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挑战行政权力 谁是科学界的主人

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2月27日出版 48/2004　总第210期

　　“一般行政人员应该退出科技的决策和影响”，这同时意味着，科学家要成为科学界的主人。在逐步摆脱对行政权力完全依附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持续对科教领域内的传统权力发出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本刊记者/刘彦

　　法国哲学家萨特有云：当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他还不是个知识分子；但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时，就是个知识分子了。

　　科学家向科技部要权

　　2004年11月18日，当23位海内外科学家针对中国的科学管理体制问题，在全世界最权威的科学杂志《自然》上集体发言时，他们的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从各自单一的研究领域走了出来，成为中国科技界的知识分子代表。

　　上述文章受邀的主撰者，多为本土科学家。其中，既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张存浩等国家科技机构管理人员，也有中科院院士邹承鲁、研究员何士刚、周专等一线科研人员。

　　这组文章显示，科学家们在谋求对于科学管理的主动权。

　　正如《中国科技需要根本的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科学家们希望，“一般行政人员应该退出科技的决策和影响”。

　　“科技发达国家，都没有一个像中国这么大权力的科技部……迄今，它已经演化成一个控制大量科技经费的部门。”

　　从2003年北大改革争论,到2004年科学家发难科技体制，知识分子们持续对政府管理部门在科教领域内的传统权力发出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谁来领导科学

　　建国以来，中国在科技管理体制上，一直借鉴前苏联的管理模式，以举国之力规划和指挥科学研究。科技领域的资源和权力大多掌握在以科技部为代表的政府部门手中。作为科学家的个体知识分子，不过是计划经济下的一个个棋子，其个人地位、社会荣誉、权力大小、资金资源也完全受制于政府管理部门——事实上，科学家甚至不得不听命于掌控科研资金分配权的各级官员们。

　　1978年以后，邓小平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提出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气，造就一支宏大的科技专家队伍。与此同时，由于改革开放和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使得管理部门(如科技部)对于科学家的完全控制逐步削弱。

　　削弱的开端，是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发布，科学体制改革正式启动。

　　进入90年代后，随着“脑体倒挂”现象的消失，知识分子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显著提高,由“臭老九”一跃而进入社会的中上层——在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划分中，专业技术人员被排在了十大阶层的第四位。

　　更为重要的是，知识分子正在逐渐摆脱对政府资源和政府权力的完全依附。从市场和社会中，他们也能获得声望、利益和资源。比如，我国科技资金已有60%来源于企业。

　　然而，在转轨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余威犹在，官员们仍然拥有对国家资源的控制权和支配权。由财政部直接划拨的中国科技经费(每年约150个亿)的绝大部分，仍然掌握在科技部手中。此次科学家发难的缘由，也正源于科技部在新的20年中长期科技规划中对大规模资金(可能总额达千亿之巨)的支配权。

　　由此，“由科学家来管理科学事务”被科学家尖锐地提上了桌面，他们认为，科学家才是科学界的主人，应该由科学家，而不是手握行政权力的官员们，来决定科学研究的目标、路径和资源分配。“争钱”的背后，某种意义上是“争权”——即钱伟长等人在1957年就提出的由“科学家来领导科学”。

　　与此意义相类，是更早前北大教师对北大教改方案的集体发难，他们认为，教授而不是官员，对学术和学校事务有更大发言权，正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所评论的，现代大学“独立”、“自治”的原则，要求改革由权力性利益垄断向知识性利益分化转移，也就是说，实现“教授治校”。

　　这样的道路，总归要走，无非迟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