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朋圓：士紳是革命阻力 廢科舉使年輕人選擇革命

本文摘自：《東方早報》2011年3月30日B02版，作者：石劍峰

核心提示：這個階層賴以生存的科舉制度在1905年就被廢除了，如果後繼無人的話，傳統的東西當然也無法延續下去。科舉制的廢除可以說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和重要因素。新興起來的年輕人不再有發展的餘地，他們就容易走向激進。因此，很多大家族的後人也毅然地選擇搞革命。

“士紳捲入辛亥革命，表面上看是一種助力，但實際上他們也扮演了阻力的角色，因為他們絕對不歡迎激烈的改革。
士紳階層主張在漸進當中改革，實現社會的進步。”

——張朋園

85歲的張朋園是海內外知名歷史學家，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研究主要集中在晚清民國知識分子和當時的立憲運動，他對梁啓超尤其推崇，其代表作包括《梁啓超與清季革命》、《立憲派與辛亥革命》、《梁啓超與民國政治》、《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等。

在辛亥百年之際，正在台灣的歷史學家張朋園日前接受了早報專訪，他對百年前的革命有着自己的判斷，對未完成的立憲和改革有惋惜。談到士紳階層，張朋園認為，士紳捲入辛亥革命，表面上看來是一種助力，但實際上他們也扮演了阻力的角色，因為他們絕對不歡迎激烈的改革。

士紳是革命助力也是阻力

東方早報：你的很多著作和研究都與晚清改良派、立憲派和士紳階層相關，你怎麼看士紳階層與革命的關係？

張朋園：辛亥革命前的中國是一個傳統社會，是一個通過科舉考試選拔人才的社會，這種社會當然瀰漫着一種精英主義，這些精英毫無疑問就是這個國家的領導階層，即所謂的士紳階層，他們左右國家命運。在清朝末年，士紳階層同樣感覺到王朝存在很多缺點，但他們大體上還是擁護這個王朝的，因為他們自身在這個朝代中得到了很多好處，有權有地。如果一旦革命，會對他們自身的利益造成損失。但是，

當他們看到了政治的腐化，清王朝動力的匱乏之後，他們感到了失望，心理上多少產生了對王朝疏離的感覺，繼而轉化為對於革命的同情。

他們是國家的精英，地方上一旦有動亂，他們肯定會出來干預，以掌握局面。因此，地方紳士最終變成了一股左右社會趨向的力量。

紳士同情革命，也怕革命走得太遠，怕影響到他們的勢力。當年孫中山提出“土地國有、增加稅收”，對他們來說是種威脅。

他們覺得自己有必要站出來，不是說他們有多麼贊成革命，而是要將革命柔化，強調適可而止——建立民國即可，不可以再激進下去了。一句話，士紳階層主張在漸進當中改革，實現社會的進步，他們也絕對不歡迎激烈的改革。他們捲入辛亥革命，表面上看來是一種助力，讓人覺得革命形勢一片大好——連士紳階層都加入進來了，但實際上他們也扮演了阻力的角色，目的是為了減緩革命的進程。比如張謇等人，當時也加入了臨時政府，但是對於孫中山的一些措施並不同意。他對於孫中山的評價也不高，認為有時兩人無法溝通。

1905年，士紳階層得以安身立命的科舉制度被廢除了，由於後繼無人，和其相關的傳統也無法延續。可以說，科舉制的廢除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和重要因素。（來源：資料圖）

東方早報：但在革命之後，這個階層逐漸消失了。

張朋園：因為這個階層賴以生存的科舉制度在1905年就被廢除了，如果後繼無人的話，傳統的東西當然也無法延續下去。

科舉制的廢除可以說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和重要因素。新興起來的年輕人不再有發展的餘地，他們就容易走向激進。因此，很多大家族的後人也毅然地選擇搞革命。

可以說，當時中國整個社會都在面臨一個新的整合，政治上、思想上都是如此。從唯我獨尊的儒家思想到百花齊放的思潮，以及向西方學習的態度表現得越來越強烈，民主思潮自然就占了高峰。幾種因素混合在一起之後，使得中國發生了劇烈的變化。

最終，由於社會的不均衡，而走向了馬克思主義。

1905年之後，士紳階層仍舊存在，在上世紀50年代，其中的一些人還活着。這些人享有經濟特權，在社會上又有影響力，是社會上比較強大的保守力量，這又挑起了年輕人進行反叛。

更應強調革命之後的建設

東方早報：革命之後，原先所期盼的民主與共和並沒有真的到來，在你看來它的原因是什麼？

張朋園：我認為，這一點和西方思潮的轉變有很大關係。清政府在末年是希望走向君主立憲、設立議會的道路，效仿日本和英國實現緩慢的轉變。這是受到傳統思潮的影響。

可是到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威權主義興起，西方社會自身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比如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納粹主義。東西方思想不免相互影響，相互參照。孫中山是一個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人，可是後來他也受了這些西方思想影響，然後就走向了另外一邊。蔣介石攫取了國民黨之後，受到這方面的影響更大。

所以，後來國民黨內部沒有民主思想，孫中山思想原來的影子就很難再覓到了。胡漢民、汪精衛這些人的集權主義更加猖狂，叫囂着“黨外無黨，黨內無派”，這個觀念其實就來自於國外。

我們現在更應該強調的是革命之後的建設，1979年之後，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政策符合時代要求，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投入精力去建設。我覺得鄧小平也有“如果革命再革下去，上無片瓦，下無立錐”的觀念在裡面，所以他才會如此堅定要改革和開放。“改革開放”就代表着“放棄革命，慢慢建設”，也就是梁啓超他們曾經說的。

晚清的時候，改良派與革命派在辯論時也說過：“革命之壞在於不利於國家建設”。革命黨對此的回應是：“破房子當然要拆了重新蓋過”。

人民在風雨飄搖中吃盡苦頭，中國人特別是老一輩革命者是特別能體會這點的。對中國而言，是因為沒有在一個安定的環境中實現社會的演進，因此政治上、文化上都沒有辦法往前推。中國人喜歡說“永遠的革命”，一場革命結束後，緊接着再來一場。為什麼不能是“永遠的建設”，即建設之後再建設呢？這是一個觀念性的問題。

東方早報：在台灣地區，國民黨和民進黨兩黨不同的政見和分歧，是否會導致大家對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有不同的評論呢？

張朋園：對於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民進黨是不管的。民眾自身的身份多少會影響他們對於辛亥革命的看法，但要說他們對這段歷史的了解有多深，也不見得。對於大眾來說，他們所了解的，差不多只有一百年前國民黨領導革命推翻清政府這一既成事實而已，而這也不一定準確。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各方面的討論會比較多，這主要還是受到國民黨的影響，不少站在國民黨立場上的歷史學家，包括

這個黨本身，覺得慶祝“百歲生日”是十分必要的。國民黨從民進黨手裡把權力奪回後，他們需要花心思去確保他們的權力，想盡一切方法把這個黨的聲望提高，所以今年對於辛亥革命的紀念應該算是一項比較重大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