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看武鸿熙的《黎曼几何初步》，前面有个很长的序言，对书和学科介绍之余，还有一段道德说教。我当时觉得这都是老生常谈，没必要苦口婆心地写在著作的序言里。这两天看到中文媒体充斥着“中国人最后解决彭家莱猜想”的报道，尤其是名为《现在的数学研究是不同国家的群体在高度竞争》的朱熹平德记者谈话，忽然又想起武鸿熙的谆谆告诫。于是特地把书翻出来，抄录相关的片段：
“……我将这个课的时候，刚好和奥运会重合。由于祖国在奥运会上的丰收，自然引起了“为什么中国数学家不能拿数学界的金牌”的问题。于是“拿金牌”这个口号不胫而走，暑期中心的同志们人人面上都挂了同一个问号：“中国在什么时候采纳数学界的第一面金牌？”这个问题后来甚至在杂志、保障上也被提出来了。这个想法是在很具有刺激性。若是真能把一门严肃的学问当作一种体育比赛，以后可以玩的花样多的不可想象。比方说，人民日报第一页可能有如下标题：“Poincare与高斯在拓扑场上激战，Poincare大胜，五比零。”又或：“群论比赛，Abel苦战Galois，不幸以二比三败北”等等。不过我猜想提倡在数学上“拿金牌”，主要的用意也不过是作为一种鼓励罢了。这个用以自然是很好的，但是，这个口号却不幸被人误解，一位学数学的最终目的，不外是拿一个什么奖之类。这和古代“十载寒窗，一举成名”的封建思想，有太多重合之处了。你们一定很清楚地认识到，在你们自己这一代当中，这种功利主义的想法已是与日俱增，犯不着在用“金牌”作为鼓励了。我觉得比较值得做的事，倒是鼓励你们去培养一种风度。只是这件事一说开来就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够说清楚的，而且恐怕也有一些说教的味道，所以我还是回过头来和你们讨论数学罢。”
““拿金牌”的另一个用意，就是举出一个目标，希望大家朝这个方向走。从一个数学工作者的立场看来，这个做法似乎不够彻底。如果真要坚持这个观点，就不如索性举出最伟大的数学家作为青年人的榜样。古语云：“取法乎上，得法乎中。”根据学问远胜于我的人的看法，数学史上登峰造极的数位，还要数十九世纪的高斯，黎曼，Abel，Poincare等等。Hermann Weyl在1944年写Hilbert的悼文时就说过，伟大如Hilbert，她的学术成就还不及高斯和黎曼。但也是Weyl，毫不含糊地加上一句话：“在我们（即Weyl本人）这一代当中，并没有一个能够和Hilbert相比的数学家。”Weyl是被公认为本世纪数一数二的数学家，同时也许是数学史上最后一个全才。可是从他这个评价，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像攀登数学的高峰，就非要拿这些十九世纪的大师们做榜样不可。……如果只谈“拿金牌”而不谈这个明显的事实，则无形中变成鼓励年青人“取法乎中”，结果自然“得法乎下”，这就和提倡这个口号的原意脱节了。”
“……”
“最后我们再回到“拿金牌”这个问题罢。一般人一位参加奥运会的唯一目的就是拿金牌。去年李宁拿了三面金牌，举国称庆，而童飞一面也拿不到。所以用“拿金牌”的尺度衡量，成功和失败的分野，真是一目了然。但是“金牌得主”李宁，他个人的想法又是怎么样呢？你们可以去图书馆翻看他在1984年底发表在报章上，以“童飞是真正的英雄”为题的文章，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观点。其实参加体育比赛，或者钻研数学，也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而已。探求人生的意义，使我们至死的一天都学不完的大学问。下面录出的两段话，也许足以提供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给大家作参考。第一段是近代奥运会创始人Pierre de Coubertin说的：
运动的目的不在胜利而在竞争，
人生的意义不在克服而在奋斗。
另一端则是古代希腊奥运会的格言之一：
切勿要求胜利，只应要求有一往无前的勇气。因为从坚忍不拔的奋斗中，你将为自己带来荣誉。但更重要的，你将为全世界带来光荣。”
这些话是武鸿熙1985年写的，没想到二十年后还有现实意义。朱熹平说的“现在的数学研究就像体育竞争一样，不同国家的群体在高度竞争”，不就是二十年前“拿金牌”的鼓动的翻版么？本来，彭家莱猜想证明的思路已经被Perelman指明了，剩下的就是相关领域的数学家克服技术困难，把证明完成。这个工作无论哪个国家的数学家完成，都是人类数学知识的一个增进。为什么一定要指明“不同国家”的竞争，还是“高度”的？
并且，数学本来不应该是“高度的”竞争。现在网上众口一词，说彭家莱猜想证明远比陈景润的工作伟大，似乎言下之意就是曹朱二人的工作胜过陈景润的。可是，陈景润当年可没有任何跟别人竞争的意图。当时全世界都认为1+2是不能用“筛法”，就是陈景润所用的方法解决的，所以根本没人跟陈景润争。陈景润苦干数年，用事实证明数学界流行的看法是错误的，“筛法”仍有未被发掘的潜力。陈景润的成就有多大，不必评论，但他给世界一个不曾期望的惊喜，并且如果没有他的工作，这个惊喜也许还会被埋没很多年。陈景润的成绩不论重大与否，清楚地体现出，有原创性的数学工作是不牵涉竞争的。
反观曹朱的工作，创造性的思想已经被Perelman揭开，剩下的都是技术性——虽然可能是很困难的技术——的补充。大家已经看到了，Perelman默默工作，一鸣惊人，又一次体现了原创性的工作不牵涉竞争。而技术性工作是有竞争的。按照丘成桐的描述，曹朱用了吃奶的劲加班加点工作，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没有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别人也可以按部就班地做出来，才不得不靠速度优势取得优先权。最后匆忙发表（发表后随即被人指出错漏，就是发表匆忙，未经过细致审查的明证），并且跟别的研究组相比，也没取得绝对的优先权。
曹朱的工作是否重大，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恐怕不好说什么。不过把他们的工作方式与Perelman的，甚至陈景润的工作方式对比，就可以发现当数学家争分夺秒地跟别人竞争的时候，他的工作的原创性就已经大打折扣，境界就落了下乘。
无论如何，朱熹平是有成就的数学家，他背后的支持者丘成通，甚至是伟大的数学家，显然比前面引用的武鸿熙地位更高。可是大家看过武鸿熙的谆谆教导后，在反思朱熹平的“不同国家间的高度竞争”说，丘成桐对国内数学家不响应他的“向Hamilton学习”的指责，丘成桐对于中国数学家在“竞争中获胜”的吹捧，以及他老人家一贯把数学研究和“爱国”挂钩的言论……到底什么是对的，而什么是错的呢？
向高斯、黎曼学习是应该的，“向Hamilton学习”以及向朱熹平学习，也是好的。但是向他们学习什么？学习数学研究中的爱国主义？学习在“不同国家高度竞争”中争分夺秒昼夜加班的苦干？学习用匆忙发表、突击审稿来争取优先权的技巧？学习利用媒体把自己的技术性工作吹得比Perelman原创性思想还高5%的公关策略？窃以为，现在中国数学界更应该看重淡泊名利，不求闻达的境界和态度。在向高斯、黎曼学习之余，应该向Perelman学习，向我们的潜心工作，不求在竞争中取胜，甚至不屑于数学研究中的爱国主义的陈景润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