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方案：化纖和塑料工業建設進入第二次大躍進第二階段


　　在1976年我國的化纖和塑料等工業又邁進了一個新的門檻，這是從1972年開始的。1972年由毛主席批准，我國開始建設”四三”方案，從國外引進了二十六個特大型的先進項目。化肥一共十三個已經在《從化肥工業看文化大革命如何促進了生產力的大飛躍》裡說了。化纖有四個，前面也已說過。它們是：上海金山石化總廠、遼寧遼陽化纖總廠、四川長壽維尼綸廠以及天津石油化纖廠。所投入的資金、建設的規模、技術之複雜、人力、物力投入之多，為我國輕紡工業建設史上前所未有的，取得的成就也是前所未有的。正是這些工廠的建成，就有了後來衣着的根本的改善。

　　使鄧小平匪幫悲哀的不是別的年份，正是他還在江西的1972年，開始了”四三”方案建設，又正是批鄧的1976年，上海金山石油化工總廠完成了95％以上的工程，開始試生產，並有產品投入市場從而開始了人民衣着的更大改善，儘管產值不高，只有2800萬元，但表明中國的化纖生產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還有領導金山建設的不是別人正是他的對頭上海市革會。塑料也是這樣，北京引進的大石化廠已經開始生產乙烯。對此鄧小平匪幫只好向人民隱瞞着。以致不少人至今還不明白正是鄧小平在江西時毛主席搞了”四三”方案，才有人民衣着的大改善，也不知道被稱之為“四人幫”控制下的上海市委和市革會，對金山的建設立下了很大的功勳，並在批鄧時已經開始試生產。此事一旦為全國大多數人民知道，鄧小平匪幫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誣衊，以及把人民衣着的大改善記到自己的功勞簿上就全都破產了。欺世盜名到最後成了身敗名裂。


1972年搞”四三”方案的原因：經濟發展，市場繁榮，財政和外貿的迅猛增長，國際威望大大提高

　　我國決策大規模引進所以會發生在1972年，是和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第二次大躍進中工農業高速發展，國家財政收入大大增長有關，也和經過文化大革命，我國對外交流的經濟實力大大加大，外匯收入大大增加有關。沒有九大以後的國民經濟大躍進，就不可能進行這樣大規模的技術引進。別的不說，首先國家沒有這樣的經濟實力。

　　在《軍政府的末日》、《復辟以來的農業和人民生活》、《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和中國的經濟與政治》中我們已經知道，即使根據鄧小平匪幫提供的顯然被篡改過的數字，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國農業連年豐收，糧食平均年遞增3.88％，十一年中有八年創造歷史最高水平。1971年我國的工業總產值和1968年比，三年翻了一番。生產增長，國家財政收入也就大幅度上升，為基本建設投資加大提供了條件。

　　1969年國家財政總收入526.8億元，總支出525.9億元，結餘9000萬元。該年基本建設投資總額200.83億元，比1968年大幅度增長達77.6％。

　　1970年國家財政總收入662.9億元，比1969年增長25.8％——就好像一個工人加了兩級工資。總支出649.4億元，結餘13.5億元。這是很大的結餘量。該年基本建設投資總額312.55億元，比1969年又是超大幅度的增長，達55.6％。

　　儘管經過這兩年的大增長，1971年工業生產增長率不及前兩年，但國家財政總收入744.7億元，比1970年又增長了14.7％。又相當於加了一級工資——那年不少工人也確實加了一級工資，臨時工合同工等都轉為正式工人，還有大批新工人湧進工廠，造成了1972年的三個突破。——總支出則是732.2億元，又是12.5億元的大額結餘。基本建設投資繼續增長9.1％，總額達340.84億元；該年進出口貿易總額120.9億元，比1970年增長7.1％，創歷史最高水平。折算成美元48.5億元，其中出口26.4億元，順差4.3億，

　　1972年有人批“極左”，該年工業增長較慢，國家財政總收入766.6億元，比1971年增長4.7％，不算高。總支出766.4億元，結餘0.2億元。基本建設投資略有縮小，但也有327.98億元。特別要指出的是該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146.9億元，比1971年增長率竟高達21.5％。這是超高速度。折算成美元63.0億元，出口34.4億元，順差5.8億元。

　　1973年批林彪極右，工業增長速度上升，國家財政總收入突破八百億，高達809.7億元，比1972年增長5.6％。總支出809.3億元，結餘0.4億元。基本建設投資總額338.1億元，比1972年增長3.1％。該年進出口貿易總額更是超高速增長，高達220.5億元，比高速增長的1972年竟然又猛增了50.1％。折算成美元109.8億元，出口58.2億元，順差6.6億元。可見進出口貿易增長和“批極左”毫無關係。

　　和1970年45.8億比， 1973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猛增了2.4倍；批林批孔的1974年更達到145.7億，是1970年的3.2倍，比1973年又猛增了32.7%。1973年全國出口總額是1970年22.6億美元的2.6倍；1974年更達到69.5億美元，是1970年的三倍多。只是由於那年開始大規模引進，”四三”方案進入大規模建設階段，才出現了6.7億美元的逆差。鄧小平匪幫誣衊批林批孔破壞對外貿易、閉關鎖國、排外，看來不是那麼一回事。

　　倒是鄧小平主持過國務院的1975年，我國外貿略有減少，為290.4億元，比1974年292.2億元減少了1.8億元。——這是九大以後的第一次。由於美元貶值才算比1974年略有增加，為147.5億美元。對於1975年的財政赤字和外匯逆差。“四人幫”說是鄧小平造成的，而鄧小平說是“四人幫”造成的，實際是歸罪於文化革命。是不是像他說的我們且不論了。1975年工業增長快，鄧小平就說是他的功勞，那麼有了過錯就是別人的罪責了。他那麼重視外貿為什麼外貿反而減少了呢？其實1975年鄧小平在國務院只主持了七、八、九三個月，而工業生產不但在年初大幅度上升，在1974年八月就已大幅度上升了。

　　1976年末對於1975年外貿赤字有個說法在流傳。據說鄧小平要引進一大批外國的先進技術，後來“四人幫”反對，把引進的企業退了，不能不賠外國，以至於在工業增長較快時造成了財政赤字和外貿逆差。——注意：這不是“四人幫”說的， “四人幫”剛倒。也不是任何文革派說的，批鄧文章中也看不到，而正是鄧小平的嘍囉們在攻擊文化大革命和批鄧時，夾在大量的謠言中一起流傳的。也不僅僅是“小道消息”，反動影片《櫻》、《婚禮》、《崢嶸歲月》不就是這樣說的嗎？——請問這是不是事實？如果是事實，那麼我們可以明白為什麼批鄧和鄧小平要互相指責對方造成財政赤字和外貿逆差了。批鄧認為1975年”四三”方案尚在進行，另搞一套大引進根本就是錯誤的，自然要說是鄧小平的責任，他不重複大引進就不會賠別人。而鄧小平認為”四三”方案進行時大引進是對的，當然要把責任歸罪於“四人幫”，實際歸罪於文化大革命和批鄧。最關鍵的是，現在鄧小平及其支持者還認不認為那個時候應該大引進？那年鄧小平究竟有沒有過大規模引進？如引進過，引進了那一些企業？為什麼現在閉口不談了？用列寧的話說，倒好像一個小偷躲開他偷過東西的地方一樣。

　　要知道，以上這些成績還都是在我國物價穩定的情況下取得的，不象鄧小平匪幫上台後靠通貨膨脹和人民幣貶值財政虛增，債台高築，連年大赤字。

　　在那個時候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也連年增長，為我國大規模解決人民衣着和需用提供了條件。1969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801.5億元，比1968年增長8.7％；1970年858億元，比1969年增長7％；1971年929.2億元，增長8.38％；1972年1023.3億元，增長10％；1973年1106.7億元，增長8.2％。——連年高速度膨脹。

　　一切鄙視工農、自命不凡、自以為天下最有知識的大知識分子對於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十年大發展時期“市場繁榮、物價穩定”，都抱着不值一顧的態度，適足以證明他們的極端無知。他們連什麼叫做市場繁榮也不知道。

　　什麼叫做市場繁榮？市場繁榮就是購銷兩旺，商品的供應量大大增加，銷售量也大大增加——這就是市場繁榮！他們說貨架上空的能說是市場繁榮嗎？——按照他們這一說法，那只有資本主義國家裡貨架上堆滿了物資卻賣不出去，才叫做市場繁榮了？——這叫經濟蕭條。在資本主義國家每一個資本家都知道，供不應求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們從未有過社會主義國家才有的長期的供不應求，如果他們遇到我們曾經有過的供不應求哪怕只有一年，一個月，他們的嘴巴也要笑歪了。有人以七十年代初要花好大的精力才能買到一件的確良襯衫，不然就要憑票來作為我國經濟沒發展的“理由”。但我們已經知道，論生產七十年代初期的確良增長夠快的了，只是人民購買力大幅增長才造成仍然供不應求的。對於這種情況，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家都會認為，在生產大幅度增長時，供不應求為化纖工業的大規模地發展提供了市場的條件。

　　鑑於鄧小平匪幫和一切右派、反動派、反共分子和自命不凡的大知識分子習慣於給人強加罪名，這兒不得不再次聲明一下：市場繁榮就是購銷兩旺，決不等於說任何時候貨架空空都是市場繁榮，我們決無意思要給六十年代初的供應緊張加上市場繁榮的桂冠。那主要是劉鄧路線的人禍。——不做這個聲明鄧小平匪幫肯定要造謠，說我們把六十年代初歸之於人民購買力的提高，作了這個聲明他們還是會造謠，那就沒有辦法了，他們就是比戈培爾還戈培爾，離開了造謠就無法生活的。

　　五十年代供應緊張也同樣不能說市場不繁榮。許多商品如魚肉就是1956年開始憑票供應的，也是購買力大大旺盛造成的。那年社會主義改造後工業迅猛增長，國家招收了五百萬新工人，許多老工人加了工資，不少人連升兩級，購買力的提高超出了同樣迅猛增長的商品可供量。正因為如此，這年還不能不把1955年開始的布票打對摺使用（兩尺布票買一尺布）。1955年是我國憑票供應的開始年，糧食和布都是那時定量的，但1955年是大豐收。1956年則是大規模實行憑票供應的年份。1957年的右派就以此攻擊解放後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不料到了後來，出於需要又把大躍進以前捧為沒有矛盾的“黃金時代”，憑票供應則歸罪於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了。

　　生產蒸蒸日上，國家財政收入大幅度上升，外貿總額迅速增長，由於農業連年豐收農民的購買力也大大增加，也由於大批的新工人湧進工廠，大批的工資到了人民群眾手裡，購買力大大旺盛，所有這一切都為從國外引進先進的設備和技術包括直接關繫到人民吃穿用的化肥廠、化纖廠、塑料廠、烷基苯廠提供了條件。沒有九大以後的第二次大躍進，就不會有國家財政和外貿的迅猛增長，也就不可能在這時從國外大規模地引進技術。第二次大躍進的前期為後期的大引進提供了雄厚的經濟基礎。

　　同時，西方國家遇到了又一次嚴重的經濟危機，美元和黃金掛鈎的體制崩潰，開始大步貶值，通貨膨脹遍及全球，這也為我國大規模引進技術提供了外部的機遇。按照我國進出口量來計算，1970年一美元相當於人民幣2.46元，1972年2.33元，1973年2.01元，1975年1.97元。就是那個時候，我國對外經濟來往破天荒第一次要以人民幣來結算。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夠充分利用這些機遇。且不說是不是計劃經濟和國家統制外貿才能夠利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沒有物價穩定、市場繁榮、人民幣穩定、購買力旺盛，這些外部機遇也是不能很好利用的。鄧小平匪幫篡權上台以來，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要比毛澤東時代嚴重得多。1987年的黑色的星期一，1991年以來，長達十幾年的史無前例的衰退，至今還見不到底的衰退，不但沒有使我國經濟因此得到好處，反而使我國成了資本主義世界轉嫁危機的對象，我國的工業大批被整垮。

　　還有以前我國處在美帝國主義封鎖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對我禁運，儘管1964年法國和我國建交，還沒有根本改變。五十年代我們從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大規模地引進過技術，但後來赫魯曉夫嘗到了甜頭要和我國搞什麼“蘇聯工業，中國農業”的國際分工，最後又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撤走專家，我們又受到了來自北方的包圍封鎖和威脅。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我們的國際威望大幅度提高——這成了1970年日本總結的國際十大新聞的第一條，大批國家和我們建立外交關係，我國恢復了聯合國里的合法席位，基辛格、尼克松、田中相繼到中國來，日本和我們建立了外交關係。封鎖已經開始打破。沒有這一條，也就沒有四三大引進。我國的國際威望大提高和文化大革命的勝利以及隨之而來的生產大增長，經濟大建設有關。自己沒有實力哪能得到別人的尊重。還有我國支持下的越南戰爭的勝利也使得尼克松終於明白中國不是一個封鎖得住的國家。

　　石油工業在文化大革命推動下的大發展也是必要的原因。不然我們就只能用煤炭來製造化纖和塑料了。正是在文化大革命推動下我國石油工業大發展，使得我國大力發展石油化工的時機成熟了。在此以前我國建立的化纖廠大多不是用石油作原料，這也是規模小的原因。就是年產一萬多噸的大廠，和四大化纖廠比也小得多了，成本也要高得多。

　　前面說的， 1972年我國的化纖工業雖然還遠遠不能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但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這也是1972年我們能夠大規模引進外國設備和技術的不可忽視的因素。我們的化纖生產和設備製造、科研單位、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從粘膠纖維到維尼綸、氯綸、丙綸、錦綸、腈綸、滌綸品種齊全，齊頭並進。

　　資本主義國家歷來如此，你自己不能生產、不能研製，就要卡你。如果我們不是自力更生達到了這一水平，那麼你要化纖嗎？他們大概很樂意賣給你，但絕不會高興地賣化纖設備給你。尤其先進的化纖設備。他們要你永遠依靠他們，要買就賣化纖，不賣設備，這樣就可以把生意老是老是做下去。沒有自力更生精神，就不可能通過引進買到一個現代化。

　　今天許多人已經明白，我們許多事業原來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了，由於鄧小平匪幫迎合帝國主義的利益反被整垮了。“運十”就是很好的例子。不整垮我國的“運十”就沒有麥道的生意。可鄧小平匪幫把“運十”“徹底否定”後，麥道是不是真心幫我們發展大型運輸機了呢？他們錢賺到手了，鄧小平匪幫依靠麥道花大價錢搞的飛機工業不過是一堆廢鐵。現在我國天上飛的都是外國大型飛機，十億條褲子才能換一架。相反如果按照毛澤東時代堅持自己建設自己的飛機工業，把“運十”搞下去，那說不定波音、麥道等等自己就會找上門來，把某些我們需要的飛機製造技術賣給我們。就是我們需要直接買飛機也可以買得便宜些。

　　“殲十”也是一個例子。在毛澤東時代，在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第二次大躍進中，我國就準備製造自己的航空母艦，首先製造一艘垂直起降飛機航母。這除了需要造船工業以外，首先需要製造自己的艦載垂直起降飛機，為此研究了“殲十”。不幸的是鄧小平匪幫篡權復辟，“徹底否定文化革命”把“殲十”槍斃了，改而從英國引進“鷂”式飛機，英國也作出一付友好的樣子來，表示願意給我們航母。但幾年過去了，終於什麼都沒有給我們。我們在鄧小平匪幫的出賣下，完全被英國鬼子耍了，一直到現在還是難圓航母夢。被鄧小平匪幫槍斃的軍用飛機還有雙二五的“殲九”、“殲十一”、已製成五架樣機的“殲十二”以及中國的F16“殲十三”。而1997年上天的“飛豹”本來是毛主席的“殲轟七”。

　　這個“飛豹”，在用什麼發動機上發生過激烈的爭論。我國於1964年10自行研製渦扇六，當時誰也不會買先進的發動機給我們。到1968年6月渦扇六已經取得很大進展，首台試驗機試車。可後來葉劍英、李先念等卻堅持要買英國的斯貝發動機，文革派主張把渦扇六搞下去，被他們攻擊為“江青集團的破壞”，但這一罵倒是大大地成就了江青，將使她名垂青史。1973年瀋陽航空發動機研究所提出仿製斯貝分散了他們的力量，影響渦噴六丙和渦扇六的研製。1974年5月11日航空工業部主要領導也向中央提出報告不買斯貝。可李先念、葉劍英仍堅持引進，宣稱“不可不買”，甚至說“價錢不是問題”好像是個大財主。為了應付，他們宣稱斯貝可以國產化，在他們堅持下也買了幾十套。1975年12月13日：取得專利許可並在1976年3月仿製。——此時實際是兩套一塊兒上了，渦扇六受到了排斥，由於江青的支持，渦扇六的研製得以轉移到西安繼續。可不久鄧匪復辟，儘管渦扇六已經非常成功，性能超出了斯貝，只待大批量生產了，而且論性能斯貝比她差得遠，1980年還是被鄧小平匪幫蠻橫無理地槍斃了，隊伍解散，原因正是“徹底否定文化革命”是“四人幫”搞的。有關人員心痛地說，如果當初不買斯貝，我國的渦扇六早就成功了。研製渦扇六的錢還只用了斯貝的二十分之一呢！那麼斯貝是不是繼續搞國產化呢？——也不是！儘管1980年仿製斯貝已經考核成功，全部符合技術要求，國產化進展也很大，大部分的零件已經能夠仿製，大部分金屬材料也試製成功。可他們竟然把花了大量的外匯買來的發動機扔在倉庫里發霉。殲轟七、殲九、殲十全部被“徹底否定”。——鄧小平匪幫原本就不是真心搞中國的發動機，既不贊成自行研製，又不是真正地要引進外國先進技術，他們的目的只是篡權復辟，在引進上做文章為他們的篡權復辟服務。目的達到了，對斯貝也不熱心了。到了九十年代，不知怎麼，大概快二十年了沒出新飛機太說不過去了，鄧小平匪幫忽然又想起了殲轟七，為了表明是他們的成就改稱為“飛豹”。可是設備鏽蝕了，人員散了，既不能生產渦扇七，又不能生產斯貝，用什麼發動機呢？——到那時才想起了倉庫里還有高價買來的幾十套配件在發霉。於是這些被冷落了十幾年的發動機裝上了“飛豹”。數量有限，用完了又不會造，就去找英國購買，可人家早已過時停產了。最後只好買英國淘汰了的舊飛機上拆下來的破爛貨。殲轟七經過長期的拖拖拉拉總算是搞出來了，不但已經過時了，裝的發動機就是這樣庫存加破爛。——這就是鄧小平匪幫搞的新型殲擊轟炸機。從這個意義上說，殲轟七比任何其他飛機的命運都悲慘。原來我們自己的殲九、殲十也已經破壞殆盡了。目前鄧小平匪幫的殲九、殲十都不過是別人淘汰的落後飛機，盜用了殲九、殲十的名義而已。鄧小平匪幫真是罪大惡極！！！

　　任何人跑到自由市場上就都明白，即使你確實急需別人的貨，也必須做出一付並不急需的樣子，或者說我可以自力更生解決，或者說我可以從其他人哪兒買。同樣，商人明明迫切需要把自己的貨推銷出去，也會做出我不一定要賣給你的樣子來。如果有人對商人說：“你的貨好啊！你的貨多麼地好，我是多麼地需要買你的貨來實現我們的四個現代化啊！”那麼奸商一定會認為今天遇到二百五了，可以狠狠地宰一刀，按上海人的說法碰到阿曲死了，每個有頭腦的人也都會這樣認為。但如果說鄧小平匪幫是二百五又不是，他們就是這樣做的。他們不是最最提倡市場經濟嗎？對最起碼的商業交換常識居然好像一點不知道——那是因為他們是一夥漢奸、賣國賊，適應帝國主義的利益存心出賣我們的國家利益。1978年的大規劃不就是做了世界上最大的二百五了嗎？

　　我們原來的底子確實很差，技術力量確實有限。如果完全不吸收外國技術關門搞自己的建設也確實要慢得多。但我們首先要有自力更生精神，不排斥外援也絕不乞求外援。首先自己就要努力搞起來，懶漢就是有人扶也是扶不起的劉阿斗。許多技術我們自己不搞，沒有一定基礎，人家不會賣給你。就算賣給你也一定是落後產品並且開的天價。由於自己沒有搞過，沒有技術力量，買到手也不一定能夠開動起來。但自力更生有了一定基礎就不一樣了。那個時候我們自己辦的化纖廠規模的確都很小，但都已經能夠搞了，我們有了技術力量，加上經過大躍進建立了初具規模的工業體系，能夠製造成套設備了，包括大型的和相當高級、相當精密、相當尖端的設備，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次大躍進中又大大加強。這樣，外商就不能不想，如果我們不賣大型先進化纖設備給中國，中國就會自己去搞出來，他們已經把小型的搞出來了，根據他們的設備製造能力，很快就會把大型的先進的搞出來，到那時我們不是丟失了這一個大生意了嗎？

　　——立足於自力更生，甚至可能使得沒有基礎的工業門類，外商也會賣給我們。因為他們害怕不賣給我們，我們就會自力更生搞。他們不是不知道我們的底子有限、技術力量不足，怕就怕我們有限的基礎和技術力量用到他想做生意賺錢的地方。他們會說：“讓中國有限的力量用到其他商人從事的行業上去吧！我們何不做我們的生意。”

　　浮法玻璃就是他們的一個極好教訓。60年代中期，我國希望引進浮法玻璃生產技術，遭到了拒絕——這難道能夠說是我們排外，而不是外國帝國主義對我們的禁運和封鎖？但中國人民有志氣，封鎖難不倒我們。在文化大革命的推動下，我們自力更生努力攻關。進入七十年代中國浮法玻璃工藝研究終於有了重大突破，1971年9月23日洛陽玻璃廠研究製造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採用全新浮法工藝技術的中國第一條浮法玻璃生產線，標誌着中國玻璃工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這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一大創造。想難倒我們的外國資本家倒失去了一個很好的生意。有了類似的教訓他們應該學乖了。

　　倒是英國漢格公司和荷蘭大陸工程公司比較明智，他們在1965年賣大型合成氨和尿素成套設備給我們。——這就是最初的瀘州天然氣化工廠，也是我國第一套引進的大型尿素裝置，在文化大革命中建成。他們賺到了錢，而我們不但有了一套尿素裝置，還學會了尿素設備的製造。

　　自然西方國家絕不會輕易地把先進的武器和尖端科學等賣給我們的，在這方面不能寄託幻想。

　　所以越是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的方針，反而越有利於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設備。1972年以前，我國自力更生搞化纖並有了相當的規模，是1972年大引進的最重要的前提之一。從文化大革命時期到1972年，各個時代都完成了各個時代的發展經濟的任務。沒有這一時期我國自力更生搞化纖，就沒有1972年的”四三”方案。何況在這以前我們也沒有排外。前面說過蘭州等兩個引進的化纖項目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到1969年九大）建成投產的。倒是西方國家對我們進行了封鎖。

　　以上這些就是為什麼我國不可能在六十年代大規模引進技術，也不可能在九大後三年大規模地引進技術，在1972年卻能夠搞”四三”方案的真正原因。而且可以看到那是我國經濟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針大規模發展，到達一定歷史階段的必然可能和需要，決不是一時的靈機一動或者政策調整的結果。

　　國外有識之士也明白這個道理。1978年9月到10月初，西德專家褒曼教授等組成農業考察團在中國訪問十七天。其中有位專家辛說：在1949年以後，從蘇聯引入的著名的193項工程雖然對中國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但同時對整個中國經濟結構蘊藏着破壞性的衝擊。辛又認為五十年代中國不能從西方引進做生意，否則會損害中國經濟，1975年已經可以了。但如果在四年前還不可以，因為中國經濟已經非常穩定，所有各方面已發展起來了。（見香港《明報月刊》78年11月號《西德專家談中國農業》）他說的四年以前就是指1971年以前。——他說的引進做生意是指大規模的。至於小規模，我們已經知道六十年代一直在和外國做生意，文化革命也沒有中斷引進項目的建設。


駁鄧小平匪幫捏造的實行”四三”方案的原因

　　最可笑的是鄧小平匪幫把”四三”方案能夠實行，歸結於什麼“批極左”，還有九·一三事件——他們把這說成什麼“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好像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讓林彪當接班人，如真是這樣毛主席也沒有必要在九屆二中上反潮流了。這又是拉郎配，亂拉因果關係。

　　確實1971年不是中央發動，卻在全國發生了大規模的“批極左”。但那年的工業增長幅度大大下降，儘管達到14.9％，也是兩位數字的高速度，但已經不是九大以來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超高速度了。工人的勞動積極性也不如以前，質量也下降了。1972年工業增長速度下降到6.6％，對社會主義國家不能說是高速度了。質量下降引起了周總理的嚴重關切，只是還沒有現在那樣嚴重的假冒偽劣。批極左並沒有促進經濟，倒是批右的1973年工業增長上升到9.5%，質量也提高了。只是在該年末，由於新生的走資派加強了對工人的壓迫引起了工人的反抗，出現了停工停產。

　　至於林彪事件，更是風牛馬不相及。他們說林彪事件出來後，毛主席調整了經濟政策允許從外國引進了，純是胡說八道。毛主席只是反對洋奴、不許賣國，什麼時候不允許引進過？又什麼時候調增過政策？林彪也並不反對從外國引進吧！大批判也只批判劉鄧集團的洋奴哲學、賣國主義，什麼時候說過不准引進？何況文化大革命戰鬥最最激烈的時候，我國還在建設從國外引進的設備和工廠。他們還根本忘了，林彪是乘着從英國引進的三叉戟出境並摔死在溫都爾罕的。根據鄧小平匪幫編的1982年《中國經濟年鑑》，在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年、1967年、1968年，我國跟日本、法國、英國、西德、意大利、加拿大的進出口量都比1965年增加，幅度還不小，只有跟前蘇聯貿易才大幅度減少。可鄧小平匪幫竟然造謠說，”四三”方案是由於周總理抓住毛主席偶然的一句話：“的確良為什麼不能多生產一點？自己不能生產能不能買？”——據說周總理就順水推舟，於是有了大引進，有了”四三”方案。這不是完全作秀嗎？

　　鄧小平匪幫的復辟上台已經使得廣大人民群眾看清楚他們就是一夥洋奴、漢奸、賣國賊。正是他們為剝削者服務，出賣中國的領土、主權和利益，他們的一切倒行逆施，把我國的經濟一步步地拖入了絕境。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他們的批判一點也沒有錯。

　　鄧小平匪幫還把”四三”方案歸至於文化大革命前的一種傾向——反對毛主席的“備戰、備荒、為人民”，提出了什麼“先解決吃、穿、用”，說成那一口號的勝利，好像毛主席又突然改變主意了。前面我們已經知道，在文革前有這個條件嗎？我國經過大躍進於1963年建成了初具規模的工業體系後，就應該實行毛主席提出來的四個現代化的方針。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建立起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中間就包括人民的吃、穿、用，但決不等於一切，也需要一定的時機和條件。”四三”方案不等於第二次大躍進的一切，三線建設、造船工業、軍工、運十飛機並不是吃、穿、用吧！在”四三”方案中也不都是吃、穿、用項目。武鋼的一米七、汽輪機廠、發電廠和採煤機械都不是吃、穿、用。我們至多只能說西方國家不肯把尖端的技術和先進的軍工賣給我們，所以吃、穿、用在”四三”方案里占了比較大的份額。何況文化革命前，我國才從1962年到達頂峰的饑荒里走出來，能夠不備荒嗎？那時不但美帝國主義到處侵略，矛頭首先指向我們的近鄰越南，如果得逞，下一步就是我們中國。赫魯曉夫復辟，要我國成為他們的殖民地遭到毛主席拒絕後，便先以撕毀合同、撤退專家來破壞，後以大規模武力入侵相威脅。我國處於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包圍之中，能夠不備戰嗎？實行”四三”方案跟備戰、備荒也毫不衝突，我們什麼時候停止過備戰備荒了？只要帝國主義還存在，從而戰爭的危險還存在，就應該“備戰、備荒、為人民”，這是社會主義國家最最基本的經濟規律。到了沒有戰爭威脅了，也得備荒。何況在六十年代那樣險惡的國際環境裡。

　　鄧小平一夥不會忘記毛主席於1966年關於農業機械化問題給劉少奇的一封信吧！就在這封信里，毛主席提出農業機械化要以地方為主中央幫助的原則，但是又說：“不能一哄而起，大家伸手。否則推遲時間，幾年以後再說。第一是備戰，人民和軍隊總得先有飯吃有衣穿，才能夠打仗，……第二是備荒，遇了荒年地方沒有糧棉油等儲備，依賴外省接濟，總不是長久之計。第三是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着想。”在文化大革命中還特別指示：“必須把糧食抓緊，必須把棉花抓緊，必須把布匹抓緊。”毛主席強調必須備戰、備荒但也從沒有忽視人民的吃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