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客不朽是因为法制太朽政府太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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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作者: 信力建 2008-10-15 12:23:31

阿丁按：在有关杨佳案的文章中，窃以为这篇是思路比较清晰的，理解门槛也比较低，适合我这种智商的人阅读。公众同情杨佳，实际上是真相持续缺失后，对程序正义的强烈质疑。有人在法庭外打出“刀客不朽”的条幅，其实也并非企望杨佳不朽，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法制太朽，这个政府太朽。

杨佳案：程序正义亦是正义


惊动中国的杨佳杀人案二审又开堂了。相较于一审，针对司法程序的质疑尽管在二审缓解了不少，但中国民间对此案的关注仍未消失。

杨佳案甫一初审，即引来不少人针对办案程序的质疑。争议之处包括：首先，大家认为由上海当地警察进行侦查未能避嫌，建议异地审理；其次，还有专家分析判断杨佳系精神病人，而上海法庭对此未作理会。

从舆论当初对指派给杨佳辩护律师的质疑，到对杨佳母亲是否遭绑架的猜测，以及对异地审判、现场直播的呼吁，坊间的热议其实都凸显出中国民众对此案程序正义的信心不足，这不禁让人对程序正义这一话题有了深究的兴趣。

北洋政府时期，曾有一件旧事：时任国会的正副议长吴景濂、张伯烈怀疑财政总长罗文轩在与奥地利签订“奥国借款延期合同”时，手脚不干净，中饱私囊。于是两人就动用职权，私用国会大印，办了公函，准备抓捕罗文轩。为了及时高效，他们还连夜拜访总统黎元洪，要他下手谕抓罗文轩。黎元洪也照办了。这事传开，争议连连。正在南京东南大学讲学的梁启超在演讲中提到法治国家应尊重人权，决不可在证据不足时随便抓人，有学生就此事向梁提问：“政府抓罗文轩，用的是非法手续。可是当时时机太迫切了，要是等合法手续，等手续办好了，犯人早跑了。碰到这样的事情，难道也要尊重人权，不随便抓人捕人？”梁启超的回答是：“宁肯让犯人跑掉。不然的话，犯人抓到了，可法律却跑掉了。”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是让犯人跑掉，还是让法律跑掉？这的确体现了不同国家的不同选择。作为这种选择的极端形式，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国民党“清共”时期喊出的著名口号：“宁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可西方国家却不这样，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是宁可放跑犯人，也不放跑法律。比如，我们看美国的电影，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情节：美国警察在抓捕一个嫌疑人时，不像我们一拥而上去将其五花大绑了事，而是念念有词，说的内容都一样：“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说的一切都可作为指控你的不利证据。你有权请律师在你受审时到场。如果你请不起律师，法庭将为你指派一位。”——这就是有名的“米兰达法则”。

米兰达，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无业青年。1963年，二十二岁的他，因为涉嫌强奸绑架妇女而在亚利桑那州被捕。审讯他时，警官未向其宣告在审讯过程中有权保持沉默，有权不自认其罪等“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内容。米兰达没什么文化，也不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存在。于是问什么答什么，要什么给什么。两个小时后，警官要的证据都有了，就叫他在供词上签字画押。而后，法庭以此为证据，指控他犯了罪该坐牢二十年——这似乎是“事实清楚，证据明确”的一件事。然而，当案件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却得到相反的终审判决：地方法院审判无效。理由是警方在审判前，没有预先告诉米兰达应享有的宪法权利，即沉默的权利。同时，最高法院还向警方重申了嫌疑人在被审时应被告知的详细内容：一、你有沉默的权利。二、你的供词将可能用来起诉你。三、你有权请律师。四、如果请不起，法庭将免费为你请一位。这就是“米兰达法则”的来历。

西方人之所以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宁肯让犯人跑掉，也不让法律跑掉，因为他们信奉的基本原则是无罪推定。此原则系指，在被告被推上——甚至是押上审判台的时候，法官都要首先假定他（或她）是无罪的。而起诉一方却必须运用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被告的有罪。做不到这一点，就当把被告当场释放。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这似乎有些奇怪：那小子给推上审判台，多半是犯了事，或者极有可能是罪犯。既然如此，那又为什么先要推定他无罪？即使是为了公正，我们也应该既不假定他有罪，也不假定他无罪才对呀。可西方人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在打击罪犯的同时，更要警惕被告人的自由权利受到侵害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打击罪犯须与保护人权相一致，甚至要把保护人权放在首位。如果不能依法保障一个嫌疑人（哪怕他有可能是罪犯）的权利，那么保障人权就有可能成为空谈。因此，不管你打击罪犯的欲望多么迫切，同情受害者的心情多么强烈，若你不能忠实保护一个被告人的权利，那你就背离了法律的正义与公正，你使用的工具与方法也就与罪犯同出一辙了，这样，你还有什么资格代表法律的正义与威严？

在追问杨佳案真相的过程中，中国民意更多的是在质疑程序的公信力，如果你鉴定的过程足够透明、足够科学、足够权威——那么真相就是真相，公众也一定会接受一个从程序到结果都有说服力的结论。

有论者指出：律师钻法律空子的现象并不可怕，因为它的前提是承认法律，是在司法程序规定的框架中挑战法律。而真正可怕的是有法不依、知法犯法、以权代法和无法无天。法律的漏洞可以通过程序加以修补，而有法不依、执法犯法的口子一开，则会最终会冲垮民主法制的大坝。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有句名言：“罪犯逃脱与官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

对程序正义的追求，理应成为司法机关的自觉行为。公正的程序能消弭民众的不满，而不公正的程序则制造不满。消除民众对案件的质疑，树立司法裁判的权威，最佳的方式莫过于通过程序的透明化运作，以提升司法行为在人们心目中的公正感。而对普通民众而言，之所以对杨佳案提出现场直播之类的诉求，根本的意图就在于彰显如下价值：当任何人的生命被以国家正义的名义剥夺时，一切都应当在阳光下进行。所以，即便要判决杨佳死刑，也应该在公众“看得见”的程序正义之下作出。（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政府太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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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作者: 信力建 2008-10-15 12:23:31

阿丁按：在有关杨佳案的文章中，窃以为这篇是思路比较清晰的，理解门槛也比较低，适合我这种智商的人阅读。公众同情杨佳，实际上是真相持续缺失后，对程序正义的强烈质疑。有人在法庭外打出“刀客不朽”的条幅，其实也并非企望杨佳不朽，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法制太朽，这个政府太朽。

杨佳案：程序正义亦是正义


惊动中国的杨佳杀人案二审又开堂了。相较于一审，针对司法程序的质疑尽管在二审缓解了不少，但中国民间对此案的关注仍未消失。

杨佳案甫一初审，即引来不少人针对办案程序的质疑。争议之处包括：首先，大家认为由上海当地警察进行侦查未能避嫌，建议异地审理；其次，还有专家分析判断杨佳系精神病人，而上海法庭对此未作理会。

从舆论当初对指派给杨佳辩护律师的质疑，到对杨佳母亲是否遭绑架的猜测，以及对异地审判、现场直播的呼吁，坊间的热议其实都凸显出中国民众对此案程序正义的信心不足，这不禁让人对程序正义这一话题有了深究的兴趣。

北洋政府时期，曾有一件旧事：时任国会的正副议长吴景濂、张伯烈怀疑财政总长罗文轩在与奥地利签订“奥国借款延期合同”时，手脚不干净，中饱私囊。于是两人就动用职权，私用国会大印，办了公函，准备抓捕罗文轩。为了及时高效，他们还连夜拜访总统黎元洪，要他下手谕抓罗文轩。黎元洪也照办了。这事传开，争议连连。正在南京东南大学讲学的梁启超在演讲中提到法治国家应尊重人权，决不可在证据不足时随便抓人，有学生就此事向梁提问：“政府抓罗文轩，用的是非法手续。可是当时时机太迫切了，要是等合法手续，等手续办好了，犯人早跑了。碰到这样的事情，难道也要尊重人权，不随便抓人捕人？”梁启超的回答是：“宁肯让犯人跑掉。不然的话，犯人抓到了，可法律却跑掉了。”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是让犯人跑掉，还是让法律跑掉？这的确体现了不同国家的不同选择。作为这种选择的极端形式，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国民党“清共”时期喊出的著名口号：“宁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可西方国家却不这样，在更多的情况下，他们是宁可放跑犯人，也不放跑法律。比如，我们看美国的电影，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情节：美国警察在抓捕一个嫌疑人时，不像我们一拥而上去将其五花大绑了事，而是念念有词，说的内容都一样：“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说的一切都可作为指控你的不利证据。你有权请律师在你受审时到场。如果你请不起律师，法庭将为你指派一位。”——这就是有名的“米兰达法则”。

米兰达，本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无业青年。1963年，二十二岁的他，因为涉嫌强奸绑架妇女而在亚利桑那州被捕。审讯他时，警官未向其宣告在审讯过程中有权保持沉默，有权不自认其罪等“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内容。米兰达没什么文化，也不知道有这么个玩意儿存在。于是问什么答什么，要什么给什么。两个小时后，警官要的证据都有了，就叫他在供词上签字画押。而后，法庭以此为证据，指控他犯了罪该坐牢二十年——这似乎是“事实清楚，证据明确”的一件事。然而，当案件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却得到相反的终审判决：地方法院审判无效。理由是警方在审判前，没有预先告诉米兰达应享有的宪法权利，即沉默的权利。同时，最高法院还向警方重申了嫌疑人在被审时应被告知的详细内容：一、你有沉默的权利。二、你的供词将可能用来起诉你。三、你有权请律师。四、如果请不起，法庭将免费为你请一位。这就是“米兰达法则”的来历。

西方人之所以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宁肯让犯人跑掉，也不让法律跑掉，因为他们信奉的基本原则是无罪推定。此原则系指，在被告被推上——甚至是押上审判台的时候，法官都要首先假定他（或她）是无罪的。而起诉一方却必须运用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被告的有罪。做不到这一点，就当把被告当场释放。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这似乎有些奇怪：那小子给推上审判台，多半是犯了事，或者极有可能是罪犯。既然如此，那又为什么先要推定他无罪？即使是为了公正，我们也应该既不假定他有罪，也不假定他无罪才对呀。可西方人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在打击罪犯的同时，更要警惕被告人的自由权利受到侵害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打击罪犯须与保护人权相一致，甚至要把保护人权放在首位。如果不能依法保障一个嫌疑人（哪怕他有可能是罪犯）的权利，那么保障人权就有可能成为空谈。因此，不管你打击罪犯的欲望多么迫切，同情受害者的心情多么强烈，若你不能忠实保护一个被告人的权利，那你就背离了法律的正义与公正，你使用的工具与方法也就与罪犯同出一辙了，这样，你还有什么资格代表法律的正义与威严？

在追问杨佳案真相的过程中，中国民意更多的是在质疑程序的公信力，如果你鉴定的过程足够透明、足够科学、足够权威——那么真相就是真相，公众也一定会接受一个从程序到结果都有说服力的结论。

有论者指出：律师钻法律空子的现象并不可怕，因为它的前提是承认法律，是在司法程序规定的框架中挑战法律。而真正可怕的是有法不依、知法犯法、以权代法和无法无天。法律的漏洞可以通过程序加以修补，而有法不依、执法犯法的口子一开，则会最终会冲垮民主法制的大坝。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尔姆斯有句名言：“罪犯逃脱与官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

对程序正义的追求，理应成为司法机关的自觉行为。公正的程序能消弭民众的不满，而不公正的程序则制造不满。消除民众对案件的质疑，树立司法裁判的权威，最佳的方式莫过于通过程序的透明化运作，以提升司法行为在人们心目中的公正感。而对普通民众而言，之所以对杨佳案提出现场直播之类的诉求，根本的意图就在于彰显如下价值：当任何人的生命被以国家正义的名义剥夺时，一切都应当在阳光下进行。所以，即便要判决杨佳死刑，也应该在公众“看得见”的程序正义之下作出。（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