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教育模式一直是存在的，不管自觉或不自觉。中国大学现在执行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模式呢？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各类学校一直都是沿用“三中心”的教育模式，即以“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和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这个模式是捷克教育学家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1592～1670）于1632年建立的，后由德国教育学家赫尔巴特（Johann Fritdnch Herbart，1776～1841）逐步完善的。应当说，夸美纽斯的教育模式对于教育由家庭走向学校，批量的培养学生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300多年以来，世界教育发生了多次变革，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已经逐步摆脱了“三中心”的教育模式，而代之以多种多样的创造教育的模式。然而，中国各类学校仍然坚持“三中心”的教育模式，显得与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格格不入。

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澄清“创造”与“创新”、“创造教育”与“创新教育”之异同。从字面上讲，创造是从无到有的发明过程，这种发明往往是首次的、率先的、第一的、史无前例的，等等；而创新则是在原有事物的基础上的改良、改进、刷新、革新、改革、拓展，等等。举例来说，1947年研制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是创造，而后来各种型号与功能的电脑是创新。又比如，《红楼梦》是雪曹芹先生的创造，而电影和电视剧《红楼梦》则是剧作家的创新。由此看来，创造是人的原创力，是人类最高级智力；而创新只是创造力的应用，是二级智力。

创造学已是一门新的学科，它的对象是研究创造理论、创造技法和人的创造潜力的开发。这门学科的创始人是美国纽约BBDD广告公司的奥斯本（Alex F.Osborn），他被称为“创造之父”。然而，创新则不是一门学科，仅仅只是一个理论观点或者一个理念。

创新一词，大约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在中国流行。中国是一个口号式的国家，一旦一个口号提出，特别是来自于领导提出的口号，很快就会逐级传播开来。现在，在各种文件中和媒体上，创新一词简直是满天飞，什么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教育创新、科技创新、经济创新、文艺创新、管理创新、体制创新、创新基地、源头创新……不已而足。不客气地说，这些只不过是喊喊口号而已，并没有落实到行动上。请问：如果人们仍然抱着“惟古、惟书和惟上”的教条不放，一味地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只能服从而不敢说“不”，那怎么能够创新！如果没有冒险精神，没有敢于打破禁区的勇气，没有敢为天下先的胆识，没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殉道思想境界，创新谈何容易呀！

在我国，除了少数研究创造教育的工作者外，其他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创造教育，以致于许多人误把创新教育代替创造教育，这是我国不能推行创造教育的重要原因。

创造教育模式是以创造教育理论为依据，以各类学生为对象，为开发他们的创造力而设计的一种教学模式。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无论是中小学或是大学，都普遍地实施创造教育，而且设计出的创造教育模式也是多种多样。例如，美国创造学家戴维斯（G?A?Davis）设计的“AUTA模式”，美国天才教育研究会会长兰祖利（J.S.Lenzuli）设计的“全校丰富教学模式”，中国台湾陈龙安提出的“爱的模式”等。这些模式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实施创造教育的理念或重要措施，通过实践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在总结了我校教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并吸取了国外有益的经验，我设计了一个创造教育的模式。这个模式叫做SSR模式——它是Study independently（自学）、Seminar（课堂讨论）和Research（科学研究）三个英语词汇第一个字母的缩写，就叫做自学、课堂讨论和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模式。为什么这个模式叫做创造教育的模式呢？因为这三种教学形式，体现了学习者独立自主的精神，体现了双向交流的特点，体现了通过研究学习的方法，所以它们具有创造性的特征。这三种教学形式，都是被古今中外证明了有效的学习方法，因此由它们组成的教育模式应当是有其实施价值的。

我设计的“自学、课堂讨论、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教育模式是与“三中心”的教育模式是对立的，前者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后者是培养知识储存式的人才。为了迎接21世纪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我们必须逐步地放弃“三中心”的教育模式，全面地推行创造教育模式，这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是使我国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的战略措施。

实施创造教育的阻力是很大的，不下大决心，不采取坚强有力的措施，是难于奏效的。就拿我设计的创造教育模式来说，虽然这项研究成果已发表了六年了，不少刊物都作了转载，也获得了优秀论文奖励，但是却没有哪个大学敢于大胆地全面进行试验。当然，我并不认为我设计的模式是完美无缺的，但至今我也没有看到有谁提出了比我更高明的教学模式。总之，如果不转变教育观念，不转变教师的职能，不营造自由民主的教学环境，不为大学生创造良好的研究条件，要推行创造教育是十分困难的。其结果，还是像钱学森先生所担心的那样：“老是冒不出杰出的人才。”

必须摒弃大一统的教育领导体制

我国经济上的改革开发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1984年10月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于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了使中国教育与经济改革相适应，于1985年5月又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希望以此推动教育改革不断深入。

在教育体制改革决定中明确地指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情况，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文件又指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衡量任何学校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是经济效益的多少，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紧紧掌握这一条，改革就不会迷失方向。”（《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4、15页）

这是中央颁布的第一个教育改革的文件，可以说是教育改革纲领性的权威文件。可是，二十二年过去了，这个重要的决定基本上没有贯彻执行。我敢说这个文件已经被绝大多数的人遗忘了，现在的教育部门领导者有几个人知道这个文件，更不用说贯彻执行了。几十年以来，高等教育界一直呼吁给大学松绑，减少“婆婆”的干预，扩大学校的独立自主办学权。然而，现实的情况恰恰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国家教育当局完全以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思想指导教育。

什么叫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呢？所谓大一统教育领导体制，就是国家教育最高当局完全按照计划经济思维方式，控制着一切教育政策的决策与管理权，控制着国家的一切教育资源。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大学越来越多。文化革命以前，高教部直属大学只有23所，80年代初增加到36所，而现在居然翻了一翻，达到了72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有二：一是凡列入教育部的直属大学，被视为国立大学，觉得高人一等，能享受到诸多不公平的特权；二是经济利益所驱使，由于教育部掌握着经费分配大权，所以直属大学能够获得比省属大学多数倍甚至几十倍的拨款，所以要拼命地要挤入部属大学。

第二，几乎控制了全部的教育资源，而且不受制约与监督。例如，统一高考、统一分配招生指标，控制自主招生权学校的审批；控制审批专业的权利，并统一专业名称；统一教学计划和教材（现在叫精品课程工程）；控制教育经费拨款的权利；控制科学研究项目的审批和经费的拨款；控制教师编制、职称的评定和名师或模范教师名额的分配与评审；控制学位授予权的审批；控制出国留学生名额的分配；控制重点实验室和重点学科的审批，等等。

第三，近几年，国家教育部制定的教育工程越来越多。除了各种决定、纲要、规划和计划以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工程，如“211工程”、“985工程”、“973工程”、“素质教育工程”、“园丁工程”、“高层次创造性人才工程”、“现代远程教育工程”、“高校高新技术产业工程”、“阳光工程”（招生）、“精品课程工程”、“提升本科教学质量工程”……本来，“工程”是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的一个专用术语，它有着特定的内涵和专门的程序。可是，自从80年代末首先由各级政府喊出的“菜蓝子工程”、“绿化工程”、“亮化工程”和“政绩工程”以后，教育部门也学着这副腔调，于是也炮制了各式各样的“工程”。说到底，所谓的“工程”也就是某种计划，无非是带有更明显的炒作和虚张声势色彩而已。无论是“工程”也好，或是计划也好，这类东西越多，就说明计划性越强，恰恰说明了教育当局完全是以计划经济思维指导教育工作。姑且不说这些“工程”或计划空洞、重复，而且也基本上也不抓落实，大都成了虎头蛇尾的“烂尾工程”。

第四，按照统一的模式与标准管理学校，导致了千校一面的状况，这是造成了我国大学没有个性和特色的根本原因。国家教育部做了许多不该管的事，如大学生结婚的问题，大学生能否在校外租房问题等。但是另一方面，许多应该管的事，教育部却又没有管，如教育方针、大学功能定位、大学领导的培训，遏制教育腐败问题，监督和查处教育不公问题，整顿不良的学风和教育改革等重大问题。这真可谓是楝了芝麻而丢了西瓜！

第五，对待某些工作的评比和检查，国家教育部也是按照统一计划思维方式进行的，如全国名师的评选是按学校的等级分配指标，而绝大多数学校无缘参加名师的评选，这是不公平的。又如，近年开展的本科教学质量的检查，早在几年前就公布了检查评估的要求与步骤。于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校也就抽调大量人员有准备、有步骤地对付检查。然而，这种检查有什么效果呢？恐怕只有天知道！甚至连担任某大学的一位检查组的组长不无感慨地说；“像这样的检查评估，以后绝不能再搞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搞运动式的检查，正如群众所形容的：“运动来了一阵风，运动过后无影踪”。所以，广大教师抱怨说：“这是认认真真地走过场，甚至不惜弄虚作假，真是劳民伤财！”据说，有些大学检查获得了好的评语，所以学校给每位教职员工发慰问金，这是对检查评估意义的莫大讽刺！

为什么要摒弃大一统的教育领导体制呢？道理很简单，既然计划经济不能振兴我国的经济，难道计划经济式的教育能够振兴我国的教育吗？这是非常值得令人怀疑的。

既然如此，为什么国家教育当局抱着大统一的教育领导体制不放呢？我认为主要是三个原因：第一，是受“教育特殊论”的影响，把教育当作意识形态领域看待，认为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阵地，所以要牢牢地控制其领导权。实际上，这是左倾思想的表现，已经被过去几十年政治运动证明是错误的；第二，是只相信行政的控制作用，不相信市场调节的作用；只相信领导的权力，不相信第一线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第三，由于长期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现在教育部门的领导人大多都是接受传统教育，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再加上他们没有强烈的改革、创新精神，所以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计划经济思维方式行事。

教育是人类一项最普遍的公益活动，她产出的是公益产品，虽然这种产品受着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归根到底是为社会服务的。在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人类创造了带有普遍规律的教育经验，它们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其中，最主要的教育必须独立，无论是宗教或是政府，都不能干预学校的办学权。为了让杰出人才成长，必须营造民主、自由、怀疑、批判的精神，这是从事科学发明创造必须具备的氛围。

总之，大一统的教育体制是与独立、民主、自由、怀疑和批判精神相悖的，它已经成了创造性杰出人才成长的桎梏。因此，必须改革大一统的教育领导体制，把教育的决策与管理权分别下放给大学和各省市的教育主管部门，这是被许多发达国家教育发展经验所证明了的。这是教育发展和人才成长的规律所决定的，如果剥夺了大学应当具有的独立自主权，那就不可能培养出享有世界声誉的杰出人才。这是肯定无疑的，我国无论如何不能再以牺牲质量只图发展数量了，也不能再不抓教育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