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引起了我的幾個話題——
第一個話題就是，今年分享諾貝爾物理獎的馬瑟博士（Ｊｏｈｎ Ｍａｔｈｅｒ）恰好
是筆者工作所在的美國宇航局戈達德空間飛行中心（Ｇｏｄｄａｒｄ Ｓｐａｃｅ Ｆ
ｌｉｇｈｔ Ｃｅｎｔｅｒ）的科學家。“諾獎年年發，今年到我家”，這給所有在這
里工作的人多少帶來一點“與有榮焉”的感覺，儘管得獎的科研成果是十年前就已經結
束的一顆算不上大的衛星（ＣＯＢＥ）上得來的，參與該項目的人，包括馬瑟本人，都
已經轉到別的項目多年。馬瑟１９７４年到宇航局工作，從博士後當起，幾十年一直沒
有離開過，可以說是宇航局自己培養出來的人才，不是那種百萬年薪聘來的已經成了名
的主兒。而且這是美國國家宇航局成立近五十年來第一次有研究人員獲得諾貝爾獎，為
此飛行中心組織了兩次有關的活動。就在宣布得獎後的第二天，飛行中心開了一個熱烈
但說不上隆重的慶祝會。會開得沒有什麼“規格”，所有工作人員都受到了邀請，為了
多容納一些人，會場撤去了椅子，周圍桌子上放了一些香檳之類的飲料和糕點，出席的
人們都隨意站着，沒有各部門領導帶隊進場。除了飛行中心的主任，沒有其他領導“蒞
臨指導”，也沒有宣讀任何上級領導的賀信——大概根本沒有什麼賀信，網上只看到馬
利蘭州的參議員給馬瑟本人的一封賀信。馬瑟進場的時候手裡高舉着一樣小東西，走近
了才看清那是人人都須掛在胸前的出入證。想來他是用這個出入證來表達他對於飛行中
心的感情，也表示他同大家一樣都是這個大家庭里的普通一員。事實也是這樣，中心的
官方網站上，馬瑟的頭銜是：美國宇航局戈達德空間飛行中心觀測宇宙學實驗室的資深
天體物理學家（Ｓｅｎｉｏｒ 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ｉｓｔ），連實驗室主任都不
是，更沒有教授、博導之類的頭銜，儘管他是馬利蘭大學的兼職教授。會大約只開了一
個小時。另外一次活動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舉行了一場學術演講會，據說是馬瑟去斯德
哥爾摩演講的預演，包括答問，也是一個小時。除此之外，沒有聽說有別的慶祝活動了
。
相對於中國人對於諾貝爾獎的熱衷，美國人的態度簡直可以說近乎冷漠。有人說美國得
諾貝爾獎的人多，所以人們習以為常。筆者覺得原因不是那麼單純，美國的諾貝爾得獎
人雖然多，一生兩次得獎的人總不會多吧？查諾貝爾獎委員會的網頁，在諾貝爾獎的一
百多年的歷史上，在科學領域裡兩次得獎的人只有三人：法國的居里夫人（波蘭裔），
英國的桑格和美國的巴丁。就是這個約翰．巴丁（Ｊｏｈｎ Ｂａｒｄｅｅｎ，１９０
８－１９９１），伊利諾大學的教授，因為發明晶體管和建立低溫超導理論成為美國獨
一無二的兩次諾獎得主（分別在１９５６年和１９７２年），有一段軼事足可令國人開
眼：他老人家喜歡打高爾夫球，一位多年的球友，有一次問他：“約翰，你老兄是吃哪
一行飯的？”——您看，美國人對於這樣一位“國寶”級科學家竟然如此“有眼無珠”
，在中國人看來，簡直是可忍，孰不可忍！難怪入了美國籍的李遠哲和楊振寧回到祖國
後會感到無比溫暖了。
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人們說美國科學技術發達，是因為政府和人民重視，這種說法未必
準確。由於國力強大，美國科研經費固然是比別國多，但政府為了節約財政支出而砍掉
科研經費的事也時常發生，美國人也不像中國人那樣經常把科學掛在嘴上，中小學生的
科學和數學水平在世界上也屬於下游，甚至有眾多的人反對在學校中教授進化論，也不
把許多諾貝爾獎得主聯署的公開信放在眼裡，一直鬧到最高法院。筆者根據這些年在美
國的觀察，覺得科學和科學家在美國其實是屬於邊緣化的職業和人物，上面舉的巴丁教
授的遭遇便是一例。政府對於科學，與其說是重視，不如說是寬容與不干涉。這種邊緣
化的地位，反而給了科學家一個相對少受世事干擾的工作環境，使科學家能夠比較沉穩
地從事自己的職業。據說，中國當局現在開始重視整治中國學術腐敗問題。筆者認為，
學術腐敗根子在於學術界在政治經濟等外界因素干擾下的急功近利和浮躁，使這些非學
術因素退出學術領域才是整治學術腐敗之根本措施。
今年馬瑟同伯克利加州大學教授斯穆特共同得獎的原因是他們對於宇宙背景輻射的精密
測量。外行人也許不知道，因為宇宙背景輻射問題而頒發諾貝爾獎，這已經是第二次了
，第一次是１９７８年，發給最初發現宇宙背景輻射的彭齊亞斯（Ａｒｎｏ Ａ．Ｐｅ
ｎｚｉａｓ）和威爾遜（Ｒｏｂｅｒｔ Ｗ．Ｗｉｌｓｏｎ）。比起馬瑟和斯穆特的工
作，彭齊亞斯和威爾遜的工作更富有戲劇性，因為馬瑟和斯穆特是利用專門設計製造的
衛星設備有目的地測量背景輻射，而彭齊亞斯和威爾遜則是在並不知道宇宙中有這樣的
輻射存在的情況下發現了它，因而帶有“誤打誤撞”的偶然性，是值得重提的一段科學
佳話。這就是我要講的第二個話題。
這個話題也許應當從介紹一點宇宙演化理論的歷史說起。愛因斯坦在二十世紀初提出廣
義相對論時，發現他由此建立的引力場方程數學上沒有穩定的解，這意味着我們的宇宙
是動態的，要麼收縮，要麼膨脹。這樣的結果今天看起來容易理解，因為在宇宙這樣大
的尺度上起作用的力只有引力，沒有別的力量與之抗衡。就好比一顆拋在空中的石頭一
樣，在地球引力場中，它要麼上升，要麼下落，不可能停留在空中。不過在當時，動態
的宇宙同人們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永恆的星空是那樣的格格不入，以致連愛因斯坦這樣不
受成見束縛的人都覺得難以接受，於是他給他的方程加了一個常數項來強迫宇宙穩定下
來。只是後來，經過若干學者的工作，如二十年代蘇聯的弗里得曼（Ａ．Ｆｒｉｅｄｍ
ａｎｎ）等人，以及天文學方面的發現，愛因斯坦才意識到：膨脹其實是我們宇宙的真
實的現狀，自己當初加的常數項實在是多此一舉，愛因斯坦稱這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失
誤。天文學發現中最重要的是１９２９年美國的天文學家哈勃（Ｅｄｗｉｎ Ｈｕｂｂ
ｌｅ）根據對大量遙遠的銀河系外的星系的觀測，發現他們都在遠離我們而去，即所謂
的河外星系光譜的“紅移”現象，而且遠去的速度正比於它們同我們之間的距離，而這
正是宇宙處於膨脹之中才會有的現象，這就為宇宙膨脹提供了最初的明確證據。既然宇
宙一直是在膨脹着，那麼追溯到當初，它一定起始於一個點，是一次爆炸開始了今天仍
在繼續着的膨脹，就好比一顆在空中上升的石頭可以追溯到最初被拋的那一刻，這就是
所謂的“大爆炸”宇宙論。雖然如此，“天不變，道亦不變”這一人類幾千年來的經驗
共識並沒有輕易退出人們的頭腦，仍然有一些學者不相信宇宙起始於一次爆炸，他們根
據各種不同的物理上的原理，甚至不惜創造新的理論來解釋哈勃看到的紅移現象，這些
理論被人們統稱為穩恆態宇宙論。“大爆炸”和穩恆態理論雙方都有一些有地位的學者
支持，一時誰也說服不了誰。
到了上世紀四十年代，流亡美國的蘇聯科學家伽莫夫（Ｇ．Ｇａｍｏｗ）和他的合作者
阿爾弗（Ｒ．Ａｌｐｈｅｒ）和貝特（Ｈ．Ｂｅｔｈｅ）從研究中認識到，如果大爆炸
理論是正確的話，早期的宇宙應當是處於高密度狀態，並且為極高溫度的輻射所充斥。
那麼除了哈勃看到的膨脹之外，今天的宇宙中應當還殘留着這種輻射。根據他們的計算
，經過幾十億年（現在比較公認的估計是１３０億年）的膨脹和冷卻，當年那無際的光
焰到如今已經只剩微微一絲暖氣了——降到了絕對溫度５度，也就是攝氏零下２６８度
！這種輻射同當初一樣仍然充斥環宇，我們的地球當然也沐浴在這種餘暉之中，它應當
來自所有的方向，因而稱為宇宙背景輻射。１９４８年，他們在一篇題為“宇宙中元素
之起源”的論文中發表了研究的結果，這樣，他們就為大爆炸理論提出了一個可以證偽
的預言——如果能找到這樣的輻射，將是對大爆炸理論的極有力的證明，可以把穩恆態
宇宙論逼進無法自圓其說的絕境。反之，那就說明大爆炸理論經不住觀測的驗證。
不過要測量這樣的輻射談何容易！絕對溫度為５度的熱輻射屬於微波波段，測量這樣低
溫的輻射困難之一是要排除掉各種可能的干擾，否則這些干擾產生的噪音足以把要測量
的微弱信號掩蓋掉。過了將近二十年，這樣的不尋常測量設備才在新澤西州的貝爾電話
實驗室製造出來，它是一個長達六米的喇叭形天線，喇叭形狀可以保證它朝向天空時屏
蔽掉來自地面的噪音干擾。接收器的主要部件——波導管的一端則完全浸沒在近於絕對
零度的液態氦中，這就把測量部件本身的溫度降到接近絕對零度（攝氏零下２７３度）
，使得儀器和線路自身的熱運動產生的噪音降到最小。需要強調的是，這個設備並不是
為了測量伽莫夫等人預言的宇宙背景輻射而研製的。事實上，伽莫夫等人的想法已經為
世人遺忘。更何況，一個電話公司的實驗室，是不會花錢去搜尋那種虛無縹緲的東西的
。宇宙背景輻射的發現者彭齊亞斯和威爾遜是射電天文學家，貝爾實驗室雇用他們是為
了研究來自太空的各種無線電干擾以改進無線電通訊，他們二人也完全不知道十幾年前
伽莫夫等人的研究工作。然而“歪打正着”，這樣一台儀器卻正是捕捉伽莫夫輻射的理
想設備。
當彭齊亞斯和威爾遜在１９６４年春着手用它來進行測量時，便發現了在微波段有一些
出乎預料的噪音，而且顯然不是由地球大氣產生的，因為大氣產生的噪音應當同大氣的
厚度，從而也同喇叭天線的指向有關，而這些無法排除的噪音卻同方向無關。不僅如此
，它也不隨着日夜和季節的變遷而變化。彭齊亞斯和威爾遜為了排除這些無法理解的噪
音進行了鍥而不捨的努力，他們甚至懷疑鴿子在喇叭天線內留下的糞便是這些噪音的元
凶，因而在１９６５年初把天線拆開，進行了一次徹底的清理。然而所有的努力都不能
消除這神秘的噪音。正在山窮水盡之際，彭齊亞斯轉輾聽到了一個消息，說是普林斯頓
大學的皮博爾斯（Ｐ．Ｐｅｅｂｌｅｓ）不久前在一次學術報告中指出，早期宇宙應當
留下一些殘餘的輻射，它應該大約相當於絕對溫度１０度左右，於是決定打電話去問個
究竟。原來皮博爾斯正在普林斯頓教授迪基（Ｒ．Ｄｉｃｋｅ）領導下研究宇宙早期是
否有殘餘的輻射留下的問題，十幾年前伽莫夫等人在這方面的研究連物理學教授都沒有
注意到，他們又重新進行了一遍類似的推導，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只是關於殘留輻射的
溫度有點出入。他們甚至已經建造了一台低噪音的天線，着手去測量這種輻射。然而這
邊的實驗還沒有做完，皮博爾斯就接到了彭齊亞斯打來 的電話，得知貝爾實驗室那邊
測量到了一種神秘的噪音，經過討論，他們一致得出結論，這揮之不去的噪音正是普林
斯頓的研究組打算要尋找的輻射。他們決定同時向《天體物理學雜誌》投送兩篇論文。
一篇由貝爾實驗室的人執筆，宣布他們的發現；一篇由普林斯頓的研究組撰寫，從宇宙
學的角度解讀這一發現。彭齊亞斯和威爾遜給他們的文章起了一的非常不起眼的標題：
“４０８０兆赫處額外天線溫度的測量”。他們在文中只是報告了對於天空噪音溫度的
測量同預期值不相符，小心翼翼地避開了對這一結果作任何宇宙學意義的解釋。只是說
，本期中另一篇由迪基、皮博爾斯等人撰寫的文章對此額外的溫度給出了一種可能的解
釋。然而可以說，自從這篇文章發表以後，穩恆態宇宙學就每況愈下、愈來愈沒有市場
了。十三年後，這篇“無心插柳”之作為他們帶來了諾貝爾物理學獎。普林斯頓的研究
組雖然是“有意栽花”，可惜晚了一步，同諾貝爾獎失之交臂。同樣令人惋惜甚至不平
的是，四十年代最初提出宇宙背景輻射預言的阿爾弗當時仍然健在，他是伽莫夫的研究
生，也是那篇先是被人忽略而後來又聲名大噪的論文的主要作者，竟然也被諾獎委員會
所忽略。
然而彭齊亞斯和威爾遜只測量了一個頻率４０８０兆赫處的輻射強度，還不能說已經證
明了那一定是當年大爆炸的遺蹟。要進一步證明它確實是宇宙背景輻射，必須證明它是
一種熱輻射。證明的辦法是測量它的整個光譜，以確定它具有熱輻射特有的光譜——黑
體輻射譜。而要得到整個光譜，就要測量在較大頻率範圍內的輻射強度，這在地面上是
辦不到的，因為地球的大氣把很大一部分頻率處的微波輻射吸收掉了，只有到大氣層外
面才能進行完整的光譜測量。因此馬瑟和斯穆特等人在七十年代初就提出了用衛星把測
量儀器送到大氣層外的建議，這就是美國宇航局的宇宙背景探測衛星（ＣＯＢＥ）的來
歷。經過十幾年的研製，克服了許多財政和技術上的困難，包括航天飛機“哥倫比亞號
”失事造成的發射延遲，衛星終於在１９８９年十一月十八日上天。結果很快就送下來
了，它的頭九分鐘的結果就毫無疑義地表明宇宙背景輻射確實是一種熱輻射。當馬瑟在
１９９０年一月的美國天文學會會議上展示根據這一結果繪製的圖線時，他受到了出席
會議的人全體起立致敬，人們看到了科學史上理論預言同實驗結果罕見的完美吻合。Ｃ
ＯＢＥ的研究人員還根據所得到的光譜確定了宇宙背景輻射的精確溫度是絕對溫標２．
７２５度。ＣＯＢＥ衛星的另一項重要任務是研究宇宙背景輻射的“各向異性”，也就
是測量它在各個方向上的細微變化。他們發現，宇宙背景輻射在各個方向上確實如預言
的那樣非常均勻，變化只有十萬分之一。不過不要忽略了這細微的差別，它反映了宇宙
在生成後不久的嬰兒時期物質和能量分布的微小漲落，是我們的宇宙得以在日後發育出
星系團，銀河系、太陽系、地球這樣一系列的結構的“胚胎”。可以說沒有這種不均勻
性，就不會有我們人類今天生存、繁衍的家園。所以，中國人熟悉的英國科學家霍金將
ＣＯＢＥ衛星的發現稱為“即使不是人類歷史上，至少也是本（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科
學發現。”而諾貝爾獎委員會在它的頒獎公告中說：馬瑟和斯穆特的工作標誌着宇宙學
開始成為一門精密科學。
然而這門科學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傳入中國時，卻被認為是一門“偽科學”。這就是
我想講的第三個話題——現代宇宙學在中國的遭遇。
文革前的中國，宇宙學——研究宇宙而竟然成為一門學問，多數人聞所未聞。關於什麼
是宇宙、它有什麼性質這樣的問題，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自然辯證法》和列寧的
《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都已經準備好了現成的答案，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宇宙就
是我們生存於其中的客觀世界，宇宙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無限的。其他的理論都是離經
叛道的異端邪說。蘇聯從三十年代起就開始譴責相對論宇宙學，１９４９年後的中國沿
襲了這個立場，使得宇宙學成了一個禁區，甚至不承認宇宙學是一門科學，把英文中的
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ｙ一詞譯成宇宙論而不是宇宙學。
我們還是從１９６５年說起。這一年，彭齊亞斯和威爾遜的觀測宣布了宇宙背景輻射的
存在，使得大爆炸宇宙論獲得了強有力的支持。同一年，七億中國人民正在偉大領袖帶
領下，一步步走向另一類“大爆炸”——“精神原子彈”的大爆炸文化大革命。１９６
６年六月後的一段時間裡，所有的科學刊物，普及的和專業的，都不再刊載科學的文章
，而是轉載《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的文章。幾個月後乾脆全部停刊，科學完全讓
位給了“革命”。如果說還有一點跟科學有關的事物，那就是在１９６８年，文化革命
進入所謂“鬥批改”階段，北京出現了一個“批判相對論學習班”。
關於這個學習班，紐約市立大學的胡大年教授在其《愛因斯坦在中國》一書中，有詳細
的回顧：“１９６７年末，湖南醴陵的一名中年數學教師周友華，來到北京宣講其題為
‘從物質的矛盾運動研究場的本質及其轉化’的論文。該文根據毛澤東關於辯證唯物主
義的教導，批判了物理學中的場論，尤其是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當時掌握中科院
權力的革委會“認為周友華的文章在政治上是正確的，是應當支持的‘新生事物’”於
是，一個名叫“批判自然科學理論中資產階級反動觀點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小組，於
１９６８年３月在中科院正式成立。學習班的組織者和領導人之一是北京航空學院的教
師，毛澤東的女婿孔令華。相對論是他們認定的“資產階級理論”的典型代表。因此，
這個學習班也被人們簡稱為“批判相對論學習班”。他們認為，“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中
的嚴重錯誤就是目前阻礙自然科學前進的最大絆腳石之一”，因此“（要）以毛澤東思
想為武器，批判相對論，革相對論的命，自然科學才能前進，新的自然科學理論才能建
立。舍此，就不能把自然科學理論推上一個新階段。”“１９６９年秋，這場批判運動
由於陳伯達（１９０４－１９８９）的親自支持而得到了重大的推動。”按照陳伯達的
計劃，“科學家應該批判愛因斯坦，藝術家必須批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開始，他們主要的批判對象是相對論中的相對性原理和光速不變原理等，同廣義相對論
密切相關的宇宙論，無論大爆炸還是穩恆態，還不在他們的批判視野內，很可能是因為
根本沒有聽說過。第一次在批判中提到相對論中的宇宙理論，是在中國科學院１９６９
年１０月２３日的一次會議上。那是一次奉陳伯達之命召開的特別會議，邀請一些科學
家來審查由“批判相對論學習班”所撰寫的、預定在１９７０年１月《紅旗》雜誌和《
中國科學》上發表的文章“相對論批判”。出席會議的有“批判相對論學習班”的成員
，以及著名的中國資深科學家如竺可楨、吳有訓、周培源和錢學森等。據《愛因斯坦在
中國》一書記載，會議上“第一個發言的就是量子場論專家何祚庥。何贊成批判愛因斯
坦，並聲稱，‘批判愛因斯坦不（應）限於相對論’，實際上‘有四大問題’須要批判
。他認為，批判愛因斯坦不僅要批判相對論中的‘相對主義時空觀’，還須批判‘統一
場論’、‘宇宙有限論’，以及愛因斯坦否定量子力學的某些觀點。”——這是記錄在
案的中國最早的對於愛因斯坦的宇宙理論的批判言論。
至於那篇“批判相對論學習班”所撰寫的文章《相對論批判》則沒有通過審查，因為眾
多科學家都持不贊成態度，包括何祚庥也不同意文章中所謂“相對論的兩個大前提並沒
有得到實驗的證實”的說法。該文後來只能刊登在一份名為《相對論討論》的刊物上。
這是１９７０年在陳伯達的推動下，中科院成立的“相對論批判辦公室”負責出版的刊
物。該刊物的第一期還刊登了一篇署名“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寫作組”的文章，題為
“評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文章說，“愛因斯坦就是本世紀以來自然科學領域中最大的
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又說“相對論的組成部分是：相對主義的真理觀，形而
上學的宇宙論（和）神秘主義的方法論。”。這個“上海理科批判組”是當時上海市革
命委員會寫作班子的一部分，主要由文匯報記者、復旦大學的物理、哲學、歷史教員組
成，經常用“李柯”這個筆名發表文章。上海人做事比起北京來更有“專業性”，他們
動員物理系的教授翻譯外文資料，為他們的批判提供靶子。他們把相對論的宇宙論扣上
“形而上學”的帽子，看來已經從國外的資料中嗅到了一些可以作文章的材料。
１９７０年八月，陳伯達在廬山會議上受到毛澤東批判而垮台，他支持的北京的批判相
對論運動從此消退下去，那個學習班的有些成員開始了對相對論的研究甚至轉而為相對
論辯護，這些人被“上海市理科革命批判組”視為“叛徒”。上海人的後台張春橋和姚
文元在廬山會議大獲全勝，他們從此成了批判相對論的主力，直到“四人幫”垮台為止
。
１９７１年林彪事件以後，周恩來以批判林彪的“極左”為口號，逐步恢復出版科學刊
物，其中最早的是一本叫做《物理》的雜誌。１９７２年《物理》雜誌發表了一篇論文
，“關於標量—張量理論中含物質及黑體輻射的宇宙解”，作者是中國科技大學的講師
方勵之。毫不誇張地說，這篇文章是中國進入相對論宇宙學研究領域的開端——而且是
在文革這樣極左的年代！然而在當時，它的發表卻讓“上海理科批判組”有了最新的攻
擊目標，因為該文所支持的大爆炸宇宙論直接與辯證唯物主義有關宇宙無限的教條相抵
觸，因而被認為是反動學說。《愛因斯坦在中國》一書說：“方勵之公開支持反馬克思
主義的大爆炸宇宙學，激怒了‘上海理科批判組’和其他正統馬克思主義批判者，他們
組織了一場批判方勵之及其支持者的運動。從１９７３年初至１９７６年秋，在全國性
的報刊和學術雜誌上，至少有３０篇文章針對大爆炸理論或方勵之的論文做了批判，其
中許多批判文章出自‘上海理科批判組’。……（１９７５）年秋，方勵之及其同事們
得以發表一篇回應批判的文章。在這篇題為‘河外天體紅移是可以認識的’的文章中，
方勵之認為，‘無論大爆炸理論正確與否，射電天文學等最新進展已使得宇宙學成為一
門實驗科學，可以通過通常的科學方法而不是哲學討論來研究’。”
請讀者注意，也就在差不多的時間，１９７２到１９７６年，正當中國的幾個小人物為
宇宙學在中國的學術園地中爭取一席之地並受到無情圍剿的時候，ＣＯＢＥ衛星由馬瑟
和斯穆特等人頭腦中的設想發展為美國宇航局的一個研究項目，這個項目的成功實施，
使得宇宙學成長為一門精密的實驗科學。
中國媒體對於宇宙學的批判，並不因為四人幫的垮台而結束。在華國鋒執政的時代，又
發生了一場關於宇宙學的爭論。這一次是由錢學森的一次講課引起的。當時黨國領導人
為了表示對科學技術的重視，請科學家進中南海給他們講課。第一講是介紹國際科學技
術的新進展，由當時的“首席科學家”錢學森擔任“御前侍講”。他介紹了自然科學的
各個分支，在談到宇宙學時，他說西方現在有所謂“宇宙學”，主張宇宙有限、宇宙膨
脹，是一門偽科學。這篇講話發表在當時的《人民日報》上，方勵之見到之後致函《人
民日報》再次指出宇宙學不是“偽科學”，同其他科學分支一樣，它是一門建立在實驗
基礎上的科學。方勵之要求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他的這封信，為宇宙學辯誣。不用說
，《人民日報》沒有答應他的要求。
這些年來，筆者一直在納悶，錢學森為什麼要說這番話？從錢學森的經歷看，它不可能
不知道宇宙的膨脹是有觀測方面的堅實基礎的，發現了河外星系紅移規律的哈勃終生在
威爾遜山天文台工作，這座天文台就在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附近的帕薩迪納鎮，而錢學
森從事教學研究的加州理工學院也在帕薩迪納，他們兩人至少有一段時間是近在咫尺。
三十年代後期，由於洛杉磯市的發展，城市燈光影響到威爾遜山天文台的觀察，當時的
台長決定在遠離城市的地方建立帕洛瑪天文台來安裝更大的望遠鏡，而帕洛瑪天文台正
是由加州理工學院所擁有和管理的，四十年代，錢學森就在加州理工學院當教授，所以
他和哈勃應該有過同事關係。文革中那些年輕人或許不知道哈勃的工作，他老先生明知
道哈勃的工作卻還要把宇宙膨脹說成“偽科學”，讓人費解。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從前面提到的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２３日的審查“相對論批判”的會
議上錢學森的發言或許可以得到一些啟示。在那次會議上，他和周培源、吳有訓、竺可
禎等其他老海歸一樣，對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持謹慎態度，說“愛因斯坦在全世界
都有影響，這個事要慎重”。不過他在發言中也說，“辯證唯物論是人類的最高智慧，
全面經驗匯總到毛澤東思想。”他說，在批判相對論這個理論時，“千萬不能忘記了毛
澤東思想，一定要依靠這個。”最後，錢學森希望“相對論批判”一文能寫得“更深入
”，希望“批判相對論學習班”的成員“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下苦功夫，擴大已得的
成果，（以）取得偉大的勝利。”這些話有一些當時流行的套話，但看來並不是全是，
而是反映了他對辯證唯物論和毛澤東思想的崇拜。正是這種崇拜導致的迷信使他不能以
實驗事實來判斷大爆炸宇宙論的真偽。
眾所周知，後來在八十年代，錢學森支持過對“耳朵認字”等特異人體功能的研究，在
某些人士眼裡，頗有提倡“偽科學”嫌疑。他既然認為特異人體功能也是可以用實驗方
法來加以研究的，為什麼宇宙不可以？而要給宇宙學扣上“偽科學”的帽子呢？還是說
，他後來對這個問題有了新的認識？本文的讀者中，有心而又有條件者，也許可以趁他
老先生尚未辭世之前，幫助我們澄清這個問題。
筆者附記：胡大年著《愛因斯坦在中國》一書今年由上海科教出版社出版，由於眾所周
知的原因，在作者不能控制的情況下，出版社對書中內容作了刪改，如上述關於大爆炸
宇宙論的爭論雙方的姓名，本文引用的是未經刪改的原文。看來，中國的學術，要排除
政治等因素的干擾，以有一說一的態度面對事實——無論是歷史事實還是自然界的事實
，還有一段長路要走。除了胡著以外，本文寫作時還參考了下列著作：
１）Ｓｔｅｖｅｎ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Ｍｉｎｕ
ｔｅｓ．
２）Ｇ．Ｌ．Ｔｒｉｇｇ，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ｗ
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ｈｙｓｉｃｓ（中文譯本：“二十世紀物理學的
重要實驗”，華新民、楊順華等譯，科學出版社/１９８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