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付民

两月前我曾发文“革命战争：友、朋、他”，提示中国政治转型是一场“革命战役”。在这场重大的历史性战争中需要“战友、朋友、同志”的充分合作。然而，中国海外民运三十年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自然不利于中国政治的转型。近日闻得一些充满希望的新生“反共力量”似乎也存在分歧，为此，唤起我进一步发表相关意见的冲动！

我认为，在现实社会群体活动的事务中，通常存在三类人群参与博弈：支持、反对、中性。自然，它们三者常常是处于“动态”量性变化中。如果要成就重大事务，失去“中性”力量的支持常常会面临失败。因为只有依靠和改变了“中性”力量，才能形成“优势力量”！但是，能够有效的依靠和改变“中性”力量，离不了超常的智慧与过人的气量！超常智慧乃是“视透人情”，过人气量则是“宽容试错”！

在“革命战争：友、朋、他”一文中，我提示中共的成功是中共高层容忍了毛泽东的“独裁与腐化”。今天，我想换个角度（层级）来揭示“毛独裁”成功的另一项重要原因。我认为，毛泽东能够充分利用和玩弄“阶级斗争”是他成功“独裁一生”的智慧。大家知道，毛泽东自接管中共主政至他去逝都在不断的利用和玩弄“阶级斗争”。他在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上创建了一套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理念（理论），基本工具是“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他依靠“阶级斗争为纲”，在充分利用“民众情绪”排除了“司法独立和舆论自由”监督和限制的条件下，借助“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作为自己任意左右“敌我力量”的砝码。明确讲，对于有利于强化自己权利的“阶级敌人”他可以转化成“人民内部矛盾”，有可能弱化自己权利的“人民内部矛盾”他又可以升化为“敌我矛盾”！

我们知道，毛中共一直玩弄的“政协统战”，便是充分利用“中性力量”来保障“专治极权”的成功标签！然而我们见到，海外华人的各个“反共力量”最大的缺陷便是不善于依靠和利用“中间力量”。毫无疑问，仅仅依靠“中坚力量”是缺乏“物理思维”的，是会大大降低成功效率的！我希望所有积极参与“反共、灭共”的人士（尤其是领袖人物）应当明白，能够尽量团结“中间力量”，才是最终完成“灭共”使命的决定因素！轻易将“朋友变成敌人”是极不明智的，只有善于把“敌人变为战友”，将“中间力量化为中坚力量”才是值得赞赏的！

推动中国实现法治民主政治转型，是一件极其艰巨的任务。我们不应太轻信只是依靠一种“单纯的中坚力量”就能顺利完成，尽管我们对于坚定的“中坚力量”抱着十足的信心与信任！提请战友，认真借鉴历史上（甚至敌人）的“成功经验”及合符情理的逻辑原理，是会增强致胜希望的，也是可以提升驾驭宏大事务智慧的有效途径。尽量扩大战友的群体便是在削弱敌人的力量。相反，轻易将“中间力量”推出战壕，岂不是形成壮大敌人的力量？

我认为，中国的政治转型需要依据“中国特色”去设计“未来”！海外华人反共团体不易结成“整体”，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现代先进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公正透明”，它须要“司法独立与言论自由”去保障！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显然不符合，原因是中共的“一党专政”在阻碍！很明显，许多推动中国政治变革的人士都希望参照美国的“两党与直选”方式。然而我认为，它会严重脱离中国的特殊性，也会产生不利后果！因为美国是高度开放的移民国家，并且具有浓厚的“基督精神”（文化）。我觉的基督精神包含了支持“个性发展与公义包容”，前者适合支持汲收各类移民的精英争雄，后者又能够调节社会差距（分歧）。然而，中国是大型的多民族国家，其传统的“中心”（汉族）文化根基是“儒家文化”。它的“忍让慈善”与基督精神中的“公义良善”相近，但缺“争斗精神”！

中共在中国推行了七十年的“共产欺诈文化”，不仅未能培育出民众的“民主竞争意识”，还将儒教文化的“忍让慈善”消磨待尽！我们知道，“毛共产”时期推行全民参与“阶级斗争”。经历近三十年不间断的“人人斗争”后，除消失了无数生命便是保障了“毛独裁”的统治，而幸存下来的所有参加者全都成了“衣不避体”！转入“邓共产”时期，推行全民“拱经济”。又经历三十年后，中国被“拱”成了第二大经济强国。然而，民众发现在中共管治之下，永远无法拱穿“双轨制”！建立在“双轨制”之上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始终只会让“共产权贵”富裕，还会搭上“不公正与不透明”（司法和言论专治）！

我认为，美国等西方社会的“基督精神”培育出“竞争与公义”为主体的社会意识，传统中国的“儒家思想”培养出以“仁慈忍让”的主流群体。然而，“共产主义”却在眼下的中国培养出一批为“共产奉献”和另一批用“共产欺诈”相结合的社会主体，前者是为“他人（集体、国家）”牺牲的傻子，后者则是借“共产权力”侵占“他人（集体、国家）”利益的能人。而不愿成为“共产傻子”或者“共产能人”的人群无疑只能被“共产文化”边缘化！总之，“共产文化”培育的社会主流，在“封闭式”状态下产生大量“傻子”，在“开放式”环境中则培养着大量侵占“别人、集体、国家”便宜（利益），且相互不信任（猜疑）的“主流价值观”！

“毛共产”的阶级斗争让民众领略了“愚民与贫困”，“邓共产”的经济发展使民众领受了“欺诈与冷漠”。它们都从根基上严重破坏了中国民众之间的“社会信任”，即用“国家名义”欺诈无疑是“毁灭性的”！现今的中国社会民众很难有广泛的社会诚信与信任，通常只能在各自相对狭小的“直亲”中建立信任。这种社会基础至少需要近一代人的努力才能修补，如果贸然转入全面的“公平竞争”环境自然会“水土不服”！我想，也许海外反共华人难以结合成牢固的同盟，与中共七十年来一直在破坏民众间的“信任度”存在直接关联。中共从根基上已经破坏了“社会诚信”，不仅压缩了“社会良善”的伸展，反而升级了对“社会公义”的质疑（怀疑和斥责）！这是极其可悲的且是不易被修正的现实，我之所以能够发表此文，是不希望这种状态持续下去！

我坚信，在推进中国法治政治改革中我们所有人都是需要学习的，中国是具有多项特殊性的社会。人类没有现成的完全相同的“成功范本”，只有贴近（认清）中华民族的具体情况才能建造出既利于中国人民，也有益于世界人民的社会秩序。我想，它应该是“独特的、先进的、全新的”！

我不知晓是否有出版商“胆敢”出版我的《文集》，但我后期的主要精力应该会转入创建《多因逻辑学》。因为人们需要借助完全的“工具”，用自己的大脑去了解世界。希望有人关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