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怎麼不見的（反思中國教育）
——中學特級教師告訴你：中國教育到底給了你什麼
（ＺＴ）
各位老師、同學：晚上好！
首先感謝復旦大學高等研究院院長鄧正來教授給我一個機會，能讓我在這神聖的講台上，談自己對基礎教育的一些看法。感謝王德峰教授、駱玉明教授在百忙中為我的講演做點評。感謝諸位抽出寶貴的時間來聽我的發言。謝謝大家！
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復旦附中一名普通的教師。自從六七年踏上教育殿堂，除去因為漏寫一個字（把“熱烈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四十五周年”中的“產”字漏了，寫成了“共黨成立四十五周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而坐了兩年牢以外，到今天，我已整整教了四十年的書了。四十年中我十八年在松江，二十二年在復旦附中，現在六十四歲了，還站在課堂上，可以說，我是教了一輩子的書。
在四十年的教學生涯中，我對中學教學有較深的理解。九十年代初，我發表了一篇題為《還我琅琅書聲》的文章，文中寫了一首打油詩，說“學生不讀書，教師在演戲；悠悠十二載，腹中空如洗。”當時我根據自己的體會對中學教學進行了反思，並且在自己有限的範圍內，進行了一些改良。造成了一點社會反響。《中國青年報》冰點新聞以整版篇幅稱我為“中國語文教學的叛徒”。楊瀾採訪我時，問我，這幾十年來你最得意的事情是什麼？我說最得意的是：一，我這一輩子能做個教師；二，我這一輩子還沒有被評到過先進。我的簡歷大致如此。
當鄧院長要我給大學生講講基礎教育問題後，我就追問自己，給大學生講的理由是什麼？也就是為什麼要做這個講座？然後再是講什麼，怎麼講？我終於想出了三條理由：
1．各位從基礎教育來，留下了應試教育的烙印。了解一下自己到底是受的什麼教育，以便反思自我。真正明白通識教育的重要意義。
2．各位都是精英，將來要對社會上的各種問題發表看法。教育問題是繞不過的。今天聽一聽一位中學教師的聲音。也許對有利於你們的思考。
3．陶淵明說“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你們不久都要為人父，為人母。我的講座，也許有一點參考價值。
接着的問題就是講什麼了。
（一）
今天我講的題目叫《“人”是怎麼不見的？》。這個題目是我突然想到的。
有一天，我在升旗儀式時，站在台前。看着下面黑壓壓的一片，聽着“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候”，我突然想，我們的孩子們，是不是已經站起來了？是不是還在做奴隸？我們的教師，是不是站起來了？是不是還在跪着教書？我們是不是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人？
現在幾乎沒有哪一個校長說不要“以人為本”，沒有哪一個教師說不要“以人為本”，也沒有一個家長說，不要把孩子培養成人，但是，在實際又是如何呢？
2008年10月4日，山西朔州二中一位年僅23歲的年輕教師郝旭東倒在血泊中了。殺他的是一名16歲的高一男生，他為什麼要動刀？
事先他花65元買了3把刀帶到了學校，他還寫下了三百餘字“死亡筆記”，其中有這樣的話：
“我就是個壞學生……我恨老師，更恨學校、恨國家、恨社會……我要發泄，我要復仇，我要殺老師。”“我的人生毀在了老師手上。”“我已經對生活失去了信心，我活着像一個死人，世界是黑暗的，我只是一個毫不起眼的‘細胞’。不光是老師，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學也是，他們歧視我……我也不會去尊重他們，我的心靈漸漸扭曲。我採用了這種最極（端）的方法。我不會後悔，自從這個想法一出，我就知道了我選擇了一條不歸路，一條通向死亡的道路，我希望我用這種方式可以喚醒人們對學生的態度，認識社會，認識國家，認識到老師的混蛋，讓教育事業可以改變。”
看到這段話的時候，我真是驚呆了！為什麼一個十六歲的花季少年，對老師對學校有那麼大的仇恨！
然而。這樣的事太多太多。為了讀書，兒子殺母親，母親打死兒子的事屢屢發生，因為反感讀書，未成年的孩子自殺的事更是數不勝數。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當然是多種多樣的。我們不能全部歸咎於教育，然而教育的缺失肯定是原因之一。我只想追問，我們的教育怎麼了？教育的最終目的，是讓人自由生長，是讓人性升華，是要讓人快樂，而我們的教育卻給人帶來痛苦，我們的教育是不是出了問題？
（二）
是出了問題。有五根繩索捆綁着我們的孩子。
（1）第一條繩索是“功利主義驅動”
第一條繩索首先是教育目標出了問題，教育成了功利主義的工具。一切由功利主義在驅動。
教育的終極目的到底是什麼？教育的終極目的是使人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態，有一顆善良的充滿愛的心，當然，還要有健康的身體。也就是要活得快樂，活得幸福，活得更有質量。
巴金曾對文學下過定義，他說，什麼是文學，文學就是讓人變得更好，讓世界變得更好。我們不妨套用巴老的話說，教育是什麼？教育就是要讓人變得更好，讓世界變得更好！
而功利主義最大的危害，正是在於犧牲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態，以及對社會的責任與對他人的愛，專在技能上智力上進行強化訓練。
教育不能搞功利主義這個道理，其實古今中外有很多哲人，都說得很清楚。
一位學者說：大自然造人的時候，只造了人的一半，另一半是靠教育。人的本能中有着一種求知的需求，由教育來完成。教育是為了人更完善。
孔夫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也就是說真正的學習是為了自身的修養，成為一個完善的人，他還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做人是首要的，有餘力才去學文。
康德說：“什麼是教育的目的，人就是教育的目的。”
愛因斯坦說：“首先要成為一個人，其次成為藝術家，最後才成為鋼琴家。”“用專業知識教育人是不夠的。通過專業教育，他可以成為一種有用的機器，但是不能成為一個和諧發展的人。……否則，他——連同他的專業知識——就更像一隻受過很好訓練的狗，而不像一個和諧發展的人。”愛因斯坦在這裡並不是說不要專業知識，而是說不能以此為終極目的。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教育發展委員會1972年就對教育所作的定義是“培養自由的人和創造思維，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一個人的潛力，這就是最後的目的。
關於這個問題，我覺得，有一個人說得特別好。這個人並不是以教育家著稱的。他寫了一篇文章叫《位育之道》，文章引了《中庸》裡的幾句話：“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他的意思是：教育就是要使每個人找到自己的位置，並在那兒得到充分的發展。所謂“安其所，遂其生”。也就是說，教育終極目標是為個體 的發展，是“人”的充分發展，不是為了做“工具”的。如果每個人都得到充分發展，國家自然也會發展。說這話的人叫潘光旦，諸位大概知道這個人，是個社會學家，但大多數人不知道他在教育方面有着深刻的思想，他是梁啓超的學生，費孝通的老師。
法國教育家盧梭二百五十年前，就明確的說：大自然希望孩子在以前像個孩子的樣子。如果我們打亂了這個次序，我們就會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子，他們長得既不豐滿也不甜美。而且很快會腐爛。（《愛彌兒》）
以上這些論述，一個共同點，都是強調，在人的教育上，必需要符合 “天道”，讓它符合天性地成長。為此，要有一顆平常心。
魯迅在《我們今天怎樣做父親》一文中對教育的目的也作了比較明確和精彩的論述，他說：我們要“用全副精力，養成他們有耐勞作的體力，純潔高尚的道德，廣博自由能容納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沒的力量。”
魯迅的話，講得很明確，但大家注意到沒有，他的話與前面幾位有點不同，當時救亡是中國的第一目標，所以他強調了“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沒”這一點，加進了競爭的成分，加進了考慮民族利益，國家利益的因素。這是不該指責的。
但是，四九年以後，我們的國家實際上走的是一條功利主義的道路。
首先是國家功利主義的路線。是政治掛帥，強調的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勞動生產相結合。”培養的是“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的勞動者”。
它的着眼點，不是在培養人，而在能不能夠成為為國家服務的“一種有用的機器”“一種服務於政治的勞動工具——勞動者”；不是在關心人的成長，而實際上是在壓制人的和諧發展，健康成長。要求做一顆革命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
後來，政治掛帥不行了，又來了分數掛帥，一切為了應試，一切為了分數，所謂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人成了分數的奴隸，進了高校後又成了“考證書”的奴隸。
關於國家功利主義，我在這裡，不想展開，大家有目共睹，只要有一點思想就不會熟視無睹。我要講一講後一種，現在已經成了我們的普遍心態。
前兩年主流媒體一直在宣傳“贏在起跑線上”。有一個叫竇蔻的六歲的孩子，寫了兩本書，一本叫《竇蔻的年華》，一本叫《竇蔻流浪記》，他的爸爸，也寫了一本書，叫《竇蔻是這樣成長的》。當時幾十家電視台，包括中央電視台，王志節目也在宣傳這個神話。上海電視台有話大家說主持人谷永立來找我。我把三本書看了一下，真是嚇了一大跳。這哪裡是神童，這完全在培養扭曲的人！在做節目時，我讀了幾段竇蔻的日記：
今天做節目有很多是中國名人，許多人跟我合影，想占我的便宜。（年華153頁）。
我問他。怎麼想的，他說：是啊，我將來是要出名的大人物，所以他們現在來拍我的馬屁。我又讀了一段日記：
59頁，12月13日，米老鼠給馬說好聽的話，媽就相信了。我對媽說：你不應該相信他的，要不他要搞我們的。媽說：那我以後就不相信他了。我說：但你要前面相信，後面不信，這樣人家就不會恨你了。
61頁，1月1日以後，我吃飯都是人家送上門來請我吃，誰都想巴結我。
他還在日記里寫道：
本來我的校服還蠻乾淨的，沒想到拿到洗衣房裡去洗，越洗越髒。我看那些洗衣服的人是不想幹活了，也不想要工資了。……139頁，11月5日。
整本日記不滿兩萬個字，但充滿了嫉妒，仇恨，霸氣。……我們暫不講文字的粗劣，也不講三本書裡有一大半是重複的，抄來抄去，不知是他爸爸抄他的還是他抄他爸爸的。就文字上表現出來的妒忌、仇恨、自私、驕橫的思想情緒而言，就是那麼的可怕！這哪裡是教育，完全是毒害一個孩子！當時他的爸爸看我在引導孩子把陰暗的心理表現出來，便大聲罵我，說我懂什麼教育，欺負孩子。更可怕的是，全國各地婦聯還請他作報告。全國媒體不斷的炒作。後來我在文匯報上發了一篇文章《起跑線上不要急於定輸贏》。
為了擺脫貧困，他父親這樣做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社會竟如此的為他炒作，因為這正好迎合了社會上功利主義的胃口。
總之，對國家來說，是要做革命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對個人和家庭來說，是為了找一個好工作。急功近利，唯利是圖，就是不考慮怎麼成“人”，不考慮人的完善。不考慮人的成長規律。不考慮求真求善求美。把“人”丟了，“人”不見了。
功利主義是自上而下的。教師服從校長，校長服從教育局長，教育局長服從他的頂頭上司，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政治的、經濟的、名譽、地位有關。
就這樣，在國家功利主義和個人功利主義下，我們的孩子每天每天被壓得透不過氣來，從小就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為分數而起早貪黑，奮鬥不止，每天每天仍然有多少孩子厭學逃學，用各種形式，甚至用殺害教師的手段來進行反抗。
（2）第二條繩索是“專制主義坐鎮”
這個國家功利主義和個人功利主義，是通過應試教育來實現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如今的應試教育的出考卷和批考卷是怎麼回事？
諸位都是應試教育的過來人，是應試教育下的勝利者，深受其苦，也深得其“益”。不過也許你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進來的。我想一半是靠聰明和拼命，一半是靠運氣。我說這話，各位不要生氣，我是有根據的。
我參加過高考命題，也擔任多年的高考作文閱卷組組長。我們中心組的五個高考閱卷組負責人總要把卷子做一遍，結果往往是二人錯了，三人對了，三人錯了，二人對了，幾乎沒有一道題大家的答案完全相同。有一次我們的答案竟奇蹟般的完全一樣，但打開命題人的標準答案一看，怎麼樣，全錯了。你想想，如果說連我們的答案都不對？那麼，怎麼要求學生呢？
舉個例子：上海卷某年出了這樣一道題：
請閱讀下面這首詩，回答問題：
送春 朱弁
風煙節物眼中稀，三月人猶戀赭衣。
結就客愁雲片斷，換回鄉夢雨霏微。
小桃山下花初現，弱柳沙頭絮未飛。
把酒送春無別語，羨君才到便成歸。
問：這首詩通過什麼和什麼（用詩中的句子）寫出了春天的什麼？
標準答案竟是：通過“花初現”和“絮未飛”寫出了春天的“短暫”。
試問：花剛剛開，柳絮還未飛，你怎麼就知道春天的短暫？好比，孩子剛剛出生，你怎麼知道他是短命的？
其實這首詩，並非寫春天的短暫，而是在寫作者思鄉。春天剛到就回去了，我被捕十六年還沒回家！所以後面寫道：把酒送春無別語，羨君才到便成歸。這是羨春，是思鄉！不是在寫春天之短暫！可是標準答案就是如此，它是霸王條款，無理可說。古詩如此。現代文的閱讀更不必說了。
不僅閱讀題，連作文，也有統一的標準，統一答案。有一年考試，題目是對冰心的一首小詩寫評論：
“牆角的花，當你孤芳自賞的時候，世界就變小了” ——冰心《繁星春水》。
出題的人一定要同學們批判孤芳自賞的花。
有的同學讚美孤芳自賞，說這種潔身自好的精神，總比同流合污好，卻一律打不及格。說是沒有讀懂原詩，照理“詩無達詁”，只要言之有理都可以，為什麼不能這樣理解呢？何況，冰心自己怎麼說你也不知道。
總之，專制主義就是通過高考這個指揮棒，訓練你迎合出題人的意見，揣摩出題人的意圖，只要你聽我的，怎麼做都可以。
美國當代教育家庫姆斯警告說：“教育不該被迫在聰明的精神病患者與具有良好適應能力的笨蛋”之間作出選擇。
真是不幸言中，我們的教育正是如此。什麼是“聰明的精神病患者”？前面提到的幾位，馬家爵、盧剛，還有劉海洋他們是精神病患者，再加有些輕生的博士生、碩士生。何謂“具有良好適應能力的笨蛋”？就是上面提到的這種種現象。我們的高考就是這樣幾乎一個個把有靈性的人培養成了，能“適應環境的笨蛋和庸才”。
從培養奴性的人的角度講，我們的教育是成功的。在專制主義的長期壓制下，我們的同學們確實已經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在那無休止的題海中，孩子們的學習樂趣被剝奪，生活樂趣被剝奪，獨立的人格沒有了，不會思想了，只會人云亦云。
趙薇事件。趙薇穿了一件日本國旗的服裝，就掀起軒然大波。全民共討之，全黨共誅之。其實，本來照我們的邏輯，抗議的應該是日本人，因為趙薇侮辱了他們的國旗。不信，假設，有一個日本歌手，把中國國旗製作成旗袍或三點式泳裝，到底是誰會譴責她？
沙拉斯通事件。汶川地震時，沙拉斯通說了一句大自然的報應的話，我們的網上就大罵起來，其實，後來當她看到這麼慘的畫面時，已經承認了錯誤。結果網上還是罵不停。韓寒出來說了幾句話，說別人在遭災時，我們公然譏諷別人。於是又大罵韓寒。那些話之下流，實在是看了為中國人害羞。
在這樣的專制主義長期的壓制和薰陶下，我們不但已經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只會跟着大呼隆起鬨。
長期以來用鬥爭的理論去教育孩子，用愛憎分明，去武裝他們的頭腦。教材中，有多少對敵人要象秋風掃落葉那樣殘酷無情的文章，有多少要與敵人劃清界限的標準答案。教育孩子，要橫眉冷對千夫指！教育孩子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滿大街貼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怎麼知道是別人犯了我呢？不把事實的真相告訴他們，卻要他們完全照標準答案答題。
所以，最可怕的是，幾乎完全不會將心比心，完全失去了同情心，失去寬容精神。
馬加爵。大家都熟悉。可你們是否知道馬加爵現在在哪裡？他的陰魂還在遊蕩。他至今還沒有入土為安。法院要他的父母來領他的骨灰，你們知道，他的父母說了句什麼話？他們說。我們不要他的骨灰，我們譬如沒生這個人！
我們再追溯到1991年11月1日，在美國愛荷華大學也發生了一個殺死同學的事件，殺人者叫盧剛，是北京大學留美高材生，他與他的同學在同一個導師手下讀研，都希望留校任教。結果導師留下另外一位叫山林華的同學。盧剛惡從膽邊生，買了槍在例行的研討會上把同學打死了，把導師打死了，把曾經不同意他得獎的老師也打死了，把副校長和她的秘書也打死了，最後把自己也打死了。這件事震驚了美國。愛荷華是一個偏僻的地方，是個世外桃源。人們平和善良純樸，據說百年來沒有聽見路上有吵架聲，現在竟發生了這樣的事件！但更震驚的是不久盧剛的父母收到了一封信，信是副校長安的家屬寫來的。信的大致內容是：這幾天我們沉浸在失去親人的痛苦中，安是一個多好的人啊！但我們知道這世界上最悲痛的是你們二位老人，你們把孩子送到這裡卻發生了這樣的事！如果有需要，我們會盡力幫助你們。
趙承熙事件。
韓國學生殺死了三十二個同學老師以後。他們是怎麼對待的？在悼念死者的儀式上，放着的不是三十二個靈位，而是三十三個！在趙承熙的靈柩前，人們寫着這樣的字：趙，我們對不起你，你得到的愛太少了。
請大家比較一下，差距何止千萬里。
反右時斗，文革時斗，現在還在斗。他們是把敵人當人看，而我們呢？“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我們硬是失去了作為一個人所應有的同情心。
陳寅恪先生在給王國維的紀念碑寫的碑文中說：“先生的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人不同於動物是有思想，思想沒有了，也不成其為人了。
所以我們說，應試教育的本質是一種專制主義，最終是要毒化奴化青年一代。
因為專制主義的本質是“不把人當人”，而是當成機器或機器中的零件，當成工具，當成特權者為達到目的，為他們效力的後備軍。
這就是“人”不見了的第二個原因：限制人的自由發展，限制人的個性發展，不讓學習者有獨立的思考。這就是教育的專制主義。這樣的教育本質上是一種毒化、奴化、蠢化、工具化的教育。在這樣的教育下，當然也就沒有學習的快樂可言。
在這樣的教育下，孩子們失去學習的興趣是必然的。
其實早在十七世紀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紐斯在他的《大教育論》裡就指出過：當時的一些學校成了青少年智力的屠宰場。每一個青少年恨不得從教室里即刻逃跑。他們在教室里度過了令人沮喪的歲月卻所獲不多。請聽聽先哲的警告，這難道不是在說我們嗎？
（3）第三條繩索是“訓練主義猖獗”
何為“訓練主義”？即為了一個功利的目標，制定出一整套周密的訓練體系。學校成了車間中的流水線，每一位不同學科的教師幾乎在干同一件事——鍛鑄、雕鑿符合“標準”的零件。美其名曰：靈魂工程師。剛才我們講了“人”怎麼不見了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們所設定的教學目標根本上不是為培養人而是為了製造螺絲釘。既然你是為了製造螺絲釘，是為了讓他們聽話，把你擰在哪裡就在哪裡。那麼一切所謂的學習，都將是被動的。既然要想做一顆螺絲釘，就必須接受靈魂工程師的塑造。如果你要做一顆大的螺絲釘，一顆重要的螺絲釘，那還要通過考核，更要接受訓練。就更要孩子們學會迎合，學會揣摩。
於是應試教育應運而生，要聽話，要根據統一的標準，不能有自己的思想，更不能有獨立的思想，叛逆的思想；只要能夠按照上面的規定動作做就行了。於是， 就要接受訓練，訓練主義自然也應運而生。確實，現代社會分工細密，專業繁多，但不應成為機械訓練的理由。教育的本質仍是“人”，要培養具有思想、感情的活生生的人。
訓練主義的本質是要速成。就像流水線那樣，可是，人的精神成長，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達到的。
以語文為例，語文學習的規律是“培根”“積累”。韓愈說：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
而如今，卻違背了教育最基本的規律，人的成長最基本的規律。超越學生的學習階段，急於灌輸各種思想，《學記》中提到教學不能“凌節而施，躐等而上”，而今天為造機器、工具、螺絲釘就必須來個“教育大躍進”。
今天，我們的小學生從一兩年級開始就在搞分析。一種理解，一種聲音，一個標準答案。有一次我聽一位浙江的特級教師上《邱少雲》，課上這位老師着重分析了文章中三次出現“紋絲不動”。通過不斷提問，比較，說明這個詞用得怎麼好。分析得頭頭是道，用了整整二十分鐘時間。但我要問：人在被火燒時，真的會“紋絲不動”嗎？這樣的分析有什麼作用！就是這樣大量的分析、啟發，所謂熱熱鬧鬧的課堂，占去了小學生的大好時光。小學生是記憶力最強的時期，是最應該積累的時期，不去接觸的東西，不去記一些一輩子受用的東西，去搞假大空的分析，這就是基礎教育的現狀。
同樣初中、高中也是如此。
本來，我們語文教學的任務是要建構學生的語文系統，這個系統分三個子系統：1、漢字的認字和寫字系統，（古人所謂：“通經必先識字”“多識於鳥獸草木 之名”）2、漢語的聽說讀寫系統，3、母語文化生成系統。而這個系統的基礎的東西是傳承前人的文化成果。在這裡讀、記、背是繞不開的。只有大量的積累，積累的語言、思想、感情才會起潛移默化的作用。但現在作為人文學科的主要內容，我們的語文是異化了。語文課成了數學課，母語課成了外語課。教的不是語文，而是非語文。上課不讀書，下課不看書，為了應付考試，幾乎是天天在分析。天天在做習題。講語法，講“用法”，言者諄諄，聽者藐藐，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唯獨缺少真正的讀書與學習，更沒有探求真理的興趣與願望。時過境遷，一點東西也沒有留下。所以我說“悠悠十二載，腹中空如洗。”
再比如，外語學習，考的是學母語人都做不出的那套東西。無怪學了十幾年，還是個啞巴英語。而況外語是不是需要這麼多人學？現在，幾乎是所有的孩子都要把大部分精力花在學英語上。
再比如：數學。有沒有必要在小學裡學這麼難的數學。而況我們的數學是在做大量的數學習題，而不是去體驗數學思想。蘇步青的孫女是我的學生，我去家訪，蘇步青教授對我說，你應該呼籲，數學的難度要降下來，特別是小學要加強語文課。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等於六分之五，小學生要搞很多年才搞清，到了中學一下子就懂了。而我們小孩子最佳的學習母語，學習傳統文化的時光錯過了。
復旦大學曦園有一個亭子，朱東潤先生寫了四個篆字“書聲琅琅”。朱老教導同學們要學會讀書。現在的學生上學不在讀書，要麼在聽老師同學分析，要麼就在做習題，而且語文課一周只有四五節，只有兩個半小時。我再也沒聽從學校里傳出那麼動聽的琅琅書聲。讀書人不讀書，成了習題人！
天天在做練習，做不完的練習，小孩做了十點半，中學生做到十一二點，甚至更晚。
連作文也是搞訓練。
上海作文題06年《我想握着你的手》、07年《必須跨過這道坎》、08年《他們》。這些題目都可以用一個模式來套，都可以寫關心弱勢群體。06年寫：我想握住民工的手；07年寫，必須跨過與民工差距這道坎；08年寫，他們是一群民工的子弟。而事實上，寫這樣文章的人，也確實得了高分。還在報上宣傳。這樣的題目只要事先準備幾篇，還有什麼不能應付的？還需要讀書幹什麼？
對於應試作文的套路，不但上海卷如此，全國卷和其他省市也如此：
江蘇的王棟生老師收集了用同樣一句話作開頭的套文：那句話是“屈原向我們走來”：
2004年江蘇省的高考作文題是“山的沉穩，水的靈動”，考生寫道：“屈原向我們走來……他的愛國之情，像山一樣沉穩……他的文思，像水一樣靈動……”
2005年江蘇省的高考作文題是“鳳頭、豬肚、豹尾與人生的關係”，考生寫道：“屈原向我們走來……帝高陽之苗裔，他的出生，正是這樣一種鳳頭……當他舉身跳入赴汨羅江時，他畫出了人生的豹尾……”
2006年江蘇省的高考作文題是“人與路”，考生寫道：“屈原向我們走來……他走的是一條什麼樣的路呢？……”
2007年江蘇省的高考作文題是“懷想天空”，考生寫道：“屈原向我們走來……他仰望着楚國的天空……”
2008年江蘇省的高考作文題是“好奇心”，考生寫道：“屈原向我們走來……那是為什麼？我感到好奇……”
這樣的作文題，怎麼能引導同學們獨立思考，怎麼能促進同學們刻苦讀書，完全可以投機取巧的。
我們再看一看先進國家的作文高考題，比如法國零八年的考題：
文學類考生選擇題（三選一）
1）若有所悟是否就是對於思想桎梏的解脫？
2）藝術品是否與其他物品一樣屬於現實？
3）解釋亞里斯多德在《尼格馬科論倫理》中有關“責任”的論述
科學類考生選擇題（三選一）
1）欲望是否可以在現實中得到滿足？
2）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比較有什麼意義？
3）解釋休謨在《道德原則研究》中有關“正義”的論述
經濟社會類考生選擇題（三選一）
1）人們是否可以擺脫成見？
2）我們可以從勞動中獲取什麼？
3）解釋尼採在《人性，太人性》中有關“德行”的論述
美國芝加哥大學的作文題
想像你是某兩個著名人物的後代，誰是你的父母呢？他們將什麼樣的素質傳給了你
新加坡高考作文題
科學提倡懷疑精神，宗教信仰鎮壓懷疑精神，你對此認可多少
對比一下，我們真要愧殺！這樣的題目，沒有讀過許多書，沒有獨立的見解，是無論如何寫不出的。當然，這裡有國情關係，學生、教師所處大背景不同。老實說，拿法國的這些題目來讓我們高中教師寫，未必有人能寫出多少東西來。我自己，就無話可說。由於長期的布置習題，批改作業，講解習題，教師們也成了機器。
訓練主義，害了多少人。我們的教育創造了一個像在馬戲團里訓練動物野獸的那樣一個環境，通過統一的高考標準，通過這樣的教育，把每個人的訓練成為沒有思想，沒有個性的沒有獨立人格的工具。還談什麼創造能力，實踐能力？還談什麼自由的思想，獨立的精神，在這種違背人成長規律的教育下。當然，我們的“人”就這樣不見了。杜威說：教學猶如買賣，只有教師積極地賣，沒有學生主動的買，買賣沒做成，也不會有真正的教學與教育。
這是不是訓練主義結出的惡果，毒果！
訓練主義使我們不會思考，不敢思考。只能有一個答案。
我曾對李白杜甫做了一點不同的分析，有人說我惡搞，因為這和考試的統一答案不一樣。
我們這些子孫，是遠遠不及我們的祖宗的。我們的祖宗分析李白、杜甫都是兩面的。我們卻一味只能說好話。只能按照標準答案說。
比如我說李白是個愛打群架的不良少年，是有根據的，李白自己的詩：
託身白刃里，殺人紅塵中，
酒後競風采，三杯弄寶刀。
殺人如剪草，劇孟同游遨。
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
感君恩重許君命，太山一擲輕鴻毛。
連杜甫也怪他“飛揚跋扈為誰雄”。
我說杜甫性偏狹，是根據新舊唐書的評論，也是根據讀了他自己的詩文才說話的。
我說他的好酒，不亞於禮拜，因為他自己說：
“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
飲酒視八極，俗物多茫茫。
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
他自己說：
“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
他求人時，同樣擺出可憐相。他求楊國忠的親信鮮于仲：
“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其中的平津，便指楊國忠..
杜甫自己說：朝扣富兒門，莫隨肥馬塵， 殘羹與冷炙，到處含悲辛。
他不願做辛苦的官：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
軍閥的八九歲的孩子生日，他寫詩說他們是孔子佛陀。
他不容易與同事處理好關係：
“晚將末契托年少，當面輸心背後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性格，才會有這樣的作品。
北宋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云：“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清錢謙益《〈馮定遠詩〉序》亦云：“詩窮而後工。詩之必窮，而窮之必工，其理然也。”
很多人可以莫名其妙地批評科舉制度。大罵八股文，其實連八股文都沒看過。
對魯迅的批評，更是想也不敢想。我說中學課本里，應該少一些魯迅，便遭來反擊。本來不同的觀點可以爭論，現在只能一種聲音。魯迅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很值得研究。至少我覺得不是我們現在理解的那樣偉大。周有光在《周有光百歲口述》裡只用了一句話，比現在書攤上的成千上萬本專著，比刊物上的成千上萬篇論文不知要好多少倍，他說：“魯迅是毛澤東捧起來的。”
在這裡我要聲明，我並非說自己的觀點一定對，我是希望大家擺事實講道理，加以討論。
可是，我們缺乏探討問題的氣度。表面上說要和諧，實際上是反和諧。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要和，就要允許不同。不同的東西在一起叫和，完全相同，一致通過，叫“同”。
馬克思說，我們既然允許玫瑰花和紫羅蘭發出不同的芳香，我們為什麼不允許思想有不同的聲音呢？
我們的思想方法，往往喜歡走極端，最缺乏一種中庸的思想方式。
所謂“允執兩端，求中致和。”《論語》子罕篇中有這樣一段話：“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孔子總是在具體事情上討論問題的。
本來，我總以為，開放這麼多年了，總該進步了，頭腦不會那麼僵化了。但當我聽說華東政法學院的兩位學生告發老師上課時的言論時，我傻掉了。我想，如果有人還要挑起斗老師、斗父母、燒外國大使館的運動，照樣會搞得轟轟烈烈！因為我們的學生是訓練過的！而且是訓練有素的！
（4）第四條繩索“科學主義橫行”
在教育界，幾乎年年有新的舉措新的理論，而且往往很多打着科學的旗號來折騰。一會兒一期課改，一會兒二期課改，不知道什麼時候又要來三期課改了。而每一次所謂課改，又會提出一批口號，出現一批“專家”。
十八世紀有位法國哲學家叫拉·梅特里寫過一本小冊子《人是機器》，他在裡面說：“事實上，所有別的注釋家們直到現在只是把真理愈搞愈糊塗而已。”“人們只是由於濫用名詞，才自以為說了許多不同的東西，實際上他只是在說一些不同的詞或不同的聲音，並沒有給這些詞或聲音任何真實的觀念或區別。”
以我之見，這二十多年來幾乎所有專家們的理論其實也並沒有為教育理論增加什麼新東西，就語文教育而言，反而把問題越搞越糊塗，離真理更遠。什麼成功教育，什麼嘗試教育，什麼優化教育，什麼紅色教育綠色教育，什麼什麼教育。教育論文鋪天蓋地，而且都把它說成是符合科學的先進的教學理論。有多少篇是有用的！他們不過在製造一批一批文化垃圾、教育垃圾罷了。朝令夕改，美其名曰與時俱進。老教育家呂型偉說，這叫教育的“多動症”。
在我看來，與其說教育是一門科學，不如說它是一門藝術。因為它的對象是活生生的人！它是啟迪人的靈性的工作。那些一刀切的所謂科學理念，往往壞了教育。我們還是歸真返璞的好。
下面我想特別提出來講幾個當今基礎教育界流行的“科學”的觀點。結合語文學習特點來剖析一下。
1、關於授之以漁與授之以魚的問題
有人說，教育“要授之於漁，不要授之於魚”。這話聽起來很有道理，重要的是要學到抓魚的方法，方法會了，以後自己抓魚吃。但是我要問，抓魚的方法怎麼學到，是老師可以憑空傳授的靈丹妙藥嗎？比如，如何讀書有很多方法，每位有成就的人都是好讀書，會讀書的人，但你問他讀書方法，他能講得出嗎？他能傳授給你嗎？好比：打網球，你不去打，教練僅僅教你打的技巧，你學得會嗎？古人云“觀千劍而識器，操千曲而知音”，“積學以儲室，酌理以富才”。你自己不去讀書，你怎麼學會讀書。其實，大多數老師自己也不見得都有“打漁”的本領和方法，他不過在教學生：“做習題”的技巧而已。
2、關於減負問題
現在媒體上把“減負”叫得整天響。教育部門有規定，誰增加學生的負擔，就一票否決制，不能評級。教育是複雜的事業，最忌籠統地提口號，搞一刀切。
對減負我們不能機械地看，關鍵在於是否讓他們學得有收穫，學有興趣，有收穫有興趣自然就覺得輕鬆愉快。像現在那樣，為了考卷上的幾分之差，不斷地反覆地進行低層次的操練，必然會感到煩躁，感到壓力大。
而且對“減負”不能籠統地看，不是說所有的“負擔”都要減，人總是要有負擔的。讀書是苦中找樂的過程。該有的負擔不能減少！而不該有的無效的負擔則不但要減少，而且要取消。例如大量的教輔、無窮無盡的習題等等。
總之，減負的目的是增效，是為了孩子更健康地發展。把時間省出來做習題，在另一個場合強化應試教育。
以語文學科為例。我認為學生從小學到初中再到高中，閱讀的量要增加。有些課文看一二遍就夠了，不必沒完沒了的分析、討論探究，做作業，但現在的問題是，常常無中生有，要求學生把課文里沒有的東西講出來，還硬要編成古怪的習題，還美其名曰提高分析能力。同學們為了做習題，便去買大量的教輔材料，看了答案，又發現與自己做的完全不同，於是更失去了興趣和信心。如此惡性循環，那才叫真正加重負擔！於是我們看到了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一方面教師為了不撞槍口而表面上不得不減少課時，一方面又為了提高所謂的成績拼命在加班加點，並且號召學生們去補課去家教。因為他知道如果真的減負成績下去了，校長那兒也是一票否決制。這種政策叫逼良為娼，號召大家說假話，做兩面人。口頭上講減負，實際上搞加碼。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公然講假話，講一套，做一套，而且習以為常，見怪不怪。
3、關於死記硬背問題。
看你記什麼，背什麼。打人文底子，是饒不過要背要記。死記硬背是可以內化為人文素養的。設想一下，一個能背出一千首詩歌，兩百篇古文，讀過幾十部小說的人，語文素質會不高。
語文學習的規律是死去活來。先死後活。猶太人叫：生吞之功。現在是打着反對“死記硬背”旗幟，搞支離破碎、碎屍萬段，沒完沒了地分析。考莫名其妙的題目。不是讓學生讀原著，而是讓他們背你的答案。其實那些教輔材料的答案，只是編材料的人的意見而已。這種習題，非但無益，而且有害。它阻礙了孩子們獨立思考能力的培養，使學生對學習更反感。這種低級的誤人子弟的東西，不是“減”的問題，而是要完全應該拋棄。
為了提高人文素養，學生一定要積累背誦一些中國古代的詩文。積累是會有負擔的，但這個負擔對於學生來說是很有必要。我教學四十年，深知拼命做習題與提高語文水平無關；而大量的閱讀、背誦，大量地積累，語文水平便自然提高了。韓愈云：“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表面上是增加負擔，其實恰恰是提高語文水平地最有效最便捷的途徑。關鍵是要講效率，凡有效率的做法才是可取的。
我們知道學習可分為接受學習、機械學習、意義學習、被動學習、主動學習、創造性學習，這六種學習都有用。教師講解學生聽是接受學習，是世界上至今為止最基本，最有效，簡便省時的學習，它是不可取消的。在六種學習中關鍵是主動學習、意義學習，如果學習是有意義的，那麼，不管教師講還是自學，都會有效，否則都無用，而如今課堂里演戲太多，滿堂問。
4、關於師生互動的問題。
現在，上課一定要強調師生互動。而且搬出很多理論，規定上課的幾個環節，強調學生必須要有多少問題。有的課簡直上成了“滿堂問”。規定一定要用多媒體。這又是一種形式主義。關鍵是心動，是有所得。只要有所得，一講到底也不妨，一句不講也不妨。相反，課堂再熱鬧，也是枉然。如今上課叫“作課”，猶如過去唱戲，“作秀”，“作…科”“作…介”。
5、關於知識和意見問題
把意見當知識考。個人的看法，即使非常正確，也不是知識，而是意見。現在的考試，大量的選擇題，都是出題者的意見，也就是說，他認為這個是對的，他認為，這是資產階級軟弱性，他認為這是小資產階級虛榮心，他認為反映了什麼什麼，什麼什麼！一定要別人按他的答，否則就錯了，就扣分。如今的考卷為什麼連本專業的大學教授也答不對，就是因為他們的意見不同那麼，為什麼要讓學生的看法和你完全一樣呢？我毫不誇張的說如果讓學生出題目來考高考命題人，他們也會被烤焦烤爛！
6．關於傳承與創新問題。
對中小學生來說，主要是接受性教育。過分強調創新，並不利於他們的成長，現在連小學生也在侈談創新，搞什麼研究性學習，實踐性學習，那是拔苗助長。
十九、二十世紀的英國哲學家懷德海在《教育的目的》一書中寫道：“在中學階段，學生應該伏案學習；在大學裡，他該站起來，四面瞭望。”
在小學中學階段主要是傳承性學習，到大學，才是創造性學習。這是一種教育的智慧。他強調，大學應該重視培養學生的智慧。他告誡人們“凡是不重視智慧訓練的民族是註定要失敗的。”
我們認為不要在中小學過分提倡創新，並不是說，不要保護孩子們的靈性。恰恰相反，科學主義是打着科學的旗號，扼殺孩子們的靈性。他們提出，對於學生的思想要正確引導。說寫文章一定要有思想性。
有個小學生寫了這樣一篇作文：
星期天，我到公園去玩，公園裡有很多樹很多花，樹是綠的，花是各種各樣顏色的。老太太老爺爺們在打拳，有的在下棋，有的在跳舞，有的哥哥姐姐在抱着講話，聽不見他們在說什麼。我買了一根棒冰，是赤豆的。後來我小了一泡便，就回家了。
這是多麼天趣盎然的文章。可是被老師說成沒思想性。還有一篇：
星期天，我們去中山陵了。中山陵上有三個孫中山，後面一個是站着的，再到裡面，看見一個是躺着的。三個孫中山的臉都不一樣，不知道為什麼？我玩了一會兒，覺得沒勁，後來小了一泡便，就回家了。
你看，多麼有靈氣！多麼有童真童趣！真可謂是天籟之音！將來一定是研究問題的高手。可是老師說，要寫有意義的事，要有思想性，不能看到什麼寫什麼，想到什麼寫什麼，不能胡思亂想，對偉人不尊敬。因為科學主義告訴我們的教師，要引導學生寫健康的東西，什麼能寫什麼不能寫，應該開頭寫什麼，中間寫什麼，最後寫什麼。
就這樣，可憐我們孩子的思想幼苗被掐斷了。
難怪一個小朋友寫了一篇文章，叫“做個孩子不容易”！我見了如獲至寶，馬上登在《童心童言》上。並且編到《教師人文讀本》裡。
科學化管理代替了人性化的管理。聽課、評課，無窮無盡的指標。就是不見人！
科學主義橫行的結果是，把自己所信奉的一套，都冠以科學的美名，他們把人的力量無限放大，以為自己無所不能，不要按天意辦事，毫無敬畏感，他們像王安石那樣，鼓吹“三不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動不動就把別人的東西扣上各種帽子，什麼反對科學，什麼反對改革，什麼封建迷信，唯心主義，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甚至說是魔教邪教，等等的各種各樣的帽子滿天飛。
教育，應該啟迪孩子們有敬畏感，要敬畏自然，敬畏規律。科學主義卻說“徹底的唯物主義是無所畏懼的！”正如毛澤東說的：我是老和尚打傘——無法無天。
比如對於宗教，對有神論，在我們的中學教育中，都把它說成是封建迷信，是騙人的毒害人們靈魂的精神鴉片。其實，馬克思也不是這個意思，馬克思有着一段精彩的論斷，說宗教是：無情世界的有情物，是智慧樹上盛開的不結果的花，是醫治人們心靈痛苦的精神鴉片。宗教並不是一個壞東西。可是我們橫加干涉而且要加以批判。
在教育問題上，我以為還是具體一點，多研究具體的問題，少講一點空洞的理論，少講一點偽科學也就是少講點科學主義。
（5）、第五條繩索“技術主義助陣”。
提倡科學主義的結果必然是一切教學活動的技術化，規範化，變成可批量操作的行為，凡事一刀切。什麼都是量化。
上課有模式程式：複習舊課幾分鐘，講解幾分鐘，提問幾次，用多媒體要占多少比例。老師批改作業幾次，上面是不是見紅，紅的有多少？
評職稱要看論文數量，字數多少。是哪一級刊物發表的，是不是有書號。只要在核心刊物上發表的，只要是有書號的，哪怕文章再爛。也能評上。（更不說評判的人是不是有資格來評判。）
還有，在行為規範要量化，黑板不乾淨扣幾分，早操時講話扣幾分，並且要按時檢查。弄的學校像警察局，教師、學生像小偷。像犯人。
把某些教師的經驗上升為普遍真理，還說是科學管理。
科學主義與技術主義實際上是同一個東西，一是形而上學的理論指導，一是形而下的機械操練，目的是一個，試圖找到“舉一反三”的好辦法，將教學納入“科學的軌道”“專制主義”的陷阱。
1889年美國教育心理學家之父詹姆斯說過：“一些教育心理學家和專家都想把科學實驗室里的東西拿到課堂里來試驗。”他認為這不行，因為教室不是實驗 室，教室里，面對的是人，所以要將科學原理轉為了教學經驗“需要居間的力量”，所謂“居間的力量”就是要有人能將理論融會貫通地用到實踐中去，這個人既有 理論又有實際能力。他批評當時的美國教育界有一種“科學化的衝動”，他說：“科學的衝動只會給教學帶來混亂。”想一想就可以明白，科學的原理要驗證，實驗 的數據首先要求實驗的條件保持不變，結果可以反覆出現。而教室里的學生是一個個活的生命體，每一分鐘，每一個個體都是不同的，都在變化之中，你如何來設定科研的條件？如何來應對課堂里每一分鐘的教育
再從實踐看，語文課（其他課也一樣），規定每一分鐘該幹什麼，要加以控制，這裡有沒有將學生的情況計算進去，如何計算？上課決不是演戲，決不可能有固 定的程式，單用固定的模式上課，再精彩的課也會引起學生的厭煩。科學主義技術主義也許能用於搞課題，寫論文，但決不適用真正的課堂教學，教學要符合規律，力求科學有效，“課堂教學”最大的特點是師生可以交流，可以共同探討問題，更需要藝術。所謂“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需要教師能做到“遊刃有餘，左右逢源”。總之，課堂里情況千變萬化，課堂里學生各式各樣，所講授的內容每天不同，怎麼可以用僵化的技術主義去畫地為牢呢？
法國有位哲學家說：“你可以期待太陽從東方升起，而風卻隨心所欲地從四面八方吹來。”我要說：你可以大致設定一個教學目標和計劃，但明天你課堂的學生會隨心所欲地提出各類問題。而這些問題你無論如何也是不會全部預計到的？你怎麼能科學有效？你只能依靠教學中的智慧與藝術，依靠你教師的學識，來處理這樣問題，這就需要我們花更大的力氣。
就這樣，明明是很有才華的學生，一個個成了俯首貼耳，灰頭土臉的樣子。在這五條繩索的捆綁下，朝氣蓬勃的少年郎成了猥猥瑣瑣、謹小慎微的、唯答案是從的學習的奴隸，成了習題的奴隸，成了老師的奴隸，考試的奴隸，教輔書的奴隸，甚至成了出版商的奴隸。
總之，這五條繩索捆綁住我們的學生：
功利主義：浮躁淺薄，急功近利。
專制主義：扼殺個性，奴化教育。
訓練主義：製造工具，剝奪靈性。
科學主義：貌似科學，堂皇迫害。
技術主義：專講技巧，反覆操練。
就這樣，獨立的人格不見了，獨立的思想不見了，自由的精神不見了。“人”不見了。更為可怕的是，在這樣環境中成長的學生，養成一種雙重人格：他們知道 “該”說什麼和“該”做什麼；例如，當教師們、校長們大呼“素質教育”的時候，他們知道實際上校長們要的是分數；當學校教育他們為人要忠誠講誠信時，他們知道為人須乖巧，要找關係。……杜威說：我們在學校里課堂上進行“關於道德的教育”，而整個社會整個成人階層，對他們進行的才是真正的道德教育，前者在後者面前一分不值。
（三）、教學主體的缺失
然而，是誰來具體操作這五條繩索，也就是說，是誰來拉動這五根繩索的？是教師？那位，殺死郝旭東老師的高一新生，最恨的是教師，在《死亡筆記》裡最想殺的也是教師，因為，教師是教育行為的具體執行人、貫徹者，是應試教育的幫凶。
教育本質上是教師的活動，沒有教授就沒有大學，沒有教師就沒有中小學，教師是一切教學活動的執行者，實踐人，學校里，校長出國一周一月，一年半載，學校教學工作照樣運行，但缺了教師，一天也不行！
作為知識分子，教師是應該是有獨立精神的人。然而，現在教師的的現狀如何？普遍的情況是失去了獨立性，缺少教學的理想和應有的責任感。成了應試教育的忠實執行者，“傳聲筒”，同時也成了這種教育體制的替罪羊，甚至成了幫凶。
然而，如上所說教師並不是不知道要培養“人”，也不是不知道教育要“以人為本”，但是說起來也萬分無奈，那把達摩克利斯劍懸在頭上，上面有教育局、有校長，有年級組長盯着，邊上有家長盯着，前面有高考指揮棒，下面有一心在高考中奪得好成績的學生。升學率不高，校長要找到你，家長要找到你，學生要找到你，你自己心裡也不安，你的一舉一動不得不受牽制。你只好加班加點以應付高考為首要任務。否則，你一個小小的教師，能做些什麼呢？
再說，就私人的利益而言，你的評職稱，與你的工作成績息息相關，你的成績就是學生的考試成績，升學率。你何必與這巨大的力量對着幹呢？即使裝裝樣子也好。
而且，說實在話，好多校長教師在多年的應試教育的環境中生活，對此已經駕輕就熟，見怪不怪。他們已經習慣於成為一個對對答案的機器。他已經沒有高屋建 瓴的能力。他本身已是整個機器的一部分，還自以為是“名校長”“名師”。我敢說，如果不搞應試教育，如果讓我們的學生充分的自由的生長，這些教師是不是還能勝任，是不是還能站穩課堂，是大有可疑的。
教師的修養，至少包括“道德修養”與“文化修養”。而今天的許多教師，包括中青年教師，甚至老教師，往往正是中國應試教育的產物（應試教育並不是現在 才有，早就有五條繩索，現在不過是愈演愈烈罷了。）。如今，他們要培養和他們一樣的學生了！他們只有技術，缺乏藝術；只有知識，缺乏見識；只有學歷，缺乏能力；只有苦力，缺乏魅力；只有表格，缺乏風格；只有規格，缺乏人格；只願做題目，不願做學問；只會糾纏於字面，不能深入於意旨；只會要求學生作文，自己卻常常不如學生；只能關注學生成績，不能注重塑造人格；只顧眼前利益，很少遠大理想；讀書不多，修養不夠，問其琴棋書畫，詩詞歌賦，梅蘭竹菊，皆茫然不解，興趣幾無……這就是我們大多數的教師的現狀！
不過，我們也不能苛責他們（其中包括我本人），他們就學於應試教育，從教於應試教育，績效考核，戰戰兢兢，起早摸黑，受苦受累，逼良為娼，豈是心願？
加以，教師經濟條件不好，要買房，要買車，不得已掙外快，搞家教，明知家教大半騙人，反正有需求，我也有付出，總比當官的貪污盜竊要好，於是心安理得。
更有甚者，有的老師與出版商書商合作，賣書給學生，不問教輔書質量好壞，只問有無利可圖，及利益大小。
可憐我們的家長，我們的學生，只知道 “老師是為我們好”。只要是老師推薦的，布置的，自然不惜金錢買來。那些教輔，大多是粗製濫造，錯誤百出的垃圾。每到高考一結束，撕書燒書的事，在校園裡到處都是。
就這樣應試教育在我們教師的手中，不但得到貫徹，而且得到強化。
然而，真的就完全無能為力了嗎？是的，是很難，因為這不僅僅是教育本身的問題，它的背後是“體制”。但既然身而為教師，總不能眼看我們的孩子在這水深火熱中受煎熬！我們每個教師，總要儘可能地“肩起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光明去”。儘可能地減少他們的痛苦，而且，事實上，也不是完全不能作為的。
我有兩句話：
第一句：以素質教育對應試，則應試勝，以應試教育對應試，則應試敗。
第二句：大環境不好我們可以創造良好的小環境。
畢竟教室門一關，你是起主導作用的。直接影響學生的是你。我曾聽有些大學老師對研究生說，選學校不是主要的，選導師才是最主要的。我覺得這話很有道理。大學如此，中小學，也是這樣。
如果你能從根本上提高學生的素質，學生學得熱火朝天，有興趣，站得高，那麼，應付高考，即使不比別人高多少，也決不會落在別人後面。（我們的文科實驗班，最近得到好消息，四十五個人中有十六個已直升復旦交大，還有好多已被英美名校錄取。）
教改教改，教改的關鍵還在教師，沒有教師，不但沒有教改，也沒有教育。所以我總覺得教師的作用是很大的。而起作用的關鍵是六個字：親其師，信其道。現在，在應試教育的大背景下，畢竟有很多教師已經在在應試教育中掙扎，希望對現狀有所改變。而且，已經有很多教師作了大量的嘗試，並取得了出色的成績。比如，我最佩服的一位中學教師，南京師範大學附中的王棟生老師就是。
我也是在拼命掙扎的教師中的一個。
（四）我的掙扎
下面我簡單談談近十餘年裡我作的一些改良。
美國教育家華特說：語文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我堅持了這個大語文的原則。歸真返璞，用傳統的語文教學方法，不斷拓開語文學習的天地。
1、首先是向課堂上要效率。首先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教材，現在的課本薄薄的只有二十幾篇。其中古文五六篇，詩歌四五篇，說實在，即使把這些文章全吃 透也少得可憐，何況其中還有很多為照顧政治，為了政治需要而選入的文章，這些文章實在是不能作為範文的。比如“關於香港回歸的講話”，“改造我們的學 習”，“春天的故事”，還有魯迅的為一點小事與人而爭吵的文章。相反，很多經典的東西，沒有進我們的課堂。為此，我首先是進行處理，該簡的簡，該刪的刪，而增加大量的原典名家名篇，包括一些好的時文。
2、在教法上，我堅持重語感，重積累，重語文實踐，重感悟的開放式語文學習。把課堂還給學生，決不搞形式主義。
現在上面檢查花樣繁多。上課成了表演，最好是講完最後一句話正好下課鈴響。
其實，教學是沒有一定的模式的，所謂“教無定法”，“教亦多術”，根據不同的對象，不同的老師，不同的課文，有的可以一講到底，有的可以讓學生自己看，有的可以討論，都無不可，而主要的還是要學生自己看，自己讀，自己體會，教師是起一個組織者，引領者，示範者，共同的學習者（陪練）的作用。
例子；
《藥》：讀一遍，全了解了。
《世間最美的墳墓》一句一句讀。一句一句講。因為每一句話都有潛台詞！
《沁園春》：引進各種說法。比如胡適說是薛蟠體。糞土當年萬戶侯。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
《項鍊》討論：人物 、精神、進取、誠信、忍耐
《包身工》調查：當年的包身工
《邊城》預習全文。
《鴻門宴》讀史記
重點：我着重抓精讀和泛讀兩個方面。
精讀，這是最原始最傳統最有效的語文方法，讀、背、抄、默、複述，在讀背抄默過程中，走近課文，走近先哲，使其言如出吾口，使其意如出吾心，從而積累素材，變化氣質。
泛讀，這是打開眼界，打開心胸不可或缺的。我們開設閱讀課，開列必讀書目，讀名著，讀經典，把羊放到水草豐茂的地方，讓他們主動吸取，在廣泛的閱讀中與學者大巨匠進行心靈的交流，精神的對話，在廣泛的閱讀中，享受無窮的樂趣，形成強烈的讀書興趣，養成愛讀書的習慣。
在精讀和泛讀的基礎上，我們進行同學間，師生間的宣講、討論、交流，讓學生上講台，讓學生互相駁難，而教師也成了他們中的一員。
為了把讀書的成果積澱下來，我們還指導學生先寫讀書筆記，進而自然而然地寫研究性的文章，在寫論文的過程中，鍛煉獨立思考能力，啟迪“自作主張”的精神，強化學習語文的興趣，培養收集材料，整理材料，提煉觀點，闡述觀點的能力。我們班級還曾搞過論文答辯活動，請了北大清華復旦交大等十多位大學教授、中學教師對我們優秀的論文進行答辯。
過去教育部制定過教育大綱，現在名稱改成“課程標準”，這當然是一個綱領性文件，是應該遵循的，但這是對一般的學校學生的要求，每個學校都有他的特殊性，完全應結合自己的特點，有所變通，有人批評這叫“超綱”，我以為如果能超綱，也沒有什麼不好？只要對學生的發展有利。
比如，我要求學生學寫古詩，學寫格律詩，學生在讀了大量詩篇之後，讀了“聲律啟蒙“之後，就學着寫起來，每個人都寫，寫了一首又一首，寫得非常起勁，創作的樂趣。雖然，詩寫得並不一定合格律，但是在寫詩過程中，還是享受到了成功的樂趣。
3、利用一切機會把語文學習延伸出去，
這樣做，當然要占去很多時間，所以我們儘量利用間隙，比如進行早讀。我恢復了早讀的傳統。讀出聲來，大聲讀，是學習語文的一個最原始的方法，但也是啟 蒙教育中最好的方法。現在每堂課只有40分鐘，每周4堂語文課，除去二周一次作文，除去名目多樣的考試測試驗，真正上課時間所剩無幾了。我們每天，堅持 20—25分鐘的早讀，一學期從詩經到古詩十九首，讀熟了很多詩文。積累了大量語言和思想資源。
另外，我們搞很多語文活動，比如聽講座，逛書店，觀話劇，看展覽，練書法，學國畫，學篆刻，演小品，辦刊物，學採訪，去學旅，編文集，生活有多豐富，我們的語文學習就有多豐富，特別值得提的是：
（1）、引進時代活水，把學者教授專家請來作講座，復旦、交大，社科院、華師大，大學的知名教授我幾乎都請過。也請學有專長的人來講，比如請金文明講《石破天驚逗秋雨》《守護語林》。平均二周一次三周一次。讓同學們接觸到當代最前沿的東西。
（2）、編輯班報班刊《讀書信息》《讀書做人》，進行讀書交流。讓同學們輪流當主編編委，鍛煉他們實踐能力。
（3）、文化集訓。“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每學期結束，我們總要搞一二次文化集訓，集中一二天，四五天，七八天，乃至更多的時間。聽講座，學書畫，外出旅遊。文化旅遊到實地去，觸摸文化，觸摸歷史，獲得歷史的現場感。在外出途中，同學們關係更融洽，他們更是文思如涌，寫出大量的詩歌、散文。有一兩天時間，我們就走近的，比如，我們讀了“項脊軒志”，到安定，到歸有光的讀書教書的地方去。讀“再別康橋”，我們就到徐志摩的故鄉，海寧硤石，還請來陸小曼的學生講。只有半天時間，我們就到市內，比如華山路蔡元培故居參觀訪問。遠的到浙東浙西，到山東河南。每次外出都首先做好充分準備，由某些同學分頭准好各種材料。
我們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寫，同學們浸潤中國的文化中。比如這次我帶的高一新生，不到半年，已兩次外出，帶他們去了寧波、紹興。到天一閣，到大禹陵，帶着他們讀碑文，看楹聯。起先由我點標點，解釋，到回來這天，要同學們自己來讀，大家一起看，居然能把一篇沒有標點碑文大致讀下來，基本讀懂，沒有錯誤。
學旅回來後，同學們寫了大量的散文詩歌，還有寫古文，古詩的，我是要求他們每人至少寫一首。他們大多每人寫了幾首。有些詩歌確實寫得很不錯。我們不妨舉一兩首：
黃思元
蘭亭懷古
留聲筆墨到今朝，煦日幽情憶二驕。誰灑才華追魏晉（或“晉代”）？清風書屋寫逍遙。
柯銳琪
日前去紹興馬臻墓，見墓地荒涼不堪，幾無遊客，今又游北京恭王府，擁擠非凡，於是有感，並作此詩。
北風鼎沸親王宅，南雨淒涼太守墳。遊客竟忘青史上，為民造福是何人？
蘭亭行
紫煙何裊裊，翠竹倚蘭亭。相伴品書韻，古今有幾人。
水淺出頑石，山險立嶙峋。光腳戲冰雪，不欺歲寒心。
陳之問
學旅組詩
鐘聲杳杳有禪思，裊裊佛前冰雪姿。崖下琉璃潭水冷，綽約人影寸心知。
霜染蒹葭風過斜，水中青荇隱魚蝦。空林誤入不何處？小徑幽幽有酒家。
大鵝碑側趕鵝忙，鏡水堪摘碧落光。此景似曾夢中見，添來少女笑聲揚。
流觴曲水繞柔情，竹映詩心格外清。月牙沏入玻璃盞，以茶代酒敬蘭亭。
倪佩芸
于越懷古
義膽忠肝出遠謀，良弓鳥盡一朝休。龍山萬古精魂祭，不及陶朱盪小舟。
周詩雯
蘭亭隨想
輕舟緩緩載青衿，似鏡清波映素心。我願長居蘭渚畔，高山流水作知音。
張雅舒
拜大禹陵
浚河造福憶生平，偉業煌煌謁禹陵。良苦用心千載在，今人莫忘感恩情。
向為
群賢曲水流觴地，冷冷清潭映竹叢。詩興不知何處去，今人轉愛孔方兄。
梁啟棟
憶冬日柯岩一景
翠篁戀院落，綠水繞人家。待到春來日，看盡長安花。
王森奇
紹興游組詩三首
先生書屋飄三味，集序蘭亭墨尚香。沈園游罷東湖去，好山好水一盆裝。
李應凱
勾踐台懷古
夫差爭霸如鷹鷲，勾踐吞聲能忍受。試問參天古樹林，當年曾見興亡否？
崔璨
誰言奇石本無意，我覺流觴皆有心。千載多情蘭渚水，潺潺迎客到如今。
沈劍柔
游蘭亭
夢遊蘭亭千百回，今朝有幸識真顏。
暗香小徑入幽苑，濃影軒亭樹巨岩。
佳麗情濃醉古道，鵝兒戲水步人前。
如山學業暫丟卻，偷得人生三日閒。
以上是簡單的回顧。四十年來，在我身邊發生的事，實在是數不勝數。
總之，我想說的是，在這樣的教育制度下，教師也並非完全無所作為的。相反。“板蕩見忠臣”。從另一個角度看，越是難，越能有所作為。
結束語：
中國教育的痼疾，非一日之寒，也非一處之病。
有人把所有的教育問題都推在當今的體制上，我不這麼看，體制固然有問題，但不是唯一的，教育走到今天，有歷史原因，有社會原因，社會有責任，甚至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光是批判是沒用的。應試教育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有它存在土壤。
當今老百姓人這麼多，還這麼窮。僧多粥少，資源有限，生活資源，工作資源都有限，還要為飯碗操心，為工作奔波。人多而窮，只能爭，只能搶。怎麼搶？定出一個遊戲規則，就叫應試教育。要爭，必然沒有平常心，在飯碗還不牢的時候，要人自由自在地成長，要有平常心，不現實。連基本物質條件都不能滿足，而要人們去追求精神享受，侈談提高人的素質更難。
鄧小平說，我們最大的失誤是教育的失誤。教育是計劃經濟的最後一個堡壘，是重災區。
我已經說了，以我們的力量是不可能改變教育體制的，而且教育存在的問題也並非都出在體制，假設現在教育投入加大一倍，假設給教師工資都增加一倍，假如，教育體制全面回歸到四九年前，問題是不是就解決了呢？我看還是不可能一下子解決的。
教育是人做的，積重難返，就象民族的素質一樣，由來已久。不可能在短時期改變。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學生提出的一句非常令人感動的口號：振興中華，從我做起！今不妨借用之，我們只能要求自己，有一點理想，有一點責任感，有一點擔當精神，從我做起，在這個小環境中作一些改變：振興教育，從教師做起。
令人欣喜的是，如今已經有許多教師，正在發憤努力，刻苦學習，為了中國的教育，大膽探索，奮然前行。
諸位都是高材生、是精英。我60年代曾報考復旦，名落孫山。你們都是優秀的人才，如果你們能進入到基礎教育，如果你們能擔當起來，一步一步，一代一代的改，我想也許我們的教育還是有希望的。
上海能出很多有國際視野的企業家，也應該出真正的世界級的教育家，上海有很多先鋒派藝術家，也應該很多有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上海在各個領域都需要有很多真正的實幹家，教育領域更需要實幹家。教育事業是一項神聖的事業！如果在座的同學，將來畢業後能投身基礎教育事業，干出一番事業來！那麼，百姓幸甚！ 民族幸甚！世界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