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喜欢把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源归咎于政治体制落后。在他们看来，中国只要再来一次政治改革，中国现在的社会问题就都解决了，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事情真这么简单吗？那如果我们对照东亚的两个大国的近百多年的发展史，结论似乎并不支持政治体制决定论。事实上，自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后，中日两国都依据自己的国情寻找着国家的发展之路。

令人不解的是：日本只有一次成功的维新；中国却有无数次血腥的失败的“革命”！

众所周知，日本近代史所谓的社会进步始于发生于1867年的明治维新。明治维新不过是日本天皇夺回了幕府军人的权力，整合了日本的政治版图，并开始全面西化的一次并不血腥的政治改革。我们了解的日本现在的民主政治，和明治维新没关系，那是二战后美国人“强加”给日本的。明治维新甚至把皇权捧上了神位，成为了事实上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日本现在也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实质上的政教合一）。从任何近代政治学角度评价，日本的明治维新后的政治体制都派不上号，怎么也算不上一次典型的近代政治改革。但日本就凭着这个不伦不类的皇权至上、文官管理，全盘西化的夹生的政治模式，步入了当时的国际列强行列。

反观当时的中国。自鸦片战争后，大清也意识到了西方炮厉船坚，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危机。之后进行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运动和以两湖总督张之洞为代表的实业救国，开始从西方引进军舰，枪炮，铁路，工厂，并派出留学生出国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是，当两个几乎同时开始学习西方的皇权国家，在甲午海战碰面时，大清一败涂地。之后赔银子，割地，受尽了屈辱。

很多留学海外的学子总结了中日甲午之战，认为政治体制落后才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根本原因。尽管戊戌变化旨在树立皇权和文官体制，但败于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的大清皇室，于是他们开始了反清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自此以后，中国就进入了无休无止的政治革命和改革之中，小的局限于局部的政治运动不算，仅是对全国范围有影响的计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土地革命、北伐战争、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科学之春、改革开放。但至今，中国稍有进步(原因和政治无关），但政治体制仍是“新瓶老酒”，皇帝改名叫主席，总督改名叫省长而已，统治方式和治理方式几乎类似。而这些革命或改革几乎每次都是血腥至极，甚至连文化革命都死人无数！说来也是奇怪。中国几乎穷尽了这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改革的选项，而结果却是鸡飞蛋打，两手空空。那些无数抛头颅洒热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仁人志士，那些革命家，改革家，无论他们是反清的，反共的，搞民主的，搞共和的，或是搞共产的，如果他们能活到现在，他们会做何感想？

有一个被大家都忽略了的历史事实，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一年，也就是1866年，日皇采纳了留欧学者的建议，进行了文字改革。把日本社会下层使用的假名，扶正为国家正式文字，并开始限制汉字的使用数目（大约是一千个）。留欧学者在学习中企图把西方文明的种种翻译成日文传回国内，但苦于汉字的局限，他们叹息：无法用汉字的小斗去量西方文化的汪洋大海。有个学者为了翻译：constitution这个字，用了好几个月，最后：“宪法（意思是管理所有法律的法律）”才被创造出来。他认为，汉字不适合引进西方文化，也不适合国民素质的提高，于是给日皇建言，把假名并列为国家正式文字。

这个文字改革的事，被多数学者忽略了，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对日本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到底是明治维新，还是之前的文字改革。反正没有进行文字改革的中国，在政治革命和改革之途上步履艰难。只有仁人志士，是不够的，必须有全民的共识。甩开民众的任何由少数精英倡导的社会变革，最后都会失败，因为社会变革的终极目标是改变社会大众！不是政治体制，体制是需要人去建立，去运作，去改进，去维持的。离开了人的素质，任何体制，任何系统，任何法律，任何制度，。。。。 都是浮云。

一个美国学者在二十一世纪到北大进修汉语。一次他感冒了，需要请假，但是他不会写“喷嚏”这两个字，于是在早餐食堂里问遍了十几个人，包括：中文系的高才生，博士，教授，但无一人能写出。这就是中国文字的落后现状！1949年中共建国之初的统计显示，当时的社会中90%以上是文盲，古代中国或大清有多少文盲可想而知。文字对一个社会来说，是最基本的文明发展基石，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政治，文化，经济，法律，哲学，科学，艺术，。。。。无一不是在文字的基础上演绎出来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是人的素质问题，而人的素质问题卡在了汉字上，一个文盲遍野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