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均盛稱中國自古“熱愛和平”。確實，中國外侵，即非絕無，也是少有。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鐵蹄，雖曾踏遍歐亞大地，但我們卻可辯稱，他們是“非我族類”，儘管毛澤東在《詠雪》詞中稱其為“英雄”。即使想征服外國，也大多主張“講信修睦”、“修文德以來之”。以至有人批評中國對外過於“文弱”。大約，作為一個自給自足的食稻(谷)民族，它既無擴張的衝動，也無擴張的能力吧。

　　然而，對內還能否這樣說呢?

　　關於“武”的字義，人們每稱“止戈為武”，並由此判定傳統文化的反戰傾向。但這尚需具體分析。楊伯峻先生指出：甲骨文中“武”字“象人持戈以行” (《春秋左傳注》第二冊，中華書局，1981，P744)。足見最早的“武”字，是“持戈”，而非“止戈”。本字何時演變為“止戈”字形，難以確考。但如此釋義，則始見于于《春秋左傳》宣公十二年。文稱：楚莊王大敗晉師，大臣請求“收晉屍以為京觀”;莊王未許，並以“止戈為武”開示。其語云：“非爾所知也。夫文(指“字”——引者)，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罪無所(犯)，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顯而易見，他是在談“武”的最終目標，而非給“武”下定義。《風俗通義·聲音》謂：“武，言以功定天下也。”馬基雅維里也認為，戰爭的目標是“征服和維持他們的征服物”(《論利瓦伊的<羅馬史>》)。既然天下已定，晉人已順服盡忠，就完全可以 “止戈”，也無必要“收晉屍”示眾以樹敵了。因此，“武”的本義，恐怕還是“持戈”，以強力和暴力予以征服，而非“止戈”。故而“武”字尚有《說文》之外的多義，諸如“力也”(《玉篇》)，“勇也”(《廣雅》)，“伐也”(《春秋繁露》)，“戡定之義”(《義府》)，“刑之大者”(《逸周書·寶典》朱右曾校釋)，如此等等。

　　中國古代軍事文化發達，已為舉世公認。據統計，古有兵書三千部，倖存者也有三四百部，真可謂舉世無雙。《孫子兵法》，則已成國際顯學。常言說：“實踐出真知”。任何理論，無不從實踐中來。這如許兵書，實乃建立在無數血腥戰爭之上，而非從“和諧”中來。研究《孫子兵法》的專家李零估計：僅戰國四次大戰，即殺人百萬;山東六國爭戰，約死傷四百萬，完全是“世界大戰”水平(《兵以詐立》，中華書局，2007，P90)。可見，《孫子兵法》一類兵書，實為數百萬人的鮮血所澆灌。以此而論，兵法發達，既是我們的驕傲，也是吾邦的悲哀。而《財富論》闕如，則令人不無遺憾。

　　中國古代，號稱“憲章文武”，“各隨時而用”;而且是“制勝御人，其歸一揆”(《舊唐書··魏元忠傳》)。可見，統治者從來沒忘過“武”也即“暴力”。 《鶡冠子·近迭》還有“人道先兵”之論。齊魯“八主”之祠，其中就有“兵主”之祠。孔夫子是講過“焉用殺”(《論語·顏淵》)一類話。但他也主張“君子懷刑” (《論語·里仁》)和“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左傳·昭公二十年》)，這“刑”和“猛”，就都與“暴力” 有關。宋代理學家邵雍，也稱“文武之道，皆吾家事”(《文武吟》)。孝文帝《講武詔》謂：“文武之道，自古並行，威福之施，必稽往籍。故三五至仁，尚有征伐之事，夏殷明睿，未舍兵甲之行。然則天下雖平，忘戰者殆，不教民戰，可謂棄之。”(《魏書·孝文紀》下)

　　所謂“止戰”、“尚同”、“勝殘”、“去殺”、“慎刑”一類主張，不過是缺啥吆喝啥，對好戰濫殺力圖矯正罷了。但吆喝終究解決不了現實問題，濫殺終難制止住。我們的老祖宗黃帝，就殘酷得很，一點也不“和平”。他討伐蚩尤，活捉對手。為了警告作亂者，竟把蚩尤的皮剝下來，做成箭靶;把他的頭髮剪下來，做成旌旗;把他的胃掏出來，做成蹴鞠;把他的骨肉剁爛，做成肉醬(馬王堆帛書《經·正亂》)。有人或辯稱，此乃不可靠的傳說。而夏、商時代的驚天酷刑，什麼 “刑辟”，“炮烙”， “脯鄂侯”，“剖比干”，可是史有明載的吧?後來，又花樣翻新，什麼“抽腸”，“剝皮”，“凌遲”，無所不用其極。中國的刑訊逼供，也是有名的。“請君入甕”的故事，就是個例證。

　　已如前述，產生《孫子兵法》前後的時代，更是戰亂頻仍，殺人無數。後來又如何呢?據有人統計，從秦皇統一，到1951年，2171年中，戰亂就占了一半時間。歷朝歷代，都有“峰火連天”、“白骨蔽野”的記述。漢朝號稱“盛世”，但劉、呂權爭，劉姓內鬥，以及株連臣民，竟至殺人如麻(資中筠《君王殺人知多少》，2005-03-04《文匯讀書周報》)歷代殺戮，既有官殺民，也有民殺官，還有官殺官，民殺民，等等。其中或偶有“戰以止戰”之戰，“殺以止殺”之殺，但大多數卻是主動搶奪“權”、“利”之戰之殺。就是正統史書，也承認“春秋無義戰”呢。即使是止戰之戰，也不應坑殺降卒，而在中國卻司空見慣。秦趙長平之戰，秦將白啟就坑殺趙降卒四十萬。漢王莽攻破翟義之後，竟也夷其三族，誅其種嗣，至皆同坑((《漢書·翟方進傳》)。

　　無論朝野，均時有刺殺、劫持等恐怖活動，甚至被當作英雄行為歌頌。自古迄今，暴力執法和暴力抗法，不絕如縷。歷代農民起義，也未能避免濫殺。現代農民革命，也充斥暴力濫用，從鬥地主到斗“走資派”。那場以“文化”命名的大“革命”，儘管有 “要文斗，不要武鬥”的最高指示，還是動用了棍棒刀槍。在民間關係中，也每每靠拳頭爭老大，話不投機，即拔刀亮劍。民眾對劍俠、武功和奇招暗器的推崇迷醉，當今大中學生對戰史、兵器的喜好，軍事文學的熱銷，青少年對暴力遊戲的熱中沉迷，無不表現出暴力崇拜。從古至今，家庭暴力不斷，而且往往發生在文人之家。

　　既然是“暴力最強者說了算”，必然形成“搶到天下是王，搶不到天下是賊”、“成者為王敗者寇”的歷史觀。就象帕斯卡所說：“我們既然不能使正義的獲得強大，強力的就成了正義的”(《沉思錄》第298條)。斯大林所謂“勝利者不接受審判”(尼·費德林《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新華，第35頁)，也是這種邏輯。

　　此種邏輯，乃至波及詩詞歌詠和詞語構建。岳飛《滿江紅》詞，竟以“飢餐胡虜肉”和“渴飲匈奴血”喻其“壯志”。江湖義氣，救人急難，被稱為“兩肋插刀”、“拔刀相助”。《史記·平準書》“以武斷於鄉曲”語司馬貞索隱稱：“謂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也。”凡此，都在崇信踐行 “持戈為武”，“以暴力最強者說了算”，又何“和平”之有?俗諺云：“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其實是根本不讓你“說”。這充分反映了理性法則面對暴力法則的弱勢。

　　確實，“暴力”主宰話語權，“以威勢主斷曲直”，象一個幽靈，一直在中華大地遊蕩。誰有權勢，誰就壟斷了真理。孔子以思想言論罪誅少正卯，儒學信徒多曲意維護。孟子將楊墨之“道”，誣為“率獸食人之道”(《孟子·滕文公》);荀子希望對“奸言”給予“勢以臨之”、“刑以禁之”(《荀子·正名)的懲罰;韓非則力主“禁心”、“禁言”(《韓非子·說疑》)，“燔詩書而明法令”(《韓非子·和氏》)。古往今來，有多少人，因言獲罪，肝腦塗地啊!。革命家也未能免俗。陳獨秀倡揚白話文時就主張：“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龔鵬程《近代思潮與人物》，中華，145頁引)此種心態，實乃伴隨整個革命進程。時至今日，在最為“自由”、“平等”的網絡論壇和博客里，又有多少話語暴力啊!

　　“和平”、“和諧”是人類夢寐以求的理想，當然應大力提倡。問題是，中國幾千年，存在過“和諧”嗎?當今社會(包括台海兩岸)有“和諧”嗎?而今重提 “和諧”，不恰恰因為當前極不“和諧”嗎?我們自己尚且不“安靜”，又怎能開示“全世界人民”呢?而西方社會比如北歐，要比中國“和諧”、“安靜”得多，人家的經驗，是否值得我們虛心學習呢?

　　愚以為，在萬千論“武”(戰)言論中，惟“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一語最為精闢。換句話說：戰爭就從政治失序處開始。人類如能平等協商利益分配，在此基礎上構建社會秩序，就不會有戰爭。然而，人們卻往往不願或不會協商，轉而迷信暴力。春秋戰國恰是個政治無序的時代，必然峰煙四起，權謀連翩。劉向《戰國策敘錄》即謂：戰國“國異政教，各自製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故孟子、孫卿儒士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荀子為戰國之後設計了“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荀子·王制》)的政治秩序。但由王權確定等級秩序和利益分配，各利益群體就很難“相兼臨(制約)”。生產關係和利益格局的調整，最終只有通過戰爭。在某種意義上，戰爭的頻繁，暴力的泛濫，恰恰彰顯出政治的無能。對內的強橫，對外的文弱，又必然產生聯外打內、“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梟雄。因此，決不可對中國王權文官政治及其影響估計過高。

　　但不管怎麼說，中國兵法謀略，確實豐富了中外軍事學寶庫，並換取了無數軍戰、商戰的勝利，煥發了文藝情采。它還催生了古代哲學，尤其是樸素辯證法。對此，兩岸學者都有精闢論述(李澤後《孫老韓合說》，1985;何丙棣《中國思想史上一項基本的翻案》，2002)。是的，兵道乃“詭道”，“兵以詐立”，西方文化也承認這一原理，至謂“暴力與欺詐在戰爭是兩種主要的美德”(霍布斯《利維坦》)， “在戰爭行為中，欺詐卻是值得稱讚和光榮的”( 馬基雅維里《論利瓦伊的<羅馬史>》)。但中國兵法畢竟捷足先登，而且發揮到極至。

　　然而，物極必有返。吾邦兵法的繁榮，也造成了“天地間無往而非兵也”(魏源)的濫用。這種濫用，首先表現於權力鬥爭。政治遊戲，本應公開透明，按遊戲規則來玩，光明正大，君子動口不動手。但中國古代，卻是政不厭詐，政不離武，充斥陰謀詭計和暴力;王權更迭，也罕見和平過度，所謂“禪讓”，而多是“馬上得天下”。後晉節度史安重榮一語道破：“王侯將相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爾。”(《新五代史·安重榮傳》)此與李逵“殺到東京去，奪了鳥位”，是一個思路。改朝換代，何時不充滿刀光劍影?“打天下，坐天下”，成為歷代統治者執政模式和心理。

　　宮廷權爭，也充滿陰狠詭詐、刀劍血腥，甚至君臣、父子、兄弟相殘，血案迭起。僅《春秋》一書記載，在紀元前722至481年的242年間，臣弒君的事件就有100多起。在權爭中，王莽四個兒子，有三個被他殺死，唯一的侄子也無倖免。南朝宋文帝死於兒子劉劭之手，不久劉劭又被兄弟劉駿攻殺，劉駿又殺害其弟劉誕等。劉駿共有28子，竟被劉彧殺了16個，被後廢帝殺掉12個，一無善終。同室相殘，其酷如此!唐代玄武門之變，更是典型的兵不厭詐，和殺兄、害弟、逼父的殘酷表演。而李世民大權在握後，卻又大批“文不如武”，大講“文治”與“和平”了。歷代君王，無不以詐術治臣，使群臣生活在“伴君如伴虎”的恐懼之中。白居易有詩慨嘆：“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太行路》)

　　可見軍事暴力對王權是柄雙刃劍，既可為奪權掃清道路，也能傷及自身。為防不測，自趙宋之後，往往採取“以文制武”政策。然而，由於暴力與政治難以剝離，“以文制武” 終要通過“以武制武”施行。歷朝歷代，最大的“文”也即“王”，無不以抓取“武”也即軍權為指歸。這就帶來政治和政爭的詭秘、恐怖和不穩定，至今為然。

　　馬克思曾指出：在歐洲封建地產形成發展過程中，“起作用的往往是，而且仿佛主要是政治手段、暴力和欺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42 頁)。這話也完全適用於中國。洛克認為：“誰企圖將另一個人置於自己的絕對權力之下，誰就同那人處於戰爭狀態”;“凡是圖謀奴役我的人，便使他自己同我處於戰爭狀態”(《政府論》下篇)。中國古代的極權奴役政治，必然使人際關係處於戰爭和“冷戰”狀態，“一個個象烏眼雞似的，狠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集權專制，又激發出權力者最卑鄙的情慾，將人類最真純的情愫包括天倫之情扼殺盡淨。所以，洛克指明：“專制權力”，決不能“純潔人的氣質和糾正人性的劣根性”(《政府論》下篇)。

　　其實，這種兵謀詐術的濫用，又何止於王權爭鬥，也滲透於仕宦縉紳之家的內部關係。父子算計，姑嫂鬥法，兄弟鬩於牆，比比皆是。號稱封建百科全書的《紅樓夢》，對此就有淋漓盡致的揭示。榮寧二府上下人等未必讀過《孫子》，但其鬥智鬥勇，大可為兵法作注。魏源將天地間之“兵”經由“道”溯源於“情”，但 “情”卻變化萬端。大觀園中少男少女的情感“戰爭”，也不乏“兵法”運用，正可謂“情不厭詐”。在平民階層，也信奉踐行“知人知面不知心”，“見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多留個心眼”，“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一類人生準則，從而形成國人城府極深的人格特徵。此也是“兵不厭詐”文化薰陶的結果。

　　孟德斯鳩和洛克都認為：一個正當的立憲政府擁有解決分歧的能力，無需訴諸武力;市民社會是一種和平狀態，政府仲裁和法律是和平解決爭端的工具;公民之間正當自衛權利，無須攻擊別人(見《政府論》、《論法的精神》)。蘇格拉底曾謂：專制潛主“總要挑起一些戰爭，好讓人民需要一個領袖”(柏拉圖《國家》)。霍布斯也說過：專制主義的國王和主權者，“始終是互相猜忌的，並保持着鬥劍的狀態和姿勢”(《利維坦》)。這大概就是洛克所論之“理性法則”和 “暴力法則”的對立吧。

　　正是市民社會和憲政的缺乏，才使中國長期處於戰爭和准戰爭狀態。種種“止戰”、“去殺”、“和為貴”的倡導，不過是力圖改革現實的烏托邦罷了。當然，社會也需要烏托邦，它們能成為批判、矯正現實的武器，並給人以希望。但要讓理想成為現實，必須有相應制度安排。否則，烏托邦就可能成為一種自我麻醉，將主張混同於文化現實，從而迴避現實矛盾和時代任務。

　　破除“中國自古和平”論的神話，教育國人尤其是執政者，學會平等政治協商，不以暴力相脅迫，並做出相應制度安排，是否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以及政治改革的緊迫任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