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美国出专著,只要高兴我可以随时出国 |
| 送交者: 佚名 2007年10月20日15:57:06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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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杨义先 出生年月：1961年3月 毕业学校：北京邮电大学 学位：博士 目前所在单位：北京邮电大学 现任职务/职称：教授 获得的主要荣誉： 1998年 荣获科技部国家发明三等奖 1998年 当选北京十大杰出青年 1999年 被教育部评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999年 荣获信息产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杨义先 心顺则人顺 朋友和同事都一致认为我很“顺”。作为一名青年科学家，
仔细想来，朋友说我“顺”其实只对了一半。准确地说，我是“心顺”导致了“人顺”和“事顺”，而且我的“心顺”也经历了“被动心顺”、“无意识心顺”和“有意识心顺”三个阶段。我愿将“心顺则人顺”的理念推荐给所有朋友，希望大家都开心、顺利。 我的童年其实很不顺。由于历史原因，我一生下来就被戴上了“地主”的黑帽子，小学期间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之中，于是“狗崽子”、 “黑五类”几乎就成了我的别名，老师要求我承担额外的杂务以示其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同学也不敢轻易接近我，害怕身上的“地主”味给他们带去晦气；邻居和父母单位的同事们也没有忘记处处提防“地主”们可能的复辟阴谋。为了维持生计，初中二年级时，我被迫辍学，拜师学了木匠。在童年，我必须顺从所有人，只有靠“顺从”，我才可能得到别人的一点好感，只有“顺”我才可能少受皮肉之苦。童年之“顺”虽然是被迫的，但是，我却充分体会了“顺”的各种好处。 改革了！开放了！！小平同志果断地恢复了高考，并彻底摒弃了“唯成份论”，我终于可以像所有其他学生一样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出力，为自己的事业奋斗。高考成绩出来了，我是全县的冠军，但是，第一志愿的学校和第一志愿的专业都无情地拒绝了我！怎么办？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挣扎之后，我“心顺”了。哪所大学不能出人才？！哪个专业不能出状元？！于是，在整个大学期间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原本并不喜欢的学校和专业，掌握了许多非常有用的知识，特别是自学了大量的课内外参考书籍，最终被评为优秀毕业生，并以数学满分的破纪录成绩考上了研究生。研究生期间正值出国高潮，一夜之间，所有专业的学生的唯一课程好像都变成了“英语”。偌大中国好像根本容不下这些欲出国的精英们。当时，我正被几个有关高维哈达玛矩阵的世界难题所困扰，而且已经有了攻破这些难题的种种迹象，怎么办？是改背英语出国，还是坚持攻关？二者必选其一！一位朋友的分析使我“心顺”了，他说：你出国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不是想多攻克几个世界难题吗？你现在手上就有一批即将被攻克的世界难题，为什么要半途而废呢？于是，我横下心来，留在国内猛攻难关。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数年的努力，我终于在博士毕业时，彻底地解决了有关高维哈达玛矩阵的存在性、构造法、计数等世界性难题，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重视，并在美国出版了自己的专著"Theory and Applications of Higher Dimensional Hadamard Matrices"。事实证明，当初我做出的在国内发展的决定是正确的。如今，邀请我出国讲学、访问和工作的信函不断，只要高兴我可以随时出国。由于科研成就突出，博士毕业后我被留校任教，很快被破格提拔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并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北京市政协委员。这时，“下海”潮又来了。个别教授不惜改行“卖大饼”，不少大学生主动退学办公司，“全民皆商”似乎已成定局。粗茶淡饭的我又不“心顺”了：为什么我只能是穷教授？难道我国就真的不需要高科技人才了？难道我必须“下海”？千万个疑问困扰着我，“心不顺”则“事也不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再也没有做出高水平的成果。那时，我真的急了，难道我已经 “江郎才尽”？这时，我才意识到，必须首先理顺我心，否则将会一事无成。经过严肃认真的分析对比，我最终认定，“下海”对我来说时机还不成熟，于是，我便潜心投身教学和科研第一线，并很快在网络与信息安全方面取得了若干重大的突破性成就，建立并健全了国内高校中规模最大、成果最丰、实力最强、覆盖面最广的网络信息安全实验室之一，不但培养了一大批信息安全的高级人才，而且完成了网络信息安全成果转化的综合积累。 如果说，在2000年之前，我的“心顺”是无意识的，那么，现在我已经学会了“有意识心顺”。干任何事情之前，都首先要问一问这是否是自己真想做的事情。带着愉快的心情，工作总是快乐和享受。为了促进高科技成果的转化，国家制定了非常宽松的创业环境，并鼓励高校教授带头将自己的高科技成果应用到产业实践中。于是，我一鼓作气，分别在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绵阳建立了自己的高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并与多家大型公司和特殊行业合作成立了联合实验室，完成了数十项高科技成果的成功转化，使国内外的许多同行都真切地体验了教授创业的厚积薄发之威力。 2001年，我以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被《中国青年》杂志评为“有可能影响中国21世纪的十大IT人物”，一时间国内外的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当时我正在国外访问，朋友激动地打电话告诉我。面对如此评判，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无论如何我不可能也不愿意以商人的身份去影响中国的21世纪。从此之后，我就下定决心，更加努力地工作：我将通过我的众多高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培养出一大批高科技儒商和富豪，我本人虽然不做老板，但是，我今后要做“老板之师”；我将通过我的实验室（北京邮电大学信息安全中心）培养出一大批中国网络信息安全的栋梁，他们将为捍卫中国的网络信息安全扮演关键角色，我的实验室要做中国网络信息安全领域的“黄埔”；我将通过北京邮电大学的信息安全本科专业，培养更多的网络信息安全基础性人才。总之，我将通过我的优秀学生和实验室集团来持久地影响21世纪的中国网络信息安全，这就是我当前追求的目标。 杨义先：打造中国密码 30岁就已经是首届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但他始终保持着一个青年学者旺盛的活力和不断探索创新的势头。由他设计完成的防黑客系统以及研发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密码系统，打破了发达国家在该技术领域对中国的绝对封锁。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北京市政协委员，他积极参政议政，在政府和群众之间搭建沟通的桥梁。在培养了一大批博士和硕士的同时，他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将技术变成产品。一直认为“生活就是工作”的杨义先没有严格的时间区分，却把教学、科研、政务等多项工作做得井井有条、样样突出。这个从四川盐亭走出的农家孩子，以他的勤奋和天赋让世界为之侧目。 已经记不清这十多年来获得过多少荣誉及奖励，杨义先对此心境淡然：“对自己而言，荣誉更大的意义恐怕还是在于责任和激励。”见到杨义先是在他位于北太平庄的公司办公室里，和普通员工差不多的一个面积不大的空间。“把技术变成产品直接到市场上接受检验是最令人信服的，还能改善科研环境，培养人才。一个学者最大的乐趣就是获得社会的认同感，你想想，每个手机里都有我们研制的安全认证系统，我们的价值得到了一种什么样的体现！” 他的话语中充满了自信与自豪。 杨义先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大学，第一篇论文在学校的学刊上发表，之后又以数学满分创造了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招生史上的记录。初露头角的数学天赋，将他引入中国现代密码的道路。 1979年，18岁的杨义先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应用数学专业。总结大学时代，他说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想多读点书、再多读点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选择性阅读，造成许多不必要的低水平重复，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当时，如果能有几位名师指点迷津，或许可以找准方向，出息得更早一些。”他觉得有点遗憾。虽然在老师们眼里，杨义先已经够“出息”的了。 杨义先的第一篇论文是大学最后一个学期作毕业设计的时候在成电学刊上发表的。当时学术论文几个字眼在杨义先心目中还相当神秘，是件 “了不得”的大事情，稿件都是在没人时悄悄投寄的，之后是长达九个月不抱希望的漫长等待。当同学和老师们跑来向他道贺的时候，他欣喜万分，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示于人。直至多年以后，杨义先仍认为这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起点──为社会作贡献的起点，这一起点促使他对“出成果”几个字信心大增。 1983年，杨义先以数学100分的成绩考入北京邮电大学应用数学专业作研究生，创造了北邮招生史上新的记录。因此一进校门，这位长着一对亮晶晶大眼睛，总是一脸微笑的小伙子就格外引人注目。1986年，他又考取本了校电子与通信系统专业博士研究生，两年后，获得博士学位。从此，杨义先走上了我国现代密码学开拓者之路。 刚刚涉足密码学的杨义先居然用几个月时间破解了十几年来悬而未决的高难猜想，并因此一举成名。该方面的专业性国际学术会议曾专门邀请他作长达一小时的大会学术报告，这也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极少获得的殊荣。 从1976年开始，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一股密码学热潮，计算机专家、通信专家、甚至不少数学家纷纷投入通信保密研究，各种新型密码体制层出不穷，新的密码思想不断涌现。而与国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84年以前，我国民间密码研究几乎一片空白。密码研究与使用几乎被军队及机要部门垄断。直到80年代中期，民用密码研究才在一批老科学家的号召下开展起来。 当时还在作学生的杨义先有幸成为我国民用密码的首批研究成员。一次，杨义先的导师胡正名教授在为研究生组织的讨论会上提到几个十几年来一直悬而未决的猜想──“高维哈达玛矩阵”存在性和构造法方面的四个著名猜想。“高维哈达玛矩阵”是一种十分重要的二进制正交矩阵，近百年来世界各地数学家、信息论专家和计算机专家不断苦心研究。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又发现“高维哈达玛矩阵”在编码、密码和高维图像处理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但在“高维哈达码矩阵”的理论研究方面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且缺乏系统的方法。导师提及这一猜想的目的只是为了开阔学生的视野，因为这一猜想所涉及的理论问题十分复杂，能够看明白已经十分不错了。可刚刚涉足密码学领域的杨义先却是听者有心，回去后，他很快阅读了大量有关资料，经过几个月的冥思苦想和反复验证，竟出乎意料地创造出奇迹，解决了这一世纪难题。 这一成功为杨义先赢得了荣誉，使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很快成为国际密码研究领域里的知名人士。成功更加增强了他的信心，此后，他持续不断地将这一理论体系加以完善，发表了近10篇系统性的专题学术论文，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该方面的专业性国际学术会议曾专门邀请他作长达一小时的大会学术报告，这也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极少获得的殊荣。学术界人士在评价他的贡献时认为：他首次将布尔函数引入九维二阶哈达码矩阵研究之中，建立起了一整套全新的研究方法体系。此体系很快被国内外同行频频使用，变得越来越普及。此外，他首次将“高维哈达码矩阵”用于密码体制设计和高维快速正交换之中，取得了一些很有实用价值的成果。 加密，解密，对抗，智力与智力的对抗，杨义先这样描述自己所进行的研究工作。无论是设计密码还是信息伪装，打造中国的密码系统，保证信息安全成为他的重要使命。 随着社会信息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的滚滚潮流，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黑客”的魔爪正迅速地伸向各个领域并显示出越来越严重的破坏力。出于各种目的，他们篡改网站、截获机密、扩散病毒、攻击网络、制造事故，有的甚至将攻击的矛头直指国家核心部门的网络系统。在这种严峻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信息安全实际已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密码是打击“黑客”盗窃网络机密信息的有力手段。 但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密码技术方面对我国实行绝对封锁。为了争取主动，我国也必须下决心自行研制中国人自己的密码。杨义先教授临危受命，带领他的课题组夜以继日地查资料、推公式、作调查、访专家，终于完成了一批适合中国国情的密码系统，特别是将“瞒天过海”的思路引入了密码设计，得到了有关使用部门和专家的高度评价。 加密，解密，对抗，智力与智力的对抗，杨义先这样描述他所进行的研究。据他介绍，在今天的各种计算机网络上，每天都有大量的重要信息被转换成一串串代码后传输。如果加密方法好的话，即使黑客们得到了这些代码也无济于事。但是，这种加密方法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它等于是在“提醒”黑客 “此地无银三百两”，告诉他们这里正在传输重要的信息。绝对可靠的密码是没有的，密码可以通过计算机的计算破译。随着网络和计算机的普及，联网并行计算的技术也日趋成熟和普及。在网络上，任何一个人破解密码的计算能力都不能低估。如果你“提醒”了黑客们你在传输重要信息，那么，黑客就可以有的放矢地调动若干台计算机联网进行破译计算。在美国，已经多次发生了号称“绝对牢固”的密码被计算机爱好者联网破译的事件。而如果破译失败，恼羞成怒的黑客们可能会将信息破坏，使得合法的接收者也无法解读出所传递的信息。 1993年以后，国际信息安全专家们开始认识到，密码不是保护信息安全的最佳方式，在许多场合，给信息铺上一层日常生活的伪装以麻痹攻击者是更有效的保护方式。原先从事密码学研究的杨义先，也将研究重心转向了信息伪装技术的研究。他在研究中发现，有了计算机的帮助，可以进行非常复杂的伪装。利用冗余的信息空间，不仅可以隐藏文字、图片，还可以隐藏声音甚至影像。利用他的算法，已经能够在一张图片中隐藏四张图片。一张图片还可以分在几张图片中伪装，光看其中的一张看不出什么隐含的信息来，必须将几张图片通过一个约定的规则“叠”在一起后才能读出来，这种技术被杨义先称为“叠像术”，可以用来制作电子防伪标识等。 杨义先正在将信息伪装技术发展到话音传输上，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经过他的“替音术”的处理，生意伙伴之间的电话密谈，变成了一段家庭主妇之间的家长里短的闲聊。杨义先说，使用“替音术”制成的安全电话将会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由杨义先开发设计的防黑客系统成本不到美国的百分之一，但效果却更好。为了让优秀的人才留在国内，他亲自创办了多家民族高科技公司，并利用自己作为大学教授的优势培养了大批人才。 近几年，国外许多巨型公司在中国大肆招聘人才，致使许多民族高科技企业和国有科研院所的优秀人才严重流失，大大影响了民族产业的竞争力。杨义先目睹这一切，有了自己的想法：他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决心以事业留人，以机制留人。他亲自创办了多家民族高科技公司，开发出了不少极具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比如，为了打击“网络黑客”对机要网站的篡改，美国政府采取了成本极高的基于大型数据库的“热备份”方法，但效果仍不理想。杨义先教授利用自己极强的算法设计能力和深厚的数学功底，巧妙地设计完成了一种不需要大型数据库的防黑客系统——“网站卫士”。此系统的成本不到美国同类系统成本的百分之一，但是防黑客效果却更好。现在“网站卫士”已经在全国政协等党政部门的核心网站上使用，取得了极好的效果，为捍卫我国的“信息边疆”做出了贡献。该系统目前已销售到美国和香港等地，为中国人争了光。 杨义先深知，个人力量始终是十分有限的。为此，他充分利用自己作为大学教授的优势，努力为国家多培养高水平的研究生。仅一年，他就利用自己的科研经费招收了硕士生和博士生共达25名之多。换句话说，他仅仅在培养研究生方面所花费的精力将超过平均水平的五倍多！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他急于为国家高科技竞争出大力的急迫心情。除了尽可能多地培养优秀人才，杨义先还充分利用留学生中的爱国人才为祖国服务。他努力创造条件让全球华人青年学者了解祖国、热爱祖国。他充分利用每次出国的机会，广泛地与当地留学生接触，向他们全面介绍国内的最新情况，邀请他们回国了解第一手资料，并且在国内牵线搭桥为留学生报效祖国创造条件和机会。他多次与留学生合作在国内外主办了多次学术交流，与其它伙伴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通信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和" 中国电子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等多个青年人的学术论坛，为青年人提供了表现自己才能的舞台。 杨义先在国内外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数部，并创造了众多“第一”，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邮电部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还被教育部聘为首届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为了赶超国际先进水平，自踏上民用密码学这块领地起，杨义先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作为我国第一位以“现代密码”为题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早在作博士论文研究期间，杨义先的学术水平即被国内专家认可为“居于国际领先地位”。他的众多创造性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民用密码研究，使我国在此领域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 到目前为止，杨义先已在国内外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数部学术专著，其成果50余次被国际四大文献索引刊物引用。他还成功地解决了一些对工程技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基础问题，创造了众多的“第一”：他首次求出了R-S码中无内周期码字的精确个数，从而解决了国际著名信息论权威梅西教授于1988年提出的一个理论难题；首次求出了SAB码不可检错误概率，从而解决了悬而未决达10年之久的一个问题；首次证明了国际权威 S.W.Golomb于1984年提出的有关Costas阵列的Golomb-tayior第五个猜想；首次将置换多项式理论用于跳频码设计，找出了到目前为止性能最好的跳频码；首次提出了纠错码的周期分布问题；成功地证明了高维数字信号处理中有关高维哈达码信号阵列的四大猜想……他组织完成的“非正弦正交信号处理”荣获国家教委科技进二等奖。由他组织、经过八年不懈努力完成的“现代密码学中的九个基础问题研究”获得邮电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杨义先因此成为有史以来获此科技大奖的最年轻的学者。由于他在科研和教学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他还被国家教委聘为首届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在完成了“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国家青年自然基金项目”、“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项目”和“邮电部重大攻关项目”等10余个横向与纵向重大科研项目之后，杨义先承担了“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专项基金项目”、“国家通信863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及“邮电部高校中青年基金项目”等多个重大前沿性攻关课题。相对大多数青年人来说，杨义先的科研经费无疑相当宽裕，但对于他本人，这一项项重大课题，一笔笔凝聚着亿万双眼睛翘首企盼的基金不仅仅是荣誉，而且更是巨大的激励和沉重的挑战。杨义先说：“有了这些钱，我就可以有一处自己的实验室了，它为我放开手脚探索自己渴望的学术领地提供了物质保障。但我明白，这些钱是国家从本已十分紧张的建设经费里挤出来的，珍惜这些基金，把钱用在刀刃上，用在国家建设急需的课题与项目中，多出成果，多做贡献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荣耀。我希望，我能够不辜负国家、人民以及前辈和同辈学者的厚望，在今后的岁月里，为中国通信事业的大发展再建新功。” 被誉为中国互联网安全技术研究领域当之无愧的领头人，杨义先不仅担负着捍卫中国“信息边疆”的重任，还将代表中国在信息安全研究领域与世界对话。随着网络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开拓，可以预见，网络安全技术将成为信息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技术，网络安全软件及其相关产品很有可能成为下世纪最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杨义先的目标很明确：一步一个脚印，在21世纪，代表中国在世界网络安全技术研究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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