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錢學森蒙冤半個世紀的“萬斤畝”
本文作者葉永烈先生在為錢學森寫作傳記時，採訪了諸多當事人，詳細考證了這段公案的來龍去脈，得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錢學森早在人民日報放第一顆“高產衛星”之前，就已開始研究糧食畝產問題，發表了若干篇文章，但他的研究只是針對農業發展遠景所做的科學展望或理論推算，將錢學森的理論推算與“高產衛星”聯繫起來、引起毛澤東注意的，是中國青年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但這篇文章並非錢學森親筆所寫。在調查過程中，錢學森之子錢永剛教授向作者提供了錢學森保存的關於“萬斤畝”的剪報以及1993年錢學森談論“萬斤畝”的一封從未公開發表的信件，這封信表明，錢學森一直到1993年仍然堅持他當年對糧食畝產的推算。今揭載於此，以饗讀者。
我最近出版的65萬字的長篇新著《錢學森》（上海交大出版社，2010），通過大量的史實，“用事實說話”，說明了兩點：
第一，錢學森是一個熱忱的愛國者，他的愛國主義情懷是異常感人的；
第二，錢學森是中國的“兩彈一星”和載人航天事業的“總策劃”、“總設計師”、“總工程師”，做出了關鍵性的、歷史性的、不可替代的貢獻。
在採訪中，在火箭、導彈專業方面，我幾乎沒有聽到對於錢學森的任何非議。錢學森在他的專業範圍之內，是名副其實的權威。
然而，錢學森又是一位思想活躍、興趣廣泛的科學家。他喜歡研究、探索專業之外的種種問題。這可以說是他的一大優點，是知識廣博的表現，也是他關心社會、關心人民的體現。他的興趣範圍可以說遍及整個自然科學以至社會科學。只要翻一翻《錢學森書信》（國防工業出版社，2007），就不難發現，錢學森晚年對三峽工程，對數學哲學，對嫁接技術，對文物收藏，對牛肉麵與洋快餐……都有興趣，而且在通信中表達自己的見解。《錢學森講談錄哲學、科學、藝術》一書，則收錄了錢學森關於哲學、思維、美學、音樂、建築、園林等等諸多方面的文章。
錢學森的博識廣聞是令人敬佩的。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已經成了百科全書式的科學家。
然而，專家畢竟只是在專業範圍之內的行家裡手。錢學森在專業之外的種種見解，有的引發爭議，甚至遭到激烈的批評……
“萬斤畝”公案
錢學森受到抨擊最多的，莫過於1958年的“萬斤畝”公案，幾乎成了錢學森第一大“罪狀”。
當錢學森還健在的時候，《中國青年報》2000年1月1日刊發的劉健、王勝春的《理性照耀中國：賽先生世紀行》一文，就這樣寫道：
真正“唯心主義的產品”，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吹牛狂歡。1959年夏天的廬山，成了埋葬科學與常識的政治墳場。連個別著名科學家也跟着起鬨，論證“如果充分利用太陽能，糧食畝產確實可以達到幾十萬斤”。後來毛澤東檢討說，他上了科學家的當。這場唯心主義鬧劇，終於以上千萬農民餓斃而告終。
這裡所說的“個別著名科學家也跟着起鬨”，指的就是錢學森。
就連美國《航空周刊》亞太區主管Bradley Perrett2008年1月6日在該刊發表的《錢學森為中國太空事業奠基》一文，在肯定了錢學森為中國太空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也這麼寫道：
他為農業產量給出了糟糕的科學建議，可能鼓勵了毛澤東主席在1958-1961年間推行了災難性的大躍進經濟政策。
Bradley Perret顯然是誇大其詞。
2009年3月28日，鳳凰衛視舉辦的“世界因你而美麗2008影響世界華人盛典”在北京大學舉行，錢學森獲“終身成就最高榮譽大獎”。此後不久，《新周刊》2009年第12期發表吳曉波的評論文章《錢學森的偉大隻欠一個道歉》。作者說，他在“電視前，目睹了（鳳凰衛視頒獎）感人的盛況”，要求“對於1958年的那幾篇論文以及所產生的後果”，“想聽到一個98歲的偉大老者的最後一聲道歉。”“行將百歲的錢學森，度過了一個壯麗而偉大的人生，他所欠的，或許只剩下這一個道歉。”
以上這幾篇文章，都還算“客氣”。2009年10月31日98歲的錢學森去世之後，在海外，在網絡上，攻擊錢學森的言詞更加激烈……
可以說，從國內到國外，在“萬斤畝”問題上錢學森備受批評以至指責，這是人所共知的。
“高產衛星”是怎麼放起來的？
錢學森的“萬斤畝”公案，發生在1958年的“大躍進”熱潮中。
自從人類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蘇聯的“斯普特尼克1號”在1957年10月4日躍上太空之後，“衛星”在中國成了最時尚、最流行的新名詞。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報》報道：河南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第二生產大隊有5畝小麥豐產試驗田，每畝平均實產2105斤的消息。
很巧，這個農業社叫“衛星農業社”。
4天之後，《人民日報》又報道說：河南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第一大隊第二分隊，“又有2畝9分地總產量達到10238斤6兩，平均畝產3537斤7兩5錢，比二大隊的最高產量每畝多1425斤，超過這塊地去年畝產750斤的三倍多”。《人民日報》在報道此事時，特地使用了“衛星農業社發出第二顆‘衛星’，二畝九分小麥畝產3530斤”的標題。從此，“高產衛星”一詞便頻頻見於中國各媒體。
隨後，“衛星”越放越多，牛皮越吹越大。就像拍賣會上此伏彼起的叫板聲一般，很快就突破了畝產萬斤的大關。
“吹牛比賽”的高峰，出現在1958年9月12日。這天《廣西日報》頭版整版報道廣西環江紅旗公社水稻畝產13萬斤！
對於農業大放“高產衛星”，《人民日報》給予高度肯定。請讀一讀1958年7月23日《人民日報》社論《今年夏收大豐收說明了什麼？》：
沒有萬斤的思想，就沒有萬斤的收穫。
只是我們需要，要生產多少就可以生產出多少糧食出來。
須知，這是中共中央機關報社論中的話，可見當時的“萬斤畝”浪潮是何等的壯觀。
葉永烈保存的1958年6月16日《中國青年報》刊登署名“錢學森”文章的複印件（葉永烈/圖）
錢學森七論“萬斤畝”
行文至此，該寫一寫錢學森的所謂“萬斤畝”公案。
在1958年4月至1959年9月這一年半的時間裡，錢學森曾經六次從科學的角度撰文談及所謂“萬斤畝”問題。另外，在1993年又就這一問題寫過一封信：
第一篇，1958年4月29日《人民日報》的《發揮集體智慧是唯一好辦法》；
第二篇，1958年6月《科學大眾》雜誌第6期的《展望十年農業發展綱要實現以後》；
第三篇，1958年6月16日《中國青年報》的《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
第四篇，1958年6月《農業科學》第12期的《可以實現的理想》；
第五篇，1959年2月《科學通報》第3期的《談宇宙航行的遠景和從化學角度考慮農業工業化》；
第六篇，1959年9月25日《知識就是力量》第8-9期合刊的《農業中的力學問題》；
第七篇，1993年4月21日錢學森致海外友人孫玄先生的信。
通常人們所知只有一篇，即1958年6月16日發表在《中國青年報》的《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
對這一問題稍有些研究的人，知道多一點，能舉出《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和《知識就是力量》上的三篇文章。
筆者後來查到錢學森發表在《科學大眾》雜誌上的文章，以為也就這麼四篇。
為了深入探討“萬斤畝”這一公案，錢學森之子錢永剛查找了錢學森自己保留的剪報，又找出了《農業科學》和《科學通報》上的文章，複印給了筆者。
另外，錢永剛還找到錢學森1993年4月21日寫給海外友人孫玄先生的信，錢學森在這封信中針對海外傳言再度論述了“萬斤畝”問題，可以說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獻。
這樣，終於找齊了錢學森關於這一問題的所有論述，即六篇文章與一封書信，便於全面探討這一問題。
從標題上來看，錢學森專門談“萬斤畝”的問題，也就那篇《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產生影響最大的，便是這篇包括標題以及標點符號在內也總共只有552字的“豆腐乾”文章。
嚴格地說，《中國青年報》1958年6月16日發表的這篇文章，不能算是錢學森的文章。這在後面將會述及。
然而，引起激烈爭議、使錢學森蒙塵半個多世紀的，恰恰是這篇短文！
早在1956年就開始計算
1958年4月29日，《人民日報》第七版頭條以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的名義發表了錢學森的文章《發揮集體智慧是唯一好辦法》，這是錢學森在一次小型座談會上的談話，記者根據錢學森的談話記錄加以整理後發表。從標題就可以看出，錢學森的發言主要並不是談“萬斤畝”的問題。但是其中有這麼一段話：
作為一個搞力學的人來說，不免總是從能量方面來考慮。最近我算過這麼一個粗淺的賬，就是地球上一個單位面積上，受太陽的能有多少。假設我們說一天太陽光照在地面上，只照八小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八小時太陽光照上去，如果我們只計算1%的能用來轉變為植物有效利用的能，這個能把水和二氧化碳轉變為澱粉，那麼就可以在一畝面積上年產約八千市斤的澱粉。當然這裡面有許多問題，不是那麼簡單。但我們可以向這個方向去考慮。
八千市斤的澱粉，換算成小麥或者稻穀，當然也就在萬斤以上。錢學森所說的“一畝面積上年產約八千市斤的澱粉”，也就是“畝產萬斤”。
這篇文章雖然發表在《人民日報》上，但因為標題不起眼，所以並未引起太大的注意。
錢學森為什麼會在那次座談會上，談起“萬斤畝”問題呢？
據錢學森的學生、兩院院士鄭哲敏回憶：
1956年春，在阜成門外的西郊賓館，科學院制定12年規劃。在中間休息聊天時，錢學森就在計算大概每天太陽輻射到葉子的能量有多少，但因為實際上植物吸收的效率很低，就覺得農作物的產量一定有增長的潛力。（《畝產萬斤－氣功－錢學森》，《科學新聞》2009年11月9日）
也就是說，早在1956年春，錢學森就已經在思考、計算這一問題了。那時候，還壓根兒沒有什麼畝產萬斤的農業“高產衛星”。
就連《人民日報》在1958年4月29日發表錢學森的文章的時候，也還沒有什麼畝產萬斤的農業“高產衛星”，錢學森純粹是從科學的角度展望農業發展前景，與“高產衛星”無關。“科學家思考這些問題，我覺得完全正當。因為科學家說一個事情時，總是有前提的，如果怎樣，就會怎樣。”鄭哲敏說。
為展望農業美好前景而提出
錢學森關於“萬斤畝”的第二篇文章《展望十年農業發展綱要實現以後》，發表在1958年第6期的《科學大眾》雜誌。
所謂“農業發展綱要”，也就是毛澤東親自主持制訂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綱要”指出，從1956年起到1967年這12年內，糧食每畝平均年產量分別達到下列水平：在黃河、秦嶺、白龍江、黃河（青海境內）以北地區，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由1955年的 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嶺、白龍江以南地區，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簡稱為“四、五、八指標”。
為了展望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實現之後的美好前景，《科學大眾》雜誌編輯部特約錢學森撰文。錢學森以“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的名義，寫了署名文章《展望十年農業發展綱要實現以後》。這篇文章總共作了8點展望：
人工控制氣候提上了日程；
農業生產接近了工業生產的方式；
動力是發展農業的心臟；
生物能的利用解決了燃料問題；
養殖小球藻成了農村的新副業；
工業支援農工；
農業生產還遠遠沒有碰頂；
將來的農場。
不難看出，這是錢學森樂觀展望十年之後中國農業前景的文章，是一篇充滿樂觀情緒的暢想式的文章。他既談了“人工控制氣候”，也談了“農業的工廠化生產”等等。錢學森在“農業展望”之中的第7點“農業生產還遠遠沒有碰頂”，談到了農業的單位畝產問題也就是他從1956年春就開始研究、計算的問題：
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成農產品，要比現在的豐產量高出很多倍，所以我們的生產還遠遠沒有碰頂。現在讓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落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利用的部分，……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2000多斤，而是這個數量的20多倍，等於農業發展綱要的最高標準的60多倍！
在這裡，錢學森根據光合作用的理論推算，“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2000多斤，而是這個數量的20多倍”，亦即稻麥畝產可以達到4萬斤至6萬斤。
錢學森的這篇文章，談的是農業的展望，是農業的將來，就太陽能的轉換的科學計算而言，錢學森並沒有錯誤，至今仍是中國農業努力的目標。
用計算尺反覆核算
錢學森還在《農業科學》1958年第12期上發表了《可以實現的理想》。由於《農業科學》是半月刊，所以這篇文章當在1958年6月發表，這篇文章，署名為“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錢學森”，全文約1300字。這篇文章專門論述“單產量的極限”，原標題是《什麼是單產量的極限？》。
錢學森經過一番論述和計算，最後做出結論：
我們相信在一畝地上一年產20萬斤乾物質是可能的。像稻、麥等作物，我們可以算總乾物質的1／5是籽粒，4／5是莖杆。那麼只要我們也做到20萬斤乾物質，一畝稻、麥地的年總產量就可以達到四萬斤穀子！這在今天自然還是一個理想，但是一個可以實現的理想。
錢學森所說的，依然是“理想”，亦即展望。
當時擔任錢學森秘書的張可文在2010年5月17日接受筆者採訪時回憶說，在1958年5月，錢學森寫完一篇文章，交給張可文寄出去。張可文看完文章，問道，畝產那麼多，可能嗎？錢學森回答說，完全可能。
張可文回憶說，文章寄出之後不久，農業科學院的《農業科學》編輯部來電話，又詢問文章中關於萬斤畝的計算是否準確。電話是張可文接的。她轉告錢學森。當時，錢學森從襯衫左邊的口袋裡掏出計算尺一拉，當着張可文進行計算：每畝田接受的太陽能是多少，打個折扣，轉化為多少糧食。錢學森告訴張可文，計算是無誤的。
張可文打電話給《農業科學》編輯部，錢學森經過覆核，準確無誤。
張可文作為當事人的回憶表明，錢學森是經過仔細的計算之後寫下那一段文字，他是以科學家的嚴謹認認真真對待這一問題的。
細析552字的短文
從錢學森一系列文章的寫作時間來看，錢學森的第一篇文章《發揮集體智慧是唯一好辦法》、第二篇文章《展望十年農業發展綱要實現以後》、第三篇文章《可以實現的理想》，都寫在1957年6月8日《人民日報》開始報道“高產衛星”之前。
錢學森的第五篇文章《談宇宙航行的遠景和從化學角度考慮農業工業化》，發表於1959年2月；第六篇文章《農業中的力學問題》發表在1959年9月25日出版的《知識就是力量》第8-9期合刊上，那時候以畝產萬斤為代表“高產衛星”浮誇風早已經飽受批評和糾正，所以錢學森的第五、第六篇文章《農業中的力學問題》也跟畝產萬斤的“高產衛星”無關。
惟一例外而且影響最大的是1958年6月16日《中國青年報》上的署名錢學森的《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一文，發表在畝產萬斤為代表“高產衛星”剛剛開始“放”起來的時候。《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一文，總共552字，1958年6月16日發表在《中國青年報》第四版，全文如下：
“前年賣糧用籮挑，去年賣糧用船搖，今年汽車裝不了，明年火車還嫌小！”
這是江西井岡山農民的一首民歌。我們的土地正在農民雙手豪邁的勞動中，付給人們更多的糧食，6月12日中國青年報第一版上發表了一個動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繼小麥畝產2105斤以後，又有2畝9分地平均每畝打下了3530斤小麥。
土地所能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
科學的計算告訴人們：還遠得很！今後，通過農民的創造和農業科學工作者的努力，將會大大突破今天的豐產成績。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光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農產品，要比現在的豐產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給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這並不是空談。舉一個例：今年河南有些特別豐產試驗田要在一畝地里收160萬斤蔬菜。雖說蔬菜不是糧食，但到底是畝產160萬斤！
所以，只要我們有必需的水利、肥料等等條件，加上人們的不斷創造，產、量的不斷提高是沒有問題的。今天條件不具備，明天就會創造出來，今天還沒有，明天一定會有！
這篇短文在發表時，還配了一幅署名婁桑的漫畫，畫着太陽手持“太陽能”對小麥說：“你把這些都吃掉，還能長大二千倍！”
由於這篇文章是在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報》上發表，標題很吸引人，文章加了花邊，而且圖文並茂，所以很快就引起注意，產生的影響遠遠超過錢學森前兩篇文章。
這篇文章的影響大，最重要的是把錢學森的理論計算，跟當時正在盛行的畝產萬斤的“農業衛星”聯繫起來。然而，這篇短文的開頭前兩段共149字，明顯地不同於錢學森行文的風格。看得出，這是《中國青年報》編輯加工的文字。
不光是我作出這樣的判斷，就連遠在大洋彼岸的中國和美國的學者毛海波、Patrick Lu，James Hu、劉雅臻、George C.Cheung，也作出這樣的判斷，認為這是被《中國青年報》編輯添加的文字：
被添加了的文字包括三方面內容：
1.江西井岡山農民的一首民歌
2.六月十二日中國青年報第一版上發表的一個動人的消息
3.總結式口號
以上三方面內容中的前兩點內容，其實是抄錄了兩段公開發表的消息文字,這種抄錄法在寫作中是被允許的，沒有疑義，這裡不作討論，今天要討論的是錢學森為什麼要把自己已經在《科學大眾》上發表了的文章中的第七小節的段落中“挖”出兩百個字來，再在這“挖”出來的兩百字前面，加上兩段抄錄來的文字，再換上一個《糧食的畝產量會有多少?》這樣的宣傳味濃郁的題目，急急忙忙放到《中國青年報》上來再刊登一次，這是錢學森這樣的大科學家“正常情況”下會去做的事情嗎？（毛海波，Patrick Lu，James Hu，劉雅臻，George C.Cheung，《最新發現：制止浮誇風錢學森有功》，2009年11月《美洲時代星期刊》512期）
《中國青年報》編輯給錢學森的文章加了149個字，把錢學森在1956年春就開始思考、研究的科學問題，跟1958年“大躍進”中的所謂畝產萬斤的“高產衛星”聯繫在一起，錢學森這位衛星專家變成為“高產衛星”提供科學依據！
毛海波等以為：
這件事情是哪幾位好心編輯和記者及相關領導幫助錢學森做的？現在已成了一樁無頭案，因為大多數人已作了古，但就是因為這篇文章的出現，才使得錢學森從此乘上了遭人詬病的歷史列車，幾十年來，指責錢學森的文章陸續面世，許多人以錢學森這篇文章為證據之一……
《中國青年報》“操盤手”泄露天機
其實，這並非“一樁無頭案”，當事人也沒有“已作了古”。
據我所知，那篇《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的“操盤手”，乃當時《中國青年報》科學副刊編輯Z君。
也真巧，Z君是我的老朋友。我們結識於1978年5月在上海浦江飯店召開的全國科普創作座談會。前幾年我的朋友尹傳紅先生從北京來滬，知道我與Z君有舊，跟我聊起Z君的種種“軼聞”，說Z君曾經為郭沫若整理過一篇講話稿，深得郭沫若讚賞。接着，尹傳紅還說，錢學森的文章也是他整理的呢！當時，作為聊天，聽過算數，我並沒有在意。後來我着手寫作錢學森傳記時，就請尹傳紅確切回憶Z君與他談話的內容。
尹傳紅很認真，專門寫了一封4000字的回信，於2009年10月5日用電子郵件發給我。徵得尹傳紅的同意，現摘錄其中幾段：
我始終認為，Z是個好人。他在特殊歷史環境下做的一些事情，既受當時特定的背景、條件制約，也有他個人的認識局限。
下面，我就試着回憶一下聽聞那件事情的前前後後吧。
1998年八九月間的一天，我與中國科普研究所研究員李大光，應《中國文化報》之約，來到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研究所樊洪業研究員的辦公室，參與“科學與人文對話”系列對談。其間我從樊的書架上看到一本書（具體書名忘了），內中收的是大躍進時期的各種文章。
在翻到錢學森寫的那篇《糧食畝產會有多少？》時，我隨口說了一句：“錢學森那麼大的科學家怎麼也講那種大話？”這時樊洪業說：“可別小瞧了這篇文章，當年毛澤東就是在《中國青年報》上看到它，才相信糧食高產‘衛星’的。”這句話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幾個月後，我在中國科普作家協會的一次活動上見到Z。閒聊時說起過去的一些事情，我無意中提到錢學森發表在《中國青年報》上的那篇文章，Z聽了當即大笑（他平時就很愛笑），拍了拍我說：“你知道那篇文章是誰寫的嗎？”我搖頭，他道：“就是Z某人啊！”我很驚訝：“是您捉的刀？”他說：“是我根據錢學森在一次會議上的發言整理的。整理稿讓他看過，徵得他同意，就署上他的名字發在《中國青年報》上了。”
Z還說，他也沒想到經他整理的那篇文章毛主席會看到，並且產生了那麼大的影響。
從尹傳紅與Z君的談話中，可以清楚確認，那篇《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並不是錢學森親筆所寫的，而是Z君為之捉刀！
不過，我經過仔細的比對，發現Z君所說“是我根據錢學森在一次會議上的發言整理的”，不確，這並不是Z君記憶的差錯，而是故意的託詞。
我對照了《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的核心段，驚訝地發現，與錢學森在1958年第6期《科學大眾》雜誌的《展望十年農業發展綱要實現以後》的第7段《農業生產還遠遠沒有碰頂》幾乎完全一樣！
1958年第6期《科學大眾》雜誌是在1958年6月16日《中國青年報》發表《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幾天前出版的。顯然Z君在讀了1958年第6期《科學大眾》雜誌上錢學森的文章之後，以高度靈敏的政治嗅覺，注意到其中的第7段《農業生產還遠遠沒有碰頂》，稍加改動，然後“戴帽穿靴”在前面加上“江西井岡山農民的一首民歌”，在結尾處加上口號式的“今天條件不具備，明天就會創造出來，今天還沒有，明天一定會有！”再加上醒目的標題《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找人畫了漫畫，就在《中國青年報》科學版上登出來了！
經過Z君這樣一番精心“加工”，錢學森原本談農業展望的一段文字，變成了解答當時的“熱點問題”“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因為在農業“高產衛星”頻放“大躍進”歲月，千千萬萬讀者不約而同地問：“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這麼一來，錢學森變成了專為農業“高產衛星”提供科學註解的科學家！
倘若不是那天與尹傳紅聊天時，Z君在興高采烈之中“泄露天機”，脫口而出說錢學森的文章乃是出自他的移花接木，恐怕至今難以揭開《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的內幕。
為了希望Z君詳細回憶當時的情況，我於2010年5月16日下午在北京走訪Z君家，看望久違的Z君。很遺憾，年已八旬的Z君藉口身體欠安，不願再談往事。
當天晚上，Z君請他的女兒給我打來電話，轉告他的兩點意見：
一是你去看望他，表示感謝；
二是關於錢學森的文章，他不想說，也不再說，包括對他的女兒也不說。
至於Z君為什麼“不想說，也不再說”，我不得而知。其實Z君當時主持《中國青年報》科學副刊筆政，把錢學森發表於別的雜誌上的長文中挖出一段，精心加工，“梳妝打扮”一番，在《中國青年報》上“閃亮登場”，這原本只是表明Z君是一位具有高度新聞敏感的編輯，緊緊扣住時事焦點發表相應的文章。也許今日的Z君把問題看得過於嚴重，封口了，所以“不想說，也不再說”。儘管如此，好在基本事實已經清楚。
我找Z君，原本還想核實一個問題，即Z君所說的“整理稿”是否“讓他（錢學森）看過，徵得他同意”。
由於Z君“不想說，也不再說”，他的編輯加工是否徵得了錢學森的同意，就無法核對了。我問錢學森當時的秘書張可文，當年是否經手《中國青年報》寄來的小樣，她說記不清楚了。
在這個問題上，如果說錢學森有什麼責任的話，那就是：
如果Z君當時確實事先把“整理稿”寄給他過目，他應當表示不同意發表；
如果Z君當時沒有把“整理稿”寄給他過目，在事後他得知《中國青年報》發表那樣改頭換面的文章，應當要求《中國青年報》更正或者道歉。
也許是當時錢學森並沒有意識到那篇短文會產生那樣巨大的影響，也就沒有說什麼。
也許錢學森礙於他的聲望，不便於在當時對Z君的“編輯加工”說什麼，也就沒有說什麼。
然而正是由於錢學森沒有說什麼，這篇短文也就一直被以為是錢學森寫的，把錢學森推進流言的深深的旋渦之中……
無憑無據，李銳造謠
我為什麼要如此詳盡調查《中國青年報》那篇短文的發表經過，那是因為這篇短文被毛澤東看到了1958年10月27日，毛澤東在北京中關村參觀“中國科學院躍進成就展覽會”時，曾經對錢學森這麼說：
你在（中國）青年報上寫的那篇文章我看了，陸定一同志很熱心，到處幫你介紹。（《中國青年報》記者集體采寫，《最大的鼓舞記毛主席參觀我們的展覽會》，1958年11月15日《風訊台》）
後來毛又在別的場合說，他之所以相信當時畝產萬斤的浮誇報道，“這是我看了大科學家錢學森的文章，才相信的”！毛澤東的話，使《中國青年報》上刊載的這篇短文廣受關注。
關於毛澤東後來的這段談話，有許多不同的版本。追根溯源，都來自當時擔任毛澤東通訊秘書的李銳的回憶。李銳在《反思大躍進》中說：
毛澤東秘書田家英問毛澤東：“你也不是沒當過農民，你應當知道畝產萬斤是不可能的。”毛澤東說：這是我看了大科學家錢學森的文章，才相信的。後來毛澤東檢討說，他是上了科學家們的當。
《直言李銳六十年的憂與思》一書（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67頁）中，李銳有類似的記載，只是文字略有不同：
一天晚上，毛澤東找秘書李銳談話。在談到糧食“放衛星”問題時，李銳特地問毛澤東：你是農村長大的，長期在農村生活過，怎麼能相信一畝地能打上萬斤、幾萬斤糧?毛澤東說看了錢學森寫的文章，相信科學家的話。
還是李銳，在《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78頁）中寫及1959年7月11日夜，毛澤東與周小舟、周惠以及他談話時，當時擔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周小舟當着毛澤東的面說：
農業是根子。糧食“高產”引起鋼鐵高潮。刮共產風不能怪公社書記，主要怪上面。哪裡有什麼萬斤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
李銳在周小舟的話後面，加了這樣的補充：
關於萬斤畝，上海會議時，我問過主席為何輕信。他說，錢學森在報紙上發表過一篇文章，說是太陽能利用了百分之幾，就可能畝產萬斤，因此就相信了。
另外，據李銳筆記，1959年毛澤東在湖南視察時，曾經對周小舟說及：
提倡敢想敢幹，確引起唯心主義，“我這個人也有胡思亂想”。有些事不能全怪下面，怪各部門，否則，王鶴壽會像蔣干一樣抱怨：曹營之事，難辦得很。說到這裡，他自己和三個聽者，一齊哄堂大笑起來，經久不息。說關於敢想敢幹，“八大二次會議是高峰，還有錢學森的文章，捷報不斷傳來，當然胡思亂想起來。“許多事我都要負責，有些也真負不了。”
也就是說，毛澤東曾經在不同的場合，多次提及那篇以錢學森名義發表的短文。尤為嚴重的是那句“這是我看了大科學家錢學森的文章，才相信的”。後來毛澤東檢討說，他是“上了科學家們的當”！
不過，關於毛澤東談論那篇以錢學森名義發表的短文的相關記載，都出自李銳筆下。李銳提及的當時在場的田家英、周小舟，都已成故人，死無對證。
為了查清事實，2010年5月13日我在北京走訪當事人李銳。雖說李銳九十有三，卻人如其名，眼光敏銳，思想敏銳。那天上午，他一口氣跟我談了近三個小時。
李銳對我說，他跟錢學森，“無一面之緣”，所以跟錢學森無怨無恨。他聽毛澤東幾度談起錢學森時，他並沒有讀過《中國青年報》上以錢學森名義發表的那篇短文。他是從毛澤東的談話中，才知道錢學森就萬斤畝寫了文章。
李銳回憶說，毛澤東跟他談起以錢學森名義發表的那篇短文，總共有兩次。
一次是在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的武昌會議期間，在武昌的東湖別墅，毛澤東找他單獨談話。
李銳說，還有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他出席了會議。毛澤東約他單獨談話。
李銳說，在這兩次談話中，他問起為何相信萬斤畝，毛澤東都提及了錢學森的文章。
我問，當時還有沒有別人在場？
李銳說，只有他與毛澤東。
我又問，當時做筆記了嗎？
李銳說，沒有。但是毛澤東的話，他記得很清楚。
我說，這麼一來，你所回憶的毛澤東關於錢學森的談話，並未見諸檔案記錄，也未見諸別人的回憶，成了孤證。
李銳回答說，本來就是我和毛澤東兩個人的談話。
所謂“冒叫一聲”
前引《中國青年報》記者集體采寫的《最大的鼓舞記毛主席參觀我們的展覽會》一文，發表於 1958年11月15日中國科學院院刊第61期《風訊台》，可以說是一篇當時不多見的毛澤東與錢學森會面情況的文字記錄。《風訊台》是這樣報道的：
1958年10月27日下午，毛主席到中關村參觀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躍進成果展覽會。在參觀過程中，毛主席看見了錢學森同志，和錢學森同志談了話。
……主席看見了錢學森同志，主席說：“我們還是1956年在政協見的面。那一年，全國的幹勁很大，第二年春天也有勁，以後就泄氣了。接着就是匈牙利事件，又來個反冒進，真是一股邪風。說‘馬鞍形’是不錯的。你在那個時候敢於說四萬斤的數字，不錯啊。你是學力學的，學力學而談農業，你又是個農學家。”
錢學森同志回答說：“我不懂農業，只是按照太陽能把它折中地計算了一下，至於如何達到這個數字，我也不知道。而且，現在發現那個計算方法也還有錯誤。”
主席笑着說：“原來你也是冒叫一聲！”這句話把大家引得哈哈大笑。
可是主席接着說：“你的看法在主要方面上是對的，現在的灌溉問題基本上解決了。豐產的主要經驗，就是深耕、施肥和密植。深耕可以更多地吸收太陽，讓根部多吸收一些有機物，才能長得多，長得快。過去是淺耕粗作，廣種薄收，現在要求深耕細作，少種多收。這可以省人工，省肥料，省水利。多下來的土地可以綠化，可以休閒，可以搞工廠。”
所謂“冒叫”，是湖南一帶的土話，是一種帶有自謙口氣的“冒昧地說一聲”。臧克家在他的《毛澤東和詩》中，曾經引用毛澤東關於舊體詩詞的一段話：
舊體詩詞源遠流長，不僅像我這樣的老年人喜歡，而且……中年人也喜歡。我冒叫一聲，舊體詩詞要發展要改革，一萬年也打不倒。因為這種東西，最能反映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特性和風尚，可以興觀群怨嘛，怨而不傷，溫柔敦厚嘛……
毛澤東在這裡所說的“我冒叫一聲”，只是自謙而已。
毛澤東對錢學森所說的“你在那個時候敢於說四萬斤的數字，不錯啊”，顯而易見是指那篇以錢學森的名義發表在1958年6月16日《中國青年報》上的《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
在那樣的場合，錢學森無法向毛澤東解釋那篇文章並不是他親筆所寫，所以毛澤東稱錢學森“你也是冒叫一聲！”
錢學森對毛澤東所說的不懂農業云云，是實事求是之語。錢學森當時是就農業發展遠景進行太陽能轉化為糧食的計算，“如何達到這個數字（即畝產四萬斤），我也不知道”。至於錢學森所說“現在發現那個計算方法也還有錯誤”，也確實如此。所以他在1959年發表在《科學通報》和《知識就是力量》雜誌上的文章，對此進行了更加詳盡、準確的計算。到了1993年，錢學森再度進行計算，得出的結論是糧粒“理想最高年畝產是32-53噸”，遠遠高於他在1958年所計算的畝產四萬斤的數字。
所謂“向毛澤東檢討”純屬瞎編
然而，也有人把毛澤東所說的“冒叫一聲”，引伸為“冒進”，引伸為毛澤東對錢學森的嚴厲批評，甚至由此編造出錢學森當面向毛澤東檢討的所謂“故事”。
在祁淑英、魏根發著的《錢學森》（花山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一書這樣編造錢學森“向毛澤東檢討”的假故事：
走出展覽會的展廳，已經快到中午12點了。毛主席的座車業已停在門前等候。錢學森走近毛主席，不無羞澀地對毛主席說道：
“主席，我犯了一個錯誤，需要當面向主席檢討！”
毛主席停下腳步，驚訝地問道：“學森同志，你犯了啥子錯誤呀？”
“那一天我向您講過的關於農作物光合作用的潛力問題。事後，我請教了幾位農業專家，他們都說那是缺乏科學根據的。”錢學森誠摯地說道。
“噢，原來你錢大科學家也是冒叫一聲呀！”
毛主席大笑着，坐進車內，向大家揮揮手，車子平穩地開走了。
對照1958年11月15日的《風訊台》報道原文，可以看出作者進行了明顯的杜撰和篡改：
一是《風訊台》報道原文中並沒有“錢學森走近毛主席，不無羞澀地對毛主席說道：‘主席，我犯了一個錯誤，需要當面向主席檢討！’”
二是《風訊台》報道原文中也沒有“毛主席停下腳步，驚訝地問道：‘學森同志，你犯了啥子錯誤呀？’”
三是錢學森對毛澤東說“那一天我向您講過的關於農作物光合作用的潛力問題”，又是子虛烏有！錢學森什麼時候對毛澤東當面“講過的關於農作物光合作用的潛力問題”？
四是作者把錢學森所說的“現在發現那個計算方法也還有錯誤”，篡改為“事後，我請教了幾位農業專家，他們都說那是缺乏科學根據的”。
這種任意瞎編的虛假故事，造成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因為錢學森倘若當面向毛澤東“檢討”，這就表明錢學森承認1958年6月16日《中國青年報》上的《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是他寫的，承認自己“犯了錯誤”。
那天，錢學森究竟跟毛澤東主席說了些什麼呢？1976年9月16日錢學森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終身不忘毛主席的親切教誨》中寫道：“1958年10月27日，毛主席親臨中國科學院科學成果展覽會。毛主席第三次接見了我。毛主席肯定了展出的科研大搞群眾運動的成績，指出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敢於走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毛主席的教導撥正了我做科技工作的方向。”
事實表明，錢學森從來沒有認為他的關於農作物光合作用的計算是“缺乏科學根據的”。錢學森也從來沒有向毛澤東說過：“主席，我犯了一個錯誤，需要當面向主席檢討！”
不要“聽了不實之辭而輕信”
要揭穿所謂錢學森當面向毛澤東“檢討”的這種“假故事”很簡單，因為在1959年9月25日出版的《知識就是力量》第8-9期合刊上，錢學森又發表了《農業中的力學問題》一文。那是錢學森應約為中華人民共和國10周年國慶而寫的。錢學森詳細地論述了“平均畝產量是3.9萬斤”是怎樣計算出來的：
要說明這一點，我們得先計算一下在我國平均緯度的地方，一年之中在每一畝地上到底有多少太陽光落在上面。這個能量可以用各種單位來表現。我們這裡選用從水和二氧化碳製造出碳水化合物的斤數來計算，這是因為植物的生長正是利用水和二氧化碳來製造澱粉和纖維這樣碳水化合物的。我們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畝地上的陽光，一共折合約94萬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陽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麼單位面積乾物質年產量就應該是這個數字，94萬斤！自然，高等植物葉子利用太陽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計最高也不過是1/6，這就是說，單位面積乾物質的年產量大約是15.6萬斤。但是植物生長中所積累的物質，只有一部分糧食，像稻、麥這一類作物的穀粒重量，約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這樣算來，單位面積的糧食的年產量應該是7.8萬斤。這是說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為陰天而損失25%，那麼糧食的畝產量應該是5.85萬斤。這是說，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長，如果僅在暖季才長，也許要再打一個2/3的折扣，那麼平均畝產量是3.9萬斤了。
另外，錢學森發表在1959年2月第3期《科學通報》（半月刊）的“展望未來的科學”專欄的《談宇宙航行的遠景和從化學角度考慮農業工業化》中也指出：
自然，要實現這樣一個複雜交錯生產的生產系統，裡面自然有電氣化、自動化的問題，但也有尖端的科學問題。例如，從日光能源來計算通過光合作用所產生的碳水化合物，每畝年產乾物質約24萬斤。如果一半是糧食，那麼稻、麥、玉米等的年產量可以是每畝12萬斤（並秧的不在此例）。但這是說作物只能從光合作用生產糧食，不能直接利用土壤中的有機物。到底能不能？如果農作物這樣的高級植物也能像菌類一樣直接利用有機物，豈不就突破了太陽光能量的限制，那麼每畝年產量可以無限制地提高嗎？這問題很值得研究。
錢學森之子錢永剛教授告訴筆者，錢學森一向堅持自己對於萬斤畝的計算是科學的，正因為這樣，錢學森從來沒有對此表示“道歉”或者“檢討”。
錢永剛教授把一封錢學森從未發表的信，用電子郵件發給筆者。那是錢學森於1993年4月21日給海外友人孫玄先生回信。孫玄先生在海外聽說關於錢學森的萬斤畝的種種傳言，向錢學森提出相關的問題。錢學森在回信中說：
4月14日來示及附件拜讀。我非常高興您提出了您的看法和意見。您可以公開發表您的見解以便大家參考。我只講兩點：
（一）據我確知，先父在北京中央文史館用的（名字）是錢均夫，不是錢家治。
（二）據氣象記錄，在中國大地上每年每平方厘米上接受的日光能量為120-200大卡，即每年每畝地接受日光能量為8-13.3×108大卡。如百分之百地用空氣中的CO2和從根吸取的水合成碳水化合物，則每畝地每年有190-320噸。光合作用的能量效率可達50%，而糧粒只占全部產物的1/3，故理想最高年畝產是32-53噸。說畝產萬斤，才5噸，遠遠小於理想數。所以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作用是可以實現的，現在我國的畝產最高記錄為1.5噸。所以您是聽了不實之辭而輕信了。
也就是說，錢學森在1993年仍然明確堅持他關於萬斤畝的計算是正確的，並勸說孫玄先生不要“聽了不實之辭而輕信”。
在錢學森看來，當年的計算還太保守，“理想最高年畝產是32-53噸”，也就是 32000-53000公斤，64000-10600市斤！也就是說，不僅是萬斤畝，而是十萬斤畝！
錢學森的這封信，清楚表明了他對於萬斤畝的堅信，認為“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作用是可以實現的”。
錢學森的這封信，也清楚表明，有些書中所謂他向毛澤東“當面檢討”，純屬無稽之談錢學森稱之為“不實之辭”。
三點客觀評價
在筆者看來，錢學森的“萬斤畝”文章，應當從以下三點進行客觀評價：
一是“萬斤畝”在科學計算上是正確的。正因為這樣，作為一位嚴謹的科學家，錢學森反覆用計算尺計算了太陽光能轉化為糧食的數量。他1993年甚至得出“糧粒”可以達到畝產10萬市斤的結論！
二是在“大躍進”年代，作為“海歸”的代表人物、作為科學界的頭面人物錢學森應約就《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發表談話、發表文章，原本不過是表態談話、應景文章而已。《中國青年報》編輯截取他的文章的一小段，經過改頭換面式的編輯加工，演變成為1958年農業“高產衛星”提供科學依據，在廣大讀者中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責任在《中國青年報》。經過《中國青年報》編輯的“戴帽穿靴”，加上了井岡山民歌，加上來自河南“高產衛星”的“動人的消息”，把錢學森原本應《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之“景”所寫的文章，變成了應農業“高產衛星”之“景”而寫的文章，使讀者誤以為錢學森在為農業“高產衛星”充當吹鼓手，因而使錢學森蒙受不白之冤。應當說，由那篇“戴帽穿靴”的短文引出的種種嚴重後果，其實與錢學森無關。
三是把錢學森誇大為“大躍進的推手”，是“畝產萬斤”浮誇風的“元兇”，顯然是違背歷史事實的。當時錢學森只是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他怎麼可能成為“大躍進的推手”？！那篇以他的名義發表的552字的短文，即便是他寫的，也不可能成為“畝產萬斤”浮誇風的“元兇”？！
錢學森為《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發展遠景寫了一系列展望性的文章，無非是為了描繪《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美好前景，充其量不過是應景文章而已。
公案自有公論
應當說，毛澤東在1956年對於糧食的畝產量的判斷是符合科學的。毛澤東在制訂《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曾經提出：“半個世紀搞到畝產二千斤行不行？”
半個多世紀之後的2010年3月6日下午，在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分組討論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對水稻畝產做出這樣的概括：
目前，全球水稻的平均畝產大概接近300公斤。即便科技發達的日本，其畝產也只有445公斤。無論是雜交水稻的單產，還是種植面積，中國都領先日本。
中國種植的雜交水稻面積達到2.4億畝後，每年增產的糧食可以多養活7000萬人。袁隆平表示，到2015年大面積畝產提高到900公斤的目標，可以實現。
今年80歲高齡的袁隆平甚至希望，自己90歲的時候，中國超級雜交水稻大面積的畝產可以達到1000公斤。（中國新聞社2010年3月7日電訊，記者趙建華、劉育英報道）
袁隆平是中國雜交水稻權威。按照他的說法，直到2020年中國超級雜交水稻大面積的畝產才能達到1000公斤，也就是毛澤東在1956年所提出的“半個世紀搞到畝產二千斤”。
這清楚表明，曾經種過田的毛澤東，對於水稻畝產量的估計是非常準確而科學的。
既然毛澤東在1956年認為中國經過“半個世紀”才能“搞到畝產二千斤”，那麼在1958年怎麼就會相信中國水稻畝產超過一萬斤呢？
如同鄧小平在1988年6月22日會見埃塞俄比亞總統門格斯圖時的談話中所指出的，毛澤東晚年陷入“左”的錯誤，是從1957年下半年的“反右派鬥爭”開始的（《鄧小平文選》第三卷，269頁）。此後，毛澤東在“大躍進”中，頭腦開始發熱，對畝產萬斤的“農業衛星”表示讚賞：
1958年8月4日、6日、9日，毛澤東先後到河北徐水、河南新鄉、山東歷城視察。他對群眾幹勁沖天放糧食畝產萬斤、幾萬斤的“衛星”確信無疑。在徐水時,他還提出了糧食生產多了怎麼辦的問題。8月初，他在接待來華訪問的赫魯曉夫時，以無比興奮的心情說，自1949年解放以來，“只有這次大躍進，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這個速度發展下去，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他甚至問赫魯曉夫，蘇聯有沒有糧食多了怎麼辦的經驗。（薛攀皋，《科學家與農民競放“衛星”》，2010年第5期《炎黃春秋》）
到了1958年11月召開武昌會議的時候，“大躍進”初期的狂熱已經開始冷卻，浮誇風備受質疑，畝產萬斤的“農業衛星”一顆顆落地。
到了1959年4月，毛澤東發熱的頭腦開始清醒。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以他個人的名義，用黨內通信的形式寫信給省、地、縣、社、隊、小隊六級幹部。其中說，1958年的畝產實際上只有300斤：
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呢?又例如，去年畝產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績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說，不可能的。
從吹噓畝產萬斤到實際上只有畝產300斤，表明毛澤東頭腦“降溫”。毛澤東還特別強調“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毛澤東，《黨內通信》，《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237頁）
錢學森並未道歉。在錢學森看來，他當時所做的太陽能轉換為糧食的科學推算而言，至今仍是正確的，所以不需要道歉。也正因為這樣，他在1993年又一次對太陽能轉換為糧食作了一番科學推算，表明他對於自己的科學推算的堅持。
然而，有人卻把1958年以畝產萬斤的農業“高產衛星”為代表的浮誇風，一古腦兒推到錢學森頭上，把錢學森污名化。如同錢學森的學生、原國務委員宋健所指出的：
“我發現，在中國有少部分人，特別是在錢學森回國以後，對於他對我們的國家、對我們的軍隊和國防事業的貢獻，了解並不多，有的人根本不了解，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無限上綱，結果使人很憤怒。”（宋健，《控制論和系統科學與中國有不解之緣》，《系統工程理論與實踐》，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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