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刚结束后出生的美国婴儿潮一代，1960年代已经长成青年，他们开始感觉到了巨大的教育和就业压力，许多人产生了失落和社会边缘化的感觉，在精神上成为“垮掉的一代”。越南战争造成的社会创伤更使得这一代中不少人到传统的价值观之外去寻求慰藉和精神寄托，接触到了“新兴宗教运动”。他们的信仰和行为一下子变得与家人和朋友不同，有的甚至疏远或断绝了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所谓“新兴宗教”，一般是指不为主流民众赞同和不为主流教会接受的一些“教派”，其中包括“异端的”基督教教派（Christian sects），如摩门教或者耶和华见证会，也包括像“山达基教会”（Scientology Church）这样的组织；还有地地道道的邪教，如奥姆真理教、人民圣殿教或太阳圣殿教这样的组织。

1970年代美国的反邪教运动（Anti-cult Movement），开始运用有关思想和心智控制的理论来解释那些突然发生的思想激转。关注邪教问题的研究者中，许多是心理学家，他们提出了一些比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更为细致的洗脑理论。

心理学对“邪教”的研究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转变，另一个是留置。转变就是从不信邪教变得信邪教，留置就是在信了以后不再放弃邪教信仰。这二者都与洗脑有关。关于邪教的洗脑理论是从政治的洗脑理论演化而来，把政治洗脑理论运用到一个新的领域中和一些新的问题上。

斯坦福大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是一个同时关注政治洗脑和邪教洗脑的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他在研究中对比了乔治·奥威尔《1984》中的政治洗脑与1978年琼斯镇“人民圣殿”邪教洗脑所使用的多种相似手法。

第一是“老大哥在注视着你”。所谓“老大哥”就是一个无所不在、全面掌控的监视制度。人人相互监视，随时随地有人盯着，随时要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每个人都根本没有个人思考的机会，因此被逼迫只能与他人有一致的想法。

第二是自我定罪。身处特定集体中的每个人都被要求自我贬低、自我羞辱。他要不断审查自己信仰上还有哪些不够坚定的地方，不仅要检讨看得见的“错误”，还要深挖灵魂，暴露任何处于萌芽状态的错误思想根苗。

第三是“自杀训练”。每个人都受到“要你献身就献身，要你去死就去死”的教育，为的是让每个人都坚信，自己是微不足道的个体。这样的个体随时准备为某个“伟大事业”献身，以换取“烈士”的光荣与不朽。只要组织需要，无论什么世人眼里的罪恶行为都可以毫不犹豫地去做。

第四是扭曲知觉力。这主要是通过群体的全体成员使用一种只有他们能懂的语言来实现，被称为“新语言”。在“新语言”中，大量词汇及文法被简化、取代或取消，用以造就信徒不用思考便有行动的“短路思维”。

津巴多在《心智控制：心理现实还是空谈而已》（“Mind Control: Psychological Reality or Mindless Rhetoric”）一文中，对政治的和邪教的洗脑也即心智控制，做了这样的概括：“心智控制是个人或集体的选择和行动自由遭到破坏的过程；破坏这种自由的代理人改变和扭曲人的察觉、动机、感情、认知和由此而来的行为。思想控制既不神奇也不神秘，而是一个运用某些社会心理基本因素的过程，它们都是心理实验和实例研究早就充分研究过的，包括随众、顺从、劝说、失调（dissonance）、抗拒（reactance）、罪感、恐惧、仿效、认同等等。”

这些心理因素在外界因素的作用下，能极大地改变许多人的思想和行为。常见的外界因素包括具有魅力和权威的领袖、来自教内同伴的压力、社会中的孤独感、肉体折磨、诱发非理性惊恐、极端的威胁和利诱。这些因素可以结合起来，起到欺骗的作用，不仅诱人入教，而且还能彻底转变人的道德观念，引导他们心甘情愿地去折磨和杀害制造出来的敌人，让被洗脑的成员不知疲倦地工作，贡献自己的金钱甚至生命，而这些都是为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信仰或信念。

洗脑利用的是人们常见的心理弱点和心智缺陷，而外部的环境因素也是可以在任何地方形成的。因此，每个人都有可能被洗脑。但是，多对民众进行心智启蒙的教育，可以让尽量多的人对洗脑有充分的认识和警觉，这是防范政治操控和邪教的最好方法，也是唯一可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