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所谓“夹阴伤寒”，是指患“伤寒”者因房事导致的病情加剧。余云岫
说，徐灵胎、吴又可和陆九芝早已对此提出过批评，根本不存在这种症候。他说：
现在不管什么病，如流感、霍乱、眼疾、病胃，如果病情加重或发生合并症，都
可以称为夹阴伤寒之毒入肠、攻眼、入胃，因而，凡百病证都可以用“夹阴伤寒”
来一网打尽（《夹阴伤寒辨》）。中医“此种陋习，由来已久”，如吴又可论瘟，
几乎百病皆瘟；刘松峰说疫，几乎百病皆疫；郭右陶言痧，几乎百病皆痧，现在
把热病皆说成“温”，都是一网打尽的方法。由于中医没有疾病实体的概念，医
生可以根据病人的表面现象，按照附会的医理，辨证用药。
余云岫对“产后血晕”的批评，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产后血晕是指产
后出血造成的急性脑贫血和昏厥，中医却认为由于“血之上攻”，因而害怕产后
“血液逆流”，故有产妇宜坐、不许平卧的陋习，结果加重血晕，铸成大错。中
医“产后恶露，以多为顺”的不经之论，导致“若恶露稀少，则举家惶惧，谓为
将致血晕。于是饮以酒类，投以生化汤，以增益其子宫之出血”，危害更大，因
此造成产妇死亡者无以计数（《血晕说》）。分娩是那时妇女的一劫，而产后出
血居诸劫之首。他对血晕的批评无疑有助于减少产妇的死亡。
脉诊是中医望、闻、问、切四大诊病方法之一，可是多虚玄不实。余云岫在
《与中医学会论脉书》、《寸口诊脉的讨论》和《论孕脉的妄诞》等三篇文章中，
根据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详细批驳了寸口脉诊脏腑分配和孕脉辨别男女等荒诞
的脉学。他说：旧医把了病人的两腕，拚命地摇头抖脚来研究，装出一副凝神壹
志的神气，似乎可以洞知症结，知道病在何脏何腑。其实还不如一般流行医生，
嘴里说第一人的药方，手里摸第二人的脉，耳朵里听第三人的告诉，像煞表示切
脉是一种形式，实在没有研究价值的意思，倒是爽快。这些虚伪欺诈的事却没有
人去揭露，说明“国人的脑筋里，完全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彻底研究的能力，
都是模模糊糊，且过今日，那管明朝的态度”（《寸口诊脉的讨论》）。可是，
凭脉断病、按脉辨孕至今仍然十分流行，还得到大众的相信。
古人对于疾病的原因缺乏了解，目光所及只能是日常所见的自然现象，把风、
寒、暑、湿、燥、火当成疾病的主要原因，尚无足怪，但今人仍坚守旧说，则属
泥古不化和无知。《六气论》一文批评说，六气变化决非一般的致病原因，而六
气中又“偏重风寒，一旦患病，必密闭窗户，不稍透风”，更属有害。余云岫说：
那年夏天酷热难当，病家仍泥于旧习，紧闭门窗，床旁有时还围着一大帮亲朋好
友，这真是不知天时、毫无常识的举动。他常被邀去这种病室会诊，深感如赴汤
火、入鼎镬，少住片刻，即汗下如雨；病人也常有因此昏厥，病势加重者。他不
无调侃地说：“六气不独风寒，何公等畏风寒如虎，独不畏暑火致病耶？或曰，
此即‘风为百病之长’一言误之也。”现在病房里这种情形已很少见，但“风为
百病之长”却依旧深入人心，年纪稍长者“畏风寒如虎”，一点也不夸张。他又
引《左传》秦和之说，证明所谓“淫生六疾”，原意是“六气之太过”，并非别
有“淫”物（《论六气六淫》）。
余云岫敏感地把握到国人中流行的一个骑墙式的论调或思维方式，从“古书
不可不信，不可尽信”，“脉象不可尽凭，不得谓尽无凭”，“旧医不可不废，
然亦不可尽废”等，概括出一个“不可不……，不可尽……”的论式。他举王肯
堂之痘疹胎毒说和陈修园之寸口脉诊脏腑分配说为例，以“不可不……，不可
尽……”为题专文加以批评。他说：这是由于“对于一种事物的美丑、是非、取
舍和褒贬，不能有个准确的认识点，不能洞察它的本态。要是说它好呢，自己心
里实在有点不很佩服，但是因环境或时代的关系，不能不恭维一下；要是说它不
好呢，心里实在很想回护他，但是因真理或事实的关系，不能不放松一下，弄得
进退两难，所以造出这种乘两条船的矛盾妙论，来维持一时”。“发这个论调的
根本原因，只是知识不充足（《“不可不……，不可尽……”》）。”正如胡适
批评的国人是“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不要求“太精明”，不求甚解的
“差不多先生”或“圆通大师”（《差不多先生传》），传统上有“懒惰笼统的
思想习惯”（《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因此，这种不求甚解、奉中庸的
态度，造成这个模棱两可和两面讨好的“不可不……，但不可尽……”的骑墙式
论调至今仍然十分盛行。
余云岫对中医古籍中的精华则赞赏有加。他称赞《灵枢》中关于“风水肤胀”
的描述“极工”：“‘视人之目窠上微臃，如新卧起状。其颈脉动，时咳，按其
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风水肤胀也。’此数语状心脏性水肿极工（《百之斋随
笔》）。①”所以他说：彰显我们的先人、发扬国辉的最佳方式是实事求是，用
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而不是夸大妄想。
① 意思是：“‘病人的眼泡微肿，像刚睡醒的样子；颈动脉有明显搏动，
时而咳嗽，手足呈凹陷性水肿。这就是风水肤胀。’短短数语把心脏性水肿的临
床特征表述得简明准确。”
“我国医学已历数千余年，人口繁殖为世界魁，未始非此项医学所维持
（《致全国各省教育会书》）。”这是近80年前一个中医教育议案赞扬中医的论
点，至今仍有许多人作如是说。余批评说：“此旧医夸大之言，以欺庸俗。诸君
子奈何信之采之乎？”从“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和孙思邈所说“晋宋以来，
虽复名医间出，然治十不能愈五六”（《千金方?序》），可见“汉代之医幼稚
实甚，强半罣误，久为世人所惕惧”（《致全国各省教育会书》），而晋宋以来，
有“名医”虚名者不少，其实连“下医”都算不上，完全是贪“自愈”之功，哪
里有什么治病的成绩？人口研究证明：人口的消长与自然生境中的动物种群相似，
受食物和环境的支配，数量消长有其自然的规律。在18世纪以前，高出生率的人
口大大超过生存资源所能维持的数量，藉高密度下死亡率的升高加以限制，使人
口呈现周期性增长和减少[15]。在我国，历代人口变迁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一
般来说，人口总是在生活资料所允许的范围内不断增长，及至规模超过社会生活
资料的负载力时，人口就会受到战争、饥荒和瘟疫等因素的消极影响，得到限制
[16]。在影响人类健康的环境（包括食物）、行为、遗传和医疗卫生诸要素中，
医疗的作用最小。医学措施对人口死亡率只有边际效应，而且其影响也主要在死
亡率已经出现大幅度的明显下降以后。因此，不仅不能把人口繁衍昌盛归功于古
代的医疗，就是现代医疗对人口的增长也不起主要的作用 [17,18]。
早在1920年，青年学者吴宓就说：“原夫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变，东西皆
同……然其根本定律，则固若一。[19]”科学是一元的，本无中西之分。哲学家
冯友兰说：“所谓中医西医之分，其主要处不是中西之分，而是古今之异。中医
西医，应该称为旧医、新医。[20]”所以，余云岫说：我国的《黄帝内经》、印
度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和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的“四液说”，是同一个时代的
产物，内容大体类似，有共同之处。如果这一时代的中西医学要会通，那还有可
能（《国产药物刍议》）。但在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医学”走上科学发展的道
路，脱胎换骨，成为崭新的医学，如今已经成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分支，是生命科
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医则故步自封，仍是前科学时代的古代医术，与医学相
比有天壤之别、本质之殊，如果再讲中西医学的会通，就是倒行逆施了。
二、关于废止旧医案与对国医馆的批评
受西学东渐和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清末民初开始大量引入新的医学，国人
思想为之一变。当时不仅医家倡导医学革命，即一般学者也在提倡新医学的发展。
他们都说医学没有中西的分别，只有玄学的医学和科学的医学的分别[21]。提倡
新医学已成为当时学者和上层官员的共识和新政的重要内容。积极倡导医学革命
和《废止旧医案》的历史背景。
1912年7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第一届临时教育会议。当年公布学校系统
和颁布教育新法令，翌年公布的大学规程，中医中药均漏列作为医药的课程或学
科。1913年9月，汪大燮就任教育总长，力主废除中医。在（上海）神州医药总
会余伯陶等人鼓动下，11月23日各地中医团体和中药业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前往
国务院、教育部，呈请保存中医中药。《神州医药总会请愿书》中称：“医学课
程独取西法，不及中学，此虽迫于世界进化之大势，别具苦心。然会员等愚以为
医药为卫生强种之要素，与国计民生有绝大关系。速举中医中药切实整顿则可，
遽加淘汰则不可。” “恳请提倡中医中药，准予另设中学医药专门学校，以重
民命而顺舆情。[22]”在会见请愿中医代表时，汪大燮仍然“表示要决心禁止中
医，取消树皮草根” [23]。1914年1月，为了缓解矛盾，教育部和国务院的批示
均否认歧视中医。国务院的批示说，“查中国医学……在学术固已蔚为专科，即
民生亦资其利赖。前此（教育）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法，良以歧行不至，疑事
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24]”教育部函复神州医
药总会则说：“现在世界大同，科学日精，凡讲授专门科学，须以最新学说为
衡……本部对于医学，只期学术完备，求合于世界进化之大势，然后检疫、卫生
诸政，冀可推行无碍，并非于中医、西医有所歧视也。所请另颁中医医药专门学
校规程之处，应勿庸议。[21]”
1917年，余岩发表了《〈灵素〉商兑》，对中医进行系统的批判。1925年，
中医界再次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教育部把中医学校加入至学校系统中。余云岫
撰《旧医学校系统案驳议》一文加以批评，认为这是“背进化之公例，违自然之
法则，昧学术之沿革，逆世界之潮流”。最后中医请愿未能成功，议案没有得到
批准。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
当时卫生部长是薛笃弼，常务次长是刘瑞恒。薛笃弼是山西人，早年投身辛亥革
命，入冯玉祥麾下，曾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刘瑞恒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医学
博士学位，任前是协和医院外科教授和院长。余云岫作为中央卫生委员会的委员，
提出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其理由：一是“今旧医所用者，
阴阳、五行、六气、脏腑、经脉皆凭空结撰，全非事实”。二是“其临证独持桡
动脉，妄分一部分之血管为寸、关、尺三部，以支配脏腑。穿凿附会，自欺欺
人”。三是疾病的“根本不明，诊断无法，举凡调查死因，勘定病类，预防疫疠，
无一能胜其任。是其对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计，完全不能为行政上之利用”。四是
“人类文化之演进，以绝地天通为最大关键……而旧医乃日持其巫祝谶纬之道以
惑民众，政府方以清洁消毒训导社会，使人知微虫细菌为疾病之原，而旧医乃日
持其‘冬伤于寒，春必病温；夏伤于暑，秋为痎疟’等说，以教病家，提倡地天
通阻遏科学化”。结论是：“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
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不取断然
手段。此乃国家大计，非区区主奴之见也。”会上合并了四个与废止中医有关的
提案，最后通过了《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议案，通称为“废止中医案”，由卫
生部实行。其内容主要来自余的提案：一，旧医需要登记，领取执照。登记限至
1930年底止。二，禁止开办旧医学校。三，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之宣传
品及登记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废止中医案立即遭到中医界的强烈反对。3月16日，中医界在全国发起了声
势浩大的请愿运动，向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三大、中央党部和行政院等五院等处请
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案”。其策略是把中医充分政治化，口号是“拥护中医
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提倡中医以防
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23]把中医药说成“国粹”，把“西
医”隐喻为文化侵略，鼓动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动员社会舆论向政府施加压力。
同时利用官僚政客派系之间的矛盾，争取和拉拢国民党元老的支持[25]。
这次卫生会议的组织者是薛笃弼和褚民谊，国民党元老汪精卫是褚的支持者。
汪早年曾赴日留学，受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主张废止中医①。汪和冯是国民党
左派，而谭延闿、胡汉民、李石曾、于右任、林森、戴季陶、陈果夫和焦易堂等
右派元老，对汪、冯两派都没有好感；加上这些元老都相信中医，对汪精卫、褚
民谊主张废除中医更是不满。薛笃弼部长对上海中医药团体集会反对中央卫生委
员会之中医登记案事，向记者发表谈话的要点如下：中医药存废问题全赖社会是
否需要与中医药业者能否努力而定，决非政治上短时间可以解决。“处置旧医之
提案”只是委员们的一种主张，但能否采行要看现实有无可能。当时全国大约有
二千个县，其中有西医的占不到十分之一二，其余皆受中医药之支配。全国从事
中医中药业者及其依附业者人数甚众，若不亟图改进，任其窳败衰亡，可能严重
影响国民经济。他同时说：中医药在我国虽有悠久的历史与应用，但空言理论多，
而现时中医药业者，大多数故步自封，不能为精进之改良。因此，应即引导中医
药者，分别研究解剖学、生理学、化学病理学、药物学等科目，将中国旧有之医
药典籍作一系统的整理，以期适合现代国人之需要。如果不急起直追，由于知识
落后终难逃天然淘汰之公例。政治上的奖护也无能为力，而人民的需要亦将日趋
淡漠。与已经推行的《医师暂行条例》一样，拟订中的《中医师暂行条例》的是
卫生行政的要求，目的在适应民众需要、促进民众健康，并无歧视意思。由于蒋
中正主席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半年，急需树立政治权威，维持社会稳定。
最后，国民政府“蒋主席批准请愿呈文，谕令行政院分饬各该部，将前所布告与
法令，一律撤销，以资维护” [27] ②。
① 1933年6月7日，中央306次政治会议上，讨论《中医条例》（草案）时，
汪精卫说：“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证据；国药全无分析，
治病效能殊为渺茫。”“本人患病经验深受国医国药之误，故主张采用西医西
药。” “本人主张根本废除国医国药，凡属中医应一律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
也应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23,26]”
② 国府文官处公函
径启者奉主席交下来呈，为请愿撤消禁锢中国医药之法令，摒绝消灭中国医
药之策略，以维民族民生一案。奉谕，据呈教育部将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
部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又禁止中医参用西械西药，使中国医药事业无由进展，
殊违总理保持固有智能，发扬光大之遗训，应交行政院分饬各该部，将前项布告
与命令撤销，以资维护，并交立法院参考等因。除函交外，相应录谕函达查照。
此致
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请愿代表张君梅庵等。
国民政府文官处启 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其实，发展中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同时，强调保留和发扬传统文化是一种政
治现象。研究中国医疗文化的学者、美国历史学家克罗伊齐埃认为：“所有非西
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的消解会产生文化危机，因而导致新的民族主
义意识的兴起，这种民族主义以民族自尊心的名义，使得传统文化的各个部分都
变得更加宝贵，甚至当作民族特点的标志，神圣不可侵犯。在中国和印度，这种
难以抗拒的冲动或许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加强烈，但只有在这两个国家，民族主义
在医学上强烈地表现出来。”而且，中医与印度的吠陀医学一样，“至20世纪20
年代，在各自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在领导政党内找到了家园。”在进入近代
以后，诸多的科学分支几无例外地融合成为一种人类共同的科学。为什么独有像
中医和吠陀医学等古代医术成为另类医疗系统，自别于科学，在各自的国家保存
下来呢？克罗伊齐埃说：一是由于这两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向来是以文化输出者
自居，近代科学技术的大规模引入导致文化震荡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大众和政府
在保护民族文化的旗帜下统一起来。二是这两种医疗源远流长，自成体系，其理
论均与其本国的哲学密切关联，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8]。此外，与医
疗本身的特点有关。医学虽然是科学，但医疗则兼有技艺的成分，医药的效果常
可受心理和文化因素的影响。由于疾病有自愈倾向和易受暗示的特点，任何一种
无效的药物或医术都可能被误认为有效，医生可以贪天之功。
1930年5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会议上，通过了以谭延闿、胡汉民、
陈立夫、焦易堂等七委员提出的设立“中央国医馆”提案。翌年4月7日，中央国
医馆在南京成立，焦易堂任馆长，陈立夫任理事长。为了消除“中医不科学”的
诟病，新成立的国医馆设定了“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医学学术及开展学术研究”
的宗旨。此外还要在海外及各省设立分馆，各县设立支馆。1933年5月，在中央
政治会议上，石瑛等29位委员提出了《国医条例原则》草案，后来由立法院法制
委员会改成《中医条例草案》。余云岫针对这些事件先后发表如下文章：《中华
民国医药学会上五院长论国医馆书》（1931年2月）、《旧医上五院长书驳议》
（1931年4月）、《对于焦易堂〈为采行国医条例告国人书〉之商榷》（1932）
和《对于制定〈国医条例〉责成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案之意见》（1933），揭露
中央国医馆管理国医案的用意，在于把国医馆这个学术机构变成行政机关，一是
可以夺取主管机关之管理权，扩大自己的势力；二是藉中医登记敛财供他们活动。
1936年1月，《中医条例草案》由政府作为《中医条例》公布，不到一个月，他
们就以中央国医馆的名义，“检举”卫生署“擅改《中医条例》”，并向国民党
请愿，认为中医受到歧视，要与西医争平等。中医大获全胜，在党国元老中找到
了坚定有力的支持，其核心人物是国民党CC派首领陈果夫①。他极力倡导“国
粹”，毕生为发展中医而努力。
① 国民党CC派是指曾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监察院副院长等职的
陈果夫与其弟陈立夫组成的中央俱乐部，即CC，由他们控制国民党中统局。他们
是德日派的主要靠山，在卫生署安插特务分子，伺机夺取英美派西医的政权[23]。
尽管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案》，对国医馆进行激烈的批评，但著名中医陆
渊雷仍然代表国医馆上海分馆的主事诸君，两次致函聘请他任研究委员，要为他
设立研究室。认为他“淹贯中西医学”，“并世无出其右”，且“此非面谀溢美，
学术上良心上固推崇久矣”（《陆渊雷致余云岫函，1933年2月18日》）。信中
说：“窃念先生望中医之改革已数十年，今日中医界肯用科学整理中医学，肯延
揽非中医负荷整理工作，一反向日闭关政策者，未始非先生平日涣汗大号之力。”
并将自己代拟的《国医药学术整理大纲草案》寄给他，征求意见。他对陆渊雷的
诚挚恳切虽合心愿，而且报纸还刊有署名的文章希望他去领导，但他仍不能就聘，
因为“时机未熟”（《对于焦易堂〈为采行国医条例告国人书〉之商榷》）。他
对国医馆的三点希望是：第一，把国医馆当作研究机关，不要用《黄帝内经》教
育青年。第二，延请懂得科学的学问、素养和方法的人去做合理的工作。第三，
若要布新先要除旧，把阴阳、五行、六气、十二经等没有价值的东西去掉。他说：
“旧医所可研究者，独一小部分之药物经验而已。然欲定药效，必以认识疾病为
先决之事。数日发热动曰‘温邪’，烦扰失眠总称‘肝气’，病之不知，药效安
从而言乎？（《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五院长论国医馆书》）”
1950年，周作人著文说：“余云岫先生是中医的诤友，多少年来他揭发中医
学理之错误，不合于生理病理，希望他们改变过来，知新而后再温故，这是很好
的意思。古语云，良药苦口。又云，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中医们忘了古训，
以余先生为大敌，曾力加抗拒，这是错的，有点不识好歹。但余先生的方法在现
今看来也有缺点，他只顾到破坏一面，没有做好争取的工作，对方以为要他们无
条件投降，起了恐慌也是难怪的。[29]”其实，余云岫深知废除中医案事关重大，
涉及数以万计中医的切身利益，因而他的提案第一条就说：“现有旧医为数甚多，
个人生计、社会习惯均宜顾虑，废止政策不可过骤。”同时也考虑到“变易习俗，
改革思想操之不能过激”（《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尽管余云岫对中医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但他在中医界有不少朋友，得到许多
有见识中医的尊崇。名医章次公、叶劲秋、李庆坪和宋大仁等都是他的朋友，有
的成为他的同道和学生。与他信件往来和求教的中医更多，他们对他十分敬佩。
中医学会还曾邀请他共同发起编辑中医教科书的倡议与写作。湖南一位著名中医
李聪甫，曾著文批判他的“中医处理问题”，后来出席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听
了余云岫的大会发言，很受感动，特地奉函，表示自己写的文章“虽偶有锋利之
词为学理之争论，不特无损于先生，且播大名于海内”，可见他的人格魅力。
有些人说他批评中医是有道理的，但语气太过尖刻。他回答说：“至于笔意
苛刻，恐喻嘉言、程郊倩之骂王叔和，叶香岩之骂张景岳，徐灵胎之骂赵养葵，
陆九芝之骂喻、程，有过之而无不及。旧医载籍，此类甚多，而独以吾《商兑》%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