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朋圆：士绅是革命阻力 废科举使年轻人选择革命

本文摘自：《东方早报》2011年3月30日B02版，作者：石剑峰

核心提示：这个阶层赖以生存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就被废除了，如果后继无人的话，传统的东西当然也无法延续下去。科举制的废除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和重要因素。新兴起来的年轻人不再有发展的余地，他们就容易走向激进。因此，很多大家族的后人也毅然地选择搞革命。

“士绅卷入辛亥革命，表面上看是一种助力，但实际上他们也扮演了阻力的角色，因为他们绝对不欢迎激烈的改革。
士绅阶层主张在渐进当中改革，实现社会的进步。”

——张朋园

85岁的张朋园是海内外知名历史学家，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主要集中在晚清民国知识分子和当时的立宪运动，他对梁启超尤其推崇，其代表作包括《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等。

在辛亥百年之际，正在台湾的历史学家张朋园日前接受了早报专访，他对百年前的革命有着自己的判断，对未完成的立宪和改革有惋惜。谈到士绅阶层，张朋园认为，士绅卷入辛亥革命，表面上看来是一种助力，但实际上他们也扮演了阻力的角色，因为他们绝对不欢迎激烈的改革。

士绅是革命助力也是阻力

东方早报：你的很多著作和研究都与晚清改良派、立宪派和士绅阶层相关，你怎么看士绅阶层与革命的关系？

张朋园：辛亥革命前的中国是一个传统社会，是一个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社会，这种社会当然弥漫着一种精英主义，这些精英毫无疑问就是这个国家的领导阶层，即所谓的士绅阶层，他们左右国家命运。在清朝末年，士绅阶层同样感觉到王朝存在很多缺点，但他们大体上还是拥护这个王朝的，因为他们自身在这个朝代中得到了很多好处，有权有地。如果一旦革命，会对他们自身的利益造成损失。但是，

当他们看到了政治的腐化，清王朝动力的匮乏之后，他们感到了失望，心理上多少产生了对王朝疏离的感觉，继而转化为对于革命的同情。

他们是国家的精英，地方上一旦有动乱，他们肯定会出来干预，以掌握局面。因此，地方绅士最终变成了一股左右社会趋向的力量。

绅士同情革命，也怕革命走得太远，怕影响到他们的势力。当年孙中山提出“土地国有、增加税收”，对他们来说是种威胁。

他们觉得自己有必要站出来，不是说他们有多么赞成革命，而是要将革命柔化，强调适可而止——建立民国即可，不可以再激进下去了。一句话，士绅阶层主张在渐进当中改革，实现社会的进步，他们也绝对不欢迎激烈的改革。他们卷入辛亥革命，表面上看来是一种助力，让人觉得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连士绅阶层都加入进来了，但实际上他们也扮演了阻力的角色，目的是为了减缓革命的进程。比如张謇等人，当时也加入了临时政府，但是对于孙中山的一些措施并不同意。他对于孙中山的评价也不高，认为有时两人无法沟通。

1905年，士绅阶层得以安身立命的科举制度被废除了，由于后继无人，和其相关的传统也无法延续。可以说，科举制的废除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和重要因素。（来源：资料图）

东方早报：但在革命之后，这个阶层逐渐消失了。

张朋园：因为这个阶层赖以生存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就被废除了，如果后继无人的话，传统的东西当然也无法延续下去。

科举制的废除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和重要因素。新兴起来的年轻人不再有发展的余地，他们就容易走向激进。因此，很多大家族的后人也毅然地选择搞革命。

可以说，当时中国整个社会都在面临一个新的整合，政治上、思想上都是如此。从唯我独尊的儒家思想到百花齐放的思潮，以及向西方学习的态度表现得越来越强烈，民主思潮自然就占了高峰。几种因素混合在一起之后，使得中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最终，由于社会的不均衡，而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1905年之后，士绅阶层仍旧存在，在上世纪50年代，其中的一些人还活着。这些人享有经济特权，在社会上又有影响力，是社会上比较强大的保守力量，这又挑起了年轻人进行反叛。

更应强调革命之后的建设

东方早报：革命之后，原先所期盼的民主与共和并没有真的到来，在你看来它的原因是什么？

张朋园：我认为，这一点和西方思潮的转变有很大关系。清政府在末年是希望走向君主立宪、设立议会的道路，效仿日本和英国实现缓慢的转变。这是受到传统思潮的影响。

可是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威权主义兴起，西方社会自身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纳粹主义。东西方思想不免相互影响，相互参照。孙中山是一个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可是后来他也受了这些西方思想影响，然后就走向了另外一边。蒋介石攫取了国民党之后，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更大。

所以，后来国民党内部没有民主思想，孙中山思想原来的影子就很难再觅到了。胡汉民、汪精卫这些人的集权主义更加猖狂，叫嚣着“党外无党，党内无派”，这个观念其实就来自于国外。

我们现在更应该强调的是革命之后的建设，1979年之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政策符合时代要求，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投入精力去建设。我觉得邓小平也有“如果革命再革下去，上无片瓦，下无立锥”的观念在里面，所以他才会如此坚定要改革和开放。“改革开放”就代表着“放弃革命，慢慢建设”，也就是梁启超他们曾经说的。

晚清的时候，改良派与革命派在辩论时也说过：“革命之坏在于不利于国家建设”。革命党对此的回应是：“破房子当然要拆了重新盖过”。

人民在风雨飘摇中吃尽苦头，中国人特别是老一辈革命者是特别能体会这点的。对中国而言，是因为没有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中实现社会的演进，因此政治上、文化上都没有办法往前推。中国人喜欢说“永远的革命”，一场革命结束后，紧接着再来一场。为什么不能是“永远的建设”，即建设之后再建设呢？这是一个观念性的问题。

东方早报：在台湾地区，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不同的政见和分歧，是否会导致大家对于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有不同的评论呢？

张朋园：对于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民进党是不管的。民众自身的身份多少会影响他们对于辛亥革命的看法，但要说他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有多深，也不见得。对于大众来说，他们所了解的，差不多只有一百年前国民党领导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一既成事实而已，而这也不一定准确。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各方面的讨论会比较多，这主要还是受到国民党的影响，不少站在国民党立场上的历史学家，包括

这个党本身，觉得庆祝“百岁生日”是十分必要的。国民党从民进党手里把权力夺回后，他们需要花心思去确保他们的权力，想尽一切方法把这个党的声望提高，所以今年对于辛亥革命的纪念应该算是一项比较重大的活动。