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天晚上，周建平不知道他們前面都講了些什麼，也始終沒有聽到“三國四方”會議這個詞。直到九一三事件後，他被關進學習班，才從專案組的嘴裡知道。

　　至於“三國四方”會議的由來，有人在會後問起林立果，你們開了一個什麼樣的會?林立果想了想，三國四方會議，周建平在南空，王維國在上海，陳勵耘在杭州，加上老政委江騰蛟總負責。(參見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67-278頁)

　　林立果在那天晚上並沒有捅破“窗戶紙”。周建平不知道他們前面都講了些什麼，也始終沒有聽到“三國四方”會議這個詞。直到九一三事件後，他被關進學習班，才從專案組的嘴裡知道。(採訪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周建平筆記，1998年2月16日)

　　誰把林立果捧為超天才

　　林立果兩道濃眉，圓臉，比林彪高出10厘米。不愛說話，看起來是一個普通青年，但因為是“副主席”的兒子，就“特殊”極了。因為“文革”，1967年全國都沒有接兵，但擋不住“副主席”的兒子穿上軍裝。3月，吳法憲派專車把沒有辦入伍手續的林立果接到空軍，先由一名保衛幹事陪着到上海的高炮部隊鍛煉。穿上軍裝才四個月，還是個“新兵蛋子”的林立果由吳法憲和周宇馳介紹入黨。1969年，林立果被任命為空軍作戰部副部長兼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但是他根本不到辦公室上班。(採訪空軍作戰部長魯珉筆記，2000年8月18日)

　　林立果還不是黨員，就被任命為空軍黨委辦公室秘書。雖然是秘書，卻配了一輛“伏爾加”，由處級幹部周宇馳負責給他開車，一年後他要學開車，空軍司令部汽車隊隊長王琢教他，練習地點在西郊機場的跑道上。1968年3月19日，林立果辦了張駕照，姓名呂果。

　　王飛回憶：“林立果入伍後，葉群打電話給我(他們在太倉“四清”時認識)，小孩子可塑性強，到你那裡，要幫助教育他，最好專門找一個人。那時都是一幫一，一對紅，我考慮讓周宇馳幫助林立果。”

　　至於劉沛豐怎麼也成了林立果的“秘書”?這是周宇馳的安排。

　　王飛對此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採訪空軍副參謀長王飛筆記，1998年4月2日)

　　劉沛豐，四川人，大學生，1951年參軍，話很少。文字能力比周宇馳強，辦事認真。他長期在劉亞樓(空軍第一任司令員)身邊當秘書，1965年劉亞樓病重期間，只有他念文電能簡明扼要地抓住重點，深得劉亞樓的好評。在同事中也很有人緣，外號“錘子”。

　　與又白又瘦的劉沛豐相反，周宇馳相對比較壯，性格外向。他比劉沛豐大，河北籍的“三八式”幹部，曾和潘景寅一起報名飛行員，潘景寅選上了，他落了選，留在空軍第一航校任宣傳科長。“伺候”林立果後，他學會了開車，也學會了開直升機，總算過了一把飛機癮。

　　周宇馳也能寫，曾寫過小說。是空軍副參謀長姚克佑把他調到空軍黨辦當秘書的，周宇馳別的也沒有什麼，就是說話口大氣粗，沒多久劉亞樓就把他攆到連隊，認為他不適宜在高級機關。1965年劉亞樓去世後他又捲土重來，先在黨辦任秘書，以後又升任副主任。到後來他說話口氣更大，因為他和林立果的關係最好，大家還是高看他一頭。周宇馳在上海講話：“要認識林立果是天才，要相信他，相信到林立果說太陽從西邊出來，你就說對，太陽就是從西邊出來這種程度。你們要支持林立果，支持林立果就像你們存錢一樣，零存整取，一本萬利。”(採訪空軍作戰部長魯珉筆記，2000年8月18日)

　　林立果喜歡擺弄電子設備，無師自通。魯珉回憶：林立果要下部隊調查。跟吳法憲講了，請示也好，打招呼也好，吳法憲不能不同意，說你下部隊，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採訪空軍作戰部長魯珉筆記，2000年8月18日)

　　以後這話成了吳法憲的主要罪證。

（舒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