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美国的对外援助80%都是在共产主义国家周边地区。也就是说，为了从地缘政治上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用军援和经援来维护反共阵线，是美国的长期政策。“东亚奇迹”所包含的国家，都在这个范围之内。著名学者沃勒斯坦指出，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包含了中心、边缘与半边缘的等级关系，要加入这个体系，很多国家属于“应邀式发展”。申请加入的国家或地区可能不少，但未必每个都能得到中心国家的批准。为了反共而在共产主义家门口构筑的同盟阵线，实际上是美国向他们发出了“发展邀请”，也就是说，允许他们进入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共同体"。

"以中国台湾地区来说，蒋介石落脚台湾后，人口压力剧增，缺衣少食，美国的援助很快就不提供面粉而提供小麦，不提供衣服而提供棉花。于是，台湾的面粉加工业和纺织业就发展起来了，当然，设备技术也是美国提供的。台湾并不产棉花，台湾后来的纺织业成为出口导向的支柱之一，棉花原料几乎全部来自美国"

刘仰：从东亚模式到中国模式

2018年5月，马哈蒂尔再次就任马来西亚总理（也有翻译为首相）。早在1981年，他就担任马来西亚总理，连续做了22年总理，直到2003年辞职退休。这个世界上大概很少有人会想到，退休15年后，马哈蒂尔居然再一次出任总理。因为，今年他已经93岁了。

　　马哈蒂尔卷土而去又卷土重来，与中国的关系会怎样？值得观察。近日，马来西亚已经派特使来中国，希望尽快实现马哈蒂尔总理访华，并表示全力支持“一带一路”的倡议。很多年以前，马哈蒂尔当初任总理时就提过一个倡议，要从马来西亚开始建铁路，连接泰国、东南亚到中国，一直到欧洲。不过，写这篇文章并不是想预测未来中马关系的走向，而是想回顾一下历史，借此帮助认识一下当今中国和东亚的历史地位和命运。？

　　几十年前，马哈蒂尔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亚洲价值观”，但他并不是单枪匹马，提出“亚洲价值观”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新加坡的李光耀。所谓“亚洲价值观”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不同于西方普世价值的价值观，详细说则包括集体主义、尊重权威，家庭观念、重视道德等。李光耀与马哈蒂尔强调的“亚洲价值观”也有区别，李光耀主要是指儒家文化，马哈蒂尔则多次强调儒家文化与回教传统的结合。

　　“亚洲价值观”的提出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所谓“东亚奇迹”或“东亚模式”。自从日本在二战结束后长期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再到亚洲四小龙，后来又有四小虎，“东亚奇迹”一时间成为全球关注的话题。尤其是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后，各种各样的讨论不计其数。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如果高速增长是随机的，那么，东亚8个国家和地区如此集中的区域性连续高速增长是极为罕见的，大概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既然如此，人们就要找原因。

　　有些肯定“东亚奇迹”的西方学者说，东亚各国历史上都深受儒家影响，因此，儒家文化是本质原因。这个说法在东亚某些国家得到较强的呼应。由此也引出儒家文化对于现代化究竟是有利还是有碍的争论（我当年也一不小心参与到这场全球性的讨论之中）。为此，有人进一步说，儒家文化不利于工业化原生阶段，但到了赶超阶段，儒家文化则是有利的。还有人指出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都是依靠“强政府”，都是政府干预经济的结果，例如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政府代替市场等。然而，肯定声音之外，否定“东亚奇迹”的观点同样强大。最为著名的是美国学者保罗·克鲁格曼，他认为不存在“东亚奇迹”，所谓“东亚奇迹”是不可持续的。有意思的是，2008年，克鲁格曼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这场全球争论还有一个背景。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亨廷顿的学生福山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终结论”，即民主制度与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选择。由此我们再来看李光耀和马哈蒂尔等人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说法，完全就是与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唱反调。有人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治制度称为“威权政治”，所以，李光耀和马哈蒂尔的“亚洲价值观”也被看做是为他们的“反民主”、维持独裁而找借口。此外，强政府干预经济导致“东亚奇迹”成功的观点，也完全不符合冷战之后兴起的全球化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原则。因此，李光耀与马哈蒂尔当年“亚洲价值观”的主张，用西方媒体的话说，几乎是遭到了西方主流媒体的“公审”。

　　马哈蒂尔当年还与日本的石原慎太郎合著了一本书《亚洲的声音》。石原慎太郎更著名的是1989年出版了与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就是日本不必事事听命于美国。（盛田昭夫对此有点后悔，因此《日本可以说不》这本书很多外语翻译版本中，作者名字没有盛田昭夫。道理也很简单，盛田昭夫当时把索尼搬到美国寻求更大发展，如果弄得美国人不高兴，还怎么发展？）如果今天我们查阅当年中国国内对此问题的讨论和评论还会发现，国内当年批评“亚洲价值观”的言论常把《中国可以说不》连带进来，认为都属于不愿听美国话的坏孩子，或者是讨厌的民族主义者。

　　如今，关于“东亚奇迹”、“东亚模式”的声音已经很少。李光耀2015年去世，晚年很少再提“亚洲价值观”，马哈蒂尔退休后也没怎么强调“亚洲价值观”，这个观点仿佛在历史上匆匆走了一个过场。我们今天可以稍稍冷静地分析一下当年的讨论和结论。？

　　 学者们当年讨论“东亚奇迹”在我看来很多都缺了一个视角，即美国的作用。所谓“东亚奇迹”的出现，与美国有多大关系？包括“东亚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东亚文化的必然，还是美国的影响？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到所谓“东亚模式”究竟是美国地缘政治笼罩下的特例，还是可以给别国借鉴的惯例。20多年前，即便有人提到这个问题，在全球性轰轰烈烈的讨论中，这个视角大致也是被忽略的。我认为，“东亚奇迹”的背后，美国的因素绝对不可忽视。

　　有学者指出，上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的对外援助80%都是在共产主义国家周边地区。也就是说，为了从地缘政治上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用军援和经援来维护反共阵线，是美国的长期政策。“东亚奇迹”所包含的国家，都在这个范围之内。著名学者沃勒斯坦指出，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包含了中心、边缘与半边缘的等级关系，要加入这个体系，很多国家属于“应邀式发展”。申请加入的国家或地区可能不少，但未必每个都能得到中心国家的批准。为了反共而在共产主义家门口构筑的同盟阵线，实际上是美国向他们发出了“发展邀请”，也就是说，允许他们进入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共同体。

　　于是我们看到，冷战时期几乎所有后来被称为“东亚奇迹”的东亚国家，后来被学者总结的“东亚模式”的特征，例如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背后的主导都是美国。以中国台湾地区来说，蒋介石落脚台湾后，人口压力剧增，缺衣少食，美国的援助很快就不提供面粉而提供小麦，不提供衣服而提供棉花。于是，台湾的面粉加工业和纺织业就发展起来了，当然，设备技术也是美国提供的。台湾并不产棉花，台湾后来的纺织业成为出口导向的支柱之一，棉花原料几乎全部来自美国。再如东亚模式中被肯定的产业政策，即政府确定产业发展方向，仍以台湾举例，台湾塑料大王王永庆号称“经营之神”，事实上，这个产业、这个人选都是美国驻台机构选定的。虽然在东亚各国美国的主导、影响程度有差别，但美国的作用绝对不能忽视。

　　“东亚模式”所谓进口替代、出口导向、产业政策、政府干预等等，学者们煞有介事地把它当作学术或理论观点，仿佛发现了新理论，或挑战、修正了旧理论，但在美国看来，都是我主导的、我要求的、我允许的、我认可的，甚至连计划方案都是我提供的、我制定的，或者是我共同参与的，包括一些东亚国家后来被很多学者津津乐道的土改政策，相当大程度上也是美国参与或支持的。由此我们再来看克鲁格曼当初对“东亚奇迹”的断然否定，他只不过没有将这个政治因素说出来，因为美国当初的很多做法与后来美国提倡的新自由主义原则不符，所以克鲁格曼找了些经济上的理由，便底气十足地说“东亚模式”不可复制、不可延续。因为他很清楚，没有美国的支持，“东亚奇迹”不可能出现。比方说出口导向，如果美国不提供市场和技术，怎么出口？出口给谁？

　　“东亚模式”中政府干预的争论也存在这种未公开的潜台词。肯定者认为，政府干预的成功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反例，似乎也成为新自由主义不是万能的证明。但在美国看来，这个政府干预也是我要求的，目的就是利用威权政府迅速导向市场经济，韩国就是典型。即便在日本，麦克阿瑟当初也支持日本政府对经济实行有效的统制。世界银行的报告中也肯定了政府干预，实际上是把政府干预当成阶段性手段，最终目的还是要政府退出，交给市场。目的不变，手段可以通融。为了防范共产主义，美国支持独裁、军事政变都行，政府干预有什么不行？反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推行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不用政府干预能用什么办法？再比如说美国当初有些援助和贷款也直接进入了东亚各国的公营企业，似乎与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原则不符。但美国认为，当时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私有经济力量很弱，公有经济想卖都难以找到私有买主，所以，先把公有经济维护着，同时扶持私有经济，等私有经济发展壮大了，就有私人买主了，就能顺利私有化了。后来的发展的确如此。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顺便讲到拉美。所谓“东亚奇迹”之所以受人关注，一个重要的参照是拉美的相对失败与不成功。我认为，两者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初的东亚国家在收到“发展邀请”、进入“应邀式发展”时，有一些面临冷战热化，例如韩国、中国的台湾，其他都靠近战争地区，例如越南战争。这个局面导致的结果之一是，美国为了防止共产主义染指，对东亚地区的援助、赠款、长期低息贷款比较慷慨。而拉美地区因为离共产主义很远，即便有，像古巴那样也很弱，因此，美国对拉美援助少得多，更多是正常的商业贷款。拉美因为远离共产主义而得到的实惠少，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瓶颈，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讽刺。其次，东亚因为靠近战争，商业风险较大，因此在冷战结束前，跨国公司、国际资本很少进入该地区，使得东亚能迅速地发展本地财团、财阀和商业巨头。拉美地区因为属于美国后院，战争风险较低，跨国公司、国际资本进出拉美很方便，因而使得拉美的本地企业很难发展，拉美经济在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利益最大化的阴影下遭受严重盘剥而失血不止。

　　强调美国对“东亚奇迹”的推动和主导作用，并不是完全否定东亚国家和地区自身的努力。东亚各国复杂的社会形态、传统文化导致他们在收到美国的“发展邀请”后，发展结果并不一样。即便是都在倡导“亚洲价值观”的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因此，东亚各国自身的行为方式也是所谓“东亚奇迹”不可忽视的原因。然而，这里想强调的是，对于“东亚奇迹”来说，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即便不是充分条件，也是必要条件。

　　再回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东亚模式”的争论和李光耀、马哈蒂尔等人提出的“亚洲价值观”，肯定的理由认为东亚有其特殊的共同原因，才导致了奇迹的发生。而美国则认为，所有的理由、原因、特征，都与我有关，并非全都是你们自己的能力。尤其是冷战结束后，“历史终结论”成为美国最强大的意识形态理论，你们那些叽叽歪歪地讨论“东亚模式”、“亚洲价值观”，想和我对着干？于是我们看到中国台湾的李登辉加入了反对李光耀、马哈蒂尔的行列，还有韩国的金大中，都指出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才是正途，“亚洲价值观”根本不存在。甚至连福山也亲自批评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于是，我们还看到，“广场协议”发挥作用了，“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了。从此以后，“东亚模式”很少有人提了。

　　“亚洲金融危机”时，马哈蒂尔对于西方政策还很愤怒，但此后，他也很少再对此发声。新加坡在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掌权后，虽然延续了父亲的很多政策，但“亚洲价值观”从来不提，而且从政策上说，向美国靠的越来越近。当然，新加坡还有个别李光耀时期留下的学术“大将”，例如马凯硕，继续阐述当年的理论，并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的欢迎。但由于该理论先天不足，马凯硕的观点除了迎合一些依然存在的情绪外，内涵价值有限。此外，新加坡一些当红的学者，例如郑永年，美国、中国的好话坏话都说，但本质上像李显龙一样，在亚洲、中国与美国之间，实际上更靠近美国。

　　曾经热闹的东亚模式讨论不完全是学术问题，更多是一个政治问题。那么中国模式呢？就中国模式来说，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本质上与东亚模式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所谓中国模式从形式到内容，很多都在重复东亚模式，因此，中国模式“成功”的背后，实际上也是美国主导、美国允许的结果。由此，李光耀、马哈蒂尔“亚洲价值观”的消退也意味着“中国自信”的根基不稳。有些人甚至明确地提出，中国应该像台湾地区和韩国等一样，由威权政治导入市场经济后，再导入政治体制改革，最终走向“历史终结”。这种观点有很多变种，借着最近中美关系的动荡，又纷纷改头换面地出笼。

　　这种心态在美国那里也表现的日益明显。当初美国自认东亚模式主要是它的功劳，那些自以为是的东亚政客想把它变成自己的政治资本，美国动了点手腕就让你们显出了原型。当冷战结束，美国提出“历史终结论”时，美国国内就有人说，为了对付苏联，给了中国很多好处。眼看苏联这么轻易就垮了，当初给中国的好处是否太多了？早知如此，根本没必要给中国这么多好处。如今，面对依旧生机勃勃的中国，美国的这种心态再次爆发，甚至远远超过当初对于东亚模式的冷眼，已经属于急红了眼。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美国对于中国模式的否定来自于意识形态的最深处，或者说是意识形态的最高动机。但有意思的是，随着“历史终结论”的破产，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暂时还没有新的武器，只能化身为知识产权与经济问题合在一起，向中国兴师问罪。

　　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一，“东亚奇迹”与美国当年意识形态阵线导致的地缘政治有密切关联，那么，在“历史终结论”已成笑话的情况下，近期美国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工具否定中国模式？二，美国有没有可能与俄罗斯结成同盟，形成中美俄之间的复杂关系。我认为，这两点对于美国来说都很难，不展开说了。第三，从具体操作上说，当年“广场协议”、“亚洲金融危机”打退了“东亚模式”的喧闹，今天的美国是否也会如法炮制？这个问题必须警惕。

　　然而，最关键还是中国自身。当有些人说“中国模式”的本质与“东亚模式”一样是建立在美国恩惠的基础上，因此也是不牢固的，那么，这种观点能否成立？中国模式是否真的具有不可动摇的必然性？真的具有可供别国借鉴的普遍价值？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本文已经太长了，这里对此不做展开。只简单地再说几句。东亚模式有一个共同弱点，他们要么是主权不完整的国家或地区，例如日本、韩国，要么是体量很小的国家，例如新加坡、泰国。因而，当美国主导他们的现代化就比较容易控制，例如市场、产业、技术，尤其是美国强大的金融控制能力。而中国体量巨大，量变引起质变，这是规律。

　　此外，美国的政治经济理论和政治经济制度当初在冷战的意识形态对峙中，弊端被掩盖了。如今，美国高调推进全球化多年后，深层弊端已日益明显，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个证明。特朗普反全球化的政策走向说明美国还没能弥补其巨大的制度缺陷，美国自身正在酝酿和扩散新的危机。虽然我们无法准确地预测时间，但当今美国的政策走向不可能长久。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历史的必然。

　　所以说，“中国模式”的命运不会等同于“东亚模式”的消退。30多年前，我在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说：西方学者讨论“东亚模式”基本只局限于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视角对于中国显然狭隘了，因为中国还有一点是所有“东亚奇迹”国家没有的，那就是社会主义。如今，天下为公、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混合所有制、民主制度、法治精神、自由主义、社会平等、共同富裕、为人民服务等等，在中国神奇地融合在一起，共同运转、相互制约，相互推动，它已经超出了美国政客、美国商人的理解能力。当然，也需要我们结合自己的丰富实践做出全新的理论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