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一百年回顾与前瞻(5)

(3)救亡图存,统治层失策招致革命

           面对国力强盛﹑动辄以武力欺人攫利的列强,中国欲立于万国之林,唯有增强自己的国

力,才能维护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赢得他人的尊重和应有的地位.对于增国力这一点,朝野上

下并无异议.可是如何去实现,却众说纷纭,至少有三大派.

    一曰维持旧制,借新学以为用.

    一曰维新改制,既维稳不伤体(沿袭君权,统治层主导),又行新法(立宪分权策群力),有

利厉行新学之用,加速发展(日﹑俄已有成例).

    一曰推翻旧制,尤张扬能煽动民众情绪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主张以获支持.

    每一社会中掌握权力和资源因而左右天下的都是统治阶层,清廷也不例外,所以闭关自

作天朝之梦不成,维持祖宗成规定法就是退而求其次的主流意见.对最高统治者而言,这关乎

君权社稷﹑身家性命﹑子孙利益和一切的一切;对官僚中坚而言,既合维系朝纲﹑安定天下

之虞,也不排除兼获既得利益.中国社会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战败的冲击下仍由他们操舵行

进三十余年,外侮未减(已有的不平等条约依然存在),国家进步不彰,却意外地败在曾经的随

扈小国日本手下,丧权辱国的割地赔款日益加重.在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危局下再败于日本,

统治层借以号令天下﹑统系民心的权威连遭打击,至甲午战争后可以说摇摇欲坠而几乎不存.

民间的忧患意识显得急不可耐,有意无意地开始挑战救亡天下的主导权.如果清廷能在显示

国力渐增的同时,不说战胜﹑至少御列强(欧美国家)或新敌(日本)于国门之外,民间尚不致

于也无理由蔑视其权威.但是,历史没有“如果”一说.

    持旧走不通,只有行维新.戊戌变法实际上是清廷面临国家危亡情急之下的急就章.眼看

陈朽之制不得不变,但统治层并没有统一认识如何来变,结果大部分的变法尚在纸面上,就使

大员们感到核心利益被触及,于是本能地干政而废止变法.对关乎一家的社稷宗庙如此关切,

对天下人共处的国家丧尽颜面﹑国土任人宰割﹑百姓被人欺凌却拿不出应对办法,清廷的作

为进一步将自己仅剩的据以统治的权威和信用抹煞几尽.统治层原先握有的治理和引领天下

的主导权随着权威和信用的流逝而旁落.

    清廷据有天下二百余年,从来不敢掉以轻心的就是满汉种族问题.以如此区区少数的一

个边疆小族满族来统治人口占绝对多数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任何风吹草动都会酿成一个噩梦.

幸亏清廷以汉人的皇权祖制和儒家传统为己用,励精图治,也渐为汉族所接受.但随着清廷外

部被列强欺侮丧权辱国﹑内部被太平天国民乱摇撼而统治衰弱,排满思想趁隙抬头.若是清

廷持续维持统治的权威,并以实际作为显示管理社会和引领国家的能力,民意不会发生那么

快的由离心离德进而责备归罪﹑乃至蔑视唾弃的转变.

    因为清廷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能在对外维护主权﹑对内找到振兴进而建设国家的道路

方面取信于民,相反对自家的政权看守甚严,锱铢必较,民间越来越对统治层丧失信心.信心

动摇之时,民意必然他适,及至信心丧失,则更会转而奋起抢夺国家救亡的主导权.革命党人

鼓吹的极端主张渐被更多的人谈论,浮现为可能的选项.清廷在可视为它最后一次机会的庚 子后新政上,再次失策推出皇族内阁,将私利置于公意和国家存亡之上,使作为其最后政治基础的拥君的立宪党人都失望至极.至此,统治层已被民间各阶层抛弃.保路运动以及由此而生的民间抗争和当局镇压以至触发辛亥革命,不过是历史走到这一步的偶然契机.没有保路运动,就会有其他方式的民间抗争和不满;没有辛亥革命,也会有其他揭竿而起的事件将朽颓的统治摇撼坠地.

    历史确实没有“如果”一说,但在回顾细究之时,略做推演,或许能从不同的侧面衬映彰显历史为何舍弃种种可能而采行那成为事实的唯一路径.

    其一是,如果十九世纪的中国统治者是汉人而非少数民族的满人,寻求国家图存之路不致有这么多顾此失彼﹑难以克服的困难.对要破坏既存制度的革命党人来说,其煽动民众对权威离心离德就远不会那么有效.因为“鞑虏”非常明显地在吾等族类之外,要对同族统治者攻讦,很难以“非吾族类”奏效,因此要摇撼乃至摧毁既有权威就没有那么容易.对要维持既存秩序的统治者来说,若是同族,对前所未有因而充满不确定性的新型改革就不会有太多乃至过分的束缚.换言之,由统治者主导的改革的切实到位和成功的可能性就会提高,于是更有可能避免失序-打碎-纷争-重建-发展的极高昂成本的社会变革路径,而走向维序-改革-发展与旧序脱胎换骨并行的另途.

    其二是,如果十九世纪的中国统治者只须面向国内而无须承受外部的压力来谋求国家图存发展,中国正统君威﹑礼序安民的全社会共认的价值观承传二千余年且行之有效又贯彻至深,其帮助统治层训导和驾驭社会的巨大力量不可小觑.清廷确实兢兢业业依此教诲行事,但顾忌少数民族(满)统治大民族(汉)的致命要害而严加控制,试图以统治层最小的让步换得国家的改变而增国力,反过来加固统治.建立在经年树立的权和屡屡贯彻加强的威的基础上的信用,使得统治层掌握着治理和引领社会的主导权.没有大的突然事件,民意服膺这份信用,全社会基本顺应统治层的主导而行事.如果清廷在十九世纪的当时不是面对武力强盛(背后是国力)又动辄将自己意志强加于弱者的列强,或许可避免在世界各国和本国民众面前因割地赔款而丢尽颜面﹑其维系统治的权和威在一再羞辱之下荡然无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