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之藩在美國做教授，他的美國同事說：“如果你不能查出你學生是抄來的，你就不能說他是抄來的。你的學生並沒有義務去證明他不是抄來的，這是羅馬法的精神；文明與野蠻的分際，就在這麼細微的差別上。我覺得這是常識，你卻覺得這是個問題，好奇怪！” 老高按：又進入兩月一度的《新史記》發稿大忙日子了。這一期《新史記》（第7期），除了中國人關心熱度始終不墜的周恩來、林彪，突出的幾個熱點，是“六四”、方勵之，以及中共黨史上能與重慶事件構成類比的幾個事件。 現實時局變化迅猛，儘管是歷史雜誌，也必須將原來編好的一些稿件撤下、推後——包括我對已故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魏斐德（1937—2006，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的遺孀的專訪，和對英國作家、記者賈斯帕·貝克的專訪，都不得不押後，換上新稿（有的還要約請專家儘快撰寫）。 賈斯帕·貝克以前我介紹過；魏斐德的影響更大，曾任該校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研究中心主任，還擔任過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主席、美國社會科學委員會主席，他對中國的歷史學術研究厥功甚偉，尤其是與上海社科院等學術機構交往甚多，他的研究上海警察的三部曲，深受重視，有人說，他帶出了美國歷史學界的“上海幫”。 在一個大型叢刊（每期26萬字）出刊前十來天，撤下大量稿件（包括上海社科院副院長談魏斐德的文章、以及西方媒體介紹評論魏斐德的文章等），換上更為當前讀者所關注的話題的稿件，我之焦頭爛額，不難想見，實在沒有精力回到博客。但今天看到一篇中國大陸法律學者賀衛方的短文《莫須有與想當然》，讓我聯想起最近一兩個月來人們關於薄熙來、谷開來和王立軍事件的種種議論，覺得對大家可能也不無啟發，轉貼於下。 莫須有與想當然
賀衛方，作者博客
陳之藩先生的文集《時空之海·散步 看雲聽雨》（天下文化2006年版）中有一文，題為“莫須有與想當然”，提到他讀小學時某次作文自己甚是得意，然而居然排名末位。他問國文老師，國文老師說：你一個小學生，絕不可能做出那樣的作文，一定是從雜誌上抄襲而來。陳很委屈，說絕無此事。老師回答：你如果說你不是抄的，拿出證明來。證明自然是拿不出了的。同樣的事情，在他讀大學三年級時又重演過。他為此既委屈，又無奈。 待到陳本人在美國做教授後，某學生提交的學年論文“不僅風格清新，而且創意滿紙，令人不能相信是一大學生之作”。他到圖書館用兩天時間察看期刊，結果無所發現。於是請教一位同事。同事卻有些驚奇，說：“如果你不能查出你學生是抄來的，你就不能說他是抄來的。你的學生並沒有義務去證明他不是抄來的，這是羅馬法的精神；文明與野蠻的分際，就在這麼細微的差別上。我覺得這是常識，你卻覺得這是個問題，好奇怪！” 陳先生最後說：“聽了這一番教訓，我倒沒有什麼慚愧的感覺，而是想起中國文化中好多好多莫須有與想當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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