各個方面，但都貫穿着文化批評。對於中國的
醫藥發展的歷程，始終在虛玄的道路上停滯不前，乃至倒退的原因，他都從我國
的文化中尋找根源。近年，中國中醫研究院陳小野所著《關於余雲岫的“民性思
想”》一文，幾乎把他的所有文章都歸於有關中國的民性及其對醫學革命的影響
的研究，認為“民性”是他學術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37]。這裡所說的“民性”，
其實就是文化。所謂文化，是指一個社會或民族所特有的習得的信念、價值觀和
行為，或者說是一個社會的生活方式。在《〈靈素〉商兌》發表後，醫界和社會
上的反響並不強烈，沒有產生他預期的結果，後來他的《廢止舊醫案》又未能實
行，令他十分失望。於是在1931年他寫出以下一段激烈的批判文字。
余向謂國人陷溺情感，藐忽理法，行事治學，無一不以模糊了之。徒講粉飾，
虛與委蛇，遂無實事求是之思想，循名責實的工作。宣傳而外，能事畢焉；敷衍
之後，責任盡焉。是非不講，真偽不究。國無可守之律，學無可循之規。或以文
亂，或以武犯，或以勢劫，或以利誘，習而成性，恬不知怪。及其末路，遂至黑
白不分，菽麥不辯。痴愚頑囂，儕於蠻野。中國之亡大半由此。芸芸民眾，沉醉
不醒。雖為之大聲而呼、垂涕而道，昏耄驕恣，無聞見焉！莊生有言曰：“哀莫
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吾則曰：“禍莫大於民亡，而國亡次之。”中國之亡，
無民故也。（《讀〈余子維先生遺囑解剖屍體記事書〉後》）
由此可見，他的憂國憂民的心情是多麼的強烈。有人指責余岩對待民族文化
遺產持虛無主義的態度，這個政治標籤是貼不上的。實際上，他在感情上十分熱
愛自己國家的傳統文化，然而理智上不得不承認，我們的傳統文化不能夠為科學
和民主鋪就發展道路，而且在引入先進的醫學體制時舉步艱難，令他心情十分沉
重，因而發出“愛之深、責之切”的呼喊，這正是那一代先進知識分子熱愛祖國
的體現。
中國的傳統醫學沒有走上科學的道路，原因不止一端，但“我國風氣古來皆
保全屍體，不欲毀傷，醫學之落伍、玄談之流行，實以此風氣為重大之原因”。
因此，他在第二次全國醫師聯合會上提出《勸告全國醫師組織“病理解剖有志會”
案》，倡議組織團體，共立願書，死後以屍身供病理解剖之研究，以指導民眾改
變積習。他不僅做提案、寫文章，而且躬行，垂範醫界。
余雲岫對醫界的批評，如欺詐病人，攫取金錢；醫生間“彼此相訾，予智自
雄”和泛濫的虛假醫藥廣告，以及對病人的規勸，指出國人重藥石、輕診斷，不
遵醫囑，不肯攝養和不重視預防的醫患兩方的陋習，至今仍有增無減，醫德頹喪
幾至謀財害命的程度。此外，《老人心理與國民心理》、《醉漢心理與國人心
理》、《意志薄弱》、《時疫——社會應有之覺悟》、《異哉舊醫之舉動》和
《新醫與社會發刊詞》等這些對中國人文化心理的批判文章，都是很值得我們深
思的。
此外，余雲岫應他人的要求或為自己的著作寫了很多序作。這些序言大都有
對主題的評論，或對謬見的批評，言之有物，順理成章，無空泛溢美過譽之辭。
至今仍然十分可讀。
總之，余岩關於醫學革命的著作內容豐富，旁徵博引，論述精闢，不乏創見，
是研究中醫藥問題、中國醫學史和醫療文化不可不讀的。這些著作不僅有歷史的
價值，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因此，我不揣才疏學淺，將《醫學革命論集》中
絕大部分內容，加以標點和注釋，再將其他來源的重要文章補充進去，編輯成
《余雲岫中醫研究與批判》一書，讓更多的人讀到余岩的原著，為困惑於中醫藥
問題的人提供科學的思考方式，推動對中醫問題的獨立思考和自由討論。
中醫是中古時代建立起來的、與我國文化緊密相連的傳統醫術，雖然歷史悠
久，醫書卷帙浩繁，可惜沒有走上科學之路。發端於古希臘的“西方醫學”，是
歐洲的傳統醫學；它也歷經漫長的曲折發展階段，在文藝復興以後，隨着自然科
學進步和工業革命的推動，最後成為全人類共享的醫學。它是科學的一個分支，
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醫學與其他國家或民族的傳統醫學之間的差別，是古
今之異，而非地域之別。中醫的理論與實際相脫節，停留在虛玄的前科學階段，
在一個自足的抽象籠統的概念系統裡進行思辨，滿足於自設的邏輯。可是，邏輯
推理首先要檢查前提的事實基礎、術語和概念的定義。中醫的要害是缺乏客觀事
實的基礎和明確具體的基本概念，經驗也從未經過切實的證明，因而經不起公認
的科學方法的檢驗。啟蒙思想家嚴復在一百多年前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九
流之學，如堪輿、如醫藥、如星卜，若從其緒而觀之，莫不順序；第若窮其最初
之所據，若五行支幹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則雖極思，有不能言其所
以然者矣。無他，其例之立根於臆造，而非實測之所會通故也。[38]”就是說：
中國的醫藥和風水、算命一樣，表面上推理頭頭是道，但其原初的根據是憑空捏
造的，缺乏事實基礎，因而全盤站不住腳。
然而，中醫的性質及其地位之爭，決不僅是理論或觀念上的問題，而是涉及
建立安全而有效率的醫療制度和制定合理衛生政策的大事。在現代化過程中，中
醫的是非和前途之爭，是不可避免的，在學界理應是不難得出共識的。但是，自
從20世紀民國開始，這種爭論反覆出現，但都由於傳統力量的強大，無果而終。
首先，它觸及廣大中醫藥業者的切身利益及其所產生的經濟和政治影響，缺乏強
有力的政府的擔當。其次，當時新醫的數量和質量不能滿足醫療衛生事業的實際
需要。最後但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文化惰性，農耕社會大眾對舊醫的習慣和信仰，
以及上層政治人物的個人偏好，使得中醫問題變得錯綜複雜，與政治鬥爭結下不
解之緣[25]。
1950年，共和國成立伊始，中央衛生部根據國情制定了“團結中西醫”和中
醫科學化的政策。鑑於大多數中醫出身於學徒或自學成醫，沒有受過基本的醫事
教育，於是廣開中醫進修學校，對中醫進行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和公共衛生的系
統補習，這對於提高中醫的實踐能力，適應社會需要顯然是必要的[39]。這種做
法不僅受到追求上進的年輕中醫的歡迎，也曾是許多有見識中醫的主張，名醫陸
淵雷和施今墨就是主張中醫科學化的代表人物。可是，1953年國家主席毛澤東做
出有關中醫問題的批示，批評衛生部的這些做法，賀誠和王斌①兩位副部長因此
受到批判和解職，從此衛生部動輒得咎，遂使中醫政策朝着“寧左勿右”的方向
越走越遠，連學術討論也成為禁忌，終至開醫術入憲之先河。中醫問題的政治化，
在社會上，甚至在科學界和學術界的認識上產生了嚴重的混亂，至今是非難以澄
清。
① 賀誠（1901-1992），四川三台縣人。1926年國立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
1925年入黨，參加過北伐戰爭和長征。共和國成立後，歷任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
長兼衛生部部長、衛生部副部長和軍事醫學科學院院長等職。中將軍銜。中共第
十一屆中央委員。他是解放軍和我國衛生工作的主要創建人，“預防為主”衛生
工作方針的倡導者。
王斌 (1909-1992)，四川興文縣人。外科專家和醫學教育家。1932年畢業於
成都醫學專科學校。1933年加入紅軍，參加過長征。1935年入黨。曾任中央軍委
衛生部副部長兼中國醫科大學校長和衛生部副部長等職，是“我國衛生事業主要
創建人之一”。
近年來，一些人關於敘述中醫論爭的文章，大都缺乏認真的思考和研究，他
們不懂醫學的歷史，也無意分辨科學上的是非曲直，只是摭拾陳言，趁着“國學”
和“復古”的熱風，在混淆的概念里兜圈子，做文字遊戲。《余雲岫中醫研究與
批判》一書的出版，是希望打破長期以來對余岩及其中醫觀點進行一面之詞的批
判局面，還其本來面目；為認真進行學術研究、追求真理的學人和衛生政策制定
者，提供一份中西醫論爭的歷史文本。
[注]本文引用的余岩著作，除註明參考文獻者外，可參閱《余雲岫中醫研究與批
判》（祖述憲編注），安徽大學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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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沒有提及余雲岫在中國醫學史研究上的任何成績）
http://www.cintcm.com/lanmu/zhongyi_lishi/Xiandaijuan/mulu/diliuzhan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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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intcm.com/lanmu/julebu_zhuanjia/yisheng_chenxiaoye/che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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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8] 嚴復譯：穆勒名學．嚴復按語．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199．
39．衛生部辦公廳．中醫問題資料，第一輯.1955年4月．見[9]. 挽救中
醫.81-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