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专稿：中国当代教育如何改造（1）

上个世纪20年代末，在中国教育史上曾经开展过一次教育改造运动，那是由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导的的中国乡村教育之改造。那次教育改造的目的是：针对贫穷落后的农村，他倡导教育要为农村建设服务，决心要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为此，他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为创办这一百万个乡村学校培养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和改造社会的精神”的教师。（《陶行知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1月第1版，第653页）

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虽然也经历了几次教育改造运动，如1951年的高等院校调整、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和“文革”中的所谓教育改革，但大多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即便是1951年的院校调整，虽然有过某些积极的作用，但副作用却十分深远。

今天，无论我国的经济社会或是教育发达的程度，都是过去不可能相比拟的。但是，在我国社会和教育转型的新形势下，“新的教育大跃进”又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当今，教育是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也是人们议论得最多的问题。据国家某研究机构所作的调查，近八成的公众对教育的总体情况“很不满意”。山东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张炜在《光明日报》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现在议论最多的是中国教育体制。”

可是，对教育的看法，中国教育领导部门与大多数群众的看法却截然相反。原因究竟何在呢？我想起中国的一句成语：“当事者迷，旁观者清”。针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重大问题，抓住社会和教育转型的契机，对于不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任务的教育进行改造，这是摆在中国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必须从教育理念源头改起

教育既是理论学科又是实践学科，任何一个教育活动都是某种教育理念的反映，同时如果没有正确的教育理论指导，其教育活动必然是盲目的。一种教育理论是否先进与正确，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即是否能够培养出杰出的人才。当前，中国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为什么教育腐败遏制不住？为什么“重点中小学”屡禁不绝？为什么“素质教育”口号叫得震天响而应试教育硝烟弥漫？为什么择校风越刮越盛？为什么奥赛班、培优班、特长班、补习班、家教市场兴旺？为什么考高分和高升学率成了学生、学校和家长们沉重包袱？为什么教育不公得不到解决？在城乡还在收费的情况下，中国本没有资格奢谈义务教育，但为什么教育部却说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率已高达95％以上？这一切一切，归根到底是陈旧的教育观念，即学而优则仕、状元情结、灌输和死记硬背式的应试教育与考试方法和浮夸风等在作祟。这些观念已经潜移默化，代代相传，已经构成了强大的社会基础，致使教育改革寸步难行。

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曾三次婉拒要其担任国家教委负责人、团中央书记和武汉市长的安排，立志投身教育改革，最先倡议中国恢复高考，首创学分制、双学位制、转学制等，引起全国瞩目。但因得罪国家教委和湖北省委负责人，1988年突然被免职。

那么，中国教育理念的源头是什么呢？我认为源头就是“塑造”。

所谓“塑造”，就是按照一种固定的模具，把原料注入到模具中，然后出来的就是流水线上规格相同的批量产品。难道不是吗？国家教育当局按照统一标准来塑造大学，导致了“千校一面”；各个大学又按照统一的要求塑造学生，导致了“万人一格”；学生家长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塑造子女，要求他们“成龙”、“成凤”，从而使他们失去了自己的理想；中小学的校长、班主任按照提高升学率要求学生，对学生越俎代庖，使他们丧失了兴趣和选择权……塑造这个观念，成了教育与管理的指导思想，它制约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使绝大多数中国人丧失了创造性。

西方国家与中国不同，他们教育理念的源头是“成长”（Growing）。所谓成长，是指一切有生命的个体（包括人的智慧）在一定的条件下，任其自由生长，由幼小向着成熟的方向发展。在英语中，Grow一词含有生长、发育、增长、长大、逐步变成等意识，它们十分形象地反映了西方国家自由教育的理念。

成长教育是西方教育理念的核心，它贯彻在从幼儿到研究生的教育全过程中。在西方国家，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是开明的，是顺应自然发展的，他们几乎从不干预幼儿的兴趣，更不会强迫孩子应当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他们倒是十分重视对孩子的自身锻炼，要孩子懂得无论什么事情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到了中学和大学，学生选择什么学校，学习什么专业，什么时候毕业，从事什么样的职业，都是由学生自己选择做出决定，没有什么人可以干预他们的自由选择。

西方国家的成长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法国著名教育家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教育理论的影响。卢梭是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是现代儿童心理学和现代教育理论的创始人。同时，卢梭又是自然主义教育的奠基者，自然主义教育理论是他的全部教育学说的核心。他认为：“对儿童进行教育必须遵循自然的要求，顺应人的自然本性，反对成人不顾儿童的特点，按照传统与偏见强制儿童接受违反自然的所谓教育，干预或限制儿童的自由发展。”（刘传德：《外国教育家评传精选》，北师大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49页）。从自然教育理论出发，他反对死读书，反对灌输知识，反对揠苗助长，而主张教学要适应学生的特点，调动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卢梭的教育思想在西方具有极大的影响，像德国的康德和赫尔巴特，瑞士的裴斯塔洛齐，美国的杜威等无不受卢梭教育思想的影响。所以，自然主义教育就是成长教育的理论基础，它已经牢固地扎根于在西方国家的各级各类教育中，并逐步形成了西方教育精髓，即“独立、民主、自由、怀疑、批判”的精神。

其实，在汉语中教育是由教与育两个单词组成。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黄国昌、黄秦胜著：《现代教育的功能》，台北：幼师书店印行，1979年8月第1版，第3页）这就是说，教育是包括施教者和受教育者双向活动的过程。施教者是教师的作用，是外因；而育是发育，是内在的生长力量。教育的作用关键在于“育”即学习者内因的作用。这里的“育”，也就是西方教育中“成长”的意识。可是，千百年以来，我们只强调了教的功能，而完全忽视了“育”的主要作用，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教育中的极大的偏差。这个偏差所造成后遗症，正如英国教育家洛克所指出的：“教育上的错误正如配错了药方一样，第一次弄错了，决不能借第二次、第三次去补救，它们的影响是终身洗刷不掉的。”

对比中国与西方教育理念，最根本的就是在教育理念源头上的差别，中国强调“塑造”，而西方主张“成长”，这就犹如“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就是中国应试教育的根源，是中国不能冒出杰出人才的根本原因。找差距必须从源头上找，看问题必须看本质，改造中国教育必须从源头改起。在这里，我要大声疾呼：请家长、学校、教师和教育行政部门以及整个社会都彻底放弃“塑造”的教育理念。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光靠学校不行，少数人行动起来也不行，必须全社会一致行动，彻底转变教育理念。在世纪之交，法国三位不同学科领域里的著名学者在教育“结构危机”的一场讨论中，提出了要创建“没有权威、没有惩罚的教育”。这是世界教育发展的新方向，我们应当从中受到启发，让我国儿童回归他们的天性，要尊重各类学校学生的志趣和选择权，让他们在独立、民主、自由的氛围中成长，这是杰出人才成长必须遵循的规律。

两种对立的教育模式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到解放军总医院去探望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征求他对制定十一五科学发展规划的意见。这位科学家却提出了一条关于教育改革的建议。他说：“现在中国还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光明日报》2005-08-23）这是一条掷地有声的建言，是一位极具创造性的科学家对中国缺乏创造性人才的呼吁，也是对中国教育提出的尖锐批评。这个建议时隔差不多一个月才由媒体披露出来。从这个时候起，我就期盼着国家教育当局和有关大学对这个建议作出积极的回应，然而我失望了。直到2006年11月，有关领导人才召开有数位教育家参加的座谈会，介绍了钱学森先生的建议，但是却始终没有抓住钱学森先生建议的核心——“没有一所大学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的模式去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