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值得自豪的人

　　陈永川第一次走出波士顿机场出口的时候，打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朋友托了一位据还是很能帮忙的同胞来接他。人家不屑写这接人的牌子，陈永川就反其道自家写上。见面后，他被送到麻省理工学院，安排在一处不收费的“大通铺”住下。似乎没人愿意和他多讲一句话。此时，陈永川从同胞身上最先感受到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冷漠。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是一个进去难、出来也难的地方。学院对学生的要求格外严格。多数学生是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天才、神童，这里真是不拘一格选人才。可是，你若想混日子就绝对毕不了业。这所学校还有一个传统，不给任何人授予名誉博士，由此也可见其务实的精神。

　　读书很苦，生活同样艰苦。冰天雪地里，陈永川穿一件羽绒服，骑一辆破旧自行车来去匆匆，脸上淌着汗，头上冒着热气。美国的老师们很是惊讶，难道这个中国学生就不怕冷？冰雪上自行车还骑的飞快，真不愧是来自“自行车王国”的人。

　　然而，更让美国老师们惊奇的是，在学习期间，陈永川这个看上去不怎么起眼的中国学生就在美国最高级别学术刊物《美国科学院通讯》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树的记数》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很大关注。他的导师诺塔教授是这样评价这篇论文的：“此文统一了许多已知结论，并使一些难题迎刃而解，这一算法已引起广泛重视，被认为是一次权威性的工作。”树的结构是在计算机科学中经常出现的，而树的计数问题一直是组合数学中的中心问题之一。许多数学家，计算机科学家，甚至生物学家都在这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陈永川的方法使以前能写成一本书的内容可以在两三页以内表达清楚。他因此被邀到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著名大学作学术报告，并以大陆杰出人士的身份，应邀赴台湾中央研究院、交通大学等研究机构发表演讲，反响很大。有位美国学者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称陈永川的方法是令人吃惊的。

　　导师诺塔教授是位意大利人，为人正直、豁达。他对陈永川这个中国弟子很有感情。初到美国，陈永川因为英语不是很好，表达很费力，就觉得自己真笨，很有些压力。可是诺塔教授拍拍他的肩膀，很轻松地说：“不，你很聪明！”诺塔教授直到陈永川没什么钱，就常送些书给他，还常情陈永川吃饭。陈永川不好意思，诺塔教授笑着摇头说：“以后你有工作再请我。”当陈永川真的工作了，请导师吃饭，还是导师付钱，并且挺认真的说：“现在咱们不是同事了吗？”

　　这位诺塔教授不仅在数学领域造诣颇深，而且还兼任学院哲学系的教授。他的思想深邃，文笔精彩，语言生动，是位极富人格魅力的教授。陈永川从这位导师身上悟出一个道理：一个科学家没有哲学思想就是个做粗活的工匠。

　　由于陈永川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出色的研究成果，所以没出校门就被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聘为奥本海默研究员。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一个高山之巅的小镇上。那里的树林非常漂亮，天空总是蓝蓝的。小镇安宁静谧，生活舒适方便。正是这家实验室研制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至今在许多理论和应用研究领域中依然居世界领先地位，在科学届享有崇高的声望。实验室现有七千多名员工，其中两千多人是博士，学术空气浓厚，所以有人称那个小镇的居民是全美智商最高的，两万多居民中，每十人中就有一名是博士。实验室里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每年的经费开支12亿美元（约100亿人民币）。

　　奥本海默是组织曼哈顿工程的伟大物理学家和管理者，由于他的出色贡献，被誉为“原子弹之父”。后来为了纪念他，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设立了“奥本海默研究员”这个荣誉称号，授予“在科学研究中具有杰出领导作用”的青年科学家。获得这个称号的科学家几乎都成为了美国科学届的领袖。那年在各个领域的申请者中只有两个人获得这个职位，陈永川是数学界获得此职位的第一人。对于陈永川的被选中，有位美国申请者不服，认为美国把这么好的机会给了外国人，违背了美国的利益，结果美国参议院还特别派了调查小组来了解这件事，对陈永川的材料进行了仔细的审查，得出的结论是：“评审委员会的选择完全是基于择优录取。”从而再一次肯定了陈永川的获奖。获此殊荣给陈永川带来了许多学术上的机会，甚至还享受到了其他同事没有的一些特权。有了这个荣誉，不仅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而且在美国的科技界都可以说是有了一块金色的“敲门砖”。美国不少的研究机构，甚至连华尔街的金融财团都有意聘用陈永川。

　　当初，陈永川赤手空拳只身飘洋过海来到美国，他不仅学而有成，而且成果累累，先后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论文近三十篇，同行认为他“成了世界最领先的离散数学专家之一”，成为美国这个国家实验室公认的“数学明星”和他们的“宝贵财富”。他还被国际权威杂志《应用数学进展》、《图论与组合》聘为编委。在美国那样激烈的竞争环境中，陈永川以他那一次又一次突出的表现为中国人争了光。

　　陈永川和妻儿住在一栋二百多平米带花园的别墅里，最多时他们曾有过三部汽车。每年7万美元的薪金，生活富足、舒适，事业发达、亨通。目前，美国约有5％的人年收入在5万美元以上。当然，这在我们一直没能彻底摆脱贫困的中国老百姓看来简直就是在过一种天堂般的日子。当我们亿万人为摆脱贫穷而奋斗的今天，在那些也许并不贫穷的漂洋过海“洋插队”的人们眼里，陈永川也绝对是一个佼佼者，可望而不可及。就是在总怀着一种抑制不住的优越感的美国人看来，能获得陈永川这样的职业和地位也是很可以知足的了。然而，这位陈永川却又做出惊人之举：辞职回国。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同事们纷纷挽留陈永川。是啊，这几年在陈永川搞的项目上，美国人的投资不止100万美元。可陈永川同导师合作给美国一家公司搞的一项分析报告，也为其节省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从这一点上说，也算是作为回报，“扯平”了。

　　陈永川的导师诺塔教授对他的毅然辞职回国感到很震惊。陈永川说：“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事业应该在中国。”诺塔教授想了又想，最后说：“你回国还是前途所在，以后无论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帮助你。经济上有难处，你也别客气。”这对异国师生的双手用力地、久久地握在一起。

　　后来，这位诺塔教授在他的一封信中写道：“说实话，当陈永川不寻常地坚决拒绝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重金聘请下的一个永久职位，而决定接受南开大学的教授职位时，我非常吃惊。他的决定对中国数学界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收获。”诺塔教授为他能有陈永川这样一位中国弟子和朋友而自豪。

　　对陈永川的回国，美国《国际日报》刊出《第一位被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授予奥本海默研究员的数学家回国》的文章；《侨报》的大号标题写道：“陈永川领先离开离散数学家行列，决心回国报效，矢志振兴中华”，并以《陈永川的抉择》为题发表了评论文章。原籍湖南的美国华人李氏五兄弟于1956年创建的“李氏基金会”为陈永川提供3万元作为回国研究经费。陈永川是第一位获此奖学金的一流人才。陈永川归国后还获得1994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奖，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陈永川说：“我只为自己是中国人自豪。”是的，他作为杰出的龙的子孙是完全有理由自豪的，他有这种神圣的自豪的权利。他们的祖国也为有他这样优秀的儿女而自豪；我们每个中国人更为有他这样出息的同胞而自豪！

一个颇具个性的人

　　我听说陈永川刚来天津不久，曾和出租车司机干过一仗。那天夜里他外出归校“打的”时，夏利车的司机和一个帮手不计表要高价且只拉到学校大门就停。当陈永川指责他们时，他们还依仗是两个人将陈永川挟在当中威胁要动武。陈永川面无惧色，大声警告他们：不许胡来，我是南大教授，你们要想想后果。要是真动武，你们也未必是对手。那两个人说：这年头，你假冒“大西北”放回来的也许能唬唬人，假冒教授就把爷们吓住了啦？虽说他们还嘴硬，却仍被陈永川的一身正气给镇住了。僵持中，刚巧一辆巡警车经过，问明原因，把那两位“爷”带走处罚去了。到了他俩也弄不明白，怎么还有这么厉害的教授？

　　我问陈永川果真有这事？他笑道：“其实人啊，主要是个气势，不能软弱无能的样子。人得有正义感，连你个人的正当权益都不能维护，这人就活得太窝囊。这种人一多，这社会上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的人就少。一个没有正义感的人是不会有忠勇之气的。”接着，他给我讲了几个和美国人交锋的故事。

　　在美国时，一次因为一件不大的事，邻里间发生了一点争执，可那个美国男人凭了自己人高马大，白皮肤，黄头发，竟出言不逊，大骂道：“滚出去，你们这些中国人。”陈永川本不想理会这事，可一听此言，火冒三丈，冲到那个近2米高的美国壮汉跟前，指着他的鼻子质问道：“你算什么？你有什么权力说这样的话？你必须向我们道歉……”陈永川义正辞严，嗓音很大，气势很猛，以至于有人报警。当美国警察赶来后，见那个美国男人已经低头不语，他的太太一个劲向陈永川和其他的中国人道歉。警察也只好做了一个无奈的手势走了。事后，有的同胞对他说：“你的胆子也太大啦，美国人可都有枪啊！”陈永川发问道：“那又怎么样呢？”

　　在美国生活的几年里，陈永川多次用美国的法律维护了自己的利益。有一次一位美国同事以为他是中国人，好欺负，在处理公务时，写了一份出言不逊，傲慢无礼并带有侮辱性的文件，陈永川一见，已经憋了一肚子的气正愁没处放，可谓是撞到了枪口上。于是他为了捍卫中国人的尊严，针锋相对，坚决的予以还击。这件事闹得很大，单位里第一号官员也涉及到了。有人说：“你一定会吃亏的。”可是陈永川则说：“中国有句古话，‘士可杀不可辱’！”

　　说起这事，陈永川颇有感触地说：“我们有些知识分子太‘文弱’，勇气太差。我们的不少同胞却是该忍的不忍，比如挤汽车，可是不该忍的时候却又忍了……”

　　由此，我问起陈永川在美生活最深的感受是什么？他略为思忖了一下，说道：一是寄人篱下；二是个人奋斗；三是冷漠无情。

　　我们中国人聪明、勤奋、好学，在国外大多很努力，拼命工作，可做出来的成绩都是人家的，最多只是添上你一个人的名字，这心里很不是滋味。当然，那里的条件是很好，但你想要在学术上有更大的发展也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陈永川就遇到不少阻力，在课题安排、经费计划方面一次又一次地不落实，使他感到很压抑，他终于给他的美国老板写了一封信，措辞很不客气：“您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呢？无论作为科学家、同事、朋友还是老板，这样做都是没有人格的，您令我非常失望……”

　　在美国那种激烈竞争状态的中国人真是活得很苦也很累，真正的个人顾个人。陈永川试图改变一下，他用了很多真情，许多热心，为同胞做了很多事，帮了好多忙。然而，最令他不解的是怎么就交不了几个真心的朋友呢？他一次又一次地体验了什么叫世态炎凉。“一盘散沙”这国民性弱点的阴影怎么就不肯散去啊？

　　如今，厚黑学在美国风靡一时，人才辈出。有一次，陈永川买上一打瓶装的黑啤酒去参加晚会。有人问：“今天怎么带这酒？”陈永川开玩笑说：“‘厚黑学’的大师们当然应该喝厚黑啤酒，这酒皮够厚，心够黑。”人们笑了。

　　更令陈永川感到伤感的是，如今，外国人不那么看得起中国人了。问题是在国外，有些人看不起中国人的，倒恰恰是咱们中国人自己。当陈永川决定回国时，有人问他：“你回国到底有什么前途？”他反问道：“你呆在美国又有什么前途？”也有人说：“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陈永川说：“可是科技为谁服务却有国界。”他进一步说：“如果科学没有国界，那么你为什么不可以回来呢？如果科学没有国界，那么美国为什么不把他们的钱，他们的经费拿来资助中国的科研呢？”

　　祖国的荣辱、强弱、贫富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令每个炎黄子孙感到与自己息息相关。看来，人生的许多道理不是靠聪明就能理解的，而全靠自己沉浮后的彻悟。陈永川坦言：年少时，虽然在中小学就学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受爱国主义教育等等，可总是懵懵懂懂的，不真理解，只有经历了这更多的人生道路后，才真切地感受到祖国对个人的意义。他很讨厌那种整天把爱国当成空洞的口号“装饰”在嘴边的人，他甚至疑心没有真本事的人才去那样做。

　　陈永川是一个不愿说空话的，也不愿饶舌的人，说话不但频率快，而且相当简洁。我听说他在南大青年教师组织的一次演讲会上讲过他的为师之道，他说：“教师一要教学生有大胆开拓的精神。比如有人教我开车时，坐在我身边不住地说，慢点，小心啊，小心！其实，初次开车的我本来就很小心了，他还要我慢点加小心，那只好停下来不开。轮到我教人家开车时，我就对他说，没问题，大胆开，你完全还可以再开快点。胡适说：大胆设想，小心求证。而我则认为，真正的开拓意识应该是大胆设想，大胆求证。二要教学生学会面对失败。没有失败，哪里来的成功？我有成功，但更有失败，只不过我不是很在意就是了。面对失败垮掉就不会有成功；面对成功垮掉就会永远失败。”对他的演讲，据说反响强烈。我与陈永川的弟子聊聊，那个看上去就觉得很精干的年轻人李冰清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很幸运，能做陈先生的学生。他是我遇到的罪有个性、最独特的先生，不仅是在做学问上，他的人格很有魅力……”

　　我问陈永川：“你的人格个性是怎么形成的呢？”他凝神思索了一会儿，笑了：“这很难说清，也许是天性使然？小时候，我就有种凡事不甘心的性格。四五岁时，有一次不服奶奶的管教，跑到山里，害得很多人到处找我。再有就是儿时，孩子们打架，打架都很害怕，可他们告诉我，够朋友的怕也得上！这句话我一直记得。”

　　我们都开心的笑了。我却想：看来，精神是不能由别人给予的。

一个看淡金钱的人

　　人们常爱说“穷大手”或“穷大方”这样的话。人，常常在不是很有钱的状态下反倒看淡了金钱，这也许是出于无奈。但也有的人往往是很有钱之后，便更看重了金钱，变得吝啬小气，这也许是他知道金钱太重要。那么，陈永川是不是有钱人呢？跟一般的美国人相比，当然也算是很可以的了。跟同胞们比，在美国的丰厚收入，绝对算是“富翁”了。可他回国后告诫他的弟子们的第一句话就是“看淡金钱”。他在美国读书时，有一点积蓄后，就去旅游，看“迪斯尼”。对于金钱他有他的解释：“钱这东西，就像人的血液，没它活不成，可是太多了，也没有用。陈省身先生总结得好，钱不能太少，也不必太多。”

　　接着，陈永川向我介绍了他研究的组合数学及他的一些设想和打算：

　　组合数学是数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按照各种特殊规则，排列、分配和配置有限个事物的方法。内容包括关于排列、组合、划分、分类、检索、递归、树形、区组设计等对象的分析和计数。组合数学起源于16世纪以前，到近代有很大发展，在现代计算数学、概率统计、运筹学及物理乃至生物科学上都有不少应用。

　　随着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高度发展，当今社会已经名副其实地跨入了信息时代。在中国发展信息产业，不仅是国家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一次历史性的产业机会。中国的市场巨大，同时信息产业还是全球竞争的焦点之一。千载难逢，机不可失。组合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又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而他，陈永川恰恰是先学计算机后学组合数学，他回国后就开始着手组织一批高级人才，他们研究的主要课题就是把组合数学与计算机软件的研究结合起来，把科研和经济建设直接联系起来，为中国和天津的软件产业贡献一份力量，建筑中华民族的信息长城……

　　谈起未来，他很兴奋。前不久，扬振宁博士指出：中国急需高层次的科技人才投身经济建设，给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生命力。陈永川说：“我一定要大干一场，但我也会用一颗平常的心处之。扬振宁说过做研究应该从小课题入手。我想，这个思想可以推广，那就是，做事从小事做起；赚钱从小钱赚起；做人也从‘小人’做起。人们不是都说‘傻得像博士’吗？我还真有点不服。“

　　于是，我问：“你有没有可能‘经商’了？”他笑了：“我的本行是做学问，然而我们的学科有着极为广泛的应用，南开大学将支持我成立软件工程中心，这里将包含产业的成分。我只是希望用科技知识和成果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并以此来扩大自己的研究队伍。我以前有许多很好的机会，如果想成为一个职业商人，我也不会等到今天。‘经商’首先得有一个境界，个人不能贪。那种无德、欺瞒、诈骗、浮华、轻佻的所谓商才，实在是卖弄小聪明、小把戏，他们自以为精明，实际上是低智商，不会成为大器的……”

　　这话说得多好，靠假冒伪劣，靠投机倒把，靠坑蒙拐骗，发财又能维持多久呢？而且还丢了良心、人格和信义。搞实用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们向社会提供的不是货币，二是赚取货币的项目。一项好的科技成果，就是一棵摇钱树，完全有理由相信：像陈永川这样的一批科技知识英才们将来在经济建设中一定会大展身手的。这使我想到这样一句话：健康的经济必须以健康的人为基础。

　　德国的《经济周刊》上，有这样一段“幽默”的文字：

　　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天国大门前排队时问三个男人智商各为多少。第一个男人回答说：“190。”“好极了，”爱因斯坦说，“我们可以讨论我的相对论。”第二个人答道：“150。”这位科学家说道：“很好，我很高兴能同你讨论世界和平的问题。”第三人说：“50。”爱因斯坦沉默片刻说：“你对明年的经济增长是怎么预测的？”

　　有人说：衣食只不过算是谋生，人之为人，在于他总还有终极关怀。而这却是目下中国社会极其缺乏的。现在不少人崇拜金钱已近于宗教的虔诚。可是经济发展本身，确实也令整个社会付出了道德的代价、生态的代价，而有的东西一旦毁掉是极难恢复的。

　　看看有些所谓“大款”，不过只有50的智商和甚至更为低下的道德品质。当然，此辈有他人不能及之处，如胆大和蛮力，加之善于适应气候揣摩行情。但若视有钱人就为楷模也实在辱没了那些具有150或190智商的真正的英才了。

　　作为一个科学家，陈永川一直在思考着一个不解的历史问题：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曾导致一个有5000年历史和人类四大发明的优秀民族百多年来惨遭侵略和屈辱。他甚至天真地想，若在200年前，中国能以科教兴国为发展方针，那么世界近代史就得重写。经历过百多年无数的苦难坎坷、奋起抗争，终于站立起来，又有着近半个世纪经济成就的龙的子孙们，从来就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的企盼中华民族再次崛起在世界的东方！

　　说句真心话，在我们亿万人为摆脱贫穷而奋斗的今天，真的还是应该鼓励人们像陈永川那样，看淡一点金钱。望着这位海外归来的洒脱的数学家，我不禁想起李白那句豪放的诗：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一个永远的中国人

　　一次我在陈永川的办公室等他。像通常的男人一样，房间里乱一些，办公桌、茶几、沙发上到处摆着书，两个书橱里也摆满了书，全是英文和数学方面的书。我是全然看不懂。这时，我意外的发现了两本台湾版本的中文书，一本《四书五经》，另一本是《史记》。书很精美，我翻了翻，马上看出这书不是装饰书架的。于是，我对陈永川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和理解。19世纪一来，各个民族都为不同文化的冲突所苦恼。可是，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抛弃他自身的文化。中国用自己特有的光辉历史顽强抵抗着外来文化的影响。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中国人否认自己民族的伟大。我们曾经有过民族危亡的时刻，我们也存在着许多危机，包括信仰危机、精神危机，但在中国从未出现过民族认同的危机。华侨们总是说：“中国人怎么能忘记他是中国人呢？”今天，面对着与世界的差距，中国人只感到难堪与羞辱，却从来没考虑过身份问题。以至于一位受过美国教育的日本企业家说：“我最羡慕的就是中国人的运气，光是中国人的这种身份，便足以傲视整个世界。”

　　我和陈永川又聊起了这个话题。他说：“我是真心感到祖国大有希望才回来的，我们的人才很多。中国人很聪明，数学的基础很好，拿回了很多世界数学竞赛的金牌，陈省身先生热切的盼望着中国能在下个世纪成为数学大国……”

　　陈永川是1994年4月回国的。7月份，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就决定给他每年10万美元的经费，请他回去短期工作，完成一些合作项目。这叫那些认为他将“一去不复还”的人很惊讶，见面就开玩笑说：“没想到你胡汉三又回来了。”

　　今年初，陈永川陪同以前在美国的同事考察中国的计算机和信息工业，他们目睹了中国在这短短的几年里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叹道：“全世界没有别的地方有中国这么多的机会。在中国没有容易的事情，可也没有办不成的事情！”他们都相信中国在下个世纪能成为世界强国。

　　连外国朋友都相信的事情，你说，我们自己难道还怀疑吗？

　　当陈永川说起回国后的感受时是这样讲的，“第一感觉是国内的政治环境很好，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生活自由，人际关系融洽，可以心情愉快地工作。科教兴国的方针更加明确而坚定，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关心真叫我十分感动。有些外国人喜欢对中国的事情指手画脚，其实，他们并不真的懂得中国。一般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甚至只停留在长城、‘文化大革命’和功夫武打片上。可是，你看看我们中国，有多少人在学习英语，在深入了解美国，这不是很厉害吗？”他爱用“厉害”这个词。我没想到他会说出这么一番话。这使我想起采访他开始时，南开大学副书记逄锦聚向我介绍陈永川时说的一段话：“陈省身先生说这人行。现在看来，他确实立得住，是一个难得的青年数学家。他不只是书生型的人才，他的思想很活跃；他对国家民族有很深厚的情感；他对科教兴国有自己的见解；他对社会人生有深刻的思想……”

　　最近，陈永川在南开大学的干部辅导课上，谈到了一些现代思想意识，并根据报告内容在《南开周报》发表了《科学意识三十六例》论述文章，深受欢迎。

　　前些时候，外国人一讲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我们有的同胞就觉得心虚气短。其实，大可不必。这使我想起一位长期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执教的中国教授说过的一段颇有见地的话：有些外国人天天讲中国不自由，这是不了解中国，至少不了解中国的过去、中国的历史。历史上，从古至今，外国宗教战争不断，排斥异己，打击异教，不能容忍异端……中国则完全不同，讲的是就人苦难，互相帮助。中国从古至今没有宗教战争。信则有，不信则无，从来不强加于人。中国的宗教可以数出很多种，但是从来不发生宗教战争。所有的宗教和信仰，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都进入了中国，难道中国不是最自由的吗？

　　这使我理解了许多出过国的朋友都对我说的一句话：远离了祖国，一下子就觉得自己是最爱国的。

　　最后，我们谈到家庭。陈永川有一位美丽的太太和两个在美国出生的很聪明的儿子。放弃在美国的那种优厚的生活条件回国来，应该说这种落差还是很大的。说实话，刚刚归来，陈太太简直觉得连呼吸的空气都有点不对劲。在陈永川的内心深处还真是对妻儿怀了一种深深的歉疚之情。陈永川的父母也不是很同意他放弃美国的生活，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归来了。他认为：自己的根在中国，自己的事业也应该在中国。咱不就是出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吗？咱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亿万同胞，不是都还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着吗？而且大家的日子不是正一天天好起来吗？

　　这样看来，陈永川的归来一点也不奇怪，一点也不难理解。应该说：像陈永川这样的中华儿女不回到中国来，那才叫怪呢！因为，像他这样的龙的子孙无论走到世界上的哪个角落，都永远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