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針對右撇子的《文明與野蠻》一文的回應。

謝右撇子認同。這是一個很有意義但又很複雜的話題。社會達爾文主義涉及科學（進化論），社會倫理學，歷史，宗教（主要是歐洲基督教）等。這麼多東西混在一起，說清楚就很不容易。以後俺若有時間會詳細討論。在這裡，俺暫時以三言兩語來說說故事的來龍去脈。

1. 科學方面。斯賓塞首先就歪曲，誤解，並且引申了達爾文的進化論的原意。達爾文的進化論中的自然選擇說，是指一個物種如果靠自身的進化來更好的適應自然界，那麼這個物種就可以延續較長時間，相反就有可能滅絕。這個說法本來沒什麼問題。但是如果隨意發揮，引申到人類社會，就是在濫用科學。首先，達爾文的自然選擇論的依據中，沒有包括同一個物種之間靠自我蠶食為生存之道的例子。換句話說，自然選擇論的全部依據，都是來自不同物種之間的競爭。因此，根本就和人類社會所發生的戰爭，奴役，滅族，優生等行為八杆子樓不着。

2. 社會倫理學方面。從18 世紀末期開始，歐洲的一夥學者們，主要是基督教派，興起了一股為即將走向沒落的帝國主義道德化的歪風。他們無一不以自己的主觀意願來代替客觀辯思，無一不濫用科學。同先前的哲學家和科學大師們相比，真是相形見拙。為了把自己的優越感道德化，他們不僅在科學上隨意發揮，還不惜偽造頭蓋骨化石，以證明白人物種的優越性。還有那個達爾文的侄子，沒那水平，硬要得瑟得瑟，結果也陷自己叔叔的進化論於不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主觀基礎是白人優越論。這場鬧劇如同一場“歐洲文革”，最初以知識分子的頭腦發熱作為開始，最終以希特勒的二戰失敗作為結束。

3. 最早指出這場“歐洲文革”之荒誕的是克魯保特金（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讀一讀博主《比較政策》的<克魯包特金對現代社會的再啟蒙> 一文。 可以說，二戰是“歐洲文革”的一個根本轉折點。從那以後，西方的社會科學研究又基本上回到了正軌。為了避免類似“歐洲文革”事件的重複發生，一個基於普世價值的共識就是，從物種延續的角度，人類最終不能靠自我屠殺來維持，而是克魯保特金的“互利”思想。人類各族之間只有共生，共存，才是將智慧用於正道的做法。如今，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西方文明正在朝着這個正確的大方向前進。有意思的是，對’歐洲文革‘反思最為徹底的，不是那些被指責為’劣等基因‘的受害國，而是當初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鼓吹者自己。比如，當初奧州的塔斯馬尼島滅族事件的兇手是德國人，今天悔悟最徹底的也是德國人自己。俺認為這一點挺了不起。沒有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徹底否定，就沒有老牌帝國主義的消失，也就沒有殖民地的紛紛獨立，同神碼“民族要獨立，人民要解放”無關！

4. 最搞笑的，是咱們中國人當中仍然有不少人鼓吹和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要知道，按照社達爾文主義和優生理論，咱們中化民族可是屬於被消滅的劣等民族之列。在’優等民族‘自己已經普遍以普世價值觀來取代那個荒誕不經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價值觀的今天。我們這樣做的結果，不僅是在人類文明的道路上開倒車，而且會給人這樣一個印象，可憐民族必有可惡之處。原來他們當初處於弱者地位時，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痛恨，批判，以及對和平理念的解讀，其實都是假的。等到有一天他們強大了，他們會立馬變臉：“嘿，傻哥們，你們放棄斯賓賽，其實是上了俺的當了。俺中華民族內心裡其實是信奉斯賓塞的。不信，等到俺中華民族厥起的那天，必定是以斯賓塞的姿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