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医学家余岩

祖述宪
安徽医科大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唤醒了中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救亡图强成为
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使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出现了重大的转折。鉴于内忧外患
日益深重，清朝廷也决定效法日本，实行维新，于是兴起了第一次“留日潮”。
余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胸怀强国壮志，负笈东渡，习济民之术，日后成为20世
纪上半叶上海的一代名医。他积极传播新医学和新文化，提倡医学革命，在中国
近代医学发展的历史上激起过不小的波澜。

　　余岩字云岫，号百之，以字行。在本文中，按照当时的习惯，余岩和余云岫
的名、字兼用。如今了解余岩的人已经很少，他的著作也尘封在少数几个图书馆
里，难以寻觅①。然而，近半个世纪以来，余云岫这个名字却时而出现在一些有
关中医的文字里，被当作“反面人物”加以鞭挞，蒙冤受辱。但是，如果不存偏
见，认真阅读他的著作，你会发现他不仅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和锐意革新的医学
家，而且也是具有强烈民族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的新文化运动开拓者。他的著作
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其意义不仅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稍有所失，而且至今对于我
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仍然具有重大意义。余岩的经历说明，在文化上超越时代、弃
旧图新的杰出人物，往往难以见容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① 有鉴于此，本文作者编选了《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2006年7月由安
徽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引用的余云岫文章，可检阅该书。

　　余岩生平[1] ②

　　② 除参考文献[1]外，尚根据余岩著作如《亡室刘氏行略》（《余氏医述》
卷七外集）；其他史料和余忾提供的资料进行核实和补充。

　　1879年10月28日，余岩出生于浙江镇海县澥浦镇余严村的一个贫苦的家庭，
兄弟五人，先生居长。

　　1884年，余岩6岁入乡塾。1901年就读南浔的浔溪公学，杜亚泉时任校长，
蔡元培为名誉校长。1903年赴上海，就职澄衷学堂教员。次年返乡，主持镇北贵
驷桥宝善学堂。1905年由镇海县鲲池书院保送，赴日本公费留学。翌年，按照书
院的要求，入日本体育会学习；毕业后转东京物理学校就读，1908年入大阪医科
大学预科。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余岩与留日习医学友立即组成“赤十字队”（即红
十字，日文为“赤十字”）参加革命军的救护工作。归国前，他饯别赋诗，表达
为革命赴死的决心：“一身归国知悲愤，万死投艰在倔强；少别群公休怅怅，男
儿事业本沙场。”11月，他们抵达上海，旋即随革命军入南京。时陕西攻战犹烈，
士卒死伤甚众；乃西行入秦，至陕石（今三门峡市境内）遇匪，他与同行者四人
被掳；幸三天后获释，终抵西安，为军民救护，五个月后返乡。1913年春，重返
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继续学业，1916年毕业。回国后担任公立上海医院医务长，翌
年冬辞职。此后自立诊所，悬壶济世，同时进行中医药的研究，倡导医学革命，
终身不懈。

　　余岩秉性“素不好世俗之所好”，惟好学问。从青年时代起博览群书，热中
于著书立说。在赴日留学期间，他编撰了两本物理学教科书，由上海开明书店出
版。1918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1928年，创办了《社会医报》周刊，为建
设和发展我国新的医疗卫生体系，向政府和社会提出建议和批评。他为文证据翔
实，逻辑缜密，言语犀利，具有无懈可击的说服力，并且流露着强烈的爱国主义
和理想主义激情，读之“令人回肠荡气，不忍释卷”[2]。数年前，我的老师、
我国劳动卫生学科奠基者之一、前上海医科大学顾学箕教授，向我回忆他在求学
期间和学友们在《社会医报》出版日急切地前去购买新报的情景时，仍然兴奋不
已。在余岩撰写的大量医学著作中，关于中医的系统研究与批判、本草研究、中
国医学史研究和医疗文化评论等文章，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这些文章大都编入《余氏医述》，再版改名为《医学革命论集》。此外，他还著
有《皇汉医学批评》[3]和《古代疾病名候疏义》[4]。他的著作在社会大众中也
有流传，起到传播新医学的作用。例如，巴金在其小说《春》中有这样的描述①：

　　①巴金.《春》，第2版， 第4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他（觉新）忽然走到书橱前面。把余云岫著的《传染病》取出来，翻开《赤
痢篇》反复地看了两遍。他看见书中所说跟任医官的话一样，才知道蕙的病势的
确沉重。他又害怕国光不相信西医，或者照料病人不周到，便差人把《传染病》
给国光送去作参考。

　　余岩高瞻远瞩，一再强调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呼吁当局开设研究机构，发
展医学研究事业。然而，他自己从日本学成归国，除了短期兼职过北平研究院的
特约研究员和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以外，他毕生在上海开业行医，做他所说的
“医之最下者”，“有志学问者所不屑”的“不荣耀之事”。（《对于医学前途
之希望》）这说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遂人意，没有机会实现他所向往的“医之上
者”——研究工作的抱负。他在致一青年医生的信中说：“仆沪上一开业医生……
所谓第四等之医耳” （《答潘君骥书》），实“为饥寒所迫者不得已而为之”
（《对于医学前途之希望》）。这种无奈与自嘲，充分表现了他壮志难酬的压抑
心境。但是，身为开业医生他有很高的思想境界和追求，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
为病人处方用药，尽可能采用国产药物，而不轻易使用价昂的舶来药品，为此他
在诊所里开办一个小型研究室，结合临床研制药物。

　　他兼任过的专业、学术公职很多。在1925年至1934年间，余云岫先后担任过
上海市医师公会首任会长、中日文化事业委员会上海分会委员、南京国民政府卫
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大学院译名统一委员会委员、医学校学制与课程和编
制委员会委员、大学院审查科学图书委员会委员、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
东南医学院（即安徽医科大学前身）校董会副主席、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顾问
和《中华医学杂志》编辑主任等职。1935年，任北平研究院特约研究员。1944年，
兼任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

　　余岩是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可是对传统师道恪守不渝。从他留日期间追随
章太炎起，与章家一直过从甚密，并与师母常有诗唱和。但他对中医的观点与章
的显然有本质的不同，章认为中医“诚有缺陷，遽以为可废，则非也”，而且还
认为“中医之胜于西医者，大抵伤寒为独甚” [5]， 同时积极支持举办中医学
校，并担任校长。可是他对章言必称师，对章在中医上的考证和医药上可取的意
见，都持赞赏的态度。杜亚泉任浔溪公学校长时，余云岫就读于该校。余发表
《商兑》和《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后，杜亚泉撰文提出批评[6]，尽
管他不能同意杜的意见，但认为杜先生不懂医学，又是他的“少时之师”，虽不
能逢迎附和其言论，但也不愿加以反驳。因为，“盖近世道德毁弃，名利所在，
骨肉操戈；师弟之分，古之所重，仆诚不欲援当仁不让之说，而弯射羿之弓也”
（《与恽铁樵论第一书》）。

　　作为著名的知识分子和名医，余云岫与上层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各类
人物都有交往，但他从不攀附权贵，钻营名利。相反，他与官场和当权者始终保
持距离，承担知识分子批评的角色；对医疗卫生问题秉笔直书，向当局提出建议，
对社会的黑暗和腐败进行抨击，为社会大众发言。褚民谊曾与余在医界共事，抗
战时期褚任汪伪政府要职，邀余担任同仁医学院的校董，但余深明大义，以过于
繁忙为由予以拒绝①。国民党要员陈果夫是中医和国粹的积极倡导者，深知余云
岫对中医的态度。1935年，陈任江苏省政府主席兼江苏省立医政学院院长时，仍
然邀请他去该校演讲，并亲自主持演讲会，余岩虽有自谦却毫无谀辞（《医史学
与医学前途之关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陈果夫在上海举行庆祝光复的
聚会，邀请社会贤达名流与会，余在会上批评了国民政府“劫收”大员的贪污腐
败，充分显示他刚正不阿的品格和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立场。

　　①下面为褚民谊给余云岫的复信：
　　云岫先生大鉴：前为同仁会拟在上海同仁医学院事，曾请足下协助进行。旋
奉大函，敬悉公私过忙，未暇兼顾，并拟辞去筹备委员职务。兹以第二次筹会即
将举行，先生既不克兼综，故已改请袁局长榘范担任。知关锦注，特此布闻，余
不一一。顺颂道履 褚民谊启，十一月廿九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了“迎接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的建
设高潮，为广大人民而服务”，上海市中西医药研究社和新成立的中医新教育促
进会共同组织了一次由自然科学工作者中的医界先进参加的“中医座谈会”，由
上海市中医师公会顾问、医史教授宋大仁主持，余云岫、国立同济医学院院长唐
哲、东南医院院长汤蠡舟、国立上海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张昌绍和公共卫生学教授
顾学箕、中华医史学会会长王吉民以及著名中医师叶劲秋和姜春华等15人出席。
这个座谈会认为：“中医依旧以不科学的医术，占着他们广大的人数，普遍地替
人民治病，这对于人民健康，实在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当然，对于将来公医制度
的推行，也是一个最大的阻力！[7]”并且撰写了《处理旧医实施步骤草案》，
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善意的建议：改造中医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对全国中医办理
一次总登记；停办中医学校，不准再收门徒。第二步是举办中医再教育。第三步
是厉行中医的甄别和淘汰。同时要“整理中药”和“帮助中医成为新中国的公共
卫生员”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卫生部对余云岫的学术研究和医学革命的主张
相当重视，安排他许多社会职务，先后担任过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
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土产交流大会②筹委会中
医专门委员会委员、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卫生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编纂委员会特邀委员、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会联合会委员、
上海市卫生局中医进修委员会委员和成药审查委员会委员等职。他积极响应政府
的号召，满腔热情地投入医药卫生事业的建设工作。1950年，他担任第一届全国
卫生会议筹委会华东分会委员，其后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全国卫生会议，并作为
主席团成员。在此期间举行的中医座谈会上，卫生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贺诚充分
肯定了他对中医的批评。贺诚说：

　　② 1951年，根据政务院副总理陈云“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是目前活
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的指示，全国各地举办规模盛大的城乡土产交流大会或物资
交流会，其中包括中药。

　　过去余云岫先生曾批判过中医学术，有许多是对的，即使在批评尺度方面，
对中医问题解决方法上，有不能使中医满意的地方，但基本精神还是好的，中医
也正是因为有了他的批评而引起了警惕和注意，也曾获得了一些改进。在中医方
面，应当欢迎别人的批评，对的接受，不对的再加以说明，决不可因为别人的批
评，引起不满，在处理这样的问题时，还须有伟大的胸怀和气魄，以及客观态度。
个别中医认为余先生来参加卫生会议和中医小组就难以同意，须得重新考虑。我
以为显得中医代表先生的进步，体会毛主席中西医大团结的精神以及我们伟大民
族的伟大胸怀和气魄，应当欢迎余先生来参加中医小组，并要求他作更多的批评
与改革中医学术的意见，这对于中医来说是有好处的[9]。

　　在此次会议上，中央政府颁布了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其中包括“团结中西
医”。此后，各省市开办中医进修学校，吸收开业中医进修，系统学习医学知识，
目的是使“中医科学化”（其中不少学员后来成为中医界的骨干，有些中医进修
学校成为中医学院的前身）。他拥护政府的政策，作为上海市国医训练所学术讲
座讲师，参与中医进修教育工作，在中医进修班演讲授课，勉励学员“向科学学
习方法”，在临床诊疗时要有科学的观念、用科学的方法，去做“在科学上有根
据、对大众有利益的事情”；希望中医通过科学化与新医学统一起来[10]。

　　1950年12月，东南医学院董事会自愿将学校献给国家，改为公立，由副主席
校董余云岫委托院长行使管理权[11]①。1953年，他受命去中医研究所（今中国
中医研究院）工作，并拟于翌年北上赴任，但因9月发现癌症，终未能实现他的
专事医学研究工作的夙愿。1954年1月3日，余云岫因患结肠癌在上海逝世，终年
75岁。根据其生前留下的遗嘱，对他的遗体进行了病理解剖。

　　①引自校史编写组编写的《安徽医科大学校史》初稿（2006年），第39页为
“主席”，应为“副主席”，其后定稿的《校史》删除了这段话。根据2006年
《安徽医科大学校史资料》（珍藏版）收录的民国二十五年《东南医学院要览》，
第2页为“副主席校董”，主席校董为褚民谊。褚民谊（1884–1946）国民党元
老。父为当地名医。早年曾留学日本和法国，参加同盟会，宣传反满革命。1924
年在法国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
兼任广东医学院院长。1926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后递升为执
行委员，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军医处处长。1940年3月底汪伪国民
政府在南京成立，褚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1946年褚因汉奸罪被执行死刑
后，主席校董职位一直空缺。

　　余岩的学术成就

　　余岩的主要研究和工作被收集在《余氏医述》或《医学革命论集》一至三集
中，根据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部分：一、对中医理论的系统研究与批判；二、
关于废止旧医案与对国医馆的批评；三、本草研究；四、中国医药史研究；五、
医疗卫生工作与文化批评；和六、序类。兹扼要介绍如下：

　　－、对中医的系统研究与批判

　　余云岫一生的工作在于研究和批判中国的传统医药，介绍当时新的科学的医
药知识。他的中医批判文章都是对中医理论和实践进行充分研究的成果。所以，
江苏的一位老中医说：“大家都知道西医前辈余云岫先生最最反对中医……但他
对中医学方面的研究，是有相当深厚的基础，一般中医远远的望尘莫及。[12]”
有人称赞他的这些文章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之巨制”，“前无古人者，昔日
旧医既无现代知识，自不足以言今学；后无来者，则此后新医界，尚得有人读如
许旧医典籍，能作如许文章，然后与谬妄邪说作知彼知己之搏战乎？[2]”余云
岫介绍新的医药成就的书文也很多，但如今大都已成为历史。

　　他对中医的批判绝非出于个人成见，相反，他之所以学医原本出于“发现国
粹的狂热”。他说：

　　当初我一意要入医学校去学医的时候，原是抱了一种极大的野心。我想中国
的医学是数千年来相传的学问，历代名医很不少，历史和名人笔记里面所载的医
话说得很有奇效，《内经》、《伤寒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书籍也
很多。我以为中国的医学是一定有研究的价值，一定有很好的成绩可以研究出来，
并且研究这个学问一定是很有趣味的。谁想学了西医之后，再把中国医书翻开来
读读，竟是大失所望，把我十年来痴心妄想要发现国粹的狂热，竟变成“一片冰
心在玉壶”了。（《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

　　他对中医从热情地投入到以失望结局的这种经历，在青年中医师中似乎并不
鲜见。

　　余云岫说：他是“真理的忠实信徒，反玄学的激烈分子”（《余氏医述》第
一版自序），“灼然知旧医之虚诳不根，不足以利用厚生，爱莫能助，不得已而
创废弃之说”（《致〈时事新报〉沧波先生书》）。因此，他批判中医的目的，
是为了唤醒旧医、整理旧医、改造旧医，实现我国医学的科学化，而不是与旧医
夺饭碗、争门户或闹意见。他说：如果他挂起中医的牌子，恐怕是上海不可多得
的名医，甚至是第一等中医，现在他做西医，还够不上第一等。若是为了饭碗，
他只要做个骑墙派，兼行中西医疗，那他的门庭一定会更加兴旺。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包括《素问》与《灵枢经》两大部分，被封为
中医的经典。1917年，余云岫发表《〈灵素〉商兑》，首先对《内经》进行彻底
批判，“痛诋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五脏六腑之妄”，旨在“堕其首都，弃其本
源”。他认为，《内经》成书于2000多年前，充满“粗率之解剖，渺茫之空论”；
其推理之根据、演绎之纲领皆为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毫无凭据、绝对不合事实
的东西，因此“须要斩钉截铁地把这点糊糊涂涂的空套打破”，“阴阳五行之说
破，而《灵素》全书几无寸尺完肤”。他认为：医学是建立在解剖学、生理学和
病理学等之上的科学，而中医还停留在阴阳五行等空想概念的推演、完全与实际
不相符合的基础上，既不认识疾病的实体，也不知道真实的病因，就像那无根的
草木，是不能为社会大众的健康服务的。要树立科学的医学，就必需批判和摒弃
陈旧落后、实本巫祝的医术。

　　鉴于清代学者对晋代梅颐的伪作《古文尚书》和陈抟的《先天八卦图》的抨
击一举成功，遂使伪作和邪说败落凋零，士大夫弃之如敝屣，自此学士不敢复取
陈、邵之图，妄谈易理，余云岫原指望《〈灵素〉商兑》对《内经》的批判也会
产生这种作用，使中医在理论上土崩瓦解。因为，伪《尚书》和《先天八卦图》
都曾是有广泛影响的书籍，被士大夫乃至朝廷奉为经典，比《内经》和《难经》
在中医界的影响还大。不过，中医与《尚书》伪作或“先天”邪说完全不同，解
决起来不可能如此简单。因为中医在社会大众中有广泛的基础和实际需要，同时
医生又是一个上好的谋生职业，乃至飞黄腾达的阶梯，业者必定竭力加以维护。
余云岫将此归结为一是肤浅的“皮相之见”，由于国人有重古轻今、笃旧疑新、
避实遁虚和喜好高玄的文化心理，缺乏追根究底的科学精神，对医术的道理和方
法根本不去寻证求据，认真考察，以致这“前古荒唐无稽之学”仍然盛行。二是
“饭碗问题”，“凡有可以保持其饭碗、延长其势力者，无计不施，无孔不入，
真莫大之障碍也”（《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其实中医界开明人士早
就深知中医理论的陈旧落后。由陆渊雷、章次公等人创办、章太炎任院长的上海
国医学院，也要“一洗阴阳五行之说，欲以科学解释中医” [13]。

　　余云岫对中医治病的所谓“有效”，条分缕析，鞭辟入里，至今仍不失其深
刻。他认为：第一，中医用药全在经验。这种经验是无数巧合的积累，“多言幸
中”（《对于国医馆的我见》），即由于“数千年以人命为尝试，积之既久，幸
中偶合者日益加多，犹多言之必有中也”（《〈灵素〉商兑》）。所谓的“医
理”，阴阳五行、十二经脉、脏腑的玄理全是牵强附会。

　　第二，许多疾病无需药石，假以时日即可自愈，医生实是贪天之功。《周礼》
在考核医生时就充分考虑了“自愈”因素：“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
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次之。”郑康成注说：
“五则半矣，或不治自愈。”孙仲容说得更明白：“明十失五者，并不得为下医
也。以其术疏，才能得半，即其所得之五，亦或是不治自愈，非所治之功，固不
足数也。”所以班固引谚语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这里的“中医”是指
半数以上的病人康复是由于自愈（《百之斋随笔》）。

　　第三，有些病人的“治愈”是医生“暗示的效果”，“完全是精神作用，和
催眠术差不多，与药物是丝毫没有关系的”。现代临床实验证明，任何无效的
“药物”都可以成为安慰剂，医生及其诊治过程就具有良好的安慰效应。

　　第四，由“传语之过量”夸大治疗效果。年轻时他听老人讲名医叶天士的故
事，“啧啧如神仙”，后来读叶著医书，才发现“谬误百出，无足惊人”，完全
是虚名。皇甫谧因风痹之苦而学医，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但他认为，黄帝以来
历代名医都有回春妙术，唯独世医之不可托命，恨生不逢时，愤而作《释劝论》
①。余云岫说人们都认为“医道始于岐黄，视之如天神”，可是黄帝亦仰慕上古，
叹息自己治病未必有效（《致全国各省教育会书》）。他还举病家传说他有“神
术”的例子，其实那本是医生的平常事，但传言却神乎其神。一般说来，凡病家
对于医生有好感或信仰者，则往往有溢实过誉之言。

　　①皇甫谧.《释劝》：“若黄帝创制于九经，岐伯剖腹以蠲肠，扁鹊造虢而
尸起，文挚徇命于齐王，医和显术于秦、晋，仓公发秘于汉皇，华佗存精于独识，
仲景垂妙于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诉乎明王。”

　　所以，他认为对中医研究一定采要取历史的、批判的态度，首先要实事求是，
揭破人们加给它的假面具，而后才可见旧医的真相。著名中医叶劲秋②也有相似
的看法。他说：

　　②叶劲秋（1900–1955年），字秋渔。上海著名中医。毕业于上海中医专门
学校，曾任上海中国医学院教授、中西医药研究社常务理事，上海市卫生局中医
教材编审委员。主办过少年中医社，被许多名中医尊为师友。1950年8月，应邀
参加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和华东区卫生工作会议。著有《中医基础学》、《临证
直觉诊断学》、《中药问题》、《启秘》、《仲景学说之分析》、《针
灸述要》、《灸法自疗学》、《现代名医验案》和《不药疗法验案》等书行世。
（根据中医词典编写）

　　中医理论玄虚的地方多，实效虽多却少统计，但偶然的例子亦多，未必尽然。
中医实效有，而经验未必可靠，科学二字误解亦多。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精益求
精，用批判的态度。我一生主张是批判的[14]。

　　《内经》是我国最早的医书，其中充斥着空论玄想，去实甚远。“自汉而后，
我国医学渐趋实际，有方无论，专从事实上着手，颇有进步可观。但自河间骋其
长舌，簧鼓天下，后之学者，靡然从风；斗空论以相胜，立异说以为高，割裂古
籍，颠倒成案，而医学乃空疏窳败而不可收拾矣。”他认为，我国晋唐医家尚有
崇实之精神，如《千金》、《外台》，下至《圣济》，皆方多论少，犹有质朴之
风。但是，宋代儒家学士竞尚空谈，道学大兴，于是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之说纷
然杂陈。金元四家因袭此风，极力主张重宗《内经》，如刘河间谓医学“法之与
术，悉出《内经》之玄机”，并特别强调“运气”②，称“易教体乎五行八卦，
儒教存乎三纲五常，医家要乎五运六气”，“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
朱丹溪说：“《素问》载道之书也，词简而义深，故非我儒不能读。”回归以虚
空幽渺之辞附会事实，演绎医理。后有智者“别寻径路，如王勋臣、吴又可之俦，
则群起而非之……流风余毒，至今未泯（《“一变至鲁”之一部旧医界》）。”
他对中医认识“结核病”的过程曲折倒退的评论，也说明了这一论断。他说：

　　② “运气”或“运气学说”，是以五行、六气、三阴三阳为基础，运用天
干、地支等为工具，来推衍气候变化与疫病发生的关系。《素问》有《天元纪大
论》等7篇专门讨论“运气”之说。

　　自《素问》、《难经》以来，至于有宋，诸家所论之结核病，代精一代，历
然可考。河间倡复古之论，于病原式宗《内经》，于虚劳宗《难经》；既宗《难
经》又不守其说，横插胃损，脏变而腑，五增为六，各极于三，大非《难经》本
文。而喻嘉言《医门法律》直以是为越人之论，其诬甚矣。凡此皆宋以后医家之
病，务为空论，不征事实。医学之坏自河间始，与易水论药，同为吾中华医学界
之罪魁也。（《中华旧医结核病观念变迁史》）

　　医学家陈方之也认为③：金元四家对“诸病的证候治疗，都可以用《内经》
的混沌词句，体察应用。所以诊病不必定病名，只须辨其阴阳、虚实、寒热，就
能开方用药”。因此，“刘河间的《宣明论》，将病名门类萎缩到于十五，即诸
风、热、伤寒、积聚、水湿、痰饮、虚劳、泄利、妇人、补养、诸痛、痔漏、眼
目、小儿、杂论④。以为不如此萎缩，即在《内经》中无根据”。于是将人体的
变化，完全归结到阴阳、五行、六气的窠臼之中，从根本上扼杀了中国医学走上
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道路。

　　③ 陈方之（1884–1969），浙江鄞县人。早期的血吸虫病防治专家。1917
年日本帝国大学医学院毕业，1926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国民革命军军
医处处长、内政部卫生司司长和中央卫生试验所所长等职。建国后曾任中央卫生
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文引自陈著《医史总论?附旧医学之回顾》，《内科病学第
一册?传染病学》，商务印书馆，1950。
　　④ 即刘河间所撰的医方书——《黄帝素问宣明论方》或《宣明论方》。卷
一、二诸证门，将《素问》中的61个病名逐条按照该书所述，制定处方；卷三至
卷十五将证分为引文中所说的15门，但其中的“泄利”应为“燥”，每门均按照
《素问》的说法制定处方。

　　余云岫以博览详考，慎思明辨，一本经学师法、科学律令的态度和方法，对
中医的要证细加梳理，黜非求是，集论成篇，写下《伤寒发挥》、《温热发挥》、
《痰说》、《论湿》和《饮说》等文，并探讨诸证与近代医学上的临床综合征的
可能联系，至今对于中医和研究者仍有参考价值。他说：中医所谓“伤寒”，即
是热病综合征或传染病，而“《伤寒论》者，时气疫病论也，今之传染病论也”。
他对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提出“戾气”的概念，向《内经》提出挑战，十分赞
赏（《伤寒发挥》）。他说：“吴氏既以温热病为疫，又反对中而不即发、伏气
为病之说；复反对四时交错之气，变为时行之说，于时独创别有‘戾气’之论，
以打破古来六气为病之范围。非见之确，思之精，不泥古，不阿世，直抒所见，
实事求是者，谁能如此？惜乎当时病原细菌之学，尚未发达，戾气之说，无实物
以证之耳！不然，其功岂让德之科霍、法之巴斯德哉？”他认为：国人迷信“经
典”，不追根究底，探本求源，而是随声附和，轻信盲从，以致积非成是，习伪
为真。要是用吴又可那种求证的方法加以考察，就可以发现中医经典中充斥着荒
谬，能够得到圆满解释的千不得一。假如吴氏生于今日，相信他一定是医学革命
的急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