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值得自豪的人

　　陳永川第一次走出波士頓機場出口的時候，打了一個牌子，上面寫着自己的名字。朋友託了一位據還是很能幫忙的同胞來接他。人家不屑寫這接人的牌子，陳永川就反其道自家寫上。見面後，他被送到麻省理工學院，安排在一處不收費的“大通鋪”住下。似乎沒人願意和他多講一句話。此時，陳永川從同胞身上最先感受到的是人和人之間的冷漠。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是一個進去難、出來也難的地方。學院對學生的要求格外嚴格。多數學生是來自美國和世界各地的天才、神童，這裡真是不拘一格選人才。可是，你若想混日子就絕對畢不了業。這所學校還有一個傳統，不給任何人授予名譽博士，由此也可見其務實的精神。

　　讀書很苦，生活同樣艱苦。冰天雪地里，陳永川穿一件羽絨服，騎一輛破舊自行車來去匆匆，臉上淌着汗，頭上冒着熱氣。美國的老師們很是驚訝，難道這個中國學生就不怕冷？冰雪上自行車還騎的飛快，真不愧是來自“自行車王國”的人。

　　然而，更讓美國老師們驚奇的是，在學習期間，陳永川這個看上去不怎麼起眼的中國學生就在美國最高級別學術刊物《美國科學院通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樹的記數》的論文，引起了學術界的很大關注。他的導師諾塔教授是這樣評價這篇論文的：“此文統一了許多已知結論，並使一些難題迎刃而解，這一算法已引起廣泛重視，被認為是一次權威性的工作。”樹的結構是在計算機科學中經常出現的，而樹的計數問題一直是組合數學中的中心問題之一。許多數學家，計算機科學家，甚至生物學家都在這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陳永川的方法使以前能寫成一本書的內容可以在兩三頁以內表達清楚。他因此被邀到美國和加拿大的一些著名大學作學術報告，並以大陸傑出人士的身份，應邀赴台灣中央研究院、交通大學等研究機構發表演講，反響很大。有位美國學者在他的一篇文章中稱陳永川的方法是令人吃驚的。

　　導師諾塔教授是位意大利人，為人正直、豁達。他對陳永川這個中國弟子很有感情。初到美國，陳永川因為英語不是很好，表達很費力，就覺得自己真笨，很有些壓力。可是諾塔教授拍拍他的肩膀，很輕鬆地說：“不，你很聰明！”諾塔教授直到陳永川沒什麼錢，就常送些書給他，還常情陳永川吃飯。陳永川不好意思，諾塔教授笑着搖頭說：“以後你有工作再請我。”當陳永川真的工作了，請導師吃飯，還是導師付錢，並且挺認真的說：“現在咱們不是同事了嗎？”

　　這位諾塔教授不僅在數學領域造詣頗深，而且還兼任學院哲學系的教授。他的思想深邃，文筆精彩，語言生動，是位極富人格魅力的教授。陳永川從這位導師身上悟出一個道理：一個科學家沒有哲學思想就是個做粗活的工匠。

　　由於陳永川在麻省理工學院取得了出色的研究成果，所以沒出校門就被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聘為奧本海默研究員。

　　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位於美國新墨西哥州的一個高山之巔的小鎮上。那裡的樹林非常漂亮，天空總是藍藍的。小鎮安寧靜謐，生活舒適方便。正是這家實驗室研製了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至今在許多理論和應用研究領域中依然居世界領先地位，在科學屆享有崇高的聲望。實驗室現有七千多名員工，其中兩千多人是博士，學術空氣濃厚，所以有人稱那個小鎮的居民是全美智商最高的，兩萬多居民中，每十人中就有一名是博士。實驗室里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設備，每年的經費開支12億美元（約100億人民幣）。

　　奧本海默是組織曼哈頓工程的偉大物理學家和管理者，由於他的出色貢獻，被譽為“原子彈之父”。後來為了紀念他，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設立了“奧本海默研究員”這個榮譽稱號，授予“在科學研究中具有傑出領導作用”的青年科學家。獲得這個稱號的科學家幾乎都成為了美國科學屆的領袖。那年在各個領域的申請者中只有兩個人獲得這個職位，陳永川是數學界獲得此職位的第一人。對於陳永川的被選中，有位美國申請者不服，認為美國把這麼好的機會給了外國人，違背了美國的利益，結果美國參議院還特別派了調查小組來了解這件事，對陳永川的材料進行了仔細的審查，得出的結論是：“評審委員會的選擇完全是基於擇優錄取。”從而再一次肯定了陳永川的獲獎。獲此殊榮給陳永川帶來了許多學術上的機會，甚至還享受到了其他同事沒有的一些特權。有了這個榮譽，不僅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而且在美國的科技界都可以說是有了一塊金色的“敲門磚”。美國不少的研究機構，甚至連華爾街的金融財團都有意聘用陳永川。

　　當初，陳永川赤手空拳隻身飄洋過海來到美國，他不僅學而有成，而且成果纍纍，先後在國際一流刊物上發表論文近三十篇，同行認為他“成了世界最領先的離散數學專家之一”，成為美國這個國家實驗室公認的“數學明星”和他們的“寶貴財富”。他還被國際權威雜誌《應用數學進展》、《圖論與組合》聘為編委。在美國那樣激烈的競爭環境中，陳永川以他那一次又一次突出的表現為中國人爭了光。

　　陳永川和妻兒住在一棟二百多平米帶花園的別墅里，最多時他們曾有過三部汽車。每年7萬美元的薪金，生活富足、舒適，事業發達、亨通。目前，美國約有5％的人年收入在5萬美元以上。當然，這在我們一直沒能徹底擺脫貧困的中國老百姓看來簡直就是在過一種天堂般的日子。當我們億萬人為擺脫貧窮而奮鬥的今天，在那些也許並不貧窮的漂洋過海“洋插隊”的人們眼裡，陳永川也絕對是一個佼佼者，可望而不可及。就是在總懷着一種抑制不住的優越感的美國人看來，能獲得陳永川這樣的職業和地位也是很可以知足的了。然而，這位陳永川卻又做出驚人之舉：辭職回國。

　　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同事們紛紛挽留陳永川。是啊，這幾年在陳永川搞的項目上，美國人的投資不止100萬美元。可陳永川同導師合作給美國一家公司搞的一項分析報告，也為其節省了數以百萬計的美元。從這一點上說，也算是作為回報，“扯平”了。

　　陳永川的導師諾塔教授對他的毅然辭職回國感到很震驚。陳永川說：“我的根在中國，我的事業應該在中國。”諾塔教授想了又想，最後說：“你回國還是前途所在，以後無論有什麼困難，我可以幫助你。經濟上有難處，你也別客氣。”這對異國師生的雙手用力地、久久地握在一起。

　　後來，這位諾塔教授在他的一封信中寫道：“說實話，當陳永川不尋常地堅決拒絕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重金聘請下的一個永久職位，而決定接受南開大學的教授職位時，我非常吃驚。他的決定對中國數學界來講是一個巨大的收穫。”諾塔教授為他能有陳永川這樣一位中國弟子和朋友而自豪。

　　對陳永川的回國，美國《國際日報》刊出《第一位被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授予奧本海默研究員的數學家回國》的文章；《僑報》的大號標題寫道：“陳永川領先離開離散數學家行列，決心回國報效，矢志振興中華”，並以《陳永川的抉擇》為題發表了評論文章。原籍湖南的美國華人李氏五兄弟於1956年創建的“李氏基金會”為陳永川提供3萬元作為回國研究經費。陳永川是第一位獲此獎學金的一流人才。陳永川歸國後還獲得1994年度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獎，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陳永川說：“我只為自己是中國人自豪。”是的，他作為傑出的龍的子孫是完全有理由自豪的，他有這種神聖的自豪的權利。他們的祖國也為有他這樣優秀的兒女而自豪；我們每個中國人更為有他這樣出息的同胞而自豪！

一個頗具個性的人

　　我聽說陳永川剛來天津不久，曾和出租車司機幹過一仗。那天夜裡他外出歸校“打的”時，夏利車的司機和一個幫手不計表要高價且只拉到學校大門就停。當陳永川指責他們時，他們還依仗是兩個人將陳永川挾在當中威脅要動武。陳永川面無懼色，大聲警告他們：不許胡來，我是南大教授，你們要想想後果。要是真動武，你們也未必是對手。那兩個人說：這年頭，你假冒“大西北”放回來的也許能唬唬人，假冒教授就把爺們嚇住了啦？雖說他們還嘴硬，卻仍被陳永川的一身正氣給鎮住了。僵持中，剛巧一輛巡警車經過，問明原因，把那兩位“爺”帶走處罰去了。到了他倆也弄不明白，怎麼還有這麼厲害的教授？

　　我問陳永川果真有這事？他笑道：“其實人啊，主要是個氣勢，不能軟弱無能的樣子。人得有正義感，連你個人的正當權益都不能維護，這人就活得太窩囊。這種人一多，這社會上見義勇為、挺身而出的人就少。一個沒有正義感的人是不會有忠勇之氣的。”接着，他給我講了幾個和美國人交鋒的故事。

　　在美國時，一次因為一件不大的事，鄰裡間發生了一點爭執，可那個美國男人憑了自己人高馬大，白皮膚，黃頭髮，竟出言不遜，大罵道：“滾出去，你們這些中國人。”陳永川本不想理會這事，可一聽此言，火冒三丈，衝到那個近2米高的美國壯漢跟前，指着他的鼻子質問道：“你算什麼？你有什麼權力說這樣的話？你必須向我們道歉……”陳永川義正辭嚴，嗓音很大，氣勢很猛，以至於有人報警。當美國警察趕來後，見那個美國男人已經低頭不語，他的太太一個勁向陳永川和其他的中國人道歉。警察也只好做了一個無奈的手勢走了。事後，有的同胞對他說：“你的膽子也太大啦，美國人可都有槍啊！”陳永川發問道：“那又怎麼樣呢？”

　　在美國生活的幾年裡，陳永川多次用美國的法律維護了自己的利益。有一次一位美國同事以為他是中國人，好欺負，在處理公務時，寫了一份出言不遜，傲慢無禮並帶有侮辱性的文件，陳永川一見，已經憋了一肚子的氣正愁沒處放，可謂是撞到了槍口上。於是他為了捍衛中國人的尊嚴，針鋒相對，堅決的予以還擊。這件事鬧得很大，單位里第一號官員也涉及到了。有人說：“你一定會吃虧的。”可是陳永川則說：“中國有句古話，‘士可殺不可辱’！”

　　說起這事，陳永川頗有感觸地說：“我們有些知識分子太‘文弱’，勇氣太差。我們的不少同胞卻是該忍的不忍，比如擠汽車，可是不該忍的時候卻又忍了……”

　　由此，我問起陳永川在美生活最深的感受是什麼？他略為思忖了一下，說道：一是寄人籬下；二是個人奮鬥；三是冷漠無情。

　　我們中國人聰明、勤奮、好學，在國外大多很努力，拼命工作，可做出來的成績都是人家的，最多只是添上你一個人的名字，這心裡很不是滋味。當然，那裡的條件是很好，但你想要在學術上有更大的發展也是件極其困難的事情。陳永川就遇到不少阻力，在課題安排、經費計劃方面一次又一次地不落實，使他感到很壓抑，他終於給他的美國老闆寫了一封信，措辭很不客氣：“您怎麼可以說話不算數呢？無論作為科學家、同事、朋友還是老闆，這樣做都是沒有人格的，您令我非常失望……”

　　在美國那種激烈競爭狀態的中國人真是活得很苦也很累，真正的個人顧個人。陳永川試圖改變一下，他用了很多真情，許多熱心，為同胞做了很多事，幫了好多忙。然而，最令他不解的是怎麼就交不了幾個真心的朋友呢？他一次又一次地體驗了什麼叫世態炎涼。“一盤散沙”這國民性弱點的陰影怎麼就不肯散去啊？

　　如今，厚黑學在美國風靡一時，人才輩出。有一次，陳永川買上一打瓶裝的黑啤酒去參加晚會。有人問：“今天怎麼帶這酒？”陳永川開玩笑說：“‘厚黑學’的大師們當然應該喝厚黑啤酒，這酒皮夠厚，心夠黑。”人們笑了。

　　更令陳永川感到傷感的是，如今，外國人不那麼看得起中國人了。問題是在國外，有些人看不起中國人的，倒恰恰是咱們中國人自己。當陳永川決定回國時，有人問他：“你回國到底有什麼前途？”他反問道：“你呆在美國又有什麼前途？”也有人說：“科學技術是沒有國界的。”陳永川說：“可是科技為誰服務卻有國界。”他進一步說：“如果科學沒有國界，那麼你為什麼不可以回來呢？如果科學沒有國界，那麼美國為什麼不把他們的錢，他們的經費拿來資助中國的科研呢？”

　　祖國的榮辱、強弱、貧富從來就沒有像今天這樣令每個炎黃子孫感到與自己息息相關。看來，人生的許多道理不是靠聰明就能理解的，而全靠自己沉浮後的徹悟。陳永川坦言：年少時，雖然在中小學就學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受愛國主義教育等等，可總是懵懵懂懂的，不真理解，只有經歷了這更多的人生道路後，才真切地感受到祖國對個人的意義。他很討厭那種整天把愛國當成空洞的口號“裝飾”在嘴邊的人，他甚至疑心沒有真本事的人才去那樣做。

　　陳永川是一個不願說空話的，也不願饒舌的人，說話不但頻率快，而且相當簡潔。我聽說他在南大青年教師組織的一次演講會上講過他的為師之道，他說：“教師一要教學生有大膽開拓的精神。比如有人教我開車時，坐在我身邊不住地說，慢點，小心啊，小心！其實，初次開車的我本來就很小心了，他還要我慢點加小心，那只好停下來不開。輪到我教人家開車時，我就對他說，沒問題，大膽開，你完全還可以再開快點。胡適說：大膽設想，小心求證。而我則認為，真正的開拓意識應該是大膽設想，大膽求證。二要教學生學會面對失敗。沒有失敗，哪裡來的成功？我有成功，但更有失敗，只不過我不是很在意就是了。面對失敗垮掉就不會有成功；面對成功垮掉就會永遠失敗。”對他的演講，據說反響強烈。我與陳永川的弟子聊聊，那個看上去就覺得很精幹的年輕人李冰清開口第一句話就是：“我很幸運，能做陳先生的學生。他是我遇到的罪有個性、最獨特的先生，不僅是在做學問上，他的人格很有魅力……”

　　我問陳永川：“你的人格個性是怎麼形成的呢？”他凝神思索了一會兒，笑了：“這很難說清，也許是天性使然？小時候，我就有種凡事不甘心的性格。四五歲時，有一次不服奶奶的管教，跑到山裡，害得很多人到處找我。再有就是兒時，孩子們打架，打架都很害怕，可他們告訴我，夠朋友的怕也得上！這句話我一直記得。”

　　我們都開心的笑了。我卻想：看來，精神是不能由別人給予的。

一個看淡金錢的人

　　人們常愛說“窮大手”或“窮大方”這樣的話。人，常常在不是很有錢的狀態下反倒看淡了金錢，這也許是出於無奈。但也有的人往往是很有錢之後，便更看重了金錢，變得吝嗇小氣，這也許是他知道金錢太重要。那麼，陳永川是不是有錢人呢？跟一般的美國人相比，當然也算是很可以的了。跟同胞們比，在美國的豐厚收入，絕對算是“富翁”了。可他回國後告誡他的弟子們的第一句話就是“看淡金錢”。他在美國讀書時，有一點積蓄後，就去旅遊，看“迪斯尼”。對於金錢他有他的解釋：“錢這東西，就像人的血液，沒它活不成，可是太多了，也沒有用。陳省身先生總結得好，錢不能太少，也不必太多。”

　　接着，陳永川向我介紹了他研究的組合數學及他的一些設想和打算：

　　組合數學是數學的一個分支，主要研究按照各種特殊規則，排列、分配和配置有限個事物的方法。內容包括關於排列、組合、劃分、分類、檢索、遞歸、樹形、區組設計等對象的分析和計數。組合數學起源於16世紀以前，到近代有很大發展，在現代計算數學、概率統計、運籌學及物理乃至生物科學上都有不少應用。

　　隨着計算機和通訊技術的高度發展，當今社會已經名副其實地跨入了信息時代。在中國發展信息產業，不僅是國家的迫切需要，同時也是一次歷史性的產業機會。中國的市場巨大，同時信息產業還是全球競爭的焦點之一。千載難逢，機不可失。組合數學與計算機科學又存在着十分緊密的聯繫。而他，陳永川恰恰是先學計算機後學組合數學，他回國後就開始着手組織一批高級人才，他們研究的主要課題就是把組合數學與計算機軟件的研究結合起來，把科研和經濟建設直接聯繫起來，為中國和天津的軟件產業貢獻一份力量，建築中華民族的信息長城……

　　談起未來，他很興奮。前不久，揚振寧博士指出：中國急需高層次的科技人才投身經濟建設，給中國經濟發展注入新的生命力。陳永川說：“我一定要大幹一場，但我也會用一顆平常的心處之。揚振寧說過做研究應該從小課題入手。我想，這個思想可以推廣，那就是，做事從小事做起；賺錢從小錢賺起；做人也從‘小人’做起。人們不是都說‘傻得像博士’嗎？我還真有點不服。“

　　於是，我問：“你有沒有可能‘經商’了？”他笑了：“我的本行是做學問，然而我們的學科有着極為廣泛的應用，南開大學將支持我成立軟件工程中心，這裡將包含產業的成分。我只是希望用科技知識和成果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服務，並以此來擴大自己的研究隊伍。我以前有許多很好的機會，如果想成為一個職業商人，我也不會等到今天。‘經商’首先得有一個境界，個人不能貪。那種無德、欺瞞、詐騙、浮華、輕佻的所謂商才，實在是賣弄小聰明、小把戲，他們自以為精明，實際上是低智商，不會成為大器的……”

　　這話說得多好，靠假冒偽劣，靠投機倒把，靠坑蒙拐騙，發財又能維持多久呢？而且還丟了良心、人格和信義。搞實用科學技術的知識分子們向社會提供的不是貨幣，二是賺取貨幣的項目。一項好的科技成果，就是一棵搖錢樹，完全有理由相信：像陳永川這樣的一批科技知識英才們將來在經濟建設中一定會大展身手的。這使我想到這樣一句話：健康的經濟必須以健康的人為基礎。

　　德國的《經濟周刊》上，有這樣一段“幽默”的文字：

　　著名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在天國大門前排隊時問三個男人智商各為多少。第一個男人回答說：“190。”“好極了，”愛因斯坦說，“我們可以討論我的相對論。”第二個人答道：“150。”這位科學家說道：“很好，我很高興能同你討論世界和平的問題。”第三人說：“50。”愛因斯坦沉默片刻說：“你對明年的經濟增長是怎麼預測的？”

　　有人說：衣食只不過算是謀生，人之為人，在於他總還有終極關懷。而這卻是目下中國社會極其缺乏的。現在不少人崇拜金錢已近於宗教的虔誠。可是經濟發展本身，確實也令整個社會付出了道德的代價、生態的代價，而有的東西一旦毀掉是極難恢復的。

　　看看有些所謂“大款”，不過只有50的智商和甚至更為低下的道德品質。當然，此輩有他人不能及之處，如膽大和蠻力，加之善於適應氣候揣摩行情。但若視有錢人就為楷模也實在辱沒了那些具有150或190智商的真正的英才了。

　　作為一個科學家，陳永川一直在思考着一個不解的歷史問題：由於科學技術的落後，曾導致一個有5000年歷史和人類四大發明的優秀民族百多年來慘遭侵略和屈辱。他甚至天真地想，若在200年前，中國能以科教興國為發展方針，那麼世界近代史就得重寫。經歷過百多年無數的苦難坎坷、奮起抗爭，終於站立起來，又有着近半個世紀經濟成就的龍的子孫們，從來就沒有像今天這樣強烈的企盼中華民族再次崛起在世界的東方！

　　說句真心話，在我們億萬人為擺脫貧窮而奮鬥的今天，真的還是應該鼓勵人們像陳永川那樣，看淡一點金錢。望着這位海外歸來的灑脫的數學家，我不禁想起李白那句豪放的詩：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一個永遠的中國人

　　一次我在陳永川的辦公室等他。像通常的男人一樣，房間裡亂一些，辦公桌、茶几、沙發上到處擺着書，兩個書櫥里也擺滿了書，全是英文和數學方面的書。我是全然看不懂。這時，我意外的發現了兩本台灣版本的中文書，一本《四書五經》，另一本是《史記》。書很精美，我翻了翻，馬上看出這書不是裝飾書架的。於是，我對陳永川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和理解。19世紀一來，各個民族都為不同文化的衝突所苦惱。可是，沒有一個民族能夠拋棄他自身的文化。中國用自己特有的光輝歷史頑強抵抗着外來文化的影響。可以說，幾乎沒有一個中國人否認自己民族的偉大。我們曾經有過民族危亡的時刻，我們也存在着許多危機，包括信仰危機、精神危機，但在中國從未出現過民族認同的危機。華僑們總是說：“中國人怎麼能忘記他是中國人呢？”今天，面對着與世界的差距，中國人只感到難堪與羞辱，卻從來沒考慮過身份問題。以至於一位受過美國教育的日本企業家說：“我最羨慕的就是中國人的運氣，光是中國人的這種身份，便足以傲視整個世界。”

　　我和陳永川又聊起了這個話題。他說：“我是真心感到祖國大有希望才回來的，我們的人才很多。中國人很聰明，數學的基礎很好，拿回了很多世界數學競賽的金牌，陳省身先生熱切的盼望着中國能在下個世紀成為數學大國……”

　　陳永川是1994年4月回國的。7月份，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就決定給他每年10萬美元的經費，請他回去短期工作，完成一些合作項目。這叫那些認為他將“一去不復還”的人很驚訝，見面就開玩笑說：“沒想到你胡漢三又回來了。”

　　今年初，陳永川陪同以前在美國的同事考察中國的計算機和信息工業，他們目睹了中國在這短短的幾年裡發生的巨大變化，感嘆道：“全世界沒有別的地方有中國這麼多的機會。在中國沒有容易的事情，可也沒有辦不成的事情！”他們都相信中國在下個世紀能成為世界強國。

　　連外國朋友都相信的事情，你說，我們自己難道還懷疑嗎？

　　當陳永川說起回國後的感受時是這樣講的，“第一感覺是國內的政治環境很好，學術自由，思想自由，生活自由，人際關係融洽，可以心情愉快地工作。科教興國的方針更加明確而堅定，各級領導的支持和關心真叫我十分感動。有些外國人喜歡對中國的事情指手畫腳，其實，他們並不真的懂得中國。一般外國人對中國的認識甚至只停留在長城、‘文化大革命’和功夫武打片上。可是，你看看我們中國，有多少人在學習英語，在深入了解美國，這不是很厲害嗎？”他愛用“厲害”這個詞。我沒想到他會說出這麼一番話。這使我想起採訪他開始時，南開大學副書記逄錦聚向我介紹陳永川時說的一段話：“陳省身先生說這人行。現在看來，他確實立得住，是一個難得的青年數學家。他不只是書生型的人才，他的思想很活躍；他對國家民族有很深厚的情感；他對科教興國有自己的見解；他對社會人生有深刻的思想……”

　　最近，陳永川在南開大學的幹部輔導課上，談到了一些現代思想意識，並根據報告內容在《南開周報》發表了《科學意識三十六例》論述文章，深受歡迎。

　　前些時候，外國人一講人權、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我們有的同胞就覺得心虛氣短。其實，大可不必。這使我想起一位長期在巴黎東方語言學院執教的中國教授說過的一段頗有見地的話：有些外國人天天講中國不自由，這是不了解中國，至少不了解中國的過去、中國的歷史。歷史上，從古至今，外國宗教戰爭不斷，排斥異己，打擊異教，不能容忍異端……中國則完全不同，講的是就人苦難，互相幫助。中國從古至今沒有宗教戰爭。信則有，不信則無，從來不強加於人。中國的宗教可以數出很多種，但是從來不發生宗教戰爭。所有的宗教和信仰，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都進入了中國，難道中國不是最自由的嗎？

　　這使我理解了許多出過國的朋友都對我說的一句話：遠離了祖國，一下子就覺得自己是最愛國的。

　　最後，我們談到家庭。陳永川有一位美麗的太太和兩個在美國出生的很聰明的兒子。放棄在美國的那種優厚的生活條件回國來，應該說這種落差還是很大的。說實話，剛剛歸來，陳太太簡直覺得連呼吸的空氣都有點不對勁。在陳永川的內心深處還真是對妻兒懷了一種深深的歉疚之情。陳永川的父母也不是很同意他放棄美國的生活，但他還是義無反顧地歸來了。他認為：自己的根在中國，自己的事業也應該在中國。咱不就是出生在這塊土地上的中國人嗎？咱的父母、兄弟姐妹，還有億萬同胞，不是都還在這塊土地上生活着嗎？而且大家的日子不是正一天天好起來嗎？

　　這樣看來，陳永川的歸來一點也不奇怪，一點也不難理解。應該說：像陳永川這樣的中華兒女不回到中國來，那才叫怪呢！因為，像他這樣的龍的子孫無論走到世界上的哪個角落，都永遠是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