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之夏高考后，和以往不同的是，各大媒体都在热议一个话题──香港高校扩大内地招生，北大清华遭受严峻考验。北大清华会成为二流大学吗？见仁见智者多也。本刊现发表立方的文章，欢迎各方意见进行讨论。

　　2006年夏天，一年一度的高考如火如荼地进行。和以往关注北大清华如何出高招吸引各地新科状元等等不同的是，各大媒体都在热议一个话题──香港高校扩大内地招生，北大清华遭受严峻考验。　　自称“反智书生”的旅美学者薛涌博士甚至抛出了“香港的大学将把北大清华扫为二流”的观点，由此引发舆论普遍赞誉香港高校，批评北大清华：香港的一流大学拥有更自由的学术气氛、更优秀的教授阵容、更先进的全英语授课、更开阔的国际视野、更广阔的就业前景、更现代的领袖人才培养理念和更优厚的奖学金，北大清华被行政所主导，缺乏自由学术空间，教授水平良莠不齐，急功近利……最终，香港几所大学共录得高考状元十五名。而北大、清华分布录得四十八名和三十一名状元，各省文科前十名中有百分之九十选择北大、理科前十名中有百分之七十选择清华，状元们并没有媒体所想像地那般青睐香港高校。

　　为什么香港高校扩大内地招生没有引发媒体所想像的雪崩效应？这场北大清华与香港名校之间的PK如何继续？面对香港高校强大竞争，北大清华会成为二流吗？

大学育人的理念之争

　　着名社会学家帕森斯讲过，大学已成为社会的中心结构。但是，大学如何发挥这一中心作用？何谓一流大学？社会各界观点不一，莫衷一是。尤其对于一流大学的标准，不少学者和机构提出了不少貌似科学合理、基于国际知名一流大学的实践而建立的整套量化标准和排名榜等等。但是，这些“科学体系”都无一例外忽视了一个核心所在──大学之所以成为社会的中心结构，在于大学所独具的文化魅力、科学引领和精神力量，通过教授学生来培养人，尤其是培养“全人”。那么，大学育人的理念究竟是什么？

　　香港中文大学前任校长金耀基先生曾写过一本颇具影响的小书，名叫《大学之理念》。书中，金先生微言大义，阐发了过去几个世纪大学之理念的转变。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创始人钱穆先生认为大学所教授学问无外乎人、事、学三统。“人统”教你如何做人，“事统”教你如何做事，“学统”教你如何做学问，也即品性、技能与知识三方面的学问。有关大学理念的分歧点就在于如何给三统排序，各自应该占到什么份额，以及如何教授？

　　在中国传统教育中，人统是最重要的，而学统则排在最末的位置。而现代大学往往强调自己具有世界性，其实主要就是针对学统与事统而言的。在对客观世界的求真道路上，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人们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话语，也即学统日益共同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事统也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规范。因此，大学在学统、事统的区别主要在教与研的效能上。唯有“人统”依然存在众多争议。

　　人统是与大学所处的历史和社会环境最紧密联系，因而也最难具有共同性和可比较性的因素。而在现代大学中，人统之教育往往只有融合在学统、事统之中，依靠潜移默化才能让学生学习如何做人。在这种境况下，在大学生活中的经验体验成为人统之核心。这使得教师的言传身教与表率作用、大学的历史积淀、文化传统、校园氛围与校友榜样都成为人统教育所能依赖的主要资源。这也是金先生十分强调“大学之理念”的原因所在。大学能否培养出学术大师，培养出兴业之士与治国之才，除了知识与技能的传授，更重要的就是大学传统与文化对学生一生的激励与滋养了。

　　可见，比较北大清华与香港一流高校，如若囿于学统与事统而漠视人统，局限太大！

两地大学的两种文化

曾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四十年之久的查理斯·艾略特说：“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是发源于本土的种子，而不能在枝繁叶茂、发育成熟之际，从英格兰或德国移植而来。它不同于棉纺厂，运营六个月就可以满足一种迫切需要。一所大学不是靠多在报纸发表一些社论，大量发布广告，或多拍几封电报就能建立起来的。”脱离了具体的历史环境去谈论一流大学，实际上也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北大清华所具有的独特的传统精神与文化魅力被“薛涌们”不无偏见地漠视，或一概而论地认为传统精神早已被北大清华所遗忘，事实如此吗？

　　当前，中国在国际舞台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植根于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而建立的北大清华“揽半国精英而育之”，成为向中国社会输送顶尖精英的重要渠道。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的政治、科学、文化等等的发展总是与这两个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世界上很少有几所大学能够和北大清华一样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产生如此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与北大清华的传统与文化不无关系。五四之后，北大就一直坚持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追求真理、崇尚学术。清华虽为美国人用庚子赔款所建，但在“耻不如人”的激励下，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行胜于言。百年来，两个学校的校园文化吸引了众多大师名家，成为激起学子理想、开拓学子胸怀、激励学子斗志的重要精神资源。而两所大学的精神深邃厚重，使得学生们有更高理想、更强能力和更多机会成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一大批学子脱颖而出，或站到了学术的最前沿（两校培养的院士人数可为一例），或引领了经济发展（众多知名企业领袖为两校毕业生），或成长为治国之才（中国高层领导人相当部分出自两校）。

　　但是，随着全球大学教育的不断革新和国际化竞争趋势，内地现行的高等管理体制显得过于僵死落后，桎梏着这两所大学更快更好的发展。两校在学术气氛、教授水平、管理体制等方面亟待大步提高，才能培养出更多适应中国发展需要的优秀人才。

　　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一流大学也是香港本地精英的主要来源，基于香港这个国际化商业大都市的特点和要求，为本地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然而在港英的长期统治下，香港的大学的主要功能是要将有潜力成为社会精英的华人青年吸纳到精英层，让你过上优越的生活。遵守规则、听话、敬业被标榜为成为社会精英最主要准则。于是，香港高校的精英文化变得非常现实而单一。念大学是为了什么？简单地说，就是为了找工作“?食”，找到一份好工作，拿到高薪水，就可以过上好生活，进入中产行列，成为城市的精虽然近年来香港各高校一心追求卓越，在如何加强通识教育、培养全人上费尽心思，做了很多有益尝试。但是，商业社会的功利浮躁，短时期难于改变的单一精英文化氛围，使得绝大部分大学生的理想和唯一的目标还是找一份好工作，学习只是这一目标的附属。这种大学精英文化很大程度上局限了大学作为社会中心结构的作用。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香港一流高校拥有更多资源、更多元与优秀的教授队伍，但对于知识与社会的贡献并没有超越北大清华，人才培养更不及北大清华。　　

两地大学实力比较　　在上文讨论了两地大学文化与精神的比较之后，不妨对“薛涌们”的观点进行商榷。在媒体建构的两地高校比拼中，对香港高校归纳出种种优势，而北大清华被宣传为内地落后教育体制的代表，情绪性因素胜过理性比较。在这场比较中，舆论以假设香港高校蒸蒸日上，而北大清华江河日下为前提，做了很多并不客观的比较。媒体所突出的香港一流大学的优势是否就必然是北大清华的劣势呢？略举数例就可以看到其中的偏见。

　　以被媒体突出宣传的国际视野为例，不可否认处在国际化商业大都市当中的香港高校的确拥有独特优势，尤其是英语授课和与西方接轨的教材教学体系。但若做些细致比较，很容易发现过去几年中北大清华的国际化步伐非常快。在港大中大提高交换生比例同时，清华也启动了以培养“具有国际意识的世界公民”为目标的“学生国际培养计划”。而且，由于北大清华坐落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两所大学的学生可以聆听各国元首政要的精彩演讲，与更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师、全球知名企业领导人面对面交流，有更多机会参加各种国际学术会议，认识更多来自于五湖四海的他国留学生，也有越来越多机会去国外访问、交流、学习。可见，北大清华的学生所具有的国际视野更为广泛深入。

　　勿庸置疑，香港高校拥有更优秀的教授阵容和先进的管理体制。但是，是否如同媒体所强调的那样只有优点而无缺憾？香港高校耗费钜资吸引全球优秀师资，尤其不少内地学子在北美等地一流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纷纷到香港高校担任教职。深入考察香港高校内部，各所大学的最高管治机构──校董会基本上清一色由本地教授、商人与官员组成，其中只有个别学校吸纳了微乎其微的外国教授和内地教授。这实际上也限制了大学持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态去吸纳来自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元素，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非本地教授缺乏对大学的认同。

　　这两年，美国教授职位增多和收入增加，许多教授开始从香港回流到美国。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表层意义上他突出了大师的学问人格对于学生的言传身教，以及对于大学文化与氛围的贡献。但更深层的是，虽有大师，但若缺乏一以贯之的大学理念和文化将大师凝聚为学校的有机部分，那么也无法成为一所优秀的大学。

　　至于就业，媒体强调香港高校就业率高，就业去向集中于国际投资银行、管理顾问公司及跨国企业，收入高云云。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绝大部分北大清华的学生面临的并不是找不到工作的烦恼，而是如何在几份工作中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而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和国际机构将亚洲地区的总部和发展重心转移到内地，北大清华在这些企业机构就职甚至担任要职的毕业生不在少数。更重要的是，北大清华相当比重的毕业生到中国政府、大型央企、金融机构、科研院所、国际组织等工作。可以说，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就业面更宽并且发展潜力非常大。

　　而领袖人才培养理念属于大学文化的范畴，可以说实践证明两地大学都培养出了也正在培养符合各自理念的领袖人才，用“更现代化”的标准着实难于区分伯仲。香港高校诚然提供了更优厚的奖学金，但是宣传所大力吹捧的高额奖学金的受奖人数却非常有限，对于绝大多数考生，都是可望而不可及。北大清华近年来也在不断完善自己的奖助学金体系，就像清华所承诺的“决不让一个勤奋而有才华的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

　　可见，在这场讨论中，情绪性判断，或者对内地高等教育体制的长期不满的宣泄，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事实真相。

　　综合以上，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高考状元用脚投票的结果并不同于媒体的高声疾呼。香港高校扩大内地招生不会导致什么“北大清华被扫为二流”，反而对于两地高等教育发展是一件双赢的事情。北大清华与香港一流高校更近距离的接触一方面有助于北大清华吸取香港高校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在学统、事统等方面的先进之处，也为两校提供了更大的竞争动力。另一方面，对于香港高校的确也是一次非常好发展机会。如何为香港和内地持续发展吸引和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如何引领香港摆脱殖民文化在中国发展当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些也值得香港高校反思。

原载香港《广角镜》2006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