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医学史研究
余云岫是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先驱，做过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为了研究疾病史，
他从1937年起，把我国各种古书里的病名和证候名，以及证候的形容词搜集起来，
加以考证，至1946年完成，先后撰写了《释名病释》、《方言病诂》、《尔雅病
诂》、《说文解字病解》、《广雅病疏》和《十三经病疏》，后来将“病释”、
“病诂”和“病解”都改为“病疏”，集合为《中国古代疾病名候疏义》，在他
逝世前的十多天出版。4这是研究中国古代医学史的必读著作。
在对中医古籍有关结核病证候的考证中，余云岫发现，类似肺结核证候的最
早记载，是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的虚劳咳和五蒸中的骨蒸。骨蒸属虚劳门，王
焘《外台》采之，而冠以“尸注”，说明王氏已知骨蒸有传染性。其所引诸家之
论，如《广济》和《骨蒸诸方》等书中所言，都非常像肺结核，而《救急》之
《论骨蒸》最为详细：“渐渐瘦损，初著盗汗；盗汗以后，即寒热往来；寒热往
来以后，即渐加咳。咳后面色白，两颊见赤，如胭脂色，团团如钱许大，左卧即
右出。唇口非常鲜赤，若至鲜赤，即极重，十则七死三活。若此以后，加吐，吐
后痢，百无一生，不过一月死。”这些是抗结核药物问世前肺痨病人的典型临床
表现，最后出现的“痢”，他认为可能系合并肠结核。他说：“唐人之所谓尸注，
实不专指结核病。凡一切急性、慢性传染病及怪异罕见之证，世人以为神鬼之祟
者，皆属之。独其中之骨蒸，真乃今日之结核。而苏氏又能知古之肺痿，其病与
骨痿同源，并而论之。此其所以可贵也。”
他发现，早在唐代崔知悌的《名医别录》里就有瘰疬与骨蒸病（或痨瘵）为
同源的记述。《名医别录》早已失传，幸在《外台秘要》中有转述：“骨蒸病
者……无问少长，多染此疾，婴孺之流，传注更苦。”同时把“腹中有块”和
“脑后近下两边有小结，多则乃至五六”，与骨蒸联系起来。“腹中有块”代表
肠系膜淋巴结结核的体征，而“脑后近下两边有小结，多则乃至五六”，则是颈
淋巴结结核的表现。1925年10月，他出席在日本召开的第六届远东热带病学会议，
他在报告中说：现在医界都认为，瘰疬与结核病的关系是法国医生雷内克（T. R.
H. Laennec 1781-1826）发现的，而中国唐代医家崔知悌比他早1200多年，至今
不仅不为外国人所知，连我国也有很少有人知道崔氏的贡献。他的演讲令“满座
学者惊为创闻，鼓掌雷鸣”。东京帝国大学医科部长林春雄氏，移到他的身旁就
坐，“殷殷询问崔氏详情”，索取讲稿。后来此文刊登在日本的《结核》杂志上
（《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其实还可以追溯到张仲景的“马刀侠瘿”，
至苏游明确地把肺痿和骨蒸合而为一。可惜宋代以后，对结核病的认识不仅没有
发展，反而倒退。如：“《三因方》之痨瘵，别无可取”；“有明一代空论愈盛，
对于结核病，无可记述……清代大医，肆力温热，及其季年，王秉衡、陆九芝辈
盛称《理虚元鉴》一书，然无特长可言，不足观也。要之金元以还，论痨瘵者，
不重外来之传染，而偏重内因；不以为一种物质之传注，而专以为身体虚弱所致。
故刘河间以为因虚而感寒，李东垣专主脾胃，朱丹溪最重滋阴，薛立斋首明补火。
皆崇空论而无实验之过，汉晋唐宋无是也。（《中华旧医结核病观念变迁史》）”
cholera这一病名引入我国，被译为“霍乱”，亦曾音译为“虎列拉”。其
临床特征为无痛性吐泻，具有传染性，如不及时医治常因脱水导致死亡。《内经》
及其后的医书上虽屡见“霍乱”一词，但在清嘉庆以前，未见有符合cholera症
候的记载。所以，余岩说，“今之所谓‘霍乱’，非古之所谓‘霍乱’也”。霍
乱的第一次世界性大流行发生于1816-1823年，即嘉庆二十一年至道光三年；第
二次在1826-1837年。道光十八年，王孟英著《霍乱论·附案》出版，其中有
“丁酉八月间，吾杭盛行霍乱转筋之证者”。“转筋”即腹泻脱水引起的小腿肌
肉痉挛，是霍乱的临床特征。诸葛令的序里说：“‘近行时疫，俗有呼为吊脚痧
之证，古书未载，举世谓为奇病。’可知此证入吾国，尚未久也。”据此他以为，
霍乱弧菌引起的霍乱传入我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流行之末年，即道光十七年
（丁酉年）。后来章太炎告诉他，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有“道光元年辛巳，病
吐泻、转筋者数省，京都尤甚。伤人过多，贫不能葬埋者，国家发帑施棺，月余
之间费数十万金。”又陈修园《医学实在易》载：“门人问曰，庚辰、辛巳岁，
吾闽患此而死者不少，然皆起于五月，盛于六七月，至白露后，渐轻而易愈。”
可见在嘉庆二十三年（庚辰年），霍乱已在福建流行，次年即道光元年（辛巳
年），则蔓延各省，北至燕京，流行过程是自南向北。这些足以说明霍乱是在第
一次世界大流行时传入我国的。关于临床观察，诸葛令已认识到“吊脚痧之证”，
“即霍乱转筋之候也”。王孟英说，“今人一闻吊脚之说，遂茫然无措，而不知
其即是转筋霍乱。”可惜王孟英这一代的医生，在霍乱流行的年代，虽然经治了
很多病人，但没有抓住霍乱的临床特点及其与古说“霍乱”的不同，“竟不能察
其‘无痛’等特别证候，斤斤焉取《内经》、《伤寒论》之说，以立之范；张冠
李戴，且哓哓于寒热之争，以为热多寒少……真呓语也”。（《霍乱沿革说略》、
《霍乱沿革补遗》）
《左传·鲁昭公元年》载，晋平公有疾，秦国名医——医和为他诊视，谓
“近女室，疾如蛊”。余岩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淋病医案记录。他说：晋侯“好
女色，名闻列国”，必有流荡狭邪、逾越常轨之举动，必不止婚同姓，因此推测
其所生之病，是花柳病，即性病。医和说“疾不可为”（即无法医治的意思），
但晋平公的病在其后10年中虽未痊愈，但仍然继续纳妾，寻欢作乐，说明此病为
慢性，并不严重。根据临床表现可以排除软下疳和梅毒，而淋病的特点为慢性，
非致命性，时轻时重，平公疾与此相符（20世纪上半叶的“性病学”只包括梅毒、
淋病和软下疳3种性病）。根据《素问?玉机真藏论》说：“脾传之肾，病名曰疝
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假、瘕、蛊三字通借，疝瘕即疝蛊，亦
简作蛊。由名医诊断“疾如蛊”，其证候为“疝痛、出白”，即小解疼痛、尿液
呈白色混浊。花柳病中只淋病有此表现（《中国淋病医案之第一例》）。
此外，他的《医史学与医学前途之关系》、《撰述医学史之我见》和《答范
行准书》都是我国早期关于医学史的论述，至今仍不失其参考价值。其他如《猩
红热与中国旧医学》、《麻疹言古》和《痢疾源流考略》，都是原创性的研究，
是我国疾病史的重要资料。他对中医的系统研究，贯穿于对中医发展及其曲折的
过程和人物及其与哲学演变的关系，进行批判性的历史考察，褒贬得失，昭示来
者，是重要的医学史研究，也是其价值所在。
余云岫对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成就，自然地奠定了他在我国医学史界的学术地
位。1947年，《医史杂志》创刊，第一届编辑委员会由余云岫等五人组成，他任
总编。1948年，《医史杂志》为余先生70岁寿辰出版纪念论文专号。1950年9月，
在中华医学会(上海)举行医史学会第三届大会上，选出余云岫、李涛、王吉民、
范行准、朱恒璧、刘永纯和金宝善等七人组成医史学会第五届委员会，他任中华
医史学会理事会副主席。1951年，《医史杂志》即将改刊，编辑部北迁，他辞去
了总编职务[36]。1950年，卫生部教材编审委员会成立，他被任为委员兼医学史
组主任，领导医学史教材的编写①。后来由于政策不断变化，编书未果。迄今也
还没有编写出一部满意的、符合实际的中国医学史来，以致近70年前陈邦贤著的
《中国医学史》仍在重印②。自余云岫逝世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的名字和研究成
绩虽然被当前我国医学史界有意忽略，但他的著作《〈灵素〉商兑》、《中华旧
医结核病观念变迁史》和《医学革命论集》均被列入陈著《中国医学史》的“参
考书目录要”之中，这是无法抹去的。
①《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卫生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
特约编审总名册》（1950年11月，油印本）所发布的组成人员名册中，主任委员
为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副主任委员为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和苏井观。医学史列为各
学科之首，余云岫担任委员兼医学史组主任，李涛为委员，王吉民为特约编审。
②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中国医学史》的“重印说明”：《中国文化史丛
书》是我馆30年代出版的，“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仍未见可以替代的文化史出
版。应学术界要求，酌量重印”，1998。
五、医疗卫生工作与文化批评
对医疗卫生和医学教育政策的评论、对当政者的批评建议和对大众文化的批
评，是余云岫文章的重要内容之一。对社会进行批评是知识分子的天职，是社会
的矫正剂，也是当政者的苦口良药。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德国不仅是世界科学的中心、医学发展的前沿，而且
首创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社会卫生改革也处于先锋地位。以著名病理学家魏尔
啸为首的德国医学家和社会改革家们所提出的“政治之卫生化、医学之社会化”，
是当时的潮流，主旨是政府应当对大众健康的恶化和社会问题及其改善负责。魏
尔啸（R Virchow）的名言“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政治只不过是社会大众的
医学”和“医生是穷人的天然代理人”，可见医疗卫生在当时社会上的重要性。
余云岫极力提倡德日派的社会医学主张，宣扬国家昌盛、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
两大要素即是“政治之卫生化、医学之社会化”，而首先“必须先有‘医学之科
学化’为之根本”。强调这“两化”是内政、外交的重要事情，“民族的繁息、
民生的改良、国际的迁善，万万不能离开科学医学的真正认识点”（《〈余氏医
述〉第一版自序》）。
余云岫认为：卫生行政和医疗制度是可以根据国情变化的，不一定照搬他国
的模式，但医疗和卫生工作的规程必须有科学的根据，与世界各国接轨。他指出，
当政者要信任专家，在制定医药卫生政策时，必须广泛咨询专家的意见，使之切
实可行。“国之卫生行政，非徒由政府开设几个机关，委命几个部长、司长、处
长、科长及几十、百个人员，就可成事”，必须发挥全国的医务人员的作用，宣
传教育大众，才能使卫生工作运转。当时我国疫疠猖獗流行，医务人员不仅质量
低下，数量也严重短缺，且大都为未经培训的“旧医”，成为实施卫生计划的严
重障碍。他按照当时医生与人口的比例和医学教育机构的培养能力计算，100年
还达不到所需要的医生数量。因此，在发表《废止旧医案》的同时，他提出了
《急须设法增加全国医师人数以利卫生行政之进展案》。
他认为医学教育关系民族民生的根本，必须从社会和经济状况出发，规划步
骤，逐步发展。在制定方针计划时，脑子里应该有一个“贫”字，从贫穷中求发
展，中国的医学教育就有希望，“可以得到平均度的整个继长增高了”。至于讲
究卫生，也要从“贫乏”的立场，用最低限度的财力，搞“刻苦卫生”，而不是
“局部畸形的发展”（《我所希望于主张医学教育者》）。这些思想与当今要求
的全面而公平的可持续的发展，不谋而合。他重视医学研究的作用，向当局提出
很多加强医学研究工作的建议，然而在医学教育方案中，他则提出第一步应以急
需的实用型人才培养为主，因陋就简，降低要求，以期足以勉强应付医疗卫生工
作需要。他说，医学院本科与专科的专业课程本无甚悬殊，二者水平的差别全在
于基础课的深浅。因此，他坚决反对教育部的停办医学专科校的计划，建议开始
几年宜多办专科教育，十余年后待全国的医生人数稍增、需要减缓时，再逐步提
高医生的教育水平，停办医专教育。同时要求教育部在涉及医学教育问题时必须
与卫生部协商合作。此外，他针对当时医学院应用外国教材和外语教学的倾向，
提出宜用国语国文，以便新医学的中国化。他的这些建议可谓真知灼见，在共和
国成立以后，正是通过这些办法为全国的医疗卫生系统培养大批人才的。
他的批评内容涉及医疗卫生的各个方面，但都贯穿着文化批评。对于中国的
医药发展的历程，始终在虚玄的道路上停滞不前，乃至倒退的原因，他都从我国
的文化中寻找根源。近年，中国中医研究院陈小野所著《关于余云岫的“民性思
想”》一文，几乎把他的所有文章都归于有关中国的民性及其对医学革命的影响
的研究，认为“民性”是他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37]。这里所说的“民性”，
其实就是文化。所谓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或民族所特有的习得的信念、价值观和
行为，或者说是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在《〈灵素〉商兑》发表后，医界和社会
上的反响并不强烈，没有产生他预期的结果，后来他的《废止旧医案》又未能实
行，令他十分失望。于是在1931年他写出以下一段激烈的批判文字。
余向谓国人陷溺情感，藐忽理法，行事治学，无一不以模糊了之。徒讲粉饰，
虚与委蛇，遂无实事求是之思想，循名责实的工作。宣传而外，能事毕焉；敷衍
之后，责任尽焉。是非不讲，真伪不究。国无可守之律，学无可循之规。或以文
乱，或以武犯，或以势劫，或以利诱，习而成性，恬不知怪。及其末路，遂至黑
白不分，菽麦不辩。痴愚顽嚣，侪于蛮野。中国之亡大半由此。芸芸民众，沉醉
不醒。虽为之大声而呼、垂涕而道，昏耄骄恣，无闻见焉！庄生有言曰：“哀莫
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吾则曰：“祸莫大于民亡，而国亡次之。”中国之亡，
无民故也。（《读〈余子维先生遗嘱解剖尸体记事书〉后》）
由此可见，他的忧国忧民的心情是多么的强烈。有人指责余岩对待民族文化
遗产持虚无主义的态度，这个政治标签是贴不上的。实际上，他在感情上十分热
爱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然而理智上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传统文化不能够为科学
和民主铺就发展道路，而且在引入先进的医学体制时举步艰难，令他心情十分沉
重，因而发出“爱之深、责之切”的呼喊，这正是那一代先进知识分子热爱祖国
的体现。
中国的传统医学没有走上科学的道路，原因不止一端，但“我国风气古来皆
保全尸体，不欲毁伤，医学之落伍、玄谈之流行，实以此风气为重大之原因”。
因此，他在第二次全国医师联合会上提出《劝告全国医师组织“病理解剖有志会”
案》，倡议组织团体，共立愿书，死后以尸身供病理解剖之研究，以指导民众改
变积习。他不仅做提案、写文章，而且躬行，垂范医界。
余云岫对医界的批评，如欺诈病人，攫取金钱；医生间“彼此相訾，予智自
雄”和泛滥的虚假医药广告，以及对病人的规劝，指出国人重药石、轻诊断，不
遵医嘱，不肯摄养和不重视预防的医患两方的陋习，至今仍有增无减，医德颓丧
几至谋财害命的程度。此外，《老人心理与国民心理》、《醉汉心理与国人心
理》、《意志薄弱》、《时疫——社会应有之觉悟》、《异哉旧医之举动》和
《新医与社会发刊词》等这些对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批判文章，都是很值得我们深
思的。
此外，余云岫应他人的要求或为自己的著作写了很多序作。这些序言大都有
对主题的评论，或对谬见的批评，言之有物，顺理成章，无空泛溢美过誉之辞。
至今仍然十分可读。
总之，余岩关于医学革命的著作内容丰富，旁征博引，论述精辟，不乏创见，
是研究中医药问题、中国医学史和医疗文化不可不读的。这些著作不仅有历史的
价值，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不揣才疏学浅，将《医学革命论集》中
绝大部分内容，加以标点和注释，再将其他来源的重要文章补充进去，编辑成
《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判》一书，让更多的人读到余岩的原著，为困惑于中医药
问题的人提供科学的思考方式，推动对中医问题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
中医是中古时代建立起来的、与我国文化紧密相连的传统医术，虽然历史悠
久，医书卷帙浩繁，可惜没有走上科学之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医学”，是
欧洲的传统医学；它也历经漫长的曲折发展阶段，在文艺复兴以后，随着自然科
学进步和工业革命的推动，最后成为全人类共享的医学。它是科学的一个分支，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医学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传统医学之间的差别，是古
今之异，而非地域之别。中医的理论与实际相脱节，停留在虚玄的前科学阶段，
在一个自足的抽象笼统的概念系统里进行思辨，满足于自设的逻辑。可是，逻辑
推理首先要检查前提的事实基础、术语和概念的定义。中医的要害是缺乏客观事
实的基础和明确具体的基本概念，经验也从未经过切实的证明，因而经不起公认
的科学方法的检验。启蒙思想家严复在一百多年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九
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
之所据，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
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38]”就是说：
中国的医药和风水、算命一样，表面上推理头头是道，但其原初的根据是凭空捏
造的，缺乏事实基础，因而全盘站不住脚。
然而，中医的性质及其地位之争，决不仅是理论或观念上的问题，而是涉及
建立安全而有效率的医疗制度和制定合理卫生政策的大事。在现代化过程中，中
医的是非和前途之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学界理应是不难得出共识的。但是，自
从20世纪民国开始，这种争论反复出现，但都由于传统力量的强大，无果而终。
首先，它触及广大中医药业者的切身利益及其所产生的经济和政治影响，缺乏强
有力的政府的担当。其次，当时新医的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医疗卫生事业的实际
需要。最后但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文化惰性，农耕社会大众对旧医的习惯和信仰，
以及上层政治人物的个人偏好，使得中医问题变得错综复杂，与政治斗争结下不
解之缘[25]。
1950年，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央卫生部根据国情制定了“团结中西医”和中
医科学化的政策。鉴于大多数中医出身于学徒或自学成医，没有受过基本的医事
教育，于是广开中医进修学校，对中医进行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系
统补习，这对于提高中医的实践能力，适应社会需要显然是必要的[39]。这种做
法不仅受到追求上进的年轻中医的欢迎，也曾是许多有见识中医的主张，名医陆
渊雷和施今墨就是主张中医科学化的代表人物。可是，1953年国家主席毛泽东做
出有关中医问题的批示，批评卫生部的这些做法，贺诚和王斌①两位副部长因此
受到批判和解职，从此卫生部动辄得咎，遂使中医政策朝着“宁左勿右”的方向
越走越远，连学术讨论也成为禁忌，终至开医术入宪之先河。中医问题的政治化，
在社会上，甚至在科学界和学术界的认识上产生了严重的混乱，至今是非难以澄
清。
① 贺诚（1901-1992），四川三台县人。1926年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
1925年入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长征。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
长兼卫生部部长、卫生部副部长和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等职。中将军衔。中共第
十一届中央委员。他是解放军和我国卫生工作的主要创建人，“预防为主”卫生
工作方针的倡导者。
王斌 (1909-1992)，四川兴文县人。外科专家和医学教育家。1932年毕业于
成都医学专科学校。1933年加入红军，参加过长征。1935年入党。曾任中央军委
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国医科大学校长和卫生部副部长等职，是“我国卫生事业主要
创建人之一”。
近年来，一些人关于叙述中医论争的文章，大都缺乏认真的思考和研究，他
们不懂医学的历史，也无意分辨科学上的是非曲直，只是摭拾陈言，趁着“国学”
和“复古”的热风，在混淆的概念里兜圈子，做文字游戏。《余云岫中医研究与
批判》一书的出版，是希望打破长期以来对余岩及其中医观点进行一面之词的批
判局面，还其本来面目；为认真进行学术研究、追求真理的学人和卫生政策制定
者，提供一份中西医论争的历史文本。
[注]本文引用的余岩著作，除注明参考文献者外，可参阅《余云岫中医研究与批
判》（祖述宪编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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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无署名）.医学史文献学的研究.中医历史.现代卷.CINTCM.com。（这篇文
章没有提及余云岫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上的任何成绩）
http://www.cintcm.com/lanmu/zhongyi_lishi/Xiandaijuan/mulu/diliuzhang4
.htm）
37．陈小野.余云岫医学革命论中的民性观点.第八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论文.南
宁，1988．
（http://www.cintcm.com/lanmu/julebu_zhuanjia/yisheng_chenxiaoye/chenx
iaoye_lilun/lilum_7xudian.htm）
38．[28] 严复译：穆勒名学．严复按语．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99．
39．卫生部办公厅．中医问题资料，第一辑.1955年4月．见[9]. 挽救中
医.81-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