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剛結束後出生的美國嬰兒潮一代，1960年代已經長成青年，他們開始感覺到了巨大的教育和就業壓力，許多人產生了失落和社會邊緣化的感覺，在精神上成為“垮掉的一代”。越南戰爭造成的社會創傷更使得這一代中不少人到傳統的價值觀之外去尋求慰藉和精神寄託，接觸到了“新興宗教運動”。他們的信仰和行為一下子變得與家人和朋友不同，有的甚至疏遠或斷絕了與家人和朋友的關係，成為一個社會問題。

所謂“新興宗教”，一般是指不為主流民眾贊同和不為主流教會接受的一些“教派”，其中包括“異端的”基督教教派（Christian sects），如摩門教或者耶和華見證會，也包括像“山達基教會”（Scientology Church）這樣的組織；還有地地道道的邪教，如奧姆真理教、人民聖殿教或太陽聖殿教這樣的組織。

1970年代美國的反邪教運動（Anti-cult Movement），開始運用有關思想和心智控制的理論來解釋那些突然發生的思想激轉。關注邪教問題的研究者中，許多是心理學家，他們提出了一些比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更為細緻的洗腦理論。

心理學對“邪教”的研究有兩個部分，一個是轉變，另一個是留置。轉變就是從不信邪教變得信邪教，留置就是在信了以後不再放棄邪教信仰。這二者都與洗腦有關。關於邪教的洗腦理論是從政治的洗腦理論演化而來，把政治洗腦理論運用到一個新的領域中和一些新的問題上。

斯坦福大學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是一個同時關注政治洗腦和邪教洗腦的著名社會心理學家，他在研究中對比了喬治·奧威爾《1984》中的政治洗腦與1978年瓊斯鎮“人民聖殿”邪教洗腦所使用的多種相似手法。

第一是“老大哥在注視着你”。所謂“老大哥”就是一個無所不在、全面掌控的監視制度。人人相互監視，隨時隨地有人盯着，隨時要看別人的眼色行事，每個人都根本沒有個人思考的機會，因此被逼迫只能與他人有一致的想法。

第二是自我定罪。身處特定集體中的每個人都被要求自我貶低、自我羞辱。他要不斷審查自己信仰上還有哪些不夠堅定的地方，不僅要檢討看得見的“錯誤”，還要深挖靈魂，暴露任何處於萌芽狀態的錯誤思想根苗。

第三是“自殺訓練”。每個人都受到“要你獻身就獻身，要你去死就去死”的教育，為的是讓每個人都堅信，自己是微不足道的個體。這樣的個體隨時準備為某個“偉大事業”獻身，以換取“烈士”的光榮與不朽。只要組織需要，無論什麼世人眼裡的罪惡行為都可以毫不猶豫地去做。

第四是扭曲知覺力。這主要是通過群體的全體成員使用一種只有他們能懂的語言來實現，被稱為“新語言”。在“新語言”中，大量詞彙及文法被簡化、取代或取消，用以造就信徒不用思考便有行動的“短路思維”。

津巴多在《心智控制：心理現實還是空談而已》（“Mind Control: Psychological Reality or Mindless Rhetoric”）一文中，對政治的和邪教的洗腦也即心智控制，做了這樣的概括：“心智控制是個人或集體的選擇和行動自由遭到破壞的過程；破壞這種自由的代理人改變和扭曲人的察覺、動機、感情、認知和由此而來的行為。思想控制既不神奇也不神秘，而是一個運用某些社會心理基本因素的過程，它們都是心理實驗和實例研究早就充分研究過的，包括隨眾、順從、勸說、失調（dissonance）、抗拒（reactance）、罪感、恐懼、仿效、認同等等。”

這些心理因素在外界因素的作用下，能極大地改變許多人的思想和行為。常見的外界因素包括具有魅力和權威的領袖、來自教內同伴的壓力、社會中的孤獨感、肉體折磨、誘發非理性驚恐、極端的威脅和利誘。這些因素可以結合起來，起到欺騙的作用，不僅誘人入教，而且還能徹底轉變人的道德觀念，引導他們心甘情願地去折磨和殺害製造出來的敵人，讓被洗腦的成員不知疲倦地工作，貢獻自己的金錢甚至生命，而這些都是為了一個至高無上的信仰或信念。

洗腦利用的是人們常見的心理弱點和心智缺陷，而外部的環境因素也是可以在任何地方形成的。因此，每個人都有可能被洗腦。但是，多對民眾進行心智啟蒙的教育，可以讓儘量多的人對洗腦有充分的認識和警覺，這是防範政治操控和邪教的最好方法，也是唯一可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