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潜伏生涯(二)

新 中国成立后，经组织批准，我们全家准备回原籍天津，父亲将到天津市公安局任职，我们打好了行李准备出发。正在这时，中共河南省委下了一道命令，说准备成立 平原省，河南的干部一个也不能走，全家就留在了河南。与此同时，组织还决定，我父亲不能公开露面，还要继续“潜伏”下去，而且我们家继续做隐蔽侦察点，母 亲也不能公开工作，继续做掩护工作。我的爸爸妈妈又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他们甘愿以灰色面目出现，继续隐蔽潜伏下来。

1950年， 根据当时对敌斗争需要，党组织决定让我父亲以国民党特务身份到公安部门举办的“特务学习班”卧底，与国民党战犯、特务关押在一起，与他们称兄道弟，“同 吃、同住、同劳动”，“谈心交心”，常常谈论一些对社会时局不满的话，他们对父亲毫无防备，能随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当时公安局局长是李孝康，侦察科长 是石英才(后任山西省公安厅长)。有一天，一个国民党特务秘密组织串联准备暴动，并商定了行动计划和时间。当晚，石叔叔“提审”我父亲，与李孝康局长一起 研究案情，及时部署，成功破获了这起反革命暴动。爸爸在给我们讲这段往事时自豪地说:“爸爸是共产党训练出来的红色特工，他们是国民党训练的特工，他们斗 不过我。”

然而，我们全家在社会上却是“反革命特务家庭”，随时随地都会遭到意料不到的唾骂袭击，街道的居民也经常到公安机关汇报我家的 情况，我们全家人生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后来，父亲因“认罪态度好”而被“放出”。父亲回到家，我几乎不认识他了，头发胡子很长，人很瘦，爸爸走到我 跟前轻轻地叫我，过了好一会我才认出爸爸，搂着他很委屈地哭了起来，爸爸妈妈都流泪了。

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党组织决定，由公安机关出 钱，在新乡最繁华的街道新华街盖了一个大商店，起名为“前进体育用品社”，父亲当老板，当时叫“掌柜”的，该商店是我党隐蔽侦察点。后来，公安机关在新乐 路原地下情报站处又给我们家建了五间大瓦房和一个大院子，临街高大的门楼下是两扇大黑门，门上两个对称大铜环，与当时街两旁又低又黑又破小房形成很大反 差，看起来像是十分富有之家。对外称是资本家自己赚钱盖的，实际上是我公安机关隐蔽工作办公地点。我们全家住在这个大院，为父母亲和他们战友们继续潜伏隐 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掩护作用，我家由建国前的党的地下情报站延续到建国后的党的隐蔽侦察点。

爸爸和他的战友们白天在各自公开的工作岗位上 工作，夜间到我家开会。我朦朦胧胧记得，他们每天来得都很晚，大都在我们睡下后悄悄到最里面的房间。这个小屋充满了神秘感，因为在大院里人们只能看到四间 房，只有进到我们客厅里才能看到这个小屋。小屋里面放有当时很高档的办公桌椅、书架、茶具、收音机，墙上挂有地图。平常锁着门，而且门是全封闭的。爸爸妈 妈和叔叔们工作到很晚。有时，半夜爸爸常过来给我们盖被子，喂水喝，他们还在工作。根据当时斗争需要，隐蔽潜伏的任务主要有三种:第一是专门搞帝国主义情 报的，代号“新美 ”，领导人是我父亲；第二是专搞国民党军统特务的，代号“市军”；第三是专搞国民党中统特务的，代号“乡中”。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代 号，我爸爸代号是 “112”。他所领导的下属隐干也都有代号。他们破获多起书写反动标语，破坏共和国和人民生命安全的暴乱爆炸暗杀等政治案件，抓获多个 国民党潜伏特务和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间谍。

后来，到了上学的时候，那些领导们的孩子都被保送到育才学校，国家包食宿，而我们姊妹几个没有 这个资格。不仅如此，我们还受尽了作为资本家子女在那个年代受到的种种歧视。当时学校让填写家庭成分，我年小不懂什么叫成分。有一个老师大声喊道:“祁葆 珠的爸爸是商人，奸商，就是资本家。”那声音、那语气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回家后，把这件事告诉父亲，并问什么是商人，父亲把我抱在怀里，过了好一阵才 说:“爸爸是商人，爸爸是好人。”

1956年，国家进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按照党的指示，父亲作为可改造好的“资本家”代表“带头”加入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主动”拉着板车把“私有财产”交给国家。同时父亲为党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团结了一批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工商业者。

三 年困难时期，国际国内形势十分紧张。父亲每天晚上在收听了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后与收音机一起高唱国际歌，后来还教会了我们姊妹五人。每 天晚上我们都和爸爸妈妈围坐在收音机旁，一起听新闻，一起唱《国际歌》，当唱到“要为真理而斗争……因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时，我看到父亲眼里闪着泪 花，还充满深情地打拍子当指挥。当时我想，一个资本家唱起《国际歌》怎么这么动情。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国家公安部决定派父亲到香港以大资本家的 公开身份隐蔽潜伏下来，执行一项更艰巨、更危险、更重要的任务。

1963年，公安部派父亲到河南省公安厅继续做隐蔽工作，公开身份为政协 河南省宣教处处长兼文史资料室主任，就住在省政协。有一天，接到公安厅通知去中州宾馆开会，当时在座的有中共河南省委副书记赵文甫、省公安厅厅长王一鸣、 副厅长陈蕴贤等，还有皇甫书信、吴永村叔叔等。赵文甫伯伯在省里抓公检法，他问了父亲的工作经历后说“你是白皮红萝卜，无名英雄”。经过交谈，才知赵伯伯 也曾在洛阳搞地下工作，而且与我爸爸同是一人介绍入党。因为地下党是单线联系他们互不认识。赵伯伯关切地问我爸爸级别与有关待遇问题，说道:33年入 团，36年入党，又是党中央从延安派出的干部，现在级别太低。他当即就让省公安厅打报告，由皇甫叔叔把报告交给省委组织部部长张建民，特为父亲提升二级， 定为12级。工资由省政协和省公安厅两个单位负责发放。

“文革”开始后，全国上下一片混乱。我当时在郑州大学外语系读书，星期日回政协，因爸爸公开身份是资本家民主人士，随时随地都有被批判或问讯事情发生。我天天提心吊胆，到政协见到爸爸才放心。

后 来，大批老干部被造反派揪出。我父亲作为河南省最高级别的“隐干”，自然是被斗的重点。因我父亲在苏联红军学院学习过，被定为“苏修特务”。还有一些别有 用心的人罗织各种罪名，造谣、陷害、诬陷我父亲，致使他身心遭受巨大的摧残。有一天我回家，看见爸爸头发很长，穿件褪色蓝衣服。父亲凭借他丰富的斗争经 验，对当时形势发展深感不安，他意识到他的中共身份有可能暴露，十分和蔼但很严肃地和我谈话，好像也是向我交代什么，他说，运动发展越来越深，什么事情都 可能发生，你是爸的大女儿，要记住爸爸的话，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也不能承认爸爸是共产党员。我一下懵了，资本家爸爸怎么是共产党员，多少 年的委曲一起涌向心头。都到这个时候了，爸爸还要求他的孩子要用生命来坚守党的机密。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父亲已得知有一个人忍受不了压力，泄露了党的机 密，把父亲和一批隐蔽干部暴露了。我的父亲摘下了“资本家”的帽子，又被戴上了“刘少奇的黑党员”、“特务”、“黑线人物”帽子。当时，军管会掌握了公安 厅的大权，他们不知道有党的隐蔽工作这条战线，公安厅长王一鸣伯伯被批判关押，给他们解释甚至辩论，他们根本不听，还说我父亲他们是“资产阶级别动 队 ”。于是，在全省各地深挖特务“隐干”，就这样，河南省一批久经考验的党的隐蔽干部全部被暴露。

父 亲于1968年结束了他潜伏生涯。 他的中共身份公开后，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省政协引起很大的震动，一个资本家怎么忽然变成了共产党员。不少党员干部去找他谈心，说对不起，以前对他的态度恶 劣。父亲和蔼地安慰他们，并夸他们立场坚定，做得对，使大家消除了思想顾虑。因父亲刚结束潜伏身份，为保守国家机密和父亲安全，公安部下令河南警方把我父 亲保护起来，凡要见他的，必须经有关部门批准并由战士陪同。

在“文革”中使父亲最为欣慰的是他找到了一批曾经与他浴血奋战的战友。他们中 间有父亲介绍入党的同志，有被爸爸送到延安的青年同志，还有同父亲在延安住在一个窑洞的中央党校同学，马列主义学院同学，苏联红军学院的同学们。由于父亲 搞隐敝工作，他们相互之间没有联系过。只有国家公安部席国光副部长知道爸爸的隐蔽身份。这些战友大都担任了高级领导职务，“文革”中又都受到了冲击，他们 因一时找不到父亲，没有证明人，有的被说成是假党员、特务等，吃尽了苦头。随着我父亲身份公开，外调人员才找到了爸爸来证明。在那个年代，父亲不畏强暴和 恐吓，挺身为他们写证明材料，使他们一一获得解放。

江泽民同志在为一部反映南京地下党专题纪录片上题词时指出:“能为党的事业受委屈的人 才是最高尚的人……。”我的父亲正是这样的人。父亲用他的一生写满了对党的忠诚。1992年，父亲在鲜花和热烈的掌声中戴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授予他 的“一级金盾”金质奖章。这是党和国家对一位“无名英雄”的最高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