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悠久的中國，深厚的傳統文化，舉世無雙！深厚的傳統文化由代代文人學者，著書立說衍生推廣，深厚的傳統文化被譽為國學，造詣高深的學者被譽為大師。二十世紀以來的國學大師，冠宇一代！空前絕後的一代國學大師，卻尚無人感冒而自譽。冠帶一代國學大師者，仍為已故之著名學者。如陳寅恪，胡適，傅斯年，郭沫若，范文瀾、剪伯贊，錢鍾書，季羨林，潘雨廷，蘇淵雷等，然而國學歸一，大師命運各異。我有幸在青年時代與著名學者結識，隨其左右，受其薰陶。文革十年閒散在家，從易學到玄學，從佛學道家到諸子百家，從詩文書畫到命理術數，得名師之啟蒙，入國學之玄門，雖飄泊歐亞之江湖，需為稻糧之謀，然幼之所好未敢自殘賤賣。如今年近古稀，尚無所成不免掩卷長嘆。但是瀏覽到所謂學貫中西、被視為“三百年來學問惟其一人”的陳寅恪的命運，不免暗幸，復又深思。陳寅恪，1890年生。中年失明。他先在嶺南大學任教，後嶺南大學併入中山大學，他擔任中山大學教授，並在此度過了他的最後二十年。
1953年，毛澤東決定，中共中央設立歷史研究委員會，由陳伯達、郭沫若、范文瀾、剪伯贊“紅色學者”等組成，毛欽定陳伯達任主任。同年10月，在毛的提議下，歷史研究會決定在中國科學院增設三個研究所：遠古史研究所所長郭沫若，中古史研究所所長陳寅恪，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范文瀾。委任狀下達後，郭沫若與范文瀾均馬上赴任，惟有陳寅恪不為所動。當時，不時有北京來客到廣州說服陳先生，包括其高足、北大歷史學系副教授汪籛。當時汪籛懷揣着兩封信，一封是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寫的，一封是副院長李四光親筆所寫。
陳寅恪對前來勸說自己的汪籛如此說道：“做學問，不應有‘在某某主義或某某思想的的指導下’這種定語，凡有這種定語的都不是真學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我絕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我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陳寅恪還提出了赴任的兩個條件：一、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二、請毛公(即毛澤東)或劉公(即劉少奪)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陳寅恪所提的兩個條件，令人驚嘆，文人難有獨立謀生之道，而食人之祿而又抗其命，鮮也！學者失其位，學問何用？陳寅恪雖然桀驁不馴，因其資歷安度了十餘年。但是難逃1966，1967年丙午丁未之劫，“走資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封建餘孽”，封資修“罪魁禍首”。雙目失明，患有心臟病的陳寅恪，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夫婦相對而泣，感嘆命運的悲苦。 終至淚盡泣血，口不能言。1969年10月7日晨5時30分，心力衰竭的陳寅恪溘然長逝，同年11月21日，妻唐篔亦撒手人寰，追隨丈夫而去。
被譽為三百年一見的國學大師就此了其餘生。
圍在我身邊的鐘愛國學的知己好友，對於陳寅恪抗命一事，耿耿於懷，視為壯舉。我無緣拜識陳寅恪先生，然對其所為，崇敬之餘也有惋惜之感。文人入仕，亦屬傳統。胡適，郭沫若，范文瀾、剪伯贊，錢鍾書，季羨林無一例外。任何時代的統治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主張學術自由的大師必須有獨立謀生的能力，受人之祿而謀其事，即使不自由也需忍而為之。當今許多大師無才無德，竊居高位，揚大名，得厚祿，幸哉！錢能通神，自由何用，陳寅恪等國學大師因其真才實學而不慕虛名，當今大師因其位其名而不需真才實學。如LV包，人造革也！僅僅因有名而致人競相購置。凡人知其名易而知其實難，慕名而趨之，不思究其實，孰悲孰愚？深厚的傳統文化由真大師傳遞光大的時代已逝，國學危也，社稷危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