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熙修---著名报人、记者。1910年生于上海。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毕业。1936 年进《新民报》工作，后担任重庆及南京《新民报》记

者、采访部主任，参加过国共重庆谈判等重大政治事件的采访活动。

1948年曾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 1949年后，任上海《文汇报》副

总编辑兼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曾三次赴朝鲜前线采访报道。1957年

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平反。1970年因病卒于北京。

■战胜外交部长的“风云记者”

在1949年以前，母亲在新闻界算得上大名鼎鼎的记者。1945年，抗

日战争胜利，同年8月，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母亲为此写了很多报道（《毛泽东为团结而来》、《毛泽东辞别重庆》

等）。第二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开幕前的一个月里，母亲有计

划地采访了参加会议的全部38位政协代表，让他们对关系国家生死

存亡的问题发表看法。那些代表可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共产党方面

有周恩来，无党派人士有傅斯年、民主党派人士有张澜、沈钧儒，国

民党方面有陈立夫、外交部长王世杰，等等。

王世杰考虑到自己在国民党政府中身居要职，言论举足轻重，要求不

署名字，母亲也就顺水推舟答应了在报道中只说“某代表”。不过

38位代表中37位都有名有姓，人们自然也就知道这位“某代表”就

是王世杰了。所以当时有人说：“浦熙修真不简单，相互斗智的结果，

居然使一位老练的外交家，成了她这‘无冕之王’的手下败将。”母

亲的采访，逐日发表在重庆《新民报》晚刊的头版上，报道反映了被

访者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国家前途的主张，也明朗地表达了自己的政治

主张。

1946年2月国民党特务在重庆打伤李公仆、郭沫若等人，制造了“校

场口事件”。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门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强令各报只能登中央社报

道。母亲和报馆同人巧妙地把国民党特务捣毁会场、打人的详细经过

整版登在了报纸的广告栏，揭露了事实真相。

那年5月份，国民党还都南京，当时国共两军武装冲突日益激烈。6

月份，上海爆发十余万人的反内战游行，并派代表到南京请愿。当代

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了国民党精心策划指挥的所谓“难民”

的包围毒打，前往采访的母亲也被打伤。第二天她被抬到家里，我看

到她的旗袍被撕裂了，上面都是血迹，后背一侧从上到下都是淤血。

当时各界人士不断地来看望母亲，记得郭沫若还写过文章，说是过去

他挨打记者看望他，现在又轮到他看望挨打的记者了。

■到北京：老记者有了新问题

1949年6月，母亲一个人从上海来到北京。不久，我跟弟弟也从上

海来到北京读书。那段时间，我觉得母亲在耀眼的阳光下心花怒放，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照得都睁不开眼”。母亲到了北京之后，

有三个报馆可以选择：光明日报、新民报，另一个是文汇报。母亲之

前曾经在新民报工作，再加上过去的老板陈铭德也非常希望她过去，

于是她就去了新民报，后来她觉得新民报在北京的劳资关系比较复

杂，就从新民报退出了。光明日报她也去过，但是她觉得光明日报是

党派报，而且她又是自由惯了的，所以没有多久，她觉得不能适应，

也就退出了。

正好又有文汇报的老总徐铸成邀请她到文汇报，她也觉得那里更适合

她，就过去了。母亲进入文汇报之后，开始是文汇报的副总编辑兼北

京办事处的主任。徐铸成从报社拨出钱，在现在的灯市口西口朝阳胡

同那块买了房子，就算建立起了办事处。当然，现在那里，已经没有

任何痕迹了。

在过去的年代里，母亲在新民报是以跑独家新闻和专访著称。母亲到

了文汇报之后，也跑了一些独家的新闻。后来规定重大新闻必须统一

用稿。她觉得，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适应这种新的形势。我听

过去的一些老人说起母亲，说她四面八方的关系都有，到哪里都不愁

没有新闻。在那段时间，不仅是母亲一个人感到困惑，就连她周围的

同人也感到困惑，文汇报之后就转向教育方面的报导，版面也很少。

1956年5月，文汇报停刊并入教育部领导的教师报，母亲也跟着转

入了教师报。

母亲在北京的办事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她接受上海的领导，她

在北京的办事处并没有党组织。解放前，母亲曾经多次提出要求入党。

解放之后母亲跟领导提起入党的事情，得到的答复是：五年之后再说

吧。

原因是什么呢？她心中明白：又是因她和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政客的罗

隆基的交往。母亲去世之后，不少过去跟她交往过的阿姨伯伯们告诉

我，母亲虽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但是在思想上一直比较单纯，没有

多深的城府。入党不成，她的内心感到压抑，在政治上感到非常失落。

■结交罗隆基：从恋人到“右派”同盟

母亲和罗隆基的相识，是在1944年的重庆。作为记者，母亲欣赏罗

隆基的学识。但是两个人真正的深交，却是在1947年的南京。罗隆

基经常指导她写文章，还告诉母亲，说你不能总是这样子跑来跑去，

你应该像美国的记者那样写专栏文章。另外，罗隆基的英文特别好，

母亲的英文不好，她也常常跟罗隆基学英语。就这样，两个人的感情

越来越好。但是周围亲友对罗的人品颇有微词，不赞成他们的交往。

母亲和父亲离婚之后，曾经一度想和罗隆基结婚。但是因为罗隆基有

肺病，后来又被国民党软禁，没有结成。这期间，我三姨（浦安修，

彭德怀的夫人）以及其他的家人都极力劝她不要跟罗结婚，这让她感

到很苦恼。

解放之后，周围种种情况的变化使得她跟罗隆基开始有了距离。1950

年底，我参军，第二年，她给我写信，再说到她跟罗隆基的关系时，

她写道：我和罗隆基都不想结婚了，双方也都无意结婚，之后只是作

为朋友交往为好。母亲这种矛盾的心情，一直持续到1956年。

1956年，《文汇报》复刊，把自己定位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阵地。华

罗庚、向达、潘光旦、张东荪、吴晗、费孝通等人很快就成了那里的

常客。然而到了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说：“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

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

脱———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

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这样一个民盟右派

系统。”母亲对于共产党有很深的感情，解放前住在重庆的时候，周

恩来经常打电话到我们家，就党不便出面的问题，跟母亲商量如何用

新闻的方式发表。带着这种感情，母亲从来不曾对党有过怀疑，母亲

觉得既然共产党说她错了，那她肯定就错了。但是她错在哪里呢？她

不知道。

■被逐出新闻界，离开文汇报

那时候，我在北航读大四，住校，当时学校里的运动搞得很紧张，不

上课。我接到学校党委的通知，为了防止挨批斗的母亲出意外，要我

回家看着她。母亲已生病在床，身体很差：吃饭，吃不下；睡觉，睡

不着，要靠大量的安眠药才能入睡。我当时心里很着急，希望她能尽

快跟罗隆基划清界限，但又说不出什么道理，只是默默地注意她，别

吃多了安眠药。

大姨浦洁修虽然是民主人士，但是表现得比党员还左，那时候她经常

到我家来给母亲“做工作”。后来大姨告诉我，她是受了周总理、彭

老总、刘仁（北京市委副书记）的嘱托来动员母亲交待她的问题。大

姨的态度总是很严厉，她对母亲说你应该怎样怎样。大家逼着母亲找

出她的日记和来往信件。找出来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内容，大家都尽

量往“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这样一个民盟右

派系统”这个政治公式上套。

母亲成为右派之后，被逐出新闻界。1958年，母亲离开了文汇报。

外婆在西城给她租了一个房子。后来，母亲被分配到政协文史资料委

员会工作，母亲说：“新闻记者当不成了，当旧闻记者。”从1959

年一直到文革开始，母亲一直在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从创

刊到文革前一共出了55本，可以说每一本都浸透了母亲的心血。

■身患癌症，孤独去世

1965年，母亲被查出患直肠癌。第二年6月，做完手术后，母亲住

进了香山疗养院，每天坚持爬山锻炼身体。没想到“文革”随即爆发，

香山疗养院没有办法住下去了。她一个人回到了家里，病情复发，到

了1967年，母亲几乎都没有办法走动，北京医院也住不了了，医疗

关系被转到了政协礼堂附近的白塔寺北医附属人民医院，准备开刀。

但是医院不知道怎么知道了母亲是大右派，就在她的病例上写了“明

天斗争大右派浦熙修，勒令她出院”。

那时我和弟弟也在挨批斗，没有办法陪在她身边。1969年，我不许

回家的禁令被解除，我回到家里看望母亲，母亲的下身在经历了几次

手术之后已经被挖空了，床周围又是管子又是瓶子，屋里的臭味，要

点香才能冲淡。随之我被告知要去干校学习。我当时很矛盾：母亲这

个样子，我怎么走？学校的同事跟我说：还是去吧，不然将来你怎么

说得清楚？终于，我狠了狠心，决定去干校。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70年的3月，我轻轻地跟母亲说：娘，我要

去干校了。她泪流满面，知道再也看不到我了。后来平静之后，知道

我胃不好的母亲，在家里翻出她参加抗美援朝的时候穿过的皮袄以及

褥子，叮嘱我不要冻着。

母亲病危时，我在干校，弟弟也出差了，三姨也只能是偶尔去看看她。

政协的老人设法把母亲送到医院。我从干校回来之后，三姨告诉我，

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 “瘦得像骷髅一样”。母亲背着沉重的政治

包袱，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孤独悲凉地死在医院的走廊里。在给妈妈

办丧事的时候，我不忍去看母亲的样子，所以一直到现在，每当我想

起她，她还是那副脸上有着深深的酒窝、坚毅、姣好、恬静，很善良

的样子。

(作者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