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慎之晚年的悲凉 |
| 送交者: 傅国涌 2005年01月10日11:53:14 于 [教育学术]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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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晚年的悲凉 ——与许良英４３封通信的解读 傅国涌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红楼梦》，虽短短数语，却至今未见有人超越： “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２３１页） “悲凉之雾，遍披华林”，在曾经自认为是共产党“孤臣孽子”的李慎之身上，特别在他生命的黄昏就一直笼罩着这样的悲凉之雾，身历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等一系列灾难，虽然偌大的中国“呼吸而领会之者”并非李慎之一人，但他无疑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如果说１９９９年秋天那个孤独的夜晚，他在一盏孤灯下写下的传世之作《风雨苍黄五十年》的文本中，我们还能读出他对这个少年时就向往不已的革命党抱有一线幻想的话，那么在他内心深处，其实已经完全清醒，彻底失望、进而绝望，他一而再地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再向知己之交的同代人许良英透露心曲，悲观之情毕露无遗，悲凉之雾逐渐将他的身体乃至生命淹没，但他的思想在雾中升腾，以“精卫填海”、“夸父逐日”般的神话精神，重新开启了一扇通向未来的门。 ２００３年４月２２日，８０岁的李慎之先生带着无数未尽的心愿撒手而去，中国思想界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位老人的怀念与敬意。远在德国的仲维光和远在美国的曹长青则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曹长青在《李慎之的三大贡献与三个局限》文中特别指出李慎之的“三个局限”：“他对自己至死都是共产党员的历史缺乏反省和忏悔”；“他至死在潜意识中还是个‘谏士’”；“从严格一点的意义上说，他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由此引发了一场小小的笔墨风波，事隔一年半，风波早已过去，问题仍悬在空中。在仔细阅读了李慎之与许良英最后五年的私人通信后，我感到对李慎之先生应该有一些新的认识，他晚年的思想在这些信中有更真实、更坦诚的流露，或许有助于我们全面公正地评价李慎之的思想。 两位老人的交往始于１９９８年２月，李慎之托人给许良英送了一篇他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的文章《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技术而无科学》，２月２７日，许给李写了第一封信。３月４日，李回信，从此开始了他们五年的书信往来，各给对方写了４３封信，其中既有科学、民主的严谨讨论，也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更多的是对自己投身的革命道路的反省，以及对民族命运的忧虑与展望，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讨论之真诚更足以让后辈汗颜。直到生命终止前不久，李先生还写下１０页纸的长信，提出重写中国近代史的志愿。由于是私人通信，无话不谈，袒露心迹，比公开发表的文章更能反映一个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想法。 透过这些书信我们能看到李先生在他生命最后五年中燃烧自己、热切追求理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情怀，看到他挺身而出“冒叫一声”的道德勇气，同时也能看到他心中的悲凉和他的局限。
一 李慎之晚年力倡民主，回到“五四”，重新举起了启蒙的火炬；他弘扬顾准，以自由主义为北大传统和顾准思想定调。他深感“五四”以后的八十年，民主根本没有在中国扎根，“２１世纪几乎要重新来过。要中国人懂民主，实在是艰难已极，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然而第一不是不可能，第二也只有追尊五四，因为中国只有这么一个说得上的源头。”（２００１年５月８日）他对全球化和全球价值更是情有独钟，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２日，他在信中说：“近来一直想写一篇文章：《全球化与全球价值》。我的意思是，以我生八十年的经历再推广到人类近五百年的历史，民主已是一种全球价值，而且必然要更推广、更深化，中国的改革，只有融入全球价值才有前途，其核心的价值即是自由，即是人权。” 虽然他常常感叹自己生前或许看不到民主的实现了—— “我反正知道我们年轻时相信的乌托邦不但不可能实现，而且是一种谬误。民主的价值将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然而充分的民主像我们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看到的可能再过二三十年在中国还实现不了。（现在有许多人担心中国实现民主以后，会出现‘拉美化’，我也有这种担心。）不过公民权利有起码保障的民主，我想是有希望的，顶多我们不能及身而见，我们的下一代是一定可以看到的。”（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７日） 但他依然坚定地?髡拧昂推窖荼洹保⒁源俗魑约旱摹白罡吒倭臁薄Ｎ耸迪终庖荒勘辏衔泄枰慌罢蕉返拿裰髦饕逭摺薄? “我过去几年的‘工作’进度是很慢的，自己觉得虽然效率不高，但是还能‘赶趟’。不过最近以来，我突然直觉地感到中国应当有一批‘战斗的民主主义者’，然而全社会好象都没有这样的准备。我有三个小圈子，一个都是八十岁以上的人，一个是大约六十到七十岁的人，另一个是大约五十上下的人，每一两个月聚会一次。我近来一再呼吁他们研究民主的理论和制度，但是除了年轻的一批外，反应都很冷淡，我也以你的努力与我的疲塌为例进行说服，结果也不理想，这些人差不多都想通了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宪政民主，我就劝他们研究一下宪法，万一形势急转直下，这些自认为的民主主义者连部宪法都拿不出来，怎么行呢？”（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３０日） ２００３年１月２日，他的生命只剩下了三个月零二十天，他还在信里说： “今生已无从根本上研究‘民主’的发展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愿望与勇气，只是还想写几篇万言长文：一是破，破秦始皇以来的专制主义和马列毛以来的极权主义；二是立，立一些民主的规范。 “今年手头还有四五个题目，希望老天爷能让我做完这个工作。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已经彻底失败了，中共实际上已放弃了它，保留它作为口号，无非是保持特权而已。当然社会主义还可以作为一种政策目标，甚至执政党的施政纲领，但是也只有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下才有可能。而且，如果得不到多数选民的认可，就该下台。马列斯毛说的“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已经试过，应当作废了（虽然它仍是中共掌权的理论基础）。 “中国要现代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全面的、充分的民主，这不但是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民族的必由之路。 “进入新世纪后，我常说两句话：１、对中国之实现民主，我能否及身得见，比较悲观。２、对中国能在２１世纪上半期实现民主，我基本乐观。不过，我之所谓民主，只能指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框架而言，并非指充分民主。实现充分民主，最乐观也需要到２１世纪末。” 也是在这封信里，他请长期研究民主问题的许良英以５００个字回答他，什么才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对科学精神，李慎之同样不能释怀，直他晚年他还想写一篇《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虽然文章最终没有写成，但他从未放弃过这个念头。１９９８年３月４日他在写给许良英的一封信中说： “科学中有技术，技术中也有科学，要硬分越来越不可能又无必要，中外一样都把研究的人叫做‘科学家’＝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但是我还是要冒叫一句，想的是叫中国人多想一想，（这也是‘知识分子自大狂’，）实际上在一个十二亿人的国家，几乎是不会引起‘任何’反响的。 “我所以要冒叫一声，是为了要让人注意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别，西方（以希腊为代表）从源头上就重视求真，中国从源头上就重视求善，这个差别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差别实在太大了。这些话其实是老生常谈，不过中国现在已经成了市侩社会，已没有多少‘老生’了。” 同年１０月１０日，他说：“李约瑟热爱中国，以半生精力发掘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出了一部大书，这当然是一件好事，然而把中国人搞得神魂颠倒，则实在不是什么好事。现在的爱国主义者，都大谈中国如何领先世界二千年，东方文明如何伟大等等，我实在不敢苟同。但是我对于自然科学实在无知，对科学史更是无知。只是出于一种责任心，觉得不能让中国人目迷神醉，忘其所以，所以才发此愿心，希望你能给我指导和帮助。” 在１１月１１日的信里他还说到，“李约瑟以其‘巨著’已经‘推翻’了你和竺可桢、冯友兰的结论而成为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一面旗帜。我学力不足，写作艰难，但是只要不死，总是要把文章写出来的。” （１９４１年春夏，许良英在浙江大学读三年级时曾在学生中发起一个科学团体，讨论中国为什么科学不发达，为什么产生不出现代科学，他们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１９４４年，心理学家陈立发表《我国科学不发达原因之心理分析》；１９４５年，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发表《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也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当时，李慎之正在给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文集》写序，他感慨“哈维尔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是十分深刻的，但是居然在考虑如何取代它的时候提出也可能转向东方思想，虽然只有一句，但东方思想（实际上指儒家伦理与老庄思想）流毒（请恕我用这两个字）之广，可以想见。在国内则更是与统治者交相煽惑，对人们起了很大的麻醉作用。” 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２日，他在信中说：“我要驳斥李约瑟难题，今年大概是动不了笔了。只是我有一难题要请你帮助解决：ＳＣＩＥＮＣＥ一字在西方到底起源于何时。” 直到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１日，他还在探讨这个问题：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假命题》这篇文章我还是要写的，但是愈想愈觉得其难，因为我的科学知识实在太差了，而且现在的谬论日见其多（从席泽宗到董光璧），要一一排击之，尚须搜集材料与论点。今年是决不会动手了。也许明年可以摆上日程。 “西方古代有科学，而中国没有，不是源于人性有什么不同，却正是因为文明的起源与走向有差异。 “真善美是西方哲学的最高价值标准，中国古典只讲善美，是不怎么讲真的。美、善天生就带有价值上的好恶，真就不一定。我把真说成是价值中立的，在内心讲正是把它作为最高的价值。美、善不讲真就失去了基础。你引哈佛大学的校训中有‘真’，我的母校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我以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校训。” 他说： “我心中的真理的价值中立的。‘真理’两个字本非中国固有，而来自佛经，因此已带上了价值色彩。共产主义就其原始的意义讲（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已是一种应用真理，真理一旦应用，就有了很大的出错的可能，这一点在我们青年狂热时期是不了解的，到后来才懂得。‘真理’一词因为汉语双音化的大潮流，已无法改译为‘真’一个字，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不过社会科学中本来就没有自然科学中的那种真理。‘自由主义’是‘真理性’最差的一个‘主义’。（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１日） 这些观点本身诚然还可以商榷，但他的思考却不是没有意义的。对这个世俗化、功利化深入骨髓的民族而言，倡导真理的价值中立，实际上就是希望能超越功利，超越赤裸裸的、狭隘的现实算计。他认为在重新提出“回到五四，重新启蒙”的口号时，绝大部分人只注意民主，而忽略科学，“他们好象认为科学是‘不言自明’的东西，在中国已经生根了，官方也从来没有‘批判过科学’，有些不正常的干预，也都是因为没有民主造成的。但是我认为‘科学’在中国根本就没有生根，有些科学家甚至‘院士’，有多少科学精神，我也很怀疑。”所以他希望许良英能写一篇阐明“科学精神”的文章。 他之所以推许陈寅恪，乃是因为陈对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的追求，“还有陈寅恪，他是我的老师，浑身可称浸透封建士大夫的气味，因此连胡适也称之为‘文化遗民’。但是‘气味只是气味’，细究他的生平志业，几次大声疾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连五四时代的陈独秀也没有喊出这样简洁明了，可以作为口号的话。……陈本人即一生不向北洋政府与国民党低头，尤其是不跟共产党合作。我以为在文革结束前，他是中国最干净的一个人，比俞平伯、沈从文都更干净，更不要说巴金以下的人了。”（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２日） 他对“利禄之徒”弥漫，伪学术、伪思想盛行的学界现状忧心忡忡，从季羡林（乃至王元化）到汪晖等，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１日，读了许良英转给他的９９岁的心理学家陈立的文章，他感慨：“我竟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一位９９岁的大老……官方和所谓的学术界最近都在大炒今年九十岁的季羡林先生。季也许在梵文方面有专长，但在学术思想上无非是一个庸俗的民族主义者（今称爱国主义者），现在则给他戴上许多高帽子，甚至称之为‘学术大师’。季本人固然好名，倒也无大害，只是学术界这样捧一个对国学与世界史近乎无知的老人，实在是中国的耻辱。”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２日，在谈到“新左”代表之一汪晖时，他说本来以为汪文字能力太差，不料恰恰是他这种艰涩不通的文字居然能俘虏大批的青年人，以为是有学问、有见解、有思想，是以为大家取法，结果造成一大批伪学者与伪思想，真是可叹。但是迄今还很少看到有力的批判。就是我收到的这篇批判文章，固然论点很不错，但是文字竟也有“汪”味。对此他深感忧虑。
二 晚年李慎之的内心深处之所以有着挥之不去的“悲凉”，我以为至少有以下三个因素：一是对现实政治制度的绝望、清醒，对民族前途的深切忧虑，他们那一代人（即“一二九”一代）和上一代（“五四”一代）身上的忧患意识往往是后世的人难以想象的；二是他对文化传统即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的深刻认识；三是他对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的反省，其中不无忏悔。 ２００２年５月１８日，在读了我们的《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后，他曾写信给许良英：“我的第一个感觉是我不配。第二个感觉是有些悲凉，偌大一个中国，能数得上的就这么些人，而且还有像我这样对民主、自由主义了解甚少之人。”这里面固然有他自谦的成分，但这种悲凉是一贯的，他多次说及全国上下懂民主的也不过一、二百人。 所以，他才会说：“我其实是很悲观的，我已不敢说什么‘启全国人民之蒙’的话，只敢想能刺激一下‘一小撮知识分子’，于愿足矣。”（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１日）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８日，他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后写信给许良英： “中国共产党可称根本无学者无思想家，此外，中国又有几个人？中国的人才实在太少了，因此我现在总倾向于‘在矮子里面拔长子’。 “应法广采访，对我虽非第一次，但确极稀少，我现在是想争取多一些发言机会，但是我总想多少能起一些作用。 “……我?哉庋幸唤校比徊皇强悸俏本置嗪鹊溃窍Ｍ芨艘桓龈拍睿乙蚰惚戆祝业淖罡吒倭欤匀皇恰推窖荼洹２还捎诘本忠欢欢揖醯萌绻芟仁敌兴接谢部晌蠢吹恼胃母锎蛳乱坏闵缁峄 Ｖ劣谡紊系本终诓欢鲜战簦业奈恼麓蟾乓盐拊诖舐椒⒈淼目赡埽业比皇乔宄摹２还颐且丫狭耍镏实亟玻颐鞘亲钌倏膳碌娜耍衷诶先硕荚嚼丛剿ネ耍业坑邢蕖⒆饔酶邢蓿芙幸簧褪且簧选? “我越来越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句话，一个国家怎么能完全靠谎言维持呢？” 在这封信后面他又加了几句话，表示“１、启蒙之必要，２、启蒙之艰难，３、启蒙还是有希望的”，并惭愧自己“没有做什么工作”。 他是悲观的，但他的悲观不是悲观主义，而是展现了远古神话中的那种悲壮的情怀，悲观没有使他沉默、犬儒，更没有使他放弃，“我还是相信马克思的话，非要大喊大叫不可，我自知已无大喊大叫的能力，一年顶多只能写三四篇文章，顶多三万字而已。然而‘写罢低眉无处发’……不过一息尚存，我总是要想，也总是要写的。”（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２日）“我一向自以为不学无术，……今后也只能就自己能感到想到的地方尽量多写一点东西，以期有益于中国。”（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民主呼声，虽然现在还不成气候，但是在极权高压下，仍是有人在默默研究，竭力撑大言论空间。看到这点，还是令人高兴。”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４日）这是对知己的直言，也是内心的独白，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夸父逐日般的现象。在生命的最后五年中，他反复申明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完全是真诚的，对他参与建构的这个体制、他深爱的这个民族、对历史和现实，他都有着冷静、客观的认识： “但是中国的传统，尤其加上近五十年的传统，使我感到提倡民主实在是夜长梦多。这就是我所以慨叹于中国人的‘公民意识’的原因，反正也只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１９９８年３月１１日） “今天的大陆作为全社会来说的民主觉悟，比不上戊戌，比不上辛亥，比不上五四，比不上八一三，也比不上１９４８—４９（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甚至比１９７６—７７低，那时候，老人还没有死光。全民对民主的常识几乎可以说是清末以来最低落的时期，几乎没有精英人物。这种人物我自己知道或认识的不过二十个。我极力幻想，以为全国也许有一二百个。这样的现实要希望中国能很快地实现民主化，至少我无此信心。 “我知道你在研究民主问题，民主实际上要有相互对立与相互制衡的利益集团，有敢于为自己的利益斗争，又能够达成妥协的个人，这个过程大概是在孕育之中，然而什么时候能够破壳而出，我实在无法想象。 “现在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大概都像胡适所说‘不觉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我当然也有些乐观的想法，我所指望的全球化。但这只是一个笼统模糊的愿望，并没有什么具体化的、现实的根据。 “我自以为我们这一代人几乎是极少数在解放前、在‘国民党的万恶统治下’多少还受到过一些启蒙思想，历经劫难而又幸存下来的人。我把你也包括在这极少数之内。比我们年纪小的人，……对民主的理论就知道的更少了。再下来，到文革期间的中学生，绝大部分是红卫兵，只有极少数可以说靠自学，靠自己反思成为启蒙思想家的人，现在中国就是靠他们在学术界撑起一片天。然而这片天实在太小，这样的人也太少了。 “我现在确实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是我‘为’的能力是很小的，一年也不过写三四篇文章，分量也不大，如此而已。”（２０００年７月４日） “我同意中国今天的社会条件比起国民党时代、五四时代以及晚清时代大概是大大地进步了，所谓进步指的是可以实行民主的社会因素大大增加了。但是，我总觉得有觉悟的人太少了。撇开我心目中的‘官学’和‘极左派’不说，九十年代也出来了一批‘民族主义分子’和‘新左派’，他们的嗓门很大，听众甚多，……而民族主义是有‘五千年文化传统’与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屈辱作背景的，极容易赢得群众。事实上从各种民意调查中看，这批人在青年学生中的人数一直在增加。再想想我们自己小时候，就主要从爱国主义出发，才走向亲共、亲苏的社会主义道路，结果上了一个大当的。其实世界在２０世纪已发生了大变化。自由主义已肯定地成为全球的主流价值，而中国却仍然置身于这一主流价值之外（就政府行为讲还很显得有些‘中流砥柱’的味道）。如果说六四有十年反文革的思潮为背景的话，现在，这个思潮已十分淡化，而民族主义的思潮却已大大强化了。 “说人类社会发展有什么铁的规律的话，我是不相信了。但是，由先进民族由于种种偶然因素凑合而形成的好经验，成为大家的榜样之后，大家必须要学习，而形成一条共同的道路（也就是毛泽东说的‘走人类必由之路’）的话，我还是相信的，然而夜长梦多，我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２日）
三 １９９９年８月２２日，李慎之从美国归来后写给许良英的第一封信说：“在美三个月读五四之书，最后悟出中国虽无宗教，却有意识形态，其强烈不下于宗教，而又没有宗教刺激人求真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优点，这个意识形态就是专制主义、就是内儒外法，二千年来只有五四冲击了一下，但谈不上彻底，因此又以文革的名义卷土重来，变本加厉。中国至今仍在其统治下，这就是我在介绍哈维尔文章中说的‘后期极权主义社会’。” ９月６日在动笔写《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前，他在信中说：“我最近的认识是，中国或许如大家认为的那样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家，但中国绝对是一个有极强的意识形态的国家，自秦始皇至于今日全国上下无人不受这个意识形态的支配，即专制主义的支配，不论是儒是法，或表或里，都无非是专制主义，而且愈演愈烈，在２０世纪后五十年达于极致，这二十年是好了一些，然而也不过是我评ＨＡＶＥＬ著作中所说的后期极权主义而已。当然我也明白它再不能维持二三十年了，但是过了这一关（当然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一关）以后，也当然同台湾一样，有自由而无法治。中国人要走上自由又有法治的‘象样的民主’（我只能说‘过得去的民主’，自从少年时期的乌托邦破灭以后，我再也不会说什么‘真正的’、‘理想的’那类话了，那样的民主大概也只能在无限远才能接近）。以中国人素质之低，如果能在２１世纪末，或者２２世纪初达到，我就可以死而瞑目了。”“我要在剥出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意识形态，是政治－伦理哲学之后，在说明中国传统文化非拔掉这个毒根后，还可能要评价一下实际上五四以来一批好心人竭力想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相结合的努力。” 所以，他才会对美国华人史学家唐德刚的“二百年峡谷说”产生浓厚的兴趣——“他（唐德刚）的理论是，中国自１８４０年后即进入三峡峡谷，亦即他心目中由专制向民主的转型期，他认为三峡需二百年，也就是从今天算起，还有四十年。我们没有讨论过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但是我以为实际上看法差不多。中国要转向真正现代化的民主国家，四十年不算太长。”（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６日） 也是在这封信里，他说：“我现在想中国其实并没有经历过什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没有经过什么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整个２０世纪其实是在旧王朝崩溃——农民革命——新王朝建立的传统恶性循环中‘团团转’，当然社会还是有进步的，那不能不说是外来的资金、技术、榜样与思想影响的结果，中国人自己的觉悟起的作用是很小的，只除了五四那一次的爆发。” ２０００年７月４日，他又一次提及“二百年峡谷说”：“我思考了一下中国的专制主义，得出了与我五十多年前完全相反的结论，认为毛的专制比蒋的专制更严重十倍，而如果没有毛的专制，蒋的专制还要比他后来的实际好一点，也许大陆到世纪末已经可能达到台湾今天的水平。（大陆比台湾大几十倍，要比台湾更好，在我看来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如果那样说，再过四十年，即可走出三峡峡谷倒是有可能的。” 对唐德刚的历史预言，许良英就有不同看法：“我觉得，历史的变化，常常是难以逆料的。……对那些言之凿凿的预言，我只能姑妄听之”。（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３日回信）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２日，在读了历史学家袁伟时论孙中山的长文之后，李慎之不无感慨地告诉老友：“孙犹如此，他人可想，这实在是因为中国专制主义传统太根深蒂固的缘故，再想想我们自己，再看看现实，实在不胜任重道远之感。”最晚在１９９３年，他就公开发表文章，对于把秦始皇以来的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提出质疑，认为滥用“封建”这个词就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他在２０００年他以“专制主义”为两千年的中国传统盖棺定论并不是偶然的。可惜的是，时至今日“封建”一词仍流行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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